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鹿：我的父亲—父爱
我的父亲—父爱
－－作者：李鹿
我出生于解放战争时期， 1948 年夏天当母亲快要分娩时，父亲赶着大车把母亲送到离石家庄不远的河北省获鹿县（现在的鹿泉市）杜北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野战医院。那是一个普通的农舍，正房是手术室，侧房是病房。母亲被送进手术室分娩时，父亲就坐在门口的台阶上等待我的出生。
当我来到这个世界后就成了他们的“累赘”，尽管如此，我的父母还是非常高兴得到了我这个女儿，由于我出生的地方叫“获鹿”，所以他们就给我起了个名字叫“鹿”。
父亲告诉我，那个时候国民党的飞机经常轰炸解放区，他和母亲还有部队的叔叔阿姨们就轮流抱着我跑防空，有一次一颗炸弹在离我非常近的地方爆炸了，被炮弹掀起来的土落了我一身，我一声也没哭，他们以为我被震傻了，后来一看一点事也没有。
那个时候部队每天都行军，部队里的小孩子就像电影《啊！摇篮》里的情景一样，一个驴背上挎着两个筐，一边放着我，另一边放着王昆阿姨的儿子周七月。有的时候坐大车，我母亲抱着我，王昆阿姨抱着七月坐在大车上，就这样一直走到北京。
在进北京之前，部队住在清华大学，由于条件所限，男同志和女同志分开睡地铺，母亲就带着我和其他的女同志一起睡大通铺。在那个时候，我的父母所在的中央管弦乐团还为清华大学的师生们演出音乐会。
经过长时间的行军，我的父亲母亲及他们的战友身上穿的军服已经很破旧了，但是他们都把乐器擦得甑亮，为清华大学的师生们演奏了贺禄汀创作的几首管弦乐曲，还演奏了莫扎特的小夜曲。清华大学的师生们都感到非常惊奇，没想到国民党政府没有个乐队，而共产党所领导的“土八路”竟然还有一个这么像样的管弦乐队。
进城以后，父母就把我这个小“累赘”交给了奶奶，后来我又有了妹妹李燕。待我长到三岁时，父母就把我送进了位于东城区汪芝麻胡同的北京市第一幼儿园。那时我家的经济条件并不好，可是我家住在西堂子胡同一号，离北京最繁华的商业区非常近，从我家的窗户就可以看到王府井大街的霓虹灯，父亲也经常带我到东安市场转转，我一看到橱窗里琳琅满目的儿童玩具就想要，但是由于经济的拮据，父亲只能把我从橱窗边拉开，抱着号啕大哭的我回家。
到了 1953 年，我又有了弟弟李苏。也就在那一年，父亲被派到苏联莫斯科留学，在他快要离开北京的那段时间，我突然不断地生病，开始是麻疹，后来又转了肺炎。在我躺在第六医院的病床上，迷迷糊糊发着高烧时，有一只大手把我从梦中摇醒，我一睁眼就看见了父亲和母亲那慈祥的笑容，他们把一个小柜子放在我面前。我一看那就是我梦寐以求的小柜子，有两扇带着镜子的柜门，下面还有小抽屉。一股暖流顿时充满了我的全身，我深深地感觉到父母对我的爱，真不知道父母亲为了买这个小柜子，费了多大的劲去凑足了这笔钱。
父亲到苏联去了，我在幼儿园每个月都可以收到父亲的一张明信片，每当明信片寄到幼儿园，老师都要把小朋友们聚集在一起，大家围个圈坐好，听老师念父亲寄来的明信片，每到这个时刻我都感到非常幸福，因为我有一个深爱着我的好爸爸。
父亲到苏联留学时，我们全家就靠母亲一个人的工资维持生活。那时我们全家六口人，有奶奶、大娘（ 1950 年就到我家的老保姆）、母亲、我和妹妹、弟弟。每个月初发工资的时候，母亲就去还帐，到了月中没有钱了，又找歌剧院的同事们借钱。就这样月复一月，不断地借钱还钱，母亲把这戏称为“推一浪”。
一直到 1957 年父亲从苏联回国，我家的生活才逐渐好起来。
幼时李鹿与父母（ 1949 年摄于颐和园）
还记得父亲从苏联回来的那一天，我们都到前门火车站去接他，他带回来的行李非常多，大包小包的一大堆。原来由于父亲的学习成绩非常好，父亲的老师阿诺索夫教授找到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请求把父亲留校做他的助教，当然在那个历史时期是不可能的。
后来莫斯科的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安排父亲到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去开音乐会，他手中有了一些钱，买了很多唱片和乐谱及当时还非常稀罕的录音机回来，还给我们三个孩子买了礼物。我们迫不及待地想看看礼物，父亲叫我们别着急，让我们第二天早上到他的房间去。
