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治中：大跃进怪招迭出
大跃进怪招迭出
－－作者：杜治中
荥经 1957 － 1958 年的“反右”、“大跃进”和“大战钢铁”运动，已有童梓平先生的《反右运动 50 周年祭》和庹开荣先生的《关于大矿山办钢铁的回忆》二文从大的方面作了一些记载，我这里仅拣我们小学生参加过的几件小事来说说。
一、打麻雀
57 年，上边突然号召“全党动员，全民动手”，开展“除四害”爱国卫生运动。县上成立了“除四害”指挥部，满街都张贴了标语口号和宣传画：说的是假如一只麻雀一天吃掉二钱粮食，全国 N 只麻雀一天就要消耗多少斤，一年就是多少吨；一年之内又要繁殖多少只麻雀，又要消耗多少吨粮，相当于一年多少亩地的产量，又等于多少人的口粮……。把麻雀列为“四害”之首，要像阶级敌人一样去消灭它。至于把麻雀与老鼠、苍蝇、蟑螂并列，是否科学，只要伟大统帅知道就可以了。
于是在县指挥部统一调动下，不分机关学校，不论城镇农村，倾巢出动，撒下“天罗地网”。老、幼、病、弱不能走动的就值守房屋周围，一见麻雀飞来就高声吆喝，手摇“响刷”（用竹竿把一头捶破成数片，一摇动就哗哗作响），不让他歇下来。其余能走动的人就自带干粮，分配到县城四周的山上。我们“二完小”的学生就分守离县城两公里的兰家山。一大清早，个个胸挂弹弓，手里敲着铁锅、盆子、锣鼓等能发声的东西，嘴上还要高声吆喝，排着浩荡的队伍，像出征的士兵。大家只觉得很开心，很好玩。到了目的地就各自去寻找目标，有爬树掏窝的，有灌木丛中扒鸟蛋的，有敲响器高声吼叫的，忙得不亦乐乎。
那些青年灭雀队员们更是大显威风。他们手里有集中起来的明火枪，配备了火药、铁砂子、手电筒，这山跑到那山。白天就大过枪瘾，提着一串串打死的鸟（当然不只是麻雀了，还有地麻雀、斑鸠、青鹳子、乌鸦、喜鹊、鹞鹰等，见啥打啥），到处搜寻。晚上就挨家挨户地屋檐下去掏麻雀窝。所到之处“倾巢之下无完卵”，场面血腥。正在鼾睡的麻雀儿们自然都成了俘虏，被装进口袋，还不断地“姐儿姐儿”地哀叫着。也有些强悍的雀儿惊叫着，奋翅向茫茫夜空中逃去，以后的生死便不得而知了。勇敢的母麻雀竟然不服罪，为了保护自己的雏儿，还竖起羽毛，用利嘴去啄破抓它的手！“为有牺牲多壮志”，我们的党委书记郭少忠就是在用砂枪瞄准麻雀时，一扣扳机，不料枪膛爆炸而失去了一只手，留下终身的光荣。
我们官田坝中央有些零星的树木，也被砍去了，说是“不给麻雀有歇脚之处”。指挥部的干部不断宣传：经专家论证，麻雀最长的飞行时间只有半小时，只要不让它歇下来，便可累死掉下。我是方脑壳，就是搞不懂：像我们这样的山区小县，周边就是山岭、森林，接着就是崇山峻岭，你在这里一吼闹，它要不了三分钟便飞向无人的地方去了，怎能累死呢？据我所知，那么多人吼了一个多星期，也没见掉下过一只麻雀，倒是所有吼的人都累憨了。
黎明，四周的山上：朱砂溪、五里山、车家坪、打锣坪、小坪山，都叮叮当当、乒乒乓乓，明火枪也东一枪、西一枪，以及人们尖起嗓子的吆喝声，响刷的哗哗声此起彼伏，绵亘不断，一直吼到傍晚。头两天还热闹，一个星期以后，嗓子全都吼哑了，其他响声也稀疏了。麻雀们也是头两天还起劲地飞逃，两天过后，连影子也见不到了。它们可不愿意“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找个清凉处去过与世无争的小康生活去了。
二、人造万斤高产田
自“反右”以后，农村的形势硬算得上翻天覆地。怎么不是呢？都人民公社化，公共食堂化，行动军事化，人人高度机械化了。无论干什么事都是吹牛吹得越大、越离谱就越革命，越光荣。谁要按老规矩办，保准给他戴上“右倾”的帽子，被斗得死去活来。
人造万斤田的地方，就在我们“二完小”（现严道中学）背后的那片田野上。先把上面那层活土（耕作层）挖开，再把下面的死硬土一块块传上来（足有二三米深），然后烧起一堆火，将死泥巴坨坨垒得像坟包那样进行薰烤。据说是经过薰烤过的死土就变成肥料。这样处理过的田也就变成亩产万斤的高产田了。搞得整个田坝“新坟”累累，就像现在修建楼房挖地基一样。这样以来，一亩田要付出多少劳动力，不说你也知道了。于是，调来各连（生产大队）的大批劳动力，不分昼夜，白攻加夜战地进行“突击”（当时无论干哪样农活都是军事术语）。提出的口号是“老人个个赛黄忠”，“妇女胜过穆桂英”，我们小学四年级以上的学生都被驱赶来背泥巴，扛柴火等。各个机关单位也轮流前来支援，有的帮薰土，有的就打老墙土。不管薰土还是打老墙土都叫积肥。公社（城关营）也轮番给各单位送去喜报，用大红纸写上“某单位为我城关营积肥几百万斤、几千万斤”（反正数字又不用钱买，随便写）。大家兴高采烈，敲锣打鼓，从街上游行送去，搞得好不热闹，好不革命啊！
