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强：天才落魄的暮年
天才落魄的暮年
－－作者：杜强
王镇皋回忆过去不大记得年份时，总习惯说，淋巴结核发病之前，神经衰弱的时候，查出肺气肿、肝硬化、前列腺癌变的时候……他一度躺在床上等死，有惊无险地活到 85 岁，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
杭州的一所中医院里，他拿着单据，小心翼翼地走下自动扶梯。他请求牙医别让腿脚不便的自己折腾啦，先盖个戳，照过射线再下楼付款，可大夫说，这是医院的规定。扶梯降到一半，王镇皋突然转过身，抵着众人的目光向上跑去，慌张和尴尬让他乱了分寸，摔倒在电梯犬牙似的棱角上。
他跛着脚进了门诊室，拿回落下的钱包，一边掉眼泪一边向医生宣布，病他不看了。
28 岁的时候王镇皋在山东大学物理系评为讲师，新社会的身份序列里，属于高级知识分子，拥有一张红色的医疗卡，无需挂号，主任医师在专门的房间里等待，工人负责拿药、记账。
如今的遭遇让他委屈，他又一次想起自己因为疾病、生活琐碎，尤其是那件事而浪费掉的天才，“如果我不是副教授，是院士，他们还会这样对待我吗！真是太残酷了。”
两年前他在《杭州日报》上看到过一篇文章，当中回忆原子物理时代的著名科学家束星北，提到他在抗战年代启蒙了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王镇皋给报社寄去一封长信，告诉编辑，“束星北最好的学生不是李政道，是我。”
据说束星北几乎从未夸奖过别人，即便是后来做了中科院院士的学生，在他眼里也只是“马马虎虎”。但他向人提起，王镇皋的天资高过李政道，只是体质差。
晚年的王镇皋带着一身疾病回到出生地绍兴，打算在小镇僻静的街巷里过完剩下的日子。当他本本分分地走过菜市场，没有人会对他的过去感兴趣，有过瓜葛的人，描述起来却总有夸张之嫌，“世界级天才”，“当今再没有第二个的好人”，以及，“卑鄙无耻的特务”。
王镇皋在山东大学念书时的相片
壹
王镇皋出生在绍兴山区的一座村庄， 18 岁高中毕业时，家里替他指定了妻子的人选，理由仅仅是听说那位谁也没见过的姑娘擅长操持家务，他逃离了家庭，到上海寻找亲戚，并在那里考取了尚在青岛的山东大学。
1950 年夏天，一声如释重负的闷响，蒸汽机车缓慢停靠在德式风格的站台里，从上海到青岛的路程没想到会如此漫长，换过几次车之后，已经完全丧失了方向感。王镇皋木然地走下来，望着眼前尚未从国共内战中平复的城市。
当时《青岛日报》连篇累牍的政治宣示中间，还残留着特务肆虐的迹象。这座海滨城市曾经是德国、日本的殖民地，内战时用以停靠美军的战舰，直到 1949 年 6 月才改旗易帜，理所当然成了匪徒、密探和顾虑重重者最后的据点， 1952 年时，美军飞机还投下过装在陶罐里的细菌弹，学生们不得不停止课业，四处捕捉蜘蛛和蜈蚣。
同届学生回忆，第一次见到王镇皋时他穿着全系唯一一件土布长衫，羞涩讷言，习惯性地挤在人群背后。开学后的摸底考试，因为数理化三科满分，令物理系上下震动。不过一年之后，教室里便很少出现王镇皋的身影。
小时候，得了肺痨的舅妈被送回绍兴乡下，人们对它的传染性一无所知，只晓得大口吐血意味着时日无多。王镇皋带着病菌到了山大，每天只买得起一个窝头，一米七几的个子仅有九十来斤，结核病便趁免疫力低下发作了。他躺在隔离宿舍里，剩下一具瘦削的皮囊，溃烂的腮部仍不断流出脓水。当时还是进口药物的链霉素三块一针，几乎是他一个月的饭钱，且需要每天注射，另一名肺结核发作的同学已在几天前病亡。
