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远江：斯人已去，记忆长存——追忆我的父亲
斯人已去，记忆长存——追忆我的父亲
作者：李远江
父亲静静地躺在中堂上，安宁平和，除了身穿寿衣，与平常睡着时没有异样。
2016 年 4 月 19 日 22 点 46 分，父亲与世长辞，享年 69 岁。他走的那一刻，我和妻儿刚刚飞抵成都。听到父亲去世的消息时，我离家尚有 240 多公里， 3 个小时车程。
这无疑是我生命中最漫长的 3 个小时。此时，车窗外飘起了稀疏的小雨，而车里却是滂沱的泪雨。不知过了多久，雨停了，泪也干了，脑海里始终是父亲的影子。
父亲确诊癌症后有一年的时间在北京治疗，我们朝夕相处，茶余饭后聊得最多的就是家族往事。正是这些谈话让我对父亲的一生有了清晰的了解。而书写父亲的生命故事，也是这一系列谈话的目的。
一、差点成了地主崽子
父亲名叫李世存， 1947 年 4 月 23 日（阴历）生于四川省宜宾县观音镇。父亲和年纪稍长的三姑妈都是在草棚里出生的，与他们不同大姑妈和二姑妈出生在高门大院的老房子里。父亲出生前几年，祖父李文光和二爷爷李锡华分了家。祖父放弃了祖屋的大瓦房，带着妻儿搬进了以往给佃户和长工住的草棚。
关于这次分家，家族中流传着不同的版本。二奶奶家一直对外宣称，祖父放弃祖屋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土地。但 20 年前，二爷爷的女婿来我们家串门，仔细询问了祖父分得的土地后很惊讶地说：“你们家的土地并不比我们更多呀！”
第二个版本只流传在祖父后人的记忆里。祖父之所以做出让步，是为了照顾事实上已经成为寡妇的二奶奶。
分家的时候，二爷爷活得好好的，二奶奶怎么就成寡妇了呢？
据家族长辈回忆，曾祖父膝下两儿一女，祖父年纪最长，还是长房长孙，敬守祖业是父亲对他的要求。我们家族世代务农，祖父从小就下地干活，接受曾祖父严苛的农事训练。因此，祖父没有正经念过书。但二爷爷就不同了，他上过私塾，识文断字，不甘心做一辈子农民。遗憾的是，二爷爷未能通过读书改变自己的命运。离开学校后，他加入了袍哥会，开始行走江湖。那时，他的江湖无非观音镇周边几个水陆码头。
抗战爆发后，四川成为大后方，粮食成为国民政府亟需的战略资源。二爷爷响应政府号召，带着一帮兄弟跑到川西彝族地区开垦荒地。几年之后，他就成了富甲一方的农场主，据说还顶着政府任命的“垦长”头衔。然而，二爷爷不是一个顾家的男人。他刚刚发迹便喜新厌旧，娶了二房又生育了几个子女，在外面过得风光无限。二奶奶虽有名分，却与寡妇无甚分别。
抗战后期，兵源紧张，四川地区一度打破“三丁抽一”的政策，开始“两丁抽一”。祖父为躲避抓壮丁曾投奔弟弟，结果白白干了半年苦力。 1950 年镇反运动中，二爷爷被人揭发欺压百姓，种植鸦片，被枪毙了。当然，这只是后话。
不管真相是哪个版本，祖父从四面透风的破草棚里起家，总是不争的事实。好在祖父继承了祖先的传统，是个地道的老把式，农活干得特别好，同样的土地，收成总比周围邻居好。这也让黄姓的邻居颇为嫉恨，几代人都绞尽脑汁为难我们家。
父亲说，我们这一房的祖先也算是大户，留给后代的祖屋有好几进院落，回廊相连，很是气派。老祖的墓占地至少一亩，墓前有高大的石牌坊，五十年代修公路的时候被拆去修涵洞了。即使如此，仅存的坟丘也比周围的坟墓大好几倍。许是后代不善经营，经过几代繁衍，不断分家，祖父可以分到的祖屋只有三间半，土地已不足十亩。
