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陶：冯骥才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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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的财富
---- 李宗陶
这院里有说不来的清香。风，一紧一慢送过来，仿佛埙的声气。长春藤爬满了暗格呢料子般粗朴的壁墙，老叶子开始舞蹈，打着旋落下，被阳光一照，透明的金黄，或赭红。扫落叶的阿姨停下扫把立在那里，一时竟看呆了。
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周恺作品，一个试图在21世纪找回诗意的所在。院子里疏疏摆放着刻着“福海寿山”的明代白楼、独木舟、石雕、古墓碑饰、长江纤夫石，只有塘里的鱼儿是新的。楼里陈设着宋代石首、清代屏风、50年代初的星海钢琴、画家韩美林用金丝楠木做的雕花椅……多是拍卖行图册上寻不到的物件、冯骥才近四十年的收藏。
有藏友讲故事：二十多年前，天津沈阳道潘氏兄弟打晋中弄回一辆小姐坐的马车，榉木，带篷，车身玲珑，车把车边包以白铜，上有簪花，或四季花卉，或故事传说。冯骥才听闻，立刻打电话给近处的朋友：不管什么价，按住，半小时就到。名人收货，卖家手辣，二人遂以一万五千元买下，轰动整条街。一时间，沈阳道上处处可见马车。藏友问：若买错了怎么办？他笑道：有你的眼，有我的眼，怎么能错？就是错了，失手不失态嘛。现在，它也被请进了学院博物馆。
世人多半知道有个作家或政协委员冯骥才，只有到了天津地界上，走过五六个展厅、三四个博物馆，立在排排摞摞的实物与照相近前，方能初识此君。尤其是身高1米92、穿46码鞋、“七十后”刚刚开始、朋友称“大冯”的主人公玉树临风走进来，清清朗朗开口时。
四驾马车
就是我现在干的这4件事儿：文学、绘画、民间文化保护，还有教育。我属马，不是4匹马拉一辆车，是一匹老马同时拉着4辆车。去年(2012年9月9日)我在北京办了一个挺大的展览，就叫“四驾马车”。它是怎么回事呢？
每年我过生日都是两会期间——我是1983年的政协委员，当了7届，本来该退，可还让我们当，老的就剩下韩美林和我了——每年我都悄悄地，给我妈妈打个电话，她今年97岁了。（2011年）那天快散会了，忽然姜昆见我面跟我讲，哎大冯，明晚韩美林家过生日啊。哎，我说，姜昆你可别闹啊，我特别怕折腾别人，没意思，都是朋友，都那么忙。可不知怎么，大家都知道了。第二天，我爱人也来了。在美林家，我一看，好家伙那么多人，我特别不好意思。有些人来不了，送了花篮来。到8点来钟，宋祖英来了，她说大冯老师我有演出，完了去买了件礼物，来晚了。那一刻，我真是感动，就想着明年生日一定要跟朋友们有个交待，交待这70年我都干了些什么。
冯骥才16岁学画，师从严六符先生，规规矩矩从《芥子园画传》起步（他保存着民国时期上海中原书局印行的这本画传），习马远、夏圭这一路北宋画法；后投在惠孝同先生门下。惠先生也是大收藏家，宋元真迹像王诜的《渔村小雪图》、郭熙的《寒林图》、吕纪的《四喜图》都舍得拿出来，教他临摹，用的是日本的圆丝绢和明代方于鲁的墨。60年代初，他也跟随溥佐、张其翼两位先生学画过花鸟。
1962年2月1日星期四，冯骥才画的《碧云寺石桥》发表在《天津日报》上，他保存着那天的报纸。当年端看那两栏一长条的首件问世之作，他说，欣喜之情好似发光——他的眼睛偏爱光影，成熟后的画纸上常常发出各种光。
冯骥才临摹《清明上河图》始于“文革”前，从最难的一段虹桥起笔。不足两尺的画面上拥着上百人物，小不及寸，各人各态，相互交错，手脚如米粒。“画家的个性越强，越难临摹。张择端用的笔是秃锋，还有些战笔，仿效非常难，只有临过，才知其中高妙。”