每天昏睡二十个小时，半梦半醒时想些什么王镇皋已经无从回忆，他谈论起生命中让他联想到死亡的片段：年幼时正是军阀和盗匪横行的年代，贼人们扛着枪在村巷里逡巡；无数个太阳毒辣的正午，为给拮据的家庭寻找食物，赤脚踩在水田里，捡拾田螺和黄鳝，噗地一声拔出脚，上面粘着血红的肥胖的蚂蝗；方圆几十里唯一的医生只懂得枪伤和刀伤，今天习惯称之为疾病的那些，就随它去吧。王镇皋不清楚兄妹的数量，原因在于大部分都夭折了，幼儿患了腹泻之类的疾病，便任由他虚脱，待奄奄一息时抱进草棚里。
病重的事情王镇皋没有通知家人，徒增担忧而已。 1952 年 3 月时，身体愈发虚弱，直至无法起身，互助组的女同学早晚送给他饭食，其中一位还倾诉起被人追求的烦恼，要求他保守秘密，像是把隐衷写在一堵即将拆迁的墙上。
转机的出现毫无征兆，人民政府宣布给予大学生食宿和医疗免费，护士告诉王镇皋消息的一刻，他想，“共产党大恩人，救了我一命。”
当王镇皋晚年陈述起人生际遇时，疾病与天资、个性与政治洪流之间的关联让人很难不产生宿命感，“如果我没有考上山东大学、没有遇到束星北，肯定不会是现在这样。”似乎一切都有报偿，只是它习惯于慢慢地显现。
王镇皋记得，毕业前的一个晚上，学校党委通知他到办公室去一趟，推开门，保卫科科长巩念胜坐在那里，身边是一名军人出身的公安，有着黝黑的面庞和魁梧的身材。他们告诉王镇皋，校党委和公安部门决定让他接近物理系教授束星北——青岛公安头号监控对象，“你很有前途，这对党和国家的损失也很大，但是青岛的反特斗争形势很严峻，实在找不到第二个人，万不得已只能牺牲你。”王镇皋沉默着，不知道该怎么办。
束星北在讲课
贰
真正的天才们往往性情狂傲，宝贵的注意力绝不会浪费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比如常人的自尊，比如多而无当的规则。束星北恰好就是这样的人物。
有关他的传闻很多，留学欧美，曾做过爱因斯坦的助手，抗战期间建造了中国第一台雷达；曾在国民党军事机关担任要职，大约还有少将之类的头衔；李政道多次提及，自己的物理学造诣最早源自束星北的启蒙；以上皆广为人知，而他的形象和个性，只能从当事人的回忆文章和只言片语中勉为拼凑。
片段一：束星北讲课极富魅力，从不照本宣科，学生王景明形容说，束星北手里拿的是一根魔杖，轻轻一点，就为陈腐的世界打开了一扇天窗，如梦初醒般发现令人着迷神往的宇宙。
片段二：束星北脾气差，对蠢笨之人毫无耐心，常训斥为草包、笨蛋、狗屁不通，学员大多视他的课堂为畏途。他常在年轻教师的课堂外驻足“侦探”，甚至闯上教师王承瑞的讲台，摸起粉笔在板书上打叉，公式打满小叉后，又用大叉布满黑板四角。王承瑞为此跑到校长办公室大哭一场。
片段三：束星北对热衷政治的行为极为反感，曾称大学不是党校，谁要是做政治家，就应该去专门的学校。他与山大校长、共产党元老华岗公开辩论，争执哲学与科学哪者为大。
束星北在山大开课那会儿，王镇皋还在痊愈之中，只选择了束先生的理论物理选读一门课程，讲授相对论时，王镇皋不仅对答如流，而且多有发散，束星北感到意外，问，你看了什么书？他回答说，生病的时候捡到过两张散掉的册页，无聊时用来打发时间。
