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铎：童年之六岁看文革
童年之六岁看文革
－－作者：李铎
我也要革命
文革开始那年，我六岁。
六岁是感受人生最多烦恼的年龄。
文革开始了，并没人事先告诉我一声，甚至事后也没人告诉我。我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参加了这场大革命。
不过我在夏天一到，还没过六岁生日的时候，就已经察觉到有什么不对头。妈妈晚上开会比以前时间长了，哥哥们好象也减少了欺侮我的次数。只比我大两岁的的姐姐，也开始嘀嘀咕咕地和她同年级的同学讨论争论什么了。姥姥也不象以前那样，坐在小院子里，一边用扇子打着节拍，一边哼着戏乘凉，而是躲在家里生怕人看见似的。
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切都在变！
（图注：文革中的“红卫兵小将”；编辑配图，图片来自网络)
突然有一天，街上响起最令人振奋的锣鼓声，接着是一阵阵的口号：“打倒……”具体打倒什么我记不清，我便飞也似的冲出门。顺着口号声，我来到弓背街小学，那里的“大人们”(作者注：小学生)在斗争更大的人，过去爱逗我玩并且总是把我气哭的那个老右派，戴着尖顶的不高帽，被学生撞来撞去，很是好玩。看你以后还学我说话不学了？我在想。
可是好玩几天以后，就不好玩了，火烧到我们家了。这一天，妈妈从学校回来，天已傍晚，也没开灯，和我姥姥在小声说话，只听姥姥说：“我明天就走，我明天就走。”接着两个人都掉了眼泪。
第二天姥姥还没来得及逃，正在整理东西，院门就被打得通天响，不知谁开的门，红卫兵闯进一屋，大部分还都是妈妈的学生。他们对妈妈很客气，先念一段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样雅致，温良恭俭让”云云，然后就将姥姥带到院子里，扣上一顶刚糊好不久的、很漂亮的高帽，带走了。打着鼓，喊着口号。
这次我听清，他们“打倒”那两个字的后面就是姥姥的名字，我可没对别人讲过姥姥的名字，我看妈妈，她也没有责怪我的意思，一声不响，扯着我的手跟在学生队伍的后面。
这次不是去弓背街小学，而是到了另外一所学校，有个土台子，在上面开斗争会。由于我个子太小，妈妈又不肯抱我，我就想跑到前面去看热闹，可是妈妈用劲扯着我的手，好不容易，经过一番挣扎，我才挣脱，跑到台前一看，有好几个人，带着高帽，其中就有姥姥。几个红卫兵高声念了这些人的罪状后，人群就开始骚动，准备游街。
我急忙跑回，和妈妈一起走在游行队伍的后面，在游行的过程中，不断有人被抓进来，虽然不给高帽 －－ 做也来不及的 －－ 但也被红卫兵押着，作批斗对象。为此，我紧张了好长一段时间，去参加斗争会不敢再往前面挤，当哪位红卫兵对我看一眼，我便吓得扭头就跑，生怕给抓去游街，那样还怎么做人呢？
姥姥被批斗的当天，气得回到家里就哭，要扯碎那个高帽，可是妈妈不让，说是红卫兵给的东西必须留着。当晚，姐姐就和姥姥在一起哭。瞧她那阶级感情！在游行的路上，有朋友告诉我，我姥姥是反革命，我就已和姥姥划清了界线。
为了进一步表现我的无产阶级感情，我拿出全家福照片，那是我还不满一周岁时的全家福。姥姥坐在最中间，搂着姐姐，我坐在妈妈的怀里。由于底片已没了，所以这张照片是家里珍藏的。我拿一把锥子，将照片中的姥姥的双眼给扎瞎了。
