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欣欣：读北大荒千人受难者名单
读北大荒千人受难者名单
－－作者：杜欣欣
前几天重看电影《日瓦格医生》，其场景正与近日极地般的严寒巧合。昨晚当地气温降至华氏-11度，特别煮了羊肉汤暖胃。喝着热汤又想起拉拉她们只有土豆吃。哎，别说羊肉汤，热菜汤就已然天堂了。
今晨的气温只有华氏-4度，走在上班路上，感觉鼻孔内都是瑟瑟的。很久未经历如此严寒，这结冰感让我忆起东北岁月。那时我十五岁，跟随母亲来到位于牡丹江宁安县的五七干校。清朝时，宁安县就是被称为宁古塔的流放地。但因气候相对温暖，被当地人称东北小江南。我们住的的地方原为航校，猫冬并不难过。可是我爸于58年因“右派”发配至黑龙江鸡西劳动改造，他那里更为寒冷更加偏僻。在天寒地冻中，“右派”们还要挖水渠。因劳动地点远离驻地，他们只能在冰雪里搭大马架子过夜。所谓的大马架子就是地窝棚，半截在地下，上面盖上油毡树枝，顶上掏三两个洞，放块玻璃透光。马架里用木头搭成大通铺，中间生火。柴火过不了一晚，清晨冷得可见铺上升起的缕缕哈气，哪天哪个位置不见了哈气，那人就是过去了。
旧年秋天，父亲托人带来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右派”名录，书名为《一份‘阳谋’灾难的民间档案 －－ 中央单位‘右派’流放北大荒名单》。此书的开本不小，由香港五七学社出版，没有作者名,封面封底贯通一幅冰雪中受难者拉木头的老照片。翻开第一页就见收集撰写者杨崇道先生的手书，特别注明通过我父亲转交给我。据杨先生说，档案里共有1417人被流放于850农场等地 （仅为官方数字55万右派之500分之一），但他只收集到1364人，47人下落不明。资料主要来自健在的右派荒友，850农场下属云山畜牧场档案室材料。杨先生留用于“右派队”当文书时的记事本和部分”红头“文件。
为了这本书，年已古稀的杨先生花费7年时间，自费奔走十余省市，于是这本书不仅是名单，而是受难者的存传，其记录文字或长或短，简繁不一，但却尽力包括了传主主要信息，诸如生死，何时为何到北大荒，在北大荒的日子等。通过走访，健在的受难者自述离开北大荒后的生活，晚境与子女情况，字里行间更能看出受访人最在意的价值：家庭子女，职务或行政级别，才能或成就。
看过戴煌和殷毅老先生作的序言后，就见按照原单位排序的目录。第一个单位是文化部，下面细细地列出中央乐团，中央歌舞剧院，北京人艺，青艺，故宫博物院，大众电影杂志，北影等单位。在本书的编辑上，文化部似乎比任何单位都更受重视。文化部之后以国务院，各部委，报社分列，最后是军委下属各单位。
名单中的受难者来到北大荒又被分发至850农场（925人），835农场（489人），852农场（艾青1人），汤原农场（丁玲陈明两位）。他们中有文人，编辑，画家，演员，记者，翻译，音乐戏剧研究者，工程师，知名人士如聂绀弩（1903年生人，时年55岁，为最年长者。他因在夫人周颖的手稿上有其修改痕迹而被打成右派），戴煌，黄苗子（黄在那里20个月后因病调回北京），丁聪（在那里两年），尹瘦石（画家），沈君默（电影编剧，在850农场写出《革命自有后来人》即京剧红灯记的电影剧本）等，还有曾经知名但早已不为人知的屠楚才（戏剧音乐家，名票张伯驹的琴师），《小兵张嘎》电影里罗金保扮演者张莹。我现在还记得他对试图夺枪的嘎子说：“打死你这个狗汉奸也是混饭吃吗？”，电影里的罗金保一身黑衣戴墨镜，我小时候一直以为戴墨镜的都是坏人。
张莹于1960年摘去右派帽子，1963年回到北影。文革中，扮演嘎子的安吉斯从内蒙古串联到北影，他不但批斗了崔嵬、张莹、于绍康，还在批斗中打人，据说崔嵬被打得最厉害。在电影拍摄中，崔和张对安吉斯非常好，张还教他游泳，此事深深伤害了张莹。张莹在被关牛棚时已身患疾病，1969年去世，年仅45岁。60年代的摘帽右派绝大多数都就地安排，我父亲在鸡西林场工作直至80年代初。张莹能回北京是幸事，但他未能活到右派平反的时代，又是不幸。
1960年右派摘帽子是当时一件大事。虽然那也是当局的羞辱欺骗手段，但当时却信者众。为了摘帽，绝大多数人都承担超出体力很多的重活，并努力向组织靠拢。在对外文委工作的郭冠军1960年12月得知被摘帽，“欣喜若狂，回北京之前和大家一一道别，还把有纪念意义的东西送给难友留念。当夜，他由于极度兴奋加上长期挨饿的浮肿身体，致使心脏衰竭而亡”。右派也有极少数不那么在乎摘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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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明贤，1915年生人，北京籍。上海乐团演员，男低音，原为飞机机械师，给张学良开过飞机。1964年在850农场林煤场劳动时，只剩他一个人没摘右帽，在大伙的劝导下才提笔写了“我要摘帽”，连申请人姓名都没写就交了上去，帽子自然没被摘掉。他待人和善，大伙都亲热地叫他龚大爷。他光棍一辈子，79年右派改正后，住在北京天坛康复利9号，年老病逝。”
