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申：引龙河农场回忆三篇
引龙河农场回忆三篇
－－作者：李申
手风琴伴我去边疆
我是1969年6月24日随着虹口区乍浦街道一批知青一同到黑龙江省引龙河农场三分场的。同其他人不一样的是，我的行李中多了一台百乐牌手风琴。个人拥有一台手风琴，这在那个年代，以人们的普遍购买力，这显然是一件极其“奢侈”的事。但在市五女中任音乐教师的母亲看来，哪怕是节衣缩食，为我添置这一份贵重的家当，还是十分必要的。因为母亲她毕业于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上音前身）钢琴系，依她的理解，一个孩子如能掌握一手技艺，一来可以提高自身的素质，二来也一定会有用。所以，凭借母亲这一质朴的想法，我从小学五年级就开始在市少年宫手风琴班跟随程明德老师学习。可惜文革开始后，这一正规的学习只能中断。当党中央发出“屯垦戍边，保卫边疆”的号召时，作为热血青年的我，很快报了名。临行前，大力支持我的母亲说，手风琴是一种既可当红花，又可作绿叶的乐器，在边疆艰苦的生活环境中，一定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所以，她竭力让我带上手风琴，并鼓励我自修，鼓励我边学边用，还再三嘱咐，绝不能荒废学习。后来，果然证明了母亲的远见。在农场的这几年，我带着手风琴，从地头到炕头，从连队到场部，从地方到部队，在文化生活极度贫乏的日子里，它给知青们带去了欢乐，为知青们的精神生活，增添了一抹亮色。可以这么说，手风琴它始终陪伴着我，它伴随我度过了这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说它功不可没，绝不为过。尽管当时因为家庭出身原因我曾与省歌舞团等专业团体擦肩而过，但这丝毫也不影响我练琴的热情，相反，技艺还有了长足的进步。返城后，我依然活跃在业余文化圈内，并以手风琴专长被吸收为上海市音乐家协会会员。退休后的我，更是没有闲着，只要是为老知青们演出，只要是企事业、街道的文化活动，我从不计报酬，从不缺席。也正因为有了下乡这碗酒的打底，我始终是干劲十足，不怕困难，不怕劳累，最多时，一个月足足有超百场的连轴转，博得了圈內人士的认可和好评。
刚到引龙河三分场，劳动之余的连队文化生活枯燥而单调。食堂前的高音喇叭是唯一的文化娱乐工具，一日三次播放的不是“奶奶，您听我说……”就是杨子荣的“打虎上山”。面对如此的文化禁锢，知青们只能自娱自乐，以求心灵的平衡。于是，田间地头，收工饭后，有人就哼唱起加拿大名歌《红河谷》，也有小提琴爱好者聚在一起拉起了《梁祝》，更有人大胆地唱起了当时在知青中特别流行的《南京知青之歌》。当一句句“告别了妈妈，再见了故乡，……”从人们沙哑的嗓子中唱出，确实，此情此景，现在想来还是令人唏嘘不已。
虽说物质极度匮乏，但知青们的精神生活却不能就此消沉。作为有手风琴专长的我，因此便把连里一些喜欢唱的战友们聚集起来，由我伴奏，大家随兴唱，活跃气氛。几乎是每一天，一旦空余，大家便从孩提时代的“让我们荡起双桨”，一直唱到即时的“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既有委婉抒情，又有高亢激越，唱呀唱，唱得热气腾腾，唱得忘却一切疲劳，唱得了却思乡之苦，一直唱到大家尽兴。很快，我们这些文艺爱好者便在三分场出了名，人气越来越旺。于是，三分场文艺宣传队，就在这样的基础上成立了。
平心而论，我们三分场文艺宣传队确实是支了不起的队伍，队员们干劲足，精神面貌好，团结，肯干，从不叫苦叫累。每每一天的劳作后，队员们就洗去尘埃，衣衫整洁，自觉地进入排练。“……劈开太行山，漳河穿山来，林县人民多壮志，敢叫山河换新装……”，这是合唱队的歌声，这歌声，韵律齐整，既清晰又和谐，在北大荒宁静的夜晚，飞出了大食堂的窗户，飞向无尽的天空，飞向广袤的原野，伴随着韦雪妮刻印的歌谱的油墨香和江连奎激越的指挥，是那样地悦耳，那样地充满了激情；“……天上闪烁的星星多，不如我们公社的羊儿多……”，这是由蒋小琪、袁雅芳、陈霞晴担纲的舞蹈“草原英雄小姐妹”，既活泼欢愉，又刚毅坚强，其表现力，令人叹为观止。最终，她们的精湛表演，在总场的文艺汇演中获得了一片掌声，而我们的合唱队，更是以其饱满的精神，中规中矩的技艺而一举夺魁，令总场负责文艺工作的纪干事直夸：“水平是前所未有的”。不久，我和蒋小琪就被抽调到了总场宣传队。但是三分场仍然是我流连忘返的家，因为那里有我共同奋斗过的队友，有我们共同培育的朝气蓬勃的知青生活，有我们难忘的、痛并快乐过的记忆。