因为生病耽误课程，束星北单独为他开了一门量子力学，引来十几位教师听课，教师们跟不上，王镇皋不得不充当起助教。遇到难解的问题，束星北毫不顾忌地评价说，你们这些笨蛋，这都不明白，王镇皋肯定懂。临近考试时，他对王镇皋说，不要考了，我直接给你一百分，并塞给他一本厚厚的英文原著，“看一个礼拜，考这个。”
然而，那些天真热情却资质平庸的学生，即使整天束先生长束先生短，也得不到任何回应，束星北一贯地不屑一顾。当年的学生回忆，为监视束星北，也有其他学生被公安局动员过，但都以“不能胜任”搪塞脱身。
党委办公室里，王镇皋依旧沉默着，巩念胜和魁梧的公安等待着答复，“实在找不到第二个人，万不得已只能牺牲你。”他们强调说。
王镇皋已经记不起当时说过或争辩过什么。入团材料被公安局拿走，政治前途成了质押物，自己事先却毫不知情，“党是救命恩人，我胆小不敢拒绝，而且有可能毕业后不安排工作。”那时他已确定留校。“这是党的命令。”保卫科长巩念胜终于发话，并向他保证，未来的职称和工资决不低于同届老师。
由于记忆本身的脆弱，或者有意识的语焉不详，王镇皋当时的心态－－借用物理学的话说－－像是一团概率云，却无从观测，不管是因为胆怯或是一时的投机心，他不可逆转地做出了后半生耿耿于怀的选择。
王镇皋的聘书
叁
凌晨时分，胶州湾吹来的海风仍带着些许凉意，山大校园里一片寂静，王镇皋快步走在摇曳的树影之中。他依然记得那是 1957 年 5 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大鸣大放”引起的喧腾还将在第二天继续，人们真诚地投入到帮助共产党整风的热潮中，批评之声日渐刺耳。
他走过物理系所在的六二楼，一座日本人建造的风格怪异的石砌建筑，后来城头变幻，美军舰队的司令部驻扎于此，想起来，才不过是 8 年前的事情。山大门前的鱼山路上已经没有了行人，他径直走进对面的巷子，推门进了小院，公安部门的接头人已经在那里等着了。
汇报完白天的鸣放情况，公安告诉他，“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中央快要反击了。”工人备好了夜宵，接头人端起馄饨，响声似乎也比平时收敛了许多。王镇皋心想，一旦中央不再容忍，鸣放中的活跃分子就要倒霉了。而他收集的言论很可能成为某种“罪证”。
“大鸣大放”那几个月，王镇皋每天忙于查看大字报，探听师生们的言论，中午和午夜 12 点到联络站汇报情况，回到宿舍时已经 2 点钟。地处海滨的青岛 4 点半就天光大亮，担心错过重大动向，他也得跟着起床，总感觉身体随时会垮掉。
经过煽风点火－－伟人风格的修辞，山大的右派们终于动员起来，很快从一开始的遮遮掩掩演变为“恶毒攻击”，谨慎、直率、放肆，一步一个台阶，效果显著。
不过，有着“束大炮”称号的束星北在鸣放开始后有些反常。肃反运动中遭过罪的教授们一有机会便大倒苦水，指斥那些冲锋在前的打手，“束星北反革命集团”的头目本人却不提个人恩怨，跟他以往睚眦必报的风格很不一样，开会时总泛泛而谈，很多人猜测束星北听到了风声，也有人听说他在研究什么宪法。
王镇皋也关注着束星北的言行，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自从领受了秘密任务，他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担心有一天泄密，无法向恩师交代。因此，除非公安机关要求，平日极少去束星北家。有一次考题太难，全班最高只有 39 分，作为助教，他未经请示擅自调低了及格线，只为不与束先生私下照面。
