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萌：来增祥先生谈留学苏联
来增祥先生谈留学苏联
－－作者：李萌
受访者简介：
来增祥（ 1933 年 12 月 29 日－ 2019 年 6 月 21 日）， 1960 年毕业于苏联列宁格勒建筑工程学院建筑学专业，回国后任教于同济大学建筑系。
访谈时间： 2014 年 12 月 6 － 7 日
访谈背景： 20 世纪 50 － 60 年代留苏生访谈
留苏之前（ 1952 － 1954 ）
我生在嘉兴，后来上的浙江省省立嘉兴中学。那个学校的师资水平比较高，我成绩也比较好，在年级里一般都是在三名以内。我差半年高中还没有毕业，就考上了清华大学建筑系。《人民日报》曾刊登录取名单，上面有我的名字 [1] 。
1952 年 9 月《光明日报》刊登高等学校新生录取名单
我考建筑，不是像现在的考生对建筑学有那么多明确的想法。我念高中的时候，正是抗美援朝，有个美术老师画宣传画，忙不过来，因为我比较喜欢画黑板报，他就让我帮忙。在高中里，除了数理化都不错以外，绘画我也比较喜欢，虽然画得并不是特别好。我们邻居有一位在清华大学学数学的，我问他像我这样喜欢画画的，假如考清华，考什么？他随口说了一句： “ 那你就考建筑系嘛！ ” 我就是这么进的清华建筑系。
当时考清华建筑系要加试美术。我记得是到浙江大学去加试，画伏尔泰的石膏像。伏尔泰是思想家、哲学家，能言擅辩，嘴唇薄，有个性，这样的石膏像比较好画。后来有一段时间，建筑系不再加试美术了。其实我觉得加试是对的，因为数理化好的人很多，但如果喜欢美术或有一些美术基础的话，学建筑就会比较顺。
我那时已经是团员，当时不是共青团，而是叫 “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 。我到了清华甚至后来到了苏联，都做班长。在清华上学，我感觉最大的特色是老师敬业。刚刚解放，老师都非常有热情。我记得当时有个教力学的老师，姓麦，应该是归国华侨，非常热心，非常热爱我们国家，所以教的时候，我能体会到他那种心情，不是一般的老师啊！不是一般的传授知识，有一种报答祖国的感觉。他对学生非常和善。当时有些学生水平比较低，学得吃力，他就在课后反复地辅导。这种印象，我一辈子都记得。
教我们素描的老师是徐悲鸿的弟子，素描水平很高。系主任是梁思成，在我的印象里，他非常亲切，眼光也非常和善。他的脖子稍微有一点佝，后来才知道，那是因为他搞古建测绘的时候从屋顶上滚下来，把脊椎摔伤了，到美国去装了一个不锈钢的东西。 当时的校长是蒋南翔 [2] ，教务长是钱伟长 [3] 。有一个体育老师很有名，叫马约翰 [4] ，是个混血儿，冬天穿短袖骑脚踏车。
那时清华很流行 “ 双肩挑 ” 。建筑系的系秘书叫黄报青 [5] ，他又是总支副书记，又是系秘书，一方面管系里的学生工作、党务工作，同时还教书。他教建筑初步，教我们做科林斯柱式的渲染，给学生画示范图。他白天工作，晚上还加班。我们按他那个示范图，先用线条画好，然后用水墨渲染出阴影。很可惜这位老师在 “ 文革 ” 当中跳楼或是被人推下来了。蛮好的一位老师，我对他印象很深。
我的辅导老师叫李道增 [6] ，现在是工程院的院士。我今年（ 2014 ）到俄罗斯去出差，路过北京，清华的老师告诉我，他躺在床上，人也不太认得了。还有楼庆西 [7] 、高亦兰 [8] 这些老师。
整体上，那时候新中国刚成立，大家都非常热爱这个国家，老师的气质，还有学生，都跟现在不一样。我是深受教育的。老师对教育非常热心，有热情，特别敬业，特别重教，而且跟学生的关系非常亲。班里学生也非常友好、上进。过春节的时候，北京的学生还请我们到他们家里去包饺子。我是南方人，但在北方也觉得非常亲切。那个大环境能让每个人都很真心地、很兴奋地学习。那种状态，现在的人很难体会。我现在还是很珍惜那段时间的学习，尽管我在清华只有短短的一年。
清华当时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那种爱国的心情，整个真正向上的那种师生关系，现在学校里根本找不到，也没有那样的老师了。我可以讲实话，现在的老师，讲得难听一点，出于种种原因吧，很考 虑自己挣钱，当然不是每个老师都这样，但学校里总的情况不好，跟 1952 年的大学比－－我估计也不止是清华，整个不好比。那种状态，现在恐怕没有。
我们进清华以后，由于培养人才的需要，分成了三个专业，一个是建筑学本科，要读五年；一个是建筑学专科，学两三年就要进入社会；还有一个是搞暖气通风的，只学两年。我们都是报建筑学考进去的，但当时学校号召大家尽量报暖通专业，因为社会很需要这方面的人才。我最向往的当然是建筑学本科，但我是班长，又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团员，当时团员不多，我不能不响应号召。暖通我根本不感兴趣，这样我就报了那个建筑专科班。当时班里的人有的毕业以后分到太原，后来做了太原的副市长，因为那是二线城市，很少有清华来的人，等不及你四年、五年毕业。如果大家都上本科，没人上专科，社会需要的没有人学，该多不好，所以我做了一点折中，也是响应国家号召。
我们当时有好几个班。 1953 年选拔留苏生，总共选了四五个人，我们班就我一个，但选上的人后来并没有都学建筑，有的分到了别的专业。我记得从清华出来之前，由总支书记找每个人谈话。我尽管家庭出身不是工农子弟、贫下中农子弟，但当时的政策还比较合理，并不因为你的成分比较高就不考 虑。
解放初期 [9] ，当时陈毅在上海对资本家的政策比较开明，不像后来有段时间做法很 “ 左 ” 。我们家也不是很有钱的大资本家。我父亲开磨坊，做经理，也有股份，但不是大股东。另外，从我父亲到我本人对党和政府都是比较拥护的。上面选留苏生就是先挑学习成绩好一些的，清华大学也没几个人送去留苏。我们这届建筑系共有两个建筑本科班，两个建筑专科班，还有两个暖通班，一个班三四十个人，我班里就我一个去留苏，可见还是比较难进去的，当时大家都觉得有这个机会不容易。
那时的留苏预备部 [10] 在北京石驸马大街（ 1965 年改名新文化街），不是后来的北京外国语学院。校长叫师哲 [11] ，全部学生大概有千把人 [12] 。我们学得是蛮艰苦的，在那里学一年，基本上不出校门，好像只有一次带我们去看了场电影。教我们俄语的是苏联驻华大使馆一位官员的夫人，很年轻，很热心，教得也很不错。
同学是从各地来的。我又是做班长，我们班里只有我一个人是清华的。当时的留苏预备生有两类，一类是从高三选出来的优秀高中毕业生，还有一些像我这样，已经上了大学，从大学一年级里挑出来的。临走的时候，我有一个印象，有几位同学没能去苏联，有的是家庭有什么事，也有的是学习俄语有困难，但主要是因为政审。当时很讲究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 [13] ，他们可能是因为社会关系受到了影响。我班里就有至少两三个。有个同学叫鲍世行 [14] ，他跟我关系很好，也是清华出来的。俄专当时分很多班，他不是我这个班上的。结果临走的时候，他不能出去了。国家对他们很关心，因为在俄专待了一年，所以不去留苏的，国内大学愿意上哪个可以自己挑。他后来搞了城市学。
我们去苏联的时候，火车好几个车厢，都坐满了。当时留苏很不容易。有一点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每人都发两个很大很重的帆布箱，里面有两三套西装，夏天穿浅色西服，非常漂亮，都是毛料的；还有深色西服。中山装至少也有两套；还有夹大衣、丝绵大衣、单帽和皮帽。因为苏联比较冷，我们去的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更冷。
留学列宁格勒（ 1954 － 1960 ）
我是 1954 年去留苏的，那个阶段是留苏高潮， 1956 年以后就少了，因为当时中苏关系不是很好 [15] 。我在列宁格勒建工学院念书的时候，比我们低一届的还有，再往后就很少了。
