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凌：文革初始
文革初始
－－作者：李成凌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上海《文汇报》抛出了署名为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我在云大图书馆的报栏上看到了这篇文章，当时我认为这是史学界的一场学术争论，大致看一下就算了。然而紧接着《北京日报》、《解放军报》、《人民日报》以及全国各省的党报几乎无一例外地相继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使人感到这篇文章来头不小，指向并不一般。随之而来，一些报纸的编者按甚至明确指责《海瑞罢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时隔不久，学校里开展了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给人的印象是“第二次反右斗争”来了，不能随便多言，谨慎一点为好。接着斗争矛头又指向校长李广田和原党委书记高治国，一部份教师也受到了大字报的冲击。
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在纪念五四青年节的大会上，根据云南省委的指示，云大党委宣布全校停课闹革命。
（一）大搞突出政治的环境
停课以后，我被抽调到云大党委宣传部搞添设突出政治标志的工作。学校成立了一个专门小组，由图书馆徐老师任组长，我为副组长带领着一帮人在校内干了三个多月，先后在四合院、学生宿舍楼、图书馆和会泽院书写毛主席语录和红色标语。这些标语都是直接写在建筑物上的，高度都在十一、二米左右。我们把两把竹制梯子绑在一起，搭在墙上进行作业。我从未爬过这样的高度，开始时心里有些恐高，但是为了写好毛主席语录，自己鼓着勇气爬上楼梯开始工作，慢慢地适应了这种高空作业的环境。
心中庆幸的是搞这项工作，可以免除写大字报的劳苦。那时候一会儿批判“三家村”的“燕山夜话”，一会儿又是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说实在的我当时对写批判文章不感兴趣。一是因为不了解这些人；二是政治水平低批判不了；三是怕说错话被人抓住小辫子。
那时候搞“唯成份论”，我虽然算不上红五类，但由于我表现积极，系里摸底排队把我列入“可依赖的基本群众”一类，心里相安无事。由于运动期间，我始终缄口不言专心写毛主席语录，这种埋头苦干的精神得到了同学和老师们的好评。有一天系总支副书记杨老师和一群师生来看我写语录，杨老师高兴地对大家说：“李成凌自运动开始以来表现突出，待到运动后期他就是我们纳新党员的对象。”然后又对我说：“好好干，注意安全。”得到系总支的如此表扬，我心里十分高兴，我是个越表扬越卖力的人，为了入党我表现得更加积极，对党和毛主席更加忠诚，更加崇拜。
七月间天热如流火，我们仍然顶着骄阳在工作。一天中午饭后没有午休，我就约着刘弘去图书馆写“发扬抗大传统，增强革命纪律。”的标语，我们从中午一点一直干到下午五点，西下的夕阳更加火辣，我突然感到一阵眩晕，仿佛进入梦中，几乎从梯子上掉下来。我赶紧抓住梯子，静静地稳住了一会，自己觉得不能再干下去，于是缓慢地爬了下来，对刘弘说：“我怕不行了……”话没说完就晕过去。刘弘赶快呼唤几个过路同学把我背到卫生科，经医生诊断是疲劳过度和中暑，心率很快、血压很高、很危险。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经过按摩和输液，我醒过来了。事后很感激救我的同学。医生对我说：“年青人，干什么事情都要悠着点，干革命不是一天两天能干好的。你们写语录是高空作业，要劳逸结合，戴顶帽子。这么热的天，中午不休息，水也不喝，一直顶着太阳干，差一点送命了。”此后，我们得到教训，知道要爱护自己。
（二）阶级斗争的现场教育
在这一段时间，除了写语录外就是关注大字报。校内有新的大字报出来就去看一下，我的准则就是只看不评论，不与人交换看法。心里总觉得阶级斗争太复杂，我们年青人总看不明白。为什么一件小事，一句无意的的话语，或者大字报上的一点笔误，总有人要上纲上线地去分析，直到弄出一个反革命送去劳改才肯罢休呢？
一天中午吃饭时，省公安厅来学校抓捕一个“反动学生”，我赶快去围观。听说这是某系的一个学生，因在宿舍削梨吃，听到同宿舍的一位同学走近的脚步声，便拿着梨带着刀躲到门后，那人一进门他就举着刀喊了一声“嘿！”企图吓唬一下，开个玩笑，当时同学俩笑了一下就过去了。
过了一个月，有一位“阶级觉悟高”的同学对那位被吓的人说：“持刀者阶级成份是地主，而你是红五类出身，又是班上的支部书记，他把刀都架到你脖子上，你还不当一回事，真是麻木不仁啊！”在这人的撺掇下，书记只好承认自己觉悟低，对明火执仗的阶级敌人看不透，头掉了都不知道是回什么事。于是此事被当作现行问题层层上报，省公安厅当然相信学校党委，就到学校抓捕了这个学生。这件事对全校震动很大，很多出身不好的同学闻风丧胆，这以后没有人敢开玩笑，更不敢同“红五类”玩闹，因此学校的空气更沉闷了。
二个月后，省公安厅弄清了事情的真相，无罪释放了这位无辜的同学。
一九六六年五月中旬，中共中央改组了北京市委，任命李雪峰担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紧接着六月初中央批准向北京大学派出工作组。
云南省委也闻风而动向云大派遣了以马文东为组长、，贾暾芳和王连芳为组员的工作组，他们进校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批判李广田。
有一天我接到通知：下午停止写语录，到大课堂参加批判大会，接受阶级斗争的现场教育。我来到大课堂入座后，感到会场气氛特别严肃，没有人敢讲话，连咳嗽声都自我抑制。主席台上端坐着工作组的三位成员和校党委书记胡泮生、老红军程明轩等同志，李广田坐在低于主席台的一个讲台上。会议发言秩序井然，师生代表一个接一个地上台作批判发言，我看到李广田坐在桌前认真记笔记。发言主要针对他的散文《花潮》等几篇文章和电影《阿诗玛》来批判。基本上是指责他宣杨“资产阶级人性论”、“阶级斗争调和论”和“电影的票房价值论”。有个别人在发言中给他扣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后来高呼了一阵口号，其中也包含“打倒黑帮分子李广田”的口号。这一天没有人对李广田动过一指头，是一场典型的文斗。会后大家在谈体会时都声称受了一场生动的阶级斗争教育。
那个年月同学们关心的还不是李广田，整个国家运动形势的发展是大家最为关心的热点问题。每天报纸一来同学们都争着看，看后都不说话，各自走开。有些同学在北京各大学中有亲密好友，往来信件中不免谈到北京各高校的运动实况，但都不敢传播，因为工作组正在通过红五类侦察和收缴这类信件，严禁任何形式的串连。我在北京和省外大学无任何好友和同学，因此并不是他们注意的对象。
在北京的高校中，由于进驻的工作组框框套套太多，不受学生的欢迎。一些学校甚至发生了部分学生驱赶工作组的行动。
七月二十九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北京市大专院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会上宣读了北京市委撤销工作组的决定，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被迫在会上作了检查，他们承认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犯了方向和路线性错误。刘少奇甚至讲了：“现在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我也不清楚……”。这些讲话以传单的形式在云南的学生中秘密传开来。随之云南各高校的工作组也悄然撤走。
