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齐翔：我那位“将军太太”母亲
我那位“将军太太”母亲
岁月流逝，我们兄弟也进入老年，亲人凋零，为母亲留点文字的念头强烈起来。动手才发现，这事做起来对我似乎很困难，回忆起母亲生前的点点滴滴，亲切而又清晰，但感情闸门涌出来的泪水将理性的思绪冲得七零八落，往往不能下笔。
母亲生不逢时，她的黄金岁月，正处于改朝换代，天翻地覆的年月，政治上的垮台导致经济上的破产，所有的亲人，不论男女老幼，全都陷于绝境，家族的解体，全部成年男性成员都关进各式各样的监狱，包括正在学校在读的学生，要么被处决，要么自杀，要么失踪，诺大的家族只剩下妇女小孩，清算的农民时常光顾，坐堂索要浮财，一群惊慌失措的妇孺面对搞阶级斗争的下层人士，那场面，绝对不会温良恭俭让。我无意喧染恩怨，在改朝换代的中国，那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没什么可抱怨的。之所以旧事重提，是为了说明我母亲在那艰难困苦的年代，自己是怎么对待的，对家庭是如何负责的，对子女是如何教育的，从而彰显母亲的不平凡之处。
母亲毕业于女子学校，父亲是国军少将，以他头衔，在当时那种肃杀的氛围下，不去坐牢也不正常，活下来就是幸运。旧时代有点文化，受过教育的女性，嫁人后只要经济状况可以，大多在家相夫教子，走出家门谋职的新女性并不多，支撑家庭的顶梁柱，是父亲。虽然他毕业于陆军大学，毕竟是行伍出身，与母亲的感情，似乎并不和谐。处乱世，为养育几个子女计，母亲未雨绸谬，找机会存点钱，在昆明佴家湾买了点宅地，自家在这块地上盖了一栋不中不西的大宅，远远说不上豪华，但占地相当大。家里有两部美国大道奇货车，用来跑滇缅路做生意。父亲利用军界的关系，干些捞钱的勾当，父亲亦军亦商的面目，充满了那个时代的特色。母亲政商不沾，纯粹的贤妻良母，直到父亲成了阶下囚，婆家娘家都在风雨飘摇中，要在逆境中独力养活我们四兄弟，直到现在我为人父，想想母亲当时的处境，真是可怕。
我记事时佴家湾大宅已被没收，在黄河巷2号租房住。我那时大概四五岁，大哥十一二岁，中间还有二哥三哥，正是要人帮扶的年纪，父亲身陷囹吾，母亲，一个没有任何职业经历的女人要独立养育四个孩子，本身就是一个艰难困苦的过程，没有人施以援手，也就罢了，毕竟是自家的事。可怕的是，社会有意识地对母亲歧视，封杀，置你于绝境，人为的阻碍你的求生挣扎，否定你的努力。
以母亲所受的教育，做一个小学教师绰绰有余，与她一起求职的，她的同学就谋得这位置，但母亲的申请被拒。经过中华会计学校培训，希望谋得一会计职业，被拒，其他一起培训的人都有了工作单位，就母亲一人黯然回家面对四个嗷嗷待哺的儿子。既然不能谋得适合自己知识的职业，母亲降格以求，到省政府属下招待所伙食团帮厨，胜利堂那时经常举行各种会议，招待所了解到母亲的家庭背景后，担心母亲投毒，母亲即被解雇。如果是体面的工作，还可能为新贵所不容，连洗菜洗碗这等类的粗活都不让你干，这个社会对母亲的排斥，真是前所未有，我们母子要活下去，似乎是没路了。当然，母亲也有别的选择，比如改嫁，比如自杀，这些都是她个人解脱的方式，父亲在狱中，扔下我们兄弟，撒手离去，在当时政治氛围下，不是没有先例，这些先例对母亲有没有影响？我不妄加猜测，但我切切实实地领会了什么是患难与共，什么是母子情深，什么是养育之恩。
