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高：忘不了的孙维世
忘不了的孙维世
－－作者：杜高
2013 年我所阅读的图书中，最让我珍视和欣慰，读后又让我止不住流泪和伤感的，是中国国家话剧院编著的《唯有赤子心》这本图册（新华出版社 2012 年 12 月出版）。它是为纪念“文革”受难者－－我国杰出话剧女导演孙维世诞辰九十一周年而编辑出版，由几位 80 后的年轻人完成的。他们不但与这位戏剧前辈从未谋面，而且相距不止一个时代。而慷慨出资支持这本书的出版和纪念活动的，又不是文化戏剧界的当权者，而是大庆油田一群爱戴孙维世的老职工。
图册的主编颜榴是一位 80 后的年轻女学者。她为图册写了一篇动人的《后记》。一个女编辑曾问她：“为什么现在把孙维世提出来呢？”她反问：为什么一群 80 后的青年编辑们每次去采访古稀之年的国话老人们时，总会被他们“激动萦怀”的热情所感染，被这位已故艺术家的精神人格和艺术风采强烈震撼呢？
当年轻一代的学者们把目光投向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不但去认识这个人物的历史价值和她对于新中国话剧事业的重大贡献，而且悲恸于她的死亡。这就显示了这本书和这个纪念活动的特殊意义。
摄于 1920 年代初。前排坐地者左起：孙泱、孙维世、黄嵩生；中排坐椅者左起：任锐、任馥坤、黄志烜；中排怀抱者左起：孙济世、黄连生、黄直生；后排站立者左起：孙炳文、任载坤、任焕坤。
几位年轻人经过两年多的深入采访，广泛地发掘散佚的历史资料，寻找历史图片和舞台剧照，收集有限的研究文稿，终于完成了这本厚重的纪念图册。这里包括了“孙维世的生平”（她的四十七年短暂的生命史）、“她导演的十三部代表作品的评介”、“十六位与她合作过或受益于她的老艺术家的访谈录”、“五位老演员对她的导演艺术的感悟”和七篇老演员的回忆录，抒写着对她的艺术精神的崇仰和深挚的怀念。
在这些文字中，最让我惊心动魄的，是孙维世的小姨－－九十二岁的“革命老人”任均的那篇访谈录。她讲述了人所不知的 1966 年血雨腥风的冬夜，孙维世三次仓皇地跑进她家的情景。最后的那个寒夜，是丈夫金山被抓走后，她溜出来，用大围巾遮住了脸，帽檐压得很低，她进来后立即把门掩上，掀开帽子，小姨大吃了一惊，她的头发被剃光了，“美丽的维世不见了！”但她万想不到，这次相见，竟是维世同她的诀别，这以后，她永远地消失了。
1935 年摄于上海。左起：任锐、孙维世、任均。
还有两节文字是“生平”中记录的“ 1968 年 3 月 1 日”（这一天，孙维世被捕）和“ 1968 年 10 月 14 日”（这一天，她惨死于监狱）。这两个日子，将深深地刻下一个高贵生命被残害的印迹。
这样，《图册》就不但包含了丰富的艺术内容和感人的人生内容，更具有了撼人心魂的历史批判力量。
2012 年 12 月 26 日上午，国家话剧院召开了一个题为“继承维世精神、弘扬国话传统”的研讨会。这是一个很朴素的会，因为没有一位当今显赫的人物到场，也就省却了一些仪式。除了剧院的一两位负责人外，一半是白发苍苍的熟识孙维世的老剧人，另一半是辛辛苦苦从大庆赶来的油田老职工，以及孙维世留在人世的一个养女。会议仍然由女青年颜榴主持。这个会没有官场客套，凝结着每一位到会者内心的至诚之情，使我感动和难忘。
当我走进会场，第一眼就看到矗立着的孙维世的一张大照片。我像又见到了她，听到了她的笑声，回到了上世纪 50 年代的那些日子。我对周围的朋友们说：你们听见过她的笑声吗？那是只有孙维世才有的笑，只有一个心灵坦荡和纯洁的人才有的笑。她的笑声是那么爽朗、那么响亮、那么富有感染力，老远就能听到。那时她是青年艺术剧院的总导演，人们要找她，只要听到了笑声，就知道她在哪里。