我对上述情况一无所知，仍然领着我的小组埋头写语录。
一天中午两点，我接到通知到教室去开一个重要会议，接受第二次阶级斗争的现场教育。我进教室时里面已坐满人，我悄悄地坐到自己的坐位上，此时我看到教室后面站满了人，其中有系党总支的领导，学校保卫处的领导和省公安厅的几个干部。会议开始由班里的团支部书记李体三讲话，他说：“最近写大字报，教室的清洁卫生很差，以后不能随地丢报纸和废纸，黑板也没有人擦。”此时我才发现两块木制黑板是被翻过来靠在墙上的，黑板重新翻过来后，翻黑板的两人就站在黑板两侧，表情极为严肃。黑板上有用各种颜色粉笔写的字，这与平常没有什么两样，我看不出有什么问题。
接着李体三说：“黑板上的字谁写的谁上来擦，别人写的不要管。”于是几个同学战战兢兢地上去擦，有一位姓曹的女同学上去时，李问：“你写的是哪些字？”曹回答说：“鸭子的蛋是我写的。”说完便要擦去。李忙严厉制止：“不准擦！”并严肃地追问：“为什么要写这几个字？”曹回答：“几天前下午课外活动时，有同学约我去游泳，我说我不会游泳。那位同学说，不去学怎么会游呢？除非你是鸭子的蛋生来就会游泳，我同意跟他们一起去游泳，走到黑板边时随手写了这几个字。”说完李让曹同学站在黑板边，此时这位女同学吓得发抖，不知道犯了什么法。
接着又有一位姓严的男生上来，他说：“我写的是毛主席是永远不落的红太阳。”严同学一看后面的“永远不落的红太阳”已被人擦去了，只剩下“毛主席是”他想擦去这几个字也被喝令制止了。此时一位“左派”同学跳起来厉声说道：“你把黑板左上角这几个字和右下角那几个字连起来念一遍！”严同学一看大吃一惊，不敢念出来。李体三大声说：“这是一条极其恶毒的反动标语，抓起来。”同学们顿时哗然起来，此时我不知那里来的力量，站起来说道：“不能乱抓人！事实很清楚，这俩个同学都没有错，要说有错就是今天擦黑板的方式有些蹊跷，为什么要这样擦？仅剩下左上角的和右下角的几个字，还要人连起来念。”同学们更加议论纷纷了。此时系秘书赶快出来说：“说清楚就算了，不能牵强附会。”公安厅的一位干部也站出来说：“我们今天不是来抓人的，主要是来向云大革命师生学习，搞点调查研究，同学们不要误会。”
散会以后同学们都明白就是李体三和这位左派同学小题大作报了这个案子，各级领导也不敢轻易否定，依然层层上报，结果芝麻成了大象，惊动了公安厅，上面只好派人下来调查，如若属实就会当场抓人。从此，李体三和这位“左派”同学对我十分忌恨，旁敲侧击地骂我：“假积极！”但就这件事而言，全班同学都肯定我有胆量，说得在理，保护了两个同学。这件事后，我深深感到学生中心术不正的假左派大有人在。另一方面我也有些后怕，因为我心里明白，我的家庭背景并不好，我的父亲因远征军的问题在下关被当作国民党残渣余孽而受到批判，我担心他们单位如果送点材料来云大，我就完蛋了。以后还是谨慎些为好，别太冲动。
（三）红卫兵运动的兴起
一九六六年五月底清华大学附中的几个学生秘密成立了“红卫兵”组织，誓言是“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目的是为了“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紧接着北京的一些大中学校也相继成立了一些学生的革命组织，于是“红卫兵”作为一种政治力量，步入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同年八月一日，毛主席写信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说：“……你们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和支持，全国各地的红卫兵组织像雨后春笋一样纷纷成立。
紧接着云大在省委的关怀下也成立了红卫兵组织，成为红卫兵的人都是经过“查三代”而入选的，能参加红卫兵是一种无上的光荣，比党员团员都吃香，从比例上看，红卫兵的人数只占全校学生的十分之一左右。我连共青团员都不是，更不可能加入红卫兵，能被当作“可信赖的基本群众”，我已十分满足了。这是个“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年代，能平安无事不受冲击就是享毛主席的福了。
八月十八日，毛主席身穿绿军装佩戴着“红卫兵”的红袖套，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上百万红卫兵和在京的革命师生，红卫兵和青年学生对毛泽东的狂热崇拜达到了前所末有过的高度。人们发现，在参加接见的中央领导人中，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放在一个十分尴尬的位置上，新闻报导中刘的排名也从平时的第二位下降为第七位，这就向全国表明毛刘之间存在有不可调和的分歧。毛泽东在“伟大领袖、伟大舵手、伟大统帅、伟大导师”的狂热口号中渐渐走上了神坛。
此后，北京的红卫兵高唱着“拿起笔作刀枪，刀山火海我敢闯……”和“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的红歌走向街头，杀向社会。“破四旧”、抄家、揪斗牛鬼蛇神、游街、挂黑牌、罚跪、做“喷气式”等红色恐怖的活动四处蔓延，波及全国。
八月二十二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把北京红卫兵的这些行动称为革命行动向全国广播了，《人民日报》也刊登了《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和《好得很》两篇社论。于是红卫兵运动很快席卷了全国。
八月二十三日，昆明的部份大专院校学生也聚集在弥勒寺的省委大院里，要求上北京见毛主席和去北京取经学习，紧接着北京的部分学生也乘坐新通车的贵昆铁路列车来到昆明串联，他们散发了很多传单，讲述了北京运动形势的发展情况。在南下串连的北京学生鼓动下，云南大学的部份学生根椐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精神，也于九月十四日成立了云南省第一个造反派的红卫兵组织《毛泽东主义炮兵团》。
对于这种形势我是很不理解，我认为现在己经是共产党的天下，还要“造反”， 造谁的反呢？毛主席己经是红卫兵的红司令，还要“炮打司令部”，难道另外还有一个司令部吗？我想不能盲目尾随造反，还是沉住气，仔细观察一段时间为好。
那时候有一句响亮的口号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每当听到这句口号时，我心里就抽搐一阵。我担心有朝一日红卫兵会和我计较父亲的历史问题。但同时我也听到另一句话“家庭出身由不得自己，但革命道路可以自己选择”。我想中央领导中毛主席、周恩来、邓小平、陈赓等许多同志的家庭出身并不好，但他们都选择了革命道路，最终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我也要向他们学习和父亲划清界线（决心不回下关，不通信），跟着共产党走革命的道路。
其实我的担心是不必要的，许多同学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中都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大家都处在人人自危的状态中，谁都不敢去攻击别人而引火烧身。我则因每天去写毛主席语录而深得党总支和红卫兵组织的信任，没有人敢说我有什么不对，同学们普遍认为那时候我还是很“红”的，而且在关键时候我还能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保护同学，这些举动深得人心，大家都认为我是一个有头脑有魄力而且能肝胆相照的人。
