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宝胜：老家往事·我的老家
老家往事·我的老家
－－作者：来宝胜
老家位于大巴山区，距离安康城区30余公里，算得偏背之地，具体地名叫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坝河镇康乐村三组（民国时期叫做黄龙乡龙王村，合作化时期分为两个大队，），小地名叫黄龙寨。黄龙寨和周边相比地势高一些，山顶上有一圈石头围起来，据说是清朝时期为了对抗和躲避“长毛造反（太平天国造反）”而修筑。距此十来八里地方，有叫做孟王寨、玉家寨、大营盘的地方，山顶均有“寨子”。历史上的确有造反流寇经过这里，百姓为躲避匪患留下了“寨子”这种遗迹。
早在我祖先六代以前就定居在这里，我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才离开这里。因为生于斯长于斯，每每回想起父老乡亲，我的亲人也大多数居住在那里，我在他们关注中长大。我帮不了他们，只好用烂笔头记下他们。为爷字辈立传。在“大人物”眼里，草民百姓，生如野草死如蝼蚁，立什么传记？我不过是想记录草民的苦难。
1、我爷爷
我爷爷（名字叫做来金升），还有几个我叫“表爷”的人，差不多死掉，他们的经历无法用今天的眼光来评判。先从我亲爷爷说起：我爷爷弟兄五个，在中共建政时阶级成份为下中农，比起贫农要稍好一点，也就是几亩薄地，四间草房。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爷爷被任命为老家村里的高级社主任，负责一个大队（现在叫村）农业生产。
爷爷务农是好手，虽说搞集体化，庄稼做的还是没话说。五十年代末好劳力去炼钢，庄稼收成很差，用农村人的话说叫做遭“年顺”了。眼看来年面临断炊之忧，爷爷让社员（村民）在秋季收完稻谷后可以在闲置稻田里种萝卜、胡豆豌豆等早熟作物，谁种谁得。土地闲着也是闲着，社员能收点东西也不误农时，按说没有坏谁的事。问题是当时搞集体化，私分单干是复辟私有制，这顶政治大帽子可以压死人。
安康县张滩区公所主要负责人知道爷爷的所作所为后勃然大怒，步行六八十里山路到我老家那里，当众宣布撤销爷爷高级社主任职务，任命三爷（名叫做来金文）也就是我爷爷的亲弟弟为康乐大队高级社主任（后来叫大队长）。三爷当过兵，参加过解放西藏战役，在我们那个老山沟是见过世面的人。三爷接替爷爷当高级社主任，用时髦的话说是组织安排，但爷爷和三爷结下怨气，到死也没解开，爷爷总认为三爷搞阴谋把他整掉了。其实三爷并未去跑官，更未去买官，在集体化时期并不左，始终抓生产解决百姓吃饭。爷爷被撤职第二年，社员收获的萝卜白菜胡豆豌豆成了救命粮，尽管有人饿得浮肿，比起其他社不知好了多少倍，其他社都有饿死人的。出于好奇或者是要记住某些东西，我向大舅刘春成考证过：1949年前我们老家那条沟叫做龙王村（当地有一庙宇叫龙王庙，村名大概由此而来），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集体化运动被拆分为康乐大队和黄沟大队（现新更村），大跃进吃食堂时期，黄沟大队在康乐大队平调粮食5000斤，即便这样，黄沟村饿死有名有姓者达11人。
据大舅说，饿死的都是老实巴交安分守己的，干部和奸猾的并无饿死者。其他社最初被饿死的人用棺材埋掉，后来死人太频繁，用草席卷着埋掉。回想爷爷一生，他并没有济世救人的胸怀，其所作所为仅仅是出于农民吃饱饭的本能意识。爷爷到死也没有原谅三爷，这股怨气一直憋了二三十年，谁家过红白喜事，弟兄两个在一席吃饭，爷爷都要找三爷的事，三爷怎么解释也没用。二爷被国军抓壮丁，后来随长官投诚中共再负伤，到死腿骨里还有一颗子弹头没有取出来。1997年6月二爷患感冒多时死去，没有官方为其支付医疗费，也没用有医疗保险，没有多久三爷也因为生活艰辛上吊自杀死去。三爷先被拉丁参加国军，后被裹加入共军，中共建政不久被委任为大队支书，土地承包到户后不再担任村干部。三爷对我说，当时在部队当兵，只要能把一个连队的人名认全，就可以当连长，能把一个营的人名字点下来，就可以当营长。三爷最后悔的的不该回原籍务农，到老了生活困苦。以三爷这个层次那里懂得，他不过是各种政治势力角逐时使用的一枚棋子，用完即弃之，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岂止是三爷不明白，几年前我也不明白。上世纪九十年代，每户每年要交农业税和乡村统筹数百元，这些钱够一户农家零用。三爷到死也没得松口气，年轻时为集体卖力，老来还得交农业税，一生没有轻松过。四爷没有子女，过继二爷的儿子养老，2005年四爷因长期患病失去生活信心死掉。仅有五爷尚住在旬阳县桂花乡农村，女儿出嫁，儿子远在西安务工，不知五爷是否感到孤苦伶仃。