1940 年代初，孙维世与张梅在苏联的合影。
我至今还记得，我第一次到东单三条她的宿舍里时，在她的五屉柜上，看到小镜框里的一张照片，是她和毛主席在红场的雪地上，嬉笑着，互相扔雪球的快乐场景。她告诉我，这是 1949 年 12 月她随毛主席访苏时拍摄的，她那时担任主席的翻译。我，一个青年，看着照片上领袖那么喜爱她，顿时肃然起敬。
在我这一代人的心中，孙维世不是一般的戏剧家，她首先是一位忠诚的“党的女儿”、坚定的“革命文艺战士”、一位高贵的“红色公主”。她是大革命时代的烈士孙炳文的遗孤，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养女。她的母亲、小姨、兄妹，全家献身革命，都是老党员。 1939 年春，她陪伴邓颖超护送周恩来赴苏疗伤， 1940 年，党中央批准她留在苏联学习。这以后，她在苏联经历了整个卫国战争的艰苦岁月，同时也接受了苏联国立戏剧学院五年正规的戏剧教育，成为一位真正的“红色戏剧专家”。 1946 年她返回延安，参加土改运动和解放战争。 1949 年初，她和战友们怀着胜利的喜悦，扭着秧歌进了北平城。北平市民们第一次看到的解放区的民间戏剧，就是她导演的一出只有两个角色的小秧歌剧《一场虚惊》，观众是那么惊喜。
接着就迎来了开创新中国和全面学习苏联的火热时代。戏剧从农村进了大城市；战争时期的宣传队式的演剧活动变为剧场的正规化演出；文工团发展为艺术剧院，宣传员们接受表演和导演专业的培训。借鉴苏联的经验，学习苏联的理论，直至照搬苏联的模式，成为这个时期戏剧的热潮和主要特征。从苏联回来的孙维世，意气风发，具有着最优越的条件，理所当然地成为创造戏剧新时代的领军人物。她的艺术生命闪耀着美丽的光彩。
1950 年 9 月，孙维世导演的第一部苏联话剧《保尔·柯察金》在北京演出。著名演员金山在她的指导下，认真而刻苦地学习和运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方法，成功地创造了保尔的富有感召力的英雄形象。那优美而又大气、浪漫而又写实的演剧风格，那洋溢着青春气息的昂扬精神，使中国话剧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气象。我那时还是一个刚满二十岁的青年，看了这场演出，热情澎湃，握起笔来写了一篇剧评，刊登在《光明日报》上。记得我当时赞扬孙维世不仅把先进的现实主义演剧方法带到了中国，同时也把苏联文学特有的革命理想的种子传播到了刚刚解放的中国大地。金山扮演的保尔，成为中国青年仿效的榜样。
1940 年代，孙维世与马海德夫人苏菲（左）的合影。
文章发表一个多月后，我便上朝鲜前线去了。直到 1952 年夏，我回到北京，调到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创作室工作，才和孙维世、金山先生相识，他们不但还记得我写的那篇小剧评，而且对我后来发表的一些文字也很关注。我受到鼓舞。他们对我的爱护，吸引着我常到他们家去。很巧的是， 1951 年我和青艺的编剧汪明在朝鲜战地合写的剧本《向三八线前进》，由东北军区后政文工团排演。军区政治部文化部给予奖励，颁发证书的文化部长孙泱，恰恰是维世同志的哥哥。我在维世家里见到他一次，我们亲切地回忆起往事。他后来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死得很悲惨，可惜《图册》里只提了一句，说他：“不明不白地”死于“文革”。
孙维世与周恩来、邓颖超在莫斯科。