小晴的不幸
在那个年代，知青恋爱，受到压制，至于婚嫁，那更是奢谈。这在今天看来，是一件很荒唐的事。农场是个小社会，管理者对人权、人性的维护方面很无知，在尊重人格、人的尊严方面，又是一片盲点，所以屡屡制造悲剧，值得反思。
小晴是上海女知青，和我是同一批到引龙河农场三分场的。她曾是体操队员，有着高挑的身材，不俗的舞蹈实力。从三分场宣传队调到总场宣传队这一年，小晴已21岁。这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少与人交流。也正因为这一点，有的队员就误以为她清高、不合群。其实，我作为宣传队团支部书记曾与她有过几次交谈，了解到这只是她不善言辞罢了，根本无可非议。非常难能可贵的是，小晴还是一个很有思想的人，许多见解极为独到，这在女知青中是鲜见的。来队后，无论学习、排练，还是劳动，她都很积极认真，还递交了入团申请书，是一个要求进步的好队员。本来，一个已经21周岁的女性，生理心理都已成熟，假如对异性有一点朦胧的好感，这也是人性使然。男女青年多说上几句话，有所沟通和交流也稀松平常，不过尔尔，怎么可以据此就可以横加指责甚至恣意批判呢？但是，没想到的是，小晴的厄运还是来了。
一天下午，领导布置我们学习讨论，内容是，“修正主义文艺复旧回潮现象在我场文艺战线上的表现”。这种会议，惯常由我主持，可那天一般很少参加此类会议的场部文卫科主管，却亲自坐镇了，这令会议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果然，有人刚发言说了没几句，这位领导便发威了：“宣传队里有的队员资产阶级情调十分严重，表现为‘无知的清高，盲目的骄傲’，严重脱离群众……更有甚者有人公开谈情说爱，影响工作，损坏宣传队名誉。外界有人把‘宣传队’说成是‘宣传对’”……这一通夹七杂八的的狠话与会议主题毫不搭调，立刻让与会的队员们透不过气来。接着，这位领导人干脆直接点名：“大部分队员是好的，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唐某、小晴身上，希望你们好好反省、认真检查……”。
如此严重地上纲上线，分明像一枚重磅炸弹，迅速将唐某、小晴炸翻。毫无思想准备的唐某，在这样巨大的高压下，只能违心地作了“检查”；而受不了的小晴，这时突然从炕上一跃而下，头也不回地奔了出去。眼看半小时过去了，小晴没有回来，在凝固的空气中，突然有人惊醒过来，大叫一声：“不好，要出事”！这才让大伙紧张起来，立刻中断会议，四散开始寻找小晴。
十一月底的北大荒，早已冰雪皑皑。巴掌大的场部，小晴去哪儿了呢？一种不祥的预兆涌上我的心头。两个多小时过去了，兵分几路的队员们还是没有找到小晴，大家越发着急起来。眼看太阳快要西下，气温在急剧地下降，危险越来越大。沿着场部通往龙镇的大道，我边走边喊：“小晴，你在哪儿……”，可是空旷的大地上，始终不见应答。很快，引龙河大桥到了，冰面上，没有人走动的痕迹，我于是顺着桥栏边连滑带跌地下到桥洞，猛然间，发现了小晴。只见她兀立着，直挺挺地像一座雕像，愣愣的双眼，凝视着远方。“小晴，小晴”，任凭我一遍又一遍地大声呼喊，木然的她，毫无反应，只有惨白的脸颊上挂着的两行热泪，似乎在告诉我她内心的痛苦和煎熬。
过后，小晴时有间隙性发病，其症状越来越严重。经多方鉴定为“精神分裂症”后，被送回了上海治疗。“好端端充满青春活力的一个人，怎么会变成这样的呢”？送走了小晴后，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几十年来，每每我们在谈起小晴的不幸时，更多的还是希望这样的悲剧，再也不要重演。