（四）到北京大串联
继8.18毛主席第一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之后，八月三十一日毛主席第二次接见了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在会上周恩来总理奉毛主席之命代表中央讲话，他说：“现在，全国各地的同学到北京来交流经验，北京的同学也到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联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们支持你们。中央决定，全国各地大学生的全部和中学生的部分代表，可以分期分批地到北京来串联……”。这样一来，全国的大中学生们沸腾起来，纷纷准备到北京去串联，学习造反经验。
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云南省委也表态支持学生上北京串联，并与昆明铁路局一道作了计划，安排在昆各高校进京串联的日程和车辆。云南大学第一批学生被安排在九月二十日进京，人数计划是800人。（那时候贵昆铁路刚通车，车皮有限，只能如此。）
为此，全校各系各年级纷纷召开座谈会，同学们表示感谢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关怀，一定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斗私批修，坚决完成好中央交给的这个光荣使命，到北京去学习好，把革命的经验带回来。
有同学激动地倡议：做一面锦旗带到北京献给毛主席，这个提议得到同学们的热烈拥护，于是学校很快到做锦旗的门市部定制了一幅长六尺宽四尺的超大锦旗。学校革命委员会（筹备组）将这面锦旗交给我，让我用裁衣服的划粉写上：
衷心敬祝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毛主席万寿无疆！
落款是：云南大学红卫兵总部暨全体革命师生敬献
我尽力精心写好了这些字，将锦旗送到学校筹委会，负责人看后很满意，马上就让我和红卫兵晋祥送到昆明刺绣社请工人精心绣制。该社工人接到任务后，挑选了三位工艺水平最高的师傅，选用最好的金黄色丝线，用两天的时间精心绣出了这面锦旗。并用上好木料车制了一根轴和轴头，系上金丝飘带，成品非常精美。我们去取货谈到工钱时，刺绣社的主任说：“分文不收。我们全社工人也和云大红卫兵一起向毛主席表衷心！”我再三谢了刺绣社的全体工人。
锦旗绣好后，我们带回学校交给筹委会的负责人，他说：“这面锦旗就交给你们俩，你们全权负责将这面锦旗护送到北京献给毛主席，不得有丝毫差错。这是一项特殊的光荣的政治任务，相信你们俩一定能完成好这一任务。”我们俩当即表示决心，不负全校革命师生的重托，一定安全护送锦旗到京。
学生们盼望的二十日很快就到了，当天清晨六点同学们就起床，洗漱和吃完早点后，大家都按规定坐在宿舍内等待学校的广播通知，直到八点正广播才通知到大课堂门口上车。我迅速地拿好轴头带着提包跟大家一起上车。到昆明站后同学们按秩序上了列车，第一次坐上大火车大家都很兴奋，不断地唱着语录歌和背诵毛主席语录。同学们的脸上洋溢着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感。
九点正，这趟直达北京的学生专列徐徐出站向东驶去，这时我才感到真的可以去北京了。可是车到呈贡地界我突然发现装锦旗的纸盒子没有带来，我再三查问晋祥，他也说没有带来，放在宿舍的桌子上了，一下子我急得几乎哭出声来。我们俩急忙向数学系带队的杨老师反映，他说：“一定要回去拿来”，他立即带领我们找到列车长诉说了情况，列车长说等车到杨林站时再下车。
车到杨林站停稳后，列车长带着杨老师和我们俩找到车站站长，说明情况后站长说别急，一会儿就有一列工务车过来，他会把我俩送上车返回昆明站。
经过一番周折，直到下午五点我们俩才回到云大学生宿舍，看到那个装锦旗的纸盒我们的心才落了下来，接着我们又到会泽院找到学校筹委会主任王军，他听了我们的汇报，告诉我俩准备明天去上车，其它事情他会与昆明站的站长联系。
第二天我们俩顺利地登上了一列昆明——贵阳的列车，经过几次转车二十七号早晨我们才到达北京。 一出车站我就看到一幅大标语：热列欢迎毛主席请来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到北京来串联。一下子我热泪盈眶激动万分，其它同学也和我一样非常激动，尽管四周的同学互相不认识，但都唱起了同一首歌：“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我们在接待站很快就查到云南大学有800名师生被安置在北京三十五中住宿，我们乘坐公交车很快就找到了同学们和杨老师，大家看到锦旗完好无损都很高兴。有人说锦旗上的折叠痕很深，是否请人用熨斗烫平。在三十五中一位副书记的帮助下，我们三人又来到西单商场附近的一家锦旗专卖店，请他们帮助烫平，该店的负责人说这面锦旗非常精致，他从未见过这么大的锦旗，不能烫。万一烫坏了谁都负不起这个责任。他说用蒸气蒸一下可以消除折痕，并答应三十号早晨取货。
三十号我们如期取回锦旗，北京的工人不敢再折叠，将锦旗卷在直径约十公分的纸筒上交给我们，他们同样表示分文不取，愿和云大的革命师生一起向毛主席表忠心。我们俩一再表示了谢意。
经过学校负责人的多方联系，北京市委通知云南大学于九月三十日下午七点到中南海西门送锦旗。届时我和晋祥抬着锦旗自豪地走在队伍的前面，在北京三十五中几位老师的引导下，队伍经过西单很快来到中南海西门。
不一会儿，一位身材高大的解放军干部出来说，只准六人代表全体师生进入中南海的西门，于是我和晋祥高举着锦旗和另外四位负责人进了西门。这位解放军说：“我叫李银桥，是毛主席的卫土长。主席听说云南大学的革命师生来送锦旗心里很高兴，派我前来接待大家。”我们说：“我们非常想见毛主席，要亲手把锦旗献给毛主席。”李银桥说：“毛主席很忙，不能来见同学们，但是明天国庆节同学们一定能见到毛主席。”并且说：“毛主席还指示：明天的游行队伍中把云南大学的师生队伍安排在红卫兵和革命师生队伍的最前面。”我们听了很高兴，大家欢呼起来。接着就将锦旗交给了李银桥，他高兴地说：“我代表毛主席谢谢大家，这面锦旗我马上带到毛主席住处，让他老人家看到。同学们请回吧！”大家热烈地鼓掌来。
最后同学们唱了一首《东方红》，又齐声朗读了几段毛主席语录，才高兴地离开了中南海西门，返回住地。
（五）难忘的一九六六年国庆节
在我一生中，一九六六年在北京过的国庆节无疑是最难忘和最幸福的一天。
九月三十日晚，云大师生去中南海送锦旗的活动结束后，大家迅速地返回三十五中准备参加第二天的国庆游行，一想到第二天可以见到毛主席同学们都兴奋不己。特别是北京市委接待站向每个人颁发了两枚毛主席纪念章，同学们欣喜若狂视如珍宝，大家把像章端正地戴在胸前神气十足。
当晚九点钟就熄灯睡觉，那时候都把教室当接待宿舍，里面没有床铺，只是铺了一层草蓆，大家头枕提包，和衣而睡。按纪律入睡后不许讲话，保证休息好，第二天必须三点起床前往游行的集合地点。
睡了两个钟头后终于有人憋不住，高声嚷道：“睡不着啊！”于是大家应声而动，都说心情激动无法入睡，很多人都感憾万端地说：“做梦都没想过会来到北京，这是托了毛主席的福！”有人说：“真是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啊！”
