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德帅：灶匠的儿子
灶匠的儿子
－－作者：杨德帅
A 文 历史纪实：
一九四三年农历十月初八的深夜，在四川省梁山县仁贤乡（现重庆市梁平县仁贤镇）五保十三甲所管辖的张家石坝老屋基边的一家“上无片瓦，下无寸地”的老灶匠张廷相的茅草屋里，出生了一个男婴。老灶匠用家里唯一的烂棉絮把他裹好，这是三代单传的老张家一根独苗，老灶匠夫妇只盼望他能在这一贫如洗的家里健康成长，给他取了个乳名－－“健毛儿”（“毛儿” 意即“婴儿” ，重庆方言）。
这个灶匠的儿子如今带着一身的病，在离那个冗长地名近两百公里的重庆市长寿区凤城镇轻化路社区，回忆起他生命的初始时刻。他浑浊的眼睛眼神放空，七十一年在那里缩成一个光点，我仿佛从中同时看到了开端和尽头。这个灶匠的儿子如今写诗、创作剪纸画，刚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个人作品集，他的诗友在给他贺寿的诗里，称他为“张翁”；这个灶匠的儿子如今是我的外公，我每个假期都要去陪他；而我是重庆十一中一名高二的学生，农民工的儿子。阅读感受和现实经历让我对时间的知觉随着个人意识苏醒，现在我想要认真倾听一位老人的一生，倾听外公的那些我曾听得厌烦的经历，倾听他走出七十一年的、走在这片厚重无边的土地上的、走过中国那几个痛切热烈时代的，缓慢足音。
一
“奇人”，老人这样评价他那“穷得舔灰灰”、“‘一’字认扁担”的父亲张廷相。一奇，是他的手艺好。他打的灶特别好烧火，还省柴火，别的灶只能烧一锅开水的柴他的灶硬是能煮熟半锅猪食。二奇，他一双灶匠抹泥灰的手无师自通地塑得一手好泥塑，给周围的土地小庙塑个神像不在话下。三奇，是他还有一手好篾匠活，编竹席、箩筐、背篓、禾筛（一种用于从杂碎稻草里筛稻谷的筛子）等等各种竹器活他都无一不精。
张廷相祖上三代单传，在他十四岁那年，爷爷奶奶包办婚姻“给他讨了一个比他大四岁的婆娘”－－张孙氏。张孙氏在张家十五年生了三个女娃，张家香火似乎后继无人。在他产生讨二房念头的时候，恰有一个杨氏女人流落到此，这个女人便成了他另一个老婆－－张杨氏。张杨氏的第一嫁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她拖着三个子女给人织土布维生，为逃兵灾四口人开始流落，那三个孩子没能跟着她到最后。到张家的第二年，张杨氏便诞下一个男婴，这就是灶匠的儿子。他称张孙氏为“伯母”。
生在贫困的张家，母亲几乎没有奶水，“张健毛”只能以伯母从有钱人家讨得的淡米汤作乳汁，没有米汤父母就只有把红苕嚼烂了喂进他嘴里。健毛还真如他的名字，命大地长到能走能跑的年纪，在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家里，冬天几层稻草帘子做被褥，夏天就干脆睡在石坝里。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健毛六岁就会打猪草、放牛，挥动锄头挖种豆的土窝子。
随着健毛的懂事干活，一家的生活有了起色，租种了地主的田地，一年下来，交完田租还有剩余。一直到一九四九年解放，张家分得了地主家的田地和一些木料砖头，便把原来不能避风的茅屋修成了三间半草半瓦的房子。张家开始了新的生活。批斗地主那天，张家由于路远没有去看，张建毛深以为憾。据说地主不认罪，被村民暴打。
一九五零年，新的人民政府在离张家十几里路远的一个老庙里开办小学校，接纳农民子女入学。七岁的健毛背着三斤米做学费、挎着从别人家借来的破书篮子，入学了。他在学校表现得很好，受老师喜爱。可他的名字在学校总被取笑，于是干爹张廷礼查着张氏族谱，给他取了一个大名－－张世成。
