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广德：哥哥杨凛，你在哪里？
图：杨家仅存的一张杨凛当知青时留影。
哥哥杨凛，你在哪里？
－－作者：杨广德
被“家庭成份”决定的命运
我的哥哥杨凛，1945年出生，大我4岁，是在极贫极苦的坏境中长大的。但他天资聪明，那时，我们住在重庆城郊的李家沱码头，左邻右舍都称他为“神童”。我父母都是极穷的人，父亲4岁死了爹、8岁死了妈，很小就成了流浪孤儿。母亲本姓尹，7岁被卖到陈家，成为陈家的丫头。父亲被国民党部队抓了壮丁，辗转多年后来到李家沱，在一个粮库的守卫部队中当了伙夫头，也就是所谓的炊事班长。因当兵时间长，后来就给了个军衔是准尉，不过只当了3个月。母亲为陈家摆小菜摊，父亲买菜母亲卖菜，就此相识，1944年左右父亲就成了陈家上门女婿。1945年抗战胜利，1946年国民政府还都南京，粮库的守卫部队重新编排，各奔前程。因有妻儿在李家沱，父亲就离开了部队。失去了生活依靠，父亲就只好在李家沱码头上当纤夫、挑夫，直到中共建立新政权。
我哥哥读书成绩很好，年年都是三好学生，加入少先队后总是带“三根杠”（大队委员的标志），我后来入少先队却总是只有“两根杠”（中队委员）。他从李家沱小学到中学，一直都是大队委，初二时就加入了共青团。高中他是在九中（清华中学）读的，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因而就当上了九中学生会的学习部长。学校老师都很器重他。高三那一年，他在学校基本都是和老师吃住在一起。那时，他就已经开始自修大学的课程了。 
右图：杨凛全家五十年代合影。前排中杨广德，左右为舅舅家小孩，后排杨凛与父母。杨凛臂上戴有少先队大队委员的“三根杠”标志。
上个世纪60年代初开始大抓阶级斗争，学校也开始注意学生的“家庭出身”了。按政策规定，一个人的“阶级成份”以“解放前三年”从事的职业和经济状况来定。我父亲1946年就在河边当纤夫，所以我们两兄弟填的成份都是工人。1964年哥哥准备入党，又这样填报成份，却被说成是“隐瞒成份”，取消了资格。这一结论把我们两兄弟都搞懵了。那时，我正读初二，已经到了建立个人档案的年龄。在个人成份栏中，我不知道该怎么填写了。填工人吧，又怕说是“隐瞒成份”，那就可能成为罪行。我父亲在国民党部队中当的最大的官就是炊事班长，军衔是准尉，于是我们就填为“伪准尉”。老师问：“这叫什么成份？”我回答说：“这是我父亲解放前当的最大的官了，不让填工人，就只有这样填，不然就要说我隐瞒成份啊！”后来，进了工厂，我也只有这样填家庭的“成份”。
就因这个“成份”，1964年哥哥高考落榜了。
一心只想读清华、北大、哈军工的高材生，竟然落榜了！这不但打击了哥哥，也震惊了街坊邻居，更震惊了他就读的清华中学。录取栏中写着：“考试不及格，不予录取。”后来，老师们带着疑虑去查阅了试卷，回来告诉我哥哥，我们才知道，他是全重庆市高考第一名。
党入不成了，书也读不成了，但生活还要继续。从震惊中苏醒过来，还得要穿衣吃饭啊！哥哥只好跟着别人，到长江边沙河坝去筛石子。那时，只有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生活最无奈的人，才这样讨生活。从天不亮到天黑尽，累死累活一整天，最多能有一元多一点的收入。从1964年秋到1965年春，哥哥天天都早出晚归去筛石子，再苦再累他也不叫一声。
有一天，几个穿军服的人来到沙河坝，也不说一句话，走到我哥所在的沙砾中，端起筛子就帮他干起来，一干就是一整天。此事在筛石子的人群中引起轰动，当天晚上就传遍了整个李家沱码头，成为人们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不少人都啧啧称奇。原来，那几个穿军服的人是我哥的同学，他们成绩本来不太好，在我哥帮助下，成绩突了上来，考上了军事院校，离开重庆之前，特地到沙河坝来感谢我哥的。
从知青代表到造反派