在我看来，身为长房长孙的祖父免不了被父辈要求承担家族复兴的重责，而从未接触现代文明的他，最大的理想无疑是再次成为地主。事实上，他也正是这么做的。
在父辈的记忆里，有一个经典的故事。祖父每到农忙的时候都需要请短工，有一个帮工像极了高老庄里的猪八戒，一个人能吃祖父一家的饭量，还要好酒好菜伺候着，但干起活儿来生龙活虎，抵得上好几个壮劳力。祖父待这个人很好，他也年年都来我们家。但是，祖父对自己和家人却很苛刻。家里人通常吃的不是萝卜饭就是红薯饭、菜饭，不到逢年过节不许吃白米饭。
经过几年的积攒，祖父的粮食、红砂糖和现金已经足够他买下数量可观的土地了。就在父亲出生不久，离我们家七八里地的凤竹村有一片大约 20 亩（宜宾当地的习惯亩，大概是实际面积的 2 倍）的水稻田想要转让。祖父和卖方几经接触，谈定了价钱。恰在此时，祖父的一个堂弟要结婚找上了门。祖父难以拒绝，只好应承下来。没想到，他的堂弟一穷二白，全指着祖父帮他娶媳妇了。直到现在，三姑妈还能清楚地记得有一天家里突然来了上十个壮劳力，把粮食和红糖一扫而空，“那架势，跟土匪打劫一样”。
物资没了，还有钱呢？
“钱被我们同房的叔叔（祖父的另一个堂弟）借走了，”大姑妈回忆，“但可耻的是，这两笔债都没有立字据，拖了又拖，解放后全都不认了。”
就这样，祖父错过了那片肥沃的土地。但他也因祸得福，没变成人人喊打的地主。土地改革的时候，祖父被划定为上中农，还属于“人民”的一部分。我的父亲也因此躲过了沦为地主崽子的厄运。
（图：外公张怀勉。他黄埔毕业后编入中国远征军任总部某运输团军需官，这段本该引以为豪的历史带给他的却是无尽的坎坷。）
二、梦碎求学路
我的家乡四川省宜宾县观音镇，是一个土壤肥沃、物产丰饶的地方。解放后，初级合作社在这里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时父亲已经开始记事，他的记忆中，家家户户都解决了温饱，每年都杀过年猪，大家都认为赶上了千载难逢的好时代。
日子过得还算顺心，祖父最关心的就是孩子们的未来了。祖父这辈子吃尽了没文化的亏，所以特别希望孩子们都能上学。我的大姑妈上到小学，二姑妈和三姑妈上到中学，父亲居然还上过刚刚开办不久的观音幼儿园！
父亲上小学的时候成绩特别好，基本上都是全班第一名。不知为何，这段经历父亲从不提起，我也是从一位小学同学的父亲那里得知的，他们恰好也是同班同学。从父亲对我上学的严苛要求来看，当年成绩优异的他或许也曾经有过属于他的大学梦。
然而，好景不长。 1956 年初级社被高级社取代，农民手中的土地连同耕牛、农具都被收到了人民公社。原来各家各户自主决定的生产活动也完全听从公社干部的安排。
1957 年冬，祖父被抽调到糖坊工作。由于连续熬夜加班，祖父在一天深夜发生了事故。在投放甘蔗的时候，他的左手被卷入绞盘，等赶牛的同伴被他的惨叫惊醒为时已晚－－祖父的四根手指白骨森森，皮肉不存。
此后，父亲亲眼看到祖父的指头一节节发黑并最终掉落。事后，祖父的叙述是那一夜他被鬼上了身，想挣脱而不得。在我看来，这种表述恰恰表明那是一个漠视个人权利的时代。祖父不敢抱怨无休止的加班，只好杜撰一个荒诞的鬼故事来自圆其说。事情的结局是公社给了祖父 18 块钱伤残补助。从此以后，祖父不能干工分高的工作，分到的粮食也越发少了。
1958 年大跃进席卷神州，宜宾也不例外。村里的壮劳力都被抽调去大炼钢铁了，观音镇没有铁矿，干部们就挨家挨户收缴铁器，烧饭的铁锅，衣柜上的铁锁都难逃厄运。