张家的好景不长。一九五三年的正月，一场倒春寒席卷梁平，大雪纷纷。一个严寒的晚上，父亲给人打灶未归，张世成随母亲走亲戚在外。伯母张孙氏在床上用烘笼（一种在竹篾编成的笼子里嵌以陶钵盛火炭以取暖的器物）烤火取暖，烘笼倒在床上引发火灾。一场大火把半草半瓦的房子烧成灰烬，连条板凳都没剩下。张廷相见此惨景怄得死去活来，对侥幸脱难的张孙氏恨之入骨。三年之后，张世成的伯母，张孙氏，郁郁而终。
张孙氏入葬那天，十三岁的张世成双手捧着用米汤把他喂大的亲妈妈一样的伯母的灵牌，走在抬棺材的人前。那是个阴雨天，他瘦小的身体，一步一滑。
他辍学了，只读到了小学三年级。从此他跟着大人一起挣工分，除四害赶麻雀，砍树砸锅大炼钢，吃越来越捉襟见肘的大食堂，最后啃着糠萝卜嚼红苕藤扒树皮过困难之年。在他七十一岁时的回忆里，这段本应留下深刻记忆的时间简单而快速，仿佛是在说极其平常的一天，我所期待的时代故事没有出现——没有历史课本里的那种缤纷缭乱，也没有文学作品里的深切和热烈。那个年代给他留下的到底是什么呢？周围每天喊着“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农民们一个个无声地倒下，身体像一根枯枝轻轻地横在地上。那些饿死的农民多多少少都和张世成有着亲戚关系。饥饿的记忆将伴随他一生，他过早接触残酷的死亡，一种生命“消失”的力量，或许也在那时慢慢侵入他的心灵，让他怀着对生命最朴素的认识，只想“吃饱”、“活下去”，对“生存”更加坚定。天地一片荒芜，年少的张世成记住了一句口号，那时他饿得喊不出来，到了七十一岁他对着认真倾听着他的外孙，有力地喊了出来－－“亩产千斤谷子（梁平把水稻称为“谷子”）万斤苕。”
二
一九六零年二月，他和幺叔张廷金在仁贤坝子为生计给人犁田之时，公社的陈书记告诉了他他被公社选派进入驾训班当驾驶员的消息。他隐隐意识到，这可能是改变命运的机会。他两条泥腿飞奔回家收拾东西，步行了三十里来到梁平旧机场接受训练。家里只有一条被褥，他不可能拿走，在夜晚紧裹着衣服坐着睡觉时，他没有想得太远，整个国家都弥漫着饥饿的可怕气息，他想的是终于有饱饭吃了，心里无比高兴。
可事与愿违，作为学员，他每个月只有十八斤粮食，他还是“饿得走路都打偏”。而驾校隔壁运军粮的士兵有馒头稀饭包子面条，顿顿“大吃大喝”。他强烈地渴望着早日毕业吃饱饭。
半年的学习终于毕业，他被分到了当时的四川省汽车运输公司万县公司第四十八队。他和一位杨姓的同乡同学回家拿些草席草鞋时，杨姓同学因为毕业有饱饭吃了心里高兴，一时兴起去河里洗澡，不幸淹死。捞起来的尸体泛着红色，被河水泡胀，跟饿死的尸体如此不同，他仿佛是吃饭撑死的。张世成一横心，撕破了自己的破床单，把他的尸体从头到脚裹紧了。这是他人生第一次为人裹尸。他有些怕，竟然还有兴奋，后来才感到难过：他们年纪差不多，那同学要是不淹死，就可以和他一起过上吃饱饭的稳定日子了。他来不及多想，踏上了毕业工作的温饱之路。那时他没想到，不久之后，他将第二次裹尸，这次是他的师傅。
这件事像是面无表情的历史特意给他开了个玩笑。到车队不久他被分到第三小队，跟一位白姓师傅实习。一天晚上，车队要出紧急任务，需要“信得过”的人出车。白师傅因为成分好经验老，便被派去。张世成请求随行实习，却被白师傅拒绝，师傅似乎在怀疑他的出身。第二天他怀着不平向队友们宣传他的贫农出身时，消息传来，白师傅满载着军需品的卡车在路上翻车，车毁人亡。随救援队来到现场后，他由衷地感到庆幸，几乎没有为师傅的死悲伤。 “要是我那时一起去了，肯定早就一起死得稀烂了。”几十年后他仍然为那个对他成分的误会庆幸不已，仿佛他真的成分不好，那天在拉军需品的车上本就不该坐着他。历史的细节在他身上体现得如此不同，“成分不好”本应该让一个人的命变得轻贱，在他身上，却救了他一条命，让他得以后来参军入伍，转业提干，老来写诗作画，向刚成年的外孙回忆往事。撕碎车队带来的白布，他在师傅遇难的山沟里，给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裹上了。但这片土地上，会有更多的尸体倒下，无人裹尸。
