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兴：我的北大琐忆
我的北大琐忆
－－作者：李大兴
一
离开北大整整 37 年了，无论我走到哪里，大多数人都会认为我很像北大的学生。这话并不全是赞扬的意思，这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不过被这么说着，也许对北大的归属感就更强了一些，而且也逐渐成了我个人的标签之一。 2015 年我曾写过一篇《一九八零年的北京大学》，今年是北京大学 120 年校庆，就再写一些说不尽的往事。
我参加高考时，除了北大，没有想过去别的学校。 1980 年是先报志愿后考试，我填的第一志愿是北大历史系世界史专业，本来想报这一个就完了，后来听在经济系任教的姑父的话，加了一个第二志愿：经济系国民经济管理专业。这个专业是那一年新成立招生的，后来发展变革成今天的光华管理学院。
考进北大，也就意味着我的档案转到了历史系。我刚刚报到，就被叫到了系办公室。我记得和我谈话的是两位女老师，王老师好像是历史系党总支副书记，苏老师是系团总支书记，她们开门见山地说，系里决定你任临时班长。我并不吃惊，因为我知道在考分决定一切的时代，高考成绩给我带来一道很亮的光环。令我有些吃惊的是，她们对我上高中的情况了解得很清楚，显然是做过调查研究的。于是我就当了临时班长，还代理了一两节课的体育委员，带领全班同学去上体育课，可我上中学时是凭一张医生证明免体育课的。
档案自然不可能事无巨细，估计其中只记载了我在高二时任班长，却没有我在高一经常旷课，高二免修数学、外语和历史三门课的记录。对于小学、初中辍学在家的我来说，上课是一种需要努力去培养的习惯；不上课则如同吸烟，是很容易上瘾的。没有多久王老师就又找我谈话，让我不任班长，改任学习委员。她大概担心我不高兴，要跟我长谈，但很快发现我是真心无所谓，就很高兴地结束了谈话。
那时我说话语速相当快，一说起来就滔滔不绝，说到兴起处还手舞足蹈，可见是相当张致，可以想象有时候是挺烦人的。我自己对这一点其实也有些自我意识，曾经直言不讳地说：如果在哪儿碰上自己这德性的，首先要敲打他一下。不过说归说，我自己一向是懒得去改的，
在今年的马丁·路德·金纪念日北大校友聚会上，一位校友告诉我，读我的文章然后见到我本人，感觉巨大的反差。我回答说，所谓文如其人，多半情况下是不成立的。我总是背着一个十多斤的大书包，里面照例有一本闲书，有一个大笔记本。虽然不再写日记，但我仍然经常写一点心情或者读书笔记，而且往往是在上课时，做出一副做笔记的样子。 1980 年的笔记本已经不知所踪。我当时远比现在更加丢三落四，有几次笔记写了一半，本子摊开着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干什么了。有一位同学在这时经过，偶然目光扫过我的笔记本，瞥见我的内心世界，后来我们成为好朋友。我其实至今也不知道，究竟是文字反映一个人的真实，还是更具欺骗性。
我依稀还能够想起那年秋天读的书目。入学第一星期是从图书馆里借的泰戈尔全集，然后借到了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还是民国时期出版的繁体字版本。当时读完觉得远胜在高中时读的《西方美学史》，便生些学术有时出于无奈而退步的感慨。在校园里见到过几次朱先生散步的身影，瘦小清癯，给我印象深的是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在历尽沧桑的老一代人中并不多见。
