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凌：边陲岁月
边陲岁月
－－作者：李成凌
离开了军垦农场，我来到保山地区。文革期间由于极左路线的影响，忽视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国策，轻率地撤消了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将其划归保山地区管辖，人们以澜沧江为界把保山地区十县分为内五县和外五县。
根据我的良好鉴定，保山地区革委会政工组大学生分配办公室将我分到保山一中。但是我的女朋友已分配至梁河县，我担心她身体弱小，只身一人在那里生活会很艰难，于是我向主管分办的军代表提出将她调到保山的要求，答复是不好办，最后我只好跟随她去了梁河县。
一、美丽的遮岛镇
七0年四月中旬，我们来到梁河县。该县地处横断山脉西南端，是高黎贡山西麓坡阶地的峡谷地带，大盈江自东向西穿越谷地而过。这是一个多民族的边疆县，主要有傣族、景颇族、阿昌族和德昂族，原先是南甸宣抚司龚寿土司的管辖地。是中国通往缅甸的要道，也是历史上“陆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路。由于历史和地理原因，梁河县的社会发展进程十分缓慢，交通和信息也非常闲塞。全县人口约八万人左右，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县，直到一九七0年全县财政收入不足一百万元。
这里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不分，湿润多雨，平均气温在25℃左右，十分怡人。县政府所在地遮岛镇风景如画，到处是大榕树。遮岛坝子的村村寨寨掩映在竹林中，清早晨雾缭绕，傍晚炊烟袅袅，环境很安静。晚归的牛群不时地发出哞哞的叫声，牛脖子上的铛锒不时地响着，偶尔间还可听到远处传来砍竹筒的声音。我不禁想起了电影《遥远的勐龙沙》，或许电影中那些优美动人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组干组的军代表问了一下我的情况，便说先不忙分到哪个单位，先帮政工组出一期大批判专栏再说，我的任务就是抄写批判文章。我抄了两篇文章，军代表满意地说：“毛笔字还不错。”我又画了这两篇文章的标题栏，他们也说：“美术字也写得漂亮。”接着又让我到红光二队当工作组，跟社员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随他们一起插秧，一块儿锄包谷。就这样在政工组混了一个月。
有一天，军代表说：“县里的民族文化工作队要撤消，原有演员都是傣族，阿昌族。只会演傣戏和唱阿昌山歌。这与江青同志提出的革命文艺的方向相差太远。县里决定以知青为主重新组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让我去知青办帮助调人，筹建宣传队。
宣传队很快组建起来了，我带着宣传队的人接管了县民族文工队的乐器，并且详细地了解了每个队员的特长，又组织大家讨论如何排演一台歌舞节目……
总之， 跟知青在一起我还是很乐意的，因为他们就像我的弟弟妹妹一样，凡事我都尽力帮助他们。
（二）到五·七中学代课
我到县宣传队三个星期后，县革委会宣传组又通知我到县五·七中学代课。原因是全校教师要去保山集中学习，学校还未放假，还有几个班需要教师继续上课和管理。
我按约定下午一点到学校找革委会副主任寸老师（数学老师）报到，他说：“欢迎你到学校来代课。”接着说：“目前学校只是初级中学，一共三个年级共五个班，初二和初三两个年级已安排下乡去学农（帮助生产队收早稻），只剩初一一个班，该班名叫六排（当时是军事化模式编班）。”他最后说，你的任务就是教革命文艺课和担任六排的班主任。我感到毫无选择余地，又只是临时代两个月的课，就爽快地接受下来。我问：“有教材吗？”寸老师说：“没有，只要是目前唱的革命歌曲都可以教，歌谱也需要你自己刻写油印好发给学生”。
接着寸老师就带我下班跟同学见面并作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听说音乐老师和班主任来了，同学们很高兴。寸老师告诉我现在就开始上课，说完就离开了教室。
我询问了一下“会不会唱革命京剧样榜戏呀？”他们齐声回答：“不会，只会唱毛主席语录歌。”我说：“教一段《智取威虎山》的唱段好吗？”大家欣然同意了。于是我把歌词抄在黑板上，先教大家朗读了两遍，然后再教唱。在没有歌谱的情况下，我教一句同学们跟着唱一句。没想到这班小同学唱歌的热情很高，童声清脆，音色嘹亮。稚气的脸上泛着红光，确实可爱。他们唱的来劲，我也教得认真，霎时间 《我们是工农子弟兵，来到深山要消灭反动派……》的歌声响彻整栋教学楼（其实只是一幢四间教学加四间办公室的平房）。我担心声音太大影响其它班上课，一问才知道其它班上午就走了，分别到几个公社去支农。学校里只剩下“小六排”一个班，留在学校继续上课。
初一的课程安排也很简单，只有四门课：语文、数学、体育和革命文艺。上午上一门（语文或数学，两个课时），下午上一门（体育或革命文艺，不计时间）。
教学任务倒很轻松。每星期一、三、五下午都是文艺课。其余的时间就是赶快刻写腊纸，把歌谱印出来。同学们很爱唱歌，每次都超过两个小时，我都教得口干舌燥了，他们还兴致不减，要求继续唱下去。每次教一首新歌，后来又教了几首毛主席诗词歌曲，很受学生欢迎。我与他们的关系也日渐融洽，心里的郁闷也慢慢地消散了。我想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只能如此这般了。虽然做不了学问，也应干点实事，绝不能当混混。
当班主任倒有点麻烦。
一天下午课后，几个红小兵来告诉我说：“赵某同学写反动文章，要批判。我仔细询问了一下情况，知道赵某的父亲是县里民贸公司的一位当权派，现已靠边站了。赵写了一篇日记《记一次批判会》，文中写道，“……同学们坐在水泥球场上开批判会，火辣辣的红太阳照在我们头上，晒得我满头大汗……”弄清情况后，我感到啼笑皆非。赶快劝这几个红小兵说：“他才十二岁，进中学没几天，语文程度低，不会表达。没有什么政治目的，不能小题大作随便批判人。”我接着说：“这件事到此为止，同学们不要随便传播，我负责找他谈谈。”
又过了几天又有人拿来一篇作文给我看，题目是《记一次学雷锋的活动》，文中写道：“……时间像剃头刀一样快，转眼就要放假了。……”我看后不禁哑然失笑，觉得这些孩子太可爱了，把家里听到的农民语言都写到作文中来。我仔细一想这班同学是六五年才读小学一年级，文革这五年大概都是混过来的。我深深感到文化大革命耽误了很多人的学习进程，语文水平低，历史知识少，自然科学知识更缺乏，能怪他们吗？再进一步想，他们再混两年初中一毕业，又得下乡去当知青，想到这些真有点令人心酸。