在说说笑笑中时间很快到了午夜三点，大家听到起床哨声便跳起来整理行装、洗漱和吃早饭，每人还领到一份午餐（一条粉肠、两个馒头、三个鸭梨）。四点钟队伍集合好后就向游行的集结地进发，大概走了一个半小时才到达景山公园的大门前。大家奉命原地休息，不准跑远。
约莫过了半个钟头，人们不约而同地沿着大街往东看，晨曦中一轮红日正在冉冉升起，故宫的城阙在晨曦中分外壮丽雄伟。同学们情不自禁地同声唱起了“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此时的幸福感真是无法言表。
九点半左右，几辆小面包车沿着大街自西向东缓缓开来，这时有人喊着说：“这是外宾的车，请大家让开大路。”不知是谁起的头，同学们又唱起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歌没唱完又听见有人喊：“别唱了，这是苏修和东欧国家使馆的车，他们是从天安门城楼上退下来的。”有人又喊：“把语录本举起来！”紧接着有人念起语录：“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都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当车队慢慢地驶过我面前时，我看到车里的人用粗黑的碳素笔在纸上写了一些短语，展示给车外的人看。他们用中文写着：“苏联个人迷信的悲剧不能在中国重演。”“苏联的今天不是中国人民的明天。”“搞个人崇拜会亡党亡国”，“斯大林是个暴君！”同学们看到这些标语后非常气愤，真想把车掀翻。此时有人振臂高呼：“打倒苏联修正主义！”“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斯大林万岁！”这些车前都挂有他们的国旗，显然是大使馆的车。出于外交礼仪，没有人敢砸车。小车在学生们的抗议口号中徐徐开走了。
今天当我回忆起这段情节时，我深深地感到当时那些外宾的举动是一种善意的启示。
十点正，庆祝国庆十七周年的庆典开始，林彪代表中央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这就说明在中央内部确实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在景山公园大门前静静地聆听了林彪讲话的全文，深感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代表人物可能就是指刘少奇。
游行开始，队伍缓慢地移动到南池子大街，由那里开始进入天安门广场。云大的队伍正如李银桥所说被安排在革命师生队伍的前面，开始时我们走得很整齐，跟着军乐队的鼓点，以雄健的步伐向天安门中轴线走去。手里不断挥动着语录，有节奏地反复呼着口号：“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当队伍走到华表附近时，我们清楚地看到了毛主席魁梧的身影，心里一下子激动起来，眼里流着泪花，口号喊得更响亮了，人们都以最强音喊着：“毛主席万岁！”每个人都希望毛主席在城楼上能听到自己的呼声。
当我们走到天安门西侧的时候，回头一看后面的队伍并没有跟着来，红卫兵和学生们蜂拥着跑上金水桥，在那里欢呼雀跃，如痴如醉地喊着、跳着、唱着，学生们尽力挥动着各地各校的红卫兵旗和校旗，同学们有节奏地反复喊着：“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大家浸沉在一片狂欢的海洋中。我们也回过身向金水桥跑去，希望多看一会毛主席。学生们不停地唱着“敬爱的毛主席，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有多少知心的话儿要对您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千万颗红心向着北京城，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祝福您老人家万寿无疆！……”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毛主席在城楼上站累了，在护士和卫士长的劝说下他转身进了天安门城楼去休息，我们也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天安门广场。但是后面的许多红卫兵和学生没有见到毛主席，仍然蜂拥着向前面挤，口里不断地呼喊着：“我们想念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那种激情像海浪一样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永不停息。百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不愿离去。
后来“首都红卫兵纠察队”和部份解放军来疏导说：“同学们可以回去休息，晚上在天安门广场还要举行联欢活动，还有焰火晚会，届时毛主席和中央首长还会到场与大家一起联欢。”听到这样安排，学生们才慢慢地离开广场。
晚上，云大的队伍被安排在邮电大楼附近，我们在那里看到了绚丽多彩的焰火，当一朵朵焰火升起的时候，同学们也满怀激情地唱起了“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您的光辉思想永远照我心。春风最暖，毛主席最亲，您的革命路线永远指航程……”
一九六六年的国庆节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最自豪和最幸福的一天。
这一天的心灵感受成为了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根精神支柱，那就是紧跟毛主席和共产党干一辈子革命。
（六）大字报的启示和思考
国庆节后，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到各高校看大字报，北大和清华的大字报质量最高，是我们学习的主要地点。我和同学们带着一些热点问题认真详细地看了大部分大字报，有些重要内容还作了笔记和摘要。
首先得到证实的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毛主席确实在中南海大院里贴出过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我认真地看了几遍，觉得与在昆明看到的传单完全一致。令人不解的是，这样重要的一张大字报为什么不及时地刊登在《人民日报》上呢？如果正式发表，群众中就不会分为“保皇派”和“炮轰派”了，也就不会有两派之间的论战。
我们又重温了《红旗》杂志八月二十一日的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道路上胜利前进》。文中指出，“任何人，不管他的职位有多高，资格有多老，声望有多大，只要他不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反对毛泽东思想就要对他的错误主张进行坚决的抵制，就要对他进行坚决的斗争，一直到罢他的官，撤他的职。”这些充满火药味的语言显然就是指向刘少奇的。
随后，学生中流传着一种说法，在中国只有毛主席、鲁迅和雷锋三人是绝对正确的，其余的人都可以炮轰和批斗。于是揪斗干部像狂风暴雨一般席卷了中国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