想象中的车队的温饱，不过只是一天多了一斤红苕。饿。他又怀着对军队伙食的向往，参了军。
新兵们吃饭像强盗抢劫，先到者总是把后面人的饭都抢光了。新兵训练完毕入伍后，上级改大锅饭为每个士兵发一罐饭，那一罐饭有半斤米，人人吃得底朝天。每周还有两次肉食，油水重起来。有次上级首长来视察，发现士兵们都是分开吃饭一人一罐各吃各的，把连队长官狠狠地批评了，大骂道：“红军长征两万五千里，哪怕只有一根皮带也是大家煮了一起分着吃，哪有像你们这样瞎毬搞的？你们把我军的光荣传统全甩进粪坑啦！”自此以后，士兵们顿顿吃撑，两个月后饭量大减。
张世成在部队的工作是通讯员。一九六二年，印度在西藏发动战争时，部队一级战斗准备，晚上都抱着枪在打好的背包上睡觉。很多战友受不了苦回了家。而在张世成看来，眼下不愁吃穿，哪里叫受苦。工作之余他还练起了美术字。后来在罗瑞卿总长号召全军大比武时，他一手好美术字获得了一位首长的青睐，他被提拔当了军人俱乐部副主任，不久入党，一年之后升任连职助理员。那时他不过二十三岁。
这似乎过早得来的稳定生活跟那个时代太不相配。后来他失去这样的生活，很难判断是他自己的主动放弃，还是时代回过神来发现了这一条漏网之鱼，便把该给他的苦难，给他了。那个年代那么多人都在各自的苦难中挣扎，或许他命中注定有一场苦难，让他真正加入这个时代。一九六九年，部队清理家庭成分落实毛主席“广大干部参加劳动，是广大军队干部重新学习的最好机会”的最新指示。一位蔡姓的助理员由于祖上地主，被要求复员回到河南农村。张世成见其复员等于流浪乞讨，经过多方努力向组织上写了报告，恳请留下老蔡，他自己复员。当时他想的是，自己从哪里来就回哪里去，大不了回去开车。可他已经不会再顺利下去了，他成功地帮助了老蔡，却为自己人生转折的一次事故埋下了伏笔。
他几经周折到了四川省汽车五十队当了代班驾驶员，跑从万州到湖北利川、恩施等线路的煤炭运输。一九七零年，由于时间紧任务重、晚上睡眠不足又长时间驾驶，他在万县至万源路上的一处拐弯发生侧翻，当场压死一人重伤一人，自己也受了伤。他被开除党籍，被判有期徒刑两年监外执行。从此以后被强制去挖防空洞，参加地富反坏右的训话会；“ 9 · 13 ”事件后，他这个从部队下来的兵成了重点批判对象，成天被骂被打。他成了地地道道的“四类分子”。今天看来这一切仿佛又是个玩笑，张世成不过只是想有个能吃饱饭的工作，好好干，啥也不想，他还有着普通的善良，却落到了这般田地。可对他来说这不是玩笑，一切都是真实的，打骂是真实的，痛苦是真实的，后悔是真实的；不但真实，这就是他的生活本身，甚至也是更多人的生活，他和全国无数被认定为各种罪名的普通人一起受苦受难，用自己的生命历程承载历史代谢的支出。
正当他渐渐绝望时，在一位好心人提醒下，他开始了漫长的自学，看书、练字、绘画、剪纸。中国正处在苦难的浓黑的深处，在最深处也缓慢地酝酿着转变。在他一生的最低谷，他的自学也在为他以后的人生酝酿着转机。
三
一九七三年刑满，由于当时工作单位缺乏受过正规训练的驾驶员，他被破例调到奉节新建立的汽车六十八队工作。重新回归正常工作的他一心努力工作业绩突出，却一直得不到重用。“四人帮”被粉碎后，组织上重新起用了他，他成为先进生产者，当上了工会干事。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时代正在改变，改革开放才刚开始，他明显地感觉到社会氛围的渐渐宽松，他不再是被批斗的“阶级敌人”了，很少有人再喊“阶级斗争”，大家都自顾自地在这刚刚萌芽的新时代里忙碌不已。这种改变让他以更高的热情投入了各种活动，仿佛一只锁在时代牢笼里的鸟被另一个新时代放生。他反问自己：“我这么多苦都熬过来了，现在条件好了，只要踏踏实实做，还怕干不出一番成绩？”