一方面标榜劳动光荣，一方面人为设障，劳动光荣的神圣宗旨，经过政治化，对母亲就成了一种虚言，一种嘲弄。就因为母亲夫家关系而失掉就业的资格，就不仅仅是劳动光荣不光荣的事了。一个弱女人，失掉就业资格意味著什么？对我们母子当时情况，是生死存亡。当时与我家处境相似的，一定不止一家，失掉就业资格的，一定不止我母亲一人，那些同类的生存状况如何，大概也大同小异，不过像我家这样惨澹的不多。正因为这样，我母亲走的道路，充满艰辛，充满屈辱，而又坚韧不拔，为什么？仅仅就为生存？母亲找工作被拒深层次原因是我们兄弟在“文革”中当上黑崽子以后才有体会的。意识形态发展范围之广，可以说从灵魂到肉体都在劫难逃。摧毁你的社会基础，经济基础已经做到，对你的打击是全方位的，包括你的人格尊严，却正是他们要做的事。以母亲的善良，对政治的一无所知，哪能有这些体会。骤然落到头上的巨大变故，已令她无所适从，生存的压力逼得她另寻它途，我兄弟记忆中，她做过豆豉卖，孔大妈（父亲勤务兵的妻子）来做指导，凭著她的悟性，做出来的豆豉比她的师傅出色。她扎过高梁扫帚，灰尘炎热中她面红耳赤的劳作為我所亲见。我跟随她在一个寒风刺骨的冬日到珠矶街米厂心菜街子买过父亲的狐皮大衣，是不是“心忧炭贱愿天寒”？我太小，没有那么深的体会。总之，品味白居易的诗《卖炭翁》，对我成年以后老是想起当年的场景，注入一种悲凉。一位中年汉子与母亲讨价还价成交后，母亲仍继续变卖家中能使用的物品，是一些什么物品，我已无印象，我成年后，母亲告诉我们母子当时的一段对话，那汉子付钱取走狐皮大衣，我缠著母亲要回家，“妈妈，走了，回家了，钱多了”。当年童言无忌，事隔多年，母亲说得仍是平淡，我听得心酸。
母亲卖豆豉，扎扫帚，帮厨，菜街子携幼子叫卖，本身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凭自己的双手劳动吃饭，凭变卖自家财产养活我们兄弟，再怎么苛求，走的都是正途。买豆豉，扎扫帚，卖皮衣，这些抛头露面的挣扎中，有点常识的人一眼就可以判断出，这是大户人家的落难女性，母亲的外貌气质与周边环境反差实在太大了。昔日有地位有脸面的贵妇人，落魄至此。母亲以将军太太到沿街叫卖，其中一定有过心理落差，一定有过心理挣扎，一定有过颜面尽失的难堪，社会封杀与养育四个儿子的现实，太太身份是空有虚名，而带来无尽的实祸，母亲平淡地接受现实，不断地选择职业，这一种不行，换另一种，从没有一件工作是“体面”的，稳定的，收入自然也是微薄的，而四个儿子天天要吃饭，支出却是固定的，雷打不动的。
收支经常失衡，我记忆中的寻常补救措施，一是变卖，二是举债，也见过母亲昔日同学登门施援手为母亲所拒，而相拥痛哭的惨景。经过清算没收，家里已没有多少可变卖的财产，无非是自家用的寻常日用品。就是有，也有卖到尽的时候，随之而来的是搬家，付不起房租，那租住的房子，原是间堆杂物的阁楼，一边高一边底，2米2左右宽，高的一边可直立人，底的一面我丈量过，134公分，有一间房是以前的茅房改的。煮饭炒菜共用一口铁锅，先煮饭，饭熟，腾出锅来炒菜。日子艰难到这份上，难免断炊，断炊当天夜里，以前佣人夫妇冒险送粮到家，连夜又匆匆离去。在他们从前相处的日子里，母亲从来没有把他们当过下人，我听见她们之间相称，叫母亲大嫂。断炊之日恰巧他们从乡下送来粮食，只能解释为天佑善良。