此举招来全家人的共愤，虽然没人敢公开指责我 －－ 我这是革命行动 －－ 但是，他们有好几天都不理我。妈妈好像理解我，还带我去学校玩。
但我没有为此举忏悔，因为我确实太不喜欢这个姥姥，她重女轻男，对我姐好得不得了，对我象仇人一样。
我才两三岁的时候，她上街买回一些核桃，就在屋里敲敲打打，和姐姐一起吃核桃仁，她们吃核桃仁很讲究，要把那层核桃仁上的黄皮剥掉，剥的时候，黄皮上还粘带着一点核桃仁，扔了姥姥又觉得可惜，所以就放到我的小椅子上，搬出椅子，让我坐在地上，吃小椅子上的她们不舍得扔的黄皮，真苦！大概黄色的东西都苦，黄连、黄芹、黄杞就是例证。
其他的事还多着呢！买了糖果，让姐姐一个人吃，姐姐从姥姥那里跑出来的时候，嘴里总是鼓鼓的。还有，就是我偶尔打了别人，那人的妈妈来告状，碰巧我妈妈不在家，我多高兴！可是这姥姥等我妈妈回来，不但向妈妈讲了人家告状的事，还添枝加叶，最后还有她的意见，就是不揍不行。本来可以免去的一顿揍，妈妈也不好意思免了。
这个我不喜欢的人如果与我不相干倒也罢了，可是她竟让我们全家背上黑锅，而且我有好几天都不敢和朋友们一起玩。这次的革命真是帮我出了气！
还有街头住的一位很胖的老头，爱养鸟，我们小朋友没事就想看他的鸟，当然也想喂鸟一点东西吃。可是这胖老头偏偏不让，还用水泼我们，真坏。这次的大革命也给他戴了高帽，原来也是个反革命，是退休了的反革命，其实我早就看出了，不过我没说而已。
关于那些大字报与组织派
（文革中的造反派坐汽车参加武斗；图片来源于网络）
六岁，文革开始，感觉那是最好的革命运动。
虽然还和以前一样，吃不饱；还和以前一样，过节的时候，妈妈只给五分钱让我自己决定买想吃的东西。但是，我在文革时代可以自己挣钱了。
过去，我大哥为了能有点钱研究无线电，又不想用妈妈那一点工资，毕竟这工资是我们一家五口，有时是六口（加上姥姥话）的生活费。所以，便自力更生，自己去挣钱。自力更生的主要方式则是捡杏核。
在夏天，杏大上市的时节，他很早就背一个小包出门，晚上才回来。回来后，要用铁锤将杏核砸开，妈妈不让大哥砸，说是跑一天太累了，就自己砸。砸开后，取出仁，再煮，然后晒干，由大哥去卖。挣来的钱就可以用来购买什么二极管、三极管。
但杏的节气很短，很快就捡不到杏核了，大哥便改行捉土鳖。这主要是夏夜的工作，晚上大哥便点上煤油灯去捉土鳖，捉回来后，用盐水煮，然后也晒干卖钱。我虽然也会看见杏核捡起来留给大哥，虽然夏天的晚上我也随大哥去捉土鳖，有时我还能捉到蛐蛐。但是，我是为玩，大哥是为挣钱。
文化大革命则给我们开了新的财路。当时大字报铺天盖地，真的是铺天盖地，一点都不夸张。二七广场的上空，有直升机，飞得很低，可以看见门里面坐的人，他们便往地上撒传单，也就是大字报的另一种形式的东西。他们推下一包后，像大雪花似得漫天遍野。但是，掉在地上其实也没多少人去捡。只是我们一定会捡，我们捡不是为了读上面的文章，而是为了卖钱。
过去捡杏核、捉土鳖姐姐是不参与的，女生就爱嫌这脏那脏的。我只是跟着玩，卖的钱也与我毫无关系。这次改行捡字纸，大哥二哥姐姐和我，我们是四个全都参加，每人带一个布袋。大哥比较喜欢自己单独行动，出门出得早，回也回得晚。二哥与他的几个朋友一起，不肯带我，我也不愿跟他们去，他们走得像飞，我赶不上。他稍晚一点出门，然后，别人可能都捡了半包了，姐姐才带我一起出去。约好了她的几个同学，边走，边玩，边捡。由于我的个子矮，从地上捡东西比大人还方便，所以，我的战绩往往还都不错，有时在没人看得见的时候，我就从墙上往下扯，墙上的大字报是不准撕的，据说是毛主席说的。所以只能一层一层往上糊，像柳宗元笔下的蝜蝂一样，越来越厚，都快要塌下了，经我这么一扯，它就趁机往下掉厚厚的一大片。当然还没来得及往袋里装，就有人听到响声过来了，我吓得撒腿就跑，被捉到可不得了。
