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斌：一个“狗崽子”的迷惘
一个“狗崽子”的迷惘
－－作者：李斌
李斌， 著名肖像画家。1949年出生于上海。1968年下乡至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978年受省政府特批，作为特殊人才调入省美协任专业画家。1980年成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1982－1984年，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研修班学习。1985年参加全国美术家代表大会，同年参加全国黄山油画讨论会。1987年赴日，于东京艺大油画系学习一年。1989年参加亚太艺术教育会议赴美，1997年入美国籍。代表作：《换了人间》、《梦境－－正义路壹号.北京1981》、《424晴空万里.南京1949》、《共产党人.任仲夷 张志新 胡耀邦》、《共产党人.刘少奇 王佩英 陈少敏》、《我不相信.王佩英系列之六》、《油灯的记忆》系列。
一、恍恐的“红卫兵”经历
1966年8月，我看到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也想当红卫兵。当我戴上自制的红袖章，立马引来工农子弟的冷眼，我心里沮丧，感觉自己的地位从此不一样了。好在我们学校的红卫兵很快分成了两派，造反派从属于“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上海东北地区指挥部”，不太讲究出身，我也就混入了其中。我会画画，组织了“钢刀”木刻小组，创作了不少版画宣传品，数《造反有理》最出名。记得那天，我把整张的胶合板铺在地上，随便画一画，就拿木刻刀刻起来，再用全开的大红纸印出，画面上红卫兵右手高举《毛泽东选集》，左手紧握“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大旗。没过几天，来了一位老先生，说是中央艺术研究院的，专门收集红卫兵的作品，我就给了这幅《造反有理》。1967年4月号《人民画报》封底满幅登载了这张画。
我有一位从小就同学的亲戚叫方群，他的姑奶奶，我称姑太太，同里弄住着，与我常常见面，十分亲切。文革中她被迫在里弄里扫地“劳动改造”，我见到她，察觉到她想与我打招呼，我会以冷眼逼回去，我至今忘不了那瞬间：她迅速地垂眼低头，转过悲凄的脸。前不久方群与我聊及文革琐事，他见我诚恳反思着当年言行，直率提示了另一桩被我完全遗忘的嗅事：我的母校原名是孝和中学，据说是张春桥质疑王孝和烈士有变节行为，才改为建设中学。曾是新四军干部的倪爱史书记，有一天看见我在画石膏素描，大加赞赏：“你好好画，将来可以成为好画家呀！”。她在文革初期难逃磨难，那回全校批斗校领导，方群看见我躲在主席台边缘，当众人高呼：“打倒倪爱史”，负责押解她的红卫兵按下她的头时，我伸手也按了一下倪老师的头顶，不重，只是轻轻一碰，随即收回。我被提示后，我隐约想起似乎有过那个情景，很像我的行径，符合我的下意识：我不忍下狠手，她毕竟是我尊敬的师长；我想表现自己的革命立场，我又必须有所表示。那时的我，想的最多的是如何在文革中成为骨干份子，犹如以往一贯的我，总想担任主角。虽然“狗崽子”的阴影约束着我的激情，但只要有可能表现自己的革命性，我会义无反顾。尤如学雷锋运动中，我曾拼命想出点子去做好人好事，一是像雷锋那样将所作所为写入日记、写入思想汇报，甚至不会单独行为，带领同学们一起干，总之，不能白干，要让人知道，如同当下作秀。我还记得，文革初，在学校里我无法尽兴表现，回到自家弄堂，居然向居委会主任建议，要将全里弄地富反坏右份子集中起来游街，张主任为难地望着我，突然反问道，是否也让你爸爸一起出来呢？顿时我头脑空白了几秒：尽然忘了我爸爸是右派！我回了一句：“那就一起游街么……”，声音低沉了不少，张主任拍拍我的肩膀，离我而去。我悻悻的楞在原地。内心深处喃喃自语：谢谢你张主任！
