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凯 ：我的资本家狱友卢瞎子
我的资本家狱友卢瞎子
－－作者：杨小凯
卢瞎子原名叫什么，大家都不记得了。所有的人都称他为卢瞎子，连刘所长也如此称呼他。他戴一副深度近视眼睛，镜片后的眼睛眯成一条缝，看去就像瞎子一样。他的绰号大概就是由此而来。
卢瞎子个子瘦小，穿一件酱色的高级毛料服，外面罩一件粗布中山装。光看他那件罩衣，会以为他是个穷光蛋，但实际上，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 “ 大资本家 ” －－他在长沙最繁华的商业区八角亭有一块地皮，有一幢三层楼的大房子，家里藏有很多金条，还有若干制造鞋子的机器。据说，卢瞎子是看守所的常客，已经被关押过很多次，所以像罗钢这样把看守所当成临时旅馆的扒手，几乎都认识他。
卢瞎子表面非常随和，与一切人都能谈很久，他关心一切，喜欢打听一切事情的细节，从衣服的裁剪，牙刷的功效，大便的成分，直到当前的政治。和他处久了，人们会发现这根本不是他的个性特点引起的，而是他做生意养成的一种习惯。他有次告诉罗钢，任何事都有相互影响，对事物的细节了解越详细，就越能抓住做生意的机会。
卢瞎子是九号监房中最富有的人，但也是最小气的人，他虽对牙膏的功能很有研究，但却从不用牙刷牙膏。他身边保留一根小竹丝，他每天用它刮自己的舌头，然后用水清理牙齿。
罗钢嘲笑他为了省几个钱连卫生都不要了。文少甫替卢瞎子辩护道： “ 他可能是自幼养成的习惯，改不了啦，你怕他真的舍不得那几个牙膏牙刷钱哟！他年轻时要没有这个习惯，怎么能从一文不名累积起今天这么多的财富呢？ ” 罗钢同意道： “ 也对，我这么爱卫生，我的 ‘ 工资 ’ 追起支出来总是 ‘ 跛子追野老倌－－越追越远 ’ ！ ”
从前我只从书本上知道资本家的概念，我认识的人中没有一个是资本家，卢瞎子是我认识的第一个 “ 大资本家 ” 。我很想知道卢瞎子的经验，了解他是怎样发财的。但是卢瞎子不太看得起我这种没有社会经验的青年学生，对我提的问题总是表示不耐烦。当他从罗钢口里知道我就是《中国向何处去？》的作者时，他对我有了一些兴趣。
他告诉我： “ 我也经常想 ‘ 中国向何处去？ ’ 的问题。 ” 我问他： “ 你看过这篇文章吗？ ”“ 没有！ ” 我心中暗暗好笑，他对巴黎公社的民主绝对不会有兴趣，他的兴趣当然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上。也许他想当然地认为，我的文章一定是讨论中国是否应该搞市场经济这类问题。我不想给他泼冷水，于是让他保持着这种误解。
最接近诺奖的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 18 岁因一篇 “ 中国向何处去 ” 获刑十年，生前两次获诺奖提名，却在 56 岁英年早逝。
卢瞎子终于愿意跟我谈他的事业。这应该归功于罗钢和其他喜欢捉弄他的扒手。扒手对卢瞎子恶作剧时，我时常加以制止，这自然使我与卢瞎子有了份亲近。罗钢喜欢讲绿林义气， “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 ，他看不惯卢瞎子的 “ 小气 ” 和 “ 独善其身，不求于人 ” 的处世态度。更不幸的是，卢瞎子有些非常奇怪的习惯。例如他从来不洗脚，也不换裤子，但隔几天要脱掉他的臭袜子，把他脚上的脏东西抓到鼻子边闻来闻去。他大概就爱闻那股刺激人的臭味。有一次，罗钢看到他又闻臭脚味，终于忍无可忍，冲过去抢走了他的眼镜，扬言： “ 你哪根肠子快活，一定要当众闻臭脚丫子？你不保证不再当众脱臭袜子，我就再不还给你的眼镜。 ” 卢瞎子大声抗议，没有人理睬他。最后我提议，将条件改为 “ 卢瞎子保证不让罗钢看见他脱臭袜子 ” ，罗钢马上表示接受，卢瞎子也只好屈服，发誓不再让罗钢看见他脱臭袜子。卢瞎子的另一个坏习惯是打鼾，他打起鼾来惊天动地，全身起伏，简直叫人难以相信他是睡着了。每当他打鼾，几位扒手就喜欢用小纸棍去拨弄他的鼻毛，每次都要把他弄得大发脾气才罢休。
