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靖炎：我的1979年欧洲之行
我的1979年欧洲之行
----作者： 李靖炎
改革开放前，我们闭关锁国几十，对国外的具体状况非常缺乏了解。1979年中国科学院组织了细胞生物学考察小组，赴英国、瑞典进行进行考察。回程中我们又在莫斯科待了几天。蒙大使馆的同志们的热情帮助，使我们对当时的苏联也有了几分具体的了解。
当时出去了一批考察小组，实际上是党在改革开放后所做的第一批决策中的一个小小的部分。我们这个小组大约最后出去的几个中的一个。
我们这个中国科学院细胞生物学考察小组, 以姚錱先生为首，参加者有陈瑞明、王亚辉和我一共四人, 是作为英国皇家学会和瑞典皇家科学院的客人赴英、瑞 两国考察。我们四个人在极左时代全都先后饱受折磨，特别是在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这种‘革命’究竟是革谁的命，大家早都清楚了。转眼三十五年年过去了,我们国家在改革开放后的党的领导下, 真正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大变化。许许多多巨大的变化是当年做梦也想象不到的, 例如如今不仅普通老百姓能够出国旅游,而且人数越来越多。1979年还一个也没有，到2013年竟然达到了将近 9800万人，成了外国的重要商机。而在当年,不要说一个中普通干部十年工资的全部总和也未必能让他一个人到欧洲一游, 仅只是出国的政治审查这一关，就没有几个人 能通得过!改革开放前的当局心里也清楚，实在是把老百姓的生活搞得太糟糕了，因此生怕老百姓出去就不再回来了! 可以说, 我们这 一辈人, 也只有能熬到改革开放以后的， 才能算是不虚此生! 如今姚錱院士 和陈、王两位先生都已先后去世, 抚今追昔,实在是感慨万千。
如今去过英国或瑞典进修或留学的人, 到英国、瑞典旅游过的人都已不计其数。他们对这两国社会的见闻自然会比我们短短三周的科学考察丰富得不能相比。但是时代不同, 看问题的角度不同, 身份也不一样，感触也会差得很远。所以我觉得今天还是值得把当年在瑞典和英国的社会见闻和感触写出来。
当年的有些事情恐怕是今天的年轻人难以想象的。
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的具体的穷困情况, 如今的年青一代已经很难体会了。
我们那次考察是从北京出发, 经巴黎到英国, 在英国考察两个星期, 之后才到瑞典。最后经苏联回国。在莫斯科住了三天,也了解了不少东西。 这次考察在学术方面的收获早已写出了正式的考察报告。这里只谈当时对英国、瑞典社会的一些见闻和感触, 主要是谈瑞典。
1979年时我们国家穷到出国的学者和官员都要向临时借用行装，国家为此在各个系统设置了专门的机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并不为此感到羞愧，甚至也许还感到得意，因为这似乎表明，国家正在集中一切力量来进行国家的建设，老百姓应该山呼万岁才对。这些已经谈过了。
1月的北京，当晚就要登机，下午我们出去再买一堆东西，突然发现商店里的售货员忽然都革掉了平素的那种爱理不理的傲慢的架子(直到变为国营商店，北京的商店素来是以特别地客气、服务周到闻名全国的)，说话彬彬有礼，热情周到，让我们大为诧异。后来才想到，原来是我们的换上了新作的西装，弄得人家误以为我们是什么外宾了、由此就可以知道，直到1879年底，穿西装在北京还是多么地稀罕。别的城市就更不用说了。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即使家里有西装，只要不想跟自己过不去，谁也不会去惹这种麻烦的。
当晚半夜登机。 飞机是英国的三叉戟喷气式大型客机。这种飞机的重要设计人之一是一位中国的高级工程师。他早就回国了，然而我们国家竟然不知道。直到向英国人买飞机，才从人家那里得知有这么一位大专家。在改革开放前的那种大老粗至上主义的时代，他当然发挥不了什么作用。
当时中国民航上几乎没有外国旅客，而中国旅客也极少。客舱里空空如也。所以我们就躺下来睡觉。往西飞了十个小时，中间在巴基斯坦的卡拉奇还另一个地方停过许久。但是由于时差八个小时，虽然在飞机上已经吃了几顿，到达巴黎时，竟然天还不亮。
在巴黎戴高乐机场我们渡过了好几个小时。由于没有到法国的签证，我们不能离开机场，否则的话，我们大可以到巴黎去观光一下。这是一个很大的机场，也使我们很有感慨：主要是看到大量的日本旅客到欧洲旅行，而日本人在二战后，曾经有几年是饿死两人的!另外东南亚的华侨到欧洲旅行的也不少。 然而当时，从大陆来的，除了我们四个而外，只有跟我们同机到达的几位官员。没有一个人是自费的。按当时国内干部的工资，即使是在省内旅游，也不是大多数人都能做得到到的!建国后，大家艰苦奋斗几十年，连省级干部其实都是过着清贫的生活。由于接连不断地‘瞎折腾’，与国外的差距显然是越来越大，哪里说得上什么赶超!