1967年7月，《红卫战报》从“红革会”、“红上司”手中转变为红代会的机关报。报社一开始设在《文汇报》社，后来到《解放日报》社，再后来是陕西南路团市委，最后落脚于青年报社。我在《红卫战报》当美术编辑、摄影记者，因“出身不好”，心里忐忑不安，觉得是“混”进了《红卫战报》。我和《红卫战报》的头头李锐说了自己的忧虑，他说其实我们这里好几个人出身都有问题，我也就放心了。《红卫战报》期间，经历了好多事，比如攻打“上柴联司”，我潜意识到这类事件危险，没有到现场。那天傍晚我路过平凉路许昌路口，发现乘载大量拿铁棍工人的卡车由东往西穿梭，我当时的立场当然是站在工总司一边的，发现有很多路人谩骂车上的工人，有工人就下来对骂，路口开始混乱，我记得我是跑了五个街口，一直奔进学校，把建设中学的“红东北”和长阳中学的“红东北”召集起来，以方阵队形分别延平凉路和长阳路跑步到现场，将“围攻”工总司的那些人抓起来，现场就有人拿铁棒打他们。当时我心里很难受，因为我反感武力相向，但这场面却是我造成的。
后来我还知道，这个事件发生时，毛泽东也在上海，他坐在装甲轿车里面，在外滩观望市革会门口的工人武装队伍，这是我第二次的接近毛泽东，第一次当然是在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期间。9月份我去了南京，亲戚对我讲，你千万不能北上，西城纠察队等着你呢，他们等的就是你这样的狗崽子。我吓得从南京折回上海。11月，我觉得不至于那么猖狂了，应该安全了，我再次北上，没想到碰到安亭事件。我从上海到北京，走走停停48小时，到北京两手脏兮兮，像熊掌一样漆黑。
住在北京宣武区委的大礼堂，我第一次见识到不同地方人的生活习惯。感觉齐齐哈尔人像农民，惊奇他们的“裸睡”，只见他们早上一起身就拿着大棉裤在腰围处不断抓东西往嘴里送，我不知道他们吃什么，像吃花生、吃瓜子，后来才知道是咬虱子。有一次和几个福建人发生口角。他们第一句就问你是什么出身，其实我可以说出身工人，但是不敢撒谎，说是职员，他们马上质疑我：“什么职员，职员最复杂。”这几个小子，本来是我瞧不起的“土包子”，这一下就把我镇住了，我作为右派分子的狗崽子，躲开了。
11月25日，那天是毛泽东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我们3点钟起床，来到长安街的东边，在那儿排队等着，好几个小时过去了，9点钟，队伍开始行进。等经过天安门，大家已是泪流满面，只知道呼唤“毛主席万岁”。我只望见天安门城楼上有两个色块：毛泽东的红脸，林彪的白脸，别的什么也记不住。天特别冷，到接见那时辰还好些，一定是毛泽东的阳光把我们给罩住了。一边仰望毛泽东，一边问别人几点，再常不舍地低下头在语录扉页写上“11月25日上午9点40分16秒，我见到了最最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
在《红卫战报》工作的时候，还经历了炮打张春桥事件，我端着相机，好像在公共汽车上，外面的墙上只要有大字报我就拍。我都弄不清，我怎么在校园里也是坐在车上。反正复旦大学被我拍了个遍，用去三卷135，全是密密麻麻炮打张春桥的标语和大字报，红卫战报不会主张炮打，我们是把它当“罪证”收集起来。那时候我愚忠的很。觉着我只要好好画画，好好拍照，已经是狗崽子最好的境遇了，现在想来，那种满足感一直伴随着恍恐。
二，愚忠塑造着我的奴性
文革中，我为获得那种满足，有时会主动迎向羞辱，甚至是自己震慑自己。我怨自己出身不好，若出身好的话，也可以和“红五类”同学一样，去抄别人的家。那时，我家经济条件差，妈妈在里弄门房间看大门。有一天晚上，来了一队红卫兵要抄家，抄的哪家，我不认识。我妈妈请他们到里弄的公共食堂休息，她回家煮了一大锅红枣赤豆汤，由我端去作他们的夜宵，领头是我小学同学，是成绩很差的那种学生 ，我是狗崽子，他是红卫兵队长，那天他却不好意思，始终不敢抬头看我，我心里也是好大的不舒服。
