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 八千名女子赴天山
八千名女子赴天山
－－作者：李立
66 年前，共和国历史上首批大规模进疆的数千名湖南女兵奔赴天山南北。
后来，陆续进疆的近八千名湘女用青春和热血、理想与奉献，在新疆边塞演绎了一段段巾帼传奇，使一个黄沙弥漫的粗犷世界开始绽放柔和、文明和理性的光辉。可以说－－她们是新中国建设史上最值得赞誉的女性群体之一，还被誉为新疆荒原上的第一代母亲。
今年是八千湘女进疆 66 周年。 4 月，湖南省政协接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就举办八千湘女进新疆纪念活动进行协商的函。自此，围绕纪念活动的筹备工作在两地紧锣密鼓地展开，并将于今年 8 月上中旬在新疆多地举行“芙蓉花开天山下－－纪念八千湘女进疆 66 周年”的纪念活动。湖南、新疆的党委、政府、政协以及新疆建设兵团的领导高度重视这一活动。今日女报社也将派出全媒体记者全程深入报道。
7 月中旬，在该活动的前期筹备工作中，湖南省妇联组织人员赶赴新疆多地，走访慰问了部分湘女。一路上，随团同行的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目睹、聆听和感受那些湘女们在边疆播撒爱、无畏、坚韧和献身精神！
在她们的记忆里，一段气壮山河的历史画卷慢慢展开来……
她们，是新疆荒原上第一代母亲
历史钩沉
在长沙市人来人往的湘江风光带，有一块巨石屹立在辛弃疾曾扎营的营盘路湘江边上，名为“湘女石”。这块重达百余吨的巨石产自天山。都说湘女温柔多情，为何以如此巨大的一块磐石来铭记？
这块“湘女石”是为了纪念 1950 年至 1952 年进疆的湖南女兵而立，史称“八千湘女上天山”。当年那些聪明伶俐的青春少女，正是从营盘街 47 号启程，踏上了一条关于理想、信念与奉献的征途。
六十多年过去，当年风华正茂的湘女，有些已不在人世，剩下的也均已是耄耋老人。这些湘女，为了国家的战略大局和新疆的繁荣兴盛，把自己的青春、热血、生命甚至子孙后代，都留在了离家乡有几千公里之遥的新疆。
许多人终其一生，都未能再回到湖南。
天山巍峨，湘水奔流。作为湘女们的豪情象征和精神寄托，家乡人民从新疆采来这块湘女石。她代替着远在西域的近 8000 名湖湘女儿，静静地聆听着母亲河亘古不变的涛声。
她们是战士
响应国家屯垦戍边的号召来到新疆
1949 年底，新疆和平解放。
当时，共和国的决策者命令驻疆二十万官兵垦荒屯田，扎根新疆，以改变自汉代以降，历代屯垦一代而终的局面，以达到长治久安的战略目的。
新疆部队领导人王震司令员和陶峙岳将军于是率领着部队开始了一场铸剑为犁的战争。
这场战斗更为艰巨而漫长。因为战士们面对的，几乎是寸草不生的沙漠戈壁，碱滩沼泽。但是，经过广大官兵的辛勤劳动， 1950 年，蔬菜、肉食和粮食产量都得到了极大的增长。
然而，“没有老婆安不下心，没有儿子扎不下根。”二十万大军中不少人尚未婚配。决策者们决定征召女兵来解决。
1950 年春，身为湖南浏阳人的王震亲自写信给家乡的领导－－时任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希望协助招聘一批女兵，并派新疆军区政治部领导熊晃将军到湖南任招聘团团长。
1950 年初，《新湖南报》连续刊登了招聘女兵的广告，长沙市车站、码头及市内各主要路口都扯起巨大横幅，号召女青年参军去保卫边疆、建设边疆。
熊晃将军激情地说：“你们被录取后，将是毛主席家乡第一代进疆的女兵，是亘古荒原第一代开拓者。我们要在那里盖工厂、办大学、建新城、办机械化农场……你们是军队的女儿，新疆需要有知识、有作为的女青年去参加绘制最新最美的画卷……”
长沙城里沸腾了。在校女生、社会女青年争先恐后去营盘街 47 号招聘团报名。她们从乡间、从附近的县市、从遥远的大山深处走来。有人瞒着家中父母；有人偷偷在衣服口袋里装上石头、秤砣，只为了体检时体重能达标；有人甚至拿了姐姐的毕业证书瞒过招聘团的同志。这一切，只为了自己能顺利被筛选上。
她们是文化使者
用湖湘文明
滋润新疆
1950 年招收了 3600 多名女兵入疆， 1951 年、 1952 年又招收了近 5000 名湘女，这便是“八千湘女”的由来。
这些湘妹子，满怀激情告别了养育她们的湖湘大地，奔赴遥远的新疆。除少数女兵留在军区直属机关，大部分女兵分到天山南北二十二兵团垦区。
与后面进疆的山东、上海等地女性不同，湖南的这“八千湘女”，绝大多数是被称为当时社会“稀缺资源”的学生女兵。湘女群体贡献新疆的不止是优质劳力和对男兵的婚姻，更有她们的文化力。
新疆获得解放时，大多数农村还处在封建社会中期，个别地区存留完整农奴制。屯垦并不是简单地开出荒田种出粮食，更需要的是先进的中原文化系统积淀，完成新疆的整体进步，最终稳固屯垦成果。
湘女们在边疆大漠上承担起了先进文明传播的任务。第一代女教师、女医生、女护士、女农技师、女拖拉机手、女文艺兵……纷纷涌现。湘女们全面改变了当地的诸多生态，并将湖湘女性特有的“吃得苦、霸得蛮、不怕死、耐得烦”的精神带到新疆，使一个黄沙弥漫的粗犷世界开始绽放柔和、文明和理性的光辉。
她们是妻子和母亲
把女性柔情
献给新疆
湘妹子到达垦区前，这里称得上是“男儿国”。“人民战士来垦荒，就地取材盖营房，建起排排地窝子，冬天暖来夏天凉。扎根边疆搞建设，要在这里入洞房。”这是当时垦区的顺口溜。
“入洞房”道出了大龄指挥员的心声。他们南征北战，戎马多年，都老大不小，早该成家了。如今垦区来了一批又一批有文化、肯吃苦、妙龄可人的湘妹子，便成了大家竞先追求的对象。
那时候，干部喜欢上哪个湘妹子先要让组织上知晓，有个不成文的程序是“组织牵线，领导谈话，双方谈心，服从决定”，不能乱来。八千湘女被招入伍来到新疆，军人婚姻问题，也就按职务、参加革命的时间，一批一批解决。时不时领导会给湘女介绍对象：二十八岁以上，五年以上党龄，团级干部，怎么样 ? 这便是当时“二八五团”说法的由来。
八千湘女的婚姻问题一度被认为是一个敏感问题，其中出现的组织包办形式因为信息不透明而受到外界指责和诟病。但史料显示，最开始在基层连队出现的急躁催婚现象被军队高层获悉后，得到了制止。部队进行了相关婚姻条例的专门学习，彻底实行婚姻自主原则。
不少湘女在组织安排的多次选择中，觅到了自己的意中人。