这些书当时都是在外面看不到的，在北大图书馆却能够找到，仿佛发现了一个宝藏。主要是为了读这些与我的专业毫无关系的闲书，我每天早上一大早就到图书馆门口等开门冲进去抢座。恢复高考后的几届北大学生都非常用功，每天早晨图书馆门口都是人挤人。我有十年挤公共汽车的经验，知道最好的方式是溜边儿。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要足够瘦和耐挤，而我当时不满 120 斤。溜边战术成功多于失败，我曾经把这一招教给一个身材瘦小的同学，他过了一阵专门找我来道谢。虽然挤进图书馆的那一瞬间犹如打仗，但并不会发生争执，反而是相当友好。
二
不知道是不是为了补偿免去我临时班长职务，我很快又被任为代表一年级的系学生会委员。当时，学生会是由系里任命的，外系的情况我不知道，历史系是系里从每个年级指定一个系学生会委员，我记不清除此以外系学生会是否还有其他人，一共多少委员。我入学时，历史系学生会主席是七八级世界史专业的郝平，另外一位我记得名字的是七七级世界史专业的姜闻然。系学生会开会，印象里是在 38 楼 4 层靠近楼梯口的一间屋。会议次数不多，我还挺愿意参加，因为几位师兄都温和沉稳，待我如小兄弟，主动指点提携。
加入系学生会不久，就赶上了 1980 年 11 月 3 日开始的竞选。后来的校友很多甚至没有听说过这一幕，然而当时的亲历者往往毕生难忘。每个人一生中都可能有一些经历，虽然不再提起，并不意味着不曾发生，也未必就不重要。去年 11 月 1 日，著名作家、近年来致力于西南联大校史研究的中文系 78 级张曼菱学姐邀我去北大参加西南联大成立 80 周年纪念会，在会场我第一次和她交谈，虽然曼菱学姐的大名我上北大没有多久就印象深刻。我忘记告诉她，我读过她的《北大回忆》。
那是 2014 年夏天，芝加哥北大校友在一位校友的豪宅聚会，遇见曾任北大副校长多年的历史系郝斌老师的女公子李萌，她前一次赠我郝斌老师回忆录，这次她带来一本《北大回忆》。那里面有一章写竞选，当时情景纷至沓来，我自然立马想起张曼菱提出的著名口号：“男性雌化，女性雄化”，这两句口号我觉得相当反映刚刚走出“文革”极度压抑的中国两性状态。张曼菱在大礼堂那场轰动的竞选演讲会我也在场。
张曼菱的竞选其实只是个插曲，那些日子里，整个校园就像打了鸡血一般。第一场让全校热烈起来的演讲会是一位国政系 78 级师兄在 2 教 103 的演说。那个晚上阶梯教室的窗边和走道上都站满人，我忽然想起电影《列宁在 1918 》的镜头。进入二十一世纪，他依然经常演说，但讲的是资本运作。路径的改变，既反映时代也折射个人志向的变迁。在某种意义上，这场竞选是八十年代开幕的一个象征性事件。八十年代落幕后，曾经沉浸在浓厚政治文化气氛里的弄潮儿，到了世纪末纷纷转向追求财富。那些没有跟进的，只好成为寂寞小舞台上的演员。
竞选开始几天后，系学生会临时开了一次会。那次会的主题之一是历史系要不要推出自己的候选人，在会上我能够感到主流是倒也符合历史系传统的保守倾向。我平常在这几位严肃且年长的师兄面前装老实不多说话，但那个晚上想必是露出了打了鸡血般的兴奋。我自然是主张要积极参与，有一位师兄忽然说，你出来选不是挺好吗？说得我张大了嘴，现出一副呆傻相。
那晚的会议没有做任何决定，两三天后那位师兄倒是问过我，但是别人没有提起此事。不久风向一改，很少再有新的候选人，反而是已有的候选人开始考虑退出。
历史系最终没有推出候选人。