“文革”中有闲，由卷尾起继续临摹。画至兴起，有美籍华人来访，见未成之长卷，忽然屈膝跪下端详，状极虔敬。冯骥才大惊，感动，如遇知音，诺，我给你画一幅吧。画了一年零3个月，始成。遇唐山大地震，家毁，藏画的铁筒在，从废墟中掘出，画卷完好无损。1978年，美籍华人来取画，冯骥才觉得是心里被取走了什么，然君子守信尔。朋友叹，壮哉大冯，让人弄走这样一幅大画！那个时代，一不懂卖画，二不懂忽悠，全凭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和感动，即使感觉有些上当，他想了想，还是要真情。此类故事绵绵不绝，他说，每受一次骗，等于重新经历一次纯真的童年。那最初未完成的《清明上河图》小半临摹卷，如今静静躺在冯氏大树画馆里。他再也没有条件续完了。
冯骥才被归为“伤痕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80年代有位记者问他：你们这一代“文革”后冲入文坛的作家，是不是并没有做好文学的准备？冯骥才答：我在“文革”中秘密写了至少一百万字，却从没想过要发表——那是最接近自由的写作，只为明天记录今天。
他的写作缘于感同身受。有个朋友跟他一样，受累于资产阶级家庭出身，被打到社会底层，在政治高压下又被迫跟母亲断绝了关系，酿成悲剧后深深难安。冯骥才宽慰朋友，活活感受那些矛盾、悔恨和锥心之痛，流下眼泪。朋友用发颤的声音问他：你说，将来的人会不会知道咱们这种生活？他心里一动，悄悄把这个故事写下来，写的时候浑身战栗。“写作不在于什么处女作啊，什么成功，在于自己被憋闷的心找到一条出路、一个可以奔泻的口子。”
他保存着从唐山大地震被震塌的家里掘出的手稿残篇。许多文稿署名是库普林、亨利?希曼、马侨瓦尔卡……其中人物也取的洋名，一旦被发现好托辞“抄写”。可一旦被发现，只有死路一条。“东藏西藏，墙缝砖底，有一阵卷成筒儿藏在自行车的车把里，我天天骑着上班儿。想想不放心，再取出来藏到别处。常常随写随撕，有时候写完轻轻读给自己听，读了几遍不得不丢进炉子。”后来他把这段经历写进小说《匈牙利脚踏车》。
曾经有人说我“文革”情结太深，我说我对“文革”没有情，只有结，这也是我们民族的一个结，我想用笔打开它。
《一百个人的十年》，本想写成巴尔扎克《人间喜剧》那样由一系列长中短篇构成的全景。有一次记者采访，我说想为普通人写一个“文革”的心灵史，我不想写那些特别奇特的命运遭遇，我对人心里边深刻一些的东西感兴趣。来信很多，我筛选后去采访，也有人找我来了。
一次在山东出差，有个人敲旅馆房间门找我，抽支烟，喝杯水，坐那儿聊。他说，你可能要失望，我是一个没有故事、没有情节的人，我什么都没有。我一听，觉得有意思，我也看得出，他有一种难以自抑的诉说的欲望。我问，你还没有什么？他说，我连性格也没有。
他学化学出身，家里三代都是农民，脸朝黄土背朝天总在那儿锄草。他的老师（57年打成右派）告诉他，美国有一种锄草剂，撒到地里不长草只长农作物，他就想研制中国的锄草剂。但当时搞科研是“白专”，他就假借学英文版《毛选》学外语，然后帮着整理书以便进资料室看国外的资料。但即使这样也容易暴露，于是他决定让自己消失。其实57年反右以后，他看到那么多人毁了，就悟到：在中国社会里想做成一件事，最好的办法就是消灭自己——消灭自己的个性、脾气、声音，不让别人看见你、注意你，在人群中好像不存在。我一听，汗毛眼儿都张开了。
整个10年，没有人找他麻烦。任何时候开会，他都在角落里坐着；别人欺负他，他也不发脾气；他从不大声说话，也从不直视别人的眼睛，因为只有你看别人，别人才会注意你。他做成了，中国当时六百多种杂草他说我都有办法。他来找我的时候已经是一位很受重视的专家，国内外会议都找他，也有姑娘争着要嫁给他。可他忽然觉得自己很可怕，没有性格没有历史，他说我不是一个人，异化了。