然而，头脑冷静的人们难以理解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为什么得不到宪法和法律的保护，而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却可以肆无忌惮地揪斗国家主席，揪斗身经百战的老帅、开国元勋和社会名流。无数正直善良的人遭受冤屈、迫害、打击和摧残，人们痛心疾首地感叹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遭到了空前的破坏。
至于斗争矛头的指向问题，《十六条》中已明确指出：这次运动斗争的矛头主要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人们不清楚辨别“走资派”和“革命派”的具体标准是哪几条。
令人费解的是，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要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串联的方式搞。当时的普遍做法是不管对谁先轰上几炮再说，人们认为这样搞把整个国家搞乱了。
遗憾的是由于舆论的导向，“破四旧”、“橫扫一切牛鬼蛇神”、“抄家狂风”、“私设刑堂，打杀无辜”的暴力行动被当作“革命行动”受到林彪、江青、谢富治的赞赏和支持。
在第三次接见红卫兵的大会上，佩戴红卫兵纠察红袖套的林彪宣布：“红卫兵战士们，你们的斗争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主席和党中央支持你们”，又说：“你们的革命行动震憾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旧世界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你们在大“破四旧”、“立四新”的战斗中取得了光辉的战果。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吸血鬼、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得狼狈不堪，你们做得对，做得好！”时任公安部长的谢富治也说：“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民警要站在红卫兵这一边，把五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
十月六日江青在北京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主持召开的“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上也说:“我支持你们这种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 我们坚决和你们在一起！”
在林彪、江青、谢富治的鼓动下，红卫兵组织成了中央文革的一只“铁拳头”，在运动中橫扫一切，所向披靡。这是一场可怕的恶梦，使人惊醒之后还心惊肉跳，冷汗淋漓。回望昨天，那一幕幕虔诚而又狂热、神圣而又荒唐的活报剧和血腥暴行己经恍若隔世了，然而留给人们深思的问题却不断地出现在每一位善思者的脑海中。
另外我还想通过大字报弄清《血统论》和《出身论》的论战问题。
北京工业大学某系学生谭力夫是《血统论》的典型代表。他们的主要观点就是要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当作党的阶级路线来推行。八月二十日善于言辞的谭力夫在全校集会上滔滔不绝地发表了数十分钟的讲话，这次讲话的传单很快就传遍了北京和全国，于是学校和社会上就有了“红五类”和 “黑崽子”的区别。
“谭氏路线”在一部份人的狂热吹捧下，“黑崽子”已经成了准专政对象，是先天不足的“罪人”，导致了无数无辜的青年死于非命，溺死于“唯成份论”的深渊之中。
显然《血统论》占了上风。
面对着这样一种残酷和不公平的现实，二十四岁的社会青年遇罗克（他于1962年参加高考，因父母亲是双右派而未被录取。据教育部门的档案查知：他的高考成绩门门不下90分。）写了一篇《出身论》，他指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副对联是绝对错误的。遇罗克以他惊人的政治辨别力对当时发生的一切作了敏锐的观察和无情的批判。他坚决反对现代迷信；他激烈抨击毁灭文化的倒退行为； 他坚决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搞法；他坚决反对别有用心的人煽动一部分青少年搞打砸抢的狂热行动，他对被揪斗的人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反毛泽东思想的“黑帮分子”的革命气节格外赞赏。
《出身论》在阴霾的日子里透射出一道霞光，人们争相在抄录、在阅读、在议论和思考。这篇文章对《血统论》作了针锋相对的无情批驳。人们佩服写《出身论》的人的政治水平和勇气，同时也为作者捏着一把汗，担忧这片沙漠中的绿叶会被狂风和烈日毁掉。
一九六八年遇罗克以“恶毒攻击……”和“组织反革命集团”的罪名被捕，经过多次批斗和公审，于一九七0年三月五日被处决。与无数为追求真理而献身的英雄一样，遇罗克昂着头挺起胸壮烈地献出了年青的生命。
在北京串联的日子里，我心里有若干问题想从大字报中得到解决。然而许多事情正在发生和发展，谁都无法预料结局如何。也许过三年五年，甚至十年二十年后历史才会予以回答。
十月八日学校得到通知，在京串联的云大学生必须于十月十日离京，我们抓紧时间在最后两天游览了颐和园和天坛公园。
离开北京之后，我们去了上海和重庆两地。在上海我们去了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和上海戏剧学院。在重庆我们去了重庆大学、西南政法学院、渣宰洞和烈士墓。由于没有钱无法在外逗留，十月底我们只好回到昆明。
我在学校呆了五十多天，在云大住宿的都是全国各地来昆串联的学生，云大本校生没有几个人。在校的同学觉得还是要响应中央的号召，组成长征串联队外出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十六条》。于是我们向学校财务科每人借了一百元钱作为生活费，选择了昆明一开远一文山—百色一南宁作为长征的路线，于十一月中旬开始了六十多天的徒步串联，每到一地休息几天又继续长征。由于没有钱和流感的传播，到南宁后结束了长征。我们也于二月初返回昆明。
六七年二月中旬云大数学系成立了《毛泽东主义炮兵团新数学分团》，我们也集体加入了这个组织。此后我的主要任务是刻写红色经典歌曲和《毛主席诗词注释》，准备油印后发给全班同学。
（七）云南头号“臭老保”的缘由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五日晚饭后黄昏时分，云大数学系《红色轻骑》战斗队负责人段森华和杨荣昌派我和高仲铨、黄良、慕文龙等四人去卫生科执行一项光荣任务。我们四人到卫生科后，头头才指着卫生科西排病房告诉我们“里面住着四个人，他们是云南省委的四个主要领导干部，明天召开《批判省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要批判他们。”我问：“是哪几个？怎么抓到这里来的？”头头说：“不要多问，你们的责任就是值好今晚上的班，最重要的是保证他们的安全。一不能让他们自杀，别再出第二个闫红彦。二不能被昆工八派抢去。如果出了问题，你们四人要负政治责任。”接着又说：“其实也不要害怕，学校的几个大门口都布置了重兵把守，路上也有人巡逻，一般不会出事。”接着每人发了一根约一米长的红白各半的体操棒拿着。