1968年5月，陈琳瑚代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参加我们红代会成员会议，说了许多，我只记得一句：“你们要准备当一名职业红卫兵。”我理解是他希望我们坚守岗位，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久，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来上海招兵，我作为记者在台下听得真真切切：“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按征兵标准招收兵团战士！”我的心凉了半截，征兵时我因为出身问题未被录取，好容易有进兵团的机会，又泡汤了。我夹着自己的画作和照片去沪东工人文化宫招兵办事处，负责人见了我的作品马上表态：“你录取了。” “我父亲是摘帽右派。”“重在政治表现。”我喜出望外，甚至得意忘形：虽然自己是“狗崽子”，但我当过大队长、上海市优秀少先队员、学生会干部、红卫兵机关报编辑，现在无需政治审查可以当上兵团战士，我一定不辜负毛主席对我的信任，下乡继续革命，与农村的阶级敌人作斗争。以此作证：我下乡并非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的，我是以红卫兵的姿态去农村继续革命的！杨浦区的68年8月11日，我们穿军装，戴红花，在公共汽车上招摇过市，平凉路上尽是夹道欢送的人群，到火车站登上了北去的列车。车上，我依然是《红卫战报》的记者，还没有完全卸职，带着相机一路拍摄过去。兵团的人要留我在团部。我想他们是看中我的相机了，需要我作宣传工作，需要我去画画。我把相机交还给了随车一起来的《红卫战报》的李平 ，然后就和团里招兵的人说，我没相机，不去团部了。最终和建设中学的同学们一起去了最远的没有电灯的20连。
我在20连当农工，经常出版报，写大标语，画毛泽东像，满脑子想的还是文化大革命。每星期，我们建设中学的知青会到21连团聚，讨论的话题几乎都与连队的“阶级斗争”有关。聚会开头唱东方红，结尾唱国际歌，严肃的状态如党的九大。然而有半年的光景，在我一付风风火火的革命者嘴脸背后，我的内心阴冷恍恐：离沪之前我做了一件让自己不安的傻事……，心里忧虑着傻事会导致何种结果。1957年我的父亲李宝仁在上海纺织管理局财务科被打成右派。那时我刚加入少先队，选大队委员时，本人获全校最高票却未被认定为大队委员，接着几年都是这样。四年级我从大队辅导员贾老师处得知，这与父亲是右派有关，还告诉我：“党的阶级政策是‘有成份论，不唯成份，重在政治表现’。你没当上大队委员，是有成份论，还让你当中队长，是重在你的表现。”我立刻对父亲产生“仇恨”。我和姐姐当面指责父亲：“你反党害得我们一个入不了团，一个当不上大队长，我们要与你划清界线！”从此“和父亲划清界线！”成了我口头、笔头的誓言。我五年级的十一前夕，父亲回家还未进门就兴奋地告诉我妈：“月华，我回到人民队伍中来了。”多么像一句台词！我听罢冲下楼去直奔锦州路小学，老师与校领导都激动不已，还拥抱了我一下，不几天我就当上了副大队长，抚弄着三条杠标志，我心中对党充满了感激之情！我打那以后，走在里弄里，特别昂首挺胸。因为在这之前，我家门口曾被贴满大字报，我垂头丧气过，虽然邻居对我不错，不曾嘲笑我。
文革开始了，我时任建设中学学生会宣传委员，眼看着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在全上海有门或像门的地方刷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鬼见愁”的标语。有些墙上还有“红色恐怖万岁”的字样。我心中慌乱得不行,我在学校的优越感瞬间消失，失落于万丈深渊。
三、自作自受的大义灭亲