那时我们住在交道口东大街 31 号，大娘带着妹妹弟弟住在前院一间平房，我和奶奶住在前院一个由门洞改建成的半间小屋里，爸爸妈妈住在后院的一间长条型的房子里。第二天，我们三个孩子早早地起了床，一起跑到后院去找父亲。
当我们走进父亲的房间，就看见书桌上有一件非常大的东西被报纸盖着，当我们把报纸揭开后，马上就惊呆了，一座美丽的宫殿呈现在我们眼前。这座宫殿是用一种砖积木搭建成的，所谓的砖积木就是用真砖的材料做成的，每块砖积木就像麻将牌一样大小 , 一面是凹进去的小坑，另一面是凸出的小点，垒起来就可以搭建成各种不同的建筑。这座美丽的宫殿就是父亲头一天夜晚用砖积木一块一块搭建而成的。我可以想象得出，父亲为了搭建这座美丽的宫殿大概一夜都没有睡觉。
当时我和妹妹已经开始学钢琴，父亲用新买来的录音机给我们录音，同时还指出我们哪些地方弹得好，哪些地方还需要改进，母亲则每天抽时间看我们练琴。那时北京已经开始有电视了，虽然父亲在苏联演出的收入可以买一台电视机，但是他担心电视机会影响我们的学习，所以没有买。
父亲从苏联回国后，就被安排到中央乐团工作，随后我们全家也搬到了中央乐团的所在地和平里。那时我已经上小学五年级了，每逢冬天，一放学我就急急忙忙往家赶，我想的不是别的，而是赶快把我那冻得像胡萝卜一样的小手放在父亲那宽厚而温暖的大手里暖一暖。
当我小学快毕业时，父亲问我想考哪个学校，是上普通中学还是学音乐，他尊重我的选择。我说我希望学音乐，从那个时间起，父亲就开始帮助我做准备。他请他的学生张孔凡教我钢琴，还亲自督促我练琴，同时还请他在延安时期的学生王祥教我大提琴。他为我选择了巴赫、莫扎特、柴科夫斯基及贺绿汀的作品做为钢琴考试曲目。
当我到音乐学院考试时，老师们都认为我弹得不错，耳朵也好，按照我当时的程度，不比那些从专业音乐小学升上来的与我同年级的钢琴学生差，但我提出希望学习大提琴，老师问我为什么？我说：“我太喜欢乐队了，我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参加乐队，成为一名乐队演奏员。”就这样我成为了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大提琴专业的学生。
在开学的那一天，父亲亲自送我到学校报到，并把那跟随他从上海到延安，后又辗转到西柏坡、石家庄，最后随解放大军进北京的大提琴交给了我。学校的老师对父亲说：“把这样好的一把琴给孩子，是不是太可惜了。”父亲说：“只要孩子能好好学，给什么都值得。”
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正在上初中的弟弟就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浪潮卷到了东北黑龙江建设兵团，在那里开山采石，干着重体力劳动。我的父亲为此非常想不通，常常念叨着：“为什么让孩子在这么小的时候就离开家？”在奶奶离开我们的时候，父亲也常常念叨着：“在奶奶晚年的时候，我们经常忙于事业，没有时间跟她多谈谈。我真想再跟她聊聊天，可惜她已经听不见了。”他就是这样深深地爱着他的亲人，爱着他的家。
我们的家庭里没有“家长制”，家庭成员相处，既是亲人又是朋友。每逢周末，父亲和母亲常常带我们到公园去玩，带我们去听音乐会、看歌剧。国内外发生什么大事了，父亲常常和我们一起讨论问题，问我们对这些问题怎么看，并提出他的看法。我就是这样在父亲母亲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下长大的，无论处在任何境遇下，我们的家庭充满了幸福。
李德伦在莫斯科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指挥音乐会
转自《李鹿的博客》
转自《民间历史》网（ www.mjlsh.usc.cuhk.edu.hk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