当时跟我们说，国家是用一车皮一车皮的甘蔗、花生或其他东西换了外汇供我们的。我们当时的助学金是一个月 500 卢布，研究生是 700 卢布。我 1957 年回国休假，按照当时的比价， 500 卢布换成了 250 块人民币。那时中国人的工资一般才几十块钱， 250 块钱是很大一笔数。所以我们感觉，我们是欠了老百姓培养我们的债的。当时有一个要求，出去以后不能跟苏联女孩子谈恋爱，要谈恋爱你就自己回来。现在我跟他们说起来，大家都笑，因为俄罗斯姑娘很漂亮。但是你看国家花了那么大的力量，要你回来建设，要你好好学习，你出去分心了，要谈恋爱，我觉得是很不应该的。当时确实是那样。
我记得刘少奇的儿子 [16] 当时也在那里。传达下来跟我们说，刘少奇曾告诉儿子，你要是考 3 分，就自己背着铺盖回来！ 3 分按理讲是及格的。 1952 年出去的大部分是高干子弟 [17] ，不像我们，是从一般人里挑选出来的。
我出国以前，尽管在俄专学了一年俄语，而且还是苏联人教的，但出去以后上课基本上是 “ 坐飞机 ” ，因为口语听不懂，每个老师的口音也不太一样。但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在清华一年，高等数学、力学都学了。数理化这些课程我根本不在乎，学得比他们还好。另外，我们国家的数学教学水平还是很高的。我去了以后发现，苏联同学还在学解析几何，而解析几何我们高中就学过了。在清华一年，微积分也学了。所以数理化这些课程，我们课下不用花很多力量，基本上不听课也考得出来，所以就将全部力量都投入学联（共）党史，学苏联建筑史，学设计。这些课程，包括有些技术性课程，词汇是比较难的。所以一开始我们怎么做呢？一下了课，我们就找几个学得最好的苏联学生，跟他们借笔记，马上抄。但是到了高年级就反过来了，苏联同学有的喜欢玩，有的时候旷课不来，考前就跟我们借笔记，抄我们的。
我们列宁格勒建工学院建筑学系里，共有六名中国留学生，四个女孩子，两个男的。系里有两个专业，一个是规划，一个是建筑学，专业从一年级开始就要选定，不像我们国内，有的学校前面一、两年课程都一样，到了高年级再分。我们中国留学生的专业不是苏联人定的，也不是国内定的，当时征求了我们的意见。我们两个男生都有国内学建筑学的背景，所以都选了建筑学；有三个女生原来都没学过建筑学，所以她们干脆就选了规划专业。还有一个姓赵的女孩子 [18] ，也学了建筑学。她的绘图没有我们强，但数理化很好。我们几个人中好像就我一个是清华的。
1957 年列宁格勒建工学院中国留学生与院领导合影，前排右三为来增祥
我们中国同学毕业回国的时候，多数人的毕业证书都是红皮的，红皮就是 отличник ，优秀生。我整个六年学下来，只有一两门课是 4 分，其他全部是 5 分。我去的时候，已经在清华学了渲染。上渲染课的时候，教授拿起一个石膏的西洋建筑史里柱头上的门檐，让大家一起学着画。教授评图的时候，带人走一圈，挨着看。我得到了最高的 5 分，教授还在我的图下面签了 “выставка” ，意思是这个图是可以展出的。这说明我们清华的渲染是很不错的。有一位教授很幽默地说，你这个渲染作品是装在箱子里从中国带过来的，意思是我在国内就学好了，不是他们教的。
来增祥从列宁格勒带回国的渲染图
他们的考试都是口试，有个固定的做法。你进去以后，有很多 билет ，就是考题卡片。卡片放在一个盒子里，由你自己抽；抽出来以后，你准备一下，给你一刻钟，最多半小时的时间。考试的老师一般有两、三个，他们根据你抽的那个卡片上边的问题问你，最多二十分钟，不会超过半小时。前面有人在考试的时候，你就在后面准备，然后过去口试。六年都是这样一个模式。口试时老师跟你面对面，实际上对你真正掌握的情况是比较了解的。我们国内统一采用闭卷笔试，我觉得这种方式有它不完善的地方。
我到二、三年级都是系里的优秀生。当时在我们学校，一个班里有两个班长。一个正班长，是个退伍军人，年纪比较大才来上学的；我是副班长，也没特别多的事，就是对我们的尊重吧。
设计课不考试，是看你的作业，最后还有一个毕业设计。毕业设计要求选一个切合实际的题目。我毕业前在莫斯科设计院实习，去了将近半年。六年中间还有很多生产实习，也是比较真刀真枪的。印象很深的是到西伯利亚去实习那次，做工长，在工地上劳动，学习怎么管理，学得比较扎实，所以他们对我们评价还蛮高的。
左一来增祥与同校同学在一起；右二为给排水专业中国留学生郭幼琴
三年级以后，可以自己选择去哪里实习。 1957 年，中国驻苏大使馆留学生管理处允许我们六年里有一次回国探亲，路费要自己出，这样我就选择在西伯利亚欧亚交界的地方实习，然后从那里回国，等于一半的路费学校已经给出了。路费花了多少我不太记得，不是一个很小的数目，但也不是特别大。另外做工长实习是有工资的，对你是按工长的要求，所以给一些报酬。去实习的那个城市叫 Березники （别列兹尼基，在俄罗斯乌拉尔山西坡的彼尔姆州），从苏联地图上看，靠近欧亚交界处。我在那里做工长，大概有两三个月吧，报酬也不记得，但不是一个很小的数目。我觉得苏联这些方面做得非常好。
1957 年我回国。那时 “ 反右 ” ，我们在学校里也搞了，我们留苏的时候也有的。回到国内，感觉倒不是特别明显；但我 1960 年回国的时候，就感觉到非常严重了。 1960 年是 “ 三年自然灾害 ” ，也有我们人为造成的，饿死了不少人啊！那时候我们留苏的人，家里人在乡下的就有饿死的，但是也不敢说。 1959 － 1960 年就是这样的状况。 1958 年所谓 “ 大跃进 ” ，其实搞乱了，把一些资源都破坏了。
我 1957 年回来，也就是见见亲戚，自己家里走走。我回来，父母当然很高兴。我父亲虽然有点资本家的性质，但当时各方面还不错，当了工业局的副局长，是政府干部。他的成分对我出国没有一点影响。另外他也比较能响应党的号召。 1957 年我从苏联回来，他很高兴，还把我带到他办公的地方去。有这么一个儿子，他也很高兴嘛！此外我就到上海亲戚开的布店去走走，然后很快就回苏联去了，没有做什么特别的社会调查，所以也没有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
我 1960 年回国后感受比较多，最突出的一点是，国内对苏联根本就不了解，比如很多人问我们在苏联吃饭是不是很困难，吃饭是不是没有面包，是不是吃黑面包，讲法很可笑。但我们当时还不好直接回答。当时的苏联有两种餐厅，一种叫 ресторан ，就是比较正式的饭馆；一种叫 столовая ，就是食堂。我们一般是在食堂里边吃饭，面包放在中间，一半白面包，一半黑面包，不收钱，你愿意吃多少就吃多少，而且黑面包营养更好。我们国内当时有人可能是想污蔑苏联，故意要这么讲话，好显得国内不错，其实我们回来的时候国内最困难。
1960 年我们学了建筑回来，可那时候没事情好干。另外一个到苏联去学结构、 1958 年毕业的同学，回来赶上了好时候，那时工程很多。而我们 1960 年回来，讲得难听点儿，连个造厕所的任务都没有。当时我们是很想做些事情的！
当然我后来还是有不少机会。我现在在上海市政府的专家组。我们搞人民大会堂，搞一些重点工程，还做了很多国外的工程－－我当学生的时候做过苏联的达尔文博物馆，后来做俄罗斯 “ 波罗的海明珠 ” ；在香港做了一个小城，同济做的规划，我在里边也参与设计。最近每年去一次，我都去看看，一年比一年好。我做过埃及国会大厦里边的部分，当然还有其他老师一起搞。埃及的国会大厦是中方援助的，主要是上海在搞，我们做里边的一部分内装修。我还做过荷兰鹿特丹的上海酒家。总之，做了不少国外的东西。
关于列宁格勒建工学院建筑学系与国内大学建筑学系教学的主要区别，这方面我是有体会的，列宁格勒建工学院当时已经有百多年的历史，教的不是一般的工程建筑。这个学校虽然不是 университет （大学），只是个 college （学院），但实际上它的历史很长，沙皇俄国时代就已经比较好了，很出人才，在苏联是名校。一讲起列宁格勒建工学院，就像我们国内讲清华北大，都是很尊重的。它的毕业生，很多都是列宁格勒的总建筑师、设计室的室主任。我们去留学的时候，它在教学方面已经比较成熟了。教基础课的老师水平都非常高，师资特别好。所以我们去，享受到了这个条件。
