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理：在崇明岛过国庆
题头照片是1971年在浦西66号朝西爸妈的房间里拍的，那时时兴穿军装带军帽。文章是2010年国庆时为单位刊物所写。
在崇明岛过国庆
－－作者：李理
1970年的国庆节，我是在崇明岛上过的。
不要以为是去那里旅游，我上初中时，正赶上那时的教育改革，除了增加工业基础（俗称工基）和农业基础课程外，初中的最后一学年半年去工厂学工，半年去农村学农。
我们虹口区学校对口的农村就是崇明岛。
那年9月，我和班里的几个同学作为学农先遣部队，和其他班级先遣部队的同学一起，坐上了当时最新式的双体客轮，从吴淞码头启航，驶约两小时便来到了祖国的第三大岛。
我们学校去的是南门港城东公社，我们班去的是三大队，我被分在六小队。后来我们知道这是最穷的公社最穷的大队最穷的小队。离我们最近的是侯家镇。我们先遣部队的任务是为后来的大部队做好住宿和吃饭的准备，任务不重，在当地农民的帮助下，很快我们就完成了任务。大部队随即开到。老师把５４个同学分成４个小组，被分配到４个小队，再由当地的村委会负责安排到农民家里，我们几个要好的女同学被分到一个姓茅的五保户老太太家里。
茅家好婆那年70多了，对物质生活没有要求。她的家相当简陋，不记得有什么家具，除了有几张床以外就只有三间平房。没有接电线，用的是煤油灯。子女们都去了上海工作，她又不愿意去和他们住一起，一个人在农村独居多年。房子坐南朝北，房前有一水泥地坪，大门开在中间的客房，客房朝北还有一扇后门，出得门去就是一片竹林，竹林边是一条小河。河面宽约十来米，河面上隔不远就有一座桥，冬天枯水时水浅，可以从河面上走到对岸去。
西头的房间是阿婆的卧房，先遣部队时我和韦晓莺、黄芸都住在阿婆的房间里，后来大部队来了，我们就住到了中间的客房里。那个客房里挂了口大铁锅，听说茅家好公死的时候，这里设过灵堂，煮斋饭就是用的这口大铁锅。有一天晚上开完班会往回走的时候，那些男生恶作剧地说：知道吗？你们房里那口锅只要敲敲就会有斋饭出来等等。天本来就黑，乡下也没有路灯什么的，走夜路靠的就是手提的一盏油灯，我们又都是些小女生，听了都非常地害怕，索索地发抖，真不敢回家了。
中间的那间客房睡着我们五个人，我和萍睡最北面的床，帐门朝南开，中间的床是伟和莺，帐门两边开，芳一个人睡最南面的床，帐门往北开，这样我们互相看得见，聊起来就方便多了。老师来检查工作，说那样不好，让我们恢复原样，我们也不做理睬，谁让我们要好呢！
有一天晚上，吹灭了油灯，大家躺在床上，讲起了鬼故事。正说到紧张处，突然有人敲门，我们都被吓得大气不敢出。在这紧要关头，只听好婆用她那半醒半睡的声音说道:“是啥人啊？是人还是鬼呀？”那句紧扣我们故事主题的话语，不但没有缓解我们的紧张情绪，反而把我们吓得更甚。
东头那间是做饭用的厨房，里面有个大灶头，有个挂在墙上的小菜橱。还有些村里人送来的干柴等。没有自来水，我们没来时，都是村里的人来帮助阿婆挑水。我们来了以后，这个任务就交给了我们。我们这些城里的小孩子不会挑水，只是拿两个水桶，跑去河边，用力地把水桶往河里一甩，好不容易才打起半桶水，先把一个装满了，另一个就只能是半桶水了，费好大力气把它提回来，那满桶的水也已经洒了不少。回来倒进大水缸里，加一些明矾进去搅一搅，很快浑浊的河水就变得清澈起来。
也去井里打过水，那个难度就更大了，把水桶抛下井时要趁势把水提起来，几次下来总算是学会了。厕所在东屋的后面，是那种用茅草搭起名副其实的“茅房”，中间放个可以踩和坐的木架子，简易到了极点。没有月亮的晚上，伸手不见五指，临睡觉前，大家提着个油灯，安安静静地排着队集体上茅房，稍有声响就会被吓到。
