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零：说话要说大实话
说话要说大实话
－－作者：李零
李零
同学们好！
今天，我想和大家沟通一下，讲一下我写杂文的一点体会。题目想不好。过去，大跃进时代，有一首歌，歌词是 “ 戴花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唱歌要唱跃进歌，听话要听党的话 ” 。插队时，我把歌词改了一下，叫 “ 吃饭要吃过油肉，种地要种沙盖楼，唱歌要唱爬山调，娶媳妇要娶一篓油 ” 。过油肉是县城的饭馆才有，沙盖楼是最肥的土壤，爬山调是当地的民歌，一篓油是胖嘟嘟的闺女。这都是老乡教我们的说法。我想模仿这首歌，给今天的谈话定个题目，叫《说话要说大实话》。
最近，同心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一本小书，不是学术著作，只是一本杂文，题目叫《花间一壶酒》。这个题目，没什么深意，我是想不出好题目，才用第一篇文章的题目当书名，不一定和喝酒有关。书名旁有十个字：越活越糊涂，越喝越明白。那是李太白，不是我。现在我肠胃不好，酒已经不喝。它的封面，有人说好，有人说俗，我看还行。我请美编用八大山人的小画作装饰，好坏应该由我负责。这幅画，小时候我临过，非常喜欢，搁在封面上，有种联想。大家看到的，不是花间一壶酒，而是酒中一枝花。我把它想像成一个酒瓶，瓶子里面，插着几朵花。
顺便说一句，中国喝酒的风气实在不好，应该作《酒诰》。爱喝就自己喝，多少自己掌握，别轮番敬酒，成心起哄灌别人，被灌的也别装好汉，不想喝就坚决不喝。喝酒喝到呕吐抽筋，命丧黄泉，图什么？愚昧。
写杂文，我是练手，写着玩。八年前，牛刀小试，写过一本《放虎归山》。 “ 放虎归山 ” 的意思本来是，怎么把坏蛋给放走了。我的意思是，逃出专业，走向业余。
大家不认识我。我应该做一点自我介绍。
我喜欢写杂文，但不是专门写杂文。写杂文是我的业余爱好。
我这本书，是 “ 草木一生 ” 的个人体会。
大家看我的简历，我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原来是学考古和古文字的，工作单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七年，农经所两年。 1985 年，我调到北大，除了研究古文字，就是教古书。但我没读过古文献专业。我的本职工作，第一是教书，第二是写书。这么多年，我写过不少学术著作，简历中有十本书，只是一部分。有人夸我，说我学问大，所以文章好。其实我写杂文，只是自娱自乐，与民同乐，业余消遣，最大愿望，就是别拿我当学者。我学的那点专业，只不过是我的知识背景之一，绝非全部，用得上，只是一星半点，基本上和这本书没什么关系。直接有关，还是读野书。以前， “ 文革 ” 时期，插队时期，我是读野书。干了学术以后，不能读野书，这是最大痛苦。
我想回到读野书。
读野书，难免要说外行话。外行怎么了？在专业面前，哲学家是外行，文学家也是。专家好像是内行，但讲大问题，反而更外行。我的说法是，离开家门一步，就找不着北。专家倒会庖丁解牛，解完的牛，像肉铺里挂的，谁也不爱看。
写杂文，我的最大体会是，说话一定要说大实话。大实话的意思是真诚的话，掏心窝子的话，哪怕是错话，哪怕是得罪人的话。一个人敢说真心话，别人会说胆子大。其实我很胆小，特别是怕得罪人。我有好多话都不敢讲，但好不容易讲一回，还是要讲真话。
大实话，只是真心实意的话，不一定就是正确的话，谁听了都高兴的话。
杂文和学术文章不一样。学术的目标是求真，求真只是事实判断，和真诚、勇气没什么关系。杂文有赏心悦目，逗人好玩的一路，也不是缺了它就不行。但要谈大问题，真诚和勇气却不可少。