他向奉节中学的一位教师学习新闻写作，一年时间，由于他在服刑的两年里打下的坚实的底子，他从一个初学者成为《万县日报》优秀通讯员，之后年年评优评先。他的交游更加广泛，结识了不少职业的记者编辑，学习杂文散文写作。他各方面优秀的素质让领导对他喜爱有加。这个国家刚抖落一身的劫灰再次站立，张世成也振奋精神，追赶时代。
总公司的调令要他到梁平汽车站工作，但这边的领导却舍不得放人。几经周折，他怀着对故乡的眷恋，终于在一九八三年八月回到了梁平。灶匠的儿子回到了老家，干劲更足，仍然年年是先进工作者，还被《四川交通报》聘为记者，被梁平县委宣传部聘为政治理论辅导员，不久他成为车站行政科科长。一九八六年，他重新入党，他仿佛重获新生，彻底甩开了心里的包袱。第二年转正后，他任车站政工科长、党办主任，不久又任工会主席。组织上对他的信任和提拔让他对党充满了感激。在那改革春风浩浩荡荡、各种不良之风也甚嚣尘上的年代，整个社会长久被压抑的人性猛然爆发，创造力畅快地发挥着，恶戾之气也狂妄地笼罩着。他看到过一夜暴富，看到过大官落马，看到过高楼崛起又倒下，看到过青年疯狂又沉静……无法想象他怎样保持住了精神的平衡，他怀着我们如今或许很难理解的真诚的信仰，“凭着良心和党性做事”。
后来的事情便没有了波折，如同中国步入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轨道，张世成开始了他平稳的工作生活。一九九一年，他到长寿汽车总站工作，灶匠的儿子任站长、党委书记、工会主席，在工作中，他朴素正派的作风和突出的能力让他受到了一致好评。
二零零三年，他正式退休。他没有像家乡人理想的那样，什么都不做“享天福”，而是想着老有所为，追求生活情趣。他拾起了多年没碰的剪纸画，练画练书法，参加各种协会，学习近体诗、新诗写作。他的名片就是他丰富晚年生活的缩影：长寿区老年大学学会委员、宣工委副主任，全国新体诗研究所创作员、重庆市诗词协会会员、重庆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长寿区美术家协会会员、长寿区《凤鸣诗词》学会常务理事兼办公室主任等。此外，他还是多个杂志的主编、责任编辑。他的客厅里，挂满了他自己的剪纸画和他的诗友画友给他贺寿的作品。
年少时刻入骨髓的饥饿让他对食物怀着无比的敬惜。饭粒落在桌上，甚至是地上，他都一定会赶忙夹起来喂进嘴里；饭菜有些变质了，他照样吃得香甜……他批评挑食浪费的后辈：“你们生活好安逸哟，我小时候哪里有这样的好东西吃哟……”后辈跟他说：“时代不一样了嘛。”他便声色俱厉：“哪里来的歪道理！不管哪个年代，都不会允许浪费！”他还保持着对党的热情，在他的方言声韵的诗里，歌颂党和国家是最大的主题。他曾在改革开放的初期追赶时代，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如今在这个更加开放的时代，他却显得有些守旧，有些权威，后辈都认为他的那一套是老道理，却都不敢跟他顶嘴。或许是年龄使然，他经历了共和国翻天覆地沧海桑田的七十年，苦难和热情都已凝固，后人们继续追赶时代，他的精神却自成一个封闭的体系，不再接受这个时代的一团乱墨了吗？抑或是老人仍与时代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只是这个更加纷乱的年代让他觉出某种不安，便愈加坚守自己安全的精神传统？这一切外人不得而知，只是他非常崇拜毛泽东，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是：“像毛泽东这样的伟人，历史上还有哪一个？” 2013 年底，央视播出电视剧《毛泽东》，他一集也没有错过。
