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陶:冯骥才的财富

1989-06-04 作者: 李宗陶 原文 #这样走过 的其它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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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的财富

---- 李宗陶


这院里有说不来的清香。风,一紧一慢送过来,仿佛埙的声气。长春藤爬满了暗格呢料子般粗朴的壁墙,老叶子开始舞蹈,打着旋落下,被阳光一照,透明的金黄,或赭红。扫落叶的阿姨停下扫把立在那里,一时竟看呆了。

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周恺作品,一个试图在21世纪找回诗意的所在。院子里疏疏摆放着刻着“福海寿山”的明代白楼、独木舟、石雕、古墓碑饰、长江纤夫石,只有塘里的鱼儿是新的。楼里陈设着宋代石首、清代屏风、50年代初的星海钢琴、画家韩美林用金丝楠木做的雕花椅……多是拍卖行图册上寻不到的物件、冯骥才近四十年的收藏。

有藏友讲故事:二十多年前,天津沈阳道潘氏兄弟打晋中弄回一辆小姐坐的马车,榉木,带篷,车身玲珑,车把车边包以白铜,上有簪花,或四季花卉,或故事传说。冯骥才听闻,立刻打电话给近处的朋友:不管什么价,按住,半小时就到。名人收货,卖家手辣,二人遂以一万五千元买下,轰动整条街。一时间,沈阳道上处处可见马车。藏友问:若买错了怎么办?他笑道:有你的眼,有我的眼,怎么能错?就是错了,失手不失态嘛。现在,它也被请进了学院博物馆。

世人多半知道有个作家或政协委员冯骥才,只有到了天津地界上,走过五六个展厅、三四个博物馆,立在排排摞摞的实物与照相近前,方能初识此君。尤其是身高1米92、穿46码鞋、“七十后”刚刚开始、朋友称“大冯”的主人公玉树临风走进来,清清朗朗开口时。

四驾马车

就是我现在干的这4件事儿:文学、绘画、民间文化保护,还有教育。我属马,不是4匹马拉一辆车,是一匹老马同时拉着4辆车。去年(2012年9月9日)我在北京办了一个挺大的展览,就叫“四驾马车”。它是怎么回事呢?

每年我过生日都是两会期间——我是1983年的政协委员,当了7届,本来该退,可还让我们当,老的就剩下韩美林和我了——每年我都悄悄地,给我妈妈打个电话,她今年97岁了。(2011年)那天快散会了,忽然姜昆见我面跟我讲,哎大冯,明晚韩美林家过生日啊。哎,我说,姜昆你可别闹啊,我特别怕折腾别人,没意思,都是朋友,都那么忙。可不知怎么,大家都知道了。第二天,我爱人也来了。在美林家,我一看,好家伙那么多人,我特别不好意思。有些人来不了,送了花篮来。到8点来钟,宋祖英来了,她说大冯老师我有演出,完了去买了件礼物,来晚了。那一刻,我真是感动,就想着明年生日一定要跟朋友们有个交待,交待这70年我都干了些什么。

冯骥才16岁学画,师从严六符先生,规规矩矩从《芥子园画传》起步(他保存着民国时期上海中原书局印行的这本画传),习马远、夏圭这一路北宋画法;后投在惠孝同先生门下。惠先生也是大收藏家,宋元真迹像王诜的《渔村小雪图》、郭熙的《寒林图》、吕纪的《四喜图》都舍得拿出来,教他临摹,用的是日本的圆丝绢和明代方于鲁的墨。60年代初,他也跟随溥佐、张其翼两位先生学画过花鸟。

1962年2月1日星期四,冯骥才画的《碧云寺石桥》发表在《天津日报》上,他保存着那天的报纸。当年端看那两栏一长条的首件问世之作,他说,欣喜之情好似发光——他的眼睛偏爱光影,成熟后的画纸上常常发出各种光。