如今，大部分在世的湘女都认同一位叫戴庆媛的湘女姐妹提出的说法：“我们的婚姻是道德婚姻。”不过，道德往往意味着牺牲与痛苦，最为典型的，就是湘女们的丈夫基本都比她们年长许多。时至今日，老伴们往往先她们而去。、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阳关以外的凄凉荒芜使它千百年来一直是遥远异乡的代名词。但湘女们一致认为，她们的牺牲是值得的——以小我的牺牲换来了一个新的新疆。
湖南女兵们是新疆屯垦戍边大军中特殊的一部分。她们在这里演绎了一个又一个悲欢离合的故事，也演绎着她们的理想与追求，光荣与梦想。她们做了男人们所作的一切，有许多人牺牲了自己的青春和爱情。
在这块遥远的国土上，少有人作出的牺牲比这些女兵更多。
她们是新疆荒原上的第一代母亲。她们孕育的不仅仅是后代，更是爱、宽容、坚韧和大义的精神。
她们的那些故事——
天山下的湘女传奇
出湖南记
长沙的大街小巷贴出了新疆军区招聘团的广告。《新湖南报》也登出了招兵启事： 16 岁到 25 岁，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未婚女性。参军进疆后，可分别入俄文学校和其他各类学校学习，或进工厂做纺织女工，或到农场开拖拉机，或进部队文工团……这一切，对于新中国的热血青年来说，莫不群情高涨。
当年新疆招聘团在《新湖南》报上刊登的招兵公告
奔逃离家，参军去
见到湖南省妇联、今日女报、湖南公共频道的亲人们前来探望，湘女杨一军为大家讲述起了她从军的经历。
入疆 60 多年，当年“出逃从军”的毛灿奇已经熟悉了新疆的环境、文化、生活。见到家乡的亲人，她高兴地跳起了新疆舞。
今年 81 岁的湘女毛灿奇对“长沙市营盘街 47 号”这个地址的记忆，远远深过“库尔勒市华山中学家属院 2 号楼 1 单元 101 室”－－后者，是她生活了几十年的家的所在。即便时隔 66 年，在新疆兵团第二师铁门关市 ( 库尔勒 ) “八千湘女”座谈会上，对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谈及当年在营盘街 47 号的往事，毛灿奇的眼中依然闪着光。
营盘街，因为辛弃疾和左宗棠曾经在此屯兵扎营而得名。 1950 年至 1952 年，这里成为长沙最热闹的去处，因为全省各地的年轻女性纷纷被新疆招聘团的一纸招兵布告吸引而来。
“我家里是地主，成份不好。那时刚解放，提倡‘妇女解放，男女平等’，我就特别想当兵，快想疯了。”毛灿奇说。
此前，家住长沙跳马镇的毛灿奇已经失去了三次当兵的机会－－她曾偷过父亲一块银元，独自一人徒步两天走到株洲，参加军需学校的招生，但因文凭与年龄不符被拒 ; 她也曾参加部队保育院的招聘，但人家要的是“生过孩子有奶水”的妇女 ; 最后一次，是她看到报纸上登了“招军干”的消息，便和四姐毛翠奇以及家中的一名长工去应征，结果毛翠奇考上军政大学，长工也被选上当了兵，就是不要她毛灿奇。
苦等到 1950 年 10 月，新疆军区在长沙征召女兵的消息终于传来。毛灿奇说，父亲坚决反对她去当兵，理由是毛灿奇干农活很在行，“他不敢明说不支持我干革命”。
但毛灿奇还是背着父亲跑了。“我把剩饭捏了几个饭团带上，半夜溜了出来。”本来可以坐船到长沙城，但上次“偷钱从军”的事情暴露后，毛灿奇这次没能再偷到父亲的银元，只好走路。
用了两天一夜的时间，毛灿奇终于赶到了长沙城。
“到了招兵的地方，我又累又饿，都快晕倒了。”毛灿奇没想到，招聘团的人会对她那么好，“他们马上给我安排了住的地方，又给我弄来了一大碗米饭”。这使得毛灿奇更坚定了参军的决心，“我当时就想，就是耍赖，也要赖到新疆去”。
最后， 15 岁的毛灿奇顺利过关了。
瞒着家人，参军去
同样与毛灿奇一样“出身不好”的，还有家住长沙城的湘女王庆国。
王庆国的父亲王作凡曾担任国民党军五十七军军长，解放军兵临长江北岸时，王作凡拒绝飞往台湾，带着全家从南京回到了长沙。
1950 年，正在长沙省立高级工学学校化工系读书的王庆国在《新湖南报》上看到了新疆军区到长沙招兵的消息，一句“不论家庭出身好坏，一律欢迎”，让王庆国觉得，自己从军的梦想就要实现了。
王庆国瞒着家人去报了名。很快，她就在录取榜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那一刻，我既激动又担心”。
与大多数人对新疆毫无概念不同，出身军旅世家的王庆国家中挂着地图，她从小就知道新疆的遥远和荒凉。想着就要离开故乡与亲朋，王庆国不禁潸然泪下。但在当时，她的父亲已经没了官职和薪水，一家人生活拮据。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豪情壮志，与希望通过参军减轻自己“剥削阶级家庭罪行”的念头，很快抵消了王庆国的这份不舍。
临出发前一夜，王庆国谎称晚上参加青年学员队的活动，要住在同学家。
“我躲在一个姓汤的同学家里，到了半夜，我听见了母亲呼唤我的声音，她一边敲着汤家的门，一边问：‘庆国在你们家吗 ? ’”王庆国赶紧叮嘱同学：“你千万不要告诉她，不然我明天就走不了啦 ! ”同学点点头，帮她撒了谎。
“这孩子到哪去了？她从没在外面住过，今晚是怎么了 ? ”多年以后，已是耄耋之年的王庆国说她仍能清楚地记得母亲细细地埋怨，以及母亲在八月长沙酷热的夜晚中渐渐远去的脚步声。
豆蔻年华，参军去
毛灿奇参军时才 15 岁，但是，队伍里比她年龄更小的还大有人在。
现居新疆奎屯市玫瑰园 22 栋 112 号的湘女黄念青已经 79 岁。在聊起 13 岁便“纠缠”着新疆招聘团团长熊晃硬要参军的往事时，老人笑得像个孩子。
“我当时正在周南女中读初二。别看我年纪小，但已经是三次报名参军了。”当时，家在长沙的黄念青被拒绝三次之后，天天缠着征兵干部：“我到朝鲜去，你们不要我；我到军事干部学校去，你们也不要我。到处都不要我，这不行！”最后，征兵干部没办法，带她去见了招聘团团长熊晃。
“熊晃将军一听，就笑了，他问我：‘小丫头，你为什么非要当兵呀？’我就说：‘抗美援朝一开始，学校就进行了教育，好多同学都去了，我也要去。’”黄念青说，熊晃将军开始很为难，想了半天，他终于表了态：“不如我们组织个幼年文工团，这样的话，这些小家伙就可以参军了，以后肯定还有像她这样的小家伙来。”
我一听，高兴得不行，大声喊道：‘我也当兵啦！’”黄念青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后来幼年文工团招了 30 个人，全都是十三四岁的小女孩。