后来，哥哥的共青团组织关系转到了街道，他在李家沱街道团支部担任委员。1965年春，上级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哥认为，弟弟马上就要初中毕业，看样子肯定升不了高中。如果两兄弟都成为失学又无业的“社会青年”，必定要有一个去农村当农民。与其让弟弟下乡，不如自己去，毕竟自己年龄大一些。于是，他就抢先报了名，成了李家沱街道响应上级号召的带头人。1965年5月，他就下到达县地区平昌县驷马公社林场当了知青（后来，他们那些文革前下乡的知青就被人们俗称为老知青）。
驷马公社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南局书记李井泉树起来的一个样板公社，当时的口号是“全国学大寨 四川学驷马”。我哥一到驷马公社林场，就被任命为林场副场长、副业委员，然后又成为预备党员。1966年春，达县地区召开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他还当上了主席团秘书。
虽然我的成绩也不错，1965年我在二十中初中毕业后，依然没能考上高中。幸逢招工，我顺利进入地处南岸上新街的重庆柴油机厂。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我也积极响应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成了造反派。1967年春节，我哥下乡后第一次回家，听说我当了造反派，他告诫我，要我当“逍遥派”，不要参加造反。他在家耍了一个月，临走前，我看见他手臂上也戴上了红袖章。原来，他不但也参加了造反派，还在大田湾体育场召开的全市下乡知青造反大会的主席台上忙碌。也就是说，他也投入造反运动了。
3月初，他说要回林场了，我专门请了两天假陪他。第一天，我在家里等他，一直等到下午5点多钟，他才带了一个女知青回来。他们匆匆忙忙的，坐了几分钟，哥哥就把她送走了。那女知青只给我留下了一个背影的印象，瘦瘦的，留着一条长长的辫子，叫什么名字？与他什么关系？我都不知道，我也没有问。第二天，我带着哥哥到了重庆城里，从上半城到下半城，他要吃什么我就给他买什么。好歹我是工人，虽然还只是学徒工，但多少也有点工资。后来，他就返回平昌去了。
哥哥被捕之谜
1967年春，当时，在“一月革命”风暴席卷下，重庆的造反派已经夺了权，但又出现了后来被称为“二月镇反”的事件，不少造反派头目被抓捕。送走了哥哥后，我暗中为他捏了一把汗，因为他毕竟也是造反派头目之一。
3月17日，我接到他走后的第一封信，说他住在达县二中，整个县城被包围了，他们出不了城，也回不了林场，如果回去可能被抓。不久又接到他的第二封信，说他已经回到林场，林场乱了，牲畜都没人喂，他作为林场副场长、副业委员，不能让林场这样乱下去，要想办法做工作，将林场正常化。
3月下旬，又接到他的第三封信，但不是从林场发来的，而是从重庆发来的。他说，他被捕了，关在大渡口区的李子林看守所。
我一下子懵了。但那时全国各地都有造反派头头被抓的消息，我认为这可能是一时的大势所趋，他很快就会出来的。
没过多久，全国又开始“反击二月逆流”了，四川和重庆的“二月镇反”也被否定了，陆续有人被放了出来，我也在等待哥哥出来的那一天，但左等右等，被抓的人基本都放出来了，就是没有他的消息。我开始着急了，四处打听他到底在林场做了什么，为什么被抓了还不放出来？先后问了他的同事（在李家沱一同下乡的知青也有在驷马林场的），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你哥哥在林场好好的，没有做什么出格的事，他的被抓，林场所有的人都觉得奇怪，他是被重庆市大渡口区公安分局抓的，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原因。
这就是我哥哥命运中的第一大悬疑：为什么被抓？