我们学工的一定要上一门课，叫投影几何或画法几何。我在清华已经学了一遍了，印象非常深，清华教这门课的老师也非常好。但是我们一到苏联，发现教这门课的老师真不得了。教画法几何，有的时候要画圆，他为了省时间，在黑板上画圆根本不用圆规，抬手 “ 啪 ” 的一画，两头交在一起，就滚圆滚圆的！他自己也很得意，画完转过身来说： “ 你们看我这个圆！ ” 这些老师非常有经验，我印象非常深。尽管我在清华学过这门课，但比起来还是不一样，人家这个学校毕竟有百年历史了！
还有，我觉得他们学的是一种大建筑的观念，这个跟我们当年在清华学的吴良镛那套差不多，就是也学规划。六年里到三年级的时候也做了一个村镇的规划，都是由设计院那些主管的主任工程师来带。比较直接地跟设计院相关的，是列宁格勒的地铁，我的老师当时在做列宁格勒的地铁 [19] ，我也跟着学到不少东西。我回来以后设计过上海、北京的几个地铁站，当年就学到了他们设计院做地铁的一些的经验。
结构方面我们学得也很多，当时都是用手算，没有电脑。手算结构，包括木结构、空间结构。我毕业回来并没有做结构，但是我认为，一个比较有修养的建筑师，一定要懂结构，有了这方面的知识，跟结构打交道的时候就知道应该注意什么了。我不一定去包揽结构的工程，但是我都能算。五年级去莫斯科设计院实习，一年后从列宁格勒建工学院毕业的时候，学校发给我们苏联的注册建筑师证书。那个证书我现在还有。
他们本科六年制，我们五年制。我们后来有一段时间也是六年，我知道清华 1958 年进校、 1964 年毕业的是六年。清华建筑学本科生原来一直是五年制的，但是有那么两三年，时间不长，也改了六年制。我不太同意那种观点，说什么好些东西你们学校里学的，到了外头没有用。这些人很浅薄！我觉得学建筑学专业，培养建筑师，知识面要非常宽，因为科学技术也得学，像力学、结构都得学；文化艺术也得学，素描、水彩都学；还要懂一定的社会学知识。要我是主管教学的，我觉得不要一刀切，我赞成一两个学校的建筑学专业可以搞搞六年制。
苏联的六年制跟我们的五年制比，不是简单机械地多出来一年。他们学生的知识面比我们的宽得多！绘画一直学到三、四年级，连素描、水彩、水粉、麻胶版（有点像木刻）、人体画都画！所以不一样，并不只是多出几门课。清华当时已经算好的了！本科我们那一届最后是四年还是五年我不知道，因为我去苏联了。国内五年制的建筑学是否学苏联的那些课程，我也不太清楚。 1964 年有从清华毕业分到同济来的，很不错。我问过，他是六年制，但六年制实行的时间不长。现在同济、清华的建筑学都是五年制。五年也可以嘛，再少就不行了。
我觉得在列宁格勒建工学院，除了师资特别好，就是跟生产实践的联系特别紧，总建筑师做教研室主任。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的课程非常成熟。我们毕竟战乱折腾了很多年，刚解放不久，有些东西就显得根底不够。尽管有像清华这样的学校，但跟他们一比，也还是差得很 远的。他们在沙俄时代一百多年前就有了一个很好的工程技术学校的根底了。
老师在学校和设计院兼职，这是他们的特色。辅导我的那个教授是建筑学教研室的室主任，而建筑设计教研室的室主任就是当时列宁格勒的总建筑师。我估计我的老师两面都需要照顾，也都照顾得差不多。列宁格勒的总建筑师来得少一点，但设计院里一些主管的设计师都到学校来带学生，两边兼职。这点我感觉非常好。他们这种体系我们国内没有。当然只在学校里任职的老师也有，比如讲历史的。
当时教我的几位老师大概已经 50 岁左右了吧，都是列宁格勒设计院里的主任设计师，管一大堆事，手头都有很多工程，有的正在做地铁工程，但是在学校里面给我们上课或者做辅导，都是一课不落的，很不容易，不是我们原来想象的蜻蜓点水，难得来一下。列宁格勒的总建筑师来得少一些，他主要在设计院工作，但评图的时候他都来！到了这种重要的时候，他就会来看一下。改图的老师都是设计院里的主任设计师；教主要的专业设计的老师，都是设计院过来的一些非常有经验的建筑师。我们国内现在也没有这样做。
列宁格勒这个城市是非常完整的，非常美。当年彼得大帝嫌莫斯科太保守，要另立一个首都。他当时也跟我们现在差不多，请了法国和意大利的设计师，俄罗斯的建筑师作为助手，做陪衬。设计的意图是法国和意大利的，但是本身比较美，西洋古典的为主，很讲规划、景观。我们做了很好的规划作业，也有搞规划的老师做辅导，这样对整个城市的规划都有所了解－－对城市整体跟环境的关系、跟文化的关系都有所了解，这些都比我们国内学得宽。当时国内的情况毕竟跟现在还不一样。应该说，我们都是受益匪浅的。
有些课程是可以一直在学校里学的，但像设计这样的东西，跟社会的生产、社会的需求各方面联系特别紧密。我们现在的老师有这个缺陷，不太做实际的设计；而设计院的人难得来学校参与指导毕业设计，来也是带有客串的性质，不那么投入。这个环节非常脆弱，不好。
摄于来增祥大学五年级在莫斯科实习期间，背景是莫斯科西郊阿尔汉格尔斯克庄园入口处。这里现在开辟为一处著名的旅游景点
我们留苏，在这方面当然是受益的，但这种经验没能带回中国，因为我们回来又不是做系主任，又不是做校长，这一套东西我们怎么推得动呢？我们同济大学也有过这个想法，成立同济建筑设计院，希望老师两边兼，或者两三年以后对调，这也可以啊！本来做设计教师的，到设计院去，设计院的过来当老师。可是这件事从来没有做到过，到现在也没有做到。当然我们的老师手头也做一些工程，但是跟设计院情况又不一样，兼职做不到。大环境我们影响不了，我们回来又是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好些同学到了二机部（后来的核工业部）。核工业部 60 年代做什么呢？做啤酒厂。实在是大材小用！现在可能好了。
有一段时间因为国家困难，根本不是说因为你留苏回来的，就马上用你，因为没有工程嘛，而且都搞政治运动嘛！像我回来以后，学校里边搞运动，虽然搞不到我们身上，但是整几个教授，叫什么 “ 火烧文 远楼 ” [20] ，说他们搞资产阶级思想，搞 “ 修正主义 ” 的东西。后来又搞 “ 文化大革命 ” ，折腾了很长时间。
我大学毕业设计做的是个电影音乐宫，可以容纳 4000 人，可以看电影。放映厅可以分成两个小厅，也可以变成一个大厅。当时做了这样一个设计，但音乐宫后来可能没建。我们同班有一个跟我很要好的同学是共青团的小组长（即后面提到的维塔里 · 奥列霍夫），他做的是新西伯利亚的一个汽油厂，后来建起来了。我做的那个设计，结果如何我没问，大概没有建，是不是后来用了当时设计里面的一些理念，我也不清楚。但是我在莫斯科实习的时候，设计院里边搞竞赛，做达尔文博物馆的外装修，这个是建了的。作为实习的大学生，至少我碰上了这种竞标投标的机会。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是五年级的学生了。老实说，学校里学的东西还是不错的。
那次设计竞赛很有意思。莫斯科设计院是他们国内最大的设计院，设计方案用谁的不是大家讨论，而是由总师来定。当时莫斯科设计院的总建筑师由于什么问题从莫斯科的总建筑师被贬到设计院总师的位置，但业务没得说。我们学校的水平很高，所以他们内部竞赛方案一出来，莫斯科设计院的这位总师一眼就选中了我的。方案被选中后，接下去怎么装修，怎么出施工图，他们所有的人都听我的，我觉得受宠若惊。他们当时就是这样。所以当时列宁格勒建工学院学建筑学的五年级学生，到了设计院，我估计只要有机会，都能出成绩。刚好那时他们的工程也比较多。他们不在乎你是中国人，是学生。我们在那里算老外了，是吧？他们不管，你的东西好，就用你的。苏联这一点我还是很有感受的。这个达尔文博物馆的设计，我印象很深，设计与生产实践联系得非常紧。
摄于来增祥大学五年级在莫斯科实习期间，背景是位于莫斯科市中心以南柯洛明斯科耶村的喀山教堂。现在这里已开辟为博物馆
我们大学一毕业，就是苏联的注册建筑师，我看这个也是对的。你既然是学建筑学的，学了六年，你够本事，就是建筑师，不必另外再考什么，因为学生时代做了工长实习、设计院实习，另外跟了很多从生产一线过来的老师。这一点，即使现在看来，也是很有意义的，还是蛮好的。中国同学 90% 都很优秀，所以按成绩来讲，我们都是拿的红皮毕业证书。