冯骥才临摹《清明上河图》始于“文革”前,从最难的一段虹桥起笔。不足两尺的画面上拥着上百人物,小不及寸,各人各态,相互交错,手脚如米粒。“画家的个性越强,越难临摹。张择端用的笔是秃锋,还有些战笔,仿效非常难,只有临过,才知其中高妙。”

“文革”中有闲,由卷尾起继续临摹。画至兴起,有美籍华人来访,见未成之长卷,忽然屈膝跪下端详,状极虔敬。冯骥才大惊,感动,如遇知音,诺,我给你画一幅吧。画了一年零3个月,始成。遇唐山大地震,家毁,藏画的铁筒在,从废墟中掘出,画卷完好无损。1978年,美籍华人来取画,冯骥才觉得是心里被取走了什么,然君子守信尔。朋友叹,壮哉大冯,让人弄走这样一幅大画!那个时代,一不懂卖画,二不懂忽悠,全凭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和感动,即使感觉有些上当,他想了想,还是要真情。此类故事绵绵不绝,他说,每受一次骗,等于重新经历一次纯真的童年。那最初未完成的《清明上河图》小半临摹卷,如今静静躺在冯氏大树画馆里。他再也没有条件续完了。

冯骥才被归为“伤痕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80年代有位记者问他:你们这一代“文革”后冲入文坛的作家,是不是并没有做好文学的准备?冯骥才答:我在“文革”中秘密写了至少一百万字,却从没想过要发表——那是最接近自由的写作,只为明天记录今天。

他的写作缘于感同身受。有个朋友跟他一样,受累于资产阶级家庭出身,被打到社会底层,在政治高压下又被迫跟母亲断绝了关系,酿成悲剧后深深难安。冯骥才宽慰朋友,活活感受那些矛盾、悔恨和锥心之痛,流下眼泪。朋友用发颤的声音问他:你说,将来的人会不会知道咱们这种生活?他心里一动,悄悄把这个故事写下来,写的时候浑身战栗。“写作不在于什么处女作啊,什么成功,在于自己被憋闷的心找到一条出路、一个可以奔泻的口子。”

他保存着从唐山大地震被震塌的家里掘出的手稿残篇。许多文稿署名是库普林、亨利?希曼、马侨瓦尔卡……其中人物也取的洋名,一旦被发现好托辞“抄写”。可一旦被发现,只有死路一条。“东藏西藏,墙缝砖底,有一阵卷成筒儿藏在自行车的车把里,我天天骑着上班儿。想想不放心,再取出来藏到别处。常常随写随撕,有时候写完轻轻读给自己听,读了几遍不得不丢进炉子。”后来他把这段经历写进小说《匈牙利脚踏车》。

曾经有人说我“文革”情结太深,我说我对“文革”没有情,只有结,这也是我们民族的一个结,我想用笔打开它。

《一百个人的十年》,本想写成巴尔扎克《人间喜剧》那样由一系列长中短篇构成的全景。有一次记者采访,我说想为普通人写一个“文革”的心灵史,我不想写那些特别奇特的命运遭遇,我对人心里边深刻一些的东西感兴趣。来信很多,我筛选后去采访,也有人找我来了。

一次在山东出差,有个人敲旅馆房间门找我,抽支烟,喝杯水,坐那儿聊。他说,你可能要失望,我是一个没有故事、没有情节的人,我什么都没有。我一听,觉得有意思,我也看得出,他有一种难以自抑的诉说的欲望。我问,你还没有什么?他说,我连性格也没有。

他学化学出身,家里三代都是农民,脸朝黄土背朝天总在那儿锄草。他的老师(57年打成右派)告诉他,美国有一种锄草剂,撒到地里不长草只长农作物,他就想研制中国的锄草剂。但当时搞科研是“白专”,他就假借学英文版《毛选》学外语,然后帮着整理书以便进资料室看国外的资料。但即使这样也容易暴露,于是他决定让自己消失。其实57年反右以后,他看到那么多人毁了,就悟到:在中国社会里想做成一件事,最好的办法就是消灭自己——消灭自己的个性、脾气、声音,不让别人看见你、注意你,在人群中好像不存在。我一听,汗毛眼儿都张开了。

