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刚：我与书的故事
我与书的故事
——作者：李志刚
工作了三十年，看看自己居住的屋子，没有一样值钱的东西，不免感到心酸。但当走进书房，看到依墙竖立的书架上一排一排的书，又有了许多的宽慰。我缺少丰厚的物质享受，但我有丰富的精神生活。我与书为伴，书伴我成长，并产生出了许多有趣的故事。
童年时，我就爱上了书，不过那是看的是小画书，只要一发现，连哭带骗都要把书买来或要来看。我生长在一个贫困偏远的山村，没有书店，很少有人买得起书。谁要是有一本，全村的孩子都会争着传看。我父母在单位上工作，相对条件要好一点，父亲有时到城里开会，我总会缠着他带我去，说是要到城里去玩，其实是想去买书。一次到城里，我要父亲带我去书店，非要买一本《智取威虎山》的小画书，一角多一本，可父亲认为电影都看过许多遍了还买书干什么，就是不买。我先是哭，后是在地上打滚，就是不离开，父亲最终无奈，还是把书卖给了我。有了新的书，小朋友们会来找我借，我向他们讲述书里的故事，心里有一种满足感。
有一年，我逼着父亲给我在邮局订了一份连环画报，每期来我看完后都会把它好好收藏起来。不久，县上来了一个领导，说是来检查工作的，来时带着一个小孩，父亲就把我的画报拿给那小孩看，小孩走的时候，父亲就送给了他。我放学回来后发现画报不见了，问父亲，父亲说送人了，我气得跟父亲争吵起来，要父亲把书要回来。父亲说那是领导的孩子，要与领导搞好关系。我不知道什么关系，就是硬逼着要书，父亲非常气愤，用棍子狠狠抽打了我一顿，但我依然不服，绝食一天表示我的抗议。
上小学高年级的时候，我开始看小说。村里小说书要比小画书多一些，因为有大人也在看，跟他们借，他们不借。为了能看到更多的书，我把父母给我的零用钱积攒下来，到城里的时候悄悄买了两本新的带回来，跟那些大人说：“我有两本好看的新书，如果要看把你们的书拿来交换。”大人们果然把书拿了出来。这样交换着看，使我看了许多书。后来，交换给一个人的时候，他把我的书借给其他人，再也没能要回。我也不还他的那两本书，至今那两本书依然在我的箱子里保存着。
读高中的时候，我到了城里，那时刚刚粉碎“四人帮”，学校里经常开批判会，那些追随过“四人帮”路线的老师有的被隔离审查，有的被揪出来批斗，许多课因而空缺，没有人上。此时，我把大量的时间用来读小说。有一天晚上，睡觉的铃声已经响过，同学们都睡了，我依然点着用墨水瓶制作成的水油灯躺在床上看《苦菜花》，《苦菜花》当时被定为黄色小说，是不允许看的，我偷偷地躲着看，谁知被查宿舍的班主任抓着，我害怕极了，反复向他求情，做检讨。他狠狠批评了我一顿，把书收了，但没有去举报，我躲过了一劫。当时在地下流传着几本手抄本：《奇怪的脚步声》、《一双绣花鞋》、《少女之心》，对这些神秘的书我非常好奇，一心想找来看，但别人就是不借给我。一天，我知道有一个同学有其中的一本，刚好母亲给我寄来了一瓶油炸肉，吃饭的时候，我把他叫来，把肉拿出给他吃，那时学校一个月才能吃到一次肉，除此以外很难有肉吃。他看到我对他这样好，也知道了我的意图，就悄悄地把《一双绣花鞋》拿给我看，但反复叮嘱我，看完马上还给他，千万不能给其他人看到。那天晚上，我躲在床上，吸取之前的经验教训，不再点油灯，而是躲在被子里，用手电筒照明，一口气把书看完。后来我又用类似的方法借来《奇怪的脚步声》看完。那时很想看《少女之心》，但无论用什么样的方法，都没有人敢借给我，因为那是一本据说是很黄的书，要是被发现了不是开除学籍的问题，而是要被劳改。
高中毕业时，刚好恢复高考，在考取大学不多的人数里，我有幸考取了师范专科学校，学制两年。两年的大学生涯，正是改革开放时期，中外许多名著陆续出版发行，我有幸读到许多优秀的作品。那时伙食费由学校发放，家里每月寄十元钱做零用。两年的时间里，我没有买过一件衣服，从家里带来的两套衣服穿到毕业。只要有钱，就拿去买书。学校离书店有两公里的路，只有听说有好书来，就利用星期天早早地去排队购买。每买到一本，就会如获至宝。我书架上摆放着的许多中外名著，大多是那时买的。那时，我的姐姐刚参加工作，被派到省外去学习，要回来时，她写信告诉我，要给我买一双皮鞋，问我穿几码的鞋子。皮鞋在当时是奢侈品，城里有人在穿，山里人只能奢想，我回信给姐姐，皮鞋我不要，可能的话，给我买几本书，姐姐回来后，果然给我带来了好几本书。
