李大兴：冬天的晚宴
冬天的晚宴
－－作者：李大兴
（本文刊登在最新一期《经济观察报》，昨天在网上搜得齐一先生 96 岁高龄照片，知其健在，不胜欣慰）
一
二月的北京，春寒料峭，竖起皮夹克的领子，穿过傍晚时分忙碌拥挤的街道。走进北平食府，点一碗热腾腾的卤煮，打开一瓶二锅头，与阔别多年的朋友聚会，三杯下肚，升起温暖的感觉。有一位兄长级的朋友，三十多年来偶尔听到他的行踪，也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可是见面时竟然想不起是否见过，如果曾经见过，上一次是何时、在哪里？因为有那么多共同的朋友、共同的记忆，按道理一定是见过，大约是七十年代的事吧。虽然我年纪小很多，却是跟着兄长们成长，抬头望着成人的世界，只是到了八十年代初，轨道忽然变线，这一变就到了今天。
另一位朋友和我是两代世交，看着我长大，后来更先后去日本到美国，每隔几年就有一次交集。当年王小波逝世，也是他第一时间告诉我的。进入本世纪后，却因为隔着一个太平洋渐渐少了联系。
旧日朋友相见，自然聊的话题多半是旧日的人与事。说着说着，就说到了一位和我们三人或者家里都有过交集的齐一先生。我小时候称呼他齐一叔叔，但是听说他其实和父亲同年或者长一岁。父亲生于 1918 年，那么齐一叔叔今年可能虚岁有一百岁。很多年没有他的消息了，但是没有消息也就意味着他依然健在，毕竟他也是一位名人，有什么消息我们会被知道的。
齐一先生和我父母是旧交。听家母讲，齐先生的父亲是做过张大帅卫队长的东北军将领，在张大帅皇姑屯遇难时，曾经舍生忘死救出了他的某一位公子。由于齐一并非先生本名，所以他父亲究竟是哪一位尚待考。无论如何，齐一先生是一位将门之子，自幼文武兼修，身形伟岸，性格爽朗，兼具大家子弟的狂气和山大王后代的豪气，言谈举止里透出知识分子与江湖气质的合体。“九一八”事变后，他流亡到北京，后就学于东北大学。他的第一位夫人是东北某位督军的千金，虽然背井离乡，仍然过着优裕的生活。我不知道齐一先生抗日战争期间的人生轨迹，只知道他在抗战结束后不久，携带大量金条和家产投奔了解放区。虽然具体史实语焉不详，颇有故事片风格的叙述是，他穿着长袍，带着一车货堂而皇之地出了北京城，车上某处藏满黄金。他把这一切都献给了党，得到了党的信任，在华北联合大学由研究生而助教，进入革命阵营。
不难想象，齐先生这样受过大学教育的爱国公子哥在党内绝对属于非主流，须谨慎谦虚、如履薄冰，才有可能顺风顺水。然而从高尔泰先生《谁令骑马客京华》一文中所叙齐一先生在 1978 年以红卫兵参拜香蕉来比附瞻仰遗容一事看，可以想见他属于一辈子都管不好自己嘴的那种人。事实上，我小时候曾听过齐先生笑谈自己到解放区后时不时要“冒泡”的往事，只是年代久远记不清细节了。“冒泡”的结果，自然是仕途的坎坷。他先在人民大学任教，后来调入“学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简称，社科院前身）哲学研究所。
如高文所言，齐先生属于“老干部”，而于文革前落脚“学部”的“老干部”大多不是受过处分打入冷宫，就是不被重用置诸闲散的人。齐一先生大约是后者。不过他远非不谙人情世故之人，许多年以后，齐一先生悄悄告诉母亲，他曾经看见一位同事手上戴着他家里的一块大金表，不免震惊，他当然什么都没有问也没有说，把这件事埋在肚子里。他其实并非一个酷爱思考的文人，思想也并非太出格；只是性格做派比较自由随性，属于醇酒风流的人物。在今天他大概会被认为活得潇洒，在当年则不能见容于大多数人，不过文革前也还倒不了大霉。闲着也是闲着，他研究鲁迅和文艺美学，既不曾写很多文章，但也没有以文字整别人。“学部”有一批从“老干部”转型的学人，如今著名者有顾准和李慎之二位先生。顾准走得早，李慎之先生为人方正，要到九十年代思想才发生大变化，而齐一先生那时似乎已经入山隐居了。