今年 77 岁的著名舞蹈演员何梦道就是这个幼年文工团的一员，当时她才 11 岁，参军时“即使穿着最小号的军装，也过了膝盖”。
“亲戚都劝我不要去参军，说新疆很可怕。”尽管旁人阻拦，但何梦道一直将当一名女兵的梦想放在心头，“欢迎解放军进长沙时，队伍中就有好多女兵，威风得很”。而新疆军区招聘团团长熊晃的一番讲话，更是让她对新疆军旅生活无比向往。“他把新疆描述得很美，不只是大漠孤烟、长河落日，还有覆盖着白雪的天山，气势磅礴、充满神话色彩的昆仑山，一望无际的草原，美丽富饶的绿洲。大家不仅是去卫国戍边，还要建设起一个又一个现代化的集体农庄……”
何梦道选择相信熊晃的话。
王庆国母亲整晚的寻觅并没有结果。
毛灿奇与黄念青终于如愿以偿。
列车往西北疾驰，掠过湘女们熟悉的故乡山水。毛灿奇注意到，和她一样，大多数人眼中都噙满泪水。
1950 年至 1952 年，有近八千名湖南女兵前后上演“湘女出塞”。正是这样一群花样年华的女孩，怀着青春的梦想，义无反顾地背起背包，踏上了西行之路。
八千里路
长达 4000 公里的进疆路程，是横在湘女身上关乎生死的一道坎，个中艰苦危险，远超来自鱼米之乡的湖南女兵们的想象。有些生命因为突如其来的车祸或者疾病，还没进新疆，便在路途上凋零了。
脸盆、菜盆、便盆，一盆多用
“一个盆子，多种用途”的故事也被拍进了《八千湘女上天山》电视剧中。
当时的新疆并没有铁路，火车只能开到西安。女兵在西安兵站休息几天后，改乘新疆军区的大卡车，沿着古代丝绸之路浩荡西进。
这正是当年细君公主走过的漫漫长路。
戈壁浩瀚，连绵的车队如同在大海颠簸前行。放眼望去，风沙漫漫，女兵们四十多人一车相互依偎，但即便帆布篷将车盖得严实，却依然抵挡不住沙尘。新疆昼夜温差很大，白天烈日灼烤，浑身奇热难耐，晚上则是朔风如牛吼，冻得女兵们瑟瑟发抖。
在戈壁滩上，水是最金贵的，得节约着喝；吃的，则是足有一寸厚的面饼。人人嘴上都长了燎泡，一张嘴，唇上就裂开道血口子。
家住石河子市 1 小区 60 栋 462 室的湘女郑佩兰今年 79 岁。招兵时， 14 岁的她谎称 16 岁，结果，严酷的旅途很快就暴露了她的真实年龄－－她还太小，适应不了。
“领导体恤我，让我坐驾驶室。”郑佩兰坐的是车队的排头车，走在最前面，“那时全是土路，车行之处，尘土飞扬，遮天蔽日。”郑佩兰说，她很想知道车队有多长，却一直没有看到车尾在哪里。
湖湘大地多河多湖，用水方便，湖南妹子自然爱干净。但是，大漠戈壁间，根本没有条件让女兵们讲卫生。“车队上路后，不能随便停车，所以解手只能解在盆子里。那盆子也是‘一盆多用’，在车上是便盆，宿营时洗一洗就当脸盆，吃饭时又作盛菜的工具。”郑佩兰说，开始大家怎么也不习惯，“有一次，每个分队分了些生骆驼肉，没有炊具，队里的领导就让用这个盆子煮。大家不干，望着骆驼肉干瞪眼。直到男兵那边传来了肉香，我们才忍不住了”。
最后，饥肠辘辘的女兵们吃得津津有味，这用途复杂的盆子也总算被接受了。而在后来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湘女王正先看来，不管是净水还是脏水，甚至是尿，在沙漠中都代表着生存的机会。
疾病、车祸、土匪，危机四伏
湘女们在进疆路上，在车上除了打瞌睡睡觉，就是唱歌。图为《八千湘女上天山》电视剧剧照。
“一过兰州，西北军区专门派了一个全副武装的连队护送我们，每辆车的车头上都架着机枪。”郑佩兰说，当时河西走廊一带土匪成群，“特别是乌斯满 ( 当时的新疆大匪首－－编者注 ) ，经常在新疆与甘肃间流窜。我们每辆车上都有三名男兵，他们的警惕性很高，趴在机枪后行进，保卫我们的安全。”
今年 79 岁的湘女谢荃辉则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女兵们都把头发盘在帽子里，没有帽子的就用毛巾裹着头，扮成男兵的模样，一有情况，就端起手中的洋伞，虚张声势－－但土匪的威胁是实打实的。在戴庆媛的回忆中，就有一辆运载女兵的车曾被土匪劫掠。但后果如何，她没有讲述。
除了土匪，车祸与疾病也是横在湖南女兵进疆路上的生死难关。但艰难而凶险的漫漫长路，更多的是苦中作乐的湘女们洒下的一路歌声和一路欢笑。
今年 77 岁的湘女涂敏是石河子二中的退休教师，她告诉记者，进疆湘女基本都读过书，素质也比较高，“而且我们都是自愿报名来的，送我们上车的时候敲锣打鼓戴红花，大家心态都挺不错。革命青年，除了睡觉就是唱歌，特别是喝好水、吃饱饭，更是一顿猛唱”。
就这样，湘女们自西安穿过河西走廊，出玉门关，到哈密，越过天山，再到新疆首府迪化 ( 今乌鲁木齐 ) ，总行程 4000 多公里。但迪化并非是她们最后的归程。略做休整，湘女们又被分散到石河子、奎屯、五家渠、昌吉、焉耆、库尔勒，甚至千里之外的和田、喀什、阿克苏、伊犁、阿勒泰等地。有些被分到若羌、且末等地的湘女，还得冒着生命危险骑马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至此，新疆才从梦想中真实地踏入湘女们的人生。
屯垦戍边
面对望不到边的沙漠戈壁、碱滩沼泽，数千年来，几乎没人梦想过能从那些地方长出粮食。八千湘女和其他援疆女性一道，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在荒凉的戈壁留下了青春和生命的印迹。
困难扑面而来
第一师医院医护人员合影，图中女性医务工作人员很多都是湘女。
在今年刚过世的原第八师石河子市精神文明办主任戴庆媛的记忆中，新疆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兼政委王震和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二十二兵团司令员陶峙岳非常重视这批从家乡来的年轻女兵。
“我们去八一广场，就是现在新疆军区司令部的所在地，王震将军在讲话，我印象最深。他说：‘同志们，你们要安心边疆，扎根边疆，要为新疆各族人民大办好事，要把你们的骨头埋在天山脚下。’下面有哭的，有叫唤的，有哈哈笑的，我们无所谓，埋在天山脚下就埋嘛。”在回忆录中，戴庆媛这样写道。
失望和沮丧的情绪不难理解，今年 79 岁的湘女刘玲玲 1952 年 5 月到达新疆迪化时，也非常失落，“这里给我的感觉不像一个城市，比长沙差远了，路不平，电灯不明，下雨一路泥，天晴一路土，刮风漫天沙”。