有一次，学校进了几本第一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学生多书少，最后只能抽签，我有幸抽到了一本，兴高采烈，兴奋得一夜没有睡着。这本书伴随我工作生活到至今，依然摆放在书桌上。孩子看到这本又老又旧的书，对我说：“爸爸，把这本书好好保存，作为我们家的传家宝。”我说：“好的。我传给你，你再传下去。”孩子充满信心地说：“我会的。”
大学两年，是我买书最多也是读书最多的两年。那时读书似乎是在追求一种曲折的情节、猎奇的故事，对书中揭示的人物形象、思想内容思考得不多，如今想想确实感到肤浅。后来想重读，却再也没有能静下心来。
工作了，我被分配到一个偏远的山区中学教书，从此远离了书店。在学校里，买书只有两种渠道：一是通过邮局订书刊；二是学校有一个采购员，时不时会从城里带一些书来销售。每年，我都会订一些像《十月》、《收获》、《译林》、《作品与争鸣》的书刊。采购员带书来了，每次我都会选购几本。在那文化生活极为落后枯燥的乡村学校，买书看书成了我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
和我同住一个宿舍的一位老师也是一个文学爱好者，我们两有着相同的爱好，经常在一起讨论作品。有一次在讨论路遥写的《人生》时，我们争论得面红耳赤，声音响彻四周，有老师以为我们在吵架，跑来劝解，一看我们是在争论小说，不解地摇了摇头，然后悄悄地离去。回想起当时的那些情景，深感幼稚却又美好难忘。
让我一生遗憾的是，有一外单位的女孩，长得清纯漂亮，认识我后，总喜欢来跟我借书看。她看书很快，隔不了三天就要来一次。每次来我都把我认为写得好的书推荐给她，给她介绍一些书的情节内容。每一次她都是瞪大眼看着我认真地听，微笑的脸上放着红晕，交谈上一阵子才离去。这样的事持续了好长时间，直到我调离学校后才结束。几年后，一个朋友告诉我，那女孩很喜欢我。我听了后一下懵了，说到：“当初她为什么不说？”朋友说道：“一个女孩子你不追她，她怎么好意思说。”“她太漂亮了，我不敢追。”我如实地说道。“那就是你的错了。”朋友说道。“现在她还没结婚吧？”我问道。“已经结了。”听到朋友的回答，我只能默然，把那时的情景化作美好的记忆。
1988年因父母退休回老家，为照顾他们，我申请调到父母的身边。这以后的二十多年里，是我工资长得最快，条件最好的时期，但却是我买书最少看书最少的时期。不知为什么，这个时期创作出版的书，我总感到缺少一种能感染我、震撼我心灵的东西。许多书通常是看了开头就知结尾，看了书名就知内容，华而不实，淡而无味，标题党太多，深刻性不足。为了适应浮躁的社会，我依然买了一些“心灵鸡汤”之类的书，作为无聊寂寞时的消遣。
不久前，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这让我感到惊喜。在我的意识里，当前中国的作家是不可能获得此奖的。莫言的获奖，让我忽然感到就像一只井底之蛙，没能看到喧闹的湖水里依然还有潜伏的鲨鱼。我读书的兴趣再次点燃，我想看一看、感受一下诺贝尔奖的魅力与深邃。于是，我又频繁地走进书店，努力去发现那些隐藏着的美的东西。
我的一生注定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无论未来的生活如何，我都会延续我与书的故事，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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