红色恐怖中我真的认同了“血统论”。我对父亲的“仇恨”与日俱增！校门口一条醒目的大标语给我指出光明大道：“狗崽子们，回家造反动老子的反去吧！”当时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姐姐给我发电报：“将家中的四旧除掉！”我立刻让母亲翻箱倒柜，一本“日军侵华暴行图录”被我寻得，上面有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华民国国旗图样，母亲说这是远房叔叔李寿人给的，他是国民党军官、抗日英雄，1958年死在劳改地青海。我认定这是“四旧”，还是反动军官留下的！立即点火将它烧成灰烬，灰烬扔进阴沟，用自来水冲洗得一干二净。哪知晚上又接到北京电报：“家中四旧不要动，等待红卫兵抄家！”后来我有些失落：红卫兵直奔左邻右舍，唯独不来我家。不久姐姐再来电报：“询问父亲，摘帽后有无对党不满！”老爸遵命回忆，还真检查出六大“罪状”。我至今只记得一条：“摘帽后同事查到我早年有过发明并记过功，赞叹我李宝仁真有两下子，我随口应道：嗨——败将不提当年勇啊！——这是我的反动言论。怎能与共产党论胜败呢？”我让父亲写下罪状，外加自我反省，再交到我手中。待我来到齐齐哈尔路上棉十五厂，请几位造反队头头仔细看了一遍“交代书”，他们是一脸的不解：“你这位革命小将，本来你爸爸没事，你这么一来，不是没事找事吗？”国棉十五厂除了我父亲，还有一个右派，两人都能写文章，是两派双方的“狗头军师”，我问过父亲，摘帽右派，还参加造反队，不是混入革命队伍吗？他说，我不就是想表现好一点，为你们着想吗。面对造反队长，我佯装大义灭亲状，内心却骂着自己：真是十三点！
打那天起，我心神不宁……
到北大荒近半年，父亲来信了：“我已被造反队内部除名，没有批斗我，放心。”。收信的那几天，我激动不已，那些日子我没有日记，若有，一定会这么写：“感谢党和人民对我父亲的宽大处理，我要更加忠于毛主席，报答毛主席的恩情！”在上海我有“狗崽子”的阴影随行，在北大荒，我觉得角色不一样了。与当年土改时期出身地主的革命干部一样，回避家乡，回避家族，老爹在江西被枪毙，儿子跑到东北镇压别的地主。我也是这种心态，在北大荒连队里斗地富反坏右，口号喊得好张狂。以后还参加过工作队，下连队蹲点，跟着中年干部整那些“搞破鞋”的，审问他们时，逼他们讲细节，怎么干的？怎么弄的？我已20岁，想听，又不好意思。后来我自己学会整人了，那回逮着一个早先来北大荒劳教的北京青年，他住在连队边缘的破房子里面。有人向我们汇报，说他某天晚上找了男男女女不知道在里面干什么，黑灯瞎火的。据说他是小时候偷家里东西，被外婆送到派出所，派出所再把他送黑龙江劳教，就留在北大荒了。他比我大不了多少，我盘问他到底干什么了，他说没干什么。我说为什么关灯？他说点蜡了。其实我希望他能说出个一二三，特别想知道细节，现在想想真是卑劣。在兵团参加美术学习班期间，我还扬言要批判“北大荒版画”。我的言行，曾对不少人造成过伤害。
珍宝岛战役后，东北地区为加强国防力量，增建抚远到二龙山的国防公路。 兵团承接了工程。九个月后我成了修路工人，依然是以画画写板报为主，干活的日子数得过来。
四、择友的彷徨
半年后我回团在学校教美术，常在团部机关帮忙，认识了生产股的黄琪玲先生。他和其父黄翔先生都是黄埔毕业生，1949年黄翔在北平南苑机场起义，同年4月黄琪玲由武汉驾机起义，一直在石家庄解放军华北军区第二高级步兵学校任军事教员，1958年因右派言论被发配到855，文革中被指控为“国民党空投特务”，惨遭毒打酷刑，甚至头部被按在火炉上烤脸，左眼几乎失明。他夫人孙灵舒，曾在北京八一小学当教师，标准的民国知识女性，典雅的容貌远胜良友的封面人物，文革中被剃过阴阳头。女儿黄玲在855上学，听过我的美术课，后来成为央视的主持人。凡与老黄打过交道的人们，都称赞他是个有良知的大好人。文革前，他建煤矿、设副业厂、造职工屋，文革间下放到七连劳动改造，为解决饮水问题，带领众人打出百米深井，杜绝了该连多年来“大骨节病”的流行。我喜欢与他聊天，但总听到有人议论：黄某历史问题多多，黄家社会关系复杂。我每每在忐忑不安的心态中与老黄交往。