某一场热火朝天的演讲会结束后，我离开办公楼礼堂出北大西门，没有赶上最后一班公共汽车，只好步行回位于颐和园东门外的住所。已经是午夜时分，天气寒冷，路无行人。偶尔有大概是刚下夜班的工人，骑着自行车经过灰白的路灯下，目光疲惫呆滞。我忽然感到校园里正在发生的一切，离这个现实的世界其实非常遥远。
我还太年轻，不能够体会到真正让一切不了了之的是时间。还没有到腊月，校园已恢复平静，我开始担心那两门必修课如何应付：那个学期的党史课和哲学课我基本就没去上过。转眼到了期末考试前，我彻夜不眠，在楼道里来回转悠，手握《中国革命史讲义》，口中念念有词。我知道这门课第一需要押对题，第二需要背书。不过我并不是一个老老实实背书的人，在觉得会考红色根据地建立的理论根据这一题后，就去找了一段斯大林 1927 年论中国革命的文字背下来。第二天一看试卷，果然押对了题，心中大喜。这段斯大林语录给我带来了全年级考生里很少有人得到的“优秀”成绩，也是我平生唯一的一次阅读斯大林。
在此之前，我刚刚读过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著《致友人的二十封信》，阅读与课程的巨大反差多少令人难过。
三
合唱团老团长刘楠祺师兄（西语系法语 77 级）嘱我转发他去年四月写的一篇回忆北大“爱好者合唱团”的文章，我从这篇文章才知道当年参加的合唱团原来是自发成立的，还有“爱好者”这样一个名字。我在北大上学时间只有一个学期，期间倒有不少时光是在合唱团里度过的。
辍学的年代里，我有时会在香山或者八大处的山顶上唱歌、在冬季空旷的天坛公园唱歌。我很喜欢唱歌，而且少年时记性好，一首歌唱几遍就连词带谱都能够背诵下来，只可惜好记性多半浪费在背诵《战地新歌》上了。
七十年代学声乐，男生讲究要关闭、要有头腔共鸣等等。我十四岁变声，据两三位声乐教授听过后，说是天生有头腔共鸣，是一个声音条件不错的男中音。文革里，声乐教授多在家里教私人学生。有几年我经常旁听中国音乐学院张畴先生给学生上课，他是沈湘的学生，后来教出不少得国际大奖的学生如邓小俊。我因此见识不少歌者，对怎样才是唱的好很早就有了概念。其实我一堂正经的声乐课也没上过，唱歌完全凭自己的感觉，也就难免位置忽高忽低、声音忽前忽后。上北大以后，我喜欢在未名湖畔唱歌，那时候湖边很少人来人往，挺空旷的。如果是晚上，我会唱舒伯特的小夜曲：“我的歌声穿过黑夜，向你轻轻飞去……”在一个天色已暗的傍晚，我和一位女生在未名湖南岸散步，想找一个地方坐下，可是湖边长椅不多，早就坐满了一对一对的情侣。我对她说：我唱首歌吧，有情趣的人会觉得我唱的歌是给他们助兴，觉得被我吵的人就会给我们腾出椅子。然后我就开始唱《月亮颂》，“皎洁的月亮挂在天上，银白色的月光照远方……”一曲唱完，果然找到一把长椅坐下了。
我能在入北大不到一个月就参加了合唱团，也是因为湖畔歌声。两位女高音主力，物理系 78 级女生王红宇和薛文琼骑自行车经过湖边，听到我在唱歌就邀我参加，我听说合唱团是利用每个星期四下午全校政治学习时间排练，立马就答应了。
进入北大爱好者合唱团是我第一次唱合唱，学到不少东西，可是现在还记得的大多是与唱歌没关系的事情。在人民大会堂参加纪念一二·九运动 45 周年音乐会是我在合唱团那半年里最重要的演出，可是舞台上的景象、《五月的鲜花》之外还唱了什么歌，我一点都不记得，只记得我们是从地道进入大会堂的，好像还在地道里等了许久，很多声音在兴奋地聊天。
我在合唱团里是唯一的一年级学生，自然轮不到我说话，只有听的份，而我恰好是一个从小喜欢听别人聊天的人。由于呆的时间很短，多年以后合唱团的人几乎没有谁记得我，我倒还能记得几位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学长。
