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兴：遥远的哈瓦那

1989-06-04 作者: 李大兴

这样走过

原文 #这样走过的其它文章

分类：

遥远的哈瓦那

－－作者：李大兴

一

很小的时候，我就记住了一首旋律优美的歌曲，是颂扬游击队员的：“美丽的哈瓦那，那里有我的家……”不知从几岁起，我有了一个印象：哈瓦那是一个温暖美丽的海滨城市，离北京非常遥远。后来我来到芝加哥，但是美国离古巴似近实远，隔绝了半个多世纪，芝加哥也是地处寒冷的北国。

今年芝加哥到十一月末还没有下雪，气温也还在摄氏 5 度左右，依然可以去林间漫步。这是一个清冷明亮的初冬早晨，落叶犹在，阳光从枯枝与笔直的树干间射进来，映出几种颜色的和音。

感恩节长周末，照例有若干个聚会，旧友新朋，在一起喝酒聊天唱歌。这也是一种习惯，日常生活本就是惯性的延续。少年时，我就感到节日的空洞，桥上人喧，桥下流水。直到出国留学的头几年，逢年过节我反而会有寂寞之感，大概也是青年人的一种矫情吧。三十岁以后，生活多了些习惯、少了些感觉也就按照习俗尊重礼节：休假、聚会、祝福，一年一年就这样过去了。不过酒会醒、聚终散，林间早晨空无一人，独自走在小径上不禁唱起“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往迷雾的远方……”

当我不再年轻，当远方成为时尚或鸡汤，我宁愿在冬天回望来时路。虽然可能同样在迷雾之中，很多具体的事情已经忘记；虽然暗黑年代的记忆，终究会浸透在潜意识里伴随一生。悲伤的时候，我喜欢放声歌唱，所谓成长，往往是一个走出恐惧，克服自我压抑的过程。肖斯塔科维奇的不和谐音乐、铁皮鼓的尖叫，释放也是一种寻找与自我救赎。

我们比起肖斯塔科维奇要幸运得多，前一段时间有一篇文章很流行，其中写道肖斯塔科维奇曾经说“等待枪决是折磨了我一辈子的主题”。应该是引自沃尔科夫记录整理的《证言－－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然而这部回忆录的可靠性相当值得怀疑。

也许更反映肖斯塔科维奇内心恐惧的是他自己说的话。第十四交响乐有十一个乐章，是十一首诗的独唱配小型管弦乐队。主题是关于死亡、夭折与监狱，肖斯塔科维奇引用四位大诗人 ( 洛尔伽、阿波利奈尔、库切尔贝克和里尔克 ) 的作品，曲折表达一种深刻的绝望。“死亡无处不在 / 它注视着 / 即使在幸福时光……”然而在《真理报》采访他时，肖斯塔科维奇说这部音乐说献给那些光荣牺牲的人，并且引用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段语录：“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每个人只有一次！这仅有的一次生命，应当怎样度过呢？每当回忆往事的时候，能够不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解放而进行的斗争！ ”

在我的童年世界里，并存的是街头上、广播里的豪言壮语与关于抄家、外调、查户口的恐惧。我的一位同学至今能够背诵老三篇，在朋友家说老歌时提起吴雁泽，我不假思索就唱出“满载友谊去远航，望大海、迎朝阳，万里金光。人民海员满怀豪情，乘风劈开千重浪”。这首歌七十年代初响彻在电波和高音喇叭里，那时候旋律好听一点的歌很少，所以每一首都会重复播放重复听，直到耳朵起糨子，直到 45 年后我还能把歌词倒背如流。

那一年我的兄长辈大多数都已经上山下乡，青春的荷尔蒙迷失在广阔天地里。在真实的生活中，王二其实很少见。即使年青，大多数人还是很现实的，在不由自主的时代、在物质匮乏的环境里，经营现世安稳。但是也有少数“老三届”，依然在从小接受的世界革命图景里寄托浪漫情怀，偶尔会听到谁谁也越过边境去缅甸革命的小道消息。大约也是那一年，一本“供批判参考”的《切·格瓦拉日记》开始在兴奋中地下传阅。当时和古巴关系冷淡，“修正主义者”在内部被批判，格瓦拉更是被斥责为“小资产阶级狂热”、冒险的“游击中心主义者”。

二

有些喜好是天生的，并不需要什么理由。我从来对大胡子的革命者不大感冒，看电影《列宁在 1918 》，让我激动的是那短短一段美丽的《天鹅湖》，所以我对格瓦拉完全无感，倒是在 1974 年第一次抽到古巴雪茄印象深刻。有时候我想，关于古巴，除了雪茄和那只动听的民歌《鸽子》，我们还知道什么？

