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碗米粉：改革前夜的司法边陲
改革前夜的司法边陲
入乡随俗
去怒江采访是2011年12月。怒江州的全称是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境内没有机场，也没有高速路。从昆明飞保山，距离州府六库还有120多公里，目前唯一的二级路是2009年底才基本通车的。全州共4个县城，泸水、兰坪、福贡和贡山，后三者被称为“边三县”，就算到达六库，依旧山路迢迢。
从州府六库出发，一路往北。依次途经泸水、福贡和贡山。县城自然都临江，但村落散布在沿江两岸的崇山之中，所以传统固定时日的路边集市依旧保留着，当地叫做“赶街天”。村寨里的人要来赶集，近的走上一两个小时，远的要走上大半天，卖掉自家的农作物或者家畜，添置些土地里长不出来的生活必需品。一路上听的赶街天故事，大同小异，简单粗暴。死亡的诱因多半都是酒。怒江酒风的凶悍，在于一种难以理解的发自内心对酒的热爱。钱才刚到手就悉数换做了酒，在山路边就喝起来。或者醉倒在山路边，遇到温差大的冬日一觉冻死过去；或者酒桌上一言不合就动起手来，手边摸到什么东西都当头砸过去，横生惨剧。
福贡法院院长文志辉做过统计，这个常驻人口9万的小县城，“全县近5年来平均每年受理的刑事案件仅36件。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占了全部罪犯总数的86%。
刑事案件中，60%左右的罪犯是在酒后实施犯罪的
”。整个怒江州四县都差不多，酒后犯罪是刑事案件里的共性。怒江州中院院长滕鹏楚告诉我，“全州的案子，刑事案件与民商事案件的比例差不多、行政案件很少，刑事案件里，又以故意伤害、故意杀人居多，往往是酒后动手伤人”，案件数据本身足以体现怒江州“发展程度低，经济不发达，虽然民风淳朴，但老百姓受教育程度低，法律观念淡薄”。难怪怒江州各种工作文件里描述本地民情时的常常用到这样的描述：“从原始社会末期直接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滕鹏楚2008年在一篇调研文章中列举过一组数据，“全州地方财政收入5.12亿元，而保吃饭运转就支出21.06亿元，自给率只达到24%”，四个县城的自给率排序，依次为“贡山县6%，福贡县6%，泸水县12%，兰坪县45%”。兰坪地处偏僻，一再修路之后，距离六库的车程才从一天缩减到了六七个小时，崎岖颠簸的路面12月底就开始上冻。但是兰坪有矿产资源作为依托，贡献了全州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把其他县远远的甩在后面。经济指标在案件数量和种类上也得到对应：“四个县里兰坪的案子总数最多，而且以民商事案件居多”。
不过滕鹏楚很明白，以怒江州的整体经济状况而言，案件总数的比较实在没有意义，“
全州法院系统编制200余人，法官不到半数，一线法官每年的人均办案数量不过30件，一个县法院全年的案子，可能都比不上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里，一个区法院法官一人一年的办案量
”。这个比较并不夸张，2011年，贡山法院的案件总数是125件，福贡法院略多些，也不超过一倍。
怒江州的案子并不复杂。民商事案件里，婚姻家庭纠纷占了绝大多数，其他也不过土地纠纷、相邻权纠纷等常见类型，是非曲直很简单，评判时用不上多么高深的法律理论，乡俗民情反倒成了天平上最关键的砝码。 对怒江州的法官们来说，最大的挑战，不是法律条文的把握，而是语言和沟通的障碍。 全州境内生活的21个少数民族，白族、普米族、怒族、独龙族等等，全都有自己的语言。傈僳族是怒江的主体民族，占据半数以上。