维世的家有一种我在别人的家里感受不到的愉悦、和睦和情趣。记得她正忙着导演《钦差大臣》时，有一天我到了她家，同每次一样，都是金山先生为我端茶倒水，我和维世坐在一个角落里，低声交谈。金山在另一边叫了起来：“你们不要开小会！”维世朗声大笑，三人便围坐在了一起。我从心里喜欢这一对夫妻。虽然维世大我九岁，金山长我十九岁，我敬他们若师长，但我一点也不感到拘束。这是一对情爱深笃的夫妻，一个崇高而美丽的艺术理想把他俩紧紧连结在一起。这是两个同样杰出的人：一个导演和一个演员，他们酝酿着结出更多叫世人惊叹的艺术果实。
孙维世与周恩来、邓颖超的合影。
1952 年，为纪念果戈里诞生百年，北京话剧界联合演出《钦差大臣》，这是孙维世导演的又一部重要作品。我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果戈里的 < 钦差大臣 > 为什么是不朽的》评论，虽然受到维世同志的鼓励，但我当时仅能认识到果戈里剧作的价值，还认识不到这次演出对于中国话剧艺术发展的意义和导演的独特贡献。那次演出，孙维世有意地把当时新建的中国青艺和筹建中的北京人艺两个话剧院的几位第一流的演员石羽、刁光覃、于村、田冲等集合起来，进行了一次最严格也最富成效的斯坦尼演剧体系的“磨练”。这对两个剧院后来的表演风格产生了深远影响。直到六十年以后，惟一还在世的演员蓝天野先生依然深情怀念那次排演的收获，感慨地说：“孙维世太好了！如果她还活着，中国话剧的面貌不是今天这个样子。”
那时附设在青艺院内还有两个小剧团：一个儿童剧团，一个木偶剧团。
孙维世思考着中国儿童剧的发展。她把苏联作家米哈尔柯夫的《小白兔》翻译过来，并亲自为儿童剧团导演这个戏。她的目的是通过一次艺术实践改变人们对儿童剧的传统观念，并且培训一批专业儿童剧演员。她认为过去的儿童剧都是由孩子演孩子，这不是艺术创造；只有由专业的成年演员来扮演孩子，才能理解角色而创造出生动的人物形象。我举一个例子：方掬芬当时是青艺的年轻演员，因为身材矮小，很难分配到合适的角色，她很苦闷。孙维世发现了她，鼓励她做一个儿童剧演员，走进儿童的心理世界，磨练儿童剧的表演技巧，创造鲜活的儿童舞台形象。孙维世的启迪，为方掬芬开辟了一条艺术的新路，从 1952 年的《小白兔》开始，经过半世纪的刻苦而辛勤的舞台磨练，方掬芬终于成为中国最优秀的儿童剧表演艺术家之一。和她同时成长起来的，还有连德枝、李若君、覃琨、史美明等一批优秀人才。
1950 年代，孙维世和金山的合影。
《小白兔》奠定的艺术基础，使儿童剧团不久后扩建为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人们有理由把孙维世称为中国儿童剧的开拓者。
我还要说木偶剧团的一件往事。 1952 年秋，苏联木偶艺术大师奥布拉兹卓夫访问中国。他在青年宫的三楼会议厅举行了一场示范性演出，孙维世担任翻译。那是一场精彩绝伦、令中国艺术界大开眼界的手袋式木偶表演。我当时是陪着木偶剧团的团长余所亚一同去的。余所亚先生是一位双腿萎缩的残疾人， 1944 年我在桂林“西南剧展”时认识他，他一直坚持着木偶艺术创作，令我钦佩。我扶他登上三楼。还记得那天奥布拉兹卓夫表演的《驯虎》、《醉汉》、《摇篮曲》等几个节目，使中国艺术家们着了迷。孙维世的翻译太精彩了，她用生动而富于表现力的语言，引导着人们领略这些节目的文化意蕴。《驯虎》这个戏，艺术家两只手的表演，一只是张开大口的老虎，一只是踌躇满志的驯虎者，他把头一次次伸进虎口里，一次次缩回来，旁观者大声喝彩，他太得意了，再把头伸进虎口，这一次老虎不客气，把口闭上了……我第一次看到余所亚动情到忘我的程度，可惜他跳不起来。我至今还记得他对我说的话：“孙维世太妙了！她教人不要小视木偶剧，你看这个小戏的含义多么深刻啊！”当天，著名艺术理论家王朝闻也在看戏，后来他写了一篇极有分量的文章。