这个小时候的“健毛”如今身体越来越差了，他身材发福，书架上摆满了各种中西药，书桌上是好几本厚厚的养生保健书籍。常常是吃高血压的药惹发了肠胃炎，吃了肠胃炎的药又引发了糖尿病；常常是刚把碗端上就赶忙放下，“遭了，还没吃药……”由于心脏病的影响，他已经不能再躺着睡觉，那样会让他觉得胸闷气短。他只能把毛毯铺在一把椅子上，裹上好几层被子，再盖上穿了好多年的棉大衣，在漫长的冬夜眯几个小时。多病的老人常常失眠，客厅里的老时钟一秒一秒地响，他睁着眼睛，坐待天明。他在自己书桌旁的墙壁上贴上了一副字－－“朝钟暮鼓”，下面有一排小楷－－“为时间而写作”。字迹明显看得出笔画不稳，那是因为他提着毛笔时手臂发抖，他平静地说：“这是帕金森症。”他书房对面的山坡是拆迁后的一派衰败，典型的中国城乡结合部景象。废墟旁立着枯树，枯树上挂着各色破烂塑料，冬天的冷风带着附近化工厂的气味一刮，把它们抛到中间的一条新修大道上。汽车都蒙着一层灰，飞快地驶向灰霾深处的城区，又把破塑料扬起。它们飘来飘去，不知归向何处。长空依旧浩荡，只是灰蒙蒙的阴天越来越多了；时间继续流淌，只是看得见的越来越少了。
一九九五年，他的女儿在梁平县仁贤镇和他老家只隔了几座山包的一个村庄里，诞下了一名男婴，他取名为“杨德帅”，取司马光“德者，才之帅也”之意。从此，灶匠的儿子是我的外公，杨德帅渐渐成为我。我每个假期都去陪外公外婆，在他的书房里耳濡目染，他经常教育我：“外公是个灶匠的儿子，家里人斗大的字认不到一箩筐，谁来教育我？还不是靠自己学。你现在要珍惜机会，外公多活一天，就多帮你一天，毕竟我活了几十年，教你的不会害你，你还早得很……”每每听到这番沧桑真诚的话，我的心都不禁为之一震。我感到对不起他老人家，我注定要和他走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时代已经改变。
十八年后的二零一三年，外公张世成和我对坐，聊起他的一生，不知坐了多久。我把自己主编的一份班级刊物交给他，他戴着老花镜看了好半天，对我写的现代诗提出批评：“韵都没有，叫什么诗嘛！诗要……”我望着书桌对面的镜子，里面有一位戴老花镜的老人和一个戴近视镜的青年。我忽然又觉得这七十一年其实并没有改变多少，有种我还无法书写隐秘的精神传统，正在召唤着我。它有关知识，有关历史，有关人如何以知识确认历史、或者逃脱历史，而我正凭着自己的痛苦和创造，努力加入这个精神传统。不管我和外公差异如何巨大，至少，我们都在渴望生活。外公以他的七十年生命历程告诉我：“只管走吧，脚下有路，通向每一个方向。”
外公的回忆结束，他歇了好久，喝了口水，时间从他苍老的嗓音里重新开始流动。他说：“外公这个灶匠的儿子，这辈子该做的事都算是没留太大遗憾，剩下的就看你们这辈人了……”
图：外公家的客厅挂着他自己创作的剪纸画和他的诗友画友为他贺寿的书画作品。中间挂的照片，是多年前外公外婆带着我和表妹（大舅的女儿）在一个公园里的合影。老人每天六点坐在这张照片下看重庆新闻，一般看到《新闻联播》时，白发斑斑的老人就打起呼噜了，显得那么疲惫。他头上照片中的自己，却是健康矍铄。时代的画面在静止的电视机里变幻，无边时代的声音在二十平米空房里弥散。
B 文 历史感悟：
我曾做过一个有关文革的研究性学习，访问三位文革时身份地位具有代表性的老人，想从他们的回忆中，获得和教材语言不一样的历史。结果是，我忘记了自己的目的，完全被老人们的回忆带着走，我和他们一起挨饿，一起惊恐，又一起回到现实。老人们沉浸在叙述的畅快里，而我也陷入一种历史感之中。
这次对外公的采访也是这样，由于关系亲近，严肃的成分就更少。于是开始时像是又一次他对我的忆苦教育，慢慢地，外公回到他脑中的记忆里。“采访”渐渐变成倾听，我从他的叙述中消失。我执笔飞快地记着关键词，后来干脆也不记了，专心听。我从外公那回望往事的浑浊眼神中明白，他才是自己历史的主体，他的历史像他本人一样就在那里，问题只在于他表达与否，而不是我如何去了解。或许是我自己内心中的某种精神暗流在推波助澜，让我摆脱自己的现实，和老人一起沉入历史。