早年的外国传教士把傈僳语从单纯的语音变成了文字，据说与古拉丁语一脉相承。怒江教堂里的圣经都是傈僳文，唱诗班也用傈僳语吟唱。从1980年代开始的教会复兴在怒江沿江的村庄里一目了然，现在村子里最好的建筑，不是学校而是教堂，以基督教堂居多。这也成为傈僳语最好的课堂，那些长居深山的少数民族，半句汉话不通晓，却能用傈僳语交流。
就像滕鹏楚说的，“傈僳语才是怒江州的‘普通话’”。但是通晓这种“普通话”的法官，在全州法院系统里并不算多。司法系统的人才选拔，要经过双重筛选，公务员统一招考和司法考试，怒江州也不例外，胜出的年轻人得益于现代教育，但往往不通晓本地语言。根据滕鹏楚的调查里，
全州两级法院“20%的案件需要聘请翻译人员，按每人100元的费用计算，两级法院仅此项开支就达到10多万元”。
司法的成本
怒江在高黎贡山和碧罗雪山之间蜿蜒，沿江公路也一样。乍看并不凶险，没有太多急弯，只是狭窄，最宽处也仅容两车相错。这只是季节的障眼法，危险隐藏在怒江的雨季——两岸大山的塌方、落石和泥石流。
怒江中院负责网络技术的熊燕亲历过一场险情，她在雨季从贡山赶回六库，从贡山到福贡，一路塌方拥堵，“2个半小时的路车子走了11个小时”。贡山法院的司机危险路段都自己下车先去查看，有一段路，他发现前面山上下来的一股水流从清澈变得浑浊，就赶紧跑回车上往后倒车，熊燕开始还不明白，没等多久，“听到打雷一样的巨响，泥石流就冲下来了”。司机的经验救了全车人。
恶劣的交通，除了不断造就惊心动魄的回忆，也意味着昂贵的司法成本。除了翻译费一项，全州两级法院的案件中，办案成本远胜于案件标的的情况比比皆是。怒江州地广人稀，只有从保山到六库一条二级公路，其他都是级外路，土路和山路。滕鹏楚告诉我，“许多地方，出去一趟回来都要进行车辆检修，如果到独龙江一趟，仅车辆的维修费平均要2000元”，“到100公里的地方审理一件案件，按5个人来回3天计算，出差补助、车辆油耗及磨损费、法律文书制作及印刷费等大约需要2270元”。
他列举了怒江中院审理过的案子，阿某兄弟间为三块石棉瓦以及胡某为一棵核桃树争议的案件， 案件争议标的极小，诉讼费50元，但为了解决这一类纠纷，合议庭成员多次到案发地去走访，调查取证，核实情况，做思想工作，就花费了大约5000元 ，“类似案件在怒江大约在50%以上”。不仅如此，这种小标的的案子，还有多数当事人交不起诉讼费，法院只得减免诉讼费，提供无偿服务。
诉讼费的收支两条线，对于怒江州没有实际意义，全州两级法院的人头基本费和办案经费，来自州、省和中央三级财政。怒江中院副院长尹相禹对法院的缺钱记忆深刻，他是云大法律系的科班毕业生，1989年分到泸水法院，也是泸水法院的第一批科班大学生。他从基层法庭开始历练成长，也做过办公室主任，“一直管的就是钱这些事情”，“法院的经费只能保工资，干警办案的差旅费都报不了，只能由财务打个白条，实在不能当时兑现。各级财政对政法经费投入，从2006年开始逐步有所改善。尹相禹记忆中，“财政紧张一直持续到2007年，当年就拨下来100多万中央保障政法经费，真是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
滕鹏楚到怒江中院就任是2008年10月，他感慨于怒江法官们的真诚和朴实，也意识到他们与开放发达地区相比，司法水平和能力的差距，初始教育不足，职业培训欠缺。虽然正常的办案经费已经可以保障，“但要想把法官们送出去培训学习、考察、开阔视野还是很难”。他也记得，那时候连中院办公楼里的电脑都很少见，“开庭时书记员手写记录，判决书也是先手写，然后交到文印室打印”，下面的县级法院和派出法庭就更不用说了。滕鹏楚计算过，“
离开了中央和省级财政的补助和支持，怒江两级法院的经费只能保障4个月左右的运转
”。
福贡的困惑