艺术史课，我印象很深，因为我们既学俄罗斯的艺术史－－这个在苏联学，我可以理解，还学世界艺术史。我记得教这门课的是一个女老师，胖胖的。我现在还是觉得受益匪浅。有人觉得社会上马上能用的，学校里应该教，社会上没有用的就不需要学，我觉得这样不一定对。对建筑学专业的学生来讲，学世界艺术史，可以一辈子受益。因为它不局限于建筑，它有俄罗斯建筑史，有世界建筑史；有俄罗斯艺术史，还有世界艺术史。还有些课程，比如人体工程学、环境心理学、景观学，那时候都有的！那时候国内恐怕连 “ 景观 ” 这个东西还不提呢，还早呀！英文叫 landscape ，俄文叫 ланшафт ，那时就已经有这门课了，所以它很新啊，非常新。设备也特别好，照明、空间条件都不错。当时学了采暖，结构计算也学了很多，我觉得一辈子受用，虽然我不搞结构。
在那里我可以感觉到他们对我们很关心，讲友谊，不把我们当外国人看。有几件事是我最近想起来的。比如从宿舍到我们上课的地方，要穿过一段街道，加起来大概有 100 米左右吧。头一年我们晚上睡觉不会超过四五个小时，因为学习比较紧张，那么多的课程，又都是用外语学。所以早晨急匆匆起来以后，就往学校奔。那里冬天零下 20 ℃ ~30 ℃ ，我们有时不穿大衣，就直接往教学楼冲。我记得有几次管打扫卫生的俄罗斯老太太就指着我们说： “ 你这个小鬼，家里父母那么 远，你这么跑，感冒了以后谁管你？前面有过的。 ” 听到以后，心里确实很热乎。她们是真关心我们。我们早晨巴不得多睡一会儿，快要上课了急呼呼的，就顾不上穿大衣，室外温度那么低，弄不好确实会冻坏的。
还有一件事很有意思。那时学校规定宿舍里一个房间住四个人，我们国内宿舍没有那么好的条件。四个人当中，他们规定只能有一个中国人，其他三个是苏联人，这样对练习语言比较有利。我刚去不久，大概才一两个礼拜，就有一个苏联同学怕我不好意思，偷偷地在我耳朵边讲： “ 你是不是最近没钱啦？ ” 我觉得很奇怪，我们的助学金很高的，他为什么这样说呢？原来他在观察我，发现我们中国人喝红茶不放糖。中国人没有这个习惯，但是苏联人喝红茶没有不放糖的。所以他看我喝茶一直都不放糖，就推断我肯定是没钱了。他说： “ 我已经看到了，你一个星期喝红茶从来没放过糖，肯定是没钱了。你需不需要钱？我可以借给你。 ” 这就是生活习惯的不一样。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我在苏联待了六年，那里有个规矩，男女同行，男士总要帮女士拿东西。所以如果我跟女同学一起外出，她的化妆包我不拿，但她手里拎的那个包，我一定得帮她拿；假如我不帮她拿，那我丢脸就丢透了。这个习惯我是在苏联养成的。回国以后到了同济，有一次我们带毕业设计，一起去的有女老师，也有男老师。那次是到另外一个城市去，路上我看到旁边有一个女老师，就帮她拿了行李。结果过了两三天，就有闲话传到我耳朵里，说我对她有意思。于是第二天我就不拿了。习惯不一样，要到什么山唱什么歌！不能把他们那一套东西都搬过来，要搞错的。在苏联，这样做是起码的，绝对是这样的，男的总归要帮女的拿东西。可我回来以后还这样做，虽然根本没有其他意思，但别人觉得你怎么会帮她拿行李？你肯定是对她有意思了。
还有些事，两边的习惯也不一样。在苏联的学校里，每年都有一两次师生聚会。学建筑的学生绘画水平很高，就把老师画成漫画，照我们看是丑化的，但你一看就能看出来是哪一个老师。到晚上大家联欢的时候，放幻灯片，那些老师坐在头一排，学生一放出来他们的 “ 丑态 ” ，他们就都哈哈大笑，特别开心，不像我们这里，这样做大概不行。我们的老师是不能被画成漫画的，这也是文化上的差别。在那边，你把老师 “ 丑化 ” 了，但一看就是他，他坐在下面还特别高兴。价值观不一样。
他们当时的教学体制比较开放，比如采用德国包豪斯体系，这是当时比较进步的一种建筑教学方式，做模型，等等。在我们国内，尽管清华当时比较先进，梁思成先生他们也都是从美国回来的，但我在清华学了一年，也没接触过包豪斯教学法。苏联引进德国的东西非常快。另外，设计课的课堂气氛也比较好，比如老师在改图的时候，学生可以放法国流行歌手伊夫 · 蒙唐（ Yves Montand ）的歌，当然声音不是很大。我当时是没听懂，他唱歌像讲话一样，非常有韵味。老师也不干预，你放你的音乐，他照样改图，比较宽松。我们觉得很不习惯，但老师觉得很正常，因为是改图，不是讲课嘛。
关于苏联人对犹太人的态度，我感觉有些讲法是不对的。苏联人对犹太人没有那么歧视。我们班上有个男同学，是犹太人，设计很好；他和班上一个俄罗斯女同学谈恋爱，后来结婚了，都很好。所以我看苏联人对犹太人没有多么歧视。他们对中亚来的一些少数民族也没有什么歧视。这一点，我们因为生活在那里，都看到的，感觉还是比较好的。
我去苏联时，带了一把胡琴。我从上中学的时候就喜欢拉二胡，比如《梅花三弄》；赶上有演出的时候，我就帮着配乐。我这个胡琴先带到了留苏预备部，当时要排一些节目，准备到了苏联演出。我记得京胡也拉过。留苏预备部人才很多，有做导演的 —— 有的人不是大学生，是研究生。有个女孩子会跳《霸王别姬》里的舞，我就帮忙拉曲子伴奏。后来那个女孩子可能有什么事，没能出国。
到了苏联以后，我有的时候参加演出，在舞台上独奏。二胡这个乐器他们没见过。他们有时候有联欢会。我们系的中国留学生里有一个女孩子很会跳舞，有时候我们俩就一起去演出，我拉胡琴，她跳舞，苏联人看了很高兴。没有舞蹈表演的时候，我就一个人拉琴，有的时候还用二胡拉俄罗斯民歌，他们觉得很新鲜。有时候跟苏联的中学生联欢，有时候是开晚会，我们就是插一些小节目。这样比较亲切。
这样的机会不太多，一个月最多一次，我们学习也很忙，但是周末都有舞会，就是我们这种交谊舞，不是现在青年人跳的那个。比如跳华尔兹，比较优雅的。苏联同学周末一般会在学生宿舍的厅里跳舞，有时候我们也去，倒不一定是中国人跟中国人跳，都是学生，大家一起跳。
演出机会虽然不很多，但碰到就是任务，因为你不出节目，人家就会觉得很受冷落。那时候我们列宁格勒建工学院的留学生还排了一个很大的节目，一共有二十几个人，有扮新郎新娘的，是我们中国少数民族婚礼上的一种舞蹈，有集体舞，我帮忙伴奏。我们专业的一个女孩子扮新娘，另外一个学生扮新郎。这算是比较大型的演出；小型的一两个月有一次，就是女孩子跳跳舞，我伴奏。
五一节游行。照片中间穿深色中山装者为来增祥
还有的时候，到了周末我们中国同学自己放一些四步、三步的舞曲，有我们国家留苏的海军过来参加活动。他们学校离我们很近，但没有女生，他们过来就和我们这边的女生跳跳舞，大家都感觉很亲切。
我刚才讲排练那个少数民族婚礼的舞蹈，参与指挥的有韩中杰 [21] ，他也是留苏的，很有名。当时去的一大批学油画的 [22] ，回来以后都是骨干；学音乐回来的，有好几个指挥。当时还有一个唱女高音的，叫徐悦（音），很有名，也是留苏的。列宁格勒有音乐学院，学油画的都在列宾美术学院。
我们跟列宁格勒其他学校的中国留学生交往不多。有时候有一些正式的重要会议，大使馆来人做做报告。难得有几次我们到列宁格勒大学，中国留学生年底开个会，这样的机会不多。 1957 年毛主席到莫斯科大学给中国留学生做了那个很有名的报告，说我们是 “ 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 。当时我们通过自己的学生组织提出也想去参加，结果使馆不同意，说： “ 你们还是在那里好好学，要是在列宁格勒大学嘛 …… ” 这样我们就没能到莫斯科去。
那时校内中国留学生的政治学习不太多，主要是自己学校里的活动，像团员过组织生活，有的时候自己谈一些想法。 1957 年 “ 反右 ” ，学校里搞了几个学生，有的人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讲了一些话，不利于苏联或者中苏关系；有的人可能听了西方的电台，当时叫 “ 敌台 ” ，听了以后随便说出来，加上他们平时有一些言论，结果就被送回国了。当时不是觉得这就是 “ 右派 ” 言论嘛！这件事对其他同学影响不太大。我知道我们学校几十个人里，有几个是送回来的。
大家也不一定就因此吸取教训，毕竟当时有这样想法的人不多，他们被送回国以后，我也没有感觉到讲话要受约束。不是我一个人这样，因为大家主要心思都在学习上面。倒是 1958 年国内的 “ 大跃进 ” 对我们影响很大，出现了一些不踏实的、浮夸的东西。国内不是有很多这类报道嘛，什么一亩地产多少斤。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提出来除了学建筑学，还希望把第二个规划专业也学好；有的提出来要早点回去建设。不管是出于什么动机，就是想提前两年毕业，还要把课程都学好。但是苏联学校不理我们，觉得你这个提法不切实际；大使馆留学生管理处也没鼓励我们，都是留学生自发的，但最后没成什么气候，一阵也就过去了。