在巴黎乘上了‘空中客车’宽体客机到达伦敦。飞机在降落前，在伦敦上空转了一圈，使我大为惊讶。我从小唸的各种文章和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小说里告诉我的，都说伦敦是一个污秽的工业大都市。清末诗人黄遵宪就说伦敦是“苍天已死黄天立”。万没想到从空中看下去，伦敦竟然是一个绿树成荫的大花园，各种建筑物出没在树丛和草地之间。后来在伦敦街道上的所见，也令我感到惊讶。伦敦向来被称为雾都，但是我们去的时候，根本不是那样。后来知道，原先多少年又黑又臭的泰晤士河早已治理好，已经有鱼了。
特别让我惊讶的是，显然许多已经上百年的高楼大厦，看起来却像是崭新的。不仅是是维修工作好，而且客气很少有灰尘，因为在伦敦，根本看不到黄土地不是水泥地面就是草地。在伦敦根本没有冒烟的咽痛。自从五十年代初伦敦毒雾事件害死了人以后，所有会冒烟的工厂都不准留在伦敦，严格进行了环境治理。长期进行下来，果然大见成效。
70年代初的汉口，虽有许多高楼，却都破败老旧不堪，大概还都是从前外国人所修建的。与生气盎然的伦敦相比，恰成极其鲜明的对照! 这些不能不令人怀疑：搞了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而又跟苏联闹翻了脸的改革开放前的那个共产党，到底有没有领导人民建设国家的能力?我在1965年参加农村 ‘四清’时，四清工作团的团长，昆明市委副书记，就指出，直到那时为止，农村里农民就没有盖过房子，农民们住的还都是土改前地主富农盖的那一些，因此越来越破，越来越少，越来越挤。他希望通过四清，能用集体的力量，为农民盖一批房子。这当然是个良好的愿望。但是那时的农村集体哪有这种力量?各个生产队全都穷得要命!
伦敦印象
哺乳动物胚胎学研究的成就，良种的扩散
牛津与剑桥，牛津的晚宴。应幼梅想一起去，未成，原因——对等对待
生活社会化的程度是衡量社会实际的先进程度的根本性指标。爱丁堡比伦敦差了一截。在伦敦的旅馆里吃早点，奶油、果酱对等完全是市场上现成的东西，然而在爱丁堡却需要各家旅馆自己去制造。当时的中国在这方面实际上极其落后，一切的一切都要由本单位自己解决，基本上还是封建大庄园的一切自给自足经济模式。改革开放党的领导也就是这种思想。他们当时极力想把人民公社建设成可以独立。
爱丁堡大学遗传系的系主任是姚錱先生从前的同学，请我们晚上去他家作客。他是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他家是郊外的一栋小别墅，平房。隔壁不远是一位出租汽车司机的家，也是一栋小别墅。他抱怨说，他每天工作到深更半夜，而那位出租汽车司机家里又唱又跳，然而双方收入却差不多!英国当时，最高最低工资差别不过三倍。这是英国工人不断斗争的成果。然而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是世界学术界最高的荣誉，走到世界的任何地方，都会受到高度的尊重，跟那位汽车司机相比，那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完全不能相比。那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想来即使将来到了资本主义后的新社会，物质待遇上，人们之间不会有多大差别，但是社会地位上依然会有巨大的差异，并且将是鼓励人们上进，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的最主要的力量】。
在晚上他们两夫妇送我们回城里的路上，他们两人谈起，从二战结束到当时，物价已经涨了七八倍。我不怀好意地问他们，他们的工资涨了多少。我心想他们的工作肯定加不了那么多。改革开放前，物价虽然没有涨得那么厉害，人们的工资却长期没有增加过。不料他们两个算了一下，在此期间，他们的工资长了十倍，而普通工人的则长了二十倍!这下子，我再也没有什么话好说的了，只好说他们不会像工人们那样会罢工。
参观格拉斯哥一家研究所的见闻。80人，一个半行政人员——一个秘书和半个工人(他还要帮助做实验)。有些研究人员家住80公里外。个人生活所里完全不管。整个研究所是个扁平的大楼只有两层。研究工作完全在楼上，楼上是非常巨大的一间，中央隔出几间放置特殊的公用设备，如电子显微镜。所有的研究组完全都分布在靠窗子的周边，用活动的隔板临时分隔。所长每天上午沿着周边走一圈检查工作，直接掌握每个研究小组的工作进展情况，遇到的问题。这样的工作效率是当时国内完全不可想象的。所长看到重要资料，让秘书复印了分发给有关的人(当时个人还没有计算机)。当时国内还没有复印机。所以这些都让人羡慕得要命。 当时，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党的领导也生怕研究人员体力劳动少了，会‘变修’，每天强制大家去种包谷。结果我们所里种的包谷比附近农民种的强的多了。科技知识份子拿着国家的工资不务正业，去种粮食。农民当时根本没有什么劳动积极性，而当时党的领导却骗要科技知识份子向农民学习，‘改造自己’!事情就是这么荒唐。列宁非常强调劳动生产率，认为是决定着革命所建立的新社会的生死存亡。不幸的是。苏联在这方面始终没有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至于我们国家，在改革开放前，对此则根本不提，从来也没有把劳动生产率当作一回事!