从六库到福贡，最娴熟的司机最快也需要两个半小时。福贡法院院长文志辉是兰坪人，1988年高中毕业参加工作就进了兰坪法院，“那一年招干一批进去了10个人，大学生就一两个，第二年进来了3个大学生，其中一个就是如今的优秀法官和学胜”。他的法律知识从零开始，“到经济庭做书记员，从诉讼法开始学，老法官手把手的教”，一路走来，法院每个级别岗位他都经历过。他对自己工作的描述是“下至鸡毛蒜皮，上至人头落地”。即便是在兰坪这个经济相对好一些的地方，文志辉想买法律参考书，也只能借着出差去昆明的机会。1999年他去参加省高院的培训，才第一次听说了民法大家梁慧星的名字，“什么是差距，这就是”。
文志辉得益于云南省政法系统对干部的培训，在云南大学修完了本科课程，后来还完成了硕士课程。他记得，2007年10月从兰坪调任福贡的时候，“全院1个通过司法考试的人都没有”，“四名法官，三名是院领导，第四个是政工科科长兼刑庭庭长”，“审案子组成一个合议庭都要精挑细选的搭配，不敢把有审判资质的一次用完了，万一发回重审真么办？怎么再组合议庭？”
从2002年开始实行的全国司法统一考试之后，初任法官的考试从法院自己命题规范为参加全国统考，1995年之前任命的审判员不在此列。这是司法制度的重大进步，有利于促进法官职业化建设，但是在边疆民族地区呈现的现实问题，就是司法考试通过率极低，法官员额缺失严重。以怒江州为例，这里连司法考试的考点都没有，本地只能报名，考试或者去大理，或者去昆明。根据滕鹏楚的统计，2002至2007年的6年，全州法院仅通过“A证4人，B证3人，C证69人”。雪上加霜的数据还有：“6年来通过司考的外单位人员没有1人进法院，基层法院通过司考的有5人调离法院从事律师职业”。
副院长邓兴是福贡法院司考“零的突破”。这故事由文志辉来说更激动，“2007年12月过的，他考了391分，A证，全州法院系统第一名”。为了督促全院干警的学习热情，只要省高院组织司考冲刺培训班，他都不惜成本的把人送出去，“我给每人两次报销全部费用的机会，第三次再考，我也支持，不报费用但给假期。这几年，一次就送五六个人出去培训考试，法院就26个人，人手紧怎么办，连犯人我都亲自去押送”。4年过去，福贡法院的26个人里，已经有10人通过司考，其中A证4人。
可是文志辉的努力，总会遭遇更现实的打击，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4年间法院陆续调走了7个人，“30个人的编制招不满、留不住”。为了不让上级法院再从福贡调任，他甚至都跟领导发了脾气，他立下的“5年不许调动”的规矩，最后成了“自己打自己耳光”。他不是不懂人往高处走的道理，实在是基层的工作“一个钉子一个眼”，有经验的通晓本地语言的干警只有那么几个，他舍不得。2011年招新人，为了招到通晓本地语言的人，文志辉特意向上面请示，把2个岗位的标准放低到了专科，“结果招进来的是清一色的法律本科，四个人只有1个懂本地语言，没办法，我们想要的人，考试就是不行，笔试差太远，面试再好也没用”，“招来的这几个是很优秀，其中一个在甘肃长大，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本地话一句不会，别说少数民族语言，云南方言都难听懂，我怎么用呢？”
云南省的司法系统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法院系统的第一批定向委培生从2009年开始，他们需要参加少数民族语言口试和全国统一高考，在云南民族大学完成学业，每个学生每年只需要承担学费的10%，其余学费由省财政承担70%，生源选送地同级财政承担20%；对学生生均定额经费，由省财政一次性承担，对学生生活补助由省财政承担70%，生源选送地同级财政承担30%。具体来说，按照4500元一年学费的标准，学生自己每年交纳450元，四年共1800元。生活费用，每人每月600元，假期减半，由省、生源选送地同级财政承担，按月发放到学生手中。