做这些口述史的过程中，一个很强烈的感受是，好些人非说不可，心里那些阴影不说出来，他们会痛苦一辈子。许多故事写出来完全是卡夫卡的小说。但因为口述这种体裁太容易辨认，给一些受访者带来这样那样的麻烦，比方我写过一个当代于连，还有一个被生产大队长欺负的黑龙江插队女生，后来都来找我讲现实中的难处，所以结集时都没有收进去。
1990年代头几年，许多作家停下手中的笔，有重读《红楼梦》的，有一头扎进古诗词的。冯骥才是重拾画笔，换个频道抒发内心。他的画，拼的不是笔墨，是心神。比如眼前这幅透着高光、表现阳光照在雪地上的《树后边是太阳》，是他读了俄罗斯同名小说，心里感动的作品。
画多则展。在南北巡展的过程中，冯骥才注意到一个变化：一些传统文化、民间艺术正在急速瓦解或消失。他情不自禁开始卖画，想拉回来一点，可那辆马车辎重累累，殊难拖动。1994年，天津要拆近六百年的老城，冯骥才舍我其谁地踏上守卫文化之旅。
2001年，两副新鞍上身。一是被天津大学聘为艺术研究院院长，开始筹建研究院，二是当选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主席。60岁，在大多数中国人告老还乡含饴弄孙的年纪，他却越来越忙。忙的意思是：新世纪前10年每年有1/3时间在田野；上下求索，上至人民大会堂，下至村头破草房。
近二十年里，他求索出一条不同于锄草剂专家的路子，同样做成了事，只是头发常常乱着，眼袋愈发明显。然而，他跟博士生讨论或者打电话交待事情的时候，语速中快，条理分明，反应敏捷，活像70后。
他有个小本子总在身边，记些突如其来的“灵性”，比方这句：大河改道不是它的任性，而是寻求全新的经历与壮观。从画家、作家到传统文化艺术的守护者，到面向官员媒体民众的宣教者，冯骥才身份的过渡、交叉、融合是自然发生的，也是自恰的。文化，是他真正的温情。
上午处理案头工作，下午来学校，事情很多——这是天津大学，我说这里都是“天大的事”。晚上有时去看看我妈妈，她会梳梳头，换身衣裳等我。回到家先睡一觉，一个小时左右起来，精神就回来了，完了吃饭，开始晚上的工作，或者画画——这样别人一天，我就有两天。这办法是谢晋教我的。还有多管齐下，几件事一起推动，像杂技里的转盘子，哪个盘子快停了，拿棍儿转两下。
韩美林说，许多年里，他每年下田野至少3万公里，可他走过的地方，大冯常常已经去过了。几天前，韩美林在这个馆里捐了50万元，支持老友搞的天津皇会展。
有位跟冯骥才相识多年的老记者说，冯骥才周围有一圈心有灵犀、性情相近的朋友。他们很像：纯，真，哪怕说俏皮话都有一层很正的底子；许多都是“有市场价值”的人，但他们没把那些画或作品当钱看（冯骥才说，金子乏味，因为它在哪里都一样），也没把事业当成生意，那不过是他们内心情感的载体。他们是心灵的富豪。而且，从来如此。
二度归零
我的生命里有两次归零，就是家完全毁了，一无所有。一次是文化大革命，1966年；一次是唐山大地震，1976年。我后来开玩笑：前一次是毛主席领导的，后一次是土地爷发动的。
1966年8月23日，一群穿绿服装、戴红袖章、人手一把斧头的男孩女孩闯进冯家，“砸烂旧世界”。其中有个姑娘，模样端正，眼神却叫人害怕。她不吵不闹，砸起东西来分外细致。在同伴们已经扫荡过的房间里，她转来转去，把还算完整的东西一件件翻出来，有条不紊敲个粉碎。然后，她翻出冯骥才的一本相册，把照片一张张抽出来，撕成两半。她做这些的时候，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她格外注意那些有女性——冯的母亲、姐姐、未婚妻——的照片，她冷笑，秀气的眼睛发着寒光，用两只白白的手把它们撕成细小的碎片。
照相主义者冯骥才心痛极了。姑娘走后，他从地上拾起零星残片，将珍贵的童年少年，留下一点点。这姑娘难忘，被写在80年代初发表在《收获》上的散文《书桌》里。
他还被抄家者押进一个房间，猛见30年代照片上过《北洋画报》的文静娴雅的母亲坐在地上，头发被剪秃，满脸涂着紫药水。他眼前一黑，失去知觉，紧接着像被一根皮筋似的东西拉了一下，回转来，前后不过一分钟。事后母亲告诉他，那一分钟里，他瞪着眼睛在狂笑，声音骇人。事后医生告诉他，若没有那根“皮筋”，他可能就疯了。