飞抵瑞典
瑞典在面积上在欧洲是个大国，但是人口只有八百万。我们离开北京时，瑞典大使馆的人曾来送行，并且送给我们一系列有关瑞典的资料。飞机从海上飞入瑞典国境后，从飞机上往下看，令人惊异地看到，瑞典竟然是这样广阔茂密的大森林!村落只是偶尔才在大森林中出现。著名的瑞典火柴大王曾经把安全火柴销售到全世界，包括中国。
我们在瑞典的科学考察是在世界知名的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系统(相当于我们的中国医学科学院加北京医科大学)和乌普萨拉大学(他们刚在1977年庆祝了建校五百周年, 是在明朝万历五年建校的。但比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 还是晚了许多年。1979年时剑桥已建校六百多年,是在明朝初年建校的。牛津 则已建校八百多年，是在宋朝建校的)。此外我们还参观访问了著名的 PHARMASIA公司, 他们在当时为世界分子生物学和生物化学的研究提供 了一大批新型的试剂与设备, 从而为世界的科技革命作出了贡献。
我对瑞典社会的认识, 除了自己的亲身观察外, 有关的信息主要是来自四个人, 他们正好代表了四个不同的方面和角度。一位是PHARMASIA公司的科研部经理, 是位英国人。一位是我们驻瑞典大使馆的文化参赞, 是位姓曾的老干部。他曾经带着西哈努克亲王的两个在中国长大, 会说中国普通话的小儿子，到井岗山去玩。但这两个人回到柬甫寨后, 竟然都被波尔布特杀掉了! 还有一位是大使馆介绍我们去进餐的‘中国饭店’的工人, 姓杨, 是上海人, 是五十年代经合法手续来到国外的。因为每天都去‘中国饭店’进餐, 所以跟姓杨的侍者谈得特别多。这家饭店的老板是个大高个子的洋人, 却会说一口极其流利而地道的成都四川 话,颇令人惊诧。原来他父亲是传教士,他就是在成都长大的。但我们跟 他谈得不多。值得一提的是, 那位姓杨的侍者当年才回过上海,而我们四 个人当时又都在上海工作, 所以他的话特别多。也许他以为我们有什么官 方的身份, 所以他一再强调国家一定要大大地改善人民的生活才行。显然在他 看来,当时上海人的生活实在是太不像样了。其实当时上海的生活, 就整 体而言, 比起国内其他的城市, 还是好得多了。
他们这三个人对瑞典完全是满口的赞扬。第四个人则是乌普萨啦一家小 饭馆的主人,大概还算不上资本家。他则是抱怨连天,但也并非没有道理。
据那位英国经理告诉我,在二十世纪之初瑞典还是欧洲最贫困的国家之一, 然而在z1979年, 它早已是全世界人民生活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关键 在于从1920到当时的五十九年中间, 瑞典社会民主党就执政了五十年。它大搞福利政策, 得到了劳动人民的高度拥护。即使在它没有执政的很少几 年中, 任何别的执政党也不敢改掉这些政策。资产阶级对于伴随着高福利而来的高税收政策,当然不会高兴。但是隔壁就是强邻苏联, 因此只要工人不闹事,他们就谢天谢地了。何况只要科学技术大发展, 高税收丝毫不妨碍大、中资产者赚大钱。其实高税收正好可以迫使资产阶级把目光投向 发展科学技术, 从剥削科技知识份子的劳动成果上来大获其利。在瑞典要作到这一点, 丝毫也不困难。瑞典是普及了高等教育的。只要高中毕业, 任何人都可以上大学, 而且国家会给予相当丰厚的助学金。
他们当时告诉我,瑞典的普通人是不存钱的。要存也只存一两个月, 那 是为出国旅游作准备。平时他们连这点钱都不存, 因为一个人从生到死一 切可能的需要,都已被社会包下来了。不仅医疗保健和孩子的教育完全为国家包了下来, 而且一个人根本不用为他是否会失业，受伤，甚或成为残 废，而担任何的心。除了国家，还有许多社会团体都会帮助他。瑞典人民的生活是很富裕的。他们当时告诉我，瑞典一个中等工人,也就是80%的工人的月薪，男工是四千克郎，女工三千克郎，而当时四千克郎正好可以 买一辆全新的小轿车!