当然这些心里话只能自己说给自己听听而已，绝对是不能说出口的。
（三）全面考察
在中学代课期间其它工作还不少。
一天寸老师跟我说：“正对学校大门的那块忠字台上的语录要换成教育方针，总务处李老总已搭好脚手架，希望你去写一下。”我问：“写成红底白字行吗？”寸说：“行！只要写得庄重、大方、漂亮就行。”
我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完成了任务，撤掉脚手架后，寸老师大为赞赏地说：“很漂亮！比以前好多了。”
过了几天寸老师又布置了一项任务给我：要求在教室侧面的山墙上出一期大批判专栏，我也答应了。他找来几段语录和几篇报刊上的重要文章摘要让我抄写。
我又熬了三个晚上画了一个刊头：一面迎风飘扬的红旗下站着两个手持语录本的红卫兵，下面是三朵葵花和松技。然后又从一张招贴画上剪下一个毛主席的头像，贴到红旗的左上角上。在大批判专栏的左右两侧，我还临摹毛主席的手迹写了一付对联：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经过十来天的努力，大批判专栏终于完成了。留校的几位教师和同学都来看，有人说：“李老师真是有几把刷子，学校就需要你这样的教师。”
又过了几天，教《农业基础知识》的金老师又拿来一本《九二O菌种接种技术》让我帮他刻写，我估计需刻二十多张腊纸，还有不少插图，真不想帮他刻。他却笑着说：“我看过你刻的歌单，你的仿宋字刻得很漂亮，能者多劳嘛。这可是县革委解主任指示要办培训班用的教材，你要好好刻写。”我看无法推辞只好接下来，新来新到只好任人使唤啊！
我原以为来代课，只教革命文艺课很轻松。实际上附加的工作量很多很杂很累人，许多晚上一直干到一两点钟才睡觉，十分疲劳。
在中学代了一个月的课后，校革委会决定让我和一位姓和（纳西族）的体育老师带“小六排”去河西公社帮读大队支农，为期十天。这个班大多数是县直机关干部的子女，年龄偏小，都只是十二、三岁的娃娃。下乡支农只是走走过场，让他们初步了解一下农村，关键是要注意安全。
第二天全班同学背着简单的行李高高兴兴地来到河西公社，在小学里住下后我向同学们宣布了一条纪律：不准私自回家，有事要请假说明去向。
劳动主要是收割早稻，我告诉同学们：“干活要量力而行，能割多少算多少，但要注意安全，不要割着手。”
这是同学们第一次下乡支农，颇感新鲜热情很高。我想，对这些孩子不能要求过高，意思到就行了，每天劳动多休息几次。休息时唱唱歌， 讲讲昆明大理的风土人情和大串联的趣闻。
第六天我得知离帮读三公里的山沟里有一座小型农村水电站。经请示公社主任同意我带同学们去参观这座50kw的小水电站。趁此机会我给同学们介绍了电动机和发电机的区别，还讲了发电机的转速、功率因数、额定电压、额定电流强度以及相电压与线电压等电学的基础知识，也介绍了水轮机的结构，动能和势能等物理概念。
我讲这些东西，同来的和老师很不高兴，他说：“学生们都听不懂。”我说：“这些概念很实用，先让同学们有点感性知识，以后学了物理他们就容易理解这些概念了。”
回公社的路上，有一个公社秘书与我同行了一段路程，突然他伸出右手比划了两个动作，我明白他是在问我是八派还是炮派。我如实地告诉了他，并说：“我在部队农场时已经过‘划线站队’运动，没有什么问题。”他听后说了声：“你还算老实。”沉着脸走开了。
第二天，公社通知我去芒杏大队的粮库挑碗豆，学生交给和老师带着。我跟着帮读大队支书尹可儒走了五公里路来到粮库，在这里我遇到了县直机关的几位干部，他们也是来挑碗豆的。其中一位是县革委生产指挥组付组长张正洪，他微笑着指着地上一付装满碗豆的挑子说：“这挑是你的，挑回帮读去。”
这付挑子是傣族赶摆常用的那种高挑担，中间是一根竹扁担，两头是一付竹编对箩。里面装有满满的碗豆。我试着提了一下很重，约有七八十公斤左右。我又看了他们的担子只装了半箩，估计只有三十多公斤左右。我带着疑问看了他们一眼说了声“什么意思？”一个年青人凑到我耳边说：“这是对你的考验，你若把这担碗豆挑到帮读就没事，若挑不到以后还会有新的题目。”我明白了他们的意思，今天这一担是非挑不可喽。我心里想决不能示弱，马上卷起手袖捋起裤脚将担子举上肩，挑着担子跟着大家走出了粮库。
尹可儒告诉我顺着大路就可以回到帮读。我抖擞精神，拿出在小三家挑砖的架式，左右手揽着两只对箩，咯吱咯吱地挑着健步朝前赶路。走了两公里路见到前面有棵大榕树，我准备休息一会儿，突然树后走出五、六个人拍着巴掌朝我走来，有人说：“好、好、好，好样的！李老师真不愧是在部队锻炼过的。”他们帮我卸下挑子，笑着对我说：“这一担农民都挑不起。你很硬扎啊！”我很奇怪，他们不是在我后面吗？怎么会在这里等着我呢？问了一下才知道他们是走小路过来的。大路是弓背，小路是弓弦。
张正洪说：“看你换肩的把式和走路的风声就知道是挑担的汉子。”他们让我在树下多歇一会，友好地询问了我的家庭情况，以及在云大和部队的情况，此时我觉得他们并无恶意就如实地告诉了他们。一个多小时的闲聊相互间有了更多的了解，他们说把你对箩中的碗豆撮一些过来吧，太重了伤人。我说：“既然是考试，那就挑到底吧。”说完又挑起这付重担往帮读赶去。
我挑到帮读寨子门口时，七、八个小伙子围上来，用纯厚的梁河话说：“对呐，硬扎呐！”不一会儿，公社的周主任也过来笑着对我说：“你的考试过关了，明天就带着学生回去吧！”
我心里有点纳闷，既然是考试，为什么不考考和老师呢，他是师院六九级的毕业生，比我还晚来一个月哪。事后我才知道和老师说他是八派，因此就不为难他了。
第二天，我带着学生回到五·七中学。
回校后，寸老师告诉我说：“县里和河西公社对你反映很好，你来代课这四十多天我们对你作了多方面的考察，承认你是一个多才多艺，能吃苦耐劳的老师。学校准备把你调进来。但你在文革中‘站错队’的问题要写一份交待和检查。否则政审还是过不了关。”我说：“我在解放军农场已经参加过‘划线站队’运动，经审查没有什么问题。”寸老师说：“那里是那里，这里是这里。这是个政治面貌和立场问题，你若不写检查，我们不好帮你说话。”
我心里很气愤，心想这个破学校有什么稀奇的，这个检查我绝对不写。你们既然搞派性，我就不想进来了。
六月底，去保山学习五十多天的老师们回来了，我辞去代课的工作，回到了县宣传队。
（四）排演京剧样榜戏《沙家滨》
文化革命时期，八个样榜戏风靡了全国。中央文革曾经下达通知：要求有条件的县都要排演样榜戏。梁河县革委决定由县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排演京剧样榜戏《沙家滨》，并责成革委会副主任、军代表孟庆芝同志负责。
我回到县宣传队时，他们对排演京剧《沙家滨》已作了一些安排和准备。新任队长卿觉先安排我演刁德一、老班长和趙镇长三个角色，我愉快地服从了他们的安排。