小晴回上海治疗后就没有了音讯，大家都很惦念她。几年后我随着知青的大批返城回到上海，带着大家的思念，那天我去探望她。小晴告诉我，回上海医治调理后，病情基本稳定，但还是要坚持服药，不能停。她含笑地告诉我，准备结婚了，对象是个老实的木匠，手艺不错。还说，与对象商量好了，结婚后，不准备要孩子，怕自己的病会遗传给下一代……。说这话的时候，她流露出的坚定而又无奈的眼神，刺痛了我的心。我祝福她将开始新的生活，又为她的选择深感遗憾。那次农场的突发事件，改变了她的生活轨迹，也可以说影响了她的一生，小晴的不幸遭遇令人扼腕。离开她家后，小晴昔日充满活力练舞的身影、发病后神情异样的模样交替着在我的脑海里出现，多日挥之不去。
那些年，我们留下的足迹
这是一本封面斑驳的日记本，里面记录了1973年12月21日至1974年1月15日总场宣传队随黑河地委拥军慰问团赴地区边防部队慰问演出的全部记录。虽说它卷了边角毫不起眼，但我却始终珍藏着：
1973年12月28日 阴
尽管昼夜赶路已很疲劳，但大家依然很是兴奋。昨天，我们从嫩江出发，中途在八里桥停留，为一四七零部队指战员演了一场。演出后已是晚上八点多，虽然部队首长从安全考虑再三挽留，但我们还是没有停步继续北进，终于，在今日凌晨到达了反修前哨黑河镇。后来我们才知道，为了欢迎我们的演出，一四七零部队的指战员们，在通往营房的道路旁，坚持在零下四十度的寒风中，足足迎候了五、六个小时！……
1974年1月3日 晴
今天行车五小时，演出四个半小时。上午给一四六四部队演出，受到部队夹道欢迎。晚上，为军分区卫生队演出，虽说观众人数少，但队员们依然充满激情，尽了最大努力。特别是杨立成，上午还在发高烧，但一上舞台，仍然毫不含糊，还有严正刚，胃疼，但不吭一声，像没事人一样。演出后，杨立成病倒在卫生队，经透视为胸膜炎。
……
每当翻看着这一页页泛了黄并留下了汗渍的纸面，总令我心潮澎湃，难以自抑。因为，这里镌刻着我深深的足迹，留驻着我的青春岁月。无论是北国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场景，还是战友们一个个充满青春活力的形象，这字字句句，转眼经年，都仿佛仍在眼前，几回回，梦里依稀。值此纪念上山下乡四十五周年之机，为战友们作一个情景回放，分享共同的记忆。
雪夜求贤
1973年底，场部接到了农场局的通知，要求引龙河宣传队在十几天里赶排一台节目，参加黑河地区拥军慰问团的新春演出。为了充实力量提高我们的节目水平，我想起了1971年农场局汇演时以一曲小提琴独奏《云雀》技惊四座的应晓堤，欲邀其助演。应晓堤是尾山农场宣传队的上海知青，父母分别是钢琴、小提琴教师，他的加盟，一定会令我们的整台节目生色。可尾山离我们引龙河足有三十多里路，通讯又十分落后，只能面邀，而当时已是下午四点多钟，加之漫天风雪，气温更是降到了零下四十多度，怎么办？时不我待，作为队长的我，当然义不容辞，必须承担这一艰巨的光荣任务，稍作准备后，怀揣着农场局的借调函，我便毅然出发了。
记得那天正值三九大寒天，公路上车辆早就绝迹，四周不见人烟，白雪已然覆盖了田野和山岗，公路旁只剩下一根根孤零零的电线杆散落点点。当我经过六分场时，天色已完全转暗，淡淡的星月下，渐渐地刮起了西北风.哪料，这风越刮越紧，一阵阵从天而降的雪花裹挟着地上的积雪，不断地劈头盖脸砸来，砸得我睁不开眼。不好！刮大烟泡子了，经验告诉我，这对仍在野外的人来说，是极其危险的。顿时，我犹豫起来了，当经过七分场时，便产生了去躲一躲明天再走的想法。但是，一想到时间紧任务重，战友们都期盼着应晓堤能早一点加入排练，我怎么能知难而退呢？不行！走！说什么也要走！一股热血涌上心头，我反而加快起步伐来。
大雪很快覆盖了路面，路、田、沟、洼已浑然一体，完全分不清了。我脑子里不断闪出人们掉雪坑被埋的悲惨场景，顿时阵阵恐怖袭上心头。更要命的是狂风发出的呼叫，左旋右旋，时近时远，和野狼嗥叫声几乎一模一样，这令我浑身发紧，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不由自主，本能地把用来探路兼打狼的木棒越攥越紧，那一些原先设想好的“掉雪坑怎么办”、“遇上狼怎么办”的种种预案，此时早就不复存在，脑子变得一片空白。
狂风大雪，依然扑面，茫茫的雪夜中，形单影绰的我，终于体会到了什么叫作无助。向后？没有退路，那也是懦夫所为，于是只能向前、向前，勇敢地去面对。万幸的是，一根根电线杆子还耸立着，这就像路标，避免了最可怕的迷路。于是，踩着没脚的雪地，听着嘎吱嘎吱的节奏，面对着空寥的旷野，我干脆边走边嚎起来：“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顶天屹立傲长空……”，以此激发紧绷的神经，以此壮胆。真的，也不知从哪儿冒出来这一股“傻”劲儿。