落魄至此，穷困仍旧穷追猛打这个家庭，没辙了，母亲打算将我送人了，人家也选好了，哥哥们反对。亲情与残酷现实之间一番纠缠，我留下来了，感谢上帝，感谢真主，更应该感谢兄长，我能留下来继续做她的儿子，做他们的弟弟，人世间少了一段骨肉分离的悲剧。从将军太太到将亲儿子送人，这可不是做豆豉，帮厨，扎扫帚的寻常事，她的家庭背景，教育背景做出这一选择，也不是一般意义的社会底层穷人卖儿卖女，社会是如何将一位与政治毫不相干的良家妇女逼到绝路。我诉说当时的家庭困境丝毫没有忆苦思甜的兴趣，要追述众多细节，那篇幅不知要拉多长，既无意赚取眼泪，更不会无聊到以此来达到什么目的，我要表达的，是在社会的歧视，家庭的潦倒下，我们这类人中，有的妇女就因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沦为舞女，有的做人情妇，有的干脆另择新枝。我母亲震撼人心的作法是，我宁肯将儿子送人，绝不堕落。以母亲做将军太太的姿色，做舞女绰绰有余，以她所受的教育，家庭教养，可以做豆豉，扎扫帚，帮厨。当一个弱女人被生存逼到绝路，做舞女，改嫁，甚至於做他人情妇，此举也无可非议。但是做舞女，做情人，甚至改嫁，突破了母亲能接受的道德底线。
社会因意识形态，剥夺了她合法的就业权力，如果体面是要地位、金钱来支撑的话，可以说母亲的体面尽失，可夺不走她的尊严。当初，有多少人能做到这一点？这是我懂事后母亲在我心中立下的第一块价值观基石，母亲用她精疲力竭的躯体，支撑著这个破落家庭最后的一块精神圣地。在云南大学航空系读书的九叔来黄河巷2号看我们，“大嫂，你走的路是对的”。九叔留下这句话后，失踪了。父亲平反后，我去学校要过人，没有结果是意料中的事，细节说起来真是气人。
做她的儿子，注定要受得了生活的折磨，社会的歧视。我小学二年级，就利用暑假打工，算起来不过十岁。母亲通过各种渠道为我们找工作，粘贴过药瓶标签，包过糖果，敲过公分石，为工厂挑过纸盒送货，那纸盒类似今天的皮鞋盒，我和三哥一人挑几十个。那时昆明没有建圆通桥，从圆通寺附近出发要绕道从薛家巷出城，穿心古楼外就是郊区，交货地点大概在小坝之前一点的什麼工厂，人小，路远，几十个纸盒在稚嫩的肩头上真不轻松，细节记不全了，有两个情节还清晰，一个是大风中纸盒有如风帆，拉扯得我们象两片小树叶，两兄弟踉踉跄跄地抗争。一个是交完货后扁担上掛著捆纸盒的绳索，一副职业扁担的派头。那绳索是我半夜睡醒见母亲用针线将一些布条连起来的。夕阳下，哥哥搂著我的脖子回家。开学，我用挣得的钱交了学费。我十六岁被掛上黑牌，胸前一白布条，上书，家庭出身：反动旧军官。那年龄，正是自尊心强而又逆反心理敏感时期，可以挨饿，可以受穷，在同龄伙伴面前遭此羞辱，高傲的自尊心遭创，是刻骨铭心的。多年的逆境生活，我兄弟真还有点心理承受能力。
这种生理和心理的磨难，就是做她儿子必然要付出的代价。当时年纪小，没有抱怨，也不会抱怨，如今已到知天命之年，只有感激，感谢生活提供了那么难逢难遇的环境，给我们锻炼成长，代价自知。我们兄弟四人在逆境中成长，绝境中孕育著希望。大哥二哥上中学之际，不断有人来劝告母亲，将大哥二哥送去工厂学徒，以减轻家庭负担，这些善意遭到母亲的坚决拒绝，母亲深知教育的重要性，她绝对不会满足她的子女是个无知无识的人，哪怕以后她儿子有再多的钱。贫穷影响著大哥二哥学业，自然也影响到他们的人生之路，如果母亲听进别人的劝告，中止哥哥的学业，以后两位兄长的人生道路，就不是今后的样子。
