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兰：我们三兄妹

1989-06-04 作者: 李春兰

这样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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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1950年至2000年代, 文革, 文革后, 文革前, 知青

我们三兄妹

－－作者：李春兰

我们三兄妹都生于 1949 年前后，大哥李德平生于 1947 年，二哥李金陵生于 1949 年，我生于 1951 年。每当翻看家里的老照片，我都会浮想联翩。照片伴随我们一路走来，记录了时代的变迁，也留住了我们三兄妹成长的瞬间，承载了我们三兄妹的许多故事。电影《我的兄弟姐妹》里的父亲说得好： “ 兄弟姐妹原本是天上飘下来的雪花，谁也不认识谁，但落地以后便融成一体，结成冰、化成水，也就永远分不开了 ……”

童年的海军服

图 1 ： 1950 年代的合影

1950 年代初，我们三兄妹有一张合影，身上穿的小海军服是当时最时髦的儿童服装（图 1 ）。

当时中苏友好，我小时候居住的济南堤口路，时常可见苏联人的身影，或许小海军服便是模仿的苏军制式吧。上中学后，母亲收拾衣柜时，我曾见过小海军服，白布都变黄了，有很多的皱褶，母亲仍舍不得丢掉。我当时不太理解，帮母亲叠好收了起来。如今看到这张照片，我理解了母亲对这三套海军服的眷恋之情。

童年无忧无虑的日子，总能引发我无限的回忆。小时候，两个哥哥带我一起捉蜻蜓、捉蚂蚱，天真无邪，其乐融融 …… 我至今记得在济南铁三小入学那天，两个哥哥送我走进教室时的胆怯和喜悦。

那时全家五口人都在上学。我们三兄妹上小学，父亲在北京铁道学院调干班学铁路运输管理，母亲在上中学速成班。家里没人照顾我们，母亲找了一位她熟悉的山东大娘帮助理家。每星期给她一元钱买菜，那时的蔬菜才几分钱一斤。为了节俭，大娘常带我们三兄妹上山挖马荠菜，包野菜包子。那时供应的口粮多是地瓜面和玉米面，白面很少。大哥胃不好，一吃地瓜面胃酸就多，大娘经常给他做玉米面的饼子，吃饭时我和二哥总眼巴巴地看着他，别提多嫉妒、多羡慕了。这些情景过去了五十多年，仍然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

父母早年离家参军，我们三兄妹的名字记载着父母随军辗转的历程。大哥 1947 年生于山东德平县，取名李德平；二哥 1949 年生于南京，取名李金陵；我 1951 年春生于南昌，取名李春南。上小学时，老师说一个女孩子怎么叫 “ 南 ” ？便给改成 “ 兰 ” 了。全国解放后，父亲在上海、南昌铁路局任军代表，随后就转业到铁路工作。父母念念不忘战争年代的峥嵘岁月，才买了三套海军服，为我们留下了这张 “ 戎装 ” 合影照。照片记录了父母对生命延续的喜悦，更记载了父母对戎马生涯的回味。

少年时的毛衣

图 2 ： 1960 年代的合影

1960 年代初，我们三兄妹又有了一张合影（图 2 ）。这次，我们上身都穿着母亲亲手织的毛衣。记得拍照那天，母亲仍让我们依次列队，两个哥哥有些不情愿，非说排队照相不好看，还惹得母亲发了脾气！毛衣在当时是很时尚的，能有一件很不易。毛衣是母亲为我们织的，我是有了儿子后，才对 “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 的内涵有了更深的体会。