这之前的24年里，冯骥才无忧无虑，惟一的受挫是报考中国美院未被录取，原因暧昧，似与阶级出身有关。这不算什么。他快乐地在天津市队打篮球，因伤退役后在书画社里领一些计件活，在家里画仿古国画；要么读书，一个人站在屋里背诵《蜀道难》、《赤壁赋》或《致大海》。有时约画友出去写生，有时骑着自行车，车后绑一个木凳，斜背一架廉价相机，穿行在天津老城的街巷中，见识那些宝贝：杨柳青年画、木雕、砖刻、风筝、泥人、灯笼……他保存着那些素描和《天津砖刻艺术》的手稿。这部小书写成于22岁（1964年），不曾出版。
更如意的，是遇见了一个叫顾同昭的女孩子，她后来成为他的妻子。
顾同昭出生在天津五大道最大的一座西班牙式花园别墅里，是她外祖父设计的。50年代变为公产。60年代毛泽东视察天津下榻在那里，从此得名“润园”。在冯骥才看来，顾家平和、安静、本分，女孩子们单纯，像瓷娃娃一样长大。
我妈妈那时候特别爱看越剧，越剧基本都是悲悲戚戚的，跟她伤感的气质相投。我爱人她姨也爱看越剧，那天戏院里，带着她就坐在近旁。她姨就说，这是我外甥女。那时候她好像才20岁，很小。母亲问她干什么的，她说我画画，想考美院。母亲说我儿子今年高中毕业也考美院。她发愁说不知道素描怎么考，母亲说你来我家好了，我儿子也许能告诉你。
那时候也没电话，有一天她忽然就来了。我的房间在二楼，打开门，忘了去过道干什么，她从楼梯跑上来了。那时候北京正举办第26届世界乒乓球赛，她戴一个花朵形状的乒乓球赛纪念章，穿一个蓝色对襟的小褂，因为她从小学芭蕾、学钢琴，步子轻快，仪态很美。我一看，咦，这小孩挺好玩的，挺有感觉。她一见我：请问，这是姓冯吗？我说，呵，是。你就是冯骥才呀。是。她说哎呀，那么高啊！那时候我也很单纯，20岁左右，还没有恋爱的想法。后来，她说，做女孩子的时间长一点好，我们也就没急着结婚，直到“文革”来了。
1983年，冰心和吴文藻先生金婚纪念日，冰心问前去祝贺的冯骥才：你怎么结的婚？
当时我和未婚妻两家都被抄了，我们决定结婚。结婚那天我和她全家去一家小饭馆吃饭。我父亲关在牛棚里，母亲的头发被红卫兵铰了，都没能去。我俩都是被抄户，在饭馆里不敢声张，大家压低嗓子说“祝贺你们”，然后不出声地碰了一下杯子。
街道赤卫队给了我一间几平米的小屋。之前，我把抄家剩下的几件衣服打了一小包儿，夹在自行车后座去的饭馆，可路上掉了，所以我等于两手空空进了那间小屋。屋子中间安一个煤球炉子，床是用3块木板搭的，我捡了一些砖，垒个台子，把木板架在上边。有一个小破桌，向邻居借了两个凳子，此外没有什么了。窗子不敢挂窗帘也不敢糊纸，怕人说我们躲在屋里搞反革命名堂。进屋不多会儿，外边大喇叭响起来，我们赶快关了灯。原来楼下有个红卫兵总部，知道楼上有两个狗崽子结婚，整整闹了一晚上，一个劲儿朝我们窗户上打手电，电光就在天花板上扫来扫去。我们和衣躺下，我爱人在我怀里整整哆嗦了一个晚上。这就是我的新婚之夜。
冰心听完，笑着也是认真地跟我说，冯骥才，你别抱怨生活，这样的结婚才能永远记得。大鱼大肉的结婚都是大同小异，过后是什么也记不住的。
冯骥才本想写一部关于抄家的小说，最终写成中篇《感谢生活》。它被译介的版本最多。
婚后最初十几年的照片一张张看过来，有简陋困苦，有狭小逼仄；有顾同昭在厨房餐厅客厅集于一角的家里转过头来，眼神无助但依然清亮；有冯骥才穿着肘部打补丁的衣服在书堆前忧郁，那补丁方方正正。有了孩子之后两个人脸上的笑多了，可母亲的脸比婴儿瘦小……这一家人的脸上有苦有难也有笑，却没有恨。怎么会没有恨？