我最近有幸读到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历史唯物主义大师、俄罗斯 社会民主工党的缔造者、列宁的老师普列汉諾诺夫在1918年去世前不久所留下的‘政治遗嘱’。我不能不为这位大师的强大的预见能力所震惊。他不赞成十月革命，认为是个错误。但是在十月革命以后，他不再进行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活动，因为他认为如果革命政权失败，必将会使欧洲的工人运动遭到反动势力的大镇压，因而倒退数十年;反之，革命政权若能坚持下去，虽然他所热爱的俄罗斯人民必将为此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但是欧洲的工人运动却会因此而得到很大的好处，因为资产阶级将不得不作出很大的让步。瑞典后来几十年的历史正好证明了这位历史唯物主义大师的预见(当然不只是瑞典，实际上是整个西欧)。当时只要苏联工人得到什么福利，瑞典立刻就会跟上。当苏联决定给产妇三个月带薪的产假时，瑞典立刻也给。 苏联将此延长为半年时，瑞典也立刻改为半年。后来苏联改为八个月，瑞 典也跟着改为八个月。最后苏联改为一年，瑞典也改为一年(至今美国妇 女产后两个星期就去上班了)。妙的是瑞典规定半年为产妇所有，而另外 半年丈夫也可以分享。这是为了让夫妇两个可以在孩子五岁以前，带着小孩 出国旅游!这充分体现了对人的关怀。带薪的产假当然只有参加工作的女 职工才能享受。那么家庭妇女产后又怎么办呢? 据那位姓杨的侍者说 (他 的妻子就是家庭妇女)，她们在产后可以得到国家给予的为时一年的营养补贴。当时算下来，每个月有一千多克郎，比我们当时一位二极教授的月薪 还多!当时我们全国也没有多少二极教授。在我们看到欧洲人民今天所享受的巨大福利时，是不应该忘记苏联人民过去许多年所付出的极其沉重甚至惨痛的代价的。这种代价既是由于国际反动势力的外部压力，也是由于自身落后的官僚专制体制所造成的。
我们也听到了一个对瑞典充满了抱怨的声音。那是在乌普萨拉。这是一个因乌菩萨拉大学而发展起来的大学成，就像英国的牛津和剑桥那 样。我们在街上看到一家小饭店，招牌上赫然竟是四个中文大字‘北京饭 店’。这顿时使我们产生了他乡遇故知之感。进去一看，原来老板是位温州人。他看见来了同胞中国人，显得非常高兴，特别是在得知我们来自中 国大陆以后。由于闭关锁国几十年，当时来自大陆的中国人在那里简直成 了‘珍稀动物’。这位老板除了极其热情地招待我们，亲自下厨为我们做做菜之外，也向我们大大地发了几通牢骚。原来他是在大陆刚解放时，不 知为了什么缘故，只身逃到香港去的。什么钱也没有，只能靠挑扁担为生。 后来到海船上当了水手。存了点钱后在挪威开小饭馆，入了挪威国籍。后来又来到瑞典。由于北欧三国间的协定，一个国家的公民到另一个国家去，无需办签证手续，只要到地方的公安部门登记一下，就可以享受这个国家的公民所享受的一切福利待遇。所以他虽然是挪威国籍，在瑞典却可 以享受瑞典公民的一切福利。由于所处地位不同，他对瑞典的感受跟那位 姓杨的侍者全然相反，跟另外两位也大相径庭。他的感受,一言以蔽之就 是‘在瑞典做生意可真难啊!’他的抱怨主要是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税收,另一个是雇工。原来他的饭 馆的净收入的百分之六十都被瑞典政府作为税收收去了。这对于像 Pharmacia公司那样的大企业自然算不了什么，再高一些也无所谓，因为税后的利润依然极大。但是对于像他这样一个不大的小饭店来说，却实在是够呛，特别是联系到他的雇工问题一起来考虑时。他告诉我们，他的饭馆主要的生意是在每天上午和下午喝‘午茶’(tea time)的时候。在 瑞典，喝午茶的时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有法律保证。到这个时候，所有的职工都会停下工作来休息一会。许多人会在这个时候到他的饭馆来喝咖 啡，吃点东西。因此到这个时候，店里的生意最好，工作也最忙。其他的时候生意都很清淡。但是最妙的是，或者说颇为荒唐的是，到这个时候，他 们店里的几个工人也都‘喝午茶’去了! 大饭店里的大老板肯定另有什么办法。但是在他这家小饭馆里，却只好是老婆、儿子、女儿全家总动 员。上午、下午，天天如此。在瑞典，老板实际上是没有解雇工人的权利的。因为除非工人真正有严重的问题，否则老板在解雇工人时，必须付给他相当于他的两年半的工资的失业费用!一个小企业的老板怎么付得起? 一个店要关门时，也是如此。因此在一个老板要把他的店卖给另一位老板来 开办时，通常的先决条件就是，后者必须把店里的工人全部部接收下 来。他的店里的工人 就是这样来的。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哪个老板也不敢 轻易地雇用工人。失业率较高，也就很自然了。