整个10年,没有人找他麻烦。任何时候开会,他都在角落里坐着;别人欺负他,他也不发脾气;他从不大声说话,也从不直视别人的眼睛,因为只有你看别人,别人才会注意你。他做成了,中国当时六百多种杂草他说我都有办法。他来找我的时候已经是一位很受重视的专家,国内外会议都找他,也有姑娘争着要嫁给他。可他忽然觉得自己很可怕,没有性格没有历史,他说我不是一个人,异化了。

做这些口述史的过程中,一个很强烈的感受是,好些人非说不可,心里那些阴影不说出来,他们会痛苦一辈子。许多故事写出来完全是卡夫卡的小说。但因为口述这种体裁太容易辨认,给一些受访者带来这样那样的麻烦,比方我写过一个当代于连,还有一个被生产大队长欺负的黑龙江插队女生,后来都来找我讲现实中的难处,所以结集时都没有收进去。

1990年代头几年,许多作家停下手中的笔,有重读《红楼梦》的,有一头扎进古诗词的。冯骥才是重拾画笔,换个频道抒发内心。他的画,拼的不是笔墨,是心神。比如眼前这幅透着高光、表现阳光照在雪地上的《树后边是太阳》,是他读了俄罗斯同名小说,心里感动的作品。

画多则展。在南北巡展的过程中,冯骥才注意到一个变化:一些传统文化、民间艺术正在急速瓦解或消失。他情不自禁开始卖画,想拉回来一点,可那辆马车辎重累累,殊难拖动。1994年,天津要拆近六百年的老城,冯骥才舍我其谁地踏上守卫文化之旅。

2001年,两副新鞍上身。一是被天津大学聘为艺术研究院院长,开始筹建研究院,二是当选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主席。60岁,在大多数中国人告老还乡含饴弄孙的年纪,他却越来越忙。忙的意思是:新世纪前10年每年有1/3时间在田野;上下求索,上至人民大会堂,下至村头破草房。

近二十年里,他求索出一条不同于锄草剂专家的路子,同样做成了事,只是头发常常乱着,眼袋愈发明显。然而,他跟博士生讨论或者打电话交待事情的时候,语速中快,条理分明,反应敏捷,活像70后。

他有个小本子总在身边,记些突如其来的“灵性”,比方这句:大河改道不是它的任性,而是寻求全新的经历与壮观。从画家、作家到传统文化艺术的守护者,到面向官员媒体民众的宣教者,冯骥才身份的过渡、交叉、融合是自然发生的,也是自恰的。文化,是他真正的温情。

上午处理案头工作,下午来学校,事情很多——这是天津大学,我说这里都是“天大的事”。晚上有时去看看我妈妈,她会梳梳头,换身衣裳等我。回到家先睡一觉,一个小时左右起来,精神就回来了,完了吃饭,开始晚上的工作,或者画画——这样别人一天,我就有两天。这办法是谢晋教我的。还有多管齐下,几件事一起推动,像杂技里的转盘子,哪个盘子快停了,拿棍儿转两下。

韩美林说,许多年里,他每年下田野至少3万公里,可他走过的地方,大冯常常已经去过了。几天前,韩美林在这个馆里捐了50万元,支持老友搞的天津皇会展。

有位跟冯骥才相识多年的老记者说,冯骥才周围有一圈心有灵犀、性情相近的朋友。他们很像:纯,真,哪怕说俏皮话都有一层很正的底子;许多都是“有市场价值”的人,但他们没把那些画或作品当钱看(冯骥才说,金子乏味,因为它在哪里都一样),也没把事业当成生意,那不过是他们内心情感的载体。他们是心灵的富豪。而且,从来如此。