我们这一代出生在中国剧烈转变的时期。我生在农村，对这种转变并不敏感。像村里的其他家庭一样，我的父母外出到东南沿海打工，我由爷爷奶奶抚养长大。村里在 2000 年才有了第一台彩色电视，到那时，这个让人眼花缭乱的时代才开始向我、向在家乡的土地上祖祖辈辈劳作的人们绘声绘色地展开。后来到了县城读初中，那小城的一切对我来说已经足够繁华。自动扶梯下的地下超市、天天吐血大甩卖的服装店、被城管追赶的烧烤摊、凤凰传奇强劲的广场舞，这些现在泛滥于任何城镇的事物在那时都让我感到自己正在渐渐加入这个时代。我感到豪情万丈，家乡对于天空的守望似乎全都灌注到了我的眼里，我努力地在课内外学习，取得了良好的成绩，既然我带着这样的使命（用家乡人的话说叫“跳出农门”，后来书上说这叫“阶层流动”），那就坚定地仰望天空直至自己也有天空一样的高度吧。但阅读量激增带来的知识的丰富与视野的扩展，非但没能让我更坚定地仰望时代的天空，却让我开始怀疑这片天是否真的如人们所说的那样湛蓝高远。我看到了它灰暗深处的乱云狂卷流电激烈，真不知道要是自己真正融入了它，是会加入它的辉煌灿烂，还是瞬间被裹挟、撕裂、击碎。
于是很自然地不去多想自己的未来了，越来越感到自己和这时代之间存在着并不巨大却足以让人生畏的落差－－要么我把自己刚奠基的精神构建削平，要么时代把自己的精神基座垫高，哪一个都艰难至极。到了高中尤其如此，以高考为中心的生活让多少少年真正第一次意识到了“现实”。如今的学习是向着高考，大学之时又得想着工作，工作之后呢？就那么在工作和家庭中纠缠几十年熬出一套六十平米商品房？熬到退休就去加入自己年轻时痛恨的广场舞？最后死在高收费的医院、埋在比商品房还贵的公墓里成为一片雷同石碑中一个仿佛是虚构出来的名字？事情到了自己身上，便不再想着国家民族的兴旺发达，只觉得这样的未来不堪想象，但很明显，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得这么过，甚至比这更糟。任何一个再优秀的人，也不敢担保自己不会成为这“绝大多数”之一。
于是更自然地开始关注过去。现实生活中缺乏表达真实情感的一种语境，于是就诉诸虚拟网络。举例而言， QQ 空间里随时可见很多别人转发的所谓“文字控”内容，其中有小时候看的日本动漫如《数码宝贝》、《中华小当家》，玩的古老的游戏如滚铁环、跳皮筋……这些内容充满着少年人以模仿痕迹很重的抒情表达的清浅的怀旧，其实质往往是对现实的无力感的表露，是在寻求同病相怜者的安慰。我们这一代人或许是因为在学业中铩羽而归感到挫败才陷入这样一种情绪中，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自我”的觉醒，渐渐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同时也明白了自己想要的“得不到”，才会关注“已失去”。
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正在经历的历史。同样的年龄时，外公那一代人都在由生存本能驱动着生活，虽然艰苦卓绝，但目标是明确的，内心是坚定的。而我们应该寻求些什么？或许可以说，他们的时代虽然苦难重重但却简单划一，个人只在群体中获得稳定，不必面对太多个人的困境；而我们虽然身上穿着各国的商品，但这个时代带着纷繁的一切高速运转像台巨大的离心机，我们已经很难找到自己的位置，想要站稳就更是难上加难。外公是灶匠的儿子，而我是农民工的儿子，我们从生命来源上，就已深深地刻下了各自时代的印记－－一个是农业时代消逝的见证者，一个是工业文明的遗腹子。但我还想问，这两个时代的本质区别究竟是什么？我们焦虑的，究竟是什么？对这两个问题的思考不仅关系着我们个人的意义，更可能影响整个历史面貌。
我所不同于多数同龄人的是，我选择向内心探索，而不是向外寻求宣泄，多了一种知识分子式的理性。这或许是源于自己的阅读经历和自我训导，我得承认书本上的东西除了让我怀疑此刻，也让我能更具精神性地看待过去。我对过去的一切都怀着一种温暖的敬意，不仅仅是因为历史事件本身，更因为承载着历史的人。