恨是悲剧生出的种子，它会再生出一个悲剧来。我没有具体恨过某一个人，尽管有的人对我特别不好。我们单位有一个人，“文革”时整我整得非常厉害，用了各种恶毒的办法，后来我把他的一些心理写到中篇小说《啊！》里边了。《感谢生活》的原型是韩美林，最后一个细节是我的感受：有一天，初秋，我骑车在路上走。那时候单位很穷，我给单位跑业务，联系各厂的包装，常骑车。那天刚下完雨，空气特别好，树叶刚变黄，在逆光里边，被照成透明的金黄。就像我们小时候捂着眼睛看阳光，能看见手是红色的，那是血的颜色，生命的颜色。地上还有积水的反光，那一瞬间我觉得所有的叶子特别有活力，特别美。这时候迎面一块白颜色过来，在秋天蓝跟黄的对比里边，在光影之间，那个白显得特别纯。走近一看，就是整我的那个人，我好久没见他了。在那个特定的光线颜色气氛里，来了个认识的人，我觉得特别亲切，一下子全忘了那些事，跟他说了好些话，也说了一些对生活的看法什么的，结果又变成他揭发我的一个材料。我写这个细节，是觉得艺术家有时候是自己感动自己，过于天真。我也觉得搞艺术的人，如果对生活充满爱的话，不管遇到什么灾难都不会丢掉内心的东西，比如纯洁、天真。
我忍不住提及那些照片上，顾同昭异常干净明亮的眼睛，还有笑容。
她喜欢笑，到现在也这样，特别单纯，而且不会提防任何人。她喜欢画画喜欢艺术，像我妈妈一样，喜欢布置家，把屋子里弄得特别有艺术氛围。她不喜欢首饰，从来不戴；最不喜欢名牌，因为所有的名牌穿戴起来人都变成一样的了。她也不喜欢跟任何人攀比，她觉得自己做的衣服我穿上很合适很好看就可以了。她也不喜欢说社会上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她就是那么一种人。晚上我回到家，她白天看了一个什么东西觉得挺好，就让我看一看，或者我画完以后我们俩一起聊聊这幅画什么的……真正的伴侣一定是越走越近，最后重叠成一个人。
1986年在新加坡评金狮奖，大陆是我和谌容去的，台湾请了陈映真、黄春明，还有诗人非马。最后一天，陈映真很晚来敲门，他是因为“美丽岛事”件刚放出来不久。他说：“我向往革命的东西，但对中国的‘文革’不了解，想问你一个问题，‘文革’破坏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没有破坏得更厉害的东西？”我想了想：“有，它破坏了人的单纯和朴素，人的本质被破坏了。”他问害处是什么，我说，如果每一个纯真的人都变得油滑、老练而且精明了，那么整个社会就坏了。纯洁的人心里爱比较多，他不防备这个社会。人们说世上最好的地方是家，因为那是不需要设防的地方；人们之所以觉得孩子可爱，也是因为孩子的心没有围栏。人变得精熟之后，人和人之间全是算计、提防、怀疑，独独没有了信任和真情，那么人回不去了，整个社会也就回不去了，我觉得“文革”最大的破坏就在这儿。当时他用手敲了敲桌子说，我明白了。
“文革”不全是对经济、文化的破坏，还有对人心的破坏。它跟法西斯不一样，不是残害人的肉体，而是虐杀人的心灵，它制造一种恐怖给你一种压力，让你自己内心崩溃。
天津海河边有个挂甲寺，从前有人游泳淹死了，捞起来盖上草席子，等着家人认领。那些年间，草席不够用，天天有人投河自尽，有老人，有青年，有腰间绑着婴儿的女子……王蒙先生讲过，那年月里活不下去的，大多在政治磨难的同时也正遭受着家庭的不幸——还有哪个地方像当时的中国那样，盛产亲人朋友之间的凶猛、决裂和背叛？那也是需要一种文化和教养的。冯顾两家，没有这样的文化，它出另外一种人。
能在苦难面前活下来，还是一种对生命的本能，就是怀有希望，不管它有多渺茫。我回想那些日子还真不是捱下来熬过来的，是有一种美好的东西在里边。我结婚时那破房子后来弄得——可惜那时候没有相机不然我拍下来——挺好看的。砖垒的垛子上面铺的木板，我爱人找几块布自己做得挺好看的铺上。床脚下有两个破箱子，红卫兵把盖儿都砸碎了，我会点木活，在院子里拾的木条都给它钉好了，完了我爱人在上面拿破棉被做成一个小沙发，后面有垫，下面还有流苏，欧式的那种，摆屋子里也挺好。我们只有一个柜子，也是抄家时让人砸烂了的，我把它立起来，做了一个门，然后在那上边用油漆画了一些画。我当时有句话，生活就是创造每一天。你的生活是你造出来的。它不美好是一个现实，但你可以把它造美好了。