父亲从北京铁道学院毕业那年，全家跟随他一起搬到了青海省西宁。正逢三年困难时期，粮食特别紧张。全家人经常以土豆、野菜充饥。饥饿难忍时，我们偷吃过凉晒的青海湖的生鱼，在收割过的菜地里捡食残留的菜根。那时我们也有开心的事，父亲偶尔领到几块糕点，自己舍不得吃带回家，母亲总会分点给我们。可我们总觉得不过瘾，一次趁父母不在家，二哥带着我把一盒鸡蛋卷偷吃光了。后来我们家又搬到了西安，还没有安顿好时，单位安排我们在食堂吃饭，两个哥哥看见白面大馒头，一人吃了六个还没有吃饱，母亲怕他们吃的太饱而得病，不许他们再吃了。

我们家和许许多多的家庭一样，在十年 “ 文革 ” 中也经受过煎熬。大字报、抄家、批斗会不断地向父母袭来，全家忍受着前所未有的磨难，我们三兄妹也无奈地远离了学校和同学。记得有一天，我们背着父母一起骑自行车去离西安四十多公里的临潼。遥远的路程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没完没了的上坡、下坡 …… 我累得实在骑不动了，两个哥哥轮流带我，不带我的还要边骑车边带着我的自行车。他们热得汗流浃背，都把毛衣脱了，我怕弄脏了，始终抱在怀里，好不容易到了临潼，也无暇光顾景点。回西安的路上，二哥的自行车坏了，怎么也修不好。我们在一位好心卡车司机的帮助下，连人带车上了卡车 …… 回想我们三兄妹共同经历的艰辛和劳累，让我永生铭记。

上山下乡

1968 年 11 月，中学生开始下乡插队。当年我是初六七级（初二），二哥是初六六级（初三），大哥是高六六级（高三），我们三兄妹都在下乡之列。母亲舍不得我们兄妹全去农村，为此不知偷偷流过多少眼泪。父亲还在干校，被造反派盯着。我们不能再给父母添麻烦了，便一起报名去了西安铁一中集体插队的陕西省凤县。图 3 是当时全家的合影。

图 3 ： 1968 年的全家合影

全校学生分布在秦岭山区宝成铁路沿线的油房沟、凤州、七里坪三个车站附近，我们三兄妹被分到油房沟五队。出发前大哥决定，他和二哥先去看看情况再回来接我。结果发现油房沟其他四个队都在山下的铁路沿线，五队在离车站四个多小时路程的深山里，人少居住分散，生活条件最差。于是，两个哥哥便把我安排在山下的二队。虽然我们没能在一起，但我深深体会到了两个哥哥的关爱和呵护。就这样，我们开始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插队生活。

大哥在班上有个好朋友插队到了陇县，下乡一年后，大哥也转到了那里。父母知道后不高兴地批评他，老大理应关照好弟妹，不该丢下弟妹去投奔朋友。实际上，大哥比我们也大不了几岁，在一起也是同甘共苦，我和二哥并没有因为他去了陇县而不快。后来知青招工返城，我们三兄妹没在一起反而很有利。

大哥转到陇县后，我和二哥一直想去他那里看看。快过年了，我们约好先去大哥队上住几天，然后一起回家过年。走前，二哥还为大哥精心制作了一个小木箱，刷上桔黄色的油漆，很有成就感地对我说，这是他做的最好的一个。我觉得太土气了，只是没好意思说。我俩大包小包地装了些土产，兴冲冲地走进油房沟车站。值班员对我们这些铁路职工子弟非常关照，热心地告诉我们，一会就有一趟大列（货车）到凤州，停一分钟，让我们抓紧去道岔附近上守车。我俩背着包提着箱子向道岔奔去，可脚下的道渣和轨枕让我们无法跑快。刚走不远就看见迎面的火车鸣着笛缓缓进站，车停了，我们加快脚步，没跑过几节车厢，就听见货车慢慢启动的声响，二哥大喊： “ 车开了，赶快上！ ” 他把小木箱递给我，背上大包小包顺着一节敞篷车的边梯爬上去。他向上爬时，我也迅速地爬上第一磴边梯，站到车厢边上，右手提着小木箱，左手抓住一节梯磴。火车长鸣一声慢慢提速，风越来越大，飕飕地从身上吹过。我手脚都动不了，害怕极了，大声呼叫二哥。他赶忙放下包，头朝下趴在车厢边上，拼命伸手也够不到小木箱，着急地喊： “ 你使劲把箱子提高点，箱子递给我，你才能爬上来！ ” 我当时不知哪来的力气，抬起右脚用大腿顶住箱子底部，右手将箱子推高，他很快抓住了箱子提手，顺势提进车厢，我也迅速爬上去，激动地和二哥抱在一起。我暗暗庆幸自己命大，事后讲给父母听，他们都为我俩感到后怕，埋怨我们为什么不把箱子丢掉！当时我和二哥哪里舍得呀！