从 1974 年变声起，我经常唱“当我离开我那美丽的故乡，你想不到我是多么悲伤”！一语成谶，后来我就成了青年离开故乡，再也没有回去的人。 2002 年冬天，在迈阿密海滨假日酒店，看着黄昏时的海，唱起这首歌的最后一句：“我们飞过蓝色的海洋，去向遥远地方……”

我已经想不起是在谁家听《鸽子》的黑胶唱片，依稀记得那是一张 78 转粗纹唱片，刘淑芳的声音充满磁性。《鸽子》是地下音乐启蒙圣书《外国民歌 200 首》里流传最广的几首之一，从美声、流行，到北京胡同串子的唱法，不一而足。《外国民歌 200 首》里爱情歌曲并不多，但是也足够传遍村镇城乡，完胜一年一册的《战地新歌》。《深深的海洋》的内容，其实是一个姑娘诉说抱怨花心男友，当年却经常是男孩唱给女孩听的歌。

我应该是从《外国民歌 200 首》知道了舒伯特：“谁骑马飞奔，夜半风中？” 1974 年我经常听完卡鲁索、比约林后，在夜半风中，满怀音乐带来的陶醉走回家。根据日记记载，最晚在 1975 年我已经听过贝多芬的《英雄》与《命运》交响乐，卡拉扬的大名也是在七十年代中期就已经如雷贯耳。

不过，我一点也不记得是什么时候第一次接触勃拉姆斯。几年前，当我入手卡拉扬指挥勃拉姆斯交响乐全集时，有似曾相识之感，好像找到失散多年的记忆。记忆是一件随着时间慢慢破碎的文物，往往需要精心修复。在每一个修复过程与文物本身的叙述之中，历史断断续续、若隐若现。然而集腋成裘，许多片段记忆或者互文、或者各自呈现，多少勾勒出历史的脉络。

这套 1964 年出品的唱片，其中第一、第二交响乐的演绎，被誉为经典。卡拉扬正当盛年，封面照片不那么帅哥，目光却是才华横溢。如果不听勃拉姆斯，就无法鸟瞰西方古典音乐的全景。勃拉姆斯不仅是浪漫主义的象征性人物，后浪漫时期的音乐元素亦多自他始。

这就如同不读宋史，就无法把握中国历史的脉络。宋朝不仅是中世纪的巅峰，更是近世社会政治、伦理思想的滥觞，影响至今犹存。这样的认识是在留学以后，重新学习中国史时渐渐领悟到的。我虽然貌似是学史之人，虽然在留学时接受了严谨的学术训练，然而小时候读过的古籍经典有限，史学著作是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范文澜先生开始。一部他生前只写到五代十国的《中国通史》前四卷，不知翻过多少遍。在仙台上大学时，教授中国古代史的先生是内藤湖南的再传弟子，我由此才知道除了分成几个社会的历史分期之外，还有上古、中古、近世、近代的分法。宋朝是近世的起点、庶民社会的发端。皇权与文官集团结合形成稳定结构，科举不仅为权力结构提供制度性流动，而且有思想教化的功用。

也是在留学时我开始读民国时期的史学著作，在我出国之前，线装书虽然见过很多，却很少看得见民国时出版的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上承乾嘉传统、外接欧美史学、或由日本转口的一代，宛若俄国“白银时代”的文学一样湮没无闻。我很小的时候就听到孟森先生的名字，却一直没有读到他的文章。先生号心史，出生于 19 世纪 60 年代，科举出身，后来又留学日本，先从政后治史。在西学东渐的岁月，他那一代史学家是转折的关键。他的《明史讲义》，其实只是根据课堂讲义编撰的教科书，但是叙述的平实中正，梳理的细密严谨，后人几难望项背。最要紧的是，那一代学人对历史满怀虔敬之心，唯以考据求实为目的。

孟森先生也是最早考证董小宛并非董鄂妃的学者，与现在的历史八卦热完全不同，他对传说故事的考证，是为了重现大变动之际的世态人生。“心史”之号，并非无由，孟森先生是对官方修史、集体著作的弊端有过明确批评的人。他可以说是近代个人著史，史著个人的开拓者之一吧。

我们几代人，由于对历史所知甚少，不知不觉之间，在对具体语境缺乏了解的状态下，就真以为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了。一个人的见识，和他读过的书是密不可分的。虽然有的人读了多少书还是白读，但是不读书或者很少读书，也就很难具有哪怕是部分的真知灼见。在能够看到的书非常有限的时代，认识与思想也就自然有其局限性。少年时代，外面的事情也就是《参考消息》有一些报道，对世界的知识多半来自《各国概况》，关于国外历史只有一本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

具有冲击性的是《赫鲁晓夫回忆录》的出版，据说出版这本书的本意，是为了揭露苏修勃列日涅夫集团，却对我的父辈一代知识分子发生了巨大的冲击。由于名字的敏感性，这部书传阅得更为隐蔽，大约也因此激发了我的好奇心，所以虽然很多地方还不懂，也一口气读了下去。