1972年我回上海路过北京，曾去黄翔家拜访，这位国民党中将又是摄影家的老人拿出许多照片让我观赏。我看着照片，打量着这被肢解了的四合院：隔墙离门窗很近，窗外杂物堆砌，窗内阴暗拥塞，本是一家人独居的大院分割出去四分之三。
我忘了为何而去，只记得心里有点慌乱：这位老者曾是万恶的国民党反动派！我不敢久留，匆匆一面就离开了，除了向黄琪玲讲述过，未敢告诉其他人。我评估这类拜访应该是有“立场”问题的。我生怕这个“拜访”会影响我入党。后来我从网上更清楚了这位老者的光荣历史：他是国民党92军中将军长，参加过著名的昆仑关战役，再赴缅抗日 。
三十多年后，我见到了不少昆仑关大捷的照片，我以此为素材创作了《杜律明血满弓刀·昆仑关大捷》大幅油画。我深信在照片里在油画中一定有黄翔将军的身影！
五、9.13的震撼
我在团部，常见连队干部在那里开会，以往大伙总是嘻里哈啦，唯独1971年年底的聚拢，人人规规矩矩。记不清是哪位连长哥们告诉我：副统帅林彪摔死啦！我飞跑回教师宿舍，撩开门帘大叫，你们都给我起来，我有重大消息宣布！这帮爷们都已趴在被窝里，正探出头来看书。又是啥小道消息，勿吓人！我说你们不出被窝我就不说，说了不吓人你们就揍我！各位钻出被窝，我振振有词道：副统帅背叛伟大统帅，摔死在外蒙古啦！静音两秒钟，十多只铜铃大的眼球逼将过来，瞬间我被拖上大炕，众人乱拳齐下，打得我又疼又痒，大伙起哄：“反革命，这个反革命。”我挡着乱拳，挡着唾沫，仰视着一张张窃喜的怪相，突然大家停手，催我快说细节，我翻来倒去只有一句话：“林副统帅、叶群、林立果乘三叉戟逃离北京，在外蒙古温图尔汗坠落爆炸摔死了。”“反革命反革命！”大伙喃喃自语，表情却很怪异。不几天，“五七一工程纪要”作为批判材料发下来了，这时期的批判会大家不再打瞌睡，按报纸广播的口径说上几句批判词，最喜欢大声朗读“纪要”中的不少名句, “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配，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这几段我们都可朗朗上口。
不几天上面又下达指示，要将林彪的照片全部上交。我急中生智：“可不能这么干，没有这些照片我怎么画林秃子漫画呀？”领导瞪了我一眼：“那只能作漫画参考用啊！”那些日子，我暗思量：毛主席不是明察秋毫吗，怎么将林彪看走眼了呢？这是我第一次对他老人家有了一点点怀疑，但很快被自己纠正了：毛主席一定早就看出来了，只是想让林彪彻底暴露一下。再后来江青被判作死刑，我不明白了：对毛主席那么忠诚的中国老百姓，为何对他的老婆却如此痛恨？我想不通毛主席怎么连最亲爱的人都管教不好？党中央文件又纠正了我：“林彪四人帮利用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迫害老干部，制造混乱……”
六、扭曲的英雄主义
我在团部宣传股帮忙，主要是写标语、画幻灯，至今有印象的只有两部片子。一是宣传表扬因排除哑炮死去的韩春照，另外一部描写35团打火英雄集体。死了14名，负重伤者是七位来自北京门头沟的俊男美女，我看着这些英雄烧伤前的照片，想象着他们的脸皮被火焰吞噬，起泡，流油，脸上留下坑坑洼洼的焦皮焦肉……我坦白，我一边画着他们的壮烈，一边庆幸自己没有那样的遭遇。听说七位英雄被送回北京整了容，依然离原貌相差甚远。其中一位年纪最小的因脸庞丑陋找不到对象，某夜，他偷窥了女厕所，好在没有人责难他！
4年前，我认识了3师的北京知青xxx，她在打火中重度烧伤，另外两位女战友当场死亡，出身工人的被追认为烈士，出身不好的不被宣传，只作事故死亡论定。她本人在奔赴火场途中并不恐惧，简直是不管不顾地扑向杀人的烈焰。她以为这是一次机会，一次可以表现她同“反动”父亲划清界线的机会。后来她当然后悔，她渴望爱情，但她一再被冷落，她常年以泪洗涤着自己见不得人的脸面，她将一生的全部积蓄都花在了整容上。但她终究与曾经的美丽无缘，她年过花甲，她至今未嫁。我正在创作一幅油画，画中人是成佛的金训华，他合十端坐。画的两边有对联：记住我！别学我！