“ 1958 年真是少有的好年景，”父亲说：“地里长满了杂草，但随手拎一把就是一扑扑饱满的花生。”村里没了青壮年，老人和小孩成了主要的劳动力。年幼的父亲也参与了抢收，但他只能和别人一起抬，抢收进度非常迟缓。四川的秋雨说来就来，花生、红薯发芽的发芽，腐烂的腐烂，让人痛心不已。父亲说，这一年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作物烂在了地里头。
（图：太姥爷廖自方。他们家族世代都是私塾先生，因土地较多，土地改革时定为富农。）
1958 年，父亲还亲历了放卫星的奇葩事。正当水稻灌浆的时候，三溪坝子上的农民们正在连夜忙碌着。现在既不是薅秧也不是施肥，更不是收割的时候，他们却忙得不可开交。原来，区里的领导放了一颗高产卫星，他们向上级报了亩产几千斤的新纪录，正在准备接受上级的检查。
事实上，当时的水稻亩产最高不过五百来斤。为了应付检查，当地干部只能发动群众把其他地块的水稻移到一处。于是，农民们便连夜赶工将几十亩地的稻子都拔起来，拉到宜宾县一中门口的稻田中。
几天后，上级领导来到这块稻田边，看到整块稻田密密匝匝，一点缝隙都没有，果然是“高产田”。一通过场后，领导们便回去汇报去了。但是，密不透风的稻子已经开始软烂，再也无法还田，结果颗粒无收。
然而，观音的卫星和其他地区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了！
这一年，在中国大地上：
——河南西平县和平农业社小麦亩产 7320 斤；
——河南商丘宋集谷子亩产 27133 斤；
——河南商丘王楼玉米亩产 35393 斤；
——河南大明大豆亩产 4517 斤；
——河南沈丘十三人民公社高粱亩产 22720 斤
——河南官庄芝麻亩产 2055 斤 ；
——湖北麻城建国一社早稻亩产 36956 斤；
——湖北应城长春社中稻亩产 43869 斤；
——广西环江县红旗公社中稻亩产 130434 斤 10 两 4 钱。
这一年，宜宾县专门成立了“高产指挥部”并对县境内的“三江五河”以及几县相连的长达 53 公里的公路沿线，提出了放卫星的高指标。水稻亩产要达 5000 公斤，其中 25% 的亩产要达 7500 公斤。红苕亩产要达 2.5 万公斤，其中 25% 的要达 5 万公斤。在公元 1958 年总结时，经统计并上报全县粮食总产是： 6.5 亿公斤。
然而， 1958 年宜宾县的粮食总产实际仅为 2.78 亿公斤，几乎多报了 3 倍！
（备注：根据《宜宾县志》的记载： 1959 粮食总产 2.12 亿公斤、 1960 粮食总产降到 1949 年以后的最低点即 1.26 亿公斤、 1961 粮食总产 1.3 亿公斤、 1962 粮食总产 1.64 亿公斤、 1963 粮食总产 1.86 亿公斤。到 1971 年粮食总产才接近 1957 年的水平即达到 2.66 亿公斤。宜宾县用了 12 年的光阴，才使宜宾的粮食总产达到 1957 年的水平。即使是到 1982 年全县粮食总产量创历史纪录的达到 3.85 亿公斤，仍与 1958 年年底上报数的 6.5 亿公斤，相差甚远。）
由于“浮夸”，上级领导下达了高得惊人的征购指标，形成了“三高”（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局面，大量粮食被调运到外省市。
1959 年，还有一堆“新鲜事”让年幼的父亲记忆尤深。第一个就是“深耕密植”，挖 80-100 厘米的深坑，将肥料埋下去，此为深耕。在稻田里直接撒种，秧苗济济一堂，是为密植。深耕破坏了表层的熟土，让肥料白白浪费；密植让作物挤成一堆，无法正常生长。父亲说，深耕密植的结果是粮食大幅减产，有的地块连种子都收不回来。