说到京剧大家都是棒棰，对于京剧的唱、念、做、打一无所知，只是根据电影、唱片、广播录音以及派主要演员到保山地区京剧团学了几段主要唱腔就开始排演了。
全队热情很高，无论主要演员、配角和乐队都努力学习，决心演好这出戏。我所扮演的几个角色中《智斗》一场需要和阿庆嫂，胡司令认真配合，对对台词。特别是第四场《坚持》中有一段集体舞《十八棵青松》和第七场《奔袭》中有一段武打需要认真练一下。最后我和文化馆老聂还画了春来茶馆和芦苇荡的布景。
经过四十天的排练，《沙家滨》终于公演了，县革委主要领导观看了首场演出。文革前县里只有一个民族文化工作队，主要是演傣戏和傣语歌舞。唱京剧这在梁河县有史以来还是第一次，公演时人气很旺，盛况空前。演出结束后县革委解主任表扬了大家。
该剧在县里公演了三场之后，县革委决定：宣传队应到各公社去演出《沙家滨》。于是宣传队又到九保、芒东、大厂、小厂、囊宋和河西公社巡迴演出。遗憾的是这些民族地区多数是傣族，景颇族，阿昌族和德昂族，观众都不懂汉语，更听不懂京剧唱腔，只能是看看热闹而已。
接着《沙家滨》又到盈江、陇川、龙陵等县访问演出，剧组来到瑞丽县时，该县人保组提出保卫工作不好做，取消了演出。因为瑞丽县城紧靠边境线，听说有演出，境外各种边民都会越境过来看戏，由于政治观点不同，如果看到不合他们口味的情节时就会鸣枪捣乱，届时剧场将会乱作一团，该县人保组说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则无法控制局势。对此我们表示理解，在瑞丽玩了两天就回梁河了。
一九七一年九月发生了林彪出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九一三事件”，直到十月底梁河县才传达这一事件的简要情况。对此我感到十分震惊，但不敢妄加评论，坚持自我约束，缄口不言，以免被人抓住小辫子。
七二年春节快到了，保山地区革委会在芒市举行了一次样榜戏汇演，地区所属的外五县和内五县的宣传队都带着自己的节目参加了汇演，据说这次汇演在芒市历史上还算是一次空前的盛况。不知什么原因这次汇演没有评奖，观众反映保山的《杜鹃山》、腾冲的《红灯记》和梁河的《沙家滨》演出效果较好。
七二年六月以后传说大学和中专开始招生，宣传队中很多人都想报考，于是人心涣散无心演戏了。县里决定宣传队暂停排练，有演出任务时再招集回来。
我因不想进五·七中学 ，决意去县农机厂工作，因为我也喜欢机械设计和制造工艺。在文革初期有一段时间我躲在云大图书馆数学系资料室里学习过土建制图和机械制图。当时我在新华书店买了一本《机械工人识图读本》，认真地学过正投影、三视图、剖面图以及轴类零件、盘盖类零件、叉架类零件和箱体零件的识图和绘图，还弄懂了公差和配合的概念，弄懂了光洁度和尺寸链的概念，也弄懂了粗螺蚊和细螺纹和区别和用途，还弄清了有关丝杆和螺母的一些概念……。总之，自信有一定能力干好工作。于是征得县革委副主任孟庆芝的同意，我就进了农机厂。
（五）到县农机厂当铸工
县农机厂是一个六十多人的小厂。我进农机厂的第一天，厂革委会赵副主任问我“你准备干什么工种？”我回答：“服从分配吧。’’他说：“那么就到铸工车间当铸工吧。”我答应了。
进了铸工车间认识的第一个人就是周荣水，他原来是厂里的支部书记，现在被当作走资派而靠边站了，最近安排到铸工车间来劳动。
老周告诉我做砂型的方法，从他那里我很快弄懂了木模和铁范、浇口和冒口、上箱和下箱、泥芯和泥芯骨的概念，铸造园角和拔模斜度的概念，石墨粉和水玻璃的用途，以及做砂型的注意事项。
我又从县文化馆图书室借来一本中专教材《铸造工艺学》，按照急用先学的办法，利用空余时间我认真地选读了有关章节，基本上弄懂了简易化铁炉（两吨炉）的构造和熔炼铁水的配料，弄清了几种常用灰铸铁牌号的含义如HT10—26、HT15—33和HT20—40中HT后面第一组数字代表最低抗拉强度，第二组数代表最低抗弯强度。并且认真弄懂了这几种铸件的应用范围。
那时候厂里的主要产品是生产脚踏打谷机和电动打谷机，其它工作就是修理。铸工车间每个月至少开一次大炉，我的任务平时造砂型，开炉时就是抬铁水浇铸件。我在车间里表现很积极，争着抬铁水。与几位师傅关系相处也很好，我尽量尊敬他们和虚心向他们学习，厂里的工人仍然称呼我为“李老师”。
农机厂先后进来六位大学生，其中五位都声称自己是响当当的造反派，只有我被视为“犯了严重错误”，被充军到边疆，发落到铸工车间,应该监督改造的“铁焊老保”。有一次，我向厂里唯一的陈技术员借绘图工具，他（六六级农机系毕业生）却冷淡地说：“别想入非非，你忘记了脸上的金印了吗？”我很诧异地问：“什么金印？”他说：“照照镜子就知道了嘛？”接着又轻声嘟囔着说：“想当技术员？！还是老老实实的干劳动吧。五一六分子是顶铸铁帽子啊！”另外，我也听几个青工在议论，说我是“反军乱军份子”。
为此，我向县革委孟副主任反映了农机厂造反派捕风捉影，无事生非乱扣帽子的情况，回答是：“没有这档子事情，不要理会他们。县里没有这样看你，你来梁河这几年表现是很好的，你先好好地在那里干一段时间，以后会重新安排你的工作。”
事后我才慢慢地弄清了这些谣言的源头。事情起源于厂里的会计郑永康，他曾多次对我说：“你拿着55元工资干学徒工的活，不合理。你最好每月自觉地拿30元钱给我，我帮你说说好话，把你调离铸工车间，干点轻松的活。”我说：“目前十类地区的大学生都拿55元，这是国家的政策。”
郑永康在厂里又串通厂革委副主任吕文祥，老吕也对我说：“你们两口子都拿55元工资，工人们有意见，你最好每月领了工资后主动交给我30元，买条生路。不拿不行，否则往后的日子不好过。”
关于老吕，我从县武装部朱副政委那里知道农机厂的周荣水和吕文祥原是县里十五分队的指导员和队长。老周参军时就是解放军，党性很纯，为人也很好。老吕这个人历史很复杂，原来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排长，抗战初期跟随河南军阀吴化文投靠了汪精卫，当了日伪军的连长。打过很多仗，杀过很多人。抗战胜利后又跟随吴化文统帅的二十多万日伪军降了共产党，经过改编变成了解放军。解放后在县公安局十五分队当了八年的队长，转业后到县农具厂当厂长。朱副政委告诫我说：“老吕这个人精于世故，颇有心计，杀心很重。你要小心！”但是对于这样一个人我很胆怯 ，不知道如何应对。
要我每月拿出30元奉送给他，我做不到。因为我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都下乡当了知青，我需要每月寄回20元给母亲，以维持全家的生活。况且我每月还要支付保姆费20元。因为我爱人在中学上课，我在农机厂当工人，孩子无人领，只好请保姆。
