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欣欣：高考前后

1989-06-04 作者: 杜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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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前后

－－作者：杜欣欣

1966 年，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关闭了所有的大学。 1971 年，中国的大学开始招收学生，由于毛泽东坚决反对高考，因此学员必须是有三年工龄的工农兵，而且必须由单位推荐。被推荐上大学的“工农兵学员”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大学的学制又由四年缩短为三年。据说从 1971 年至 1976 年，中国大约招收了 82 万“工农兵”学员。

1976 年 9 月，毛泽东去世。次年 9 月，教育部召开了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高考。 10 月 21 日，恢复高考的消息在新闻里播出。这一年，我 23 岁。从 12 岁开始就没再上过学。这 11 年间，我随母亲去五七干校劳动，然后当工人。此时我已是二级机工，工龄近 7 年。

得知高考消息后，我非常兴奋，想都没想就去报名。说是没想也不确切，因为自从工农兵大学生招生起，我就有了上学的念头。当时我所在工厂，能被推荐的都是党员或出身很好的人，尽管我工作积极努力，但也没有希望被推荐去上大学。

我想上学主要源自好奇心和不很安分的个性，当时的想法就是无论如何去试一下，并未想过自己连小学都没有毕业，而在不到两个月的还必须上班的时间里，怎么补上没上过的课？而且连学习资料都找不到。

12 月 10 日是高考的第一天，北京下大雪。我和全国 570 万考生一起走进考场。很多年没考试了，我即紧张又兴奋。上午考政治，下午考史地，次日考数学和语文，一共四门。考语文时，我一看作文题“我在这战斗的一年”就懵了。那时的作文推崇宏大叙事，我想了半天，也想不出当年有什么战斗可写，有什么可歌可泣的故事可说。我勉强完成，自然不能满意。

发榜了！我所属于的“社会生”录取分数为 260 ，而在校生是 320 分。我的数学只考了 30 多分，语文 56 分，我落榜了。资料统计显示， 1977 年，全国共录取 27.3 万人，录取率为 4% 。

次年，北京市的一篇高考作文传入社会后。文章是这样写的：“再也没有比婴儿的第一声啼哭更能提醒你已经进入中年了。这是个女孩儿，皱着眉头哭着。大概她也像门口的那个护士一样，不相信这个挎着书包、满脸胡茬儿的人就是她的父亲吧。”……随着“考试的日期一天天近了，我的孩子也一天天快要出世了。如果不是别人在图书馆里找到我，别说孩子出世，就是孩子她妈住院了，我都不知道。当我冲进病房时，差点把阻拦的护士撞了个跟头。我站在这婴孩面前，那种惊喜和惶恐的心情是每一个第一次做父亲的人都可以理解的。但我站在这疲惫的母亲面前的另一种心情却是别人没法体会的。在这一年里，我干了些什么呢？别说当个好丈夫，更不要说当个好爸爸了。我捏着自己油污的帽子，半天才说出一句话：‘我应该干点什么呢？‘‘什么也不用你了，’她吃力地张开苍白的嘴角，‘你去温书吧。’”

这篇作文写得很个人，显然不符合当时的主流价值，难怪引起评卷老师的激烈争论。作文被《北京日报》全文发表后，我惊讶地发现，作者竟然是阎阳生！

阎阳生的数学考了 94 分，理化 87 分，但只被非重点的建工学院录取。据说考试前，他听说老三届高考只是陪衬，为了能上学才冒险地写了非宏大叙事的作文。虽然老三届并非如传说的那样是陪衬考试，但即使考分再高，也不被重点院校录取。我认识的陈君是文革前北京八中的高三学生， 1977 年北京高考分数的第三名，但只被北京市师范学院录取。

1978 年春节，我母亲带我去参加她的同学聚会。聚会时，大家都在谈高考。当着众人的面，我母亲要我再考。我争辩道：“文革前，我只上到小学五年级。文革 10 年，我的上面有小学六年级到高中的毕业生，下面有 1971 年到 1977 年的初高中毕业生，他们都比我学得多，怎么就轮到我考上大学呢？”

我当然想上大学，但对考上实在没信心。在日记中，我虽然写下“你不是为别人看法和意见而活着”，却依然顾虑着如果考不上，单位的人难免会说三道四。但我母亲在家里是绝对权威，若不参加高考，在家的日子也不好过，我只好开始准备。