卢瞎子告诉我， 1950 年他 18 岁高中毕业，从那时就开始做各种小生意。最早是卖 “ 扯麻糖 ” ，这是种掺有芝麻的粘糖。小孩买这种糖时，由卢瞎子从一大堆粘糖中扯出一个头交给小孩，小孩用力一扯，扯得多少就得多少，价钱是固定的。很多小孩被这种有游戏和赌博味道的生意所吸引，使他赚了一些钱。他还卖过一种小吃拼盘。顾客也全是小学生。
他把一个大木盆分为十几个格子，装着十几种小吃，腌姜、果脯、甜紫菜、山楂片等等，五分钱可以买一小包，每个小包里混装着这些小吃。他还做过一种叫做 “ 西洋镜 ” 的生意。那是一种简单的幻灯片，他从上海买来的一个手推车上装的方盒子，盒子上有供一人观看的镜片，从镜片里可以看到盒子内的幻灯片。其中有世界各地名胜的照片，也有半裸的西洋女人照片。盒子用黑布盖着，盒子上是广告，写着 “ 世界名胜，西洋美女，五分钱游遍世界名城，欣赏摩登女郎 ” 。
卢瞎子还做过其他十几种小生意，但他真正发家是在 50 年代初。他经常去上海，学习一些新的经商之道，买些新设备。 1950 年，上海新建了一座私人味精工厂，要向全国各地打开销路。卢瞎子承揽了在湖南推销味精的业务。他雇了一位秘书（他的一位表妹），买了一台打印机，油印了很多介绍味精的材料，然后寄给全省各城市商店，请有兴趣的商店与长沙的代销处联系。代销处的办公室地址就是卢瞎子家的地址，电话号码就是离他家最近的一处公用电话号码。各地的店主看到打印得漂漂亮亮印有办公室电话号码的材料，都坚信这是一家像模像样的商号。
公私合营前繁华的大上海
当时正是内战后的繁荣时期，外资的商业竞争都因为美国的封锁消减了，政府当时也鼓励市场经济的发展，所以那时是中国商人做生意的黄金时代。味精很快打开销路，二十岁的卢瞎子马上成了新的暴发户。他的工作就是把订购单寄给上海的工厂，商品托运到长沙后，卢瞎子去邮局将这些货转寄给全省各地的商店，连仓库都不需要。工厂为扩大业务，给了他一次大甜头，在一次大规模扩大生产前，让他以低价买进味精，在工厂公开减价前按原价销售。卢瞎子从这次工厂折价赚了一大笔后，就在长沙的商业宝地八角亭买了一块临街的地皮，建起一座三层的小洋楼，从此他有了一个正式的铺面，业务也从味精扩大到机器买卖和制鞋。
好景不长，在 “ 三反五反 ” 运动中，企业家早已元气大伤。公私合营来了以后，大多数企业家都把自己的企业自动上交了。可是卢瞎子始终坚决抗拒公私合营。他一直拒不把他的营业大楼交给国家，并一口咬定 “ 国家政策是自愿互利，我就是不自愿，也不要你的利！ ”
1955 年 11 月，上海公私合营盛况。
上海味精厂已经公私合营，政府接管了工厂，应允给原来的老板象征性的固定股息。合营过程中，原来的老板给卢瞎子留了个月薪 40 元的职位，让他去上海味精厂。卢瞎子一口拒绝。他买了几台制鞋机器，就在自己的营业所内生产鞋子，一楼的店面仍用作买卖。
当地官员对卢瞎子极为恼火，动员他雇佣的工人与他斗争，要求缩短工时，增加工资和劳保福利，并指责他剥削工人。于是卢瞎子解雇了工人，自己和妻子、亲戚来掌管机器。官员马上通过工商联出面干涉，不允许解雇工人。卢瞎子到法院告状。他以 50 年代能找到的所有法律文件为根据，为自己的解雇权辩护。但法院自然是偏袒工人，卢瞎子还被法院罚款。
卢瞎子还不甘心，他把所有雇工的业务都停掉，只留两台机器让他太太照管。他自己又到湖南省高级法院上诉，法院根本不理睬他。他又找到省政府，结果反而被接待他的人教训了一顿，要他不要抗拒改造。他根本不听这一套政治宣传，总是重复他那几句话： “ 政府司法机关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根据，这不是你们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的吗？ ” 最后卢瞎子干脆被机关传达室拒之门外，根本见不到法院和省政府的官员。
