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辉：杨静远：显翻译之美，存历史之真
杨静远：显翻译之美，存历史之真
－－作者：李辉
第一次走进武汉大学，是在 1980 年夏天，去看望老诗人毕奂午先生。毕先生住在珞珈山二区宿舍一幢两层联排的老房子。闲谈中，老人说，上世纪 30 年代武汉大学有著名的“珞珈三杰”：凌叔华、苏雪林、袁昌英。他还说，袁昌英在 50 年代曾住过这排房子。“珞珈三杰”，不陌生，阅读现代文学不能跳过的女作家。没有想到，多年之后，在一次《读书》沙龙聚会上，我结识了杨静远女士，袁昌英的女儿。谈及“珞珈三杰”，谈及母亲，杨静远无限感慨。
读过杨静远翻译的《夏洛蒂·勃朗特书信》，体味之深，译笔之美，只有感情细腻、文字圆润的女性，才能营造如此境界。果然，走进杨静远家里，我翻阅 1945 至 1948 年之间写给恋人顾耕的情书，觉得夏洛蒂·勃朗特可谓有幸，遇到一位极为契合的中文译者。受作家母亲的影响，杨静远曾一度抱有文学愿望，后来虽未成为作家，但情书却写得真挚、浪漫而优美，因有这种文学才能，她才可以呈现勃朗特的书信之美。
巧的是，杨静远的家就在我家对面一个小胡同里。我不时去她家，与他们夫妇聊天。一天，她谈到这些情书，并拿出给我看。阅读情书中那位年轻女大学生的浪漫爱情与家国情怀，听她讲自己和母亲后来的故事，令人感触最深的则是历史的无奈。当时我正在为河南人民出版社主编一套“沧桑文丛”，在总序中我这样写道：“沧桑文丛将以回忆录和传记为主，并适当选择一些不同历史时期的日记、信件等能够真实反映历史原状的作品。作者或传主不受其名望、地位、职业的限制，题材不受大小重轻的限制，风格也尽可能多样化。”她的这些情书，显然与之极为吻合，我便建议她整理出版。 1999 年 2 月，《写给恋人》出版，这是我为杨静远出版的第一本书。
交稿时，杨静远寄来一份个人简历。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她的大致经历。
杨静远出生于 1923 年，武汉大学外文系毕业，去美国密歇根大学攻读英语文学硕士。毕业后她曾先后任武汉大学外文系讲师、中央出版总署编译局编辑、人民出版社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辑和编审等职。译有《马克思传》《勃朗特姐妹研究》《夏洛蒂·勃朗特书信》等，著有《炼人学校－－五七干校一千日》以及文章多篇。
坦率地说，最初我无法将眼前的这位杨静远，与情书里所呈现的那位留学美国的杨静远联系起来。当年的她，活泼而兴趣广泛，爱唱歌，爱弹钢琴，爱在情书里抒情赋诗。可以想象，与留学归国的父亲杨端六、母亲袁昌英一起生活在珞珈山上，杨静远自儿时起，一直接受着文学、礼仪、时尚的熏陶。看她当年在美国与同学的合影，看她与顾耕 1948 年在武汉珞珈山的合影，她衣着时髦，仪态典雅，脸上的微笑难以掩饰内心的快乐。
晚年的她留给我的则是迥然不同的印象。许多场合，她爱穿一件皱巴巴的蓝色外套，谈吐平凡，普通得如一位乡村老太太，或者如戴着红袖章四处徜徉的一个街道老大妈，哪里像情书里那个文采飞扬的浪漫学生？哪里像是留学美国归来的翻译家？岁月无情磨砺，政治运动反复折腾，父母后半生的命运多舛，早让她把浪漫打磨殆尽，将时尚摒弃。
读她写来的简介，得知她曾在台湾出版过《炼人学校》一书，帮忙她推荐出版此书的，正是母亲的好朋友、“珞珈三杰”之一苏雪林。这是一本杨静远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的亲历记。看来她真的与我的家乡湖北有缘，一千天的干校生活，多年之后，让她拿起笔，如作家一样，详细描述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也是此时，我开始为武汉的长江文艺出版社主编一套“历史备忘书系”，总序中写道：“历史备忘书系将更强调民间档案的特点，作者来自各界各地，名气无大小之分，大事件中的小人物，小人物的大命运，或悲，或喜，悲喜交替，生活的原生态，常常更能反映出历史的本相，因之各种作者均有择选的必要与价值。形式也可多种多样，日记、信件、交代、采访实录、回忆录，视内容而定。而且我相信，原本不起眼的个人记录，愈加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杨静远的关于“五七干校”的亲历记，显然非常适合入选。杨静远很快同意将这本书纳入“历史备忘书系”，其它几种还有林昭的姑父许觉民先生编选的《林昭不能忘记》、恩师贾植芳的《解冻时节》等。
那些日子里，听杨静远讲得最多的，是母亲袁昌英后半生的坎坷、磨难。我不断建议她好好写写母亲：“你讲的这些事，如果你不写，就没有知道，很快就会淹没在时光里，无影无踪。你应该从一个女儿的角度来写她。”她最终接受这一建议，写了一篇将近三万字的长文《母亲袁昌英》。她的亲历记改名为《咸宁干校一千天》，并多了这篇长文及另外几篇新作。中国“五七干校”的历史，因她的这本书，多了细节，多了厚重。
在杨静远的回忆文章中，这篇《母亲袁昌英》写得最动情，也最令人触动。她在文章开篇写道：“然而在那座记忆库里，却有一角，我不敢也不愿去触动。一支深深扎入心房的利箭，矢镞的锋尖，从来也没有被岁月磨秃。那是一处不愈合的伤口，永远露着粉红的嫩肉，渗着血丝和淋巴液。那个回忆的禁区，是母亲的不幸遭遇。”
很荣幸，杨静远在文章中写到我的催促：“是李辉先生的诚恳执著打动了我。……如此深切地关注着一位素昧平生的过去时代的作家，一个在历史退潮中淡去远去的名字，这本身是感人而难以推却的。它说明，这个名字并没有被新崛起的一代人遗忘。中国文坛上，还有续上这道香火。这个名字也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的，它属于全社会。我无权把它埋藏心底。我必须咬牙忍痛，去剜这个伤口。”
“我准备从一个女儿的角度，来写母亲袁昌英。”于是，杨静远拿起笔，开始写她最不敢回忆的那些往事。这一次，她不再是一个寻章摘句的追求“信达雅”的翻译家，也不是如她过去写母亲时只是侧重“出自理性的实录”，而是一个女儿对母亲的深深思念，含着热泪对母爱的感恩，乃至因无法陪伴孤独凄凉的母亲的悔恨。
母亲袁昌英在天之灵，会为女儿感到骄傲。
因有《写给恋人》《咸宁干校一千天》两本书，杨静远不再只是一名优秀的翻译家，她以真情、勇气为历史存照的写作，同样在非虚构文学写作中占据一个特殊位置。
2015 年 6 月 8 日， 92 的杨静远离开了这个世界。久别的女儿，可以和母亲重逢了。
转自《财新文化》
转自《民间历史》网（ www.mjlsh.usc.cuhk.edu.hk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