2、几个表爷的事情。
黄维田，大字不识的农民，在我的印象里是个颈脖下挂着拳头大的瘿包，旱烟袋不离口的标准农民。在文革早请示晚汇报期间，一个固定程序是把毛泽东画像牌子插在干活的地垴上，社员们干活前由队长请示：毛主席我们今天干什么活，请您指示，我们祝你万寿无疆。下午收工社员们还得站在画像前汇报说，毛主席，我们今天干了什么活路。放工了要恭恭敬敬地把毛氏画像牌举着回去，举画像的人不但要自己扛着生产农具，还要防止摔跤，更害怕不小心被树枝树梢刮破画像。社员们本来饿得前心贴着后背，走路都有气无力，时间一长就厌烦，嘴上不敢说，到放工一哄而散。黄表爷不会偷奸耍滑，举画像牌子的事就落在他头上。
一次他无意中说了一句，你们都跑了，迟早让我举着这个瘰（就是卵子的意思）东西。无意中的牢骚让积极分子听见，不顾社员们劳累一天且饿着肚子，立即组织斗争。黄表爷属于老实人，平时也没结下恶感，社员们实在不想玩这种无聊的游戏，象征性地斗争一番了事。一吴姓老头在大集体修水库期间，因嗓门好被社员推选掌夯把喊调子。喊调子的作用就是调动打夯人情绪，越幽默越好，打夯是很累的体力活，需要掌握好节奏，吴老头就喊了这么一句：打夯活路重哟---伙嗨---，社员一起使力扯起木夯，再喊：慢慢来哟---伙嗨---，社员们松手木夯落下。喊号子是为了一齐使力一齐松手，算是一种劳动号子。谁知一警惕性极高的社员向上报告，上面干部的对吴老头说，你个反动家伙，毛主席都说要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你还敢作对叫慢慢来。吴老头挨一顿斗争，换别人掌夯把喊调子，无法调动社员情绪，打夯有气无力的，只好给吴老头“官复原职”继续掌夯把喊调子。居住在老家仅半里路的陈老头（姑隐其名），生育子女九人，集体化时期生活确实艰难，陈老头今日偷集体砍一根树，明日揪一把木耳，后天掰几个包谷，社员们心照不宣地说陈老头是贼娃子。
包产到户后，未见听人说陈老头做贼，现在看来，一家十二口人张口要吃东西，生存本能让人失去了基本尊严。包产到户后解决了吃穿问题，“仓廪实而知礼节”，用不着再偷。一个远房程姓姑爷，解放时被划为地主身份，一院房子被分成五六户。到他这一辈虽说家道衰落，六七十年代的政治运动，他还是为被斗争活靶子，他除了和社员一样干活，还要砍柴挖树疙瘩，供社员批判斗争他的时候烤火。胡广志是一胆小怕事的人，一次听说要斗争程姑爷，饶有兴趣等了半夜，一包旱烟都抽光了，以胡广志胆小性格，对参与斗争如此积极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张世贵，六七十年代担任大队的贫协主席，是个瘸子孤身一人，平时放个山羊卖掉做零用钱，穿的棉袄都是救济的。有一年安康县开三干会，张老头数十里远牵着山羊，开会期间把山羊拴在招待所床下，山羊咩叫骚气熏人，没人敢提出异议，因为他是贫协主席，谁瞧不起贫下中农是政治问题。开完会回到老家传达会议精神，他说美国的尼克松到中国来盘炭（他以为是为搬运木炭，实际上是政治谈判），这么远来盘炭不知道搞啥子，美国穷的连木炭都没有。社员们还得认真听他传达，绝没有人懂得美国佬为什么来“盘炭”，更不敢也不会发笑。七十年代末生产队修农田，一些地块中有很多坟墓，虽说受无神论轰炸多年，社员们还是害怕挖坟遭报应，就把挖坟平地这个所谓断子绝孙的活路安排给他，不管每天干多少都记十分工。快包产到户时候他死去了，可能在我父辈当中有一点印记，我们这一代甚至下一代没人知道张世贵何许人也，当年开出的土地荒草丛生，也没有记得那里有很多被挖掉的坟墓。表爷刘开仓，和生我长我的老家仅仅一山梁之隔，小时放牛还时常到他们家去玩过，自我记事他就是瘸腿，我们叫他“刘掰子”。出于好奇向大人打听他为什么瘸腿：早年当过解放军，随时准备打仗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中央文革。