我被安排在病房的前门，高仲铨在病房后面的窗口下，其它两人在此房的南、北山墙脚下各一人。
我站在病房门口的台阶上，开始有些紧张，一个多小时后，便慢慢平静下来。
当时，我心里想：文化大革命从去年（一九六五年）五月批判邓拓、吴晗三家村起到现在已快一年了，运动还未结束，斗争反而越来越激烈，被批判点名的人也越来越多。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十六条》又明确指出：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现在几乎所有的当权派都在被批斗。我寻思着，有这么多走资派吗？斗争是否有些扩大化的倾向。弄不好要像五七年反右斗争和六O年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一样，都有扩大化的问题，几年后又来搞平反甄别的工作……
我又想，屋里睡着的是四位省委领导人，他们究竟是哪几位呢？如果是省委主要领导刘明辉、孙雨亭等同志，那么他们都是跟着毛主席打天下的干部嘛，怎么会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呢？……
想着想着，一股正义感涌上心头，我立即转身进屋说：“几位领导，我是云大数学系67级的学生，今晚战斗队派我来看守你们。你们别紧张，只管安心睡觉吧，我们几个同学绝不会伤害你们，也绝不会让别人伤害你们。派里面的领导说，明天要开大会批判你们，主要是批思想路线的错误。是文斗，不会武斗。你们放心，别紧张。刚才我在门外想了一些问题，我觉得今晚我来站岗应该是保护你们，而不是监视你们。因为我相信云南省委是正确的，是紧跟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你们几位都是跟随毛主席爬雪山、过草地长征过来的老革命，又跟着毛主席打下了革命的江山，建立了新中国。现在到处在揪走资派，不问青红皂白，一概打倒，一概批斗。我想这种做法是否过火了吧，很可能又要犯扩大化的错误。有这么多走资派吗？难道说毛主席领导着一伙叛徒、特务、走资派打下了这个红色江山，这从逻辑上讲不通嘛……”
说到这里，屋里一位老干部（可能是赵健民，因为病房里只有一盏25W的灯，光线很昏暗，看不清人。实际上我也是第一次近距离和四位领导面对面）站起来，他大声说：“说得好，继续说下去。”
我接着说：“今晚我就是想对四位领导表明我个人的态度，我愿意当保卫云南省委的保皇派，今晚具体的事情就是保卫你们这四位领导的安全。”
一位领导说：“就凭你一个人？！”
我回答说：“我手里还有一根体操棒，谁要敢冲进这个屋里来，我就跟他们拼了。”我举起棒棒，作了一个坚决护卫的姿势。
另外一位领导说：“如果冲进来二三十个人，你能顶得住吗？”
我沉思一会就说：“那我就用鲜血和生命来保护你们，就像保卫毛主席一样……”
一位领导（可能是赵增益）赞许地说：“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忠勇可嘉啊。”
孙雨亭接着说：“现在阶级斗争这样激烈，居然还有这样侠义的学生站出来保卫省委、保卫老干部，这就是最高的阶级觉悟和最高的路线斗争觉悟的表现。这说明这几年我们在大学里进行的突出政治的思想教育工作没有白做。”
接着又是一位领导人说：“年轻人，其它的以后再说，就今晚这种情况，你说咋办？你敢不敢放了我们，并把我们送回家或送到我们认为安全的地方。”我思索一会，肯定地回答说：“可以。”
一位领导又说：“明天造反派向你要人，你怎么说？”
我说：“我装糊涂，说我上厕所，回来后他们就不见了。”
一位领导说“这样能混过去吗？”，我说：“我是一个普通学生，他们恐怕不会对我怎么样，况且十六条有规定，矛头不能对准学生。”
说到这里，高仲铨从房子后面绕过来，进门就说：“刚才成凌麟讲的话，我都听见了，我和他的想法是一样的，我也愿当这个保皇派。
几位领导低声说：“好！好！你们叫什么名字，把名字记下来”。我们俩都把自己的名字告诉了他们。
接着一位领导说：“废话不必多讲，现在看看他们俩个学生怎么把我们四个人带出云大。”一位领导说：“你们俩个同学一人带我们二个人出去怎么样？”我说：“好。”我回头问高仲铨：“他们俩人（指那俩个同学）呢？”高回答：“不知道。”然后我跟高仲铨（同学们都叫他老栓）商量了一会儿，说我带二个人从大门出去。老栓带另外二个人先到四合院教室的楼上避一下，没有动静时再从后门带出去，大家都说好。就这样，我们分头就走了，离开了卫生科。
我带着孙雨亭和刘明辉两位同志顺着四合院南面的旧房子（当时是家属宿舍）到图书馆的东侧，再顺着至公堂的东墙脚猫着腰溜到会泽院东面的车道，悄悄地走到坡脚。此时我们看到大门口确有戴着红袖套的七八个人拿着棍棒在那里值班。孙雨亭见状拉着我，低声问道：“你怎么带我们过去？”我想了一下，说：“就说我得了重感冒，我舅舅来看我。”孙雨亭反问我：“我们俩都是你舅舅？！”我说：“我确实有两个舅舅，一个在五华区任会计，一个在步兵学校当教官。”孙雨亭想了一下说：“就这么说，试试看吧，别慌，沉住气。”我鼓起勇气，带着他俩走上前，孙雨亭赶忙带上口罩，另外一位也拉低帽沿跟我一起往校门外走去。刚到校门口，有二三个带红袖套的人前来阻拦，问：“你们是什么人？”我按刚才商量的话说了，介绍说这是我的俩个舅舅来学校看我。其中有人怀疑地问我：“你的舅舅？！”，话没说完，参加守卫的人中有一位是云大清洁组的女工梁师傅上前解释说：“我认识他，他是数学系的，姓李。他干劳动跟我在一起，干活很卖力的。”一个工人模样的人质疑地说：“是走资派吧？我们今晚上的任务就是守好大门。”我又解释说：“哪有这么多走资派，真是我舅舅来看我。”我又趁机说：“梁师傅认识我，你们问她好了。”梁师傅又证明说：“我担保他是好人。”这个工人又说：“梁师傅，出了问题你要负责哦。”这时，我又把手里紧握着的体操棒，亮了一下。他们似乎也怕打架，就闪在一边。我赶紧搀着两个人，示意快走。刚走出校门，俩个学生模样的人跟上前来，拍拍我的肩膀低声恶气地说：“你小子敢做这种事，后果自负！你要负政治责任的。奉劝你一句，一保到底就是右派。”我忙辩解地说：“真是我舅舅，你们不要乱来，我要送他们回文庙街”，我边说边赶紧走出了大门。那俩个学生也未继续为难，转身回到门岗上。我们三人快步来到省文联的大门下，刘明辉说：“我们俩人不要一起走。”他问孙雨亭：你去哪？孙回答：“去翠湖宾馆”。孙又问：“你呢？”刘说：“我去农展馆”。并示意我说：“你带雨亭同志去翠湖宾馆。我，你们就别管了，出来了我就有办法”。说完就沿着街边的树荫树往农展馆方向去了。那个年代，街灯是很暗淡的。我们很快就消失在黑夜中。我把雨亭同志送到翠湖宾馆的门厅里，在柜台前他找到服务员，用柜台上的电话拨通了家里，找到秘书。孙雨亭说：“我是孙雨亭，我现在在翠湖宾馆门厅里，你告诉司机，把嘎斯六九开过来接我。”电话那边好像又问：“要不要开伏尔加过去。”孙雨亭摇头说：“哎呀！你这个同志，这个时候怎么能开轿车过来，不要招摇，就是嘎斯六九最好，赶快过来。”十五分钟以后，一辆吉普车开到了翠湖宾馆的前门。此时，天下起了雨。我把雨亭同志送上车便招手说：“再见了，老同志。”孙雨亭抓着我的手说：“上来，上来，做好事做到底，把我送到家。”我从来没有坐过吉普车，既然让我坐，我就上了车，坐在司机的右边（好像秘书也在后排坐着）。车向弥勒寺一号大院开去，在省委领导住的一排小洋房的第二间铁大门前停了下来，孙雨亭拉着我淋着雨进了家。他爱人和女儿都上前来问候，此时，在客厅的灯光下，孙雨亭仔细地的端详了我好一会，满意地拉着我的手说：“你这个人就是根正苗红的接班人。年青人，你做的很对，你有这样高的觉悟，以后会重用你的。”回头吩咐爱人，赶快弄点吃的，他可能饿了。我客气地的回答：“不用，不用，我已吃过晚饭。”孙说：“吃过了也再吃一点，下碗挂面吧。