每个小组都有一个队里为我们搭建的临时厨房，房间不大，一半是新砌好的大灶头，另一半可以放两张桌子，足够我们吃饭用的。做饭用的是大灶头，烧火用的是木材或者麦秸秆，还有树枝。俗话说的好：大锅饭小锅菜。大锅饭仗着灶头里燃着的柴禾，那真是香透了，平时没有荤菜也能将就着吃了。灶头后面是一扇用竹子做成的窗，打开后用一根竹棍撑着。
火头军同学们轮流做，每两个人做一个礼拜，不用出工，洗涮用水也要自己去河里打。那时学校都归军管会管，纪律严明。只允许班里的通讯联络员去镇上的总部汇报工作，别人一律不准无故去镇上，更不许去镇上的小饭馆吃饭。
刚到的第二天，同学们都忙着给家里写信，因为大多数同学都是第一次远离父母，和我同屋的女同学都边写信边流眼泪。只有我因家里只我一个女孩，和这么多姐妹一起过集体生活感觉很新鲜，不怎么想家也不哭。后来，来自海军东海舰队军宣队的张军代表来看我们时，班主任向他讲了我不想家不流泪的事，军代表还表扬了我呢！
我们去的时候正好赶上最忙的秋收时节，每天一大早，队长的出工号一响起来，我们就跟着农民伯伯一起到田里收割。队里给每个人找了个师傅，师傅在旁边的一陇田里，教你如何右手握镰刀，左手拢一摞稻子，快速地割下去。开始有点困难，更有甚者，一不小心割坏自己的鞋子，几番下来倒也得心应手，只是速度远不如师傅，体力也逐渐不支。待稻子割完，由秋日的太阳晒得干了些，就得把它捆起来挑去打谷场上。
那天傍晚，稻子已经挑完，师傅们都去了打谷场，只剩下我们这些学生在稻田里捡着遗留下来的稻穗。突然天边那慢慢下沉的太阳放射出了无数道金光，这是我们这些在城里长大的孩子从来没有见过的！我们欢呼我们雀跃，全然忘记了一天的劳累和那被稻茬刺得生疼生疼的光脚丫，只觉得广阔天地真好。
最不愿听到的是冬天早晨队长出工的哨子，没有睡醒的隔夜面孔，穿着大棉袄，肩扛铁锹，跟在出工的队伍后面。在稻田里用铁锹的把子把混有稻茬的冻硬了的烂泥一块块地砸碎，以便明年春天继续播种，师傅们管它叫“栽烂泥”。
好玩的是种蚕豆，两个人一组，师傅在前面用铲子挖个小坑，我在后面放几颗蚕豆进去，再将它填平。过些日子，看到它长了小小的绿苗出来，觉得很有成就感呢！
有一天晚上，大家刚躺下，我肚子突然痛起来，开始还硬撑着不讲，后来越发厉害，莺和芸找来村里的赤脚医生，给我打了一针止痛针（阿托品），觉得好一点，医生就走了。过不了多久，又痛了起来，比前面还要剧烈，莺和芸只得去后面的男生小队找班主任。那些男生听到这事，都问是否要来帮忙。老师让他们休息，跟着莺和芸就急匆匆地赶了来。看我似乎病得不轻，就去找了隔壁的公社书记。书记说赶紧送最近的南门港崇明县中心医院。
那时我们小队没有通车，医院的救护车最近只能到侯家镇。书记马上叫来他的丈人还有两个村民，把我放在一个竹躺椅上，上面盖好了毛毯，并用绳子将我固定在椅子上，在漆黑的夜晚打着手电，四个农民兄弟连夜抬着我赶去侯家镇，那时的感觉真是：“祖国山河寸寸好，贫下中农个个亲”哪！
大约有半个多时辰，到了侯家镇，闪着红灯的救护车早就在那里等着了。等把我抬上了救护车，班主任和莺陪我去医院。到了医院，老师说好第二天会来看我们，他就和村民们一起回去了。事后莺告诉我，在救护车上，看见我头一回儿往左一会儿往右的很是痛苦的样子，非常担心。
一到医院 ，我就不痛了。因为是晚上，只能挂急诊，值班医生检查后，说是先住进观察室，明早再说。第二天早上醒来，只觉得头痛了起来，一量体温，38度多，医生给打了针，只一天的功夫就退了烧。医生的结论是蛔虫钻胆，可能是一路上的颠簸把它镇回去了，所以肚子就不痛了。后来的发热只是惊吓而已。