更为有趣、也更有知识性的是《光荣与梦想》，这本书不止好看，而且提供了在封闭的环境中从未了解的视角。尼克松、肯尼迪、猪湾事件都是如此栩栩如生，历史不再是黑白分明的判断、抽象的概念与意义。

三

许多发生在二十世纪的悲剧事件，十年浩劫里都被屏蔽了。我见到过不少同龄人或者兄长辈，他们真诚地相信，在亚非拉有三分之二受苦人等着他们去解放，切·格瓦拉自然是他们的偶像。那些年我们看着电影《收租院》、读着《青春之歌》、唱着《红星照我去战斗》，长大后却发现这一切踪迹全无，成为过去的符号、共同记忆的密码。然而，过去是一直在那里的，尤其那些结束在暧昧和刻意遗忘里的事，时不时暗中影响着现在。

也许，读史的意义就在于此：我们关于遥远往事的追溯，也关系着我们对当下的理解。也许，就是在这层意义上，那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是成立的。读《明史讲义》时，常常有太阳底下无新事的感慨。所谓“六部一院”的明制，后来往东厂演变。先父所在的近代史研究所，就座落在东厂胡同，偶尔走进那个院落，似乎能够感到历史的沉积。

九十年代初我已到美国，看罗伯特·雷佛德主演的电影《哈瓦那》，革命成为爱情故事充满悬念的背景。无论在怎样的年代、什么地方，乌托邦的理想与革命的热情大多不能持续长久，取而代之的往往是爱情的靡靡之音，或者是享乐主义的消费社会。当然，一直隐藏在背后不变的，是现实生存与日常生活，其难易程度往往影响历史的走向。

从闭关锁国到开放改革，几十年的时间中国故事如万花筒般变化，人们的知识与视野亦然。在巨变之中，认知的混乱与迷茫往往在所难免。即使是同一段历史，看到的角度与场景往往不知不觉中已经改变。

当你死我活的战争被柔情替代，我们就可以看到在遥远的民国年间，大漠孤烟直的秋日黄昏，一座孤零零的边城之上，一个穿长袍的青年，风吹起他的围巾轻扬。伫望太阳升起的方向，暮色里只有天野茫茫。他想起那个梧桐树林荫道的城市，穿青花布旗袍的女郎静静走在身旁，有一种淡淡的芬芳穿过雨后湿润的空气。

我成长的八十年代已不再是那样含蓄，林荫道渐渐消失，公园的长椅上，有情侣相偎依。在天色微明的早晨，一栋红砖居民楼下，青年乘了十七个小时火车，来惊喜他心爱的姑娘。他们拥抱，轻轻一吻，太阳就升了起来。

又过三十多年后，传诵一时的诗是《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 我是穿过枪林弹雨去睡你 / 我是把无数的黑夜摁进一个黎明去睡你”。大半个中国都起了高楼，燃亮了霓虹灯。入夜，都市街道是一个闪亮灯光的大停车场。在微信匆匆的年代，人们相逢、相识、相睡，然后领证买房，或者消失在茫茫灯火夜色中。

波兰诗人米沃什说过，人生可能是悲剧，但本应是庄严的神圣的。这是希腊美学的基本要义之一，然而当代人的生活更多是荒诞与一地鸡毛。在变幻的年代，很多时候是自己把自己灭了。“不作不死”这句流行语直挺挺译为“ no zuo no die ”，恐怕不仅意味着中国元素影响力的增加，也反映出全球化时代的某种共同趋势。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上世纪的悲剧与冲突，如果能够转换成闹剧乃至喜剧，还是值得庆幸的。作为一个历史读多了的人，狂热、盲目乐观、理想主义与我无关，冷静而不冷漠，有时悲观但是并不绝望，对人的命运常怀温情与期待。

八十年代初在日本时，去美国旅游是日本人的时尚，日本游客也是美国旅游业的支柱之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今中国游客在全球范围取代了日本游客的位置。少年时听我唱《鸽子》的朋友，许多人都去过了古巴，只有我依然离哈瓦那很遥远。不过，我从来不是通过旅行了解世界的人，在读书与行走之间，一直倾向于前者。这也多少由于我并不是一个具有敏锐观察力的人，路过一个城市，也就能记住风景与美女。另一方面，我也不认为短暂的旅游能够增加多少对异乡的认知，留下的更多是照片和美好时光。

朋友请我抽古巴雪茄，在美国这可曾经是非常稀罕的。听朋友讲他的见闻，当地人朴素的生活。不少事情似曾相识，便彼此会心一笑。我忽然想起小时候家里有一本《历史将宣判我无罪》，书里的慷慨激昂让我读了好几遍，现在却一个字也不记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