对于普通工人来说，瑞典可以称得上就是人间天堂了。从生到死，一切的一切,全都由国家和社会包了下来，而且过的是非常富裕的生活。瑞典人民的自由程度，也是当时的苏联和其他斯大林主义国家的人民 远远无法相比的。但是我想，瑞典若没有高度发达的高科技产业和强大的 科技知识份子队伍，工人们若都像乌菩萨拉那家小饭店里的工人那样工作 和生活，瑞典这个社会肯定是根本维持不下去的。那样的工人恐怕多少已经有了些半寄生的性质了，即半寄生在整个瑞典社会的身上。但是, 只要有高度发达的高科技产业，也就什么都好说了。即使有些半寄生性 的成分，社会也承担得起。发达的高科技产业才是瑞典社会的根本性的物 质基础。但是无论如何，过分的福利毕竟对瑞典是一种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消极因素。它不仅直接妨碍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妨碍普通工人去接受高等 教育从而转变成为科技知识份子，从而为社会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当时闻名世界的 PHARMASIA公司是乌普萨拉大学的两位化学系的教授利用自己的科研成果而开创起来的。他们当了大老板以后，毫无疑问是货真价实的资产阶级知识份子，既是资产阶级,又是科技知识份子。然 而他们却也是为瑞典国家，为分子生物学和生物化学的发展，从而为世界 的科技革命，为全人类，作出了贡献的人。我国的那些极左份子没有能力理解工人阶级的科技知识份子阶层，在当今世界巨额财富的创造上，在现代 生产力的发展上，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上，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他们当然就更无法实事求是地看待真正的资产阶级科技知识份子所起的作用了。 荒唐的是，他们竟然能把工人阶级的科技知识份子阶层，即把工人阶级中 最有文化的最先进部分，硬说成是劳动人民的剥削者!在我国改革开放前, 他们不仅把我国科技知识份子队伍的生活搞得贫困不堪 (在当时全世界 的科技知识份子中间毫无疑问是倒数第一),而且好意思称他们是什么‘资产阶级’知识份子。这真让人不知说什么才好了!我们当时在英国、瑞典进出机场走的都是贵宾通道，是被当作贵宾对待的，然而当时我们全身的全 部‘行头’,从西装、大衣、领带、裤带、皮鞋，直到手提箱等等，全部都是 从科学院临时借来的(西装是临时为我们做的，后来按半价卖给了我 们)!我们当时就是穷到了这种地步的‘资产阶级’!这种事若是让我们的那 些外国同行们知道了，天知道他们会对中国的‘社会主义’作何感 想!
当然，改革开放前倒也不只是知识份子穷，整个国家都穷得要命，虽则当时每年都拿出巨款去支援早就大成问题 的‘世界革命’。1979年时，连我们的外交人员都穷得很。我们在瑞典的最后一天，大使馆开车送我们去郊外的一家超级市场参观。这是我们生平 第一次进超级市场，所以处处都觉得稀罕。那里的东西卖得比城里的商店便宜得多。我问陪我们去的大使馆的同志说:‘你们吃的东西都是从这里买 的吧?’答案却大出我的意料。他苦笑着说:“那还得了!那样我们不到月底，就没吃的了!”原来他们吃的蔬菜等都是开车到很远的地方的农户家里 以最低的价格买来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物价年年小涨,而我们的驻外人员的伙食标准却是固定的，总是每隔几年就得向上打报告，要求调整。在还没调整时，日子往往就挺狼狈。当时他们的生活，我看跟坐牢也差不多。当时的外事纪律极严，不准收看当地的电视，平时不准外出。国内带来的 电影片子,由于文化极度凋零，总共只有《地道战》、《地雷战》等极少的几部，早都看厌了。因此平时就只好打打乒乓球。这跟我们想象中的外交人员的生活实在差得太远了!
当时我国有极少的几个人得到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的资助，在那里进修。 当时国家规定，他们必须把他们得到的资助全部交给大使馆，再由大使馆按国家规定的出国进修人员的标准发给他们生活费。其间有很大的差距。按照人家的资助，是可以过得不错的。但是按照我们国家的标准，生活就挺狼狈了。这种情况按纪律是绝对不能让人家知道的。但是事情终于还是让人家知道了。于是医学院院长找到大使馆来‘说情’，说:进修非常辛 苦，一定得让他们过得好一点才行。由于那位院长对我们一向非常友好, 所以大使馆也就向他说了实话：国家太穷，出国进修人员现在的生活标准已经远远地超过了国内同类人员的水平。他们在国内的工资还照发，以维持他们的家属的生活。这已经引起了各单位其他人的不满。他们的往返旅 费也全是国家出的。这些也全是实情。但这种办法毕竟太丢脸了，影响也 太坏。所以几年后，国家经济稍稍宽裕了一点，就赶快取消了。