到凤州后，我俩又上了一趟守车，顺利到了宝鸡。下乡时大家都没多少钱，铁中的学生凭借对铁路的熟悉和了解，扒货车、混客车，很少买票。从宝鸡到陇县没有火车，只有乘长途汽车。我和二哥还不想买票。二哥早就告诉我，他有一个小学同学在宝鸡汽车公司上班，已去信让他帮我们联系去陇县的车。二哥自豪地带着我找到汽车公司，他进去找同学，我在门口看东西。过了很久，二哥出来说： “ 同学不在宝鸡，出差了。 ” 我俩闷闷不乐地坐了一会，准备去买票时，看见公司大门走出几个人，二哥眼睛一亮，大声喊住他的同学。原来，他的这位同学和出差人的名字，音同字不同。他说接到二哥的信，这两天就在等我们。他带我们进站，很快联系好一辆去陇县的汽车，安排我俩坐在司机旁边的行李上。

经过四个多小时的颠簸，汽车终于到了陇县。旅客都走完了，我们在车站左顾右盼等了一个多小时，还没见大哥的身影。又累又饿，我跟着二哥进了一家小饭店，要了几两饺子。我边吃边想，约好的时间、地点，大哥怎么不来接我们？这么大个陇县到哪里去找他呀？小饭店的门吱地一响，我抬头一看，大哥正推门而入，他牵了一匹马来县城交公粮，知道我们这两天要来，顺便进饭店买点熟食。我又惊又喜，如果大哥先去交公粮后进饭店，或者我俩不吃饭先去公社打听大哥所在的村子，都会和大哥错过。

图 4 ： 1970 年代的合影

大哥的村子离县城很远，他交完公粮，让我骑上马，两个哥哥在前面牵着，过河、翻山，一路欢声笑语。回想上山下乡的那段日子，知青们不知留下了多少喜怒哀乐。返城工作后，两个哥哥先后考进了大学。我也在儿子四岁时考进中国人民大学摄影专科班，从此与摄影结下不解情缘，现在还担任着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摄影系的外聘教师。图 4 是 1970 年代，我和两个哥哥的合影。

尾声

我们三兄妹出生在新中国成立前后， 1949 年后的政治运动、经济体制改革，我们都亲眼目睹，亲身经历。伴随着许许多多的困惑、不解、激动、喜悦，成为新中国成长壮大的见证人。我们在长身体时遇上了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在饥饿中长大；长知识时遇上了 “ 文化大革命 ” 、上山下乡；而立之年，遇上了独生子女政策；孩子们长大高考时，遇上了教育改革；步入五十后，遇上了体制改革，提倡年轻化、知识化，提前退居二线。每当老三届的同学相聚，大家侃侃而谈几十年来不同的人生和不息的追求，不平凡岁月使我们这代人具有了坚韧、吃苦、拼搏、奋进的精神，不仅影响了我们的一生，同样激励着我们的儿女。与同龄的老三届比，我们三兄妹是幸运的，由于受到父亲要有真才实学的教诲，都努力步入过大学校园，淡泊、宁静，虽都没有太多的金钱和权位，但也没有遇上大灾大难，日子过得充实而安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