二
在我的童年，虽然北京城墙已经拆得只剩下断壁残垣，张自忠路街头长长的灰墙上，醒目地刷着“战无不胜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城市却古老而安静。无论时局怎么变化，执政府门口的石狮子光滑如故。只要天气温暖，不远处灰白的路灯下，总有几个老人坐在马扎上下象棋。当我回想起这幅画面，不禁想知道刻在他们鬓发容颜背后的故事。东四十二条往东走一多半的时候，路北有一条小胡同，两个人走对面要侧身才能彼此通过。往胡同深处看去，伸出很远，仿佛一条幽暗的时光小巷。
杯觥交错之间，我走过那条如今已经记不得名字的小巷，坐在北平食府包间。要自己经历过，才明白漫长琐碎的日常生活中，有故事的人其实并不多。那天晚上我们说起了许多人，齐一先生只是其中之一，不过是很有故事的一位长者，虽然我们知道的并不全。家兄还记得曾经去他家，当时齐一先生已经再婚，他自己有孩子，夫人也带着孩子过来，一家五口，谁是谁的孩子颇不易分辩。到了文革中，齐一先生被整得相当惨，等到七十年代初他的处境有所缓和回到北京时，已是妻离女散。我就是在那时初见他，此前风闻他的消息，心想以其遭际，可能又是一位形容枯槁神情沉痛的叔叔。在我的童年，见过多少成年人劫后重逢时的失声痛哭啊！此刻想起来都还觉得受刺激。齐一先生却是一个例外，神清气爽，面无菜色，谈笑风生，好象什么都不曾发生。有一段时间，由于房子问题，他似乎居无定所，行踪飘忽。可能与此有关吧，他忽然时不时来串门。听多了有怨气或者有怒气的倾诉，齐一先生那些与这个时代或者个人遭际无关的明亮闲聊让人开心。
突然某日，齐一先生来到家中，兴致勃勃又有点神秘地对母亲郑重而言：“于川同志，我有件事情要和你商量。”那时北京买肉需肉票，每一家每月限两斤。齐一先生来就是要用我家一个月的肉票，他统共找了三家朋友，连他自己那份就可以一次买上八斤瘦猪肉了。
原来他不仅擅长骑马打猎，喜欢游泳登山，还精于烹调，尤其是西餐。这次收集肉票，就是要亲自下厨邀请朋友去他的寓所吃西餐。之所以有这么好兴致，好象是因为他终于不知从哪儿借到了一套两居室的楼房，在那时算是极好的运气。他的提议，得到热烈的响应，为匮乏沉闷的生活带来一道涟漪。几家的女主人，少时也都家境比较优裕，虽然过了二十多年革命时代勒紧裤带的日子仍然喜好美食。比如母亲就极爱西餐，虽家中无钱，也偶尔会管不得那许多，带儿子们去位于崇文门的新侨西餐厅过把瘾，但她自己吃得非常少。我从十岁左右就间或在早晨被派去在东单和崇文门之间旧称“ 23 号法式面包房”的点心店买新烤的面包，在那里曾和不少一望而知非普罗大众或胡同串子的前朝遗老，梨园名宿照过面。印象最深的，是面如傅粉的梅葆玖先生。
从小奇馋的我，觉得等待的日子显得如此漫长。漫长的准备工作以及其间为了准备而变得稠密的悄悄往来，使得这次晚餐不知不觉间有了一层隐密的色彩。其实我现在也并不确知它是否真正发生在冬天，但我记忆里的感觉是一个冬天的晚上。天色已全黑，每个人都穿着臃肿深色的棉猴一类的外套。每家人的到达之间，都特意留下一些间隔以免太引人注目；每个人都踏着轻轻的脚步，走了好几层黝黑的楼道。即使进到房间里，也没有人高声喧哗，而是握手与问候。高压年代的聚会，多少竟有些地下工作的味道。
