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木生：杨姨
杨姨
－－作者：李木生
杨姨的故事是岳母去年中秋节时告诉我的。杨姨不姓杨姓谢，是她的丈夫姓杨，叫杨君彬，小学教师，死在一九五七。
说起杨姨，我就记起33年前的那个早晨，第一次见到她的情景。
1979年的岁末，是为妻子的生产，我从青藏高原的兵营赶回山东探亲。黎明时在河南的商丘下了火车，没有停留，便坐了公共汽车赶往鲁西南名叫金乡县的县城。那个冬天特别冷，看到沿街的檐下悬着或长或短的冰凌。推开家门，就看到一个特别的人，整个腰从胯处呈九十度向前弯下，两手扶住了两个膝盖，正从紧挨堂屋东头的那间小土屋里走出。不是走，好像是在用两只手搬着腿在挪。她向右歪起头，朝也是土墙的堂屋里喊：“姐姐，客（Kei）到了。”母亲便出来招呼，给我说：“这是您（nen）杨姨。”我亲亲地喊声娘，再客气地喊声杨姨。路过杨姨时却闻到了一股清清淡淡的胰子味，一种品牌为“固本”的肥皂味儿。忍不住看了她一眼，漫长脸上虽然已经有了紫暗的老年斑，却是白白净净。有了白内障的眼睛里，似乎净是灰暗，只是灰暗在咬着一星星的火，这火星也便因为小而显得深远幽冷。
初当爸爸，手忙脚乱的，也就忽略了家中用两手拄着膝盖走路的杨姨。加上她的无声无息，呈九十度歪倒的上半身又会让脸埋向地面，这种忽略几乎如她不存在一般。
注意到她，是她来向我借阅正读着的《红楼梦》。是个中午，看见我在院子里，便两手扶着膝盖从小土屋里走到我跟前，使劲地昂首，侧脸，说：“木生，借我一本《红楼梦》看看吧。”也许我露出了惊讶的神色，在杨姨那白白净净的脸上，泛起着淡淡的似有似无的嫣红。我没有丝毫停顿，进屋就拿出了已经看完的第一册。见我拿出书，她便提前动了动扶在膝盖上的左手，按实了，老早就向我伸出了右手，好似孩童见到了糖果。手皴裂着，皴裂处还显着黑黑的边缘，边缘的下面露着鲜红的肉丝。她转身就朝自己小小的土屋瘸着走去（因为一只手拿书扶不稳膝盖），又留下一缕薄薄的固本牌胰子味。
岳母不识字，她的干姊妹竟能看通《红楼梦》？我有些迫不及待地向岳母求证。岳母先是叹了一口气，有些怜惜地说开来－－您杨姨与那个杨姨夫是同学，上过什么高级的学堂。那个叫君彬的人可会疼她了，大高个，长得又方正，很配您杨姨。对了，您杨姨别看现在头快低到了地上，她当年可也是个直直捋捋的高个，人又白，夏天好打个花洋伞，穿个白高跟鞋，整天与君彬好得粘粘胶似的分不开。啥？干姊妹？解放前就拜了，是她上私塾前，本来我也能上得起学，您姥爷封建，就是不让上，说一个丫头上什么学。
后来，我又陆陆续续从岳母那里，了解了好些杨姨的事情。才知道一朵生命之花是怎样颓败怎样被委弃在泥污里又怎样残喘下来的。
她的那个叫君彬的小学教师，是在他们共同有了四个孩子之后走的，走时最小的孩子还在吃奶。那眼井，在县城南门大街与仓坊街相交、朝仓坊街拐进一点的地方。岳母每逢说到这里，就生气，嫌杨姨没用。是个快入冬的正午，因为灰暗天显得很低，正呼拉呼拉地下着雨，还有风，刮得雨像柳条般斜潲着。君彬围着一条冬天常围的酱色与暗红相间的围脖，迎着雨就快步向着井的地方疾走。岳母说：“您杨姨明明看到了，知道他要去跳井，就吓得说不出话来、更喊不出声来，光是浑身打哆嗦，眼看着那样一个大身量的好人一头栽进井里。”岳母说这个人仁义，临走还给家里买好了吃的用的，包括冬天烧锅的柴火，还把自己的一件黑呢子大衣也卖了，好多留下一点钱。岳母说，这还不算，还写好了离婚协议书，把日期往前填着，自己署好了名，还专门留下了您杨姨署名的空。您杨姨就是靠着这张离婚协议书，度过了一次又一次被审查的难关。
本来杨君彬就要度过反右的关口。从一开始党号召大家提意见起，杨君彬就只说好话不说半句孬话，他知道自己在新学堂里曾经不小心参加过“三青团”，不担待事。谁知还有一个补课，要完成教育界打右派的名额，他这个三青团员就必然地在劫难逃了。因为抓不住杨君彬的反动言行，就戴了个对共产党“反讽”的罪名。他“反讽”的具体言行有两条：一条是他说共产党最民主了，从来不抓提意见者的小辫子；第二条是他说共产党的干部有水平有文化，谁也不高高在上。1950年代初的肃反，他就差一点被毙了。曾经在枪毙人的刑场上陪过绑，胆已经吓破了，一顶“右派”的帽子，是再难承受得了。岳母说杨姨多次想死，就是舍不下四个孩子，尤其是最小的儿子，长得特别像他的爸爸，黑眼珠又大又亮，还和善。