在离湘进疆之前，招聘团领导描绘的新疆图景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但到了新疆，女兵们被告知，这些都需要她们用双手来建设和实现。
“谁言大漠不荒凉，地窝房，没门窗；一日三餐，玉米间高粱 ; 一阵号声天未晓，寻火种，去烧荒。最难夜夜梦家乡，想爹娘，泪汪汪，遥向天山，默默祝安康。既是此身许塞外，宜红柳，似白杨。”
这首《江城子》，是长沙晚报退休记者江异在 1998 年赴新疆采访湘女后写下的作品，寥寥几句，将湘女屯垦生活的艰辛勾勒得活灵活现。吃不饱穿不暖是常态，当地“三个蚊子一盘菜”，衣服补丁摞补丁……种种情状，不胜枚举。
地窝子外的花环
终于实现了从军夙愿的毛灿奇，被分配到焉耆的二军六师十七团。虽说是一手拿枪，一手拿砍土镘，但除了没日没夜地劳动，军事训练几乎没有。
这并不妨碍毛灿奇在茫茫的戈壁滩和盐碱滩中干得风生水起。军垦战士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把荒原开垦成良田。毛灿奇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在家时，自己干农活就是一把好手，“但整天拿着巨大的砍土镘没日没夜地挖地，也有些吃不消。手上裂开了口子，砍土镘把上全是血，红的变黑，黑的结了痂，痂上又染了血”。
“我们每天凌晨三点半起床，洗漱之后写半小时日记，干到八点钟吃早饭，然后带上两个玉米饼子，这下要忙到晚上十点才收工。”毛灿奇说，劳动结束后还要搞政治学习，接受思想教育，一直到晚上十一二点才回地窝子休息。
地窝子是最具新疆地域特色的产物之一。图为地窝子内部。
地窝子，也许是最具新疆地域特色的产物之一。新疆首府乌鲁木齐机场，就叫“地窝堡机场”。这是一种对于东部地区的人来说可能连听都没听过的“建筑”－－在地面下挖约一米深的坑，形状四方，面积两三平米，四周用土坯或砖瓦垒起约半米的矮墙，顶上放几根椽子，再搭上树枝编成的筏子，再用草叶、泥巴盖顶。
被分配到库尔勒吾瓦镇的湘女吴梅苏第一次看见这种在沙漠化地区特有的简陋住所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为什么不用土砖砌房子 ? ”后来吴梅苏才知道，当地沙土松散，根本无法制成土砖。
营地是一片寸草不生的荒漠，泥人一样的战友从地底下钻出来迎接湖南来的湘女们。劳动已使官兵们衣衫褴褛，泥腥味和汗臭味扑面而来。
战士们为新来的吴梅苏三人新挖了一个地窝子，并在洞口和里面放了用树枝和野花扎成的“花环”，作为湘女们“闺房”的标记和装饰。吴梅苏说，这应该是献给她们这第一批来到这个雄性世界中的女性的最好礼物。
“背”出来的水渠
荒漠之中，水能带来生机和希望，吴梅苏所在队伍的任务，就是修建引来灌溉用水的大渠。
“为了修渠，大家把工地两边的石头都背光了。最后我们用木棍绑成简单的架子，到更远处的戈壁滩去背，往返一趟有十几里路。”刚从大学出来的吴梅苏当兵前从没干过重活，她盘算着，只有比别人早起才能背得更多。“背得最多的那天，我夜里四点多就出发了。背上那块石头足有二百斤重，走着走着就受不了啦，一个踉跄栽在地上，石头压着我，怎么也翻不了身。我几乎是用尽了全身力气，才从石头下爬出来。”
吴梅苏那天一共背了十七趟石头，“中间我吐了两次血……那种苦，现在想起来，也不知是怎么吃下的”。
湘女汪佰祥进疆之时就从事卫生工作，这也成为了她一辈子的事业。
从进疆就开始做医护工作的湘女汪柏祥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过大的劳动强度和恶劣的自然环境甚至让一些女兵的生理期变得不正常，“很多人没有月经”。王震将军为此大怒：“我把这些娃娃交给你们，怎么成了这个样子 ? ”当晚，女兵们便去了乌鲁木齐，治疗两个月才返回农场。后来，部队规定女兵的劳动强度相应降低，但执拗要强的湘女并不愿输给男兵。
“湘女的思想觉悟也高于其他地方的女兵。”汪柏祥说，那时她在卫生队，发现在湘女之后进疆的山东女兵有些裹着严严实实的束胸，“把胸部的乳腺都勒坏了”。汪柏祥告诉她们，这样的习惯对身体不好，但没人听。汪柏祥急了，风风火火拿了把大剪刀，瞧着有人束胸就剪。
1951 年 5 月 15 日，大渠首期工程竣工，焉耆军分区营以上干部与库尔勒县各族军民七千余人参加了放水典礼。“王震将军也来了。看着又黑又瘦的战士，一根根染血的镢头把，一条条折断的胡杨木扁担，闻了闻战士们身上的汗酸味，他没有脱靴，就跳进了水渠里。”吴梅苏也跟着欢呼的战士们一起跳进了水渠中。
拼命干，想见毛主席
除了屯垦开荒，湘女们还承担了更多的任务和工作。
女拖拉机手。
做荒原上的第一代女拖拉机手，是当年湘妹子参军入疆的首选。 1951 年，《解放军画报》刊登了第一位女拖拉机手张迪源的照片，也让“拖拉机手”成了湘女们心中最神圣、最理想的职业。
现居石河子的湘女李明原是长沙织布厂女工，入疆后被分配到二十二兵团机关收发室工作，但她对这份安稳的工作并不满意。李明三番五次打报告，终于在 1954 年获批到八一农场学开拖拉机。
成了梦寐以求的拖拉机手，李明觉得光荣而自豪，可她右手的四根指头，却毁于一次拖拉机故障检修。“手被卷进齿轮中，手指顿时粉碎性骨折。”伤未痊愈，李明就要求出院，硬是用伤残的手又坚持开了 4 年拖拉机。
湘女刘玲玲和同来的两百多名姐妹被分配到八一农学院农学系学习农业生产技术，成为荒原上的第一代农技员。但是，和棉花打交道并不意味着没有危险。
“有一次，我在团部开完会，夜已经深了。当时棉田里的棉铃虫十分严重，我害怕耽误了治虫时间，造成棉花减产，便摸着黑回连队。”刘玲玲说，当她走到离连队不远的地方时，突然遇到了狼。
吓坏了的刘玲玲大喊“救命”，危难之际，一位浇水的军垦男战士发现了她，才帮着吓跑了狼。
戴庆媛和湘女曾启珍则成了荒原上第一代维语翻译。维吾尔族同胞甚至给戴庆媛起了个美丽动听的维吾尔族名字，叫“玛依诺尔” ( 五月的阳光 ) 。
今年 83 岁的湘女陶勇是原石河子人民医院普外科副主任医师，而促使她学医的原因，是因为亲眼见到四位湘女姐妹牺牲在她身旁。“王丽丽得的是伤寒，汤佑芳是肺结核……当时没有药啊，有药她们就不会死了。”