二度归零

我的生命里有两次归零,就是家完全毁了,一无所有。一次是文化大革命,1966年;一次是唐山大地震,1976年。我后来开玩笑:前一次是毛主席领导的,后一次是土地爷发动的。

1966年8月23日,一群穿绿服装、戴红袖章、人手一把斧头的男孩女孩闯进冯家,“砸烂旧世界”。其中有个姑娘,模样端正,眼神却叫人害怕。她不吵不闹,砸起东西来分外细致。在同伴们已经扫荡过的房间里,她转来转去,把还算完整的东西一件件翻出来,有条不紊敲个粉碎。然后,她翻出冯骥才的一本相册,把照片一张张抽出来,撕成两半。她做这些的时候,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她格外注意那些有女性——冯的母亲、姐姐、未婚妻——的照片,她冷笑,秀气的眼睛发着寒光,用两只白白的手把它们撕成细小的碎片。

照相主义者冯骥才心痛极了。姑娘走后,他从地上拾起零星残片,将珍贵的童年少年,留下一点点。这姑娘难忘,被写在80年代初发表在《收获》上的散文《书桌》里。

他还被抄家者押进一个房间,猛见30年代照片上过《北洋画报》的文静娴雅的母亲坐在地上,头发被剪秃,满脸涂着紫药水。他眼前一黑,失去知觉,紧接着像被一根皮筋似的东西拉了一下,回转来,前后不过一分钟。事后母亲告诉他,那一分钟里,他瞪着眼睛在狂笑,声音骇人。事后医生告诉他,若没有那根“皮筋”,他可能就疯了。

这之前的24年里,冯骥才无忧无虑,惟一的受挫是报考中国美院未被录取,原因暧昧,似与阶级出身有关。这不算什么。他快乐地在天津市队打篮球,因伤退役后在书画社里领一些计件活,在家里画仿古国画;要么读书,一个人站在屋里背诵《蜀道难》、《赤壁赋》或《致大海》。有时约画友出去写生,有时骑着自行车,车后绑一个木凳,斜背一架廉价相机,穿行在天津老城的街巷中,见识那些宝贝:杨柳青年画、木雕、砖刻、风筝、泥人、灯笼……他保存着那些素描和《天津砖刻艺术》的手稿。这部小书写成于22岁(1964年),不曾出版。

更如意的,是遇见了一个叫顾同昭的女孩子,她后来成为他的妻子。

顾同昭出生在天津五大道最大的一座西班牙式花园别墅里,是她外祖父设计的。50年代变为公产。60年代毛泽东视察天津下榻在那里,从此得名“润园”。在冯骥才看来,顾家平和、安静、本分,女孩子们单纯,像瓷娃娃一样长大。

我妈妈那时候特别爱看越剧,越剧基本都是悲悲戚戚的,跟她伤感的气质相投。我爱人她姨也爱看越剧,那天戏院里,带着她就坐在近旁。她姨就说,这是我外甥女。那时候她好像才20岁,很小。母亲问她干什么的,她说我画画,想考美院。母亲说我儿子今年高中毕业也考美院。她发愁说不知道素描怎么考,母亲说你来我家好了,我儿子也许能告诉你。

那时候也没电话,有一天她忽然就来了。我的房间在二楼,打开门,忘了去过道干什么,她从楼梯跑上来了。那时候北京正举办第26届世界乒乓球赛,她戴一个花朵形状的乒乓球赛纪念章,穿一个蓝色对襟的小褂,因为她从小学芭蕾、学钢琴,步子轻快,仪态很美。我一看,咦,这小孩挺好玩的,挺有感觉。她一见我:请问,这是姓冯吗?我说,呵,是。你就是冯骥才呀。是。她说哎呀,那么高啊!那时候我也很单纯,20岁左右,还没有恋爱的想法。后来,她说,做女孩子的时间长一点好,我们也就没急着结婚,直到“文革”来了。

1983年,冰心和吴文藻先生金婚纪念日,冰心问前去祝贺的冯骥才:你怎么结的婚?