我从此再没见到余所亚，但在他和朋友们的努力下，中国第一所木偶剧院成立。我相信那天的演出和孙维世的讲解，一定对他产生了重大影响，给了他开创中国木偶剧的自信和力量。
1952 年，孙维世导演电影《小白兔》时的工作照。
1953 年，我和孙维世只有过一次接触。那年我到铁路工厂生活了大半年，回来后写了一个失败的剧本。我幼稚地想躲开描写生产过程，表达“人应当爱人”这样一个主题。审读剧本的领导批评我“宣扬抽象的人性论”。我把剧本送给维世同志看，向她求教。像往常一样，我到她家受到热诚的接待，金山先生为我倒了一杯茶，也坐下来，听维世谈意见。我觉得她是出于爱护一个年轻作者，有意回避尖锐的话题，婉转地从导演的角度指出剧本的缺陷。她说，一个有文学意味的剧本，不一定是导演喜欢的剧本。戏剧需要活的人物、情节和动作。她的批评使我心悦诚服，深受教益。她启迪我认识戏剧和文学的区别，给我上了一课。记得那一天她特意送我出门，说她正要到院部去，于是我夹着稿本，她挽着我的手臂，我们亲密地走在东单三条的路上。
1954 年，我认为是孙维世和金山共同的艺术生涯中最辉煌的一年，也是上世纪中国话剧演出达到巅峰的一年。它的标帜是契诃夫的悲剧《万尼亚舅舅》的完美演出。
这部戏由孙维世和苏联专家列斯里担任导演，金山扮演主角万尼亚。同台的还有极优秀的女演员路曦和冀淑平，极优秀的男演员吴雪和王斑。这是一台完整性、艺术境界、情感深度、美和诗性的感染力，都达到了极高水平的演出。它让观众真正享受到了话剧的魅力。而契诃夫式的忧伤的抒情、真挚的人道主义情怀和对生命的深刻悲悯，通过戏剧欣赏，浸入观众的心田。
我看了两次。第一次是在青艺剧场，维世同志要我陪欧阳予倩先生看戏。我十二岁那年在欧阳老编导的《旧家》里演过一个孩子，他见到我很亲热。我坐在他旁边，我注意到，从幕启以后，他就再没有说一句话，聚精会神地看戏，一直到全剧结束。离席前，这位老戏剧家才偏过头来，向我重重地赞许地点了两次头，露出了笑容。我看出他被戏感动了。
第二次我是跟着剧院的同志们到怀仁堂，那晚周总理和一些领导人来观看演出。我记得当周总理就座后，孙维世特意领着列斯里去见他，周总理站起来和他握手，列斯里却显得很紧张，很拘束，不停地搓手。孙维世一边笑着，一边向总理介绍他，气氛才轻松起来。
这晚的演出使我难忘，太动人了。我至今还记得戏的最后一个场面：乡村回到了往日的宁静，传来巡夜的更声和六弦琴声。万尼亚伏在小桌上，埋头拨打算盘，写着账目。他的侄女索妮娅靠在他的身旁，望着远方，轻轻地说：“可怜的舅舅，您哭啦。您一生没有欢乐。我们会有休息的，我们会听到天使的歌唱，看到灿烂的光辉，会有的，会有的……”她的声调是那么甜美，观众安静地沉醉地听着。
大幕慢慢地闭合。片刻后，爆发了观众的热烈掌声。大幕重又展开，演员们一个个走到台前向观众致谢。惟独万尼亚还伏在桌上，拨打着算盘。大幕再次闭上，观众掌声不停。大幕又拉开了，万尼亚还在伏案工作，这一切都没有让他惊醒。直到第三次大幕打开，他才醒过来，回到了现实。金山站了起来，显得十分疲惫，他慢慢走到台口向观众鞠躬。周总理带头站了起来，用掌声向他致敬。
这个场景是这样强烈地感动着我，深刻地保留在我的记忆里。它使我看到了一个演员是怎样全身心地沉潜到了戏剧的情境里，一个演员是怎样融入角色，真正地达到了忘我。
1956 年冬摄于北京大学燕南园冯友兰住宅前。后排三位男士，左起：孙泱、金山、冯友兰；中排五位女士，左起：孙维世、宗璞、石琦、任载坤、任均；前排五位少年，左起：王延风、冯枚、冯蓓、王津津、王乔乔。