“王丽丽临死的时候，还跟我说：‘请转告部队的首长，他们花了那么多代价把我接到这里来，可我还没作什么贡献就走了，真对不起呀！’”正是姐妹们的牺牲，坚定了陶勇治病救人的决心。后来，陶勇成为了整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名的外科医生之一。
“那时真的是以劳动为荣，都要求下基层、搞生产。”李明说，吃苦耐劳、任劳任怨，是进疆湘女们的普遍特征。
曾被当作“假小子”的毛灿奇要求自己干的每一项工作都要超过男兵，因为她有一个愿望：想见毛主席。
“我想多劳动、当劳模，因为成了全国劳模，就可以见毛主席。”但直到毛主席去世，毛灿奇都没能见到他。多年以后，老伴赵慈命陪着毛灿奇专门去了北京，却不巧碰上毛泽东纪念堂当天不对外开放。站在空旷的天安门广场上，毛灿奇泪如雨下。
湘女多情
生存的残酷，被情感的苦恼所取代。当年驻疆部队中“光棍”成群，而为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部队明确规定：“汉族军人不允许与少数民族妇女结婚。”官兵们的婚姻问题，随着战争的结束，渐成燃眉之急。
在今日女报凤网记者前往新疆探访湘女时，湘女毛熙慈的丈夫谭天铎将自己的一幅画作《爷爷奶奶的洞房》赠送给了我们。谭天铎说，这幅画就是当年湘女们新婚洞房的真实写照。
当“红娘”的将军
自汉代以来，屯垦戍边就是历代王朝治理新疆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但各朝的屯垦，最终都无法摆脱“一代而终”的结局。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屯兵戍卒不能扎根边疆，他们的家人往往都在内地，随着年岁的增长，人心思归。
为此，王震要实现铸剑为犁、屯垦戍边的理想，首先要当好“红娘”。“没有老婆安不下心，没有儿子扎不下根”，所以从一开始，征召女兵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解决驻疆官兵的婚姻问题。
曾担任新疆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委的张明儒在《解放初期的新疆女兵》一文中披露：“当时师以上干部多数已婚，个别未婚；团级干部少数的结了婚，多数未婚；营以下干部及战士，除个别入伍前在家乡结了婚外，绝大多数尚未婚配。”
“要成家立业，没有女性肯定不行。要让大量的女性来，就从自己的家乡来吧，王震是湖南的，曾涤是湖南的，熊晃、李铨都是湖南的，先从自己家乡来。”为什么是湖南女兵首先进疆，戴庆媛的理解不无道理。
“我们那时很单纯，根本就没想过情和爱。”谈及自己的爱情和婚姻，李明说，当时湘女们的年纪都还小，“我和爱人确定恋爱关系后，一起出去，都是隔着一两米远。再说了，进疆时大家只想拿枪、想劳动”。
组织牵线搭桥是“潮流”
年轻的湘女出落得水灵灵，爱唱爱笑，待人和善，很快就给荒凉戈壁滩上的男性世界带来了生机和温暖。只是，部队有二十万人，湘女不到一万，这婚怎么结 ? 于是，组织介绍和论资 ( 级 ) 排辈成为没有办法的办法。
今年 80 岁的湘女王灿辉一直记得 1952 年 12 月的那一天，被教导员叫住“谈话”的情形。“教导员就问我：‘小鬼，想不想成家？’我说：‘我才 16 岁，还是个孩子，成什么家呀？教导员，你可不要吓我。’”王灿辉说，她一听教导员一本正经的口气，就害怕了。
可教导员告诉王灿辉，他帮王灿辉找了个全兵团都有名的英雄模范，叫赵自立，是机枪连指导员，河北人， 25 岁，“是一个忠厚可靠的同志”。
“第二天早饭后，他来了，一口气介绍自家的情况，话才说完，脸也红了。他在地窝子里站着，个子很高，只能低着头，两只手一会儿垂下来，一会儿又绞在一起。”但王灿辉说，这些她都听不进去。
王灿辉不愿意，但那之后，便一直有领导来做思想工作。一来二去，她也就答应了。直到婚后四十多年，孙辈出生，王灿辉才与赵自立有了第一张合影。
女儿赵武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父母的感情还是不错的。“父亲身体不好，特别是后面十几年，妈妈一直尽心照顾，从来没有后悔和抱怨过。”
89 岁的赵自立于 2015 年去世。如今，儿女不注意时，王灿辉会在卧室里看着夫妻俩的那张合影，泪水涟涟。
自由的情花
不仅是王灿辉，在当时，时不时便有领导给湘女介绍对象：二十八岁以上，五年以上党龄，团级干部，你要不要 ? 于是，“二八五团”的说法便逐渐流行。
不少湘女告诉我们：因为湘女大部分漂亮既又有文化，所以找的对象基本也都是年轻帅哥。
“很多人是先结婚后恋爱。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关爱这些老哥哥们。”湘女华淑媛这样阐释她和比她大十二岁老伴的婚姻。
不过，也并非所有的婚姻都来自组织的牵线搭桥。古灵精怪的湘女们，在追求自己理想的爱情和婚姻上很有一套。
今年 79 岁的湘女谢荃辉从八一农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七十六团 ( 今一四二团 ) 当连队技术员。年轻漂亮的她身边不乏追求者，“我找对象是有条件的，要人帅、年轻”。
在参加师里的生产总结工作大会时，谢荃辉结识了在师政治部宣教科工作的马鸿骏，“他一见我，整个眼睛都在放光”。
谢荃辉也对马鸿骏“有意思”，但是，当时还有一名年轻的拖拉机手也在追求谢荃辉。拿不定主意的谢荃辉就去向政委和姐妹们求助，政委给她出了个“馊主意”：“那你就先都保持着关系呗。”谢荃辉一听：“那不行！太缺德了。”姐妹们则建议谢荃辉选择马鸿骏，因为他“又帅又有才”。
谢荃辉听了姐妹的建议，写了一封信给拖拉机手，“让我们保持革命的同志友谊”，然后向马鸿骏抛出了橄榄枝。马鸿骏抓住机会，连夜写好一封求爱信，夹在一本名为《平凡的岗位》的书里，第二天亲手交给了谢荃辉。“他字写得漂亮，读信的时候，我的心直跳。”
这封信，打开了两人的心扉。 1957 年，谢荃辉和马鸿骏欢欢喜喜地领了结婚证。
新房最好的摆设是奖状
原八一钢铁厂工会副主席谭天铎是湘女毛熙慈的丈夫。在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前往新疆探访湘女时，他向我们介绍了当年湘女们新婚洞房的真实情景。