打开一个罐头，弄点好的帽子。”我说：“不麻烦了，我不饿，这个时候，我也吃不下去。”实际上我还处于紧张状态，有点发抖。雨亭同志说：“你别回学校了，你回去人家向你要人，你可交待不了。”我大大咧咧地说：“没关系。”雨亭同志说：“年轻人，阶级斗争残酷得很，弄不好命都保不住。”雨亭同志思考了一会接着又说：“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带上我的俩个女儿，他们都是中学生，出去串联，到我打游击的老根据地去，那里的县委书记、武装部长都是我的部下，见到我的亲笔信，他们会很好地保护你们的。吃住绝对不成问题。”我说：“出去串联？我没钱。”雨亭同志说：“知道你没钱，你是学生有什么钱嘛，钱我拿给你。只要你细心照顾我的俩个女儿，三个人一块儿出去走走好吗？年轻人，你是好样的，我相信你。”我想了一下又说：“如果要出去串联，总得带点衣服吧。”雨亭同志说：“我给你们弄套军装穿上，出去就安全些。”我说：“我不是红五类，不能穿军装吧。”孙雨亭笑着说：“你这个年青人真是憨厚、耿直，纯洁得很啊。”最后我说：“我回学校拿点衣服，跟父母写封信再说吧。”雨亭同志说：“好，但写信不要讲今晚的事，运动不结束，不能讲这事。这时候保皇派这顶帽子臭得很。要学会保护自己。运动结束后，该讲的时候，我会叫你讲的，到那时候省委要让你上台去讲。”他又说：“记住，你在二三天之内一定再来找我，一切我都会安排好的。”随后，他叫司机开着嘎斯六九把我送回到云大附中门口。
第二天发生了“四.二六”事件，我被人用语录牌打昏了头，昏昏沉沉地在宿舍里睡着，把头一天晚上的事情都忘记了，再也没有去弥勒寺找孙雨亭同志。
事实上，炮派的领导经过分析，也断定是我主动放走了关押在云大卫生科的云南省委四位领导人。而后，我受到造反派组织的咒骂、威胁、围攻和孤立。
四月二十六日晚，炮派原定在检阅台召开《批判云南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因缺乏批判对象，会议开不起来。八派指责炮派是保皇派，云大炮派指责我是叛徒、内奸。勒令我上检阅台向革命群众作出解释，并交出四位省委领导，我仍然装糊涂拒不上台说明情况。后来，在我周围有人蓄意制造混乱，出现了推推搡搡的情况。混乱中有人用语录牌的角和鼓锤狠狠击打我的头部，致使我在文革中第一次被打成脑震荡，当晚我昏昏沉沉地只身回到云大，在宿舍里迷迷糊糊地睡了二三天，没有人理我。醒来后，我一直回忆不起来四?二六的当晚在检阅台发生了什么，也不清楚是谁打了我。
三十多年后，二OO五年的一天，在龙泉路高教小区路边有一个陌生人告诉我，当年四?二六用语录牌和鼓锤打你的不是八派，而是云大炮派所属红化团人，因为把四位省委领导人抓进云大卫生科关押起来的正是他们一伙，你放走了省委领导人，他们当然对你狠之入骨，骂你是内奸。他们指责我巴结走资派，妄图日后升官发财，出买了炮派，损害了云大的名誉，给云大戴上了保皇派的帽子，是一个十足的炮奸和叛徒。
从此我就失去了云大造反派头头的信任，他们在同学中散布：“李成凌这个人有奸心，像洪湖赤卫队的王金彪和《红岩》中的郑克昌一样，关键时会出卖朋友、出卖造反派，此人不能信任。”从此，我与他们就有了无法弥合的矛盾。
同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央军委下达文件，允许军队院校学生参加文化大革命，云大集合队伍到北较场解放军外语学校与军内造反派《联指》共同庆祝这一文件，后来发生了所谓的“五.二八”、“五.二九”武斗事件。这一事件中，有人乘乱点水致使我被步兵学校八派《红总》的人拎着盛有水的军用水壶甩过来狠狠地砸伤我的头部，这是我在文革中第二次被打成严重脑震荡。然后，我作为八派的俘虏，被架着喷气式游街（由军外校游至昆工4号楼）并在昆工4号楼关押了4天4夜（这次有一百多人被关在昆工4号楼）。我被水壶沉重的一击后，很长时间都处于昏昏沉沉的状态，没有人关心我。有几个人还暗自高兴地私下说：“打得好，这就是炮奸的下场，被八派打了活该。”经过两次挨打后，我脑中有了一些淤血，我自己也缺乏医学常识，不清楚这样的脑震荡对我以后的工作和生活会有什么影响，只是感到常常头昏，头疼，有些健忘。
（八）难熬的蹉跎岁月
作为学生我并不希望搞这种长达数年的运动，也不想批斗谁，更不想从中能得到什么，只希望尽快结束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早日分配走上工作岗位。说一句大实话，我是长子，母亲还眼巴巴地盼着我早日工作，寄钱回家供弟妹上学。
然而，事与愿违。什么“上海工人阶级夺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权力”，什么“彻底粉碎以谭震林为首的二月逆流”，什么“打倒刘邓陶”……的口号和传单满天飞。涉及的人物除了刘少奇、邓小平和陶铸外，还不断地点了余秋里、谭震林、谷牧、李先念、李富春、陈毅、叶剑英、贺龙、聂荣臻、徐向前的名，有的大字报甚至指责“周恩来是二月逆流的总后台”，还有揪“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等等。这些消息把人们弄糊涂了。
我在想，有这么多叛徒、特务、走资派吗？ 被点名受批判的人都是跟着毛主席打江山的人，他们都是共和国的砥柱啊！如果他们都“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话，也许这个江山早就不姓“共”了。
然而，关脑发热的造反派头却越战越勇，大有“万马战犹酣”的态势，而且两派之间的派性斗争也越来越膨胀，对此我心里很烦闷。人们意识到毛主席是支持中央文革的，是支持造反派的。随着运动的发展中央文革代替了政治局，军委办事组取代了军委常委。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一伙显然很得势。 他们利用无知的红卫兵和权力燻心的造反派到处批斗老干部，其手段令人发指。
六七年七月初的一天早晨，同宿舍的老慕告诉我有一张空车要回大理，问我是否想回家，若是想，就跟他一起搭这辆车走，闻此好消息我欣然同意了。当天夜里两点才到大理。回到家我很心烦，两个弟弟一个读高一，一个读初一，另一个妹妹读初二，都因文革而停学了。大妹艳萍虽已工作，只是学徒工，每月工资仅18元，只够她自己生活。父亲是个极其自私的人，他每月38.50元的工资，很少拿钱回家，基本上是他一个人独自消费。母亲在布鞋厂工作，工资是计件，每月挣钱不到20元。全家四口人仅靠母亲的这点工资生活，这段时间是我家最困难的时期。看到这种状况心里不禁暗自发酸，我赶紧拿出身上仅有的15元钱交给母亲，这点钱是我在学校退了七月份的伙食费而得到的。
说到住宿心里更烦，在大理我家是租公房而住，住房是楼上十五、六平米的一间，我们用木板把它隔成两小间，然后用报纸裱了一下，湊合着住了十多年。隔壁就是布鞋厂的缝纫车间，白天上班时候整个车间二十来台缝纫机一起蹬动，其振动犹如三、四级地震一样通过墙体传递过来，加上缝纫机的噪声，十分烦人。更令人吃不消的是这种纸裱的木板隔墙臭虫特多，晚上睡下去不多时，臭虫闻到人味就倾巢出动来吸血，令人无法入睡。母亲的办法就是用纸卷蘸点敌敌畏放在床头床尾或靠板壁的一侧，就这样还是每晚都有被臭虫叮醒的时候。
对于家里这种贫寒状况我一筹莫展十分忧愁，想去做工又无门道。在文革那种混乱的状态中，谁会雇用临时小工呢？因此我心里非常愧疚。
我在家里呆了半个月，很多学生从昆明回来了。他们说：炮派占领了省政府所在地——五华山，昆明两派武斗进一步升级。人们对这场大革命的发展态势忧心如焚，我不明白占领五华山有什么作用。
熬到八月初，家里实在无法顾及我这张嘴，我心中也有数，我想只有回到学校才有饭吃，才能安睡。于是我逼着父亲要了18元钱，买了张客车票，回到了昆明。
