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华：回顾“下放”
回顾“下放”
－－作者：李成华
“下放”，这是特殊年代的特殊名词，具有特殊时代的特殊含意。
今天的年轻人，已经对这个名词很陌生，但对我们这些曾亲身经历过的人，却有刻骨铭心的深印。岁月流逝，也抹掉不了那深入骨髓的印记。
1959 年初前后，从中南海内刮出了一股强劲的“下放”风，“下放干部”、“下放知识青年”、“下放城镇居民”。这股风吹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黄河上下。汉源周边的崇山峻岭，也未能挡住这股强劲的冬风，吹遍全县。当时政府部门的建制，除公安局、税务局称“局”外，如“民、财、教、建”等等都称“科”。“大跃进”的 1958 年 8 月，税务与财政合并，改称汉源县财税局，我是 1959 年春，在财税局中被下放的一员。按照当时的既定规则是要“领导号召、个人申请、组织批准”的程序。但我经历的这次下放，这些烦琐哲学都一概豁免了，既未动员号召，也未写书面报告，更没提口头申请，就糊里糊涂地被“光荣”当了“下放干部”。
我被下放，除了“下放干部”这顶桂冠外，没有其它任何桂冠。好在是我自己头戴棉帽，身穿棉衣棉裤，跟随下放“大军”，
浩浩荡荡开赴下放地点－－大树公社大瑶大队。
我们这批下放干部，男男女女 58 人，加上带队的傅焕炯、王忠全共 60 人。去至大瑶，被分别安排住在第四、第五生产队，那时已经实现了全国公社化和公共食堂化。当天下午晚餐，我们进入公共食堂，食堂内摆的是方桌，每桌四条长板橙，座 8 人，桌面上每桌摆放着八堆蒸过的红苕干，中间是一盆“琼浆玉液”似的酸菜汤，这样，好客的主人，为我们这批“下放干部”，举办了一次接风洗尘的迎宾宴席。
据说，当时的“下放”，是为了“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并要求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只差“同睡觉”。现在想来，怎么“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根根，偏偏要长在这些既当不了家，又作不了主，更决不了策的这些人身上。而不长在那些当大官，握重权，作决策者的人身上。到大树公社，此时正值春耕生产大忙季节，我们的劳动项目，就是紧紧围绕春耕生产，拔禾杆，整田地，犁田插秧，种玉米、红苕等等。鉴于我是头顶棉帽，身穿棉衣棉裤的特殊情况，被优待照顾，安排做 3 × 3 的玉米定向密植。我因腰痛，无法久蹲，只好躺卧在地上一粒一粒地摆放种子，由此而成为大家谈话的笑料，说我“睡在地上种玉米”，成为我的杰出作品。待至 7 月，我们一部份人奉令，从大瑶调桂贤公社桂荣大队，此时已是田间管理，除草施肥。不久刘振邦、冉崇钦也加入了我们这个“队伍”，成为我们这个队伍的新生力量。时至 9 月开始收获，那时“瞎指挥”成“风”，每天几次电话会督催抢收，要求赶在 10 月 1 日国庆节前，必须完成公购粮的入库任务。粮食晒不干，就要求用锅炒、用火烤，要“人定胜天”，稍有常识和理智的人都能体会到，炒过、烤过的粮食是何“含意”啊？！何况还要集中仓储。
不只是 1959 年有那个特定的 9 月，年年都有一个 9 月，请看一看今年的 9 月，就知道 9 月是个怎样的天色、气候了。
国庆节后，县里就照雅安地委书记何允夫的部署和摆下的样板，集中县、区、公社、大队、生产队五级干部上千人，戒备森严，在汉二中内进行了第一批 10 天 10 夜的“反右倾”运动。第一批结束后，紧接着搞第二批，也是 10 天 10 夜，运动中，以活活打死粮食局职工曹汝霖而半途中断。汉源最大的“右倾分子”是朱建政（副书记）、梁德富（副县长），县委书记裴森也未幸免。两次大规模地“反右倾”，当时确实取得了“伟大”的成绩，有 78 人被定为严重右倾，还有 1400 多人是“右倾”份子。
桂贤公社的党委书记廖海清被打后，痾血尿，坐在背包上就爬不起来。梁德富被打断 3 根肋骨，喻文学（税务局长）被打后，第二年的夏天，还穿上棉军大衣，脸色铁青，像死人脸。被打得鼻青脸肿，扯掉头发，撕烂衣服，筋损骨伤的就不止十个、八个了。个个都要去打人，人人准备挨打。我没有被打，但我昧着良心打过人，那怕是象征性跟着起哄挥拳，也是昧良心出于无赖啊！汉源是“反右倾”中的重灾区，这就是历史，是我们在“下放”中不能回避的历史，历史就在这些细节中。
“反右倾”不是汉源独有，是全国性的一部抺不掉的大书。“反右倾”的后果是，造成了“运动综合症”，使国民经济一蹶不振，接下来的就是三年大饥荒，这是一部铁史。
这些都是历史连续剧中的一幕，留给后人评说，随着“下放”这篇小文略述一笔。
汉二中的“反右倾”结束后，我们还是回到桂贤公社继续下放生活，继续开展“火线整风”，巩固“反右倾”成果。
有一天我因外出，未及时赶回食堂吃晚饭，就给做饭的大嫂说：我还没吃饭。她说：啥都没有了，只有另做。我说要得。她又说，只能给你做红苕煮青菜。我说很好，那就称 3 两红苕。那时我们的定量是每月 19 市斤，平均每天供应的是 6 两粮食， 3 两已经是半天的最高标准了。她变戏法似的给我做好了青菜煮红苕后，我就狼吞虎咽地享受了一次特殊的“小灶”。至今还回味无穷，记忆犹新。
1960 年 7 月，我请假回单位看病，承蒙单位领导照顾，住进了办在粮食局内的“肿病医院”，结束了下放生涯。
岁月匆匆， 1959 年的那段岁月，已逝去 53 年，至今仍历历在目，难以忘怀。应县政协征集“三亲”文史资料，写下这篇《回顾“下放”》的短章专稿应征。
2012 年 9 月 30 日
转自《浅草》
转自《民间历史》网（ www.mjlsh.usc.cuhk.edu.hk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