后来学生回忆起当时的场景，印象最深的是回荡在物理楼的束星北的喊声，王镇皋，王镇皋，他从不与束先生反驳争辩，交给的任务总能尽心完成，辅导功课、批改作业，束先生落得清闲自在，对王镇皋也格外照顾，知道他身体不好，把带有暖气的办公室交给他使用。
亲历者的记忆中保存着另一个版本，同学朱之藩回忆说，留校后王镇皋与老师相处融洽，彼此聊天不加避讳，一些言论被他汇报给了组织。同事眼中的王镇皋仍是老实善良、惯于服从的个性，即使普通的实验员也直呼其名，交代的琐事，他同样笑嘻嘻地照办。他从不拒绝别人，同事借钱，如果没有，就找第三者借，他害怕令别人失望。
秘密工作的网络里，王镇皋也是只能服从的小角色，他尽职地完成属于自己的任务，相应的，也只想承担不多不少的责任。学校召开鸣放讨论会的第二天晚上，王镇皋从联络站回来，发现物理楼灯火通明，走廊上放着标语，学生们对《青岛日报》扭曲讨论会发言的行为很不满，打算到报社示威，王镇皋立即报告公安，参与的学生后来大都打为右派。王镇皋认为，向组织报告是职责之内的正常处置，“打成右派跟我没有关系。”
强调“没有关系”时，他正弓着身子坐在简易床边，把手里的硬币又翻了面，啪的一声扣在桌上。“责任要明确，”王镇皋说，报告后公安怎么部署他不过问，具体哪些学生打为右派也并不清楚，就他的能力来说，可做的很少，“没有哪个右派、反革命是因我造成的。”
对面宿舍的同事李仲益高大开朗，在《民主报》上很活跃，提前得知中央准备反击之后，王镇皋想告诉李仲益，怕被问如何得知，更担心一旦败露，自己受牵连。何况，此时已经太晚，“这些人要倒霉了。”他想。
引蛇出洞的策略临近公开时，人们才明白束星北沉默的原因。在省委宣传部的会议上，他以《用生命捍卫宪法尊严》为题发言，认为历次运动的错误在于粗暴破坏宪法，时弊的根源只因有人治而无法治。他的见解引来一片喝彩，更多的人隐隐感觉到不安。
《民主报》编辑向束星北索要发言稿时，风向已经变化，因此建议他删去“人治”、“歌颂清官”、“毛主席也不能保证没有偶然的错误”等内容，被束星北拒绝。一天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宣告反击开始，编辑问束星北是否需要撤稿，他回答，文责自负。
最先鸣放的教授们也最先认罪伏法，右派的阵地上到 9 月份时只剩下束星北一人。在全校批斗大会之后，公安局指示王镇皋到束先生家里去一趟。
为了不引起怀疑，他午夜时动身，走过鱼山路昏暗起伏的街道，拐进束先生的小洋楼。束星北夫妇见到是王镇皋，十分高兴。白天批斗时有人指着鼻子谩骂，“（如果）当时我带枪的话……”束先生没说下去，夫人接过话，“我们家有枪，打兔子的。”束先生提起了李政道，也为王镇皋太多教学任务感到不平。那一晚王镇皋少有的愉快，几乎忘了是去执行任务的。
四十多年后人们翻阅束星北档案，发现 1957 年记载着这样一条：王某某汇报，一是束星北有枪，二是束星北表示，如果自己真的出事，李政道一定会帮忙。半年后，束星北被定为反革命分子，送往月子口水库劳动改造。
王镇皋记得，束先生曾经问他是不是团员，他犹豫了一下，回答说不是。那次谈话之前，公安接头人曾塞给他一枚团徽，但直到超龄退团，都没有机会佩戴。他说那是唯一一次向束先生撒谎。