我们挣的一点钱，可以买桂皮吃，那是最便宜的零食，一分钱可以买一大块，大块掰成小块，就有好多，每一块还特别耐嚼；可以买一卷“炸药”，即比发令纸还小的一种炮，一卷有一百个，一分钱一卷，可以玩很长时间，可以放到砖块上用另一块砖砸，发出一声响来；还可以捏在手里，用大拇指甲顶着，在墙上用力一擦，不但发了声，而且还可以看到火光，只是有时炸药的质量不好，放的过多，擦过后，指甲便给狠狠地烧一下。剩下的钱，其实就没多少了，用来赞助大哥研究无线电。我捐了一次，五分钱。
捡字纸的时间也不很长，因为人们觉得用笔不行，写的东西今天贴上明天就又有人覆盖上新的，再一个也没人读，虽然那些反革命们被押来读骂他们自己的大字报，毕竟威力有限。
所以，红卫兵们改用辩论的方式，辩着辩着，就唾沫出来了，随着自己的声音，有力的射向对方，对方用手在脸上擦一把，本想也用同样的方式还击，可是，偏巧那时凑不出唾沫来，便将拳头伸将过去。伴随着自己的口号出拳，亦然是非常有力的。
接下来我不说大家也都知道了，改用石块、子弹。那些早就贴上的大字报开始被有本事的人，于深夜开着汽车揭去卖大钱。昨天看着还好好的一壁，今天早上什么都不剩了，干干凈凈的。自然，我们这些靠捡字纸挣零花钱的也就断了财源。
这时的我，只好连一般的纸片甚至烟盒也捡，再后来，发现有了职业捡字纸的，他们年纪都很大，却很善于发明创造。他们捡字纸，用一根棍，顶端用三根磨尖的铁丝绑着，不需弯腰，而且也不用布袋，背着一个篓，看见哪儿有纸，快步上去，用棍一戳，纸就上来，然后将棍向背后的篓里一送，就开始找下一张。我看着很是羡慕，那时就明白了，科学技术真是生产力。同时，也恨自己怎么就没有早一点想到这种高科技的方法。从此以后，不论干什么，我都要先想想有没有更省力气的办法。
（文革中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图片来源于网络）
不捡字纸了，就要专心搞革命。
当时郑州的红卫兵分成很多派别，有二七公社，有公安公社，还有一派叫河造总。我搞不清他们是干什么的，但好象当时斗争最激烈的还是二七公社与公安公社。前者是造反派，后者是老保派。
大哥上了郑州三中，但我从未见他戴过袖章。有一次他从学校回来，跟妈妈争论，说是要参加二七公社。可是妈妈说，据她看，参加二七公社的坏学生太多，不要去。当然老保派不会让我们参加，因为没资格。
既然如此，他也就不去参加这派那派的，专心于他的无线电研究。妈妈也是什么组织都没参加，和妈妈一样没有参加派别的人也很多，这就形成了一个很庞大的没派的派。有人还特意为此取了名，说是“逍遥派”，即整日里逍遥自在，什么派都不参加的。
可是，这样的人逐渐多了起来，那些派别组织也就渐渐明白，人多力量才会大。就好比，古代战争宣称人数是最重要的，号称二十万大军，虽然只有三五万人。人太少了毕竟不行，所以也不再看出身和成份，只要愿意都接受，甚至会来主动邀请。如若请不来，则将路一拦，遇到过往行人便逼他加入自己的派，否则，请绕道。再后来，他们才开悟，世界的未来是少年儿童的，这样他们的组织才有可能千秋万代，永不变色。于是，就开始招募低年级的小学生了。