与此同时，宜宾各地又搞起了公社食堂，农户手中的所有粮食都被统一收到管理区，交给公社食堂。父亲还清楚地记得那一年，为了防止私人做饭，公社干部天天爬到山上，看到哪家冒烟就去哪家抄家。
公社食堂宣称吃饭不要钱，想吃多少吃多少。所以，一开始，大家放开肚子吃，浪费极其厉害。没过几个月，发现粮食不够了，就开始减量供应，四川人记忆中的“粮食关”开始了。
一连串的错误政策带来的是饿殍遍野的人间惨剧。宜宾县由 1957 年的 780028 人减少到 1961 年的 549495 人，除去 1958 年划作它县的 97694 人和 1959 年又划作它县 17809 共 115503 人外，从 1958 年至 1960 年三年间，全宜宾县人口净减少了 115030 人。
大饥荒中，学校也陷入了困境，有的老师饿死，有的老师身体虚弱无法上课。父亲说上学最后一年，他怎么也没有办法集中精神学习。“整天头晕目眩，走起路来就像踩着棉花似的。”六年级上了半个学期，学校宣布停课，父亲只好回家务农。
在父母亲的记忆中，“粮食关”最艰难的时候，饥饿难耐的老百姓开始吃山上的野菜、树叶。粑粑草、羊蒿、芭蕉树根都成了农民充饥的食粮。
母亲的外婆每天都到山上去收集黄荆籽（药材，苦涩，有强烈刺激性味道），带回家炒熟再和上野菜熬成糊糊，这才保住了母亲和她两个姨妈的命。
1961 年夏，我的祖父因为长期饥饿导致全身浮肿第二次住进了镇上的“水肿医院”。此时，稻子已经扬花，再有一个月就能吃上新米了。但是，“水肿医院”唯一的药——粮食已经难以为继。或许是为了节约粮食，负责伙食的几位年轻姑娘把粥里的糙米煮得很硬，我的祖父无法进食，最后死在了水肿医院里。
祖父离世的时候，父亲才十四岁。新米成熟以后，大饥荒终于结束了。但是，穷困使父亲永远失去了继续求学的机会，一家人仍然无法摆脱饥饿带来的恐惧。
（图：父亲和大舅文革时期合影）
三、父亲学艺
求学梦碎，父亲平静地接受了回乡的事实，但他不愿意做一个祖父那样朝不保夕的农民。他发现，即使在农村，也有人能活得更好。这些人，要么是公社干部“吃皇粮”，要么就是工匠“靠手艺吃饭”。父亲纳于言，性子直，不是当干部的料。于是，他决定学手艺。
但是，学手艺是需要拜师父，交学费的。家徒四壁的父亲哪里去筹学费呢？好在父亲心灵手巧，他每次旁观师父干活总能做到过目不忘。看完之后，他就回家自己动手，反复琢磨。俗话说，教会徒弟饿死师傅。这些工匠总会留一手，每到关键步骤就停下来，不让看了。父亲琢磨不透的时候，就拿着自己的半成品到处求教。他知道师傅们不肯多说，就把问题拆分成一个个小问题，一个师傅问一点，最后总能解决。
学艺的过程中也有愿意倾囊相授的师傅。父亲至今还记得一步村郑家的表伯父（其母是父亲的表姨）擅长编竹器，父亲每次向他求教，都得到悉心指导。父亲感叹说：“到底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表兄弟，跟别的师傅自然不同。”
上中学时，同村一位老伯告诉我：“我还记得你爸当年为了学编一个娃娃背篼（背小孩的竹器），四处求教，来来回回跑了十几里地。”就这样，父亲的手艺越来越精湛，成了村里最好的木匠（盖房子的大木匠）、篾匠、石匠和泥瓦匠。
父亲的命运也在自己的不懈努力中静悄悄地发生了改变。
四、美好姻缘