我哥哥出生在李家沱，学习也在李家沱，属于重庆市九龙坡区，下乡在达县地区平昌县，即使犯事，要抓他，也该是由九龙坡区或者达县地区的公安机关出面，与大渡口区何干？他与大渡口区从来没有任何关系，为什么偏偏是由大渡口区的公安分局千里迢迢从达县地区平昌县的驷马公社将他抓回到重庆来？这实在是太令人费解了！想不通，真想不通，太不合乎情理啊！
我去李家沱街道办事处打听，那里的人都说杨凛是好人，没有做任何错误的事。林场的同事更是称赞他，说他是林场的领导，还是地区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没有任何人认为他是坏人。对于他为什么被抓，大家都是一头雾水。
后来，重庆爆发大规模武斗了。我也参加了武斗，一心只想着“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自己的脑袋也随时可能掉，也就无暇分心再顾及此事。
1967年10月左右，武斗平息，武器收缴了，我又到大渡口区的李子林看守所去问。我问那里的管理人员：“杨凛究竟犯了什么法？”他回答我：“你哥有本‘天马’日记本，你知不知道？”我回答说：“那是他1964年夏天用的日记本，我知道的。那时他刚落榜，里面最多有些牢骚话，和一些读书心得、个人修养方面的感想之类。”那警察说：“不！这是一本反动日记，在日记中大肆攻击伟大领袖和林副统帅。”我说：“哪有这些内容哟！你举个例来说。”他说：“你哥哥写：人生只能活到60岁，哪里有什么万岁万岁万万岁……这不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吗？”我当即反驳道：“你这个例子是不合情理的。毛主席1964年已经超过60岁了，只有疯子才会说毛主席活不到60岁。林彪那时也不是什么林副统帅，在这本日记里根本不会有这些.你这两个例子是造谣！”就在我与管理人员争论之际，我看见哥哥在院坝里走过，脚上带着脚镣。我想冲过去，却被当兵的用枪尖把我逼了出来。我说：“你不要吓人，你这个枪是我摸烂过的，有本事你开枪，朝这儿打！”我边说边往胸口指。这时，过来几个当兵的，一阵推搡，将我赶出了看守所，然后紧闭了大门。
后来，我又去过几次李子林看守所，管理人员一见是我就把小窗一关，大门紧闭，完全拒绝我。没有办法，最后只有让母亲出面。母亲回来说：“管理说的，杨凛在里面表现很好，本来要判10年的，他们都要帮忙，只判5年，你们放心好了。”每次母亲去，回来都是如此说。当时，社会混乱极了，我真不知道该上哪里去问，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呀！看着高高的看守所大门，我只有捶胸跺足，泣血无泪！
荒谬的“企图”罪
被关押两年之后，1969年3月的一天，我在街上看见一张布告。布告上第一个就是“现行反革命犯杨凛”，说他“企图组织反革命集团，大肆收听敌台广播，企图越境投敌”。因这三大罪状，判处有期徒刑20年。当时，布告上的文字就像一根根大棒，打得我晕头转向。我本来不吸烟的，却立即买了一包烟，回到宿舍，一连吸了好几支，一直到吸得“醉”了。那“烟醉”的滋味是：血直往上冲，一股接一股，直撞天灵盖，我的头几乎就要炸了，人完全站立不住，一头栽在单人床上。我只觉得血不停地涌，脑袋已经被冲破了，我已经死了。直到傍晚，宿舍的同事回来，又推又拉又掐人中，我才醒过来。同事们问我在做啥子，我回答不出来。他们知道我从来不抽烟，看到烟掉了一地，又问我为什么要这么抽烟。我没有回答一句，但头脑开始清醒了，才想起了什么。我明白了，我是“醉烟”了，但我不能回答也不敢回答同事们的询问。
第二天，我请假回到李家沱。我担心这个消息被母亲知道，她会受不了的。下车后，虽然到处都贴着布告，但奇怪的是，所有的布告上都没有杨凛的罪状，原来是被人撕掉了。一个专栏、两个专栏都被不知名的老乡撕掉了，我不明白，李家沱的人为啥要撕，我只是从心里感激这些不知名的人。在他们的帮助下，我父母还不知道杨凛被判20年的消息。我见到母亲，她还是像往常一样上班下班，这让我暂时心安了。她能迟一天知道就迟一天吧，让她少痛苦一天是我当时最大的心愿。