过了半个月，在县革委政工组工作的云大同学又告诉我，郑永康和县里的造反派头头杜新萱又多次来找政工组长，声称“李成凌在厂里和走资派、历史反革命和劳改释放犯打得火热，抗拒改造，极不老实。” 又信口雌黄地说他还是个“反军乱军份子”和“五一六份子”。要求政工组长去厂里宣布我的罪行，并宣布由民兵看管监督劳动改造。听到这些情况，我深深地感到这个边陲小县还真是庙小妖风大啊！县革委政工组长没有同意去农机厂宣布对我实行监管的决定。但是同意成立专案组对我进行内查外调，弄清情况再说。
又过了二十多天，有一天晚上县里工交组组长张成骝来农机厂参加政治学习。我本想迎上去打个招呼，但是他并不理我，那付杀气腾腾的样子确实令人生畏。他说：“农机厂的阶级斗争很激烈，原因是有“五一六”分子在厂里兴风作浪，我今晚进厂就是来抓阶级斗争的。”并一再强调：“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此时，坐在我身边的青工李和生悄悄地告诉我：“李老师，快跑！今晚要批判你和张家亮，要将你们往死里打！”我闻讯即以上厕所为由迅速离开了会议室，和生随后出来拉着我躲到钳工车间。此时我看到有三、四个青工追出来找我，他们往厕所方向跑去，和生又领着我跑到厂的大门口，左边是一片包谷地，我俩便钻进包谷地里。不一会儿那三、四个青工又跑到大门口一看路上没有人，有人说：“可能躲在钳工车间”于是他们又回头去钳工车间搜索。过了一会儿大门口没有动静，和生和我才沿着田埂蹑手蹑脚地跑到五.七中学的后门，惊心动魄地回了家。
第二天，我仍然去上班。刚到厂门口就被厂里的采购员挡住，他说：“你还敢来上班啊！”昨晚批斗张家亮，几个青工受人教唆对张拳打脚踢，打得他跪在地上喊饶命，并哭着说：“我是热爱毛主席的，我没有反对毛主席，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他又说：“张看来不行了，昨晚斗到后来是被人连扯带拽的拖回家扔在床上的。估计活不了几天，你要躲一躲，别当第二个张家亮……”
这以后一连几天没有人敢上班，有些人也趁机回农村去。张成骝和郑永康也声称到昆明和保山开会去了
三天以后张家亮死了，其妻告到县革委，解主任指示由县人保组、张成骝和吕文祥组成一个专案组负责查办此案。工人们听说县里这样处理心都凉了，大家心里都很明白就是张、吕和郑三个人唆使青工搞武斗打死了张家亮。现在他们又成了专案组成员，这明明就是让娄阿鼠当《十五贯》专案组的组长，此案根本就破不了。出于明哲保身和惧怕张、吕和郑三人，工人们都闭口不谈当晚的情况。
张家亮死后我才知道他是云南省财经学校六八届的毕业生，先到某国营农场锻炼了两年，然后再分配到本县来。文革中持炮派观点，进县农机厂后担任出纳，因坚持财金纪律，未给吕和郑报销一些不合理的出差开支而得罪了这两个人，结果遭到如此狠毒的报复。
两个月以后，专案组某负责人到厂里宣布：张家亮之死是他喝了自己泡的药酒而死的。与厂里的青工和其他人员无关。
至此，我才十分后悔，当初应该留在解放军四十师才对，到梁河来是我一生中最错误的一步臭棋。我的模范事迹在四十师，那里的梁军长，师长和团长都赏识我，承认我的能力和事迹，而且当初已经说明白留下来后先去集训队当指导员，这是相当于上尉连长的职务了，比一般的中尉副连级要高一级。然而我却不识时务地坚持到保山地区，最后落到这个边陲小县的农机厂中。在一群素质 很低（大多数只有小学文化）和政治上糊涂的人中，处境相当危险。这些青工一旦受到坏人的挑动，便可以对“阶级敌人”采取野蛮行动，如此残暴实在可怕，如此愚昧很是可悲！现在想要回四十师也不行了，悔之晚矣！
张家亮事件后，县革命委主任批评了农机厂的领导班子，并私下透露李成凌是有靠山的人，他到梁河县后原省委的几位老领导还专门派人到梁河县来了解他的状况，并指示要保护他、培养他，他是根正苗红的好青年，以后会重用他的……。
这以后我的处境得到了改善，厂里把我从铸工车间调到钳工车间，并让我参加了省里在景洪县举办的插秧机现场会，还让我到浙江宁海农机厂学习插秧机的制造和研究。我带着几个工人到了宁海后，该厂的技术员说，人力插秧机已被农机部判了死刑，原因是工效很低，服待一架人力插秧机需要四个人，但是插秧效果还不如四个人手插的面积大。农机部已经下过文件停止人力插秧机的制造、推广和科研项目。今后农机部只支持机动插秧的研究和制造，但是机动插秧机的制造工艺很复杂，对设备的要求很高，不是一般县农机厂能制造得出来的。
（六）50kw冲击式水轮机的设计和试制
在农机厂我又搞了新的金工车间的土建设计，搞了水渠闸门的设计，搞了厂用土简设备落地车床的部份设计，还搞了一些修理配件的设计。至此，厂里的人对我有了新的认识和好评。一致认为李老师肯专研，完全可当技术员使用。
七三年初，纸厂李光才厂长找我说了纸厂的情况，他说县里的电力不够用，纸厂只能自己搞个50kw的小电站，解决厂里的用电问题。他还说纸厂已经有了一台昆明电机厂生产的50kw发电机,但是无法买到50kw的冲击式水轮机与之匹配。问我能否设计一台水轮机并由农机厂生产出来，以解决纸厂风茂电站的发电机组的问题。
就此事而言我很奇怪，李厂长怎么会找到我呢？他神秘地说：“梁河县就这么巴掌大的地方，谁吃几碗饭，谁在干什么我心里有数。”说完他拿出一本天津电气传动研究所编的《水轮机设计与计算》在我眼前一晃，我马上说：“我有这本书，这是半年前在新华书店买的”。他说，“你不仅买了，而且认真看了。” 我很惊奇地说：“神了，你怎么连我的一举一动都知道呢？” 李厂长笑着解释道：这书是县里水工队向昆明新华书店邮购来的，一共订购了两本，水工队要了一本，剩下一本摆在县里的新华书店，请他们代售。经理说：“这种书没人要，卖不掉。”结果摆出来才一天就卖出去了。水工队长老王查问：“谁买走了这本书？”经理说：“农机厂的李老师买走的。”我又问了你家隔壁的寸老师，他说：“见你看过这本书，好像很感兴趣”。在县里讨论纸厂建设风茂电站的时候，老王说：“你去问问李老师他可能会干这件事。”
听完这个故事，我笑着说：“好吧，试试看吧。” 接着李厂长又说：“你在农机厂尽管放手大胆干，我给他们打了个招呼，让他们给你腾一个画图的地方，以后没人干扰你。”
原来文革前李厂长是县里工交科的科长，他对县里的厂矿了若指掌，哪家有什么设备，有几个什么样的技术人员，他心里很清楚，在县里的工交界很有威信。文革初期他被当作走资派而靠边站了，在家闲了一段时间，听说每个县要上“五小工业”，他便主动地请缨来搞纸厂。他是个事业心很强的人，也很会用人，因此纸厂在他手上逐步地建设起来。这一次他向省里要了一个煮纸浆的两吨蒸球，蒸球很快安装好，就是缺电。他又想自力更生办个电站，以解决纸厂的用电问题。
接到水轮机的设计任务后，我便沉醉於看书、查资料、画图的状态。我知道一台水轮机的设计、试验和制造是需要做很多科学研究的。但是那个年代提倡白手起家，因陋就简和土法上马的精神。而且是应纸厂的要求而做，只好尽力而为了。