历史中的人是自觉的，能够感受到时代和自己正在发生着什么，发生的事情又会让我们产生各种感受。把每个人的不同的感知加起来，从一个全景式的角度看历史，就能使得历史不再像座高山一样凝固沉重只给有条件者攀登，更多的人只能仰之弥高。它让历史有了各种形态，就像河水，每个人的记忆都是它的河床。历史和生命是互融的，每个人都能提供一种历史记录，它独特而连续，让历史带着自己的精神特质。这种记录是真正发自自己生命需要的，因而它是完全自主的，它不但传承着历史，也确认着个人的意义。
我进行研究性学习时采访的三位老人叙述方式各异，有的慷慨激烈，有的平平淡淡。在他们的回忆中，历史在不同深度有着不同的流速和温度，我甚至能感受到历史之河虽然浩浩荡荡似乎深不见底，但水面下有鱼群踊跃，有河床里的石头顺从或者阻挡着河水。谁又能断定，历史没有因为这样的影响而改变方向？我对于过去的敬意和老人们在历史中的生命力一下子契合了，产生一股引力把我拽入了他们的历史中。听着外公的回忆时，我也有着这样的感受。外公这枚石头在河水里不断被冲击打磨，终于形成了他现在的一切。这是一种艰苦卓绝的努力，而外公自己在这一过程中是一个完全“独立”出来的“人”，是他自己在经历一切。所以我在撰写 A 文的时候，对外公直称其名，把外公“张世成”放在一个绝对的主体地位上，“我”这个潜在的叙事者并没有出现在“张世成”的历史里。而实际上，“张世成”也是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成为了我的外公，和我建立了联系。
在听外公回忆时，我惊异于老人的记忆。几十年前的事他竟记得时间，人名也记得清清楚楚，这给我带来了莫大的便利，但却让我惶恐不安。等我老了，我又能记住些什么？我又能给我的后辈人诉说些什么？这个时代能给我留下些什么？我又能从这个时代里吸取些什么？我可能已经无法想象外公的一生，以后我同样会无法想象无法理解父母的一生，无法想象自己的一生，只是某种长度在无限延伸，我却无法定义尽头的坐标……我忽然想到，或许多少年前也有那么一位老人，给外公回忆那么多历史，外公先是颇不耐烦地听着，后来终于学会了认真倾听，记在了心头，就像如今的我和外公一样。本来我不想写外公父母亲的故事，因为这会让本就冗长的文章篇幅更长。但这样一想，就慢慢悟到一种“传承”的伟大、温暖和辛酸，古往今来有多少历史是这样亲密地流传又最终轻易地流失的啊。我不能让这段在我耳边萦绕过的动人历史最终流失于我的笔下，这也是对外公生命来源的一个追认，一次致敬。
对外公的采访结束后几天，春节到了，外公带着我去给逝去的老人们烧纸。外公的母亲的坟在城郊的一处荒山上。一年没来，挖掘机的履带印已经蔓延到了坟前几步远的花椒树下。“这些开发商让人死了都不得安宁啊！”外公一边愤怒地谴责，一边艰难地弯下腰，从衣兜里摸索了半天，终于找到了打火机，把黄纸点燃，分成几堆，嘴里像唤老朋友似的唤着：“父亲张廷相来领钱哟，你这辈子没过过好日子；伯母张孙氏来领钱哟，我这辈子没得你不得行啊；干爹张廷礼来领钱哟，你喜欢喝酒，给你多烧点儿……”我肃穆神圣地扶着外公一起跪下，向着灰烬里的先人们磕头。外公把头深深地埋下去，在地面触了好久，头发上粘着枯草和白灰。我吃力地扶着外公起来，灰烬漫天。一老一少笼罩在焦香的烟雾中，山下的世界笼罩在微微刺鼻的工业烟尘里。
几天之后我回梁平老家，和一个志趣相投的朋友一人一瓶三两的郎酒，暂时脱离了学校秩序，坐在夜晚的广场边。酒瓶里晃荡的庆贺新年的霓虹灯光显得那么轻薄，不碰都会碎。“你说，多少年后，人们会怎么说我们？”我问他。“什么？‘人们’是谁？你还想被谁记得？”我们大笑，广场舞的音乐正劲，我们“嘭”地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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