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锡东：地富子女说待遇

1989-06-04 作者: 李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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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富子女说待遇

－－作者：李锡东

清溪镇富民村 5 组 72 岁的李云鑫说：

1950 年汉源解放时，我 10 岁，家庭成份是“破产地主”，我本人成份是“学生”。我很早就自食其力，与父亲一道去荥经背 50 斤盐巴到九襄。寒冬腊月，泥巴山上白雪皑皑，轿夫背夫的眉毛、口水冻成凌胡子。第一次当背夫，被称为小老幺，受到不给号钱的待遇。但大自然对谁都是公平的，大雪封山，到了蛮坡子，背夫们踏在齐小腿的积雪里向山顶行进，由于鞋底进水，小脚被雪冒（冻坏）了，失去知觉，脚板变成外八字，冻得直哭。随行的大人只好将背的盐巴匀少。在前不沾村，后不着店，没有医疗条件情况下，无奈只能忍痛继续翻山。回到家中，为了避免留下残疾，既不能烤火，也不能用热水烫脚。父亲用双手反复为我搓脚，活络筋血，搓着搓着我进入梦乡，父亲乘我不注意时，一下就把我错位的双脚扳回原位。由于受冻时间长，脚板复位虽然没有留下残疾，但从此以后我的长跑成绩却永远不达标。

1952 年我在清溪小学读书， 1953 年以优秀成绩考入汉中校。我品学兼优，又擅长琴棋书画，深得教师同学赞赏。 1957 年在汉中校五班刚刚毕业，就遇到 1958 年的全民大战钢铁，学校停办。 1959 年，恢复高考，按照规定，考生必须到学校所在地报考，我因家中经济拮据，只好辍学。 1960 年 6 月，汉中校推荐 3 名学生报考四川省美术学院，因为家庭成份不好，政治审查没过关而无缘深造。 7 月，雅安专区首次在汉源设立考场，方便汉源、石棉考生就近报考。我满怀信心去报名，不料临近考试前夕，家中老母亲病重，我赶紧跑回清溪探望。谁知下半夜下起了大雨。第二天早上 5 时，我冒着大雨往学校赶，到了枷担弯，山洪暴发，将公路桥冲毁。没法，只好绕道唐家湾。一路小跑，大汗淋漓跑到学校，可是已经迟到七分钟，执勤工作人员不准进考室。乞求、下话了八背篼也无济于事，十二年辛苦付之东流，当场气倒在地。

升学无望，闲在家中无事，几名落第“秀才”，便经常到我家来耍，大伙聚在一堂，吹拉弹唱，自娱自乐。被民兵连长发现，视为在开办“地下俱乐部”，影响周围环境。一天民兵连长登门，勒令停止非法活动，气愤之下，我将二胡当场砸烂。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四类分子及其子女，政治上受歧视，生活上受冷待。我家原住在县衙门内，紧靠乡政府。公社治保委除了实行“红包黑”措施，由五个治保积极分子监视行动。规定不准我们居住原处，被逼到庙子里去住。不久，九襄要建新仓库，盯上大庙的建筑材料。一天，突然庙前来了许多人，要我家立即搬离，无奈之下，只好栖身于生产队羊圈。大人吃苦不怕，可娃娃就遭孽惨了。家中两个小娃娃，到了上学年龄而不能入学，也不能与贫下中农娃娃一同耍，只好待在家中，羊圈里光线暗，我便把土墙挖了一个小洞，放上油灯，教孩子们学习。

我是一名学生，有别于地富分子，虽然没有受到批斗，但要求与父母划清阶级界线。形势逼人，造就不少子女六亲不认，主动检举揭发父母亲属的所谓罪行。我也违心地给母亲列举了十条“罪状”，送到“群专大军”手里交差。才疏学浅的红人理解不到，还夸我立场坚定，积极上进。内行者仔细斟酌，方知我用语巧妙，含沙射影、意味深长。

农业社实行集体劳动，按人头粮、工分粮和肥料粮进行分配。我家子女多，挣不到多少工分，再加上家境困难，没有喂牲畜，更分不到肥料粮。

因为父母是四类分子，经常被押去搞义务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监督。做相同活路，别人记十分，他们只能挣八分，所以我家工分粮也少。