“一张单人床添几块床板，两人的被子抱到一起，就是我们的新巢。”谭天铎说，战友们送来了新的脸盆、炒锅、洗衣盆、搓衣板、暖瓶、镜子作为礼物，“我们用瓜子、花生、糖招待客人”。
新房里还少不了贴个奖状，那是新人最在意的荣誉。“条件好点的还有闹钟，因为早晨上班前要有一个小时的政治学习，晚上还要上业余学校，紧张得很。”谭天铎说。
毛熙慈所在的八一钢铁厂在乌鲁木齐近郊，生活条件算很不错的。在更偏远的地方，新人们往往只能睡更为简陋的“地窝子洞房”。
因为生产任务繁重，且交通不便，很多夫妻都是聚少离多。
从护士到主任医师，汪柏祥大半辈子都与产妇打交道，她都记不清已经在兵团接生了多少个孩子。但大儿子出生后，她却连给自己孩子喂奶的时间都没有，“把孩子放在摇篮，上头用绳子吊着奶瓶，孩子饿了就自己吸”。
新疆石河子市农八师原副政委陆振欧认为，因为处在特殊的历史时期，进疆湘女的婚姻不能完全以今天的爱情、婚姻观念来衡量。“尽管经过风风雨雨、有苦有甜的坎坷岁月，她们和丈夫最终还是无怨无悔走到一起，成为第一代军垦夫妻，养育着二代、三代、四代，把终生无私地献给了祖国边疆。”
据统计，湘女的老伴有近 40% 是和她们一起进疆的知识分子， 50% 以上是当时的团以上领导干部。当然，组织介绍是普遍现象，但组织介绍也讲究门当户对、年龄相仿、自愿结合。在记者采访的几十位湘女中，大多数人一生夫唱妇随，事业有成。
天山芙蓉
在伊犁的湘女每次想念家乡时，总会唱起当地的一首民谣－－“乌孙山啊，金色的摇床，英雄喜爱自己生长的地方，假如叫我在异乡做一个国王，我情愿在故乡当一名靴匠……”直到唱得泪流满面。
如今，新疆的面貌远非昔日能比，其间又融进多少援疆儿女的血泪与汗水。在时代的大潮中，她们的命运早已与共和国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
石河子市的南山陵园安眠着很多军垦战士，亦有不少湘女，陵园中有两座湘女纪念碑。想起逝去的姐妹们，湘女谢荃辉与华淑媛在纪念碑前泣不成声。
湘女才情惠天山
著名作家卢一萍曾在新疆军区工作多年。从 2000 年起，卢一萍开始关注湘女群体，他历时五年，辗转近两万公里，创作了《八千湘女上天山》一书。
“湖南女兵是新疆屯垦戍边大军中特殊的一部分。她们在苍茫的大荒原上演绎了一个又一个悲欢离合的故事，也演绎着她们的光荣与梦想。有许多人牺牲了青春和爱情，但她们以妻子和母亲的坚韧战胜了其中的艰难和困惑。”卢一萍说。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编审、党史专家刘向晖看来，八千湖南女兵进疆，这个数字在人口庞大的中国似乎微不足道，但她们对新疆的影响却是巨大而持久的。
“女兵的到来，逐步解决了当地军人的婚姻问题。”刘向晖说，尽管在婚配过程中难免带有政治分配色彩，“可就是这些婚姻，让广大官兵心甘情愿扎根新疆，为新疆稳边固边打下了坚实基础。这不能不归功于当年那些把青春献给屯垦事业的湘女们。”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种不被后人看好的婚姻形式，不仅大大稳定了军心，还在几十年后的调查中出现了“几乎没有离异，都是原配相濡以沫走到了今天”的圆满结局。
“湘女不仅是结婚对象，她们自身也是建设者。”刘向晖说，湘女见识较广，接受力强，有一部分还是大学学历。“她们的到来，给新疆增加了一批高素质的建设力量。后来，她们中的不少人成了各行各业的佼佼者或领军人物，为新疆的发展与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湘女们拥有的文化和技术亦是她们献给新疆的“软实力”之一。刘向晖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当时的驻疆官兵大多来自农村，文化程度普遍很低，“有知识的湘女，无疑对部队正在进行的扫盲和文化科学水平提高工作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同时，女兵们还把湖湘大地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及其他生产技术带进新疆，促进了当地经济的进步和发展”。
“湘女是新疆屯垦事业的第一代母亲，正是她们发挥了榜样作用，全国各地男女青年纷纷效仿，积极报名参军支援新疆建设。”刘向晖介绍，后来比较集中的就有 7000 齐鲁女兵进疆，西北陕甘地区和上海一批女性青年进疆等。
今叹伊人不在
湖南省妇联副主席卢妹香在湘女纪念碑前祭扫。
生产建设兵团直属党工委原书记谢树仁是湘女中职务最高的一位。在她看来，“八千湘女”群体体现的正是湖南女性的一系列优秀品质。
“湘女热爱祖国、无私奉献，很多人终生留在了这片土地上，甚至子孙后代也在新疆。‘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子孙’，真是这样。”谢树仁说，“爱国、创新、奋斗、务实、开放”的湖湘精神在湘女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谢树仁还告诉记者，湘女们大多年岁已高，而且因为当年多是“老夫少妻”，时至今日，很多湘女的丈夫已不在人世。
谢荃辉不愿意把丈夫叫老伴，“他没‘伴’下来就走了”，当年那个有才、温柔、爱笑的丈夫马鸿骏留下的东西，谢荃辉全部捐献给了石河子市的军垦博物馆，唯独留下了老马给她拍的所有照片。她手中提的，很多都是当年丈夫给他拍的照片。
“我家那位 1998 年就走了。”当年那个有才、温柔、爱笑的丈夫马鸿骏留下的东西，谢荃辉全部捐献给了石河子市的军垦博物馆，唯独留下了老马给她拍的所有照片。
石河子市郊的南山陵园，湘女谢荃辉、华淑媛和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妇联副主席刘霞冒着烈日带着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寻访湘女墓地。刘霞告诉记者，这里埋葬着很多已经故去的湘女姐妹，包括她的母亲龚桂芬。谢荃辉和华淑媛的丈夫也在其中。
陵园中有两座湘女纪念碑，较小的一座，是当年湘女们自己凑钱为已故姐妹所立；另外一座，是 2009 年湖南广电为缅怀那些为兵团事业奋斗终生的湘女所立。
拂去碑上的风沙尘土，谢荃辉和华淑媛抚碑痛哭。