承读者不弃，大家说，我的书好玩，文笔生动。这主要是说 “ 酒色财气见人性 ” 。还有就是《书不是白菜》、《学校不是养鸡场》。他们喜欢的主要是这几篇。我很感谢读者，感谢媒体的评论，感谢他们给了我很多鼓励。但我自己，敝帚自珍，更看重的还是头几篇。我这本书，有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叫 “ 大梦初醒 ” ，是总结人生，讲历史和生活中的大矛盾；第二部分叫 “ 生怕客谈榆塞事 ” ，是讲战争， “ 怕 ” 是我的真心话；第三部分叫 “ 且教儿诵花间集 ” ，是讲学校，态度是无可奈何；第四部分叫 “ 酒色财气见人性 ” ，是挖掘人性，讲我的 “ 畜生人类学 ” ，有人说，你不懂生物学，但没有具体意见，什么地方讲错了，请批评指正。第五部分叫 “ 和古人谈心 ” ，是讲我佩服的三位大学者。我是把最要紧的东西搁在前面，其他放在后面。如果让我自己评价，我会说，前边的东西，对我更重要。我希望大家轻松，大家高兴，但我的书不是娱乐作品。
为了和大家沟通，我想讲一点我的想法，说一说，我自己读自己的书，是什么感觉。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
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但旧社会只呆过一年，我是红旗下的蛋。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大事小事，差不多的事，我都看到了，前后有对比。
1950 年，妹妹出生，爸爸带我到医院看妈妈，拿的是苹果，妈妈不吃，反而给我削着吃，我还记得。当时我才两岁。
三反五反，打老虎，小孩都说，后院关着个大老虎，我去看，却是我们的大师傅。
抗美援朝，保卫和平，我是在火车上签名。爷爷死了，我们回山西。
还有，有一天，幼儿园的阿姨突然号啕大哭，而且是一起哭，我们很奇怪，因为阿姨多厉害，她们怎么也会哭。原来是斯大林死了。
反右，葛佩琦，全国著名大右派，就住我家楼下。学生贴大字报，不讲理，非要贴到他家里。我还记得，他双手挡门大声喊，你们杀头吧。一边说，还一边用手在脖子上比划。
大跃进，我也没落下。我在书里说了，大炼钢铁，我们帮工人叔叔砸废铁，发现一颗子弹，受到表扬。种高产小麦，我们也种了，狂撒种子的结果，是连种子都没收回来。诗画满墙，我还画过飞马。
那时我是小学生。
还有，不用说， “ 文革 ” 的经历，更是永世难忘。
上一代人的经历，我也听父辈讲过。
这些都是我的写作资源，比书本更重要。
作为过来人，我想说点什么呢？就是我们是不是应该跳出时装化的历史观。时装，以前长，现在短；以前红，现在白。什么都吃后悔药，什么都倒霉看反面，就是这种历史观。过去，中国人民大学的老校长，郭影秋先生写过一首诗，好像是讲薛涛井， “ 城南有古井，往来吊者多。庸人多自扰，古井本无波 ” 。 80 年代以来，我越读历史，越觉得古今一体；越经常出国，越觉得中外同理。我的印象是，天下的很多对立，其实都是一回事。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我们只有看问题的全过程，发现它上面还有个大道理，才能明白这个对立本身是什么意思。这是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不同的地方。比如，光明和黑暗，对立不对立？对立。月亮是光明，影子是黑暗。但没有月亮，哪来的影子？这就是我在第一篇文章里，借李白的诗打比方，想要说明的一点道理。
我是研究三古的：考古、古文字、古文献，但我是全盘西化论者。全盘西化，就是老老实实承认，西化是既成的事实，普遍的事实，它才是大道理，才是硬道理，好的坏的，都以此为前提。 “ 土 ” 再挣扎，也是包在 “ 洋 ” 里。影子是中国的影子，但光从西方来。