生产队主要靠农业收入和副业收入，副业收入低，直接影响劳动日值，关系社员收益。清溪城内没有副业收入，也没有多种经营收入，为了增加社员收入，鼓励社员出去找副业，交给生产队评工记分。我辍学九年，就在外闯荡了九年，先是在工地上背砂子，计件挣工钱。我在盐边背砂子，一背能背 400 斤，被称为“李大劲”。一度当起了小工头。进山伐木，民工都是强劳力，常常吃不饱。我想方设法通过关系，在粮食局搞到 2100 斤议价（高价）粮，让民工们吃饱喝足，完成伐木任务，顺利地挣到钱。

我在外面挣钱，自然会引起人嫉妒，于是有假积极借阶级斗争邀功请赏。宜东一位“可怜人”写了一份报告寄到清溪区上，说我在外搞投机倒把，领导高度重视，认为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必须严查。

事隔不久，一封领导的信带到工地，勒令我迅速回家，接受监督检查。区上派干部到石棉找到我，一路随同到清溪，家也不准回，立即押到区上，扣押了我的行李，将我禁闭在一间小屋里，天天写检查。同时由公社和区上组成调查小组到米易等地调查取证。结果令其失望，无功而返。经过上排下查，时间一晃过去了 21 天，才被放出来。当我得知调查结果后，追问我的行李物品，竟不知去向。我向上级反映“领导捕风捉影，私扣物品”问题。经过核实，责成区上退赔，得到 120 元钱。有了这 120 元钱，我才将房子修了起来，结束了羊圈生活。

1979 年 1 月 29 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汉源县委成立了落实政策办公室，公安局、公社进行政策宣传，认真复查平反。截止 1979 年底，全县地、富、反、坏分子 2283 人，已摘帽 1918 人，占四类分子的 83.67 人 % 。我母亲终于揭掉了压在一家人头上 29 年之久的地主帽子。作为地富子女的我也被安排到村民校任教师。 1981 年转入中心校工作。直到 2002 年退休。

另一名地主子女薛克荣说：

我父亲是地主，土改时被没收了土地、房屋，只留下极小一间住房供全家栖身。后来“清理阶级队伍”，将全家驱赶到富春公社柞叶坡去接受贫下中农监督改造。一家老少离开汉源街，从坝下来到高山，一住就是几年，几弟兄吃尽了苦头，直到“文革”开始才下山，回到九襄街。现在，我已经 80 岁，疾病缠身，三儿子也有智力障碍，生产队为我家申请低保待遇，勉强可以苟延残喘。

记录者叹：在那个年代，一些地富子女为了与家庭划清阶级界线，追求上进，不敢跟着父亲姓。丈夫被戴上政治“帽子”，妻子怕受牵连，抛夫弃子离婚。

在汉源，比较有名的地主如：羊仁安、崔恒安、罗兴五、罗香圃、朱天星、刘济南、曹向高、范琢成、陈笃生、曹伯恭、王懋功、梁茂清、卫基斋、卫治国等，虽然他们不像刘文彩那样闻名海内外，而只是在汉源出名，仍然难逃灭顶之灾。而李云鑫的家庭，还是破了产的“破产地主”、“穷地主”；薛克文家也只是个山区小地主，也被“一视同仁”。更为可怜的是李云鑫、薛克文本人并不是“份子”，而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其待遇却如此令人感叹唏嘘。

如今，很多“地主份子”已经作古，不少子女有的年逾花甲，有的年逾古稀，有的已步入耄耋之年。不知我这小文是否能起到见微知著的作用。

【汉源土改小资料】

1950 年 6 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政务院发布《农民协会组织通则》，规定农民协会是土地改革制度的执行机构。

1951 年 6 月 1 日，汉源县正式开展第一期土地改革工作，经过半年时间，全县 147961 人，占全县农户的 85.1% ，参加了土地改革运动。共没收地主田 14336 亩，地 36357 亩，征收富农多余田 4896 亩，地 34432 亩。有 18942 户、 81503 个农民分到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通过划分阶级成份，全县共划出地主 1300 户， 7429 人；半地主富农 92 户， 639 人；富农 681 户、 4912 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