我们那时生活上最困难的就是蔬菜比较少，都是土豆、胡萝卜这些东西，但当时年轻，都适应过来了。学生宿舍里都有厨房，我们一般为了省时间，图方便，就买冰冻饺子，机器包好的。我记得 3.5 卢布一盒，买回来以后，厨房里水烧开，往锅里一倒，过一阵就能吃上，很香，也吃得很饱。我们一般不去 ресторан （饭馆）；在食堂里吃一顿，也就 5 个卢布，第一道是一个汤，第二道是主餐，有时候稍微吃一点冷菜，喝点饮料。就这样过来了，过得还是蛮好的！
我们一个月助学金 500 卢布，只要没有其他大的开支，钱不一定用得光。有的时候苏联同学还跟我们借钱呢。有些同学是从中亚来的，有时手头一下子没有钱了，大家熟了以后，我们也借给他们一些。他们一般都还的，我们关系都蛮好。
前面说了，我们出国之前有一条明确纪律，有一个守则，就是在学习期间不能跟苏联同学谈恋爱。我记得是这样，但没说中国同学之间能不能谈。实际上中国同学五、六年在那里，都是很好的朋友了，回来以后结婚的也很多。我记得我们建工学院有一对，一个中国男同学跟一个苏联女生谈恋爱。那个俄罗斯女孩子很正派，非常好，特别喜欢我们那个男同学。后来使馆也批准他们结婚了，但结婚以后没有好结果。后来他在清华，说他是 “ 苏修特务 ” ，一到 “ 文革 ” 就端出来上纲上线的。后来好像是离婚，女方带着儿子回苏联去了。我们整个建工学院就这么一对。他们这个关系，当时我们使馆也认可了，所以我们的一些做法也比较人性化。但大部分同学没有跟苏联同学谈恋爱。总的来说是作为纪律，毕竟当时国家条件那么困难，为我们花了那么多生活费，你谈恋爱多少要分心的嘛，所以大部分人还是注意的。
在这个问题上，对国家政策和对实际情况的态度，我觉得大家都看得到的，国内那么困难，把我们送出去，花了那么多的钱，苏联条件又那么好，应该好好学习；但是年轻人在那个年龄段，男女同学在一起时间长了，要是产生感情，我看也很正常。我出去的时候 20 岁，学六年到 26 岁。大家绝大部分精力都放在学习上面，这是肯定的。
列宁格勒建工学院的气氛应该讲是蛮好的；苏联同学、学校对我们也很关心。有的学生一开始俄语不够好，专业方面跟不上。下了课，学校还专门找几个人跟他谈谈，搞些小灶，但不是大规模的补课。当时除了我们，还有朝鲜的，有民主德国的，还有匈牙利的，因为这个学校比较好嘛。我记得有一个民主德国的同学，身体很棒，学习也很棒；但匈牙利来的那个老兄就不好好学，跟我们学校对面文具店里的一个女孩子谈恋爱，经常带着那个女孩子来参加活动。同学里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朝鲜人跟我们差不多，比我们还要保守一点，学习很努力，但是生活上比较单调。还有越南人，很多中亚的；还有当时也是属于苏联，哈萨克的、吉尔吉斯的，这些人一般学习稍微差一点，但对我们都很友好。
摄于莫斯科河岸上，背景是莫斯科市内斯大林时代比较典型的高层建筑一角
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 “ 秘密报告 ” [23] 出来后，我知道原来有些派到苏联学军事的，那时就停掉了。再后来中苏冲突比较厉害了。我们听说了一些， “ 秘密报告 ” 后来也都传出来了，但对我们的学习整体上没什么影响。不过也碰到一两件事。比如我们班上有个女同学，她爸爸是个上校，在部队里也算是中上级的官员。他们内部不知道传达了什么东西以后，这个女孩子就对我们说了一些不是很合适的话，觉得你们中国人怎么怎么样，但是边上的其他苏联女同学马上就说：你不要讲这种乱七八糟的话。这种情况我就碰到过一两次。我们 1960 年毕业，其实 1959 年关系已经很不好了，但是像我们这种专业的学习都没有受什么影响，我觉得都还是可以的。老师对我们的态度也没有什么变化。
总的来说，我觉得在苏联的学习是非常值得的，学到了不少东西，也开阔了眼界。当时不可能上美国去嘛，只能上苏联去。应该讲，苏联当时好些方面比我们国内强。我们刚刚解放，不管经济条件还是师资条件，都不是很成熟，即使是清华，一比也没有人家好。应该讲，清华也是很不错的。所以我觉得不后悔。清华一年，特别是苏联六年，我工作到现在，觉得是很受益的。
后来的工作（ 1960—2014 ）
我们回国时赶在那个当口，国内连吃饭都有问题，工程建设根本就没有！我后来在上海搞了不少地铁，但那都是 70 年代以后了， 80 年代开始，做了不少工程。我现在还做市政府建设中心专家组的组长，比如重大国际会议在上海开的话，都是我们一个组，管会场里边的装修、照明等等，也做过人民大会堂里面的国宴厅、上海厅。我们做胜利油田，我也带了一个组，相当于做了半个城市。后来我们做的东西多了，现在可以说还是特别忙。尽管我今年已经 81 岁了，但最近还做了好几个大工程；还有很多学术活动。比如现在搞软装， soft decoration ，就是房子装修好了以后，里边的家具、灯具、纺织品的配置，做得很多。
苏联的地铁站艺术性很强，但也不全是艺术性的。 30 年代他们有一个理念：地铁是劳动人民的地下宫殿，所以苏联 30 年代的地铁做得比较华丽。他们觉得地铁是为劳动者、为普通老百姓服务的，要让他们感觉走在地下都像在宫殿里一样。但现在他们也不这样做了，现在做得很简洁，毕竟没有必要。新的地铁站做得也很好，我最近去，都把它照下来了。 50 年代那时候还比较华丽，但比再早的已经简化了一些，不过也还是有很多装饰。列宁格勒的地铁比莫斯科的晚一点，就是在我们念书的时候建的，我们的老师就是设计地铁的。我们也去看，听他们讲一些体会。
我们国内做地铁比较晚，北京地铁算早一点的，也没有什么装饰。我在北京做了两个地铁车站，当时叫副八线，在长安街下面，一个天安门东，一个天安门西，有一点装饰，但做得不很复 杂。我们在上海有一个团队，至少做了五六个车站。我们没有做装饰，也不见得就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苏联人的理念不一定对，因为交通建筑本身主要是要简洁、便捷、安全，不是让你停下来，在里面欣赏；人就是通过，所以即使有钱，也不应该这么个花法。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做了两条地铁线。北京早期的地铁做得比较简陋，比较难看；但是奥运会这条线就做得蛮好。我们搞建筑，是讲一个建筑，无论是电影院，还是音乐厅，还是火车站，还是地下渠道的交通，都要有性格，跟人一样。但是性格不能错位，错位就没有意思了。
我们后来做的，多数不是赚钱的项目。像设计（中、俄、哈、吉、塔）五国元首会议的会场、上海的 APEC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的会场、上海的亚信会（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的会场，还包括做人民大会堂。我觉得我们当年学的还是有用的。另外我始终有一个观点，觉得我们应该为国家作贡献，因为在生活中的重要阶段，是我们国家的老百姓和我们的政府花了很大力量培养了我们。我始终是这样一个观点，从来没有觉得做一点东西就应该拿多少钱。这种思想我现在也没有。
回国之后的来增祥
我认为，我们跟国外建筑的差距主要不是工艺，而是在理念方面，业主和设计师的理念都有差距。我们现在的社会跟国外一比，特别浮躁，比较急功近利，这个现象很明显。最近我到东欧去，到波兰、捷克、匈牙利去了一下，也顺带去了奥地利，奥地利不算东欧。我总觉得人家过得比我们文明，人家生产也搞得很好。我们本来的好多东西丢得比较多。我最近听报告说，我们的总产值已经超过美国了，这也没什么可以骄傲的，因为一除以人口，我们就在一百位以后了。整个社会比较浮躁，不光是建筑方面，都一样。
我去了东欧以后很有感受，觉得东欧要比西欧文明得多。我在欧洲还做了工程，在鹿特丹做过工程。最糟糕的是阿姆斯特丹，这个城市有它自己的文化，吸大麻是合法的，妓院也是合法的，在东欧看不到这个情况。东欧几个国家，人都很文明，穿着也很得体。我特别比较了一下，因为我在西欧做上海酒家，一样的中餐馆，装修方面东欧比较文明；菜也是，东欧的中餐馆比西欧的中餐馆好，价钱又便宜，人也比较文明。我就是最近国庆以前去了一下，去考察建筑。