下面谈一点瑞典人民的精神文明。那位老文化参赞曾举过这样一个极普 通的例子：一个瑞典五岁的小孩在街上边走路边吃糖果，手里拿着包糖纸, 硬是一直走到路边有果皮箱的地方才丢进去。这在一个文明的国家实在算不得什么，大人也就是这样教育孩子的。但是在当时的中国，却简直不可思议!关于瑞典普通人民的文明，我们自己也有过一件亲身的感受。在瑞典 的最后一天大使馆的同志开车送我们去看斯德哥尔摩远郊的王宫花园。在 一个十字路口汽车突然停了下来，而且是四路全停。一看，原来是有一位 盲人过马路。在一个文明的社会，这本来是很自然的。但是在经历了‘横 扫一切’的文革的我们，对此却颇感惊讶。过去搞极左的人常说：我们虽然在物质文明上赶不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是我们却有高得无比的精神 文明! 到人家那里一看,就知道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当时国内挤公共汽车的情景,在有的城市里,竟完全可以跟美国的橄榄球赛中的惊险场面相比 较。我自己就有过亲身经历：在车门口被挤得仰面摔到车下,别人又摔倒压在我身上!幸而没有受伤。在公共汽车长时间误点，而挤不上又后果严重的情况下，再文明的人也只好去拼命地挤了，何况许多人本来就不大文 明。精神文明是需要有必要的物质条件作基础的!这本来是历史唯物主义 的基本常识。北欧人守纪律的精神也令我叹服。1991我到丹麦的一个小城参加 原生动物学会议。出了火车站有一条公路横在大家面前。我朝左看，再朝右看，公路上根本没有车，但是没有一个人跨过公路，硬是等到指示灯亮 了，大家才走过去。周围并没有任何人在监督。这就是人家的精神文明。
在到瑞典以前我们先在英国考察了两个星期。在那里我们已经感 到，至少在欧洲，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早已不是资产阶级可以为所欲为的地方了。由于当时已经许多年没有人有机会出国了,所以我们每个人的研 究所都拿出了一些外汇，要我们为所里购买一些多年买不到的试剂和零星 物品(那时候科研物资供应上的困难, 是如今的年青科研人难以想象的)。但是由于日程安排得非常紧,每天上午、下午都安排得满满的。每天晚上虽然有空，但是下午六点以后，伦敦的一般店铺全都关了门，橱窗却彻夜大开着，灯光如昼。我们眼看着要买的东西摆在那里，却只能干瞪眼! 明 摆着，如果有哪一家商店晚关门一两个小时，生意一定不错。但店主就是 做不到，原来是被店员工会管住了! 类似的情况可以举出许多。我们这 才 知道，如今至少在英国、瑞典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早已经不再是过去 的那种资产阶级可以为所欲为的世界了!工人阶级的阶级实力其实处处可见。
在这次考察中，一个突出的感觉是，我们的研究机构的行政工作效率，跟人家的相比实在是差得太远。英国哥垃斯哥的一家著名的研究所里，总共约八 十多人，然而行政后勤人员却总共只有两个半人:一个是所长，他是业务工作的领导，其实应该不算;一个是秘书;还有一个是工友，而他有一半时间要去帮助做实验，所以只能算半个。这在当时的中国，是根本不可思议的。在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国家的各种单位里，多年来都是人浮于事。这是个通病。从首都到地方，大概没有任何一个单位是例外。 当时我们的各个研究单位里，党政后勤人员往往有业务人员的两倍。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是两个方面。一是我们当时的各种单位都 首先是‘吃饭单位’，然后才说得上是工作单位。上面经常向各单位里硬塞进一些根本不需要的人进来。这方面的笑话多的是，这里就不提了。二是 当时我们国家的社会化程度非常低下，无论什么事情，都得靠各单位自己解决。不仅职工的伙食、住宿、交通、通讯、医疗等等都得各单位自己 解决，连职工子女的教育和就业等等,本单位也非管不可。有时连治安也得自己管起来。‘单位办社会’乃是改革开放前的常规。生活社会化的 程度，是衡量一个社会的实际先进程度的一个相当灵敏的指标。举例说，我们就发现当时苏格兰的爱丁堡，在这方面就明显地赶不上伦敦。而在这方面，我们当时就落后得没法说了! 由于科技知识份子被扣上了‘资产阶 级’的帽子，地位低下，再加上改革开放前决不允许各单位以业务工作为中心，结果一个研究单位里，党政后勤人员的人数越多，业务工作就越困难，科技知识份子的生活也就越坏。这也是当时普遍的的顽症。
过去国内有一句非常流行的挖苦说外国好话的人的话: ‘美国的月亮都比中国的圆!’。其实,如果用月亮来比拟人民的生活的话，英国、瑞典 的月亮岂止比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月亮圆得太多太多，我们那时的月亮实在是让极左势力给搞得太不像个月亮了!
莫斯科之行
离开瑞典，乘飞机经莫斯科返国。飞机飞抵莫斯科时天色已晚。首先遇到非常严密的入境检查。其严密是很有特色的，稽查人员竟然把旅客带的书也进行检查看是否夹带有外币。我们跑队看到这种情况，简直不知如何是好。我们固然并未带有任何违禁物品，但是由于我们参观访问了许多科研单位，每到一个地方，都得到了大量的科学资料。对于闭关自守里几十年的国家来说，这些资料每一份都是宝贵的(如今这些资料很容易从网上得到，所以如今的人已经很难体会当年的情况)，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皮箱里全都塞得满满地，是费了很大的劲儿方才勉强装好的。严密的检查倒没有关系，可是检查完了以后，可怎么样才能重新收拾好，重新装得进去?当时国内仍然在继续‘返修’，处处跟苏联过不去，说苏联是社会帝国主义，是中国的头号敌人。如果人家‘礼尚往来’地对付我们，那简直就糟透了!