同年另一件事发生在团机关附近，记不得是什么单位失火了。我们闻讯冲进火场，传递着装满井水的畏德罗（水桶），不一会，我听到裤腿咔咔作响，只见大家都一样，被井水湿透的裤脚，冻成了盔甲，团部现役军人大个子参谋长也来指挥救火，火场中传出一声声“毛主席万岁，不要管我，救火要紧！”的呼叫声，烟灰中一位哥们，双手抓着一根横在半空的长木条，龇着牙，使劲嚷嚷，参谋长走上前去吼道：“叫你妈了个X呀，你离地就一米高，你他妈的给我下来！”年轻的读者不要见怪，那时代就是这样，些许事实比想像的还要稀奇古怪。再举例，记不清哪个糖厂也着火了，报警者是一位上海知青，他在短期内成了救火英雄，但不久却被逮捕归案，他是纵火犯！查出事端的关键是人们在展览他的被烧坏衣裤时，发现内衣裤的损伤面明显大于外衣裤的损坏面，他为了当英雄，在弄虚作假上费了一番功夫，可惜不够严密，否则他的“英雄”形象不知会赢得多少人的眼泪。
谈及当英雄，我记起另一件由我们几位教师直接参与的救人趣事。
记得是冬天，我路过机关食堂，只听得救命声从地底下发出，我循声前往，认定是食堂门口水井底下有动静。我小心爬上井边的冰坡，探头下望，竟然是一位我很熟悉的知青，他有气无力地发出颤音：“快点，我冻死掉了……”我回校招呼了几位知青老师，找了一根粗绳甩下井去，井下这位发出指令：“同志们 拉吧！”我们四条汉子像拔河似的，抓住粗绳，使劲后仰，他个头不高，也不壮实，但泡过水又挂着冰碴，重量倍增，我们眼瞅着他快有出头之时，他喉管里冒出一串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们累得屁颠屁颠的，他却由受难者突变成了呼口号的英雄，我忘了谁使了个眼色，八只手同时松了绳索，只听“通”的一声闷响，他又跌落井底，我们喘着气问他：“还下定决心不？” “不行了，快冻死掉了，”第二次减速了，不是大家怠慢他，实在是边笑边拉怎么使得上劲呢。我们的恶作剧导致我们的救生壮举未获表彰，但落井知青的英雄主义情结也受到了挫伤。
七、思虑中的绘画历练
1972年，我调到师部当美术创作员，任务就是寻找美术骨干，组织成学习班。我负责辅导学员们将草图修善成画稿，然后把画稿送到佳木斯兵团总部，再挑出优秀的作者参加兵团的美术学习班。负责兵团学习班的是北大荒版画中最年轻的郝伯义先生。
1977年，我接到省里的调令，到黑龙江省美协当专业画家，直接由农村户口变成城市户口。1979年，我与调入哈尔滨市美术工作室的刘宇廉、陈宜明一起创作了连环画《伤痕》《枫》与《张志新》。
文革中的中国美术，所有的画都变成了宣传画，只能为政治服务。要么歌颂毛主席，要么打击敌人。火爆的革命性把人性剔除，单一、刚硬、壮烈，没有私人情感，否则就是立场问题。毛泽东过世，四人帮倒台，我们画《伤痕》、《枫》的时候，开始回归符合人性的思维方式。《伤痕》发表以后影响很大，获全国连环画评选一等奖。《枫》讲的是一对互相爱慕的高中生，文革中分成两派，武斗中互相劝降。女生是战败的一方，跳楼自杀，男生后来也作为“加害者”被枪毙。其实武斗的真正原因与争权夺利有关。革命委员会成立了，谁在里面占多少位置，造反组织要分赃了。为了分赃，大家就要凸显自己对毛泽东的忠心，比谁更忠诚。讲穿了，就是利益再分配的问题。对大部分的年轻人来讲，没有想过这一层，他们想到的是对方有问题，认为对方对毛主席不忠，认为对方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威胁，而只有我们的存在，才能真的把毛主席保住。我们在画《枫》的时候，借助小说的平台，力图再创作，力争画出小说里没有提及的场景、隐喻。我当初在红代会和张春桥合影过，还给他拍过照片，《枫》的第一幅画就是参考红代会成员簇拥张春桥合影的狂热场面，极正面地表现他们，因为那时他们在我们的心目中就是正义的代表，是偶像。只是画成蓝色调。另有几幅有影射意味的，比如在屋顶上，“万寿无疆”的标语下尽是红卫兵尸体。
