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庆曾：全国中青年农村经济研讨会始末

1989-06-04 作者: 李庆曾

这样走过

原文 #这样走过的其它文章

分类： 1970年代至1980年代, 改革开放, 农村问题

全国中青年农村经济研讨会始末

－－作者：李庆曾

引言

不久前发现孔夫子旧书网在拍卖我在 1988 年所写的一封信函。这是一封我代表 “ 全国中青年农村经济研讨会 ”( 下称研讨会 ) 给 “ 中国农经学会 ” 的卢文同志的回函。卢文当时的身份是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联络室的主任，也是中国农经学会的秘书长。

时隔 30 多年，信函中所提及的事情，我已经印象全无，甚至记不得我曾经写过这封信。这封信共 4 页，其中三页正文是我的手迹，另一页名单附件是农业部政研室主任郭书田的手迹。我用的信纸抬头印有我所就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这都证明此信出于我的笔下无疑。

图片源自网络

该信函的内容表明，当时我和卢文同志通过电话联系，就有关研讨会作为 “ 中国农经学会 ” 的二级单位进行活动一事交换了意见。卢文同志来函就该研讨会是否挂靠在中国农经学会征求我们的意见。

由于研讨会的几家发起单位都同意挂靠在农业部，而且何康部长也做过 “ 同意 ” 的正式批复，所以不好更改。我作为研讨会的常务副秘书长兼办公室负责人，按卢文同志的要求，正式回函给中国农经学会的唐志发同志说明情况。

这封我书写的，但早已遗忘了的书信的再现，使我渐渐回忆起了 30 多年前参与全国中青年农村经济研讨会工作的一些经历。

一，研讨会的形成

原农业部副部长高鸿宾自小就喜文弄墨，后经过师大中文系的系统学习，分配到农垦部后没少给领导写发言稿和文件。期间，自己也时不时写一些有关农村经济方面的文章，这样既留存了自己的调研成果，又可以带来一些额外的收入。由于乐此不疲，早早就练就了一支好使的笔杆子。

1984 年初在农垦部做副部长秘书的高鸿宾调到了农牧渔业部政策研究室五处任副处长。

来到政研室后他发现，在农业农村一些重大问题上很少能听到农业部的声音。这与当时热火朝天的农村改革形势不相适应，也与作为全国农业生产主管部门的政策研究机构的职能不相符合。因此，他提出应当把在农村农业经济政策方面的大的事件中应当听到农业部的声音作为研究室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他的这个建议得到了他的顶头上司，政研室主任郭书田的赞同和支持。

高鸿宾认为，要取得农业部在农业经济政策方面的话语权，除了依靠现有的政研室的人员外，还应当汇集各个方面的社会力量积极参与。于是，他把目光也转向了近年来在农村改革中涌现出来的一大批中青年人的身上。通过组织全国性的农村经济研讨会这种松散的组织形式，汇集社会各界有志于农村改革的专业人才，通过对于农村改革中出现的重大问题进行专项的交流研讨，从而在思想碰撞中形成贴近实际的农业农村政策来指导实践。

他的上述想法，得到了人民日报农村部的主任刘允洲，经济日报农村部主任高以诺，农科院农经所所长牛若峰等人的一致支持。这样由上述四家单位共同发起的全国农村经济研讨会首次会议于 1985 年在旅顺召开。

这次会议得到了辽宁省委书记孙维本，大连市政协主席任国栋，市长魏富海的大力支持。一些农经界的老前辈，包括中国农经学会理事长蔡子伟，副理事长王耕今，农业部原副部长刘西庚等到会并讲了话。

二， “ 研讨会 ” 的组织形式

我通过征文入选方式参加了 1985 年在旅顺召开的研讨会的首次全国性会议。

组织者从征集到的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农村经济工作者的数百篇论文中，经过细致的筛选，最后选出了近百名正式代表参会。再加上媒体及有关部门领导，这次会议规模在 100 人以上。当时的具体审稿人是农业部政研室的高鸿宾、张文宝和农科院农经所的陈健。

后排左数第六是本文作者

研讨会的第二次全国会议于 1986 年在苏州召开，具体会务组织安排由农业部政研室的李炳坤和张文宝负责。时任农业部办公厅副主任的刘济民正在苏州挂职锻炼，被任命为市委副书记。这样就为这次全国会议的召开打开了方便之门。农业部的两位老部长边疆和刘锡庚到会并讲了话。正式参会的近百名代表，就农村经济第二步改革充分交换了意见。