我个人记忆里，男生一开口就知道受过美声训练的是邹亮，女生王红宇和薛文琼都是很好的女高音。好像是王红宇唱《蓝色多瑙河》，花腔唱得很专业。当时会弹钢琴的人很少，合唱团竟然有两位出色的钢琴艺术指导。一位是研究生老朱，应该是文革前的老五届大学生，这次读刘楠祺师兄文章才知道他的大名叫朱伟灵；另一位是七九级物理系越涛，如今和他的夫人王慧一起引领北大校友爱乐合唱团。
我曾经写过“合唱团里人气最旺的是哲学系 78 级龚继遂。老龚是北京四中的老三届，已过而立之年，身材高大，剃个平头，戴深度近视眼镜。排练开始前或者中间休息时，他身边总是围着一圈人，女生居多，听他侃当时还鲜为人知的弗洛伊德、萨特。我是第一次听到一个人能够把俄狄浦斯的故事和恋母情结要言不烦地讲出来。”老龚的弟弟李三元，曾经在海外留学生中相当有名，我后来到芝加哥和他偶有过从。他不像老龚那样能侃，但是很敢想，行动力也很强。在某种意义上，三元是一个能为风气先的人，四分之一世纪前就提出科技园区、留学生回国创业等在当时很新的概念。没有做成大事之后，他转而热爱冒险运动，去年初因滑翔伞事故不幸去世。
离开北大之前，我曾向楠祺师兄告别。没想到这一别就是 35 年，再见到他已经是前年早春。离开不久后，合唱团被收编成为北大一个正式社团，在八十年代初就颇为著名，至今已近四十年。楠祺师兄的文章发表后，当年带我进合唱团的薛文琼学姐留言，披露了与八十年代名曲《那就是我》创作有关的一段珍贵历史：“瞿希贤、谷建芬等著名作词作曲家来北大采风，创作‘校园歌曲’以抵制当时流行的‘台湾校园歌曲’。创作的歌曲许多是由爱好者成员试唱的，我和红宇都参加了试唱……这些所谓的校园歌曲毕竟没有真实的土壤，都没有流传下来，只有一首《那就是我》，谷建芬重新谱曲后现在仍是男高音常演唱的曲目。不过这首歌被理解为海外游子的思乡曲，大概没有人知道这首歌最初是描绘离开家乡的学子的思乡之情，发源于北大。《那就是我》最初的曲调像首歌谣，我是这首歌的试唱，记得是在办公楼礼堂唱的。”
《那就是我》如今已成流行经典，去年我在芝加哥协助朋友办中国艺术歌曲音乐会，请来一位名叫胡塞的男中音歌唱家唱，是最受欢迎的曲目之一。虽然最初的曲调踪迹全无，现在的版本歌词依旧：
我思恋故乡的渔火
还有沙滩上美丽的海螺
噢，妈妈
如果有一叶风帆向你驶来
那就是我
这首歌自然是老少咸宜，但是五零后、六零后会听得心潮澎湃，大约不仅仅是思乡吧。一首好听的歌能够唤起一个年代的青春，虽然唱着“那就是我”，那时的我已经不复是今日的我。
我与北大的缘分说短很短，说长也长。我在北大不过一学期，不要说合唱团，就连本系本年级的同学都还没认全就离开了。
十分感谢一位不久前刚刚在网上相识，从未谋面的校友。他现在是北京大学教授，在《在生命这袭华袍背后》一书中读到《一九八零年的北京大学》中我因为没有毕业证书也记不住自己的学号，无法办理校友卡，就亲自去北京大学档案馆查询，找到了我当年自己填写的学籍卡、第一学期的成绩单和离校证明。
这样我重新了解到自己当年的学号和离开北京大学的日期。我记得自己当时拿了一张肄业证书，和被开除的学生拿的是一样的证书。这张毕业证书去年在北京故居找到了，家兄专门发了一张照片给我。于是我在 1981 年 2 月 27 日从北京大学肄业，证书号是 810015 。
转自《经济观察报观察家》
转自《民间历史》网（ www.mjlsh.usc.cuhk.edu.hk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