活下去与受教育之间，两者都不能偏废，母亲仍没有低头，那时母亲又换了职业，搞缝纫，她是如何起步的，我已无印象，反正做太太时是别人做，她穿，现在反过来，她做，别人穿。这种手艺活不是一日之功，边学边卖的表达比较接近事实，家里实在是无隔夜粮。衣服做好了，顾客不来取，那就意味著拿不到工钱，拿不到工钱母子就得陷入困境。母亲带著三哥和我，拿著缝好的衣服送上门去，原因太简单，衣服都送到你家里总得付钱吧。顾客是个本份农民，家在小坝麻线营农村，过盘龙江走薛家巷出城，路过薛尔望先生故居旁的纪念石碑，母亲给我们讲述明朝灭亡后，薛尔望先生不愿受异族统治，率全家投黑龙潭殉国，连他家养的狗都跳进去。给我们懂得什麼是民族气节，教育我们做人要有骨气。薛尔望先生的事迹出自母亲之口，也是我幼时记忆中最早的爱国启蒙教育。
那时的穿金路是土路，两侧是田野。空落的公路上车辆稀少，目之所及，就我母子三人，偶尔路过一辆车掀起的尘土扑向我们，母亲怕我们寂寞，为我和哥哥吹口哨，除母亲外，我没有看到过任何女性吹过，直至今日我已老去都没有见识过。之前，我们绝对听过歌曲，但没有丁点印象，要说接触了还有记忆的音乐，就是妈妈的口哨。我们没钱，我们穷，但我们有我们的音乐，这种音乐，只属於我们母子。
我们的到来引起主人的慌乱，正因为没钱才不敢来取衣服，穷人间如此相逼是母亲的小计谋，女主人全村乱窜张罗借钱，彼此的辛酸，彼此的无奈，这也是生活的本来面目。从此，我们认识了这家男主人李品，他的爱人李嚷嚷，他的两个儿子腊生，水生。“文革”最凶恶的日子，李嚷嚷背著自家种的农产品进城来看我们，那已不是具体的菜蔬，而是整整一筐人间情谊，那种疯狂年代，更是母亲的艰难岁月，环视四周芸芸众生，自保的多，雪中送炭的少，有人跟你搭话就是荣幸。以阶级斗争为特征的主流社会，处于地下状态的残留人性，给我终生的温暖。
上大学对我们是没门的，就象当年母亲求职一样，也不再听信什么重在表现。大哥考上昆明冶金工校，在当时，那是一所很不错的中专学校。时逢全国大饥荒，住校的大哥每到周末回家一次，那时挨饿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儿子。母亲那时已被半强制的组织进一间服装厂，有了单位，就由单位管理，这不打紧，母亲当年为以后生计着想买的那块地，虽已连房带地被没收，却被扣上地主帽子，定她为阶级敌人，阶级斗争作为日常生活，又由无多少素养的人来具体执行，阶级斗争自然就变成了单纯的惩罚与人格侮辱，母亲被罚到苏家塘农村收包谷，早出晚归，自带饭食。苏家塘紧邻大哥学校，母亲让我进校叫大哥出来吃她带的午餐，大饥饿年代，这几餐饭，是母亲牙齿缝里省下的，潜在的希冀是，安心读书。
母亲得水肿病了，这是长期饥饿营养不良引起的。大哥没使母亲失望，学习成绩在班上名列前矛，不可思议的是，大哥的操行分总比同学低一分，面对大哥的问询，班主任的回答也简单明了，“你家庭出身不好。”大哥在那种饱受歧视的环境中，也只有通过自己的刻苦，在学习上能争到一点别人的尊重，这也是我们兄弟唯一能施展的空间。母亲拖著浮肿的病躯夸耀儿子，算是大哥反哺母亲，给母亲增加的营养吧，这也是当时儿子能做的唯一报答。