鉴于高考数学成绩最低，我决定将初中和高中的数学作为学习重点，但教科书却很难找到。这时，我遇到了小光。小光家兄弟四人，其中的一个是他继父的儿子。那孩子的母亲原是舞蹈队的编导，很有才华。文革中，她以一根丝巾自尽。我和小光虽然住在一个院子里，但此前并不认识。那时小光在郊区插队，请假回来复习。他的时间比我多，也比我灵活，因此我们约定他白天用数学书，晚上我用。

比起 1977 年，我们工厂报考的人数更多了，车间规定上班时间不许复习功课。我私下准许组员干完活儿可以复习，但作为班组长，自己却不能那么做。偏偏磨工又是最后一道工序，每次加工单下来，必是急活儿，我不仅不能利用工作时间复习，还必须带头加班。

每天下班回家后，匆匆吃过晚饭，我就开始复习。在头脑最清醒的时候，我学数学。从四则运算开始，然后是初等代数、几何和三角。我记忆好，很容易就记住数学公式，但逻辑能力差，每遇证明题就不知如何下手。

所幸女友林君不仅是北京市 101 中学 66 届的高中毕业生，而且是学习委员和北京市优秀中学生的银质奖章获得者。虽然 10 年没摸书本，她解起数学难题依然思路清晰。无论三角几何还是代数，她从未被难倒过，真不愧最好的中学的最好的学生！

我在日记中赞美林君：“因为她聪明而无名利之心，她境遇好而无傲气，她冷静而不冷冰冰，有见识又善良，所以我爱她！”我非常幸运地遇到了林君，至今心存感激！同院的陈君也参加高考，他父亲陈叔叔通晓史地，我常去他家复习请教。我母亲的同学黎阿姨找来政治复习材料，还带我去请教一位语文老师。我一直喜欢读书，复习史地只需整理出大纲，重点记忆就行。政治考试都是套话，完全不成问题（一笑）。我比较担心语文，感觉无从复习，而且特别不喜欢命题作文。

在五个多月中， 8 小时工作之余，我每晚学到深夜，周日整天学习，终于在高考前自学完成了初中高中的数学课程，复习了其他科目。在日记里，我写道：“天才出于勤奋，聪明来源于积累”。“上海市 70 届学生郑伟安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经过自学达到研究生水平。每天学习 10 小时太不容易了，我要在古汉语上下功夫，能考上大学当然好，如果考不上就借大学教材自修，一定要摘掉文盲的帽子。”

我的大学同学毛胜英当时在印刷厂工作。他回忆：“我徒弟愿意顶替我工作，但我不能在车间里公开看书，只能去公共厕所复习。我们车间主任是女的，进不了男厕所，就在厕所外骂我。”

翻开那时的日记，除了自我鼓励，更多是对自己的不满，高考复习却未占据很大篇幅。在那个蓝缎面的本子里，我零零碎碎地记下同事的故事，对爱情的渴望，与母亲的矛盾，甚至还有看话剧读期刊的体会。

其中的一天，看了日本画家东山魁夷的作品《雪原谱》之后，我激情地写下：“当我第一次看到你，在我心灵中引起怎样的感觉。我突然想起在小穗那儿看到的美国摄影杂志，那上面有你的孪生兄弟。你们都是月光照耀下的雪原，所不同的是，那幅照片里只有一些细小的冬草，对着月光欣赏着自己的风姿，而你却是高大的松树，落叶的白桦。在他那里，有一道道风吹过的积雪痕迹，就像水面的波纹，神秘地向外伸展，伸展……你虽然没有水波纹，但却是树影清晰，那独立的影，那集体的影，那高大的影，细小的影，树根的影和树梢的影，山峦的和山脚下的，啊，多么逼真。我听到了什么，静一点吧，窗外的知了，我听到圆润的号声，在雪原上回荡，含着淡淡的忧愁。”