回到厂里，布告到处都是，杨凛总是排在第一位。幸好厂里的同事不知道杨凛是我的哥哥，加上当时布告很多，常常是今天贴了一张，明天又可能贴出新的来，人们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也没有多少人注意。只有我，反反复复一遍一遍地看，一次一次地琢磨，越看越不是滋味，越琢磨越觉得不对头。
判得太离奇，是杨凛一案的第二大悬疑。
第一，“企图组织反革命集团”。凡称集团的都必须要有3人以上，为何布告上只有我哥一人？就算集团的其他成员都揭发有功，布告上也应有某某某因揭发有功，另案处理或免于刑事处分等字样，但是没有，一个也没有，孤零零的杨凛一人。这叫什么集团啊？
第二，“大肆收听敌台广播”。我家穷，从来没有收音机。文革初期，收音机是奢侈品，不是一般人家能够有的。他在林场有没有？我不知道，即使有那也是集体的，广播室里才会有。那个时候，要在广播室里收听敌台，完全是天方夜谭。这是一条重罪，哪个敢如此明目张胆而且还是“大肆收听”？
第三，“企图越境投敌”。我哥哥一生，只在李家沱生长、学习、工作，下了乡，也就只在平昌县驷马公社林场干活，连四川的川界，连四川省的边边都未去过，又何来越境投敌？
三大罪状变成了三大疑问，三大不着边际的污蔑！而且，三大罪状中还冠有“企图”两个字。“企图”，只是没有成为行动的想法，谁会知道？“企图”算什么罪？平白无故妄加人头上的“企图”就判20年的重刑？我越看越不对，越想越气愤。这是明显的诬陷，明显的冤案！要为哥哥鸣冤，要为杨凛翻案！作为他唯一的弟弟，我下定决心，必须翻案！
了解到仅有的一点线索
文化大革命中，为反革命翻案本身就是反革命行为，很可能会把自己也搭进去的。我不敢去向别人求助，只有自己一个人暗地里做。我写了翻案信，将我所知道的杨凛被抓、被判当中的疑点及罪名的荒谬写成了书面材料，寄送到中央文革、四川省革筹、省公安厅、重庆市革筹，同时，想到当时的重庆大渡口区是八一五派占优势的地方，担心其中有派性作怪，还给反到底派的重庆公安“红一方面军”寄了一份。凡是我认为能够伸冤的地方，我都寄了。我想，总会有懂道理的人，总会有正直的人，总会有良心未泯的人，说不定就能得到回音。
但是，石沉大海无消息。几个月过去了，没有收到任何一封回信。我不甘心，跑到市公安局“红一方面军”总部去问，去求，因我当时也是反到底派的成员，我想，“自家人”应该能帮我的忙，至少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吧？也不知道是我的耐心还是什么原因，终于有了回应。有一次，公安“红一方面军”的一个人接待了我，告诉我说，杨凛耍了一个女朋友，是大渡口区大堰的人。杨凛那本“天马”日记，就是从她那里查到的。这让我知道了，为什么是大渡口区公安局的人去抓杨凛，算是解了杨凛为什么会被大渡口公安分局抓的这一个“悬疑”。他又告诉我，这样的案子不要翻，不能翻，也翻不了，就这已经是定论。我问为什么，他说，我只能说到这里，其他的我不知道也不能对你说。我问大堰那女人姓什么，住哪里。他顿了好一阵才说：“不知道。”我再问，他就不理我了。这也是我写翻案信得到的唯一的回复。
我想起1967年春节，哥哥匆匆忙忙带回家的那个长辫子姑娘，大渡口那个女朋友会不会就是她？为了找到我哥这个女朋友，我四处找人打听，最后找到住在大渡口的我小姨（我母亲原姓尹家的九妹）。她是重钢的工人，也当过知青。我将我哥哥的事情都告诉了她，她同意帮我的忙。几个月后，她对我说，有这么个人，也是达县知青。但姓甚名谁家住哪里，小姨就不告诉我了，同时她还告诫我不要再翻案了，不会有结果的。我至今也没弄明白，我小姨怎能让自己的亲侄子（注：四川、重庆人都不说“外甥”，统称侄子、侄儿，只是分为内侄、外侄）蒙受这天大的冤屈？难道她也认为那不是冤案是铁案？或是另有什么压力使她不敢沾上“翻案”的边？
从此以后，我再也不认这门子亲戚了，直到今天，我和母亲本姓尹家一脉的人再也没有走动。在我心中，这门亲戚不复存在！