晚上十点左右，终于到了尾山农场场部。应晓堤等知青朋友们，见到我像雪人似的突然冒出，大为吃惊，当明白我顶着大烟泡如此不顾个人安危赶来时，都深深地被感动了，晓堤也很爽快地接受了邀请。不过，几十年来，一提到这一场景，我总是后怕，总会无数次地冒出“万一”，这倒也是实情。
北风那个吹 雪花那个飘
“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芭蕾舞剧《白毛女》中的这首主题曲，谁都会唱，但对演过这段舞蹈的蒋小琪等人来说，却是充满了浪漫，充满了激情，永难忘却。
芭蕾这个舞种，俗称足尖舞，是欧洲宫庭舞蹈，属艺术上的“洋为中用”。从事芭蕾的女演员，一律要“从娃娃抓起”，练就的是童子功。可我们下乡时已十七八了，早过了练功的黄金期，但为了“学习样板戏，争做革命人”，女队员们一咬牙，还是豁出去了。先是主角蒋小琪，练得太苦太猛，把两脚的脚趾盖生生地练掉了，后是一个接一个，没有一个姑娘能幸免。每天，女队员们都面对着鲜血淋漓肿胀的双脚，还要“当足适履”式地硬穿上芭蕾舞鞋，这简直就是一种“酷刑”。但是，她们确是个个好样的，面对这般折磨，只咬牙，不吭声，更无人流泪，没有一个打退堂鼓的。我们很难置信，这究竟是一种什么力量，这究竟是一种什么信念在支撑，但在那时，却又确实是那样。
《白毛女》选段终于可以献演了。深秋的一天，我们来到水库工地进行首场露天演出。大坝上临时搭起的舞台上铺了几块大毡布，后台则支起了两个大铁桶炉子供演员取暖，这条件之简陋，虽说司空见惯，但对芭蕾舞剧的演出来说，还是根本不合适。但是，热情的观众早已在一排排园木上端坐着，他们渴望着能近距离目睹真正的芭蕾，此情此景，对演员们来说，根本无法拒绝。于是，《白毛女》还是准时开演。随着音乐前奏响起，令人始料未及的是，老天爷似乎毫不留情，音乐声中，真的飞飞扬扬飘起了雪花，还越飘越密。哗，观众席中顿时一片骚动。眼看着雪花很快地熔化，湿透了演员单薄的衣衫，这可如何是好？满场的观众一会儿朝天上看，一会儿又朝台上看，惊呆，小声喧哗，但又谁也不愿离去。突然，像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指挥着律动，全场的观众，和着台上独唱演员的歌声，竟然动情地齐唱起来----“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显然，这是在为演员鼓劲，显然，这更是人们融入了眼前的真实情景，更是人们的真情流露。
好一个革命的浪漫主义，在北大荒的冰天雪地上，此时此刻，正被重重地真实地书写着，这在任何手书的艺术史上，遍寻不着，绝无仅有。演员们都被这种场景深深地感动了，他们热血贲张，心旌激荡，严寒早就不在话下。最可大书特书的是扮演“喜儿”的蒋小琪，戏份最重的她，尽管单薄的衣衫已被淋湿，脸上也满是“汗水”，但她始终动作不走样，神情专注，沉浸在角色的情感中。
台上，演得投入，台下，感同身受。当一曲完了的间隙，便有雷鸣般的掌声爆出，这一种壮观，这一种真切的情景交融，也只有在那个年代方可寻觅。正如三十多年后传唱的《北大荒人的歌》所表达的那样：“在你的果实里，有我的生命，在你的江河里，有我的血和泪。”我们可以自豪地告诉后人：有这样一群人，曾生活在那样一个时代；有那样一个时代，曾造就了这样一群人。 可以这么说，那一幕既浪漫又充满了激情的“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如歌如泣，如诗如画，已经深深地镌刻在墙上，印在我们的心上，永难磨灭。
当年的风和雨、血和泪、悲与壮、情与思，已化作葱茏、化作绚丽、化作晶莹、化作人们难忘的记忆。不管怎么说，“晨观朝霞灿烂，暮看夕阳辉煌”，我们的那个青春岁月，还是充满朝气，充满阳光的，今天的我们，相信，只要精神饱满，一如既往，保持年轻活力，那么，我们的暮年也一定会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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