再比如，我说过，近百年的中国革命史，一直受两股力拉扯，生拉硬扯，好像拔河的绳子。绳子的一端是 “ 强国梦 ” ，另一端是 “ 人民大爷 ” 。这两条，谁敢怀疑？一个国家，不强就挨打，受欺负谁都不干。但强国的样板是谁？正是欺负人的国家。强国梦是抢国梦，不抢不强，不抢别人就得抢自己。反正中国是大国，自己抢自己，也够抢一把。但中国强了，真的就能拔地飞升，彻底摆脱强国制定的游戏规则吗？强国变了，真的已经放弃他们五百年的行事原则了吗？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还有人民，人民谁敢怀疑？人民是 “ 母亲 ” ，人民是 “ 英雄 ” ，没有人民，也就没有政治，特别是民主政治。但 “ 文革 ” 史，大家讲不清，最主要就是 “ 人民 ” 讲不清。我的痛切感受是：人民，人民，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群众也有洪水猛兽的一面，既能载舟，也能覆舟，倾侧反覆，很可怕。如果我们把人民摘出去，把自己摘出去，那可是冤无头，债无主。比如知识分子，就多半是知识分子整死的。洪水，一滴一滴的水，都很可爱，但从政治的闸门放出去，非常可怕。我也是人民的一分子呀。写历史，远近的感觉，就是不一样。身临其境，真是 “ 洪洞县里无好人 ” 。但事后写回忆，当时的坏蛋也委屈，都说身不由己，过去的评价，其实都是屎盆子。他们也是人，看上去，挺老实，但 “ 大家都是好东西 ” ，原来的事情，怎么解释？
在这本书里，我要谈的问题，首先是大问题。凡是大问题，多有敏感性，比如战争，比如恐怖主义，很容易变成吵架的话题。我猜，肯定有不少人，未必赞同我的想法。正因为如此，我说话才十分小心，尽量多摆事实，少讲看法，请读者自己判断。这种讲话方式，我是从 “ 文革 ” 学来的。 “ 文革 ” 时，一言不慎，就会打成 “ 反革命 ” ，说话就像对暗号，先得试探对方，说有人怎么怎么说，有事如何如何发生，千万别说自己怎么看，说着说着，才知道如何掌握火候，要当反革命，咱们一块儿当。这是说话的策略。现在，我还这么谈话，好处是避免抬杠，凑着别人的话谈话，别人愿意跟你说。当然，这样讲话，也有坏处，就是让人以为你没主意，他可以替你拿主意。比如，我讲汉奸，只说 “ 时势造汉奸 ” ，不都是气节问题。我是平铺直叙，大家就吵开了，好像行为艺术。有人说，汉奸也是人，值得同情；有人说，我是替汉奸翻案，添油加醋，说我鼓励大家当汉奸。其实，话都是他们想出来的，我没说。还有，我反对在大学用英语授课，有人说，错，外语还是应该学。可是，我并没说外语不应该学呀。现在也是这样。我知道，大家要骂，肯定是骂我讲恐怖主义的文章。不骂是对我客气。有人说，我给恐怖主义下的定义，不太正确，这也是误会。我根本没给恐怖主义下定义，也不想给它下定义。刚刚出版的《现汉》第五版加了这个词条，其实还是抄《不列颠百科全书》。我只把别人的说法归纳了一下，叫 “ 恐怖主义一锅粥 ” 。我是把这锅粥，原封不动端给大家，让大家自己去琢磨。但遗憾的是，有些读者，自己就是一锅粥。这样的事，联合国还在吵，它都没下定义，我着什么急。就算有了定义，我也不见得同意。联合国是各国政治家的讲坛，我又不是政治家。我是一介百姓，决不代表政府，既不代表外国政府，也不代表中国政府。我想代表，人家也不让我代表呀。我只代表我自己。
我写《读〈剑桥战争史〉》，刚好在伊拉克战争之前；写《中国历史上的恐怖主义》，刚好在别斯兰事件之前。两篇文章，很及时。
我在美国，有人拉我入教，出于客气，我会说，我对研究宗教有兴趣；表示拒绝，则婉言，我什么宗教都不信。这是错误。我的朋友告诉我，没有宗教，正是他们希望，你要真想拒绝，最好说，你已加入他们最讨厌的宗教。
传教，不怕没信仰，就怕信异教。我的经验，政治观点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意识形态不同，谈话最困难。只要谈这种事，好朋友也翻脸，不如不谈。过去说，秀才碰见兵，有理讲不清。其实，秀才碰见秀才，也不见得讲得清。他们比别人心明眼亮，找茬抬茬，结果是真理越辩越不明。我们都知道，信仰最容易引起争论，但信仰是不可以讨论的。雅俗，比这类问题小一点，但雅人见不得俗人，也是情理中事。