在那艰难困苦的年代，我很少见到母亲的笑容，哥哥们考取学校或是有成绩，才能看到她的笑脸。母亲时常以大哥为榜样，对我们絮语，一是以大儿子自豪，二是鞭策其他几个儿子，二哥三哥相继考入中专，我也进入初中了。以我家在当时所处的社会地位，这已经很不错了。母亲没什么财产，她的财产就是四个儿子，进家，一贫如洗，出门，四个儿子整整齐齐，没有金钱地位支撑，仍然体体面面，这种体面是由书籍，知识充实而升华为气质支撑的。一方面是社会以国家机器为后盾，以意识形态为导向，有目的地限制你最后的，也是唯一的优势——掌握文化的程度，另一方面是母亲竭尽全力地拼命挣扎，“只要我不是一块腐肉，你就不能将我从社会的肌体除去”。母亲如是说。她的抗争目的，就是在当时的条件下，给她的子女能够争得尽可能良好的教育空间。一个弱女人，母亲没有那个胆量与社会叫板，无产阶级专政早已将她教训得心有余悸。与处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拗憋”，是潜意识的，是力量悬殊，悄无声息的较量，她的底气，来源于中国文化千百年来沉淀下来的传统，来源于母亲与众不同的韧性。意识形态挤压与母亲的信念冲撞过程，逐渐形成这个家庭特有的风气，价值观念，并赢得周围人们的尊重。
那时，我们家显然是被关注的对像，逢年节，为防止阶级敌人捣乱，公安常突然光顾。某日晚，我正在灯下做作业，一下涌进四五个青壮男女，塞满了六平方米的小屋，为首的是本段派出所穿制服的民警，面对一群来者不善的成年人，气氛僵硬，开始询问家庭成员的种种情况，其中一项就是学履，当我报完父亲陆军大学到我现在正在初中就读，民警一声“哦”，立马走人。
逆境中的我们，对环境是非常敏感的，以我年纪，不会判断，只有感觉，民警可能对这种家庭在这种环境下，还能整体有这种教育程度有他的体会，我的感觉他是善意的。表面上公事公办，私下里自有一套是非标准，只是不便表露罢了，这大概是当年某些公务员在阶级斗争中残存的人性吧。
母亲与环境，包扩贫穷，顽强抗争的过程，为我门兄弟所亲见，对我们以后的为人处事，产生深刻的影响。在学校，我们努力求知，在社会，我们踏实工作，与人相处，诚恳待人。令人沮丧的事也经常发生，我们身处逆境而能苦苦撑熬。闯海南，在我之前的两拨子人知难而退，我独自一人苦撑数年，终于打开局面，迎来了人生的一个高潮。谁能一辈子一帆风顺？不愉快的时候难说占多数，能逆水行舟，就因为有母亲这个定力。
母亲从事的工作，就是以今天的世俗眼光来看，谈不上体面，在她退休之前所挣得的报酬，一分一厘都是血汗钱，我们目睹她挣钱的艰难，入不敷出，仍以诚实的劳动换取微薄的收入，“自己流汗挣的钱用着舒心”。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兄弟的金钱观，操守第一，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以后我下海经商，独自经手上千万金钱，上自总经理，下自门房，都我一人操持，金钱房产都在我名下，它们的主人却在大洋彼岸，使用他们的钱比用自己的还小心慎重，也没什么财务制度，完全是口袋帐，但我与钱财的主人清清楚楚，留下良好的关系。更为难得的是，在我走入低潮，旁观者愿将大笔钱财挂在我名下，重新起步。在世风日下的今天，诚信已成危机，此举是对一个人的评价，尊重，受人敬重无疑是件体面而幸福的事，它的源头，出自母亲。
母亲宁肯将亲生儿子送人也不低头的倔强性格，也影响了我遇逆境宁折不弯的道德观。我受经济案件的牵累引出些麻烦事，兄长赴邻省做保，公安局长对哥哥说，你兄弟是条汉子。公安局长当然不知这条汉子的母亲，又是何等样的人。情愿自己吃亏，也不愿道德失控，成了我们兄弟处理日常人事的尺度。
母亲在大节上对我们的教育不含糊，小事上也不马虎，我斜躺在床上看书，“坐有坐相，站有站相”。母亲的斥责就会光临。