当时农业部政策研究室 ( 即后来的政策法规司 ) 的主任是郭书田，郭主任是这个研讨会的主要发起者和领导者。

1987 年后，这个研讨会的组织框架进行了调整，扩充为由六家部委共同发起。他们是农业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人民日报社、经济日报社。挂靠的上级单位仍旧是农业部。

研讨会的组织形式确定为秘书长负责制。六家单位各派出一至二位代表组成秘书处。秘书处设秘书长一人，常务副秘书长一人，副秘书长若干人。研讨会首届秘书长是人民日报农村部的主任刘允洲，后来刘的工作岗位由农村部调到了总编室，研讨会秘书长则由经济日报农村部的主任高以诺继任。

秘书处的日常工作除了每一两年组织一次全国性的理论研讨会外，也经常会不定期的组织一些小型的座谈会，大家就当前社会经济方面的重大问题进行交流研讨。

既然是观点的交流，肯定会有不同意见的交锋，出现与官方主流声音不一致的情况是常有的事。在一次秘书长的例会上，郭主任建议，基于研讨会的性质，把负责研讨会日常工作的办公室从作为国家行政主管部门的农业部，转到作为学术研究单位的社会科学院比较合适。会后，我向我们所长王贵宸汇报工作时谈到了郭主任的建议，王所长完全同意郭主任的建议。这样，研讨会的办公室就转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具体工作就放在了我当时所负责的农村发展所的经济体制研究室。我被指定为常务副秘书长，主持研讨会的日常工作。

这就是我前面提到孔夫子旧书网所拍卖的，我代表研讨会起草的，给中国农经学会的那封函件的大致背景。

信函的内容就是正式向中国农经学会提出申请，把研讨会归为中国农经学会的下属单位从事活动。这份函件还附有郭主任起草的秘书长，常务副秘书长和各副秘书长的名单。

郭书田起草的秘书长名单，图片源自网络

秘书长高以诺（经济日报农村部主任）、常务副秘书长李庆曾（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经济体制研究室主任）、副秘书长高鸿宾（国家扶贫办处长）、副秘书长周彬彬（农业部政研室副处长）、副秘书长蒋中一（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联络室处长）、副秘书长谢杨（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所办公室副主任）、副秘书长刘允洲（人民日报总编室副主付）、副秘书长陈凡（中国农科院农经所副处长）。

三， “ 研讨会 ” 上不同观点的交锋

中国的经济改革从农村改革起步。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 ( 双包到户 ) 是这次农村改革的主旋律。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是全国众多的双包到户的发源地之一。针对这一源自农民的创造，理论界展开了阳关道与独木桥之争。当时，全国还处于粮食供应的紧张时期。双包到户不仅给农民，而且给国家带也来了粮食增产的实惠。

在 1982 年 1 月 1 号的中央 1 号文件中对包产到户等经济形式正式予以肯定。双包到户的推行解放了生产力。全国的粮食总产量从 1978 年的 3.05 亿吨，增至 1984 年的 4.07 吨。但是，自 1985 年开始粮食生产出现了徘徊不前的局面。对于这种形势如何判断，成为理论界和中央领导部门聚焦的问题。

1987 年在蓟县召开的研讨会全国第 3 次会议，正是围绕着这一主题进行的。

这次研讨会有来自全国的 60 多位中青年农业和农村理论和实际工作者参加。 6 个发起单位也都派出了相关的领导到会。当时朱厚泽刚从中宣部调到农研中心做副主任不久，他作为国务院农研中心的领导参加了这次会议。

当时，我被安排为第一个大会发言。我发言的中心是对杜润生同志把 1985 年后粮食供应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紧张的状况归结为消费超前的官方主流说法，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供需矛盾的关键点并不是消费超前，而是生产滞后。

我在台上发言，刚讲了一个开头，说当前社会上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认为 1985 年后出现的粮食供应的某些紧张的状态是由于消费超前。并进一步提出，粮食短期的供不应求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释，一是消费超前，二是生产滞后。