我的书，有我的政治立场，两面不讨好，我有精神准备。粗鄙之语，也时有流露，对有雅癖的读者来说，肯定不宜。我决不期望读者会皆大欢喜。皆大欢喜，不正常。
还有，我说大道理管小道理，硬道理管软道理，也是同样的意思。人家觉得矛盾，我觉得不矛盾。
大能容小，小不能容大，一斤瓶子装不下二斤醋，这就是大道理管小道理。
我们喝水，水是盛在杯子里，没有杯子，水就洒了，这就是硬道理管软道理。
水要搁在杯子里，才能喝，这点很重要。但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喝的是水，不是杯子。
过去，我们经常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这是阶级斗争时代的斗争哲学，当时有当时的道理。我们这个时代，敌我界限已经大乱，但斗争哲学，影响却很深。
在这本书里，我说过一段话， “ 斗争，两军对垒，双方必有同构性和对称性，而且是越打越有。从超越中立到超越对立，只有一步之遥 ” ，可以代表我的态度。还有一段话， “ 立场是由反对决定，刺激是由厌倦产生 ” ，这也是我在 80 年代的深刻体会。在这本书里，我想说的一个道理是，敌人吃饭不吃屎，你怎么反对？你总不能光吃屎，不吃饭吧？
我们这儿，很多人，满口民主政治，却连民主政治的起码道理都不懂。民主政治的基本含义，就是让左派、右派坐一块儿。
我的书，都是书生之见。
我不是唯美主义，也不是唯新主义。美是美国的美，新是新旧的新。 “ 西方科技好，中国道德高 ” ，这种国粹论，我也不相信。
放弃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是我这本书的一个特点，它会赶走一部分读者。
讲话方式是问题，上面说过了，有人不习惯。
我的文章，有些太长，我也不满意。学者的毛病，枝蔓、啰嗦，包括括号体，也没有彻底克服
还有一个毛病更要命，是我不讲答案。读者读你的书，不光听你讲道理，还要请你给答案。这很合理。在这方面，读者也肯定会失望。因为我的文章，经常都是虎头蛇尾，问题倒是提得挺大，正的反的，什么都说到了，最后结论是什么？没有。我得老老实实说，确实没有。
为什么没有？道理很简单，凡是人类历史的大问题，差不多都无解。有解还得了？就像很多绝症，无药可医，谁拿出办法，谁得诺贝尔奖。无药可医，你给人家开药方，那不是蒙人吗？
如果我得了绝症，我当然会看病，拖一天是一天，看不好就坐以待毙。病笃乱投医，请神降仙，对很多需要精神安慰的人，也许不失为一种心理治疗，但我用不着。
在我的这本小书里，我不是没有立场。
第一，我是个反战分子，伊拉克战争，我是坚决反对，不是像美国民主党的拥护者那样反对，而是从根本上反对。我真正希望的，是一个没有武器的世界。
第二，我是个反腐败分子，对于贪官搭台、奸商唱戏，以及所有类似的发展模式，我是坚决反对。学校也不例外。
第三，没头苍蝇的发展政策，带来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带来历史遗产的严重破坏，带来广大民众的深受其害，我也坚决反对。
所有这些反对，彼此毫无矛盾。我不是用这个道理反对那个道理，就像用左手打自己的右脸，又用右手打自己的左脸，自己抽自己的嘴巴子。
我读历史，一直认为，古今中外，是一个道理。
这是我的大实话
一句话：书写出来了，就不再属于自己，请大家批评。
本文选自《放虎归山》（增订版），李零／著，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转自《在书一方》
转自《民间历史》网（ www.mjlsh.usc.cuhk.edu.hk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