正在我们感到一筹莫展的时候，我们大使馆来接我们的人到了。他跟边防检查站的人说了些什么，然后就领着我们直接走出去了，根本没有受到任何检查!
这大出我们的意料之外。原来国内虽然在报刊上继续‘坚决反修’，我们的大使馆却跟苏联当局保持着非常友好的关系。几十年已经过去了，如今回过头去看，当时大使馆的人实际上的政治态度，跟官方报刊表面上的宣传，完全是两回事。从北京来的一个小伙子开车送我和陈瑞明去外币商店买东西。路上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大家已经讨论过了，大家一致公认，苏联根本不是什么修正主义!”这样的话如果在当时的国内说出来，那还得了!一位干部带领我们去看莫斯科红场旁边的的大百货公司，相处得比较熟。回到大使馆，他先拿到刚从国内运来的报纸。他看了标题，离着老远，就对我喊着说：“你来看，咱们的报纸上登的都是些什么玩意儿!”我走过去一看，原来一条新闻的标题是‘莫斯科买不着牙膏’!我们刚从大百货公司出来，这种报道纯属胡说八道!后来回国后发现这条消息倒不是我们的记者瞎编的，而是转载了外国的报道。但是在党报上轻率地转载这种消息，也还是表明了报社实际的政治态度。
为了等飞机我们在莫斯科有三整天的时间。今天回过头去看，大使馆的同志们无论是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客观上是对我们进行了‘反反修’的教育。自从在国内大搞极左的民粹主义，与苏联撕破了脸以后，国内就长期地从极左的角度进行丑化苏联的宣传。这种歪曲宣传自然会引起知道苏联的实情的人们的反感。如果说得更深的话，这种反感可能还含有对改革开放前的整个极左路线的怀疑甚至反感。中国第一任驻苏大使是张闻天同志，他个人伟大的人格魅力、优良的工作作风和他在建国以后一直受压抑的处境，不可能不在大使馆内留下深远的影响。我不相信1959年庐山会议对张闻天同志的无理迫害竟然不会在大使馆内引起有良知、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们的憎恨。
由于事先没有联系，我们不可能去莫斯科大学生物系参观，但是大使馆的同志领我们去参观了规模非常庞大的苏联科技展览馆;去看了莫斯科的建筑大工地，去看了苏联人一直引以为傲的莫斯科的主要的地铁车站。还特别去看了红场旁边的大百货公司。
在科技展览馆里最引人注意的当然是航天部分。苏联虽然始终未能让人登月，但是当时已经发去了月球车，并且在挖掘了月球土样后又回到了苏联。当时他们制造了两辆月球车。备用的一辆后来就放到了展览馆里。没有多大，就只有一辆小轿车的大小。我们四个人在一台火箭发射塔前照了相。
我们在展览馆的环形立体电影院里看了环形电影，它的环形的墙就是个环形的银幕。放映时人要前后左右地看，因此立体感非常强。当时放了一部旅游片，我们就好像坐在正在开动着的旅游车上，到处观看。当旅游车跨进了一条隧道时，只有前面和后面的洞口才有光，而且随着汽车的行走，不断在变化。真实感非常强。
还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片玻璃板后放着一样东西。毫不出奇，但是实际上这个东西并不村在，是激光3D成像技术所造成的假象。
莫斯科的地铁车站是苏联人的骄傲。各个地铁车站是由不同的艺术家小组负责加以艺术化化的，因此各个车站各不相同，各有各不同的艺术风格。在这一点上，伦敦的各个地铁车站可就根本无从相比了。
大使馆的同志领我们去参观了莫斯科的建筑大工地，好几个街区同时修建。那样一种宏大的规模和气派颇令人震惊。这在英国和瑞典是见不到的。不同街区的建筑物都绘上不同的色彩。在城市的艺术化方面，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根本考虑不到的。梁思成先生曾经提出过有关的建议，却一再遭到批判。
当时是冬天，莫斯科的妇女穿戴得个个都像贵妇人，穿着毛皮大衣，围着毛皮的围脖，脚上是很特别的长筒的高跟鞋。看起来穿得比英国和瑞典的妇女都更讲究，连街道上的女清洁工虽然穿的是工作服，但是脖子上也是金项链、手上是金戒指。相形之下，当时中国的妇女就实在是太寒酸了!据一位大使馆的同志说，格鲁吉亚的妇女穿的比莫斯科的妇女还更讲究。
唯一给我印象印象不太好的是，莫斯科的警察太多了，让人感到确实是个‘警察国家’。我1987年再次到伦敦时，曾经想找一位警察问路。英国的戴着很高的头盔，离着很远就可以看到。但是找了半天远没有找到。莫斯科的警察一个个都穿戴得非常豪华考究，就像照片上的北洋军阀那样，威风凛凛，神气活现!我突然想到，如果让当年的那些不可一世的大人物们穿戴得整整齐齐地，在莫斯科当警察，那倒是不错!想到这里，不禁大感好笑。
科学展览馆，月球车，月球土样，环形立体电影院 3D激光影像
莫斯科的大工地
我们在莫斯科的大使馆，大概到今天，也是我们所有的驻外大使馆中最大的，因为那简直就是一座公园。当时路经莫斯科往返中东的大批中国劳工也都住在这里。
莫斯科的自来水供应很特别，通到每一家都有两种水管：冷自来水关和热自来水管。热水放出来就可以洗澡。据说热水的统一供应可以节约大量的燃料。