书画、手稿、剪报，几乎被磨平的搓衣板，妻子踮起脚尖挤在小旮旯里洗衣服的小漫画，儿子第一次画的爸爸，儿子在寄居的屋子里学弹钢琴的样子……星星点点都被保存。
我对大地震的亲身体验，第一下并不是左右剧烈摇晃，是所有的东西和人猛地向上一蹦。我爱人的体验是门框下边最安全，当时她摔倒在门框下，屋里屋外砖瓦下雨一样砸下来，她居然一点没受伤。
当时我睡在我们家，也就是长沙路那个阁楼的地板上。那一蹦的瞬间，我本能地扑向儿子的小床，刚把他拉起来，塞在肚子底下，床的上半截就塌了。整个地震也就40秒钟，可我觉得太长了。后来邻居告诉我，整个过程一直听到我在喊，像在嚎，听着很惨，但我根本不记得自己在叫。
我们挖了一个窟窿从楼上跑下来。那是凌晨三四点钟，满街的人都在跑，还有半裸的。我们住着过去英租界一片非常老的房子，很多都塌了，我爱人孩子的脸都是黑的，是老房子顶上掉下来的老灰。也顾不上擦脸，我拉着他们跑到路角一个空地，看看周围没有电线杆子会砸到他们，在一个菜店拿了个菜筐反过来，我说你俩坐在上面别动，我去看看，等我回来。回到院子去拿我的破自行车。邻居说，你这裤衩，冯骥才。他给我一个工装裤，短，露着两截腿，都在流血。我蹬着自行车先去看两家老人，都没事，再把就近的朋友家转了一圈。我记得一上午转了36家，只有一个朋友腰被砸伤了我给他送去了医院。我朋友始终特别多，路上一见，大冯你这腿怎么砸成这样都是血。都凝结了，还有土，也顾不上了。大家互相问问情况，我说我们家完了。他们就往我那个工装裤胸前的兜里塞钱，说你带点钱走。一直到中午，我见着爱人孩子，跟他们一说，都没事，没有砸死的。后来知道天津一共死了一万多人。我爱人问我怎么办，我说人家给我塞了好些个钱我也不知道多少。掏口袋，湿乎乎硬梆梆的一个疙瘩，全是汗。掰开数，一块、两块，我记得就一张5块的，数了半天71 块钱。
当时我和我爱人工资加起来也就一百出头，“文革”10年我都没有一次拿过这么多钱。当时谁给了几块我都记得清清楚楚，三十多年过去，记不清了，但我记得人世间真正的财富是什么。
地震平息以后，我第一件事就是去找我那个腰砸坏的朋友，他有一台海鸥相机，我借来爬上废墟，所有人都在找被褥找衣服，就我在那儿拍照，我要把我整个的家照下来。一堵破墙上还垂着一本日历，正是1976年7月28日，我把它扯下来，留到今天。一个人应该把他经过的事情记下来，这个想法也贯穿我写《一百个人的十年》，“文革”一代人的经历不应该让它轻易翻过去。这也是作家的本质。我后来听说巴金连每次出去的机票都留着，挺感动的，他珍惜生活的每一片羽毛，不让它轻飘飘过去。但凡这样的人内心都有一点伤感，他要精细地生活，要记录生活。我后来做文化遗产抢救也一样，我们见到的每一样东西都必须做档案。民间文化，就是时间创造的财富。
“文革”初，冯骥才望着父亲用小车把家里的物件一车一车推去单位的背影，体会父亲的心情。从出生到现在，他在这座城里搬过9次家，最大的在英租界腹地大理道，4栋楼；最小的8平米。许多次，四壁皆空，一点一点垒起来。人生无常，得失聚散间，他有一种对身外之物的淡漠。于是，我们谈“贵族”和“最后的贵族”，这些在中国看起来虚浮无根的命名。
路易十六的王后上绞刑台的时候，踩到了刽子手的脚，她下意识地说一声对不起，我觉得这是贵族。《简?爱》里的罗切斯特也是。贵族首先有很好的教养，他应该是一个文明的人。
有人理解贵族一个是有钱，一个是傲慢，我觉着这恰恰是土豪。土豪这个词的发明真伟大。真正的贵族是一代一代慢慢养育出来的。第一代人一定带有暴发户色彩，所以托尔斯泰说过三代出贵族。贵族首先是精神的，不是物质的。他有一个不能轻易改变、带有真理性的信念。他是跟责任连在一起的，他必须是有担当的。
转自《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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