我在台上发言的话音未落，坐在台下首排中央的朱厚泽同志马上接话说 : “ 消费超前的提出是错误的 ” 。作为国务院农研中心新上任的副主任，也可以说是杜润生的副手，在全国性的农业理论研讨会上提出与顶头上司完全相反的意见，让我十分惊愕。这在台下也立刻引起了骚动。

1987 年涿州会议，前排居中者为朱厚泽

我们社科院属于国务院的咨询机构，学术气氛比较浓，科研管理也相对宽松，不同的观点和意见的碰撞习以为常。我作为社会科学院的一名研究人员，对政府有关部门的决策提出不同意见，并不为过。但是，国家行政机关就不同了。

国家行政机关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条件下的首长负责制。个人必须服从组织，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对于行政首长的指示或声音，作为下级来说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保留意见也要执行。因此厚泽同志在全国性的理论研讨会上，公然提出与杜润生同志截然相反的意见，公开反对杜润生同志所提出的消费超前的有关论断，确实让我十分惊讶。不久厚泽同志从作为政府机构的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又被调到作为人民团体的全国总工会工作了。他的再次调动，是否与他发出了与行政首长不同的声音有关，我不得而知。但它调动的曲线耐人寻味 : 党的喉舌－－政府机构－－人民团体。

我最后一次见到厚泽同志是在 1994 年 12 月。这是我自 1989 年到澳洲后第一次回国，也使我有机会和当年一起工作的许多老友再次相聚。

这次聚会的发起人是人民日报的蒋亚平，当时他正在创办人民网。他和当时人民日报农村部的刘允洲、吴长生、陈健等都是这个研讨会的积极参与者。除了蒋亚平外，参加此次聚会的还有朱厚泽，郭书田，刘允洲，高以诺，高鸿宾，周彬彬，陈健，陈凡等。这些人都是当年研讨会一起工作的老相识、老朋友。

当时厚泽同志早已离开全总，在家闲居。当时看起来气色很好，一如当年，谈笑风生。在聚会当中，厚泽同志详细询问了我在澳洲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我向他讲述了在大学工作期间，由于顶撞领导被穿小鞋的经历。厚泽同志大笑不已，说我们是心有灵犀。

四，农业决策部门的两种声音

我在研讨会上的发言得到了研讨会的另外两位副秘书长的明确支持。一位是国务院扶贫办的高鸿宾 ( 后为农业部副部长 ) ，另一位是农业部政研室的周彬彬。研讨会后，我们三个经常聚在一起，探讨如何认识自 1985 年以后形成的农业生产的新形势，研究农村进一步改革的出路。

经上级领导批准，我们三人组成了 “ 农业部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和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经济增长课题组 ” ，目的是对当时农业生产形势进行研判，在此基础上，就如何将农村改革引向深入，从而将农业生产重新引入高速增长的轨道，系统的提出我们的意见。

实际上我们三人早在 1987 年 1 月，以个人联名的方式在《经济日报》上接连发出 “ 形势判断是制定政策的前提 ” 、 “ 常规增长抑或发展迟滞 ” 、 “ 消费超前抑或生产滞后 ” 等三篇文章。对当时官方的主流基调全面的提出了挑战。文章发出正值一年一度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召开期间，各省的书记和负责农业农村工作的主要领导都在北京开会，我们的文章在会上引发了热议。

一天我正在所里上班，副所长陈吉元来到我们研究室通知我，社科院办公厅接到了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指示，让我立即到京西宾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做汇报。当时所里还指派了蔡昉 ( 现社科院副院长 ) 作为我的助手和我一同前往。蔡昉和我同在研究生院经济系学习，他比我晚一届，年龄也比我小七八岁，当时是所里的一般研究人员。蔡昉当时并没有参与我和高鸿宾、周彬彬所组成的课题组，但是他的观点和我们相近。

当我们赶到京西宾馆时，才知道杜老他们也邀请了高鸿宾和周彬彬前来汇报，但他们二位并没有到会。后来得知他们之所以没有到会，是由于郭书田主任的阻止。很明显，农业部政研室作为国家行政机关与国家的另一个更高级别的行政机关唱对台戏的话，那结果会是什么，可想而知。因为当时杜润生作为中国农村改革的领军人物，其身份不仅仅是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而且也是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的主任。无论杜老的资格还是所处的位置都要比农业部的部长高出许多。