文革武斗期间回家探亲，安康城区武斗如火如荼，红三司和六总司两个造反组织都声称为保卫毛主席，作为受到一根筋教育的刘表爷自然是热血沸腾，不顾家人劝阻进城参与武斗，一颗子弹击中大腿导致截肢，作为红三司的战斗英雄红火了几天，谓之“为革命英勇负伤”。后来不许搞武斗，刘表爷受伤也就没有人买单。因为瘸腿没有结婚，从此孤身一人，为生存瘸着腿还得参加集体劳动，年强力壮时经常砍柴去卖，老来拖着残退苟延残喘。知情者说，二架梁子吗，可该的！太舅爷张世伟，其父系张志番系国民党安康县参议员，开明士绅，解放前创办过小学校。太舅爷在中共建政初期毕业于安康县中学，在当时绝对是大知识分子（和陕西省原副省长徐山林系同班同学），分配至安康地委组织部工作。解放不久太舅爷之父因为家庭出身问题受到无休止的斗争，太舅爷操心父亲经常回家看望，因为“阶级立场不清”被辞退。
从此太舅爷成为一介布衣在老家耕田耙地。虽为布衣，太舅爷还是想力所能及地为乡亲们做点事情。每到腊月太舅爷应乡亲的邀请到各家写对联，只需管饭就行，谁要说他对子写得好，他更是乐不可支。后来村民们外出打工的多了，嫌写对子麻烦都买印刷的对子，太舅爷无用武之地很是失落。几次过年回家，太舅爷从老家路过，都要和我谈天说地，酒足饭饱后高兴离去。有一次多喝了点酒，提起往事，他说我想不通，希望我写个申诉书之类的，我知道有些人贼嘴生硬，打死不会认错，不可能给他一个说法。我实在找不出安慰他的话来，只好说，你看反右期间连罗隆基、章伯钧、王造时这样学贯中西的大知识分子都被整的家破人亡，死无葬身之地，还说我们这些老百姓，你能活到今天，说明你是善良人老天都在保佑你。我这些话肯定安慰不了他，知道申告无门，他从此黯然伤神，似乎再也打不起精神。我有意地和他们谈起往事，希望能留下些残存的碎片，无奈他们年龄大耳朵背，思绪飘忽，我越来越难以获得过去的信息。随着时间的流逝，老家的活历史将会随风而去。
3、几个叔父姑舅辈
三舅和二舅两人一辈子斗了一辈子，文革期间二舅家堂屋正中贴的毛泽东画像，在搬木梯子时把毛的画像划破，三舅向大队干部和驻队干部举报二舅：我们二爷（老二的意思）把毛主席眼睛抠破了，你们处理不处理。事情到了这一步，驻队干部不能不收拾二舅了，二舅文盲一个，不知道抠掉毛主席眼睛意味着什么，也就不知道松口告饶，美美地受一顿批判斗争。集体化时期，人的生命格外低贱。70年代末和我父亲年龄差不多的柯增银（民兵连长）在给生产队（现在村民小组）搭建瓦窑棚子被一根树砸伤肚子，在家哀嚎数日。当时条件很差，步行进城需要一整天，也就没有进城治疗。眼见得不行了，生产队派几个人抬着往安康县医院去，没走多远就死掉，生产队出一副棺材，记一点工分。老家附近一社员修公路死掉，给记了一年的工分，公社问他还有啥要求，他默然半天说，我有四个儿子，死一个还有三个，别的没啥要求，我就是爱抽旱烟，没有打火机汽油，能不能给我一瓶汽油，这个要求立即得到满足。
六十年代村里一吴姓女子（吴兴秀，和我父母年龄相当）在村小学任教，进城为学生买书淌水过黄洋河被水冲走下落不明，连个尸首也没找到，什么补偿也没有。人死去已属悲剧，无奈村民们不领情，还数落他们在文革时期拆庙毁神，太凉了（就是太过分、太左的意思），该有如此报应。我们祖辈人等生在远离城镇码头的深山里，平时走路怕踩死蚂蚁，过着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默默无闻了其一生，无奈泛政治化的浪潮席卷而来，谁也无法置身事外，自觉或者被动地卷入运动中。所幸老家当时交通闭塞，干部来的少，政治运动波及不是太强烈，离老家三十公里距离的安康城区武斗就死掉千人。当年兄弟相残争斗，素不相识的人为了所谓保卫毛主席斗得你死我活，令人来不及痛惜。他们多数人大字不识，一生任劳任怨，集体做牛马，没有吃过饱饭，没有也不敢表达自己意志，即便如此他们随时会被扣上政治帽子，或者被当着政治斗争的棋子肆意处置。这些零星碎片串联起来，就是家乡父老的苦难史。我和祖辈父辈比起来不知幸运多少倍，忘记他们的苦难，我们可能再次做出荒唐的举动。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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