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式同：张爱玲的最后时光
张爱玲的最后时光
－－作者：林式同
张爱玲生平最后一张照片，摄于 1994 年 7 月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张爱玲是一个特别的存在。 1995 年 9 月 8 日，作家张爱玲被发现死在位于洛杉矶的寓所。
才华、名门、洋装－－她的前半生，是一袭华美的袍；病痛、拮据、脏乱 —— 她最后的时光，饱受 “ 蚤子 ” 的困扰。世人不胜唏嘘，而从来都用第三视角审视这个世界的张爱玲本人，也许只是淡然接受而已。
本文作者林式同，被张爱玲生前指定为遗嘱执行人，也是唯一见过张爱玲遗体，并为之处理后事和遗物的亲历者。本文选自作者长文《有缘得识张爱玲》，有删节。
介绍一位朋友－－张爱玲
自一九七四年老友庄信正去了纽约后，我们不时有联络，一九八三年的一天，他突然来了电话，说是在洛杉矶有个朋友要搬家，托我帮帮忙，此人是位女士，没有什么亲人，在生活上如有需要也要我就近照应，我当时马上就答应了。唔，是的，朋友要我办事，说什么都得干，不然说我不够朋友，那还得了，不要做人了？
他说这位朋友的名字叫张爱玲，是个作家，可是我却从来没听说过，更不知道她是干什么的。之后庄信正又寄来了一些有关张爱玲的剪报和杂志，我才对她有了一个初步的印象。
庄信正在要我帮忙张爱玲的同时，曾大致地叙述了一些她的性格，我却没把这放在心上，认为搬家这种事情直截了当，没有什么复杂性，和性格扯不上边！
过了一阵庄信正又寄来了一个黄色信封，要我亲自送去给张爱玲，借此问问她需要什么，见见面，彼此认识一下。
一天我用庄信正给我的电话号码和张爱玲取得联系，约定在傍晚八点左右把信送去，那时她住在 Hollywood 的 Kingsley 街上的一幢公寓里，离我家有四十多分钟的车程。
上了三楼，从电梯出来后，向左拐就是一道长廊，黄黄暗暗的灯光，两边都是房间，一样的门，张爱玲住的三零五号是在右面。
敲了门后，里面窸窸窣窣的好一阵，一位女士用缓慢轻柔带点抱歉意味的声音说： “ 我衣服还没换好，请你把信摆在门口就回去吧，谢谢！ ”
我心中觉得满不是味，开了好一阵的车，又吃了一张罚单，连面都没有见到，唔，那庄信正也真是的 …… 张爱玲这人确是有点特别。
第一次见面
一九八四年八月，我突然收到张爱玲的一封信，其中只说她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八四年，前后共十年时间，住在 1825N. Kingsley Drive, Apt. #305, Hollywood ，这就是上次我去见她而没有见到的地方，一九八四年夏六月她搬到 2025 Argyle Ave, Apt. 26, Hollywood ，两个月后，又搬到她现在下榻的这家汽车旅馆 Plazars Motor Hotel ，地址是 777 Vine St, Hollywood 。
信中什么都没提只写了一句 “ 万一需要的话 ” ，当时我捉摸不出是什么意思，她特地写信告诉我搬家的历史干什么？是不是有什么事要我作见证？直到今天，当我在此追溯她搬家的历史时，这封信才算真正地派上了用场。
后来她托我替她找地方住，待我把住房申请表寄给她以后，次年（一九八五）二月间，她从位在 209 S Figueroa St, Los Angeles 的 Best Inn Hotel 寄来一封短信，说她不能提供 “ 申请房子的收入证件 ” ，又 “ 连日心境太坏，不想打电话 ” ，叫我不必麻烦为她找房子了。
但是她又改变了主意，两个多月之后，张爱玲主动打电话说要见见我。我就在她住的一家汽车旅馆的办公室内，头一次见到了她。
到这时候，我对上次要见而没有见到的那位女士，已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很想会会这位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奇人异士。
在一个星期天的早上，阳光还被晨雾淡淡地笼罩着。我照自己的习惯在预定的会面时间前早到了几分钟，旅社的大门坐北朝南地对着近城中心的 Olympic （近似得考）大街，我先到办公室里以英语告诉那位东方面孔的经理说我要见 Eileen Reyher （张爱玲的英文名字），然后在一把面向客房的椅子上坐下等着。
十点整从旅社的走廊上快步走来了一位瘦瘦高高、潇潇洒洒的女士，头上包着一幅灰色头巾，身上罩着一件近乎灰色的宽大的灯笼衣，就这样无声无息地飘了过来。