为了扮演万尼亚，金山写了满满一本表演手记，记下了他的每一句台词后面的“潜台词”、他的“内心独白”、他在“规定情境”中的“自我感觉”，他听到别人讲话时的“反应”和形体动作的设计等等。这本“手记”后来以《一个角色的创造》为书名出版。这是我看到的惟一的一本演员创造角色的专著，是一本有独特价值的戏剧表演著作，像他这样用功的演员，这样有修养的演员，这样把自己的生命融入另一个生命中去的演员，过去和现在我都不多见。我又想，如果他没有遇上孙维世这样的导演，没有她的斯坦尼演剧理论的指引和严格的实践要求，不会达到这样高的境界。
这个美好的时刻是 1954 年的年末。 1955 年 5 月，暴风雨来了。一场反胡风运动改变了我的命运。我被强制搬离青艺宿舍，关到北新桥二条剧协创作室的小院里，隔离审查。因为我和作家路翎的友谊，他被捕了，我也被怀疑是一个“暗藏的反革命”。
我失去自由一年七个月。关在一间小屋里，除了专案组的人，谁也不理睬我。
但是小院里住着的一位朋友，却是一个例外，我不能忘记他。他就是歌剧作家李建庆，也就是孙维世导演的第一部戏《一场虚惊》的作者。建庆是一位年轻的“老八路”，在革命队伍中长大。他那时就住在小院进门的第一间屋子里，成天关着门写作，批斗我的会他从不参加。运动的高潮过去后，他在院子里碰见我，不仅打招呼，还邀我到他的小屋里坐坐。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赞叹孙维世对他一生的影响。他没有想到他写的一个很简单的小秧歌剧，会被她导演得那么精彩，受到那么多观众喜爱。艺术的魔力从此缠住了他，以至决定了他一生献身于歌剧创作。建庆是一个朴实、诚恳、意志坚决的人，他拒绝担任任何领导职务，专心做一个歌剧作家，到他逝世，完成了近三十部歌剧作品。想想那是多么艰难的时代，怎能不感佩他的执着呢？
1957 年，掀起了更狂暴的“反右”运动。我被划入以吴祖光为首的“小家族”右派集团，遭受全国性的凶猛申讨。罪行是“妄图篡夺党对文艺的领导”。
孙维世这时任新建的中央实验话剧院的总导演。这个剧院带有示范性质，是她协助苏联戏剧专家培训的一批表导演人才组建起来的。在“反右”高潮中，她紧跟政治形势，迅速排演了一出讽刺活报剧《百丑图》，在北京公演。我没有去看演出，但在一次批斗会上，一位批斗者指着我的鼻子气势汹汹地吼着：“你应该去看看《百丑图》，那个狂呼要跳上文联主席台的丑类，就是你这个右派！”我成了那个活报剧里的丑角。
1960 年代初摄于北京。左起：孙济世、孙维世、孙泱、孙新世；前排孩子，是孙维世的女儿孙小兰。
1957 年 12 月里的一个寒冷的夜晚，在东四牌楼一个小水果店的门外，我忽然迎面碰见了孙维世，我急忙闪身躲避她，却被她叫住了。很冷啊，那晚上。她脱掉手套，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很用力地说：“犯了错误，改了就好，千万别气馁！千万！”她连续说了许多遍，这时候，我觉得她更像一个大姐姐，叮咛着我。我望着她，点着头。很想哭。
这是我同她的最后一面。 1958 年 4 月，我就被关进了半步桥看守所。
60 年代以后，中国的政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中苏交恶，两党决裂。中共连续发表“九评”公开讨伐“苏修”。毛泽东对中国文艺日益不满，讽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领了舞台”，“名洋古统治了文艺领域”。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 1964 年，孙维世凭着一颗“赤子心”，重寻“革命路”，率先抛离大城市，舍弃大剧院，深入冰天雪地的大庆油田安家落户，和工人相结合。她像又回到了十八年前在太原前线为战士们排演《一场虚惊》那样，以极大的热情为油田工人的家属们编导了话剧《初升的太阳》，力图探索话剧民族化的道路。可惜这是她一生最后的一部作品。