第三天早上，因书记的安排，来了几个农民兄弟，他们骑着单车，把我和莺挂在车后，又是冲上坡又是猛下坡的，把我们接回了小队。没过几天，收到我二哥来信，信中他诙谐地写道：听说你在崇明坐了一回“铛铛铛”（那时救护车的声音就是这样）。没想到长这么大，头一回坐救护车还是在崇明岛上。学农时看病的钱由学校出，班主任只是向我收取了代垫的救护车费用：人民币5元。
没过多久就是国庆节了，当大家都以为会让我们回家过节时，张军代表来了，他带来了教育局的指示。因为才来了一个月不到的时间，这次就决定不回家，在岛上过一个革命化的国庆节了。那时学农基本上是军事化，军令如山倒，哪能不执行？大家都表示愿意服从领导安排，想着还可以和众姐妹多待些日子，我心里倒是偷着乐呢！
国庆节那天，为了让我们这些学生过好节，根据学校的安排，负责伙食的同学去总部领来了肉（当初那都是要肉票才能买到的），一人两块红烧肉。知道我不爱吃大肥肉，那天轮到做饭的好朋友偷偷地给我留了两大块上好的瘦肉，那肉的滋味和朋友的情谊让我一直牢记在心。
国庆节虽然不能回上海，但不必早起出工，照常放假。那天早餐后，我们向茅家好婆要了两大把干蚕豆，七手八脚地在她家的大灶头上忙开了，添柴禾的，炒蚕豆的，互相配合着终于将它炒熟了。迎着晨风，沿着田埂向南走上半小时左右的路程，就来到了南海边。我们坐在斜坡的海堤上，让湿湿的海风轻轻地吹着，边嗑着自己动手炒的蚕豆，边天南地北地聊着天，姐妹们尽情享受着大自然无私的馈赠。
中午饭后，有些同学休息了，我们几个喜欢看书的同学拿出借来的小说，（那时书可是稀罕之物，只借到这唯一的一本书），把它分段拆开，你看头，她看尾，我看中段地分好，全然不顾故事的发展主线如何展开，什么结局，只如饥似渴地先看起来再说。先看开头的且看得快的那位那可真是等得心焦，所以我情愿先看结局，然后再去补看前面的故事。
因为好婆年纪大了，家里没装电线，更没有拉线广播，晚饭后，我们就坐在她家门前的水泥地坪上。那天正好接近月圆时分，那个月亮又大又圆又亮，我们互相都能看清对方的脸。边听着隔壁人家的广播里断断续续传来的革命样板戏，边一人一角地排练起智取威虎山来。记得我反串的是英雄杨子荣的角色，那一招一式像模像样，至今还能顺口来上那么几段呢！
记得镇上放电影，我们早早地吃完晚饭，每人手拿小凳子，走好几里地赶去看。电影是在打谷场上放的，我们因为远，到那里一看，场子里人满为患。村民们早就带着长条凳拖家带口地占据了有利地形，我们已经占不到好位子了，要么坐得很远，要么坐到银幕后面去看反的，反正也能看懂。上面放着影片，不管那么多人的声音有多么嘈杂，电影里的对白和音乐都能盖得过去。想到那种看电影的方式现在不会再有了，反倒是留恋了起来。
半年的时间很短暂，到了要回家的时候。区里的安排是军事化的。老师让我们尽可能地少背点东西，只一条毯子，把它像行军包一样扎好，其余的就让卡车带走，身体不好的同学如萍和芳就安排她们早早地回了家。
回家的那天，一出吴淞码头，张军代表就在码头迎候我们，并鼓励我们要不怕困难，行军回学校。我们每人肩上一个背包，开始出发。开始队伍还很整齐，一路上口号声不断。渐渐地速度就慢了下来，口号也没人喊了。
逸仙路那么长，好像永远也走不完。等走到虹口公园时，同学们看到了希望，脚步重又欢快了起来，口号声此起彼伏地也响了起来。谁说我们是生在红旗下长在糖水里的小娃娃，我们战胜了自我，我们无愧于青春！
将近半年时间，离开温暖的家，离开慈爱的父母。来到农村，拿起铁锹，挥起锄头，甩开镰刀。这一切，让我们初经农活，让我们真实地体验了一把：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艰辛，懂得了粮食粒粒皆辛苦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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