当时我和未婚妻两家都被抄了,我们决定结婚。结婚那天我和她全家去一家小饭馆吃饭。我父亲关在牛棚里,母亲的头发被红卫兵铰了,都没能去。我俩都是被抄户,在饭馆里不敢声张,大家压低嗓子说“祝贺你们”,然后不出声地碰了一下杯子。

街道赤卫队给了我一间几平米的小屋。之前,我把抄家剩下的几件衣服打了一小包儿,夹在自行车后座去的饭馆,可路上掉了,所以我等于两手空空进了那间小屋。屋子中间安一个煤球炉子,床是用3块木板搭的,我捡了一些砖,垒个台子,把木板架在上边。有一个小破桌,向邻居借了两个凳子,此外没有什么了。窗子不敢挂窗帘也不敢糊纸,怕人说我们躲在屋里搞反革命名堂。进屋不多会儿,外边大喇叭响起来,我们赶快关了灯。原来楼下有个红卫兵总部,知道楼上有两个狗崽子结婚,整整闹了一晚上,一个劲儿朝我们窗户上打手电,电光就在天花板上扫来扫去。我们和衣躺下,我爱人在我怀里整整哆嗦了一个晚上。这就是我的新婚之夜。

冰心听完,笑着也是认真地跟我说,冯骥才,你别抱怨生活,这样的结婚才能永远记得。大鱼大肉的结婚都是大同小异,过后是什么也记不住的。

冯骥才本想写一部关于抄家的小说,最终写成中篇《感谢生活》。它被译介的版本最多。

婚后最初十几年的照片一张张看过来,有简陋困苦,有狭小逼仄;有顾同昭在厨房餐厅客厅集于一角的家里转过头来,眼神无助但依然清亮;有冯骥才穿着肘部打补丁的衣服在书堆前忧郁,那补丁方方正正。有了孩子之后两个人脸上的笑多了,可母亲的脸比婴儿瘦小……这一家人的脸上有苦有难也有笑,却没有恨。怎么会没有恨?

恨是悲剧生出的种子,它会再生出一个悲剧来。我没有具体恨过某一个人,尽管有的人对我特别不好。我们单位有一个人,“文革”时整我整得非常厉害,用了各种恶毒的办法,后来我把他的一些心理写到中篇小说《啊!》里边了。《感谢生活》的原型是韩美林,最后一个细节是我的感受:有一天,初秋,我骑车在路上走。那时候单位很穷,我给单位跑业务,联系各厂的包装,常骑车。那天刚下完雨,空气特别好,树叶刚变黄,在逆光里边,被照成透明的金黄。就像我们小时候捂着眼睛看阳光,能看见手是红色的,那是血的颜色,生命的颜色。地上还有积水的反光,那一瞬间我觉得所有的叶子特别有活力,特别美。这时候迎面一块白颜色过来,在秋天蓝跟黄的对比里边,在光影之间,那个白显得特别纯。走近一看,就是整我的那个人,我好久没见他了。在那个特定的光线颜色气氛里,来了个认识的人,我觉得特别亲切,一下子全忘了那些事,跟他说了好些话,也说了一些对生活的看法什么的,结果又变成他揭发我的一个材料。我写这个细节,是觉得艺术家有时候是自己感动自己,过于天真。我也觉得搞艺术的人,如果对生活充满爱的话,不管遇到什么灾难都不会丢掉内心的东西,比如纯洁、天真。