当时《连环画报》是中国美术界很重要的展示平台。那时候油、国、版画没有市场，不可能买卖，画家就靠画插图、画连环画挣钱。你要出名，就先画一套彩色连环画，经《连环画报》推出，迅速扬名画界。1979年8月份，刊登32福“枫”的《连环画报》引发轰动，同时有人写信给中宣部，说这套画为四人帮翻案。其实画中缺王洪文，读者提出我们表现的太正面了。“这么一来，我们将来怎么教育孩子？我们怎么对他们说清楚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第八期《连环画报》停刊了。要是现在也就算了，大家都不吭气了，可当时的《连环画报》编辑吴兆修女士，就以编辑部名义写了信到中宣部，一周后中宣部将《连环画报》的编辑找去讨论这部作品。结果是收回禁令，继续发行，结论是作品的好坏不作定论。当时胡耀邦还写了批示，有点模棱两可，都是不做定论。这么一来名声大震，后来入选全国美展得了一等奖，一等奖只有三个，一个是版画，一个是国画，还有一个就是连环画《枫》，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教授还拿我们的《枫》做蒙太奇教材。遗憾的是，中国美术馆收藏了其中主要的9张，其余在6年后被人窃取了。去年应出版社要求我用油画重新复制了一套。经全国三地巡展，现已出版问世。
1980年我画了油画“舍得一身剐”：红卫兵文斗彭德怀的场面。那幅画参加全国青年美展，得了二等奖。1982年进中央美院油画研修班，两年后毕业。1985年我开始申请出国，因为美国拒签，1987年我先去日本待了两年。一年学日语，一年在东京艺大进修，1989年4月中旬开始，我几乎没画画，买了一个大彩电，边看边录像。最后的那个清晨，淋浴中一股不可名状的悲哀终于爆发成失声的痛哭。1989年7月我赴美开会，留在了那里。
1998年我开始回国，2000年干脆回沪定居。现在我全心全意地画自己想画的画，题材多与反思历史有关。
除了画创作，我还参与策展。一次是2008年的青春叙事——知青油画展，另一次是中央美院第一届油画研修班展览。
八、呼唤反思的感言
我写下以上的记忆片段，是希望年轻人能体味我们这一辈人在浩劫年代里，曾如何心悦诚服地舍弃个人价值，自以为献身给了人类最伟大的“解放”事业。后来我慢慢觉悟，敢于解剖自我了：我承认在那反人性的岁月里，自己充当过狂热分子的角色，曾向包括父母在内的“阶级敌人”施行过语言暴力。部分原因来自于所谓革命理想主义的驱使，但不可否认，内心深处有损人利己的卑鄙心理作祟。我在文中涉及他人绝无恶意，只是想表明像我这类的人不在少数，是差不多几代人，在禁固自由思想与辱没独立人格的极权制度下，为出人头地作出的另一种恶性表演。
知耻近乎勇！写出我的痛悔，是为了重塑自己的人格。
文革岁月知青生活，帮助我看到了中国社会底层生活的真实景象，为后来的艺术创作积累了丰硕的灵感与素材。但不可拿我等所谓“成功人士”为例来肯定上山下乡运动，没有文化革命的浩劫、没有知青运动的灾难，必然会产生更多的人才。！这场灾难埋没了上千万知青的青春年华，剥夺了他们上学深造的权利。好比地震之后幸存者治愈伤痛，努力再造家园，我们应光大这些人的顽强意志，但不可对地震予以歌颂与感恩。我不明白，为何有些老红卫兵有些知青朋友至今还会自觉不自觉地颂扬这场浩劫与灾难。我们反感日本极右派老兵至今在靖国神社前高唱军国主义战歌、祭拜战犯，反感他们无视侵略战争曾给中国、亚洲、太平洋带来生灵涂炭的反人类罪孽。然而面对自己国人的执迷不悟，听到有人至今还会在怀旧集会上高唱个人崇拜意识甚浓的老歌，呼喊“青春无悔”的口号，借以否定自我在文革浩劫中炮灰角色的定位,拼死要肯定自己青年时代的“革命”价值，我们是否应抱有一丝警觉？我们刻意闪避反思文革,掩盖文革浩劫的反人类罪孽，难道不怕被邻国取笑，被后人反感吗? 记忆有助于梳理自身的心路历程，反思为后人留下经验与告诫。一个民族不敢正视曾经黑暗的历史片断，是不会真正掘起的。德国是我们的榜样，日本是我们的教训！
转自《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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