当时似乎天天都有喜可报，各处都有出成果、“放卫星”的报道，连《人民日报》都在刊登：毛主席视察过的郫县红光人民公社水稻亩产八万斤！广西某地水稻亩产十三万斤！而且还附有照片，说谷穗的密度能托起婴儿，鸡蛋放上去也掉不下来。我们县烈士公社的党委书记黄某某与时俱进，灵机一动，把十几亩田的半黄熟的水稻硬搬来挤拢在一个田里，召集全县的干部去现场参观（等于是把那亩产 13 万斤的秘密传授推广）。
回头再来看秋播的稀株密植高产田：先把整平培细的田里再铺一层筛子筛过的老墙土，然后在上面密密实实地撒一层麦种，再在上面盖一层灰肥。这样的播法连外行都晓得是在乱搞。可是大家都不敢开腔（就像当年赵高牵出来一头鹿考验大家的智力一样）。我们上院子的一个老农民叫汪国泰，实在看得忍不住了，才说了“要不得”三个字，就被抓去扇耳光，挨口水，跪瓷瓦子，批斗了好几个晚上。
麦苗长出来了，就像牛毛一样细密柔软，不到五寸高就全部倒成一片毡。
六合公社在大坝子中间用好几床晒垫树了块标语牌，上写：“百亩万斤坝”，过了几十年才有人恍然大悟道：“一百亩产一万斤，一亩才一百斤啊！”
三、打夜工
同样是那片土地，差不多一样的人口，自从土地承包到户后，每家每户在田地（人均近半亩）里干活的时间，一年两季加起来，最多不到一个月。可是，在那“一天等于二十年，超英赶美”的大跃进年代，出早工，打夜工，大年初一也不停，说是要过“革命化的春节”，三百六十天都忙不完。大家都在向上头作秀，向上头表明：我对革命工作是抓得紧的，群众对共产主义的革命热情是高涨的，大家的阶级觉悟是很高的。只要达到这个目的，其他都是无足轻重的了。“要算政治账嘛，咋个能计较那点经济损失呢？”这是他们当年的“铁逻辑”。
打夜工用来翻土薰土，除了人累点外，都还没有什么大的损失，可是在抢收水稻、玉米的大忙季节也这样乱干，就未免疯过了头！可是，如果当时谁敢说出这样的话来，非查你祖宗三代的政治背景不可。
我参加打谷子的那天晚上，估计有百来个人下田，分成六架拌桶，其中抽调 30 个人（我是其中一个）打火把照明。由于火把照明范围有限，不少人仍然只有摸索着干。割稻子的人割不干净，拌的人拌不铁实，再加上背运的人过沟沟上坎坎看不清楚，摔倒了，谷子撒满一地也拣不起来。可怜半年的辛苦劳作成果，就这样天一半地一半地给抛撒了。此外，在挖红苕、挖花生时都打过夜工，都干过收一半丢一半的事。草民只敢在背后长吁短叹。
四、向空中要粮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在那个树立绝对权威，崇尚个人迷信的年代，什么违背客观规律、破坏自然法则的事都敢想敢干，应运而生。“向空中要粮”就是那个时候的又一伟大创举。地里庄稼不好好种，却去路边树上玩广告花招：用箩筐装上土，插上红苕藤，吊在树丫上，几个月后就可以获得胜利果实（当然是想象中的）。连老师上课都要论证一番：红苕是一种很好的粮食作物，不择地，产量高，用途广，成本低。还说：毛主席他老人家都最爱吃红苕了，他老人家还建议“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以后的口粮供应中最好搭点红苕。为什么那么多好田好地不拿来规规矩矩种植，却偏要搞些歪门邪道呢？只因那时的“正常思维”就是：凡照常规做事就是右倾保守，就谨防飞来横祸，要敢出奇招怪术才是真革命。“你不多出些点子，咋个能在 15 年内超英赶美呢？”
所以，上头“向空中要粮”的指示一下达，下面山上坝头干都干不赢。我们官田坝村子里，烂背篼、旧篾筐、菜篮子、碳篼子，甚至沥米用的筲箕，旧挡笆都通通拿出来。本县的苕藤不够栽，又连夜赶到几百里外邛崃、蒲江、大邑、新津等地去调运。疯疯癫癫几天下来，村里村外，河边路旁，山凹坝上到处都吊满了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筐子，好一道奇特的革命景观。可是几个月后，老天就是不给面子：除了装土较多的筐子真还长出了点根须，而大多数处于广告地位的筐子连土带苗都晾干了。当然，这运动也就顺理成章地胜利了。
在那以人为实验品的年代，什么叫劳民伤财、自欺欺人、得不偿失， 是人，都眼明心亮，都深有体会。而今，后人只把它当笑谈，或笑谈都没有多少人记得了，有几个人会认真问一句“这究竟为什么？”
转自《浅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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