1966 年，父亲所在的白杨组和邻近的丹山、桂花合并为一个联队。在联队的统一指挥下，三个小组的人经常一起干活。在共同的劳动过程中，父亲认识了丹山的一个文静漂亮的女子。
这个女孩父母都在教书，与年迈的外公生活在一起。女孩的外公姓廖，名自方，是民国时候的私塾先生。他唯一的儿子早逝，七个女儿有六个都靠读书改变了命运。长女廖淑琼中学时代是革命青年，经常参加学生运动，却阴差阳错嫁了一位黄埔军校毕业参加过远征军的国民党军官。解放后，女婿因历史问题成为群众运动的斗争对象，生活非常艰难。老先生一家也常常被这些历史问题所牵累，身为黑五类的后代，外孙女为人处世格外谨慎小心从不敢与人争执。
虽然家庭成分不好，女孩良好的教养还是给父亲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干活的时候时常在女孩家附近，父亲话不多但活儿干得漂亮，也给老先生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当父亲托人上门提亲的时候，廖老先生欣然同意，在他眼里父亲敏于行而讷于言是值得托付的后生。于是，廖老先生做主同意了这门亲事。这个女孩也就成了我的母亲。
一年后，父亲和母亲结婚。文革期间，我的外公外婆在外教书，无法照顾年迈的太姥爷。我的父母就担负起了照顾这个家庭的责任，直至为老人养老送终。
太姥爷走后，家里空落落的，正好二姑妈生了一对双胞胎，接奶奶去帮忙照看，三姑妈婚后没离开家，父亲就直接住到了太姥爷家。在我的记忆里，我们家一百多年的石臼，近百年的雕花木床，民国时期的西洋挂钟都是太姥爷传下来的。
（图：母亲张玉华 17 岁留影）
五、让家人免于饥饿
漫长的集体公社时期，父亲和母亲非常努力的工作，父亲干一天记 10 个工分，母亲干一天也就 7 个工分，到年底结账 10 个工分仅仅能兑换一块钱。我的三姑父是城里人，但他在水电站当临时工的时候操作失误烧毁了电机被辞退了。从此，再没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来源。三姑妈拉扯着五个儿子，挣不到钱，父亲就把自己的工分匀给她，一年下来分到的粮食和钱财少得可怜。拖着两家十几口人，父亲只能靠外出务工挣钱养家。
当时，父亲外出一天大概能挣 2-3 块钱，交给社里 1 块钱抵 10 个工分，还能剩下一两块钱。我出生前，父亲去自贡帮川西南石油局建设天然气矿井，一天下来能拿到创纪录的 5 块钱，那时候外公当教师一个月的工资也就三四十块钱。那段时间，我二姐身子弱，三天两头跑医院，抓一副药就是两三块钱。母亲说，若没有父亲做工匠挣到的钱，二姐能否活到今天都是问题。
父亲不仅照顾自己的小家，还时时帮助我的姑妈。那时候，三姑妈的房是父亲盖的，表哥们上学的学费大多也是父亲给的。
公社解散以后，父亲大胆尝试多种经营。他开过育秧场、养鸡场；煮过樟脑，种桑养蚕，开辟果园……大多都因市场变幻莫测不得不结束。
八十年代国家推广省柴灶技术，父亲是第一批学员。学成后，父亲严格按照国家指导价格收费，做工精益求精，一度声名远播，百里之外都有人上门邀请。然而，他的同学却偷工减料、粗制滥造，收费高出父亲一至两倍，还美其名曰市场价格。父亲坚守自己的原则，却招致同学的批评。我记得一位姓白的叔叔奚落父亲：“你这是干一次活这辈子就不想有第二次了！”
事实证明，父亲的确不会挣钱，每天早出晚归不过 10 来块钱；白叔叔接了一个又一个楼盘很快就成了不干活的包工头。但父亲却依然固执地按自己的标准做事。他说：“我挣的每一分钱都清清白白，干干净净。”