我与哥哥的最后联系
1969年夏天，我接到杨凛从监狱写来的第一封信，说可以在犯人中转站见一面。我和母亲准备好他爱吃的东西，在重庆城内南纪门凤凰台附近的一个院坝见到了他。母子三人一见面，就痛哭一场。旁边站着看守，我们什么话也不能说，只是哭，见面10分钟，我们也就哭了10分钟。时间到了，那难分难舍的情景，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是难以知晓的。分别时，连我们给他买的糖果糕点他都忘记拿走了！在看守所里关了两年多的人，饥饿难捱，见到难得的食物却忘记拿走，你想想那是什么样的心情！
后来，杨凛被关押到四川省第二监狱，代号2306。省二监狱就在重庆南岸弹子石，我工作单位在南岸上新街，离得近，可以经常去探监，但要等3个月过后才行。
省二监狱是个劳改工厂，每月允许探监一次，我和母亲每次都要去探望杨凛。哥哥给我的印象是安定的，每次探望他时，管理干部都说他表现得好。在监狱里，他刻苦钻研，自学成才，是该监狱工厂三个工程师中最年轻的一个。据说，监狱工厂里分了好几个车间，每个车间之间的犯人都是不允许串队的，唯有杨凛等极少几个技术骨干可以在几个车间串队而不受约束。而且，监狱安排他独自住一个宿舍，享受着不同于一般犯人的待遇，俗称“大红毛”。
1976年，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倒台。从1977年开始，全国进行对文革造反派大清算的“揭批查”运动。我也算是厂里被清查的重点人物。在文化大革命中，虽然我造过反，参加过武斗，但没有任何一点是该负刑事责任的过错。只因为我为被判刑20年的“反革命”哥哥翻案，就成了抓捕我的重要罪名。1978年5月7日，我被捕了。在重庆关押3个月后，我被判“反革命罪”，获有期徒刑7年，被发配到四川省大凉山的雷马屏劳改农场服刑。
同年，杨凛在省二监狱参与设计的新生牌电风扇（重庆市最早的台式电风扇）在市场上热销。他立下大功，减刑4年。
我被捕的消息家里人没有告诉他，是他在一次随队外出中看到我所在工厂外墙上的大标语“坚决拥护公安机关逮捕现行反革命杨广德”才知道的。
在雷马屏农场，大约是1978年初，我接到了他的一封信，信中主要说，他刚立功减刑4年，你却被判了7年，7年减去4年，我们还是亏了3年。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他的一言半字了。
平反前夕神秘失踪
1979年，我从同队犯人石尚志的母亲口中得知，杨凛一年前越狱逃跑了！她说：“本来就要平反的，这样一跑，太划不来了。”
我大吃一惊，马上写信回家问情况。家里人回信说，杨凛是1978年逃跑的，公安局派人将李家沱的家围了一个星期，凡是杨凛的所有亲戚朋友都被公安局的人找去讯问过。看了来信，我才回忆起1978年有一天，我正在劳改农场里采茶，大队部派车来叫我回去（我在雷马屏农场中山坪大队中山坪中队机修组服刑，该中队与大队同在一个地方）。我回到中队后，大队管教杨干事却告诉我没事了，休息一天，又让我回到采茶的地方。我当时觉得有点奇怪，但管教干部没有给我讲是什么事。这时我才想到，原来是重庆市公安局的人来雷马屏，落实杨凛是否跑到我这来了。后来，又从大队部传来小道消息说，杨广德迟早要平反，要快点安排人向他学技术。在中山坪，我也刻苦自学，先后学习南京农机学院的《农机手册》，掌握了农场所有的柴油机、发电机、拖拉机、榨油机等农机的维护修理技术，成了雷马屏农机搞修理的第一人。据说，大队还向各个中队下了通知，杨广德到中队不吃犯人伙食，要与干部同吃。后来，我就在本队，也在大队部干部食堂就餐，与一般犯人待遇完全不同了，我也成了“大红毛”。
得知杨凛是在将要平反时才失踪的消息后，我立即写信回家说，我的主罪是为杨凛翻案，他的案平反了，我也该平反，可以同时向大渡口区人民法院申诉。我要家里人将我的判决书转给大渡口区人民法院，并附上了封信说：“我是杨凛一案的直接受害者，你们有责任立即为我向南岸区人民法院说明，并判我无罪。”