“刘鑫，1926年生于安徽巢县。军委政治学院少尉教员，副连级。在云山畜牧场劳动改造期间，干活差劲老挨批，他说：“习惯了就很自然。”“领导有权批评，我有权掩耳不听。”1961年11月16日，第三批被摘帽子，可他无动于衷：“摘也是干活挨饿，不摘也是干活挨饿。”在抬木头中，张莹为了救他而腰部受伤卧床不起，但他几次到张的住房门口，却不敢进去。”
除了记录摘帽信息，书中还记录摘帽的去向。其中的律培南引起我的注意。律与我父亲不仅是同事，而且又是和我父亲一一被定为极右而发配北大荒。律摘帽后自动离开北大荒，回到乡下老家彻底脱离的体制。据我父亲说，文革中，律因为家乡老乡的保护没遭什么罪。我父亲文革中被毒打，另有若干北大荒的右派难友在文革中自杀或失踪。
我父亲在北大荒劳改时与王克勤，周研秋和胡子宗三人最为接近。我父母离婚后，父亲来京曾借住于他们的家，我母亲与王妻也有往来。王克勤是上海人，中学时即参加中共地下党，姚文元上中学时就在他那个地下党支部。我记忆中的王妻徐阿姨是北京市局级干部，据说资格相当老，她和王没有孩子，但他们没有离婚。可惜丈夫八十年代初回到北京不久，她就去世了。
胡子宗1938年参加革命，当“右派”之前为公安军政治系主任教员。他的家庭相当不幸，其妻因贪污问题被关押，他们唯一的儿子因杀人罪被判死缓。胡子宗的栏目下的文字这样记载：“79年落实政策，在老领导的帮助下从北大荒调回北京并分配到中国社科院工作，和朱镕基同时到社科院报到。离休后著有份量较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哲学》一书，并赠给胡锦涛和温家宝等国家领导人。”
以前我只知道老周是他们四人中资格最老的，心也最善良，但此书提供了更多细节。周砚秋生于1919年，当“右派”前为高级防空军学校教员。1960年，云山割豆大战中，老周因生吃黄豆被副场长发现批，他苦笑着说：“民以食为天。”副场长开现场会批他，他说“批吧，批吧，时间越长越好，让大伙好歇息一下。”副场长气得掏出小本子说，“我记上，不给你摘帽。”他答：“记吧，我叫周砚秋。”1962年一次开会，宣传干事作报告：“全国形势不是小好是大好。”周走到主席台，把穿破的鞋子脱一只给干事看，“你说形势大好我很高兴，请你帮我买双鞋（当时市场货物紧缺，根本买不到鞋袜）。”
我曾听父亲谈起过受难者的故事，在这本书才知其姓名：
“杨泰泉，1925年生于四川大竹县，三部中尉参谋，副连级。他自58年4月到达云山五栋房的第一天起就不说话了，他牢记当右派的教训：“祸从口出。”1961年1月初，军队右派集中到850总场劳动，没过几天就饿死了。两年零九个月从未说过一句话。”
“张宣，1917年生于江苏镇江，科员。60年12月30日离开北大荒返回北京时因身体早已饿垮，无法走路，由难友抬上火车。火车尚未入关，张宣猝死在列车上。当时规定死尸不准进京，难友和当局交涉许久不得通融，只好在天津下车。尸体火化后由难友将骨灰盒送到北京家中。”
在北大荒去世的34位受难者分别葬在五一水库西山坡，小云山东沟，四分场清凉山。本书记录了他们的去世，由谁掩埋，埋于何处。杨崇道曾亲手埋葬难友汪淼（归国华侨，60年秋季割完大豆挑行李回驻地倒于路边死去），当时还用一小块木头刻了碑。半个世纪后，杨曾与难友回到那里，却只见荒草。
作为右派子女，伤心事多，自觉心已生茧，然而以下的人事却让我泫然泪下：
“赵应谦，1928年生于陕西紫阳。（摘帽后）63年分配到虎林东方红林业局工作。78年恢复高考，在陕西的女儿来信：“高考成绩优异，政审时，因父是右派而未被录取。”看完女儿来信后，愧疚自缢而死。”
“吴中准，1919年生于南京。纺织工业部工会主席。58年3月发配850农场四分场劳动改造。参加开荒种地，冬季挖排水渠等重体力劳动。因寒冷饥饿于59年11月夜间突然去世，尸体放在大马架子上，两天后送清凉山掩埋。半个世纪之后，其长女吴江梅于2004和2006年两次北上寻找父亲的尸骨，均失望而归。本书附录吴江梅的纪念文章《半个世纪后的相见》。”
窗外树干上昨夜残雪依稀，草地上的新雪又将旧雪掩埋。那一片雪色的北大荒，那深雪中的受难者，我们的父亲或已去世，或耄耋之年，我们已经进入老年！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苦难深重，我感激杨先生的受难者记录。从记录中，我看到了很多苦难，却少见自由的心灵，真希望有生之年能读到《日瓦格医生》那样境界的著作。
书中附录受难者的著作：
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
吴永良：《雨雪霏霏－－北大荒纪实》，2002，中国戏剧出版社
殷毅：《回首残阳已含山》，2003， 北京十月文艺社
葛翌：《不该忘记的岁月》 2009， 北京时代弄潮文化公司
高汾：《各具生花笔一枝》2010， 湖北人民出版社
刘濛（柳萌）：《春天雨秋天晴》，2004， 工人出版社
倪艮良：《沉思集》2005，天马出版有限公司
陈瑞晴：《北大荒在召唤》，《只有云雀知道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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