有一天，二哥从外面回来时激动得很，胳膊上戴着一个红袖章，印着“少年铁军”的字样。难道他在组织了？我和姐姐嫉妒得要哭。二哥从此在家里就更霸道，因为他在组织，他戴着袖章，自然可以指挥我们。
没过多久，姐姐和她的同学们一块儿出去了一整天，回来时亦兴高采烈，胳膊上也多了一个红袖章，也同样印着“少年铁军”。这可怎么办法，家里一个领导两个兵，还好一点，现在成了两个领导一个兵，我太委曲了。
从文革一开始我就积极投入，还大义灭亲，将照片上的姥姥的眼刺个洞，可是到了该分享革命果实的时候，就没我的份了。我谁都不理，也不听他们的指挥，独自生闷气。姐姐看我太难过，大概也因为她原来和我一样受二哥的气，而后来她扬眉吐气了，她视此为一种背叛行为，很内疚，总是将她的那份菜分给我一点，可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最后，她还是约了她的几个同学，带我去郑州大学，少年铁军的总部就在那里。
少年铁军总部里乱糟糟的，好像要出什么事，就像电影里敌人要逃时的景象，一个大哥哥，别人称他为司令的人，从抽屉里抽出一个袖章丢给我，说：“快走快走，要武斗了。”尽管没有那种神圣的宣誓仪式，但我毕竟也在组织了，我高兴得手舞足蹈。可是好景不长，快回到家，姐姐的一个同学问我：“你的袖章是不是没盖公章？”我一看就是没有，再看别人的都有，因为她们说，袖章本来没公章，发的时候要盖，这么一盖你算在组织的，否则谁不会用红布做一个呀？是呀，这叫什么参加组织呀？我当时眼泪就下来了，这群姐姐们看我可怜，又带我回去，可是那里的门已经锁了。
后来读《草原风火》，读到“权柄”一章，怎么也弄不明白这个词，爸爸说“权柄”是“公章”，我一下就明白了。
我又伤心了好多天，不好意思将自己的袖章戴出去，二哥知道后（还不是姐姐泄的密），干脆直接叫我“冒牌军”，虽然我还不大明白“冒牌军”是什么，但那总不会是个好词，唉！伤心呀。
有一天，我到弓背街小学去玩，妈妈的一个学生也是一个组织的头目，在文革开始前，他经常去我家，我那时正养蚕，他见没了桑叶，就去帮我采，对我很好，算是好朋友了。这天他看我不高兴就问原因，当他明白后大笑着说：“什么铁军？早完蛋了。被我们消灭的，你去将袖章拿来，我给你盖个少年钢军的章。”
不一会儿我就正式照会二哥，向他通报我的组织情况，并让他看了“少年钢军”的大印。二哥早就没劲了，因为他已经知道“少年铁军”也算老保派，他已不戴那袖章了，而“少年钢军”才是真正的造反派。尤其是他弄不明白，怎么会用“铁军”的袖章盖“钢军”的大印，这个悖论太难了。“冒牌军”终于摘帽了。
这2号院内，我们家除个我们几个小孩外都没参加组织，姚叔整天在外面跑，虽然参加了组织，但不知是什么派，陈家整天饭都没吃的，所以，也没什么派。闹派性闹得最厉害的是张凤家，张凤的爸爸是二七公社，张凤的妈妈则是河造总，她两口子整天不是文斗就是武斗，甚至闹到要离婚的份上。我们和张婶的关系比较好，她经常给我们东西吃，所以都成了张婶的助阵者，也不管自己是哪一派的，只要张叔一回来，我就在门口高喊：“二七公社大杂烩，牛鬼蛇神排成队！”
记得有一天张叔在外面乘凉，让我帮他挤痱子，我狠命一挤，挤出血来了，他疼得噢噢乱叫。我则心想，谁让他是二七公社的呢。
转自腾讯网《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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