按照当时国内的政治气氛，苏联依然还是我们最主要的敌人。我当时在上海细胞生物学研究所协作。离细胞所不远的一条街上就有波兰驻上海的领事馆。我每天上下班经常要经过。它设有一个很小的橱窗。行人要想观看，只能走着路看。只要停下步来，立刻就会受到守卫在领事馆门口的警察的粗暴的呵斥。然而在莫斯科，却丝毫也没有敌对的气氛。大使馆的墙外设有我们的很大的宣传橱窗，经常有苏联人路过，驻足观看，根本不受干涉。当我们乘坐大使馆的汽车出入时，大门口的苏联警卫都会对我们满面笑容地向我们敬礼，看不到一丁点敌意。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时，弄得我们非常狼狈，简直不知如何是好。还是大使馆的同志告诉我们，碰到这种情况，只要举手还礼就行了。
跟在北京一样，苏联也有外币商店，在其中可以买到一般店铺里不容易买得到的物品。大使馆开车送我跟陈瑞明先生去看了一下，一人脉络盒录音带。其中最激荡人心的是伏尔加船夫曲。我们从小到大已经不知听过了不知多少遍，却一直没有听过声音这样浑厚的。
当时莫斯科人排大队买彩电。我们几个排队买过水果。但是队只有七八个人，算不了什么。 排队买东西是所有斯大林主义国家共同的‘特色’。在英国和瑞典当然是见不到的。大概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最突出的。见队就排，先排上队，然后再问这个队到底是卖什么。已经变成了一种必要的生活基本常识，如果先问清楚这个队是卖什么，然后再排队，多半就已经买不到了。 但是养成了这种必要的生活习惯，偶尔也会闹笑话，例如已经排了半天队，才知道是卖洗澡票!
总的印象是，当时苏联老百姓的生活比当时的中国的，实在是强得太多太多了!跟当时官方的长期宣传完全不一样。
回国时，飞机也是半夜起飞。由于所向东飞，夜里三点，天就已经大亮了。一路上几个小时都是飞在覆盖有雪的茂密的森林的上空，森林只是偶尔被河流所打断。然而飞机一飞进中国境内，地上一下子就变成了满目荒凉的，没有树木的西不大地。。这种突然的变化真是令人吃惊，也让人颇感丧气。虽然这不是建国以后造成的。但是改革开放前全国森林所遭到的大破坏，却是有目共睹的，特别是在‘大跃进’中所谓的‘大炼钢铁’时(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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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959年西南林学院来云大生物系动物学教研组进修的一位老师告诉我，1958年云南丽江在砍伐原始森林，烧炭来‘炼钢’时，苏联的植物性与林业的大权威正好在丽江考察。人家是真正有国际主义精神，李就设法制止，说你们这样做是对子孙万代犯罪!但是根本没有人听他的。他连夜赶回昆明，向省委反映也没有用(估计是中苏已经有了矛盾，中央已经给省委打过招呼)。他又到北京去反映，也没人理他，气得老头回苏联去了。直到1842年，‘大跃进’已经彻底垮台，人民日报才发表了一篇试论，说破坏森林是对子孙万代犯罪，比人家晚了四年。
那一年夏天我到北京参加细胞学座谈会。会后林科院的老干部乐天宇先生中香山饭店设宴招待厦门大学的汪德耀接受和我。在座的还有农科院的胡含和一位姓张的同志。当时乐天宇先生提到湖南的一件事，一座山下山下 有一个村子，完全依靠一口泉水为生。‘大跃进’毁掉了山上的树，山下的泉水完全乾了，整个村子只好搬家。建国之初，有两位东德的植物学来云南，晚上在云大生物系作报告。我是听了的。他们指出，中国的森林面积在全国的总面积中所占的比例太低，这将会给你们的国家建设带来极大的困难。唯一的根本办法是人工造林。三百年前，德国也是森林破坏严重。腓特烈大帝决定在皇家土地上人工造林，任何破坏者处以重刑。几百年下来，森林成了德国的巨额财富。这个报告给了我深刻的印象。建国之初大家对于人工造林也很重视。今天昆明周边山丘上的树基本上都是建国初期大家义务劳动种起来的。当时大家痛骂国民党破坏森林。但是过了几年就再也不骂了，因为建国后对森林的破坏比解放前严重得太多了。中国有两大林业基地，即东北的长白山和云南。可是后来全都破坏得一塌糊涂。在云南大家还是年年义务造林，但是不见有什么效果。据说改革开放前人工造林的总面积已经是云南省总面积的几倍!反正是问题很多，很严重。只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情况才有显著的好转!从昆明到石林，沿途的山上本来全是茂密的树林，可是后来全变成了光秃秃的;只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重新又长起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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