新添的一座坟，安眠的是今年 3 月逝世的湘女戴庆媛。她忠实地践行了王震将军当年对她们的期望：“安心边疆，扎根边疆，把你们的骨头埋在天山脚下”。
当沙漠变成绿洲，当年的八千湘女，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妇联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妇联的不完全统计，已只剩下约 500 位尚在人世。而早在 1993 年，终年 85 岁的王震将军逝世后，亦将骨灰撒在了新疆。
惟愿家乡长安
在对几十位湘女的采访中，没有任何一位湘女表现过悔意。见家乡来人，这些年迈的湘女或拄着拐杖，或由家人搀扶，从四面八方聚集而来。其实早在 1998 年，本报记者就跟随湖南省委宣传部组织的采访团来过新疆，看望这一群可敬、可爱的湘女－－时至今日，她们仍旧思乡之情不改。
5 家住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首府伊宁市的 80 岁湘女张琼英最大的爱好是养花，而她养得最好的，是家乡的杜鹃和栀子花。
80 岁的湘女张琼英现居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首府伊宁市紫香苑小区。仿佛是为了呼应小区这花团锦簇的名字，张琼英最大的爱好是养花，而最让她骄傲的，是摆放在卧室里的两盆杜鹃花和一盆栀子花。
张琼英的养女赵玲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杜鹃花和栀子花都是南方的花，在新疆很难养活。“栀子花开得全盛时，很多人前来讨要养花秘籍，妈妈也倾囊相授。说来也怪，这两种花，其他人养着养着就死了，唯独妈妈的依旧红肥绿浓。”
湘女们就像这些鲜花，奇迹般怒放在风沙漫天的戈壁大漠之中，并深深扎根于天山南北，开枝散叶。资料显示，到 1954 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的时候，部队中女性的比例增长到了 40% 。如今，兵团不但有了二代、三代，还有了四代，兵团军民在亘古荒原上先后建立起了石河子市、五家渠市、阿拉尔市、图木舒克市、北屯市等一批区域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目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发展成为一个拥有 14 个师、 185 个农牧团场、 2115 个连队、 270 万人口的特大型社会组织。
“兵团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在整个新疆有目共睹，更重要的是，兵团事业的发展壮大为新疆的稳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刘向晖说。
“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清代诗人杨昌浚曾以一首《恭诵左公西行甘棠》歌颂湘军将领左宗棠率领湖湘军收复新疆失地的伟大功绩。而自称为“湖南女婿”的谭天铎则说，把这首诗略改一下，正好用来颂唱当年进疆的八千湘女：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女儿满天山，屯垦立家八千户，再引春风度玉关。
湘女讲述
1 谢树仁：八千湘女中职务最高者
六十多年前，从湖南宁乡县的一个小山沟里走出来的谢树仁，成为八千湘女的一分子，一路向西，来到遥远而荒凉的西部边陲，成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名女战士。
那年，她才 14 岁。
“母亲对我们姊妹影响最大，她要求我们养猪、打柴、做饭样样都要会。等我们长大些，就鼓励我们读书、参军。我小学没有毕业时，上中学的哥哥、上师范的姐姐就都参军了。”已经 80 岁的谢树仁在乌鲁木齐的家里接待了来访的湖南省妇联副主席卢妹香以及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一行。
在同来的湖南八千姐妹中，谢树仁也许没有别的女兵垦荒犁田多，但湘妹子的泼辣劲却在她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1960 年 6 月，谢树仁被调到农六师军事法院当审判员，跟人学了两天，第三天就开始办案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谢树仁一人身兼了 6 个职务：农六师落实政策办公室副主任、政治部副主任、揭批查办公室副主任、信访办副主任、监委副书记、团委书记。她领着 4 个兵骑马奔波，一年竟然办了 300 多个案子！前前后后清查落实案子 1 万多件！
1983 年，兵团刚刚恢复不久，谢树仁从工作了 30 年的农场离开，来到乌鲁木齐，调任兵团工会副主席。每年，她都要花大量的时间在农场搞调查研究，了解和掌握基层的第一手资料。在任的 10 年间，当时的兵团有 173 个农牧团场，她去过 165 个。
1988 年，兵团石河子垦区刮起了上海知青返城风。边城的动荡惊动了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自治区党委、兵团党委派出了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栗寿山、兵团党委书记郭刚带队的工作组，分赴各农场。有人提出逮捕“坏头头”的处理方案。谢树仁坚持主张不激化矛盾，深入基层调研，实事求是解决问题。工作组去了风潮起源的农八师 147 团，跑遍了 147 团的 24 个连队，与每个上海知青谈心、交朋友，为问题的最终解决，给党组织提供了实事求是的政策依据。
1993 年深秋， 57 岁的谢树仁被安排到兵团直属机关工委任书记。在接下来的 3 年里，谢树仁带领工委一班人把兵团机关的党群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她经常教育年轻人：“干工作不能怕困难，只有迎着困难上，困难才能被克服。”身边的工作人员问她：人生的最大乐趣是什么 ? 怎样才能保持乐观的情绪 ? 她说：“我认为人生的最大乐趣就是在工作上寻找人生的价值。少想一点个人的事情，多想工作。”