我忍不住提及那些照片上,顾同昭异常干净明亮的眼睛,还有笑容。

她喜欢笑,到现在也这样,特别单纯,而且不会提防任何人。她喜欢画画喜欢艺术,像我妈妈一样,喜欢布置家,把屋子里弄得特别有艺术氛围。她不喜欢首饰,从来不戴;最不喜欢名牌,因为所有的名牌穿戴起来人都变成一样的了。她也不喜欢跟任何人攀比,她觉得自己做的衣服我穿上很合适很好看就可以了。她也不喜欢说社会上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她就是那么一种人。晚上我回到家,她白天看了一个什么东西觉得挺好,就让我看一看,或者我画完以后我们俩一起聊聊这幅画什么的……真正的伴侣一定是越走越近,最后重叠成一个人。

1986年在新加坡评金狮奖,大陆是我和谌容去的,台湾请了陈映真、黄春明,还有诗人非马。最后一天,陈映真很晚来敲门,他是因为“美丽岛事”件刚放出来不久。他说:“我向往革命的东西,但对中国的‘文革’不了解,想问你一个问题,‘文革’破坏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没有破坏得更厉害的东西?”我想了想:“有,它破坏了人的单纯和朴素,人的本质被破坏了。”他问害处是什么,我说,如果每一个纯真的人都变得油滑、老练而且精明了,那么整个社会就坏了。纯洁的人心里爱比较多,他不防备这个社会。人们说世上最好的地方是家,因为那是不需要设防的地方;人们之所以觉得孩子可爱,也是因为孩子的心没有围栏。人变得精熟之后,人和人之间全是算计、提防、怀疑,独独没有了信任和真情,那么人回不去了,整个社会也就回不去了,我觉得“文革”最大的破坏就在这儿。当时他用手敲了敲桌子说,我明白了。

“文革”不全是对经济、文化的破坏,还有对人心的破坏。它跟法西斯不一样,不是残害人的肉体,而是虐杀人的心灵,它制造一种恐怖给你一种压力,让你自己内心崩溃。

天津海河边有个挂甲寺,从前有人游泳淹死了,捞起来盖上草席子,等着家人认领。那些年间,草席不够用,天天有人投河自尽,有老人,有青年,有腰间绑着婴儿的女子……王蒙先生讲过,那年月里活不下去的,大多在政治磨难的同时也正遭受着家庭的不幸——还有哪个地方像当时的中国那样,盛产亲人朋友之间的凶猛、决裂和背叛?那也是需要一种文化和教养的。冯顾两家,没有这样的文化,它出另外一种人。

能在苦难面前活下来,还是一种对生命的本能,就是怀有希望,不管它有多渺茫。我回想那些日子还真不是捱下来熬过来的,是有一种美好的东西在里边。我结婚时那破房子后来弄得——可惜那时候没有相机不然我拍下来——挺好看的。砖垒的垛子上面铺的木板,我爱人找几块布自己做得挺好看的铺上。床脚下有两个破箱子,红卫兵把盖儿都砸碎了,我会点木活,在院子里拾的木条都给它钉好了,完了我爱人在上面拿破棉被做成一个小沙发,后面有垫,下面还有流苏,欧式的那种,摆屋子里也挺好。我们只有一个柜子,也是抄家时让人砸烂了的,我把它立起来,做了一个门,然后在那上边用油漆画了一些画。我当时有句话,生活就是创造每一天。你的生活是你造出来的。它不美好是一个现实,但你可以把它造美好了。

书画、手稿、剪报,几乎被磨平的搓衣板,妻子踮起脚尖挤在小旮旯里洗衣服的小漫画,儿子第一次画的爸爸,儿子在寄居的屋子里学弹钢琴的样子……星星点点都被保存。

我对大地震的亲身体验,第一下并不是左右剧烈摇晃,是所有的东西和人猛地向上一蹦。我爱人的体验是门框下边最安全,当时她摔倒在门框下,屋里屋外砖瓦下雨一样砸下来,她居然一点没受伤。