第一批委培生2013毕业，对应的基层法院已经给他们留好了编制。福贡法院有3个，两个傈僳语，一个怒语，只是他们毕业后能否顺利上岗，文志辉还是心存疑虑，“书本跟实践是两回事，司法工作更需要经验和历练。”从成本上考量，他还是觉得委培的方式时间成本太高，所以不管大会小会，他只要有机会，依旧会表达他对边疆基层法院系统招人的困惑，“能不能把门槛标准设低一点，通晓本地语言，非法律专业的本科或者专科，在实践中慢慢来学，就像我们当年一样”。他的意见，只会在同样是边疆地区的基层法院院长那里得到共鸣，更多的是质疑和反驳，“有优秀的人才给你，你还不要？”文志辉苦笑，“他们可能很难理解，不懂本地语言，法律学的再好再深刻也没有用啊，你肚子里的东西倒不出来啊，请翻译成本贵不说，一句话转来转去，效果可能就完全变了。”
贡山的寂寞
从福贡到贡山，同样是两个半小时的车程。贡山法院的院长李红英是全州的第一位女院长，泸水县人，大学毕业后做过10年老师，6年检察官，2010年就任贡山法院。她父亲初中毕业做了大队记分员、武装干事，因为擅长做老百姓的工作，被泸水法院主动要了去，后来担任泸水法院院长。她对法官的想象和理解也源自父亲，“父亲很有口才，跟老百姓亲如家人，总是给他们解决纠纷”。这也是文革后基层法院系统恢复重建以来，很关键的一个用人标准。贡山法院庭长李金兰就是最好的例证，1978年，18岁的李金兰就在贡山茨开镇参加了工作，十多年下来，不仅成了县妇联看重的干部人选，也被贡山法院看重。
李金兰回忆，“1989年，法院院长和副院长直接到家里来找我，我一开始被吓到了，连水都没倒。那时候法院配枪，按我们本地人的想法，就是觉得背枪的人很讨厌，我考虑了一段时间，也征求过很多意见，最后还是决定到法院。没想到一来就喜欢上了我的工作，我在民一庭，每天都有调解工作，很实在。1991年县委组织部直接来找我，要把我调到县妇联做副主席，我不愿意去，还是拗不过，3年之后我又主动申请回来，做民一庭的副庭长。那时候县委组织部已经考虑把我列入县委委员了，也有人笑我傻，替我可惜，可我自己一点也不后悔，我喜欢做实实在在的工作。”
重视案件的调解，尤其是刑附民案件的调解，也是贡山不得已的现实。人均年收入不过四五百元的地方，一桩刑案对被害人家属造成的伤害难以弥补，如果法院轻易下判，对方却无财产可执行——现实往往如此——就成了一张“法律白条”，对被害人家属是二次伤害。李金兰回忆了一桩案件，打架导致的命案，被害人父亲索赔5万，三名被告各家只能拿出1000元，差距悬殊，口水都说干了，最后终于达成调解，被害人的父亲接受了3000元的赔付。
余金成是贡山法院的新生代，他2008年毕业于玉溪师院法律系，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贡山法院。2009年2月被派驻到丙中洛法庭，直到2011年1月才调回贡山法院。贡山由马帮聚集之地发展而来，现在也只有一条主街和一条刚开通的环城线，只要呆上几个月，出门就到处是熟面孔。丙中洛更是如此，它距离贡山县城还有40多公里，已经到了云南的最北端，再往北，过秋那桶，就到了与西藏察隅县的边界。这个总是被薄雾笼罩的地方，拥有整个贡山最大面积的三块平坝，但因为交通不便，一直像世外桃源一样宁静，这里的雾里村，去年才通电。这个终年清晨薄雾笼罩的地方，天主教、基督教、藏传佛教和原始宗教四者并存，被誉为“人神共处之地”。
丙中洛法庭成立至今，案子不超过10件。
作为新人的余金成是第一批进驻的，这里的时间，要像在普化寺草坪上晒太阳剥桔子的昆布喇嘛一样，心无旁骛的坐着，才不觉得心焦。这里夜晚，安静得听得到针掉在地上的声音，“月落铁锁寒”，是余金成每晚锁上法庭大门后最真切的感叹。
余金成会傈僳语，跋山涉水的到山里去普法，一年下来，丙中洛法庭也不过四五件案子。
如何打发漫长的时间，就是他无法逃遁的人生历练。换做大城市的孩子，可能早就叫苦不迭的换了工作，但余金成不能任性，他是兰坪人，家在大山深处，走到公路边要爬五六个小时的山路。7兄妹的大家庭里，他有3个姐姐，1个哥哥和2个弟弟。父母倾尽全力，也只能供3个孩子念书，三姐，他和二弟。好在他们都懂事争气，2004年一起考上了大学，他在玉溪，姐姐在大理，弟弟在昆明，2008年毕业，他考上了公务员，又大大的鼓励了姐姐和弟弟，一个考回兰坪当了老师，一个考上了北邮的研究生。现在，余金成要从每月的工资里拿出1000元供弟弟继续深造，他一点也不觉得这是负担，而是他对于家人的亏欠，最令他心酸的是小弟弟，“从小就在山上放羊，17岁就结婚，每次看到他，心里都会很痛楚，我们在一个桌上吃着同样的米饭，可他的人生已经跟我们天差地别。”