当日杜润生同志委托农业部的老副部长李有九和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所的所长陈锡文听取我们的汇报。

我是初次见到李友九，但对此人早有耳闻。他的资格很老，是 “ 一二 · 九运动 ” 的亲历者，是 1930 年代的老党员，当时刚刚从农业部副部长的位置上退下来，是农业部和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的的顾问。

我之所以知道李友九，并不是由于他以前的革命历史，而是由于在当时有关包产到户的阳关道与独木桥的之争中，他是中央坚决反对包产到户的代表人物。从包产到户刚刚出现，直到很多年后，李友九始终坚持己见。万里同志曾多次批评李友九，说： “ 不知道他哪里来的一股劲儿？实践的东西，理论的东西，实践和理论结合的东西，都说服不了他。 ” 但万里也表示： “ 这个人有个好处，不隐瞒自己观点，我喜欢这样的人。不管是谁讲的，即便是小平同志讲的，他都提出不同意见。 ” 李友九的这种坚持和执着，越到晚年越清晰明确。显然，李友九反对包产到户，并不是任何人的意见或思想的影响，而是政见不同，这种固执己见不仅仅出于政治信仰，而且也来自于他自己的工作实践。 ( 参阅赵树凯 : 《中国发展观察》 2018 年第 12 期 ) 对于这样一位老同志，能够在政治观点上如此执着，使我由衷的钦佩。

听汇报的陈锡文可以说是我的老相识。他大约与我同时在 1980 年的年底开始参与 “ 发展组 ” 的活动，也是发展组较早的成员之一。他是七八级人大农经系的毕业生，年龄比我小一两岁。和我一样，他最初也并不是发展组的核心人物，但他本科毕业后直接留在了发展组工作，由于他踏实的工作作风和谦和的为人处事态度，所以很快就脱颖而出，成为当时建立起来的 “ 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所 ” 的主要领导，后来又进一步升任为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在我们汇报过程中，李部长和锡文也经常插话，有时也会对我们的汇报提出些质疑。汇报大约持续了两三个小时。最后锡文送我们出来握手道别。

汇报会后，高鸿宾、周彬彬和我又写了题为 “ 常规增长，抑或发展迟滞 —— 对农村经济发展的现实判断 ” 一文，进一步阐明我们的立场和观点，并以 “ 农牧渔业部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经济增长问题课题组的名义，发表在《经济研究》 1987 年第 9 期。此后，陈锡文在《经济研究》 1987 年第 12 期上，以 “ 中国农村经济从超常规增长转向常规增长 ” 为题，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杜润生同志提出的常规增长的论断，也是代表官方对我们不同意见的正式回应。随后我们又写了 “ 农村改革的现状与未来 ” 一文，对陈锡文的观点进行了反驳。该文以 “ 农业部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与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经济增长课题组 ” 的名义，发表在《农村金融研究》 1988 年第 6 期。在此，感谢《中国知网》，在那里保留了这段历史的上述文字的详细记录。

我们三个人的这个课题组由农业部牵头，所以在外界看来，一边是农业部，另一边是国务院农研中心，这两个主管全国农业工作的中央部门对当前的农业形势的判断，以及下一阶段农村改革的要点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认识，出现了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这无异于对杜老的权威提出了挑战。不久，做为农口领军人物的杜润生，对当时的农业部长何康打了个 “ 招呼 ” ，说农业部管生产，政策由我们来管吧。何康部长把杜老的意见转告给了农业部政研室的郭主任，这样也就终止了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研究。

五，加入 “ 发展组 ”

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从农村改革开始的。

“ 四人帮 ” 被粉碎后，经过十年动乱的国民经济已经坠入了谷底，用当时的话说是经济崩溃的边缘。 10 亿人口 8 亿多农民就是当时的基本国情。

如何让这 10 亿人口吃饱饭，特别是让农村中的 8 亿多农民能够不挨饿，成为当时国家领导者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我是北京第六十五中学 68 届高中毕业生。 1969 年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 11 团 5 连和 9 连，做了 5 年的兵团战士。在 1974 年因病回到北京，又在北京市东城区乳胶厂、北京市玉器厂务工三年多。在恢复高考后的 1977 年，以二级工的身份 ( 标准工资为 41 块 2 毛 5) 考入了北京经济学院（现为首都经贸大学）政治经济系。