在多次找官员的过程中，卢瞎子受尽了气，逐渐发现了一个规律：像他这种平民老百姓，如果穿着呢料衣服，机关的传达室对他就采取歧视态度。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穿着笔挺是少数人的特权，而少数人穿得阔绰却会引来尊敬和羡慕。悟出这个道理后，卢瞎子就总是在他的呢料衣服外面罩一件粗布旧衣服。这果然大大增加了接近大人物的方便。他那些日子到处打听大人物的去向，一听说他们去了某公共场所，他马上跟去，试图将他的申述书递给他们。看他穿着朴素，大人物对他态度还不错，接下他的申述，说回去好好研究。
50 年代中国民众的服饰
不久研究的结果回来了。 1958 年 , 卢瞎子被逮捕。街道派出所对他监督改造，他连人身自由都没有了。地方官员强行占据了他的营业大楼，宣布征用一二楼。
1964 年开始推行城市私房改造政策，要求把城市的所有私人房屋改造为国家所有。在这个运动中，卢瞎子的商业楼房和私人住宅被正式充公。他反过来要向公家交房租，才能住自己的房子。结果被关进了看守所， 1965 年被释放。十年特殊时期中，卢瞎子被抄了家，家里的金条被红卫兵抄走，人也被赶到大街上，他又去告状，结果就进了左家塘看守所。
他坚信自己从未犯法，不时背诵法律条款中关于保护公民财产的内容。他是九号中最心安理得地等待被释放的人。卢瞎子对政府有很多批评，一讲起公私合营，他就一肚子气。 “ 他们雇佣工人是好的，被称为伟大的事业。要是我们雇佣了工人，就是反动 ……”
有次卢瞎子与我讲起公私合营工厂里的管理，愤愤地说： “ 工厂里一年四季都有运动，年初时开门红运动，年中是月月红运动，年底是大战四季红到底运动，所有运动都要工人多做事、少拿钱，这合理吗？ ……”
卢瞎子对技术和知识的钻研劲头使我赞佩不已。我从来没有看过任何人像卢瞎子那样对技术和知识如此敏感。他对各种机器的原理、结构和技术的细节有极大的兴趣，他可以连续几小时和懂技术的人讨论技术细节。对法律和各种工艺，他也有极大的兴趣，喜欢刨根问底。他甚至对马克思的《资本论》也很有兴趣。我弄到马克思《资本论》的一至三卷，他翻了翻，挑出第三卷一口气读完，因为这一卷中有很多劳资法律纠纷的案例。
从卢瞎子身上，我发现私人资本家原来是社会上最勤奋、最聪明、靠技术和知识为社会作出贡献的人。卢瞎子这个活生生的资本家，使我懂得了词典中 “ 资产阶级 ” 概念的虚假性。
像卢瞎子这样的企业家，拥有极强的冒险和创新精神，成为当时经济活动的主力。可惜的是，由于错误的观念，他被捕入狱。在《圆富》一书中，作者指出，企业家是经济活动的主体，是创新的引擎，我们必须善待企业家，保护企业家。
直到我判刑时，卢瞎子还在九号，我离开九号时忍不住对他的那种心安理得地等待被释放的处境产生了一丝嫉妒。离开九号时，我每次回想到他都使我体会到，是他的命运告诉我，对私人企业家的迫害和歧视及对财产的侵犯是何等的无理。
在卢瞎子看来，他自己对自己财产的权利是如此的自然、合理而合法。而整个意识形态却与如此自然合理的事不相容。原来在我心目中无比神圣的巴黎公社理念，因为卢瞎子的故事变成了与基本人性和正义不相容的东西。好多年后，我还会想起卢瞎子那握有公理和正义的自信心，我变得越来越喜爱他这份自信，虽然我后来再没见过他，也不知道他后来的命运。
转自《杨小凯的思想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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