大鸣大放时王镇皋整日忙碌又心事重重，同事看在眼里，但没人知道，此时他已经因为劳累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整夜无法入睡，记忆力减退，连熟人的名字也想不起。备课时，他看着刚刚翻过去的书页，脑中竟一片空白，恐慌在胸口淤积，“哇”的一声伏案痛哭，他知道，自己再也不是天才了。
王镇皋的老相册，里面是他和同事的合影
肆
“文革”爆发后的一天，王镇皋和其他教职工被留在教室里，面前放着纸笔。总支书记要求互相写揭发材料，当然，他说，也可以写写自己。
沉默。第一个人拿起笔的时候，教室的气氛变了。不一会儿，只剩下王镇皋抱着双臂，一动不动地坐着。
鸣放之后的秘密工作并没有轻松下来，但凡国内外有事，王镇皋就得收集各方面的言论，每周撰写思想动向报告，交给巩念胜。有一段时间，他借调到北京参加人工降雨研究， 12 点乘坐火车，一宿不睡，凌晨 5 点到达后直接赶往学校，拖着病体上完八小时的课，当晚又赶回去。课间休息时，他站在走廊里打起了呼噜。
被留下写揭发材料的同事们，有的已经写了满满一页，有的只开了头，王镇皋仍然没有动笔，“我拼了命做工作，还要坐在这里交代问题。”眼泪又止不住了，最终交了白卷。
物理系办大字报专栏时，他依旧没能逃脱，同事列举的罪状是：打扮成美女的大毒蛇，反革命少将特务束星北的得意门生、孝子贤孙，为他肝脑涂地。他找总支书记争辩，对方不屑地说，“北京的大干部都整了，你又算什么？”他闯进党委书记办公室才发现，巩念胜已经在替他申诉了。后来在清理阶级队伍时，整他的幕后操纵者被关了起来，王镇皋松了一口气。有了依傍，他不再出席任何批斗会。
政治运动呼啸去来，让人想起当年那列漫长的火车，只是更不清楚方向、更无所适从，王镇皋保守着隐秘的身份，像是攥紧扯掉了一半的车票。当现实无力改变，唯一能做的便是自我说服，他逐渐把秘密工作当做一种民意调查，认为是党中央了解民情的途径，而且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围观下棋时邻居评论起时局，王镇皋蹲在一旁探听，忘了家人还等着他回家做饭，恼怒的妻子冲下楼，将他踢翻在地。
“打探？用得着打探吗？平常见了面随时都可以聊聊” ，王镇皋对词语暗示的褒贬很介意，他从床下拉出一个纸箱，老照片整整齐齐地贴在相册上：山大的花园里，同事们努力地笑着，或是在夏天的海滩，心无顾念地角力、追逐，黑白之间觉察不出任何异样，只有波澜不惊的生活场景。王镇皋的秘密工作完成得十分出色，山东省受到中央的嘉奖，公安厅长还专门请他吃过饭。
党支书记曾问王镇皋，你为什么不申请入党？为什么不向党汇报思想？他只能回答，这不太好讲，校党委知道我的思想。公安厅的人曾告诉他，你不能入党，并拿出一份彭德怀事件的党员文件，给他看了，“这就算你的组织生活。”
报告别人私下的谈话，难道不觉得有问题吗？我问王镇皋，他回答说，“党中央希望知道你怎么想，就算明着问，难道不应该如实回答？汇报给组织又有什么关系。有些人挨整，是党犯了错误，像我这样的好人，怎么可能去害别人？”联想起围绕在他身上的种种评价，王镇皋又一次不加掩饰地落泪了。
不只一个人向我说起他的老实善良：他把评奖、加工资的机会让给生活困难的同事，用一枚钻戒换来的自行车借给别人长期使用；当他看到新闻中患了重症肺炎的儿童，一宿辗转反侧，第二天赶到医院留下 500 块钱之后，才回到家沉沉睡去－－我在网上看到相关报道时，迷惑于缺乏道德判断力与渴望道德满足感为何会同时存在于一个人身上。“了解我的人都说，当今世上再没有这样的好人了。”他又说。