1970 年代末期，中国正处于经济改革初启时期。班里同学中和我类似已经具有 10 年左右的工作经验的同学不在少数。班里同学年龄，最大的和最小的竟有 12 岁之差。我们一些年龄较大的同学经常会凑起来谈论一些有关经济改革方面的话题。

我当时选修俄语，对 1970 年代末期开始的苏联东欧的经济改革过程很感兴趣。我们班的王益中同学是校学生会所创办的一份校内学生刊物《学校生活》的主要负责人。他知道我对苏联东欧的经济改革过程感兴趣，多次向我约稿。记得我投了两次搞，都在这张小报的理论版的头条上登了出来。现在还记得其中一篇文章的题目是 “ 苏匈经济改革两种模式的简单比较 ” 。

文章发出就有返响。劳经系的江北辰找到班里的冯存诚和我，说现在有一些经历过上山下乡锻炼的年轻人，正在从事农业改革方面的探讨和研究，并希望我们参加。由于江北辰的推荐，自 1980 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参与了这个由中青年人组成的，以农村发展与改革研究为中心的小组的一些活动。当时这个小组的名称是 “ 农村发展若干问题研究组 ” 。这就是后来名声显赫一时的 “ 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 ” 的雏形。

陈一咨是这个小组的主要领导人。他是 69 届北大毕业生，由于 “ 思想反动 ” ，被下放到山西农村，经过个人奋斗，当上了公社的书记，后被邓力群 ( 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 相中，调到社科院农经所做研究人员。这个小组的另一位领军人物是北大经济系的杨勋老师。她曾因反对聂元梓，在北大被专政并被打入大牢。

陈一咨找到杨勋，通报了正在组织一些年轻人搞农村改革方面的研究工作。扬老师对这项工作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她先后在北大图书馆和后湖的招待所找了房子，作为这个小组的联络点和办公室，从而使这个小组有了自己的根据地。

这个小组的成立大会也是在杨老师的安排下在北大招待所的小礼堂召开的。

这个小组的另一位重量级的领导人是被朱镕基称为 “ 老领导 ” 的，也是我后来做博士生时的导师王耕今先生。他在当时是社科院农经所的副所长，也就是陈一咨的顶头上司。耕今同志是 38 年的老革命干部，在解放初期，做过国家计委农业局的局长，当时朱镕基只是国家纪委的一个普通工作人员。

这个小组正式成立大会是 1981 年初在北大招待所的小礼堂召开的。会议由王耕今同志主持，邓力群和杜润生同志都到会做了讲话。

记得当时的会议室不大，满满当当坐了三四十人。我们经济学院的江北辰，冯存成和我参加了这次成立大会。后来，我们班的杨冠三也参与了发展组的安徽滁县调查等活动。

发展组内部又分为若干个小组，我和老冯是在校生，不可能参与很多的活动，于是选择去理论历史组。当时我们组只有三个人，除了我们俩外还有张木生，他是这个组的组长。张木生生于 1948 年，在 1965 年全国的上山下乡运动之前，他从人大附中初三毕业后就去了内蒙插队。他当时写的《中国农民问题学习 —— 关于中国体制问题的研究》轰动一时，是一位即有学识又有实际工作经验的青年才俊。

我们理论历史组的主要任务就是编辑《马恩列斯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一书，目的是为今后的农业和农村的改革提供理论依据。

为了做好这部书的编辑工作，我们查阅了大量的马恩列斯的有关书藉，收集到了大约二十万字的有关论述，并分门别类进行了整理，编辑成册。

此书的编辑过程实际上也是我们的学习过程。作为副产品，我后来还撰写了 “ 马克思主义有关合作经济的三个重要思想 ” 及 “ 供耕制与合作制始终是两个不同的体系吗？ ” 等文章，并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农村经济》等国家级刊物上发表了出来。多亏了《中国知网》使我现在还能到 30 多年的著述。

1981 年本科毕业后，我又考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研究生。在研究生院学习期间，我仍旧在参与发展组的活动，并在 1983 年由我带队，利用暑假假期，对黑龙江省农业开发问题进行了调查。