当时我睡在我们家,也就是长沙路那个阁楼的地板上。那一蹦的瞬间,我本能地扑向儿子的小床,刚把他拉起来,塞在肚子底下,床的上半截就塌了。整个地震也就40秒钟,可我觉得太长了。后来邻居告诉我,整个过程一直听到我在喊,像在嚎,听着很惨,但我根本不记得自己在叫。

我们挖了一个窟窿从楼上跑下来。那是凌晨三四点钟,满街的人都在跑,还有半裸的。我们住着过去英租界一片非常老的房子,很多都塌了,我爱人孩子的脸都是黑的,是老房子顶上掉下来的老灰。也顾不上擦脸,我拉着他们跑到路角一个空地,看看周围没有电线杆子会砸到他们,在一个菜店拿了个菜筐反过来,我说你俩坐在上面别动,我去看看,等我回来。回到院子去拿我的破自行车。邻居说,你这裤衩,冯骥才。他给我一个工装裤,短,露着两截腿,都在流血。我蹬着自行车先去看两家老人,都没事,再把就近的朋友家转了一圈。我记得一上午转了36家,只有一个朋友腰被砸伤了我给他送去了医院。我朋友始终特别多,路上一见,大冯你这腿怎么砸成这样都是血。都凝结了,还有土,也顾不上了。大家互相问问情况,我说我们家完了。他们就往我那个工装裤胸前的兜里塞钱,说你带点钱走。一直到中午,我见着爱人孩子,跟他们一说,都没事,没有砸死的。后来知道天津一共死了一万多人。我爱人问我怎么办,我说人家给我塞了好些个钱我也不知道多少。掏口袋,湿乎乎硬梆梆的一个疙瘩,全是汗。掰开数,一块、两块,我记得就一张5块的,数了半天71 块钱。

当时我和我爱人工资加起来也就一百出头,“文革”10年我都没有一次拿过这么多钱。当时谁给了几块我都记得清清楚楚,三十多年过去,记不清了,但我记得人世间真正的财富是什么。

地震平息以后,我第一件事就是去找我那个腰砸坏的朋友,他有一台海鸥相机,我借来爬上废墟,所有人都在找被褥找衣服,就我在那儿拍照,我要把我整个的家照下来。一堵破墙上还垂着一本日历,正是1976年7月28日,我把它扯下来,留到今天。一个人应该把他经过的事情记下来,这个想法也贯穿我写《一百个人的十年》,“文革”一代人的经历不应该让它轻易翻过去。这也是作家的本质。我后来听说巴金连每次出去的机票都留着,挺感动的,他珍惜生活的每一片羽毛,不让它轻飘飘过去。但凡这样的人内心都有一点伤感,他要精细地生活,要记录生活。我后来做文化遗产抢救也一样,我们见到的每一样东西都必须做档案。民间文化,就是时间创造的财富。

“文革”初,冯骥才望着父亲用小车把家里的物件一车一车推去单位的背影,体会父亲的心情。从出生到现在,他在这座城里搬过9次家,最大的在英租界腹地大理道,4栋楼;最小的8平米。许多次,四壁皆空,一点一点垒起来。人生无常,得失聚散间,他有一种对身外之物的淡漠。于是,我们谈“贵族”和“最后的贵族”,这些在中国看起来虚浮无根的命名。

路易十六的王后上绞刑台的时候,踩到了刽子手的脚,她下意识地说一声对不起,我觉得这是贵族。《简?爱》里的罗切斯特也是。贵族首先有很好的教养,他应该是一个文明的人。
有人理解贵族一个是有钱,一个是傲慢,我觉着这恰恰是土豪。土豪这个词的发明真伟大。真正的贵族是一代一代慢慢养育出来的。第一代人一定带有暴发户色彩,所以托尔斯泰说过三代出贵族。贵族首先是精神的,不是物质的。他有一个不能轻易改变、带有真理性的信念。他是跟责任连在一起的,他必须是有担当的。

转自《南方人物周刊》

转自《民间历史》网( www.mjlsh.usc.cuhk.edu.hk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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