文革挨整之后，王镇皋做了最坏的打算，如果逼迫得受不了，就要求公安局把自己关起来。再去理论物理教研室的时候，同事们变得异常客气，有的低着头，有的猛然站起来，“王老师，请坐。”运动把人变成了伪君子，王镇皋想，十年前他就告诉公安局，束星北思想落后，但事情都在明处，远不及两面派可怕。
发配到月子口水库之后，束星北起初仍在宣扬人治法治的理论，其他右派们疯狂劳动、彼此揭发，寻找着一切摘掉罪名的可能，束星北体弱，又消极怠工，总被当作最差的一个。
饥馑来临的时候，束星北饿极了，身体快要陷到绵软的地里去，他溜进农田，顺着红薯的藤蔓摸到根茎，正要挖时被守望的农民逮到。农民见他可怜，从草棚里抓了一把花生，束星北竟连皮吃了下去。漫长的煎熬摧毁了他的意志，终于写下万余字的忏悔书，痛斥自己是“披着人民外衣的豺狼”。当有人偷偷告诉他可以帮他逃亡海外，他动过心，最终还是告发了对方。但无论如何虔诚，始终不被饶恕。
然后，又春天了。
20 年后，王镇皋见到已经平反的束星北，发觉当年的英气消散了，而他自己也因为疾病折磨显出深重的病态。他代表学校请束先生回山大，束星北只是笑笑，没说什么。后来束星北寄给王镇皋一封介绍信，李政道要到北京演讲，他希望自己最好的两个学生见见面。
报告厅里挤满了人，他们响应号召，准备再次“向科学进军”。王镇皋坐在第一排的贵宾席，静静地看着讲台上的李政道，“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演讲结束，掌声真诚热烈，王镇皋害怕问起科研的事情，在人群涌上前的时候，独自离开了。
退休之后，王镇皋写信给学校，要求评自己为名誉教授，哪怕退休金减半也无所谓，但没能如愿。
伍
晚年回到绍兴小镇时，家人亲戚大都不在了，七十多岁的外甥女偶尔照看他。每隔两天，王镇皋往外甥女家去一趟，如果几天不见人，她就过来看看是病了还是死了。前不久，外甥女也去世了。他跟妻子已经几十年没有来往，听别人说，她的健康状况比自己还要差。
王镇皋患上神经衰弱那会儿，曾申请到兰州大学交流学习，顺便休养。远离了政治运动的是是非非，兰州的时光难得清净。一位北大毕业的姑娘热情主动，总是用上海话问这问那，王镇皋你还看电影啦，王镇皋裤子不好这么破的，后来就成了他的妻子。婚后听说，妻子曾有过未婚夫，男方在毕业结婚前沦为极右分子，判刑十年，因狱中组党，又加刑十年，亲戚都劝她，等不得了。
婚后，王镇皋总在周日时神秘外出，有时半夜 12 点也悄悄溜走，无休无止的争吵，感情也随之消磨。 1979 年，未婚夫平反出狱，跟妻子常常书信往来，王镇皋无意中读到过其中一封，信中回忆起两人的青春时光，“乌七八糟，一塌糊涂。”他说。离婚后，妻子立刻搬去了未婚夫所在的城市。
同事间流传的风言风语则是说，王镇皋的特务身份败露后，妻子忍受不了他的声名狼藉，离他而去。第二任妻子是物理系老教授的年轻遗孀，“卑鄙无耻的特务”就出自她的咒骂，那段婚姻也没持续多久。
对于秘密身份的泄露，同事间的版本和王镇皋的说法略有出入，但都繁复冗长，可以确定的情节是： 1979 年，为了提高待遇，王镇皋向党委书记“评功摆好”，提及监视束星北的历史，结果与总支书记产生矛盾，后者“有意泄密陷害”。当他从外地回到山大时，同事告诉他，“不得了，特大新闻，全校都知道你是山东省公安厅的大特务。”