读着那时幼稚真诚的文字，不禁感叹年轻真好！那么紧张忙碌，居然还留下了这许多的闲笔。

1978 年 7 月 20 日，高考开始。第一天上午 7 点半到 9 点半考政治，下午 2 点半到 4 点半考历史。次日考数学和地理，最后一天考语文和外语。我被分到邮电学院考场，从住家到考场单程骑车一个小时左右。那时的邮电学院，教室设施宛如一个中学。教室里四五排小课桌，我在教室里坐下，翻开桌面放下书，就感觉紧张，手开始出汗，身上却发冷。不久，监考老师拿了试卷进来，开始宣布考场纪律。

我可以断定，那时几乎没有人想过要作弊。等待发卷子时，我紧张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拿到卷子，一开始答题就不再感觉紧张了。考完后，我冒着酷暑，骑车一个小时回家。吃完午饭，稍事休息，再骑一个小时回来参加考试。为什么回家吃饭？我想应该是当时考场附近既无饭馆，也无休息之处吧。

第一天，我考得很顺利。次日考数学，数学的卷子是文理一样，但标明文科考生只做前面 80 分的题目。我提笔做下来，被一道三角证明题难住了。我先把能做出的都做了，再回来看那道题，还是解不出来。脑子一片混乱，交卷时间已经到了。骑车回家，一路上，我都在想那道题。后来我拿着那道数学题问林君，林君看了说：“考试前几天，我还给你讲过这道题呢？”（真郁闷！）

考过数学后，中午到家，母亲焦急地问我考得怎么样？我说考得不好。母亲特意烧了红烧肉和鸡蛋，但我却没胃口。我对母亲说先去躺了一会儿，母亲坚持要我吃个鸡蛋，我没吃就躺下了。在床上混了一阵，也没睡着，昏昏沉沉地起来，心情很坏。我对母亲说：“不想再考了“。母亲一听就急了：“无论如何，你都要考完！”

我听了母亲的话，骑车去考场。下午地理考得很顺利。次日考语文，我在翻译古文上花了不少时间。再看作文是缩写，题目是“速度问题是政治问题”。唉，又是政治挂帅了，又是我最不擅长的。下午的外语考试不记分，我未学过外语，可以不考。

高考后，虽然我每天还是照常上班，但心情焦虑。一天天地盼着考试结果，盼着的时间过得慢。在机床前干着活，不时会想如果考不上怎么办？周围的人会怎么看？神不守舍地过了一个多月，分数线下来了。我考上了！在当天的日记上，我写道：“文科录取线是 340 分，理科是 350 分。高兴极了，我怎么也没料到考了 360 分，但似乎少了一点，如果再多十分该多好。”

“多么动荡的一个月啊，焦急，惶恐，等待，灰心，惊喜，疲劳。体检，又是等待。真希望能上大学……并非我是想投入竞争场合，但我知道必须这样，因为我必须自立。我感到内心极度幸福，说得确切些，不仅是幸福，而是一种得意。我，一个在别人眼中有某种看法的女孩子，终于通过自己的努力站起来。还要感谢你，我的母亲。我真幸福，不敢相信，我进大学了！上帝啊！我进大学了！！！”

我接到通知去体检，才知自己体重过轻，但总算通过体检。 1977 年高考时，小儿麻痹后遗症症患者，残疾人因体检不过关，完全被排除在大学门外，据说 1978 年有些改善，据说北京若在体检中如查出高血压或哮喘都可能被列为体检不合格而无法上大学。我的一个上海朋友过了 1977 高考分数线，但因肺炎竟然不被录取，不得已她又去参加 1978 年高考，并考上复旦！

为了庆祝和答谢，我到莫斯科餐厅请朋友们吃饭，那顿饭花掉了两个月的工资，但我觉得非常幸福。考上大学，我母亲比我还高兴。一是终于完成夙愿，我能接受高等教育了，二是在单位里，她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

工厂的朋友张君还手书一首《望海潮》赠我，词中除“喜君展翅，前途待闯，何必轻心赠急郎？好花不先放。” “欲穷千里目，峦巅远望。苦读华章，奋溢寒窗，奇馨更比芬芳。博学掩孤凉”等应景应时句子，还有“母女依度，历尽沧桑，衷诉何止深伤。”“莫怪白发忧，育儿断肠”等。

彼时，人们对学文史心有余悸。文科除了文史，可报的专业不多，我第一志愿报北大考古系，北京经济学院经济管理系为非重点的第一志愿。为了被录取，我还报了几所外地院校。知道我报考外地院校，我母亲开始担心，她说：“好不容易调了回来，你居然报外地学校？”