房间里温暖明亮，因为人多简直有点热。我至今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齐一先生怎样能拼出一张长条餐桌和找来那么多刀叉杯盘。白餐桌布该是用的床单吧？那是一次很正式的私人晚宴，每人座前都端放着餐具杯盘。红光满面的齐一先生为大家盛上奶油口蘑汤，土豆沙拉和裹着面包渣的炸猪排，大人们好象还喝了通化葡萄酒，盃盏交错，互表祝福。那是一次大人的晚宴，并没有多少孩子参加，他们的下一代大都插队去了。晚宴进行得并不喧闹，但是快乐和轻松，没有倾诉，也没有神色诡密、严肃紧张的关于时局的议论。他们是彼此认识二十多年，并且在前几年里不曾互相背叛、咬来咬去的朋友，他们很久很久没有这样开心地在一起了。而我一生里第一次吃西餐吃得那么多、那么尽兴、那么撑，在长辈们一片“小饭桶”的评价声中昏昏欲睡。
齐一先生的住处，应是在白家庄一带离现在的国贸不远。那时是一条窄窄的林荫道，路灯是暗暗的昏白色。我们归途乘 9 路公共汽车，在冬夜里哐当哐当地缓缓行驶。我对母亲说，齐一叔叔的炸猪排比新侨的还好吃呢！母亲笑笑，看着车窗外什么都没有说。
三
君自故乡来
应知故乡事
来日绮窗前
寒梅着花未
与来自北京的朋友喝咖啡，说起他经常在西山顶上跑步，从八大处到香山那一长段已经铺了柏油路，每天早晨有许多晨练的人在那里跑步，久而久之就彼此成了朋友。在七十年代，山顶长满大约一米五高的野草，只有一条窄窄的土路，往往走十几里路也碰不上一个人。从香山下来出公园门去乘 33 路公共汽车路上，有几条小胡同，里面多是红砖或者泥坯砌的农家小院。齐一先生天气暖和时就住在那里，经过时我会去看他，但好像大多数时候找不到他。如今的北京有钱人在郊外盖别墅、退休人也有许多租一个农家小院种菜养生，齐一先生竟然先驱了整整四十年。
齐一先生的事业与著作，我其实一直没有太多注意。他关于鲁迅的书，我翻了一下就没有再读。在读高尔泰先生文章之前，我甚至不知道，他是社科院哲学所 1978 年设立的美学研究室第一任主任，李泽厚是副主任。后来他还担任过哲学所副所长、分党组书记，这应该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段当官时期吧，在这段时期里哲学所走出了李泽厚、高尔泰两位著名的美学家。《谁令骑马客京华》里提及齐一先生很“开明”，他和高尔泰曾经关系很好，后来却因为种种事情凶终隙末。其中的具体情形我不知道，高文也仅仅提到思想的分歧、由此发生的争执，大概也是一个方面吧。在那几年，高尔泰先生与齐一先生的继女季小雨女士相爱，后来结婚，经历艰辛后远走美国。我也不清楚齐一先生对他们走到一起这件事的态度，仅仅听说他从此和他们没有来往。在我看来，齐一先生人情练达，豪爽风流，并非礼教中人，他自己一生的恋爱婚姻，也相当丰富多彩，按说不会介入下一代的事。不过这种事情也很难说，本来就属于非理性的，私人的范畴。
不知从哪一年，齐先生在香山旁边买了几间民房，过起隐居生活。八十年代中期，我有一次回国探亲时曾去看望，身体健康，很闲适的样子。听说他弃市里楼房去郊区的时候，周围人都觉得他有病，好在早有不少人不把他当做常人，他也就有了相对大的个人空间。又听说他在郊区住久以后，渐渐与原来的熟人过从不是很多，九十年代后更是飘然一身。当然他身体一直很健康，也有自己的子女，加上那乐观的形象，所以我倾向于认为，他会有一个清静的暮年。
这个世纪也过去了十几年，再去香山，连齐一先生当年住的方位都不清楚了，更没有童子可问，这才是真正的“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而我离北京，离我的少年时代也越来越远。岁月的流逝，仿佛那个夜晚被慢慢留在 9 路公共汽车背后的空气。
转自《诗意与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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