我们现在比较浮躁，也许这是个历史阶段。现在的大学，总的来讲，教学质量并不高，好多老师和校长，心思没有放在教学上，这很不好。这方面我们不如美国，也不如日本、韩国。我到韩国、日本去讲过课的。包括我们香港的大学，也是一本正经在搞教学。国内这方面不是很好。我的这种价值观念与当年在苏联所受的教育可能也有一些关系，我觉得至少在 50 年代、 60 年代初，在我们留苏那段时间，苏联社会总的来讲还是比较健康的，比较好的。
最近因为工程的事情，我还常去俄罗斯，一年差不多要去一两次。拿小事情来讲，人家排队还是很有次序的，公交车上让座，公共场合不大声说话。对老年人和妇女的尊重，俄罗斯到现在也还保留着。这些方面我们就比较差。
跟五六十年前相比，我觉得他们的社会上的人好像变化不大。最大的变化是，我们在苏联念书的时候，蔬菜、水果很难吃到，但是最近我去，还专门跟着我们老板到菜场去看了一下，河鱼、猪肉、各种各样的水果，什么都有。谁在那里经营呢？我们那天去，看到的那个摊主是越南人，也有中国人。中国人到俄罗斯还养猪、养鱼。有些东西，像水果，是俄罗斯没法生产的，可能是从越南、从中国运过去的，这方面确实有变化。人的相互关系，我觉得跟我们当学生的时候差不多。
俄罗斯人喜欢喝酒，但这次去，我很少看到有人躺在街上，好像酗酒的情况也比以前好了一点。女孩子讲究穿着，一般在公共场合也有礼貌。我这次去调查了一些地铁，看到运行情况也不错。最近他们的生活中碰到一些困难，因为美国把油价压得很低，他们一年大概少收入 1000 亿美金，他们有一半外汇收入是靠石油和天然气的。另外，美国跟欧盟因为乌克兰的事情在打压俄罗斯，对他们的金融、经济影响不小，卢布最近好像贬值了 40% 。
我最近去，是因为俄罗斯有很多项目要我们中国人做。现在因为懂俄语又搞建筑的人不多，所以北京直接让我去。去了以后，我帮他们沟通一下。比如 2018 年的世界杯足球赛在莫斯科，我到现场去看了，还在等我们去造。最近还有个项目，是中西医合作的医院， 30 万平方米，北京国家设计院在做。
这些事让中国人做，是因为他们现在力量不在这个上面，他们关心军火、航天、石油、天然气；还有，中国人要稍微带一些投资。俄罗斯人现在就出土地，最好我们连建筑、连装修都给他们做了。我最近去了莫斯科一个很大的超市，可能还不是超市，是个综合体，里边有电影院，装修的东西全是我们国内的。他们这方面不重视，特别是装修，比我们差一点。土建方面，我去了看到，俄罗斯的工人很少，这方面他们可能不重视。设计水平不一定差，可是现在他们搞不过来。但是项目还有很多，所以我们最近还要去。搭上关系以后，他们一般希望我们一开始给他们垫一些资，比如搞一些材料、装修设备，他们提供土地。像老厂房改造，我们最近去也做了好几个。
我回国以后跟当年建工学院的苏联同学有过一些联系，但有一段时间因为中苏关系不好，就不联系了。后来记不得是哪一年了，我们不少人都回去，老同学相聚，我还住在老同学家，都蛮好。我有一个很要好的同学，他是苏联建筑工程科学院的院士，叫维塔里 · 奥列霍夫 [24] ，当年是共青团小组长。他人比较正派，父亲也是个上校。他设计了一个体育馆，在新西伯利亚，在那里造起来了。我到俄罗斯去，都给他打电话。他也曾经给我写信。但是今年我去的时候给他打电话，他说他在住医院。我说你要是能够到上海来，我就吃住、参观整个都给你包下来。他说很抱歉，由于健康原因，我可能最近去不了。我到列宁格勒去，就住在同学家里。这次去任务比较重，到 “ 波罗的海明珠 ” 那个地方去看工程，就没找老同学。我最要好的那个朋友在新西伯利亚，他住在医院里边，我这次也就没找他。
总的来说，过来这么多年，我们的关系还是蛮好的。大家毕竟在一起待过六年嘛。我觉得俄罗斯人其实是蛮包容的，老师对我们也都比较诚恳。我总的来说有这么个感觉，同学也都不错。
列宁格勒建工学院的中国留学生回国之后，彼此接触不太多。我们上海在欧美同学会下面有一个留苏分会，我是副会长，一年大概有两三次会碰头，比如过春节的时候。有时候请俄罗斯驻上海领馆的人过来，有时候他们的小孩也来表演节目。但碰面的机会不多，年纪都比较大了。年轻人有一些，但不多；他们也不太参加同学会活动，可能还在忙于挣钱。
留苏六年，加上清华一年和留苏预备部一年，一共八年。八年的高校生活，在国内要是搞得好一点，连博士都可以拿到了。但我没有什么遗憾，觉得还是很满意的。另外我自己确实比较努力。 50 年代能够挑中留苏的人，绝对是万里挑一，可能都不止，有这个机会非常不容易。在俄罗斯学习，那里的条件确实不错。尽管后来中苏关系不那么好了，但我们在学校里边，可以说一点都没有受到影响。国内 1959 年 “ 自然灾害 ” ， 1957 年 “ 反右 ” ，我们都没怎么受影响； 1958 年的 “ 大跃进 ” 有一点影响，但是对我们的学习直接影响不大。应该说，国家给我们创造了很好的条件。所以我真心诚意地讲，没有觉得遗憾。
我 1960 年回国时 26 岁，很想干事，但当时国内连吃饭都有问题，是最糟糕的时候。我们在苏联生活那么好，我一回来就因为营养实在差，一连生了几个月的病。我们学校早晨的稀饭里，就飘着几块山芋。天灾是有的，但人祸更严重。我们不能干专业，还要到农村去参加 “ 四清 ” ，搞到 1966 年还不让回来，还在下面。然后就搞 “ 文化大革命 ” 。在 “ 文革 ” 后期总算让我搞工程了，但大多数同事都没有得到这个机会。我们搞教学，带了一批 “ 工农兵学员 ” 去安徽，在那里设计兵工厂，算是搞了专业。后来设计了上海文化广场，所以我在 “ 文革 ” 期间还算幸运的，还做了一些工程。真正搞专业，是 “ 文革 ” 以后了，我还算做了不少东西的，国内国外都做了一些。
1960 年回来以后不能发挥，也不能叫遗憾，因为国家就是那个状态嘛。我现在照理应该休息了，可是我现在特别忙。他们老说，你都 81 岁了，怎么还出差到处乱跑啊？要不要个人陪你一下？我说不，我上埃及、上印度都一个人去的，美国我去了三次。埃及是有工程，他们政府请我去的；印度是我们申请加入国际设计联盟，我到新德里去开会，都一个人走的。今年俄罗斯去了一次，去联系工程；然后到东欧去了一次； 10 月份从东欧回来，去香港；回来以后，已经到了厦门、武汉、北京；到青岛是讲课；又去了深圳、广州，昨天刚刚从广州回来。到处跑呀！也可能我脑子比较简单，总想干点事，八十多岁了还想干事，手里也做了几个工程，有广东一个工程，浙江一个工程。
[1] 采访者在 1952 年《人民日报》电子版上没有找到相关报道，应是《光明日报》之误。那时高考发榜，录取名单都刊登在《光明日报》上，《光明日报》也确实于当年 9 月底单独印发过 “ 全国高等学校一九五二年暑期招考新生录取名单 ” ，同时发布当年高考录取新生名单的还有各大行政区的主要报纸。
[2] 蒋南翔（ 1913 － 1988 ）， 1952 年 12 月任清华大学校长、党委书记，后在北京市及教育部工作，但仍长期兼任清华大学校长、党委书记，直至 1966 年 6 月 “ 文化大革命 ” 爆发。
[3] 钱伟长（ 1912 － 2010 ），物理学家、教育家， 1949 年以后历任清华大学教授、副教务长、教务长。 1958 年在清华大学被划为 “ 右派 ” ，仅保留教授职务。
[4] 马约翰（ 1882 － 1966 ），著名体育教育家。 1936 年担任中国代表团田径队总教练，参加了在柏林举行的第十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1914—1966 年先后担任清华大学助教、教授、体育部主任等。 1954 年起任中国田径协会主席，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主席。