也就是七八天吧，杨姨还上第一册《红楼梦》，又借去第二册。都扶着膝盖要走出屋门了，却又扭过身，用力地抬起头，半叹半赞地说起了妙玉：“极洁极净的一个人儿，虽结局凄惨，被强盗掠去，到底是在栊翠庵里度过了好多孤洁的日子。”她的话让我更加惊异，看来杨姨是通读过《红楼梦》的。
除夕夜吧，岳母让我给杨姨送上一碗刚下的饺子。叫了声杨姨，轻轻地推开那两小扇漆着绿漆且已剥落得花花点点的小门，就见杨姨正躺在床上对着二十五瓦的灯光看《红楼》。她双手撑着床沿，艰难地折起身，为了掩藏红了的眼圈故意朝灯影处侧着脸。
怕打扰了杨姨的孤寂，边放下碗筷边嘱咐她趁热吃了水饺，转身却看到朽了的脸盆架上放着一块用薄了的胰子，幽幽的味儿一闻就知道是那种固本牌的。我随口问了句：“杨姨你总是用这样的肥皂？”竟听到她回答：“君彬好用，清凉，去灰，还带点轻轻的皂香。”我心里咯噔了一下，就在带上门时转身回瞧了一眼，水饺的热气正踅了个弯飘着，好似来自遥远的地方，她就靠在土的墙上（墙上糊着报纸），花白干枯的头发在红黄的灯光里，虚幻着，如冬日的草。有一种莫名的酸楚，就隐隐地腌着我的心。
杨姨是受了大罪的人。
就是这股固本胰子的味儿，支撑她活了下来。最为饥饿的那三年里，野菜、草、树叶、树皮，什么都吃过，连猪食都成了人们梦想里能够品尝的最好的美味。最小的儿子快要饿死的时候，她去县委食堂捡人家择剩的菜根，乞求第一道刷锅水。那时，那个做饭的师傅有着将菜根和刷锅水给谁不给谁的权力。她不得不将身子献出去，因为，她不能让那个最像君彬的儿子眼睁睁地饿死。
“文革”，则是她最为险恶的一道坎。漫长，无道，她总也逃不出“地富反坏右”黑五类的魔障。哪一波批斗的浪潮，她都躲不过，离婚协议，再也不灵。而她的美貌，则让她格外地受到折磨与污辱，她甚至一度成了“女特务”。我不能细说杨姨所受的那些折磨与污辱，岳母也嘱咐说别啥都说出来让您杨姨在天之灵不安。
腰，就是在那时被打坏的。她一身血迹爬到岳母的家门口，是岳母收留下她，并告诫所有的孩子们，要像待亲姨一样地待她。伤养好了，腰却再也直不起来。在她绝望的时候，岳母劝她闯关外吧，只有离开这个家，去一个谁也不知道的新环境，才有生存的可能。可是，在那阶级斗争天天讲的时代，没有组织介绍信，寸步难行，坐汽车火车不行，住旅馆不行，遇到检查的也不行。是我妻子的大哥，从大队里偷出了一张盖有大队公章的空白信笺，又为她填好，这才让杨姨有了领着孩子们闯关东的那次长途逃亡与长久安家。
为了生计，在东北安家的杨姨，曾经有过两次改嫁的人生经历，可是都结了又散了，还落了不堪回首的伤痕。
改革开放了，一无所有又一身病痛的杨姨，也就成了儿女们的负担，不管在谁家，得的好脸越来越少。她就想尽一切办法攒钱，攒够了车费，就双手拄着双膝爬上爬下地坐上几天便宜些的慢车往鲁西南赶，奔她的这个干姐姐的家。岳母说，您杨姨是在想念她的君彬，那个世界上唯一一个体贴她、疼她也爱她的人。五冬六夏，她都会一次次双手扶着膝盖挪到那眼井前，站上一会，看看天，再看看沉默无语的藏在深处的井水。每次去，杨姨都会用固本的胰子，仔细地洗好了脸与手。“君彬好用，清凉，去灰，还带点轻轻的皂香”，我记得杨姨的话。
不知后来杨姨是否还有机会与力气看《红楼梦》？我却记得书中关于妙玉的断语：“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可怜金玉质，终陷泥淖中。”
不识字的岳母96岁了，还头脑清清楚楚地享用着儿女们的孝顺，识字的杨姨，虽然比岳母小三岁，却在熬尽各种人间悲苦之后早早地离开人世。早早地离开，当是上帝对她的怜悯了。
转自《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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