她由革命哺育成长，终被革命“吞吃”。她的艺术生涯二十年，从一个民间小秧歌剧开始，以一场业余的妇女演出终结。当中矗立着《万尼亚舅舅》这样一座辉煌的艺术高峰。意味深长地概括了一个艺术家在一个变幻莫测的时代里的艺术路程和人生命运。值得我们深思和哀叹的是，这是一个多么难得的艺术家，又是一个多么不平凡的人！
现在已经知道了一部分历史真相： 1968 年 3 月 1 日，公安部门奉中央文革的命令，以“合法身份”逮捕孙维世。她当时正在剧院里打扫院子，从警车上跳下的军人向她出示了逮捕证，围观的群众都很惊骇，她从容地向大家点头告别。警车呼啸着把她送进了监狱。她被定为“关死对象”，受尽了惨无人道的折磨。 1968 年 10 月 14 日，她戴着脚镣手铐死去。她的尸体惨不忍赌，被匆忙灭迹，连一粒骨灰也没有留下。那年，她四十七岁。
我是 1969 年年末才从劳改农场遣送回原籍长沙的劳教右派，此时距孙维世逝世已经一年。后来才听说她死在半步桥收容所里，那正是 1958 年关押过我的地方。时隔十年。
1979 年春，右派改正，我重回北京。当天晚上，维世当年的副导演肖崎陪我到南沙沟住所看望金山。二十多年不见，他已年近七十。还像过去一样，这晚他特意给我冲了一杯“雀巢”咖啡。我说，这是我二十多年第一次享受咖啡。我们的重见，高兴，也很伤感。墙上挂着维世的照片，屋里的陈设和过去一模一样。金山对我和肖崎说：“我从秦城监狱出来后，找不到维世了。为了纪念维世，像她还活着一样，家里一切都不变。别的女同志不会接受的，只有她的妹妹才有同样的心愿。”他的真诚使我感动。那晚我初识孙新世，感到亲切。
1966 年 5 月，周恩来视察大庆期间，接见正在那里体验生活的孙维世。
1980 年，我负责编辑剧协的一个理论刊物《戏剧论丛》。金山和我商议，计划组织研究孙维世的文章。秋天，他送来了第一批文稿，有他亲笔写的长文《杰出的导演艺术家孙维世同志》，以及其他四篇青艺老演员写的文章。我把它们集中刊登在 1981 年 2 月出版的一个专辑里，现在都已被收入《唯有赤子心》一书中了。
1982 年 7 月，金山先生突然病逝。我到北京医院告别室向他的遗体鞠躬时，禁不住泪流满面，悲痛万分。一个星期前，他还在计划组织第二批研究维世的文稿，正兴致冲冲地筹建电视艺委会，并且引导我把眼光转向萌芽中的电视剧这门新艺术。
我感到愧疚，金山逝世后，没有把研究孙维世的工作继续下去。不久，《戏剧论丛》停刊了。三十年来，孙维世的名字，似乎在戏剧界被人们渐渐淡忘了。
然而，“文革”受难者孙维世，却一直受到海内外历史学者的关注。孙维世之死，是令人发指的“文革”暴行之一。它涉及江青的罪恶，也涉及周恩来的处境，或许涉及更多隐秘的内幕。
任均老人撕心裂肺地呼喊：“杀害她的凶手，一定希望被人忘掉，被人宽恕，才能免下地狱。他们可以用真相换取宽恕。站直了，告诉人们真相，让以后的人都知道真相，他们才可能得到宽恕。杀人的凶手，我想宽恕你们，但你们是谁？是谁？”
鲁迅有言：“石在，火种不会灭。”
希望在年轻一代。他们不但将继承孙维世的艺术遗产，而且将成为历史真相的追踪者。
转自《独眼观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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