当时出于工作方便的考虑，发展组的外出调研大都以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名义进行，这次我们对黑龙江省农业进行的调查也不例外。对发展组来说，最主要的直接联系人是联络室的王岐山。所有发展组的外出调查的活动审批，调查结果的汇报，都由岐山负责安排。所以当时我在农研中心最熟悉，联系最多的也是王岐山。

记得开始，他在联络室的身份是办公室的副处长，很快又被提升为处长。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大印，当时就掌握在他的手里。我们这次调查的介绍信就是我找王岐山开的。一个小小的红色嘉陵摩托是他当时的坐骑，整天东奔西走，在办公室找到他并不容易。

那次参加黑龙江省农业调查一共四人，他们是王斌 ( 后为鲁迅文学院副院长 ) ，张文锦，顾秀玲 ( 后为夏威夷大学博士 ) 和我。他们参与这次调查都是我召集来的，前两位是我读本科时的同班同学，后一位是我正在就读的研究生院的同窗。他们都不是发展组的成员。

我们的介绍信是直接开给黑龙江省农委的。当时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刚刚成立，省农委对这个机构并不了解。但介绍信上的 “ 国务院 ” 三个字引起他们的高度重视。于是我们被安排在了省委最高级的内部招待所 “ 花园邨 ” 。

说是邨，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花园，当时正值夏季，绿树茵茵，百花争艳。园内是一幢幢的独立别墅，别墅之间的间距很大。据说当年毛主席到哈尔滨时就住在这里。

省农委对我们的调查工作做了十分周密的安排。在省府调查期间，不需要我们出门走访，而是由各局、委、办的领导上门汇报。由于我们调查的题目大，范围涉及广，每天上午和下午都有不同部门的人上门汇报。来的人多是些白发苍苍的上了年纪的人，他们的小轿车直接开到我们所住别墅的门口，下车后一进门就点头哈腰的说， “ 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工作 ” 。

我们四个听汇报的人都是三十几岁，而来汇报工作的多是五六十岁的省农口各部门的领导，他们看到国务院派下来的人这么年轻，都十分惊讶。特别是农委接待处的人还私下问我们调查组的另外三位同志 : “ 你们带队的李庆曾同志是什么级别？ ” 由于我们是代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来搞调研的，所以不好说我只是社科院研究生院的在校生，我们的人只得把话题岔了过去。

在我们调查期间，正好赶上胡耀邦总书记来到哈尔滨视察工作。被称为毛主席行宫的花园邨一律清空，于是我们被安排到省委的另一家内部招待所 “ 和平邨 ” 。

黑龙江省的调查结束后，我们又花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写出了一万多字的调研报告，题目为 “ 黑龙江省农业开发问题调查报告 ” 。这个报告刊发在黑龙江省委的内部刊物《学习与探索》杂志上。从而为我们此次的调研工作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此后，我多次找王岐山开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介绍信去各地搞调研，即使我研究生毕业后在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工作期间也未中断。很明显，作为社会科学院的下属单位外出搞调研与作为国务院的下属机构外出搞调研，从工作方便的角度上来看，当然是不可同日而语。凡发展组成员外出搞调研手持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介绍信已是惯例。

由于学业在身，在所有参加过发展组成立大会的三四十位成员中，我参与发展组的活动的程度不深，只能算个在外围活动的普通成员。 1984 年从研究生院毕业后，我并没有去发展组工作，而是选择留在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

追其原因，一是认为自己性格过于耿直，有话就想说，有意见就要提，这在机关工作是不适合的。二是我对全部耕地包产到户始终承持反对意见，属于发展组中的少数派。在大包干兴起的初期，我在农村基层调研时发现，在分配土地时，所有农户都愿意要离居民点近的土地和肥力好的土地，这样，原社队干部在分配土地时，不得不按照土地远近和肥力高低，把全村的土地分为三六九等，然后再将这些不同等级的土地划分为十分零碎的极小地块儿，以便人头一份以示公平。这样，一个农户分得的一两亩地被分成三五小块儿的比比皆是。由此所造成的土地零散的状况，与社会化生产的发展趋势完全背道而驰。