1983 年，电视剧《霍元甲》热播，邻居家买了一台凤凰电视，虽然雪花点点，仍然夜夜爆满，难免招来主人家的怨言。父亲整了整钱袋，去镇上抱回来一台日本原装索尼电视，花了差不多 500 元。这个举动在当时也算得上是一件惊动全村的大事。
六、父亲的教育
父亲非常重视我们的教育。幼年时，我喜欢和表哥们玩。但是，父亲深知三姑妈溺爱孩子，教育无方，表哥们身上有不少缺点。于是，我常常躲在床底下、柴堆里试图躲避父亲，却总是像小鸡一样被父亲揪走。
三姑妈家五个表哥只有大表哥考上了大学。但是，他之所以能发愤图强与父亲颇有关系。
大表哥高中毕业落榜，回乡务农，饱尝生活之艰辛。在一次收稻谷的时候，会计叶某口袋里的五元钱不翼而飞。父亲断定是大表哥所为，当着几十位村民的面把他揪了出来。
被自己的亲舅舅当众羞辱，大表哥在村里已经颜面扫尽。受此刺激，他决定复读。童年时，我的记忆中，大表哥每天爬到阁楼上，抽掉楼梯，刻苦学习。功夫不负有心人，大表哥终于考上西南师范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大学教师。
然而，其他的表哥就不那么幸运了。四表哥多次偷盗父亲的钱财，最后因盗窃耕牛入狱两年半。其他表哥读书不多，生活都不太如意。 2010 年冬天，四表哥和五表哥一同去云南修路，钱没挣着却发生了意外。五表哥在清理作业现场时，不幸死于山体滑坡。
幼时父亲对我极其严厉，稍有犯错便有皮肉之苦，其中很多次是表哥们恶作剧而被冤打。但步入中学，父亲说：“你已到醒事的年纪，你的人生当由你自己做主，我从此不再打你。”
父亲说到做到，而我亦用心向学，此后再未让父亲担忧。
（图：父亲与母亲）
七、父子情
我上大学是一九九四年，是父亲送我到北京的。加上亲戚们的赠予，父亲一共带了一千一百块钱，交完我的入学费用之后还剩下几百块钱。父亲把它留下之后，就转身走了，身上只带了回程的车票钱。
当时回成都的火车是在北京站，他早早地赶到车站，却进错了候车室。这不是他的错，是他的票上印错了候车室。父亲老老实实等啊，等啊，等到最后，他才听到广播通知，开往成都的某某次列车马上就要发车了，还未上车的旅客请从第几候车室进站上车。他一听，糟了！等他跑进去的时候还差五分钟，车门也没关。但是，他的车厢很远，他一边跑，一边请求在就近的车门上车，结果被乘务员无情地拒绝了。
父亲没有办法，在车站熬了一夜。退票窗口以票已经检过，拒绝退票，直到值班站长来了，确认是车票印错才给退了票，并且按规定扣除了百分之二十的退票费。父亲买了第二天的车票，此时身上已经所剩无几。然后，他坐地铁到车公庄，拖着沉重的背包，一路步行走到我们位于花园村西口的学校。
看到父亲时，我真是手足无措，我没有想到会是这样。我让父亲在宿舍好好睡了一觉，晚上又一路把他送到了车站。
就在头天晚上我给父母亲写了一封信，我把我十九年来对父母的所有感情都写在了里面。我本来是要一早寄出去的，结果父亲突然出现在我的宿舍门口。把父亲送到车站的时候，我就说：“爸，这里有一封信，您带在路上。但是我希望您先别打开，等回到四川，过了秦岭之后您再看”。
父亲很听话，真是过了秦岭他才打开来看。因为他从来没有向我说过“爱”，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向他表达自己的“爱”。而我把这一切都写在了信里。
从秦岭开始，父亲反反复复读这封信，每看一遍就哭一遍，一路哭，一直哭到家。直到现在，父亲都不曾在我面前落泪。我也无法想象一个大男人哭一路是什么样子。