作为八千湘女中职位最高的一位，谢树仁说：“老司令 ( 王震 ) 当时招收女兵来疆的决策是正确的，否则兵团就没有现在这个样子。八千湘女和其他到新疆的女兵，为国家作出了巨大的牺牲。”
2 华淑媛：第一代女拖拉机手
初见湘女华淑媛，只觉得这位老太太慈眉善目，精气神儿很足。握手的时候，发现她的右手没有大拇指，直觉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华淑媛肯定有故事。
果然，个子矮矮、并不起眼的华淑媛居然是兵团第一代女拖拉机手。而她的大拇指，也是因为拖拉机失去的。
刚刚进疆的华淑媛被分配去学护士、搞文书，但这个衡阳妹子跟领导坚决要求要开拖拉机。
有一年秋天，华淑媛刚刚生下儿子不到两个月，就被派往新建成的第五作业站担任技术员，要去给一台在田间作业的拖拉机进行二号保养和排除农具故障。没想到一检查，华淑媛发现拖拉机不是一般的小故障，有一个气门弹簧断了。
气门弹簧这种零件只有总库有，等战友去总库取来零件华淑媛再将机器修好时，太阳已经西下。华淑媛身上的衣服已被奶水浸透都结成硬壳，“我这才想起来，儿子已经有八九个小时没吃奶了”。
华淑媛马上从地上抓起一把土擦擦手急忙往家赶。从田间回家的路上要翻越两个沙包，当她翻过第一个沙包时，突然一个动物从她身边快速飞过。华淑媛马上意识到是一只狼，“我当年最怕的就是荒原上的狼。但当时也顾不得害怕，一心想着赶回家给孩子喂奶”。华淑媛回到家时，儿子满脸都是泪痕，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等我给儿子换洗完喂奶，静下来时，才感觉到后怕，幸亏当时急着给儿子喂奶跑得快，狼也跑得飞快，那一瞬间让我逃过了生死关。”
华淑媛说，她开拖拉机经历过“三难”。
1954 年夏天，垦区第一次使用康拜因联合收割机，因为要跟雨水抢时间，争取颗粒归仓，作为班长的华淑媛每天最多只睡三四个小时，有时甚至昼夜连续工作。“有一次在随车检查质量时，我忽然感到一阵晕眩，从康拜因的扶手上直接滚下来，掉在土坑边的低凹处，这时一辆巨大的草车轮从我身边擦身而过，我险些被草车碾着。”华淑媛回忆，她当时吓出了一身冷汗。
而另一次华淑媛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有一天正在抢收麦子，康拜因的链条没油了。为防止链条磨损，我叫康拜因驾驶员停下车，抓紧时间注油。”没想到驾驶员因疲劳过度睡着了，连离合器松开了也不知道，康拜因向前开了十几米，驾驶员才醒过来。一停车，发现华淑媛的右手上全是鲜血，“我仔细一看，右手拇指已被链条打掉了”。
最后一难发生在一次夏收结束后，华淑媛到七十五团机耕队去检修机器。战友们刚刚把牵引架支好，她一踏上去牵引架就打了过来。“当时把我打晕在地，头部砸了好长一道口子。”华淑媛说，至今她身上留下多处伤疤。
“好在通过几代军垦战士的奋斗，这块戈壁荒原建成了绿洲，成了我们美丽的家园。”华淑媛说，这是她最为欣慰的事。
3 陶先运：那时没人知道我是陶峙岳司令的侄孙女
1951 年 3 月，刚刚 15 岁的茶厂女工陶先运辞掉工作，准备参军前往新疆。“我将参军的事给父亲讲了，父亲一惊，随即点燃手中的烟锅狠狠抽了一口，缓缓地说：‘去新疆呀！’”陶先运回忆，她看见父亲叹了声长气，便斜斜地躺在床上，一言不发。
女儿心意已决，父亲只能同意。“从长沙送我走的时候，父亲跟我说：运满 ( 陶先运为家中小女儿，‘满’为最小之意 ) ，你明六叔公在边疆当总帅，你去了那里，可以找到他，他会关照你的。”陶先运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父亲说的“明六叔公”，是时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二十二兵团司令员的陶峙岳。
“刚到新疆的时候，我们要参加集训，我们被安排住在司令部。那时兵团司令部设在景化，一大片低矮平房，四周是围墙，门口有岗哨。进门后，一侧是首长办公室的院子，另一侧是我们学生队住的地方。”陶先运说，有几次她见小汽车开进首长院子里后，有位个子不太高的老者下来，人们称他陶司令员，“我想起了父亲说的明六叔公当边疆总帅的事，但没有去找他。那时的思想十分纯洁，完全没有想过要找叔公照顾”。
集训之后，陶先运被分配到二十五师当护士。有一天，医院的协理员忽然通知陶先运，“说师部的史政委找我，要我下班后到他办公室去一趟”。
陶先运到了史政委那里后，发现史政委不在，“房子里面只有一位老人手持火钩，弯腰在铁皮火炉边生火”。
老人转脸看了陶先运一下说：“史政委不在，是我找你，你进来吧。”
坐下之后，老人一一问了陶先运的父亲、伯父等亲戚名字。“我刚说完，他就一把拉住我的胳膊说：‘我的满孙女呀！我就是你的明六叔公！’”陶先运说，叔公当时摸了摸她穿的不合身的棉袄，又指了指她脚穿的苏联大皮靴，说“靴子不合脚，磨出了两个洞”。
“叔公还问了家里的亲人，又仔细问了我在新疆的生活工作。”陶先运说，叔公让她安心呆在新疆，“叔公还问我有什么困难没有时，我连忙说‘没有没有’。”
“第二天早晨，我出房门，正好叔公也在门外，他对我说：‘我吃早饭后要给连队上的干部讲话，然后就回迪化 ( 即乌鲁木齐市－－编者注 ) 去。’叔公还给了我他家的地址，‘你若有机会去了，到家里找我。’”陶先运说，叔公说完后，马上又叹了口气，“也不容易有机会呀！”
“那时去迪化，一无公路，二无班车， 100 多公里的苇湖荒滩中只有条便道，野狼出没。”陶先运说，当时唯一的交通工具是骑马，还有汽车团拉运农用物资的汽车。“战士要外出，只有搭拉货的便车。很难有机会出去。”
陶峙岳唯一为陶先运留下的礼物，就是一支“博士”牌钢笔。“二十多年我从来没有找过他。”陶先运说，她再次见到叔公，已经是 1979 年，“叔公已离休回家乡定居”。
图：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佘智洋 吴小兵
本文参考长篇报告文学《八千湘女上天山》，作者卢一萍。特此致谢。
转自《今日女报》
转自《民间历史》网（ www.mjlsh.usc.cuhk.edu.hk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