经过两个多月的精心设计、我终于陆续拿出了50KW冲击式水轮机的一套图纸。包括主轴、惯性转轮、挡水盘、锁紧螺母、三角皮带轮、平皮带轮、轴承座、轴承盖、轴瓦、油杯、甩油环、喷嘴、针阀及阀桿、弯管、调速蜗轮和蜗杆、调速手轮、机座和机顶盖….等部件的图纸。最后差一个水斗的木模图和零件图。据钳工老杨师介绍，小厂公社水库脚有一台报废的冲击式轮机，可以拆一扇水斗来摹拟测绘设计。 我接受了他的意见，经过反复琢磨拿出了一份木模图和零件加工图。后来用铝做了一个金属模，共浇了17个铸铁水斗，装到转轮上。初步调了一下动平衡。
在张师付的努力下最终装配出一台水轮机，尽管该机的设计、制造和装配中存在很多问题，但最终还是安装到风茂电站，建成了一个简易的50kw小型水电站。
我不愿说我有多能，更不敢说做出了什么成绩，在那个年代通过水轮机的设计我确实学到了很多东西，我自认为干了些实事，没有混日子。这比起那些成天喊着革命口号，今天要批这个，明天要收拾那个的口头革命派来说，要实干得多。我没有干过任何坏事，我对得起每月55元的工资，更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七）农机局里的风波
一九七三年五月一日，根据省里的文件梁河县成立了农业机械管理局，县革委决定张成骝任局长，杨纪芳和我为干事。县农机厂、县拖拉机站和县农机物资站为其下属单位。
面对农机局的办公室，我心里涌动着极为复杂的感情。我喜欢农机事业，愿意尽最大的努力干好这份工作。但这位喜怒无常阴阳怪气的局长却难以伺候，况且张家亮的影子时常出现在我眼前，不知道命运之神如何安排我的生计。
我到农机局报到的第一天，局长微笑着赐坐。“来、来、来，成凌。坐下说，生下说。你到农机局是我鼎力争取要来的，你很能干，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以后我们三人团结如一人好好把农机局的工作搞上去。”他的这番话像位慈祥的叔父一样，使我紧张的心情一下子释放了。我随即表示：“局长放心，以后干什么事只要您说一声，我一定尽力去做好。”但我清楚地知道调我到农机局是孟付主任的提名，解主任点的头，决不可能是这位局长力争要来的。
我们天南地北地聊了一上午，他说：“下午他要到县里开会，晚上让我八点准时来参加政治学习。
说到政治学习，那是不敢含糊的。晚上我准时来到办公室，黑暗中局长独自坐着。我伸手去开灯，他突然大声说：“别开灯，有蚊子。就这样坐着谈吧。”我意识到今晚是个别谈话的意思。
他问我文化革命以来的表现，我简要如实地汇报了情况。他听完后阴阳怪气地说：“不是这样吧？分来梁河的这些大学生对你的反映与你说的不一样嘛。”我忙解释道：“他们与我不是一个学校，对我的情况并不了解。他们中有几个人派性很强，不能只听一面之词。我既不是八派，也不是炮派；算是个保皇派。”我感到这位局长对昆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并不了解，是一个盲目的造反派。
随着空气的紧张，他也按捺不住声色俱厉地说：“少废话，你还是老实交待如何参加“五·一六”组织和反军乱军的活动吧！”我很气愤地说：“你们不能随便扣帽子，这是子虚乌有的事，你有什么证据？想逼供信吗？”至此我明白他是想给我来个下马威，这明明是在玩弄火力侦察的伎俩，是一种政治讹诈的卑劣行径。
我深深地感到他后面还有一伙人，也许他是代表梁河造反派来对我进行审问的。我们无法谈下去，沉默了很久。
最后他说：“回去好好想想，写一份检查来。”说完便扬长而去。
这以后他一连三、四天没来上班，通过杨纪芳指示我写一块《梁河县农业机械管理局》的牌子掛起来。
我去农机厂找木工做了一块木牌，并让他们用白漆漆好后送到局办公室来，我花了一整天的时间，非常工整地用宋体字写好后掛了起来。
农机局设在县生产指挥组大院里，这个大院原是南甸土司衙门。文革前是县人委会的办公室，现在是革委会生产组、工交局，农林局和卫生局的办公室。
当农机局的牌子掛起来后，大院里的人都来看，有人说：“李大学真的有两下子，这个字写得太板扎了。”也有人低声告诉我：“你的那位顶头上司是县里有名的三花脸，你要小心！”也有人说：“小李，别怕。农机局、卫生局和生产组是一个党支部，书记是孟组长，有事你尽管找老孟去说。”对于这些真诚的话语，我心里甚为感激。
第五天，局长才进办公室。声称他去拖拉机站了解情况了几天，……最后皮笑肉不笑地对我说，那天晚上喝了点酒，言语重了些，希望我不要介意。
我发觉这位文化程度不高（小学四年级）的局长颇会演戏。
那时农机局的主要工作是培训手扶拖拉机驾驶员，N195柴油发动机的构造、使用和维修是培训的主课。我找来一本手扶拖拉机的使用说明书，认真地阅读后觉得构造和使用方法只须按实物讲解就行，至于维修则需要刻份讲义给学员，于是我摘抄和编写了一份《N195柴油机常见故障及排除方法》，又翻印了一份《交通规则》，学员们拿到这些讲义很高兴，经过二十天的教学，训练班顺利结束了。后来我又到囊宋、河西和猛养几个公社办了柴油机修理训练班，尽管我主动积极地干好这些工作，然而局长并不赏脸。
那个年月正是“批林批孔”的高潮，中央文革指示全国人民都要学习“儒法斗争史”。
局长的口头禅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我是法家”。他所理解的法家就是“正确路线的当然代表者”，可以随便整治人，甚至可以随意革他人的命。说实在的我从未得罪过这位上司，然而，他却铁着心把我当靶子打。
七三年国庆节时，张局长异常和气地对我说：“你来农机局这段时间表现还可以，总支准备考虑你的入党问题，写个申请吧。”对于这份突然的关心，我很诚惶诚恐。事后得知前几天生产组党支部开了个发展党员的会议。孟组长（总支书记），张正洪副组长（副书记）、计划组组长老黄（组织委员）和卫生局局长老范（宣传委员）一致认为农机局李成凌到梁河县后表现不错，可以考虑纳新党员，并责成农机局长张成骝找我谈话。
我很快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并据实说明了我父亲在下关市交通局被定为“历史反革命”以及伯父在缅甸的情况，我认为如实反映我的家庭情况是对党的忠诚。
然而张成骝看到这一情况，不禁喜形于色。他拿着我的入党申请书去找老黄和老范说：“他的问题并不简单，不能光看一时的表现，还是多考查一段时间再说。”他私下又对生产组内的造反派说：“那个五一六又露出两条尾巴，想混进党内没那么容易……”于是我的入党问题就被搁了下来。
十月底，中央来了个文件，明文规定给予66年至70年毕业的大学生转正定级。于是县政工组下文件通知：李成凌定为技术十三级，工资61.5元（十类地区）。对此张局长却愤愤不平地说：现行工资是合法的不合理，合理的不合法。他进一步解释说：他虽然是局长（相当于科长，正营级）但拿的还是连长的工资（78元）；而这些大学生，才工作几天拿55元已经很高了，现在又转正定级为61.5元，群众意见很大。