回到学校虽然吃住不成问题，但无法逃避政治风波和派性斗争。我是云大的学生，观点当然是倾向炮派的，但由于四二六的前夜我放走了四位省委领导，炮头们指责我是炮奸和头号“臭老保”，对我恨之入骨。因此，回到学校后我的日子也不好过。
那时候学校的图书馆仍然坚持开门，于是我就躲到图书馆看书和看报。凭兴趣学了《机械制图》和《土建制图》，目的是学点实用技术，如果以后不顺利也可以从事土建工作，当然这点小算盘是不能声张的。有人问时我就说去图书馆看报纸或帮图书馆写几条毛主席语录，这样搪塞一下还是起了作用。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昆工举行庆祝八二三战斗兵团成立一周年的活动，一伙四川籍的学生派性恶性膨胀，高呼着“青山不老、八二三不倒”的口号推倒了云大北院靠铁路边的一段约三十来米的围墙，进而占领了数学系教师和学生共用的一幢宿舍楼，并且肆无忌惮地抢走了部份学生的被子、床单、蚊帐和衣服。还放火烧了同学们的衣被和书籍，更有甚者还用钢钎打伤了一位姓蔡的同学，这些暴烈行径引起了云大师生的强烈不满。
由于围墙倒塌，此后没人敢住数学系男生宿舍，各人在校内自找安身之地。我也搬到会泽院二楼的一间空房内住宿。
九月初，一个云大文工团的老队员告诉我云南炮派要排演一幕史诗性的歌舞剧《春城炮声》，希望我去参加排演。我去民族学院报到后，导演安排我演一个革命干部，参加舞蹈排练。此剧的编剧、作曲、导演和舞蹈编排都是省歌舞团和云南艺术学院的专业教师担任，演员则来自云大、师院、民院和一部份中专的学生，共一百二十多人。排练二十多天后父亲突然来昆看我，他说在下关看到云大数学系被抢占的大字报后很为我担忧，特地赶来看看我，见我没事他就放心了。为了陪护他，我只好辞去排练的任务，回到云大。
这是一段动荡的日子，也是一段难熬的蹉跎岁月。
（九）老干部和炮派群众的避风港
六七年十一月昆明发生了第二次武斗，许多老干部和炮派观点的群众从单位中被赶了出来，霎时间“难民”纷纷涌进学校，云大成了老干部和炮派群众的避风港。许多人住进了原来的教学楼——四合院，还有少部份人依靠某种关系住进了学生宿舍。面对这种局面许多师生心情十分沉重，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文化大革命究竟要搞到什么程度？什么时候可以结束？然而这是一个谁也无法回答的问题，人们只有耐着性子等待形势好转。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康生在京西宾馆指着支持云南炮派的省委书记趙健民说：“你是个叛徒！凭我四十年的革命经验，有这个敏感。”于是这几句话就成了趙健民是叛徒的“铁证”，趙健民同志因此坐了八年冤狱。云南炮派也被列为受“国民党云南特务组”操纵的准反革命组织，致使大批干部和群众受到牵连。一时间，持有炮派观点的人纷纷被批斗，戴黑牌、游街、下狱，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
一天中午在食堂门前我遇到一位生物系的同学，他领来一位神色慌张的老干部， 央求我替他找一个住处，避避挨批的风头。我把他领到住处问明情况，此人名叫邹桂岩，是商业厅的党办主任。该厅的另一派群众指责他是厅长侯良辅的黑高参，干尽坏事，要抓他回去批斗，于是他东躲西藏最后跑进云大寻求疪护。我很同情他的遭遇，安排他跟我同住，邹主任放心地和我住了三天。他是同济大学土木工程系四八年的毕业生，和我很投合，他说：“文革结束后，你来商业厅找我，我给你安排个好工作，好好地把你培养一番。”
三月的一天下午，我刚走出数学系男生宿舍楼，背后有位女同志喊我：“小李子，过来一下。”我回身一看是数学系总支书记黄芹竹，她把我带到一楼靠楼梯的一间空荡荡的宿舍内，我一看原云大党委书记（她的丈夫）高治国同志坐在床边。高书记笑着对我说：“小李子，有一件事想劳驾你一下，可以吗？”我点头同意了。高说：“我们在这里躲避批斗已三、四天了。带来的东西已吃完，现已饿了两天，你帮我们去买点面条和馒头，可以吗？”他们俩位都是三八式的老干部，如今沦落到这步田地，真让人心寒，我爽快地答应了。他们拿了两块钱和两斤粮票又递了一个提盒给我，我很快去文林街小吃店买了叁碗面条和十个馒头用报纸包好装在网兜里提了回来。他们很高兴，一再表示感谢。我说：“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高说：“进出这幢楼的人很多，大多不可靠。见你出来，黄芹竹说，这人可靠，所以才把你叫了进来。”我感谢他们对我的信任。第二天晚饭后我去看望他们，遗憾的是他们已搬走，不知去向。二十年后（1987年春节）我去弥勒寺看望他们，高书记还提起此事，一再感谢，还高兴地与我合影拍照留作纪念。
六八年五月云大革命委员会成立了，全校师生很高兴，对革委会寄予无限希望，都要求在革委会的领导下复课闹革命。然而，全国仍然处于一片乱哄哄的形势中，人心涣散，复课的希望最终成了泡影。
六八年七月的一天晚饭时，我去食堂打饭，一位陌生的女生走过来对我说：“李成凌，大课堂门前有人找你。”我很惊讶，她怎么知道我的名字。我走到大课堂前面，只见李广田独自站在那里，见我过来就伸出手拉着我说：“成凌，你的事迹我己听说了，省委认为你是一个根正苗红的好青年，运动结束后省委会重用你的。”他接着递了一份材料给我说：“这是我的申诉材料，我不是三反分子。我请求云大革委会为我平反！”我说：“李校长，我不是炮头，这些东西交给我没用。”他说：“我也是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应该给我甄别平反。”我安慰他说：“现在炮头们忙于派性斗争，没有人找你的麻烦就是好事。你安心地在家休息一段时间。至于三反分子的问题，只是大字报这样说，不是组织结论，你不必认真。现在这种局面乱哄哄的，受到错误批判的人很多，你别着急，等到运动后期再提这件事好吗？”我担心食堂关门意欲要走。他却拉着我低声说：“我想给你介绍个女朋友，好吗？”我说：“谁？”他说：“我的女儿，北大学生。就是刚才喊你的那个。”我笑着说：“我己有朋友了，您老不必费心了。”说完就转身去打饭。
六八年八月十三日，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了。由于谭辅仁支一派压一派，炮派及云大的日子也不好过。全校师生人心惶惶不知所措，情绪十分沮丧。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日中央广播了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公报，文中说：“……全会批准中央专案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会议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这些消息对李广田震动和打击很大，当天晚上便投莲花池自尽了。
我闻讯后感觉到非常震惊，非常惋惜，非常悲愤。中国又失去了一位优秀的文艺战士，一位优秀的教育家、散文家和文学家。后来我仔细想过这个问题，认为李广田解放前是中共中央北方局的一位地下工作者，只要刘少奇和北方局的老同志在，他就有平反的希望。现在刘少奇和北方局彻底垮了，他的希望也就熄灭了，因而走了这条路，真是悲惨啊！
六八年十一月八日，我们告别了这历尽沧桑的母校，奔赴军垦农场。当汽车轮子滚动的时候，我那百感交集的感情突然涌动，差一点哭出声来，但又不敢哭。我强抑着感情的潮水，强忍着夺眶的泪水，依依不舍地离别了培养教育我多年的云大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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