[5] 黄报青（ 1929 － 1968 ）， 1947 年入清华大学营建系， 1951 年毕业后留校，任土木建筑系副教授，系党支部委员，民用建筑教研室副主任， 1959 年国庆工程国家大剧院剧院设计组组长。 “ 文革 ” 开始时不同意中央给原高教部长、清华校长党委书记蒋南翔定性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为此遭殴打、侮辱和批斗，但他誓死坚持，曾自 杀未遂，后精神恍惚，跳楼身亡。著有 《二层住宅及街坊设计问题探讨）（与吕俊华合著，《建筑学报》， 1958 年，第 4 期）、《中国剧场建筑史话》（《人民日报》， 1961 年 12 月 31 日）。另参见：曾昭奋《各具特色的学术研究》，《读书》， 2007 年，第 5 期。
[6] 李道增， 1930 年 1 月 19 日出生于上海市，祖籍安徽合肥。 1952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之后留校工作， 1983 年晋升教授， 1985 年晋升博士导师， 1983—1988 年任建筑系系主任， 1988—1990 年任建筑学院首任院长； 1993 年赴美国卡纳基 · 梅伦大学任剧场设计客座教授； 1985 － 1997 年任第 2 、 3 、 4 、 5 届校学位委员会委员，建筑学分委员会主席；兼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首都建筑艺术委员会副主任； 1983—1993 年入选中国建筑学会常务理事， 1993 年后至今任名誉理事， 1999 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主持庆祝建国十周年工程的国家大剧院与解放军剧院的设计（因国家财力所限未建），承担北京天桥剧场、儿童艺术剧院工程。曾为 1998 年国家大剧院提出可行性研究方案、为国际方案竞赛提供中央领导选择的三个方案之一。出版《西方戏剧 · 剧场史》（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9 年）。
[7] 楼庆西，浙江衢州人。 1952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后留校工作，参与梁思成教授主持的宋《营造法式》注释工作和中国建筑史研究。曾任党委书记。后升任教授、古建筑研究所所长。担任清华大学建筑系周维权教授领衔的《颐和园》一书，以及《中国美术全集》若干建筑卷的摄影工作。晚年参与陈志华领衔的中国乡土建筑研究。主要著作有《中国古代建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凝视：楼庆西建筑摄影集》（郑州：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0 年）、《中国建筑艺术全集（ 24 ）：建筑装修与装饰》（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9 年）、《中国建筑的门文化》（郑州：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1 年）、《中国古建筑二十讲》（北京：三联书店， 2003 年）、《中国小品建筑十讲》（北京：三联书店， 2004 年）、《南社村》（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 2004 年）、《中国古代建筑装饰五书》（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等。
[8] 高亦兰，女， 1932 年 3 月生， 1952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后留校任教，长期从事建筑设计的教学、设计实践和研究工作，为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校长教学顾问。 1988—1992 年任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建筑系系主任。为中国建筑师学会建筑理论与创作委员会委员、全国高等学校建筑学专业教育评估委员会主任委员、国际女建筑师协会会员。曾参加或主持过多项重大设计项目如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清华大学中央主楼、毛主席纪念堂、燕翔饭店（ 1989 年获教委系统优秀设计二等奖）等。 1993 年获全国优秀教师称号 ，其教学成果（合作）获 1993 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学成果奖国家级一等奖。
[9] 指 20 世纪 50 年代初，即建国初期。
[10] 完整的校名是北京俄语专科学校，简称俄专。留苏预备部是俄专的二部。从 1953 年到 1955 年初，留苏预备部的校址在现中央音乐学院，后迁往魏公村现北京外国语大学校园。
[11] 师哲（ 1905 － 1998 ），陕西韩城人，中华人民共和国俄语翻译家、苏联问题专家。 1924 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5 年被选送留学苏联，先后于基辅联合军官学校、莫斯科军事工程学校学习， 1928 年毕业。 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9 年，由周恩来安排，进入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简称格别乌）受训； 1939 年，专职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政治秘书。 1940 年 3 月回国到延安； 1948 年 3 月随毛泽东到西柏坡，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随刘少奇所率中共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任随行翻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分别任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北京俄语专修学校、外文出版社首任局长、校长和社长，同时兼任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中共中央领导的俄文翻译，并参与《毛泽东选集》俄文版翻译。先后随毛、周、朱等人访问苏联及东欧各国，参加了中苏两国领导人对话。 1957 年 1 月离开秘书圈，出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 1958 年因生活错误被开除党籍，文革前夕被送进秦城监狱； 1980 年被安排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后改为东欧中亚研究所）任顾问。著有《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
[12] 据采访者了解， 1953 － 1954 年俄专的留苏预备生有 2000 多人，次年有 1375 人选送留苏。
[13] 据采访者了解，家庭出身一般指父亲的职业，社会关系则旁涉到亲戚的职业。当时选拔留苏生，社会关系 远比家庭出身重要，很多人最终被取消留苏资格，不是因为本人成分或家庭出身，而是因为社会关系，比如有亲戚在海外。