过了几天，拖拉机站来了个驾驶员，一进办公室就大声嚷道：“你们这些份子，运气真好。才来几天就拿61.5元，我们干了十多年还是二级工38元。”我问他：“什么份子？”他说：“地主份子、右派份子、知识份子都是份子嘛。”我不想和他较劲，知道他是受人教唆而到我面前发牢骚的。临走时他又诡秘地说：“你最好上个贡，舍财消灾嘛。”我说：“这次转正定级又不只是我一个人，全县四、五十个大学生都转正了嘛。”
我意识到这位小心眼的局长早晚要弄点事出来。此后我小心翼翼地伺候着他，唯恐不恭。
（八）革委会生产组大院中的行凶事件
七四年春节后的一天，局里的老杨告诉我他要走了，要调回保山去。老杨说：“张某人最近在县里上上下下活动频繁，你说为什么？”我说：“不知道。”老杨告诉我军代表要撤走了，权力要移交地方。张想当县长或副县长，因此他到处游说表功，说他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狠抓路线斗争。稳准狠地打击了农机系统内的阶级敌人，梁河县的农机系统出现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大好形势。听了这番话我才明白为什么局长近来常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是什么意思。很显然他是在说军代表走了，梁河县就是他们造反派的天下。暗示我们识时务一点，别撞到他的枪口上。
我告诉老杨前几天他让我写一篇新闻报导，投给云南日报。反映一下梁河县农机系统抓革命促生产的新面貌。我说，他的意思我明白，就是要我写一篇为他歌功颂德的文章，如果云南日报一登，他就有了晋升副县长或县长的政治资本。老杨问我：“你写了没有？”我说：“我怎么会写这种文章，我告诉他我是学数学的，写几个字刻刻腊纸还可以，不擅于写新闻报导。你最好去政工组宣传组找那几位大秀才写，他们写的文章云南日报肯定会发表。”老杨笑着说：“你终于会装糊涂了。”接着说：“你不写他会忌恨你的。此乃是非之地，走为上策啊。这位老总处心积虑地想往上爬，你小心有朝一日他会用你的人血染红他的顶子。”
老杨还进一步告诉我姓张的文革前是猛养公社粮管所的所长。他把碾米剩下的碎米给了一位职工，这位职工对他感 激不尽，到四清时他又说这位职工偷了仓库的粮食，硬把这人送去劳改了一年。
文革后他当了造反派，进了生产指挥组当了工交组组长，因嫌纱帽小，又进农机厂抓阶级斗争，结果怂恿青工打死了张家亮。事后他又钻进专案组，欲盖弥彰地胡查了一番，最后作了一个假结论，说张家亮是喝了自已泡的药酒而死的。其心何其毒也！
时隔半月，拖拉机站赵站长来办公室找局长，我说他上昆明开会去了。老赵笑着说：“我知道他去昆明，今天我是特意来找你的。你这个年青人只会埋头拉车，不知道车前车后都有虎啊。”我说：“此话怎讲？”他挪了一下椅子靠近我小声说：“你的处境很危险！那个姓张的在我们拖拉机站说了你很多的不是，我真替你捏把汗啊。”我赶快说：“赵站长，有话你尽管直说。”老赵说：“张家亮的事还没了，有人还在继续作这篇文章。你说实话张家亮究竟怎么死的。”我说“是被打死的。”老趙说：“对，问题就在这一点上。至今打人的人和幕后操纵者还逍遥法外，他们心绪不宁啊。”我说：“他们还想怎么样？”老趙进一步低声说：“张、吕和郑三人喝了鸡血酒上了香，已经结拜兄弟了。”他们说：“张家亮的问题在农机厂里没有人敢说个‘不’字，只有一个人会为张家亮翻案。这个人是一个活口，迟早要除掉！”我忙问：“谁？”老趙指着我说：“就是你。”我说：“对于这件事我没敢说什么嘛。”老趙说：“他们认为你是有文化的人，有头脑的人。现在不说，将来会说。”我还想问点什么，但老趙起身说：“话只能点到为止，其余的你自己去琢磨。年青人，此地不可久留，还是想办法走吧。”临走时又再三嘱咐我：“以后不能说我今天来办公室找你聊天的事。”
趙站长走后，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他的话把我心中那盏迷糊的灯拨亮了。我感谢这位老区长（趙站长文革前是县里某区的区委书记）冒着风险来给我通风。
一九七四年五月的一天，县农机厂的会计郑永康来办公室找我，他心态诡秘地声称想和我做个交易，让我向县委写份报告，推荐德才兼备的他来当农机局副局长，成功以后他就是我的大红伞，保证我在梁河县的安全。否则就将我在文革中的“保皇丑闻”、“五一六罪行”公诸于世。他说：“你若不听招呼，我们就将你的老底揭开，到时候你在梁河县就混不下去了。饭碗保不住，甚至连命也保不住。你想想张家亮场吧。”
我委婉地拒绝了他的要求说：“干部的任命应该是局长的事情，我只是办事员不敢插手这种事。”事后他耿耿于怀，接着就怂恿当时梁河县的造反派头头，县农机厂革委会主任王有才（原是电焊工）到农机局办公室闹事。
第二天，王有才来办公室找我请假，强制我准他一个月的假回家盖房子。我客气地说：“王主任，您最好去芒杏找局长请假。我只是一个办事员，无权批您的假。”王大怒骂道：“你这个臭老保，五一六份子。跟 老子玩什么花招，你坐进这个办公室得意忘形了，今天老子要教训教训你。”说完就把我从办公室拖到生产指挥组大院内拳打脚踢，还顺手捡起一个番木瓜大的石头连续猛砸我的头部，顿时鲜血直流。边砸还边骂：“梁河县哪个晓不得，你就是云南第一个臭老保，和走资派穿一条裤子，又是五一六份子，臭知识份子，不好好改造还得意什么，给老子滚回农机厂抬铁水去，以后工资就是26元。”
我到芒杏找到局长，向他反映被打的情况。然而他没听完就声称要上一趟厕所，掩口而笑地出去了，过了一会我听到外面有人大声叫唤：“自作自受，活该！”
后来我听农机厂的工人说两天前张、吕和郑在一起喝酒，商量如何教训我的办法……。我明白这次唆使没有文化的王有才来办公室打人是他们三人预谋的。这一次我被打得更为严重的脑震荡，无法工作。只好请假回大理治病养伤，因我家庭经济困难（父亲每月38元，母亲每月18元，还有三个弟妹当知青）我个人也没有什么钱支付医药费。吃了几付药后，在母亲的劝告下，又忍气吞声地回梁河农机局上班。这是我在文革中第三次被打成脑震荡。
几次被殴打后，脑中留有一些淤血，除了常感头疼头昏外，还觉得自己在一些关键场合中，心里一着急，血就会往上涌，脸一下子就赤红，心脏猛烈地跳动，脑海中一下子出现空白，不会思索，不会回答问题，手也颤抖起来，茫然不知所措。
尽管头部有严重的外伤，为了养家糊口，为了我的两个儿子（大的三岁多小的才三个月），我还得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尽量搞好工作，不让他们再抓我的小辫子。
（九）参加糖厂的建设