我去到丙中洛的时候，担任丙中洛法庭庭长的是黄跃，30出头，法律本科，已经考过司考A证，女朋友从河南老家来看他，一到丙中洛法庭就痛哭了半个小时，旁人束手无策的看着，看到女孩终于露出笑容，心里才松了一口气，“不错，这么快就不哭了，那是应该能留下来了”。
整个2011年，丙中洛法庭没有一件案子，但是黄跃们依旧必须在寂寞中坚守下去。
独龙江的想象
整个怒江州最神秘的地方是独龙江，这是一条河流的名称，也是一个行政区划上的乡镇，隶属贡山县。全国只有贡山县的人代会每年8月17日开幕，原因就是独龙江每年有半年都是大雪封山，从12月到6月，一切交通都在雪山垭口被阻隔。6月开山以后，那里的人才能出来，山外的物资才能运进去。通电以前，唯一获取外界讯息的方式是收音机，电池还要提前从山外运进去屯好。就算开山了，进入独龙江，依旧艰难，90多公里的路，越野车也要走七八个小时，去过的司机说，“路上都是大大小小的石头，颠得太厉害”。
在独龙江开庭审理的第一个刑事案件，发生在1991年，贡山县法院副院长余自祥是当年亲自去办案的人之一。余自祥1978年进入贡山法院，当时法院只有3个人，县城里整条街都是马帮，他们聚集于此，主要就是朝两个地方运送物资，一个是丙中洛，一个就是独龙江。1991的案子是事关捕杀野生动物，三名被告来自同一个村，他们连续射死了8头野牛，按照独龙族的风俗，猎物不独享，要分送给村子里的每户人家，他们还好心的给当地林业公安送去了一块肉。对方把肉吃完觉得不对，就到当地派出所报了警，然后，就成了一桩刑事案。公安取证回来，移交检察院，检察院又把所有的骨头、标本、猎枪等物证移交到了法院。
开庭的时候，由院长带队，包括法警去了7个人，“请了6个人抬东西，在路上走了三天”，翻过雪山垭口才到达。法院还给被告请了一名律师，不收费，由法院负责一路的吃住。“考虑到独龙江的风俗人情等种种原因，这个案子最后判了缓刑，并处罚金200元”，余自祥顿了顿，笑，“不过，20年过去了，我现在也没见到这笔罚金”。在余自祥的记忆里，此后独龙江再也没有开庭审理过刑事案件，不过有过民事案，依旧路途迢迢，“1999年通公路之后，开车进去也要一天”。
贡山法院院长李红英告诉我，虽然独龙江已经通了电话，手机信号一次也只能接进去20条线路，“面对面的打电话都打不通，太正常了”。2011年底我到达贡山的时候，独龙江法庭已经在筹建之中，土地是中院院长滕鹏楚亲自进去丈量的，独龙江乡政府先是划了四亩，后来舍不得，又收回去了一半。李红英为了落实法庭的建设，2010年12月下旬冒险进山，出来的时候遭逢大雪，被困在半路，幸好余自祥有经验，发现电话总是打不通，赶紧带车进去接应，李红英和司机弃车而行，走了8公里，才遇到余自祥的车，到达县城已经是凌晨。
独龙江法庭和丙中洛法庭一样，政治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只不过独龙江的位置更为特殊，这里距离缅甸28公里，距离印度70多公里，而且与尼泊尔遥望。独龙江公路的隧道正在施工，预计过两年就能开通，滕鹏楚考虑的是，“等到这条通道打开，枪支和毒品的威胁，将会大大增加。”他的忧虑不无根据，德宏和西双版纳加大禁毒力度的时候，毒贩子们已经舍近求远，不惜翻越高黎贡山，从缅甸进入怒江州，然后再从怒江送出去。
转自《法影斑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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