他先是调往华侨大学，后来为了就医方便，又调往苏州铁道师范学院。至于科研的事情，早就不再抱有希望。
同学王景明回忆说，束星北曾有一次向他问起，你知道王镇皋是特务吗？眼神中带着惊讶，但也没多说什么。 1982 年束先生去世之后，治丧委员会发过一封电报，王镇皋在上海看病，收到时已经是三个月之后。
束星北临终之前曾有嘱托，要求把遗体捐给青岛医学院，他虽然身体衰朽，头脑却像年轻时一样清晰敏捷，也许有研究的价值。但医学院忙于领导换届，遗体被遗忘在不为人知的角落，很久以后领导想起，吩咐两个学生抬到树林安葬，学生抬着不知名的腐烂尸体，匆匆埋在了操场的双杠下面。
“遗体被忘记了？”王镇皋的眼神突然惊愕起来，直直地盯着我，很快又黯淡下去，“哦。”
此刻，窗外正是江南的梅雨季节，雨声时大时小，夹杂在隔壁一场法事的木鱼声里。雨停了，小贩骑着三轮车叮叮当当地经过巷子，经过“无产阶级专政万岁”的斑驳了的标语。
本来事情应该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结束，但有一年，女同学打来电话，说大家都为王镇皋感到不平，当年班里常常得零分的学生也评上了教授，而王镇皋却在副教授的职称上退了休，“你可是束先生当年最器重的啊。”
王镇皋感到很失落，他用历数一生的语气给苏州和山东大学写了万余字的长信，希望授予他名誉教授，即使退休金减半也无所谓，结果都没有回复。两次突发心脏病的巩念胜也拖着病体为他奔走，找到山东大学，了解当年情况的潘校长病重不办公，再不久，巩念胜和潘校长都去世了。王镇皋到济南时曾看望过巩念胜，聊起当年的事情，巩说，“党对不起你”。王镇皋再也压抑不住，放声大哭。
心愿未了，知晓他过去的人却一个个离开人世，王镇皋有些四顾茫然。他拨通老同学的电话，对面传来了嘟嘟声，“死掉了？不可能死掉了。”再拨打另一个，“膀胱癌啊，我前列腺癌，好一点，还能活一两年。”他说，要是评不上教授，会死不瞑目。
他也想联系束星北的小女儿束美新，向她解释当年并没有害过束先生，汇报时提到李政道，是想让上面处理时有所顾忌。但束美新不愿意跟他通话，虽然她同意父亲遭难的责任不在王镇皋，当年揭发他的人太多太多了，她只是不愿意父亲的名字跟王镇皋再有瓜葛，“跳梁小丑”，她评价说。
在电视柜的杂物中间，有一本托人买来的《炎黄春秋》，里面有篇回忆束星北的文章，王镇皋用红笔圈注了几处细微的错误，比如，不是气象所，是气象台。
他的自我意志稀薄的个性，似乎跟年轻时没有太大分别，一贯的柔弱老实，经不起人劝，看到农民工讨薪的新闻便忍不住落泪，每次去医院都特地多带两千块钱，遇到穷苦人医疗费不够的，就给他们，每年总能遇到一两次。
那次在杭州的中医院，他坐在门诊室里哭泣，诉说起当年，医生打断他，“你不要哭了。”后来就很少再去那里，有人按时买好药寄给他，每次满满一箱。
每天凌晨 4 点多他就起床，熬癌症的药，要是有困意，便再睡一会，四个小时后熬肝脏的药，下午和晚上还有两贴。浊黄的中药熬好了，总是忘了喝 ，凉掉。他拿出中药处方，忍冬藤、白茯苓、龙牙草、青藤根……“嗒”的一声，炖着排骨的砂锅烧干了，裂成两半，晾出一团乌黑。
转自《时尚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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