七五年初，省里给梁河县一个建设项目——日处理500吨甘蔗糖厂。由于农机局长总把我当阶级敌人来打击，事事丁丁肉沫，处处格格不入，实在无法忍受。在文化大革命那种社会背景下，张成骝总是标榜自己是阶级斗争的闯将，路线斗争觉悟比一般人高，有一副敏锐的火眼金晴，一眼就能看出谁是阶级敌人，谁是坚定的革命造反派。因此县革委孟副主任示意我到糖厂去，我顺从地来到糖厂工地。
糖厂的建设刚起步，只有一排油毡房。杨厂长很客气地接待了我，他说：“李老师，你的情况我们非常清楚。你放心在我这里干，我们不会碰你一根毫毛。你有多少能耐只管大胆发挥，象你这样的人多来几个，糖厂的工作就好做了。”
这番诚恳的话语使我对他顿生敬意，感到他与张成骝不同，是一位求贤若渴的人。他说：“省轻工设计院只负责厂房设计和设备安装，宿舍区要县里自己设计和建设，厂里希望你拿出甲、乙两种类型的职工住房设计图来。”我很乐意地接受了这项设计任务，并提出糖厂离我的家（梁河中学）约四公里多，每天往返很费时间（那时我还买不起单车），能否允许我在家搞设计，一星期后我准定交出图纸。杨厂长概然应允，我领了几张绘图纸，坐标纸和描图纸便回家了。
我设计了一幢约300平米的二层宿舍楼作为甲型职工宿舍，分两个单元，每单元四户，每层为两室一厨共28平米和三室一厨共35平米两种户型。结构上为小青瓦屋顶砖混结构，设置圈梁三道。
我把图纸交给杨厂长看，他说：“外观很漂亮，像幢小别墅。但目前我们的生活水平还达不到这种程度，可考虑供管理干部住，工人的住房还要更简单些，最好是平房。”他又说：“图纸先放着等县委、工交局来讨论时，让他们看看再说。”
过了一星期杨厂长对我说：“李老师，你熟悉昆明的情况，现在派你去糖厂驻昆办事处工作一段时间如何。”于是我服从厂里的安排到了昆明。
糖厂驻昆办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①到大普吉轻机厂验收榨糖机，煮糖锅等制糖专用设备，并联系车辆将设备发回梁河；②按图纸所列的设备明细表到产地去购买汽轮发电机组、锅炉、电动机、机修设备、传送带以及各种泵和闸阀、各种规格的螺纹管接头（包括弯管接头、三通管接头、四通管接头等）；③采购建材（包括各种钢材、管材、水泥、玻璃等）；④沟通省轻工设计院和梁河糖厂工地的施工情况。
驻昆办有四个人，相处比较融洽。大家都不懂榨糖工艺及其设备，只能在干中学。只是风里来雨里去，早上跑西边大普吉轻机厂，下午又跑东边凉亭物资局仓库，非常辛苦。但不搞派性斗争，没有思想包袱，精神上是愉快的。
在这些日子里我学到了不少东西，特别是在轻工设计院帮助抄写各种设备和配件明细表的过程中，我边抄边问设计室里的工程师，这些配件的规格、含义、用途和安装方法，从中增长了很多知识。
那时候我刚满三十岁，求知欲望很强烈，很想学一些机械设计和土建设计方面的知识。尽管无法预测我将来会干什么工作，但现在有机会接触到一些机械设备，就应当珍惜这种机会，努力学习不能瞎混。
有人告诉我一句话：“处处留心是学问。”因此，无论在轻工设计院 或是在轻机厂，也无论是在提货的仓库或是在新华书店里，我都如饥似渴地学习（包括向仓库保管员学习），我要尽快地变外行为内行，对于一些有用的书我宁愿饿肚子也一定要买回来。那时候出差补助每天只有1.2元，还不够两吨饭钱，例如《农业机械设计手册》上、下册、《实用板金工展开手册》、《齿轮原理与制造》、《水轮机原理与数学模型》、《房屋结构设计基础》、《单层厂房抗震设计》……等书都是那段时间在昆明买的（梁河买不到）。我认为，有了书就占有了资料，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就能体现自己的价值，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在文化大革命后期，许多人热衷于“三线建设”，即女人打毛线，男人弹墨线（做家具）和玩钓鱼线。而我却愿意扑在图板上画图线，这不妨碍谁，但却遭到某些人的非议。他们指责我想成名成家，想当工程师。想当工程师有什么错？！这对于缺乏工程技术人员的边疆小县来说，多几个工程师不是很好吗。我不想理会这些人，照样走自己的路，我想只要脚踏实地的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终有一天我会实现自己的理想。
云南花灯调中有一首脍炙人口的唱词：砍柴莫砍葡萄藤么，养囡莫给闲游浪荡的无用人啊……。这是一句至理名言。在梁河县确有几个昆明某学院六九届毕业生，自认为站对了队，是响当当的造反派，凭这块牌子就可以吃香一辈子。他们把昆明的派性斗争带下来，学着中央文革顾问康生的口气，时常气粗粗地嚷道：“这不是你和我个人之间的事，这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是大是大非的界线问题，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一位学兽医的姓路的大学生，六五年九月进学校，仅读了一学期就时逢文化大革命。他连马针都不会打，又不愿学习，终日挺着一副罗汉肚在遮岛街游来逛去，最使他振奋的口号便是那句“青山不老，X X不倒”的口号。据查，无中生有地指责我是“五一六份子”“云大炮匪”就是此人，他的讨厌之处还不止于此。
六月间的一天，我从糖厂驻昆办回到梁河，刚下车就碰到此人，他迎面就说：“你小子混得还不错嘛。”我说：“我们是为糖厂的建设而奔忙呀！”他接着又说：“你以为你会有什么前途？你不过是个劳动力而已，你那几顶帽子一辈子也解释不清。明白告诉你，老子就是你的专案组成员，运动后期你的落脚处就是劳改农场。你老婆也得跟着受罪，你最好把她让给我，我很喜欢她，我保证她一辈子平安幸福，……。此言实在俗不可耐，他居然敢当着我的面，索要我的老婆，这未免过于欺人太甚。我本想握紧拳头狠狠地教训他一下，但是梁河县造反派势力很大，我若先动手打他，就会授人以口实，那末我的结果会比张家亮更惨。我只好愤愤地说：“你这种闲游浪荡的人，任何女人嫁给你都不会有什么幸福。……”他歇斯底里地嚷着说：“走着瞧，运动后期再看看究竟是谁家的天下。”
我突然想起几个朋友的劝告，还是走为上策。这里想拿我做垫脚石的人还不止此人。
（十）调离梁河的险途
七五年春节期间，我在遮岛街上遇到了一位中学的同学董学权，他是前来看望在梁（河）盈（江）公路养护段当材料员的父母亲的。能在这个边疆小镇遇上个老同学心里自然很高兴，寒喧之后便约他次日到舍下吃顿饭，他欣然答应。