因退票扣除了百分之二十的费用，父亲身上的钱已经回不到宜宾。他到成都郊外找亲戚借钱才回到了家。
八、匠人的落寞
进入九十年代，大量轻工业产品进入乡村，匠人的生存空间被高度压缩。父亲也开始寻求新的出路。
我上大学以后，父亲告别了传统的工匠生活，选择去我曾经读书的中学做临时工。当时，一个有编制的工人能挣一两千元，父亲的工资却只有 300 多一点。父亲的手艺使得他胜任几乎所有的维修工作，但薪水仍然是那么低。我曾经就此事找过已经担任常务副校长的班主任，得到的答复是经过调查学校雇的几个临时工干活懒散，不可能涨工资。但我的老师并不知道，这些懒散的临时工都是有靠山的，他们把几乎所有的脏活、累活、技术活都推给了我父亲。
后来，学校剥离服务部门，成立物业公司，父亲的待遇才有所提高。 2008 年，女儿出生，我劝父亲来北京帮忙照看孩子，父亲却拒绝了。他退休后，物业公司一度无人堪用，于是公司提出返聘，父亲的工资涨到了 2000 多。父亲说：“我干完工作，还可回家照看庄稼。你姐姐身子弱，带孩子不容易，趁着我能干帮着她攒点上大学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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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父亲术后稍有恢复）
九、生离死别
2014 年初，父亲身体不适。但他不愿意找大医院求医，总是去小诊所买药。直到 6 月份累倒在果园里，送至医院一检查才发现已经是前列腺癌晚期。
得到消息，我赶回老家，把父亲接到北京治疗。刚做完手术时，父亲担心客死他乡，缠着让我送他回家。为了留住父亲，我决定再要一个孩子。儿子降生的时候，父亲喜极而泣，向亲友们一一通告。
父亲的身体好了半年，但终究没能创造奇迹。一年后，抱着最后一线希望返回四川求助一位知名老中医。结果这位名医也回天乏术，父亲从此一病不起。
今年春节，父亲连续三天无法进食，家人深恐不久于人世。我深知此时已无良药，唯一的药就是我和两个孩子。于是，我带着妻儿驱车上千公里回到家中。父亲喜出望外，竟然恢复了进食。那一次，父亲第一次和我谈论生死。他接受了我的观点：人有生死，唯记忆可长存。谈及家风，父亲非常肯定的说：“我们家传承的是廖家的家风，李家是个什么样子你也看到了！”
临走，父亲特别不舍。我安慰他：“想我们就上微信聊天，从今天开始，我带着可可（女儿）来做咱的家史。”父亲点了点头。
此后这段时日，父亲天天等候可可放学，准备回答孙女的问题。其时，父亲已经病入膏肓，盐酸吗啡的镇痛时间已不足 20 分钟。但是，在聊家史的时候，父亲完全忘却了疼痛。
弥留之际，父亲已不能言语。姐姐陪在身边，告诉父亲，我们已经飞到成都，再有几个小时就到家了。父亲闻言，浊泪两行，旋即辞世。让人费解的是，父亲走时，中堂的电子挂钟也停止了转动。它似乎在提醒我们，这就是父亲离别的时刻。
父亲的葬礼简单而朴素，全村老少都来为他送行。老伙计们争着为他扶棂，怎么也聊不完的是父亲替他们帮工的旧事。
我曾向父亲许诺，要寻回失落的家族记忆，书写每一个亲人的历史。今天，我开始兑现这份诺言。愿父亲在天堂安好！
转自《我们的家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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