[14] 鲍世行， 1933 出生，浙江绍兴人。 1959 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建筑系， 20 世纪 60 年代初，先后在建筑工程部、国家建委、国家计委从事城市规划管理工作，后在四川从事城市规划设计工作。主持攀枝花市城市总体规划，曾获得省、部级奖。作为国家建委专家组成员参加唐山和天津两地震后恢复重建规划。 80 年代，在国家城建总局、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工作。先后主持《城市规划》， City Planning Review 和《城市发展研究》城市规划界三大学术期刊， 90 年代后调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任副秘书长，主持常务工作，从事城市科学理论研究。主要编著有《跨世纪城市规划师的思考》（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0 年）、《城市环境美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1991 年）、《城市科学 希望与未来》（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2 年）、《城市流动人口研究》（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1992 年）、《城市规划新概念新方法》（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3 年）、《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词典》以及《杰出科学家钱学森论城市学与山水城市》（与顾孟潮主编，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6 年），《杰出科学家钱学森论山水城市与建筑科学》（与顾孟潮主编，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6 年）、《攀枝花开四十年： 1965 － 2005 》（与陈加耘主编，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5 年）等书。曾任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会、中国都市人类学会、中国城市生态学会的常务理事，以及《中国名城》《名城报》《地下建筑》等报刊编委。
[15] 据采访者了解， 1956 年之后留苏大学生锐减并非因为中苏关系恶化，而是由于国家调整了政策，开始多派研究生。
[16] 刘少奇次子刘允若（ 1930 － 1977 ）， 1954 － 1960 年就读于莫斯科航空学院。
[17] 据采访者了解， 1952 年出国的 220 名留苏生里的确有一些高干子弟，但没有占到大部分。
[18] 赵晓津， 1960 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建工学院建筑专业学，回国后先后在国防科委和郑州设计院工作。
[19] 参见： “ 圣彼得堡建筑工程大学建筑系历史 ” 词条介绍。这里提到列宁格勒建工学院师生当时参与设计了列宁格勒八座地铁站中的五座，有设计者姓名，但很难从中判断哪位是来增祥先生所说的老师。后面他提到参与设计地铁的老师时，也是用的复数人称。参见 https://www.spbgasu.ru/Studentam/Fakultety/Arhitekturnyy_fakultet/Istoriya_%20fakulteta/#after1945 。
[20] 同济大学文 远楼建于 1953 年，长期作为建筑系行政教学楼使用。 “ 火烧文 远楼 ” 是指发生在这幢楼里的政治运动，共有三次。第一次是 1958 年，全国开展 “ 总路线 ”“ 大跃进 ”“ 人民公社 ” 运动，要求破除迷信，超英赶美，力争上游。学校党委发动一些学生 “ 大鸣、大放、大字报 ” ，批判建筑系 “ 资产阶级教学思想 ” ，要 “ 破建筑系资产阶级顽固堡垒 ” ，被称为第一次 “ 火烧文 远楼 ” 。第二次是 1964 年，全国建筑界开展 “ 设计革命化 ” 运动，校党委派工作组进驻建筑系，发动学生写大字报，被称为第二次 “ 火烧文 远楼 ” 。第三次是 1966 年， “ 文化大革命 ” 开始，学生造反，打烂专业，发动第三次 “ 火烧文 远楼 ” ，批判专业培养目标中提出的 “ 对人的关怀 ” 是修正主义的，批判教学内容是 “ 封、资、修 ”“ 洋、贵、飞 ” ，整个建筑系是资产阶级大染缸。参见董鉴泓、钱锋编《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原建筑系） 50 年大事记》，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五十周年纪念文集（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2 年）。来增祥教授此处提到的，应是第二次 “ 火烧文 远楼 ” 。
[21] 韩中杰（ 1920 － 2018 ），上海人。 1942 年毕业于上海音乐专科学校管弦系。 195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南京音乐院讲师、上海音乐学院副教授、上海市交响乐团首席长笛兼乐园副主任。 1951 年后，历任中央歌舞团乐队队长、指挥、长笛独奏员。 1961 年获苏联列宁格勒音乐学院副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历任中央乐团交响乐队指挥兼中央歌剧院指挥、中国音乐学院指挥系教员、中国音协第三届理事。曾担任歌剧《叶甫根尼 · 奥涅金》、《卡门》及中外交响乐演出指挥。
[22] 据采访者了解，当时在列宁格勒列宾美术学院学习油画的有罗工柳（ 1916 － 2004 ）、李天祥（ 1928 － 2020 ）、全山石（ 1930— ）、林岗（ 1925— ）、肖峰（ 1932— ）、郭绍纲（ 1932— ）、徐明华（ 1932— ）、邓澍（ 1929— ）、冯真（ 1931— ）、张华清（ 1932— ）、李骏（ 1931 － 2019 ）等。这些人回国后分别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广州美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南京师范学院（现南京师范大学）等，均为一线教学骨干。
[23] 1956 年 2 月 24 日， 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向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所做的报告中 ，首次揭露了斯大林时代对苏联党政军内部的大清洗真相。由于这个报告的内容不是由苏方公诸于世，而是流传到了西方之后才被披露，所以史称 “ 秘密报告 ” 。
[24] 维塔里 · 奥列霍夫（ Витарий Орехов ， 1937—2014 ），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艺术科学院通讯院士（ 1988 ），俄罗斯建筑工程科学院院士（ 1998 ），曾获 “ 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功勋建筑师 ” （ 1978 ）和 “ 俄罗斯联邦人民建筑师 ” 奖章。参见 https://ru.wikipedia.org/wiki/%D0%9E%D1%80%D0%B5%D1%85%D0%BE%D0%B2,_%D0%92%D0%B8%D1%82%D0%B0%D0%BB%D0%B8%D0%B9_%D0%92%D0%BB%D0%B0%D0%B4%D0%B8%D0%BC%D0%B8%D1%80%D0%BE%D0%B2%D0%B8%D1%87 。
作者注：文章里的一些有关建筑界人士的注释是编辑帮我查阅、添加的，其他的注释是作者所做。
转自：《中国建筑口述史文库》（第三辑）
转自《民间历史》网（ www.mjlsh.usc.cuhk.edu.hk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