第二天时逢赶街天，一大早我就上市场买了二斤高价肉准备好好招待一番。席间他说：“没想到能在这里碰到你。”我说：“命不好，没办法。”接着他叙说了云南农大在寻甸的艰苦状况，我安慰他说农大是高等学校，财路宽，条件慢慢会改善的。他说：“论环境还不如这里。”我说：“环境虽好，但派性很强。此地不是长久的栖身之地。”接着我让他看了几张我搞的设计图纸，他看后说：“画得不错，你在这里还干了些实事。我在那里什么都干不成，常常打牌混日子。饭后我又送他两袋梁河大厂茶和木耳，他高兴地辞别了。当我送他到中学大门口时，他说：“你要是想去寻甸云南农业大我可以帮忙，但要有所表示。”并进一步明确说他对双獅表很感兴趣。我对他说：“这是走私的东西，我不敢搞。这里眼睛盯着我的人很多，万一被发现就会挨批斗。”他说：“想想办法嘛。”
他走后我在想他父亲在梁河工作近二十年，人事关系很熟，弄块表是很容易的事，他找我索要其目的是很清楚的。但为了调动我打算以后到昆明买块英纳格送他就是了。
同时为了多方位寻找调动的路子，我利用在糖厂驻昆办工作期间，又与轻工设计院、云南天文台、云南工学院、下关一中和滇西电业局等单位联系过，他们对我的印象很好，均表示愿意出函商调。
过了半年，先后有三个单位来函商调。我向县革委组干组的小孟表示我愿意去寻甸云南农大，请复函。
经过一番周折，县委书记终于同意放我们俩口子走，我们赶快移交手续收拾东西准备离开。然而农机局的张、吕和郑却有着兔逃狐悲的感觉，他们谋划着演一场精彩的戏……。
一天，商业局老王给我一张凤凰18型的单车票，说是这种车在昆明不好买，我要走了照顾一下。我很感谢他，凭票买下了这张车。过了两天又听说农机局新买的永久12型单车不翼而飞了，接着又听说农机物资站堆在院里的木材被人拉走了一车。我觉得有点蹊跷，这几天怎么会连接出事呢？什么人胆子这么大，竟敢在老吕家门前偷走一车木材。我想其中必有戏不能久留，快走为好。
正当我决定第二天搭乘盈江—腾冲的班车走时，老吕差使一个新来的驾驶员小孙来告诉我物资站的一张新解放牌汽车要去下关拉货，问我愿不愿意搭这张车走。我说：“东西不多，搭班车走就行。”来人说是一张空车，而且是新车，你还可以带点木料回去。我觉得这也是随便的事，于是向中学李老总买了十根方料（当地叫双壁尺），并向他索要了付款收据（两元一根，共贰拾元钱）。
第二天小孙开来一张昆明牌汽车，他说：“老吕说就用这张车送你回老家。”我很快把东西装上车，其实全部东西不过四、五百公斤，连汽车的副钢板都未压下来。
车到农机局门前，驾驶员称有点事要去办公室一趟，随后来了两个仓管员，说是奉命来检查。他俩上车一看东西很少，一目了然，他们特别看了一下那张单车的牌子。一个人说：“张局长说你偷了农机局的单车，这张单车不能带走。”我理直气壮地说：“这张车是凤凰18型，是我买的，有发票。农机局那张是永久12型，没有链壳。” 检查人见我拿出发票，无话可说。啰嗦了一阵，最后同意放行。
车到腾冲县城十字街口，我们一家人下车吃饭。一会儿一个自称腾冲县农机局的人气喘唏嘘地跑来说：“你们梁河的农机局长叫你回去说清问题再走。”接着又问：“还有一车木料呢？”我说：“没有什么一车木料嘛，就这张车。”我感到事情很复杂，显然张成骝想把农机局最近出的两件事都扣到我的头上，其心何其黑也。我不知道谁盗走了永久12型单车和一车木料。我又不盖房子，我拿一车木料去干什么？即使想要木要料，我也找不到车拉走呀！我是清白的。
我想，我不能回去，回去就没命了。姓张的和姓吕的两个人若煽动那些没有头脑的青工把我当贼打，事情没弄清楚就会送掉老命。在这山高皇帝远的地方，这些地痞无赖黑着心想干点没良心的事还常常得手，没人敢告发。我跟驾驶员小孙说：“快走，往保山去。”小孙同情我的处境，顺从地把车往保山方向开去。
我们在保山住了一宿，第二天清早就往下关方向赶路。车行至离永平县城约二十公里的山头上时，我听到发动机有敲缸的声音，而且越听越重。我告诉小孙，他说他也听到了。于是我们停车检查，拆卸油底壳后发现与曲轴相联接的一根连杆盖的一端螺丝松动。仔细一看没有开口销，只有一根铁丝缠着，小孙说这肯定是故意搞的，刹车也不灵须检查一下。
我看这张破车问题还多，赶快拦下一辆保山总站的货车，让我爱人带着两个孩子先走，我和驾驶员小孙修好车再走。
对于修车我和小孙都不熟，他是部队的退伍兵，在部队上只管开车不管修车，我也仅只是修过195柴油机，没修过汽车，现在落在这个山头上俩个人只好商量着处理故障。我们又查看了打气泵，发现两根三角皮带都是废旧之物，其中一根快磨断 了，另一根也很松弛。我们调整了一下，觉得只要坚持下了坡（约有二十公里），到了漾濞再买两根新的换上就行。于是我们缓慢地开着车走下这段坡道，有几次在回头弯处因刹车不灵，几乎冲下山去，吓得魂不附体。
经过两天的波折，我才深深地感到梁河县的这几个地头蛇真是亡我之心不死。我没得罪过他们，仅因为我们俩口子都拿61.5元的工资而耿耿于怀；又因为受某某学院的几个八派人物的教唆一直把我当“五一六份子”来整治；也因为我实事求是地说过张家亮是被打死的，所以他们总是把我当活口而想灭之；再加上我在农机厂画了一些图纸，碰了厂里陈技术员的饭碗，现在又要调走，陈十分忌恨，想通过张、吕、郑这三人来出出气。
驾驶员小孙也说：“难怪老吕说用这张车送你回老家时是咬着牙说的。”我也深深地感到这个干了八年日伪军的老吕确实颇有心计，杀心很重。
过了二十多年，我在黑龙潭公园碰上了一位曾在梁河物资站工作过的老驾驶员，他说：“那张永久牌单车是老吕为了解决他儿子的工作而送给州农机局长的，单车是托他送到瑞丽姚局长的老伴家的。事后姚局长发现了此事，说单车已用旧不好送还，但照价赔了车款。
谈到那车木料时，这位驾驶员说：“这车木料是拖拉机站李炳旭用铁牛—55拖拉机拉到腾冲去的。很可能是拉给张成骝家（张的家在腾冲县城内，有旧宅一院，需要修缮）。李炳旭很得张的信任，常拉一些柴火给张。后来张调去商业局时，张向县委保举了李炳旭当农机局长。由于他的文化水平低，处理事情私心重，梁河县农机系统的人对他很不满意，此人当局长没两年便走了。”
我庆幸自己承蒙老天保佑，得以侥幸离开了梁河，心里发誓不再去那个地方。同时我心想我们在学校和部队受的都是正面教育，学习雷锋、王杰，树立共产主义理想。成天斗私批修，口口声声要到艰苦的地方去，到边疆去。然而一个举目无亲和书生气十足的人到了那些地方，当地的地头蛇是不会承认你有什么觉悟，更不会买你的帐。你想为地方做点实事，他们还会嘲笑你是幼稚可笑的书呆子。甚至干些你上树我扯脚的事，总是千方百计地不让你干成。你只有和他们一起打牌下棋或者同他们一样上山打猎、下河捞鱼、在家杀狗干。奴婢屈膝地当奴才方能有方寸立身之地，否则就是他们的一盘下饭菜。
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五日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回到了下关，掐指算来在梁河度过了整整六年的时光。这一天离我三十二岁生日还差五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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