在参与发展组活动期间我曾多次提出，不应把农村的全部耕地分田到户，而应当把农村耕地分为两个部分。集中连片的土地为责任田，采取大面积招标的方式经营，用来保证国家的商品粮供给。其他的土地为口粮田，把这部分土地分田到户，由家庭来经营，用来解决农户的温饱问题。当时冯存诚等同志也对把全部耕地分田到户的做法提出质疑，但我们的观点并没有引起重视。像我们这样不按照上方拟定的基调走，在包产到户这一关键点上，提出完全相反的意见，其结果当然是我们及我们的观点被冷处理，这也完全在情理之中。道不同不相为谋。

毋庸置疑的是，如果我们的意见在当时能够被领导者所接受，那么当今的中国农业，肯定会出现完全不同的格局。

六，与 “ 发展组 ” 渐行渐远

当时杜老是全国上下被公认的中国农村改革的领军人物，被誉称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我作为发展组的成员和杜老所领导的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一直保持着联系。杜老当年是邓子恢的大秘，具有几十年的农村工作经验，对中国的农业和农村有着深厚的感情。每次听他的讲话，都感触颇多，觉得很有深度。特别是他在发展组成立大会上讲话的结束语，让我现在仍旧记忆犹新 : “ 农民不富，中国不会富；农民受苦，中国就受苦；农民还是古代化，中国就不会现代化。 ” 这是多么精辟的论述呀！

在前面提到的 1987 年全国中青年农村理论研讨会后，逐渐听到有人在议论，说李庆曾是发展组的人，杜老是发展组的直接支持者。在这个问题上他不仅没有向其他许多发展组的人一样去维护杜老的观点，反而提出了完全相反的意见。

对于类似的议论我并不介意。我在发展组尽管不是核心人物，但也是其早期成员之一，在接触中我对杜老的学识和为人都非常崇拜。但通过我在本科和研究生院长达 7 年之久的经济学方面的系统学习和农村调查实践，对当时的农业农村形势，自然会有自己的判断。如实的阐明自己的观点和意见，这正是任何一个理论工作者所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 “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 是我从事科研工作的基本准则。

我认为，发展组在 1980 年代初期在推动包产到户为中心的农村改革过程中确实发挥了不少作用，做出了很多的贡献。但在发展过程中渐趋保守，逐渐形成了对杜老的个人崇拜，或者说形成了一个利益群体。一些核心人物从改革初期的推动者，逐渐演化成为中央文件的说明者和解释者，成为中央农业政策主声调的追随者和维护者。当时发展组已经收编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旗下，作为行政机构的一个部门，遵从行政首长的意志是他们的工作准则。我想当时发展组的一些人主动抬轿子，可能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吧。当然，这只是我的一孔之见。

基于这些认识，我对发展组的走向产生了疑问。此后完全脱离了发展组，也不再参加其后来的任何活动。与发展组的那些老相识，尽管仍是同行，但渐行渐远。志不同不为伍。

后来听说我在发展组工作期间，由张木生牵头，主要由我和冯存诚参与主编的《马恩列斯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一书后来在内部出版。冯存诚见过样书，大约有 15 万字左右。我始终并没有见到这本书。不过有资料证明，由我带队到黑龙江省进行的农业开发问题的调查报告被收录在发展组的正式出版的成果汇编中。

七， “ 研讨会 ” 的后续

我是从 1985 年开始参与全国中青年农村经济研讨会的活动，到我在 1989 年 6 月出国的 5 年间，研讨会一共组织过上述三次全国性的会议。就会议规模来说， 1985 年旅顺会议和 1986 年的苏州会议的规模较大，参会者都在百人以上。每次会议的参加者都通过向组委会提交论文，再经筛选后产生。很多当时与会的青年人，后来都成长为中央和地方各单位的领军人物。例如高鸿宾 ( 原农业部副部长 ) 、许善达 ( 原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 ) 、陆贵生 ( 原农业部信息中心主任 ) 、刘福垣 ( 原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 、吴长生 ( 原人民日报国际部主任 ) 、张红宇 ( 原农业部经管司司长 ) 、张文宝 ( 原农民日报总编辑 ) 、蒋亚平 ( 原土地报社总编辑 ) 、江夏 ( 原人民日报农村部主任 ) 、韩俊 ( 农业部副部长 ) 、蔡昉 ( 社科院副院长 ) 、顾益康 ( 原浙江省农办副主任 )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