在家里人努力下，大渡口区人民法院于1980年向南岸区人民法院发函，说明我应当平反。由于抓我的时候，重庆柴油机厂还另外抓了两个人，厂里与法院扯皮，拒绝法院的通知。又拖了好几个月，法院没办法，只好给厂里下最后通牒，厂里若不配合，法院只好独立行法，厂里才同意我回厂工作。但是，厂里又搞小动作，背地里又整材料给区政法委。区政法委又经过几番讨论，恰逢1981年重庆发大水，全市主要精力都投入抗洪救灾工作，又以此为由将我的平反时间拖至1982年，直到1982年5月，我才接到平反判决书。本应在杨凛平反时的1978年给我平反的，就这样被他们硬给我整整拖了4个年头！
那段时间，就连我服刑的大队部干部都为我着急，几次对我说，我们也没办法，你是因一张纸（判决书）来我们这的，也要一张纸（平反书）我们才能让你回家。唯一能弥补你的是，我们从你申诉之日起，就没有把你当犯人看待了。
1982年5月，我回重庆柴油机厂报到，恢复了我被捕前的工作。回厂后，我为杨凛“越狱”之事走访了他那些平反出狱或刑满释放的狱友，了解到当时的具体情况：
1978年，党和国家开始了拨乱反正、纠正冤假错案的工作，省二监狱也开始了这方面工作。同杨凛一起工作的一个工程师已获平反被释放，这对杨凛是一个很大的好消息。自己的事情自己最清楚，他应该明白，要不了多久，他肯定也将得到平反。一天晚上政治学习时，他一个人做了一个长篇发言，从我们家的历史说到他被捕，他们队全体成员，包括管教干部，都为他的讲述所感动（至今这场精彩的发言还让狱友们念念不忘）。第二天，让大家不可思议的是，所有的人都知道他平反有望的情况下，却传开了他“越狱逃跑”的震惊全监的消息！
据狱友回忆，当天上午10点多钟，有人看见杨凛围着一辆军车转悠。这可能是最后有人看见他的时间。中午吃饭时，杨凛没有归队，有人报告了队长，队长还训斥报告人无事生非，说他没有归队一定是到其他队吃饭去了（因他长期以来是可以在全监范围随意走动的），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到了下午3点，杨凛还没归队，又有人去报告，这才让管教干部开始警觉，立即派人到其他几个队找人。但回来都说没有看见杨凛。于是汇报到监狱长那里，监狱领导立刻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发动全体人员在监狱内仔细查找，厕所、下水道，所有的角落，不遗余力地找遍了全监狱，却没找到杨凛。于是，又上报到市公安局，在全市范围内搜寻，同时对我们全家以及杨凛的朋友，包括我所在的劳改农场都进行了监控。但是，依然全无一点信息。不久，大渡口区人民法院为杨凛平反的通知书下来了。公安部门这才停止了对杨凛的查找追缉。
平反书下来了，人却失踪了。这样的平反还有何意义？
我去找大渡口区人民法院，接待我们的是杨凛一案的主办人，一位中年女法官。一见面，她就向我们赔不是。她说，本来为杨凛平反的事是在他出逃前一个星期就该发函的，因为她感冒了，在医院住了几天，耽搁了。她出院的当天，就办这件事，哪知那时才听说前两天杨凛就越狱了。如果她没有住院，杨凛就已经平反出狱了，就不会有逃跑之事。她一个劲说：“太对不起你们了！太对不起你们了……”为此，大渡口区人民法院决定，按当时的最高标准，给予杨凛家庭经济补偿500元。她一再重申，钱是太少了，法院不是企业，这已经是他们给与的最高最特殊的补偿了。我想也是，我有一个难友叫王天明，也是一个“反革命”，平反后市中区人民法院给他的补偿是50元。
女法官的道歉，叫我们哭笑不得。我们问她：“4年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该怎么办？”她无奈地说：“我们法院错了我们认，我们错判了他，现在我们给他平了反，我们的责任就尽到了。我们把人送到了监狱，人是在监狱里不在的，只有去找监狱，法院不能也不应负这个责。”