孙女为一本喜爱的书在母亲面前撒谎要钱，“为人要诚实”。遭母亲痛责。
“在学校要和同学比学习成绩，不要比吃穿”。离开学校多少年了，母亲的叮咛犹在耳际。
日本战败，母亲在东北亲见遣返在华日本国民。寒风刺骨的火车站，他们坐在平时拉沙石的平板车上，其中的一些人在照料老弱妇孺，老师将孩子们组织起来，峭料的寒风中传来朗朗读书声。母亲感慨万千，多次告诫我们，“这不像战败的民族”。勉励我们自强自立。
母亲挣钱艰难，生活上难免过份地节俭，经常到了自己苛刻自己的地步。多少年来，点点滴滴的具体事实积累，母亲风范的熏陶，无形中规范了我们兄弟对物质享受的态度，认识到经济状况的好坏与节俭是两码事，节俭是一种品德。当我口袋里有了点小钱，对饮食衣着无苛求，对夜总会无兴趣，对名牌产品有理性，与灯红酒绿保持距离，厌恶奢侈，生活中小到节水节电爱惜粮食，更是从小母亲就经常告诫的事，随手熄灯关水龙头，吃饭时不小心洒落的饭粒，在母亲的注目下都要捡起塞到嘴里。
母亲挣钱艰难，一针一线的劳动，金钱也是名副其实的一分一厘的积累，却不吝嗇。我离开大锅饭出单位闯出路，在路边开小店，母亲倾出她一生人的积蓄五百元人民币，给我做本钱。我三十四岁在云大读书，领退休金的母亲对我说，“能读书，就去读，我再养你一年”。我看著母亲头上的白发，这几句话，已经超出养育之恩的范畴。对儿子如此，对孙辈亦如此，将毕生积蓄换成三枚金戒指，留孙辈作纪念，三嫂主动谦让，“妈妈，咪咪不能要，咪咪的份面留给大哥的女儿”。咪咪是三嫂的独女，哥嫂并不富裕。大哥早逝，死时女儿半岁。中国家庭，婆媳关系普遍难处，但三嫂与母亲最贴心，她亲见母亲的一言一行，加之嫂嫂的家庭背景影响，婆媳关系始终融洽，婆婆的大度，到儿媳妇的主动谦让，岂止一枚金戒指的价值，受惠的，又岂止大哥的女儿，那是一种无价的精神传承，惠及子孙。
当今社会，有钱有车有房的人家比比皆是，为子女留钱留房的人家大有人在。母亲没有给我们兄弟留下一瓦一钱，蕴藏在我们心中的财富，比有形的财产，宝贵多了。
当然，母亲没有侈谈什么解放全人类，也没有那种胸怀，但她踏踏实实地从教育好自己的子女入手，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塑造他们的人格，充实他们的知识，提高他们的素养，从而使这个家庭的品位得到升华。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如果每一个中国家庭都有品位，每一个家庭成员都具备一定程度的个人素质，这个社会岂止是和谐社会？这就是我写此文纪念母亲的真实意图所在。
母亲像千百万中国母亲一样，在逆境中奋斗不息，担当起民族繁衍的责任，不因外部环境的恶化而放弃自己的责任，并付出毕生精力，这是母亲的平凡之处。
母亲经营的家庭，始终清贫，但用积极的价值观作为立家之本，不停留在一粟一饭的供养上，这种对子女的大爱，这是母亲的伟大之处。
母亲走了，精神家园失去了具体的偶像，这是我成年以来遭遇的又一次痛击。办完母亲丧事，伏在母亲的床铺上，嗅著母亲尚余的气息，一个男人的悲嚎充满陋室，做你的儿子，虽比别人家的儿女多磨难，真不悔啊，妈妈。
成此文时，逢2007年“寒食节”，谨以此文祭奠母亲。
转自网易《真话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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