母亲急得带我去主管部门询问。结果是我的分数不够重点院校，只能上北京市院校。后来得知，我的史地政治考分都在七八十分，语文差一分及格，数学竟然得了 75 分！高考复习同伴中，我考上北京经济学院，陈君考上北京工业学院，小光考上位于上海的第二军医大学。

据统计， 1978 年报考人数为 610 万，最后录取 40.3 万（含后来降低分数线扩大招生的部分）。我的录取几无悬念，但我大学的同班同学却不尽然。同学毛胜英的母亲白虹是 1930 年代上海的知名歌星。因江青不愿意人知她在上海的从影史，很多同代同行在文革中都被关押。据毛胜英说他母亲本分老实，除了会唱歌，说话都说不全乎，不知哪个人屈打成招牵连了她，也被关押。得知上了高考分数线，他母亲的所谓历史问题还未做结论，毛胜英一直担心不被录取，直到开学一周后，才放下心来。另一位同学阮森平因父亲所谓的历史问题政审未通过，开学一个月后才到校。

此类事并非孤例。出国后，我认识一个“老三届”的知青是 1978 年高考中南方某省的几个顶尖的考生之一，但却未接到录取通知。他找到“省招办”，“省招办”查了档案，道歉说“工作中的失误”，分配他去某个师专。后来他听说“不录取”的真实原因是他的档案里有什么“材料”，而所谓“失误”不过是掩盖政治歧视的托辞而已。其后 10 年，这档案中的“材料”如附骨之蛆，每当升学，分配工作就会发作。他不得不告别故土，出走海外。

我一直以为应届高中毕业生的基础比我好很多，但他们回忆：“上小学就是写大字报，活学活用，学工学农，背白灰沙子作土坯砖挖防空洞，学黄帅批林批孔，学张铁生交白卷，一个运动接一个，和学习没关系。”一位大学同学还回忆上中学时在西单挖防空洞，不经意挖通了西单百货商场的地下仓库，里面有很多糖果，学生们不仅大快朵颐，还塞满裤子口袋。

十年的教育荒废，即使如人大附中那样的好学校， 1978 年的录取率都低得不可思议。当时的北京 15 中学，文科只有一人考取。第 35 中学的 600 个应届毕业生中， 80 来人考文科，只有两人被录取。对于很多“社会生”而言，改变现状和命运是参加高考的最大动力，但应届高中毕业生又何尝不是？ 1978 年高中毕业若考不取，也面临着去农村插队。

被录取后，我和母亲一起去北京经济学院。看到它只有一栋教学楼，与我想象中的大学差距甚远。开学前，我被招去开会，被分配当班里的文艺委员。据同去开会的同学回忆，当时召集会议的是系支书和班辅导员。他的感觉两位很像街道工厂的党支书和团支书，都是吃政治饭的，所开的玩笑也比较粗俗，让人失望。

当然，所有的不满都被上大学的喜悦抵消了。上大学后，我戴着校徽走在街上，乘公共汽车，常常遇到羡慕赞美的眼光，感觉幸福又骄傲，虽然多少有些虚荣。

1978 年 10 月，我开始在北京经济学院上学。彼时经院的校舍依然被侵占，宿舍，图书馆，教学都在同一栋楼里。绝大多数同学走读，我因家远分到了宿舍。除了校舍设备匮乏，教材，课程设置，师资也与高等教育名实不符。

我是经济管理第一届学生，但经济管理又非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强项，中国的企业也从未有过真正意义上的管理。当时的课程设置有《资本论》，国民经济计划，机械制图等。后来我到美国念企管硕士，发现在中国本科所学的 90% 都无用。

不仅专业课，连数学，语文这样的传统课也因文革十年荒废而找不到合格的师资。第一学期，我们的语文老师读错字，甚至说“锄禾日当午”是李白的作品。同学们忍无可忍把他轰下讲台。据说这类现象不仅我们学校，连北大都如此。听一个小朋友说，她 1980 年代中期上北大生物系时，老师是现学现卖。国内没有教材，用的是英文教科书，她因此英文提高很快。

虽然当时的教学不尽如人意，但上学的机会太难得了！我和我的同学如饥似渴地学习，直到毕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