我又去省二监狱，找到监狱负责人，他们说：“我们是有责任，但人是他自己逃的，我们有什么办法？为这个事，我们也担了不少的指责，受到了处理。我们省二监狱，自建监以来，从来没有逃脱过一个犯人，杨凛是唯一的唯一。对我们来讲，这也是一个耻辱。从82年到现在，我们都没有放弃过查找杨凛的工作。这个案子已经成了一个悬案，是监狱管理上抹不去的污点。你们来了，那我们就一起联手，一起努力，共同去找，好不好？”
我们怎么去找？我们只知道，杨凛在李家沱出生成长，在平昌县驷马公社当了近两年的知青。我们全家没有任何一个亲戚在外地，更莫说在国外有什么亲戚朋友了，我们到哪里去找？作为政府，作为强大的专政机关，有全国一盘棋的联络，你们都找不到，我们小民百姓还能有什么办法！
问天
这就是我的哥哥杨凛一案的第三大悬疑－－“越狱”得太离奇，太不可思议！
第一，他自己有多冤，他自己最明白，凭他的聪明，他应该明白形势的变化，应该看到平反的曙光了，他反而出逃干什么？
第二，监狱对他不错，他自己也是明白的，在他出逃前，还破天荒地一次给他减刑4年。即使不平反，他1967年被捕，到1978年已经服刑11年，加上减刑4年，最多也就只有5年的时间就可以走出监狱大门了，为什么他要在这个时候“越狱”呢？
第三，未出逃前一个星期，为他平反的大渡口区人民法院就做出了决定，主办人却正在此时患病住院5天。就在这短短的5天里，发生了杨凛“越狱”的事，真的就这样遇巧？
第四，他为什么要“越狱”？如果是为他自己，或者是为父母，出逃后已经34年了，他却从来没有给家里或其他任何亲朋好友有过一丝一毫的联系，哪怕是一个电话也是没有过的。他是李家沱码头上出了名的孝子，只要他还活着，就没理由不给家里通信息的啊！
第五，80年代后期，每逢监狱更换领导，都要派人来找我们，询问杨凛回来没有。监狱一直挂着，销不了这个案。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如此强大完善的国家机器，30多年来竟然却也奈何不了，也竟然破不了这个悬案！
第六，杨凛怎么可能从戒备森严的省二监狱“越狱”？该监狱发生过的越狱外逃事件，历来没有一起成功的，即使侥幸逃出去的人也都迅即被追捕归案，杨凛怎么成了这个唯一的例外？
真是叫人想不通的离奇“越狱”啊，我的哥哥从此就人间蒸发了！
只因我们的父亲在抗日战争时期当了中国军队（国民党部队）中的一个伙夫头，于是我们成了“家庭成份有问题”，哥哥再好的成绩再好的品德也读不了大学，全市考试第一的他却因这个“成份”（而且按政策规定父亲真正的成份还应是工人）被判不及格，他心中是怎样的痛苦，怎样的失落啊！在那本写满自我鞭策的思想修养记录的“天马”日记上，他发了一点牢骚，于是就因为这本日记他被毫不相干的大渡口区公安分局派警察千里迢迢将他从平昌县驷马公社抓走，然后又以莫须有的“企图”罪重判20年有期徒刑，他心中是怎样的委屈，怎样的愤懑啊！服刑期间，他在省二监狱受到重用，当上了工程师，设计了重庆第一个台式电风扇而被一次性减刑4年，在明知平反有望时，他却莫名其妙而且神通广大地“越狱”了，成为省二监狱建监以来唯一成功“出逃”的案犯……
这就是我的哥哥杨凛，一个神童，一个学校的优秀学生，一个知青林场的优秀知青，一个监狱里的奇特人才，一个离奇失踪的“反革命”！
这就是我的哥哥杨凛的悲剧故事。
许多年来，我和我的家人一直盼着能有再见到他的一天。
母亲在贫病交加中绝望自杀了，没有他的消息。
垂老的父亲在对长子音讯的苦苦期盼中去世了，没有他的消息。
老家房屋拆迁、老街整体改造了，仍然没有他的任何一点消息。
我们等来的只有年复一年的失望，失望，失望……
我不愿再回忆、讲述这一切，因为这太让人痛苦，但我又不能不一遍又一遍地回忆、讲述，因为这太离奇，太让人想不通！
哥哥杨凛，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转自《昨天》文刊第5期，版权归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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