打了招呼之后，她马上在那张能避过旅社经理视线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当她开始端详我的时候， “ 唔，你真是一位隐士！ ” 我先说了这么一句。
她笑着没有回答，接着谈了一些问候生活起居的话。
我注意到她一直在避免旅社经理的视线， “ 这经理是中国人吧？ ” 我问她，她还是笑着没有回答。
整个见面过程没有超过五分钟，她的气定神闲、头脑清晰以及反应敏锐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时我也觉得她在观察我。
她送我走出办公室，在门口向我挥手致别，我走了几步再回头看时，她还是含着笑站在那儿，透着飘然出世的气氛。这时我才发觉她脚上套了一双浴室用的拖鞋。
搬来搬去－－流浪的日子
自从一九八五年见过面后，张爱玲自己一直马不停蹄地在搬家，她住的多半是分布在洛杉矶市内的各个汽车旅馆。
自一般大众达到以车代步的生活条件后，汽车旅馆就应运而生了，它收费比正式旅社低，地点也较分散。因为造价便宜，市场需求大，数量就很多，除基本设备外，唯一供人方便的就是那宽广的停车场。张爱玲不开车，她住在汽车旅馆，我想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费用少，二是可以多搬地方－－她平均一星期就换一个旅馆。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没有太多的联络，她曾从不同的旅馆，寄给我几封信，也送了两本作品给我看，一本是我看不懂的《红楼梦魇》，另一本是《怨女》，我也没有看完。我们也曾互相通过几次电话，多半是我告诉她有关我的行踪，如有需要，请她不要客气，尽管来找我。
张爱玲给我的信，按她的习惯，只写月日。地址和年代，只有在信封上才能找得到。而我平常收到信后总是不留信封的，因此有许多她住过的旅馆，那地址我就不记得了，很是可惜。
一九八八年二月十日，张爱玲从 Redwood Inn Motel, Rm. #103, 9111 Sepulveda Blvd., Sepulveda 写封信来说又要我帮她找地方住，信中留了个电话号码。她又说： “ 这两三年来都住在 Valley （洛杉矶以北的山谷区，天气比较热，房租也较低），以前住遍市区与近郊。 ” 又特地说明她害的皮肤病早已痊愈，言下之意是可以住公寓了。
过了十天，二月二十日，她从另一个地方， Nutel Motel, Rm. #210, 1906 W. 3rd. St., Los Angeles 写信来催我赶快替她找房子。
可是到了三月十九日，我正在帮她留意房子的时候，她来信说房子她已找到了，地址是 “245 So. Reno St., Apt. #9, Los Angeles” ，又附了一个电话号码。她说她已签了半年的合同，叫我不必再去为她找房子的事担心。这封信中她已开始提到她的健康情形。
起先我觉得张爱玲这人真怪，为什么一天到晚要搬家？而且搬的都是些汽车旅馆。她说她在躲蚤子，我说我不信，有蚤子，喷喷杀虫剂就完了，不至于要搬家去躲。她强调说那些蚤子产于南美，生命力奇强，非搬家避难不可。我听了还是不信，蚤子就是蚤子，那有什么北美南美之分？
我猜想她是一位从事写作的人，像海明威一样，为了找题材，得亲自体验各种生活。说不定她要写汽车旅馆的生活，因此东奔西跑的搬。
接触多了，我才体会出她是一个从容不迫，凡事顺其自然的人，她的行动多出于直觉，不怎么计划。她这样搬是从她的性格里自然衍生出来的喜好。汽车旅馆一般都设在闹市，她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穿来穿去，没有人认得出她是谁，没有人会去麻烦她，没有家累，没有牵挂，她要搬就搬，要走就走，身无长物，逍遥自在，痛快的很。她这种孤独的形象，超脱的性格，拿得起放得下的气魄，一直在吸引着我。
自一九八四年八月到这时（一九八八年三月），前后约三年半的时间，张爱玲一直过着迁徙流离的汽车旅馆生活，可能因为是搬家太频繁了，生活不安，饮食无节，从信中可以看出她的身体已大不如前了，不能再继续那独来独往的流浪生涯，而想找一个地方安顿下来。何况她已经六十八岁了，在心理上也希望能找人谈谈，并帮一点忙。
在那段流浪的日子里，她把随身带的东西都丢光了，连各种重要证件也都没有保住！这情况后来带给她很大的不便，也促成我一个帮忙她的机会。
做了张爱玲的房东－－安定下来
我自来美以后，一直都在建筑的领域里学习、工作和发展。一九七五年以来，我在洛杉矶设计并施工造了许多房子。当张爱玲住的 Reno St. 合同期满时，正巧我在 Lake St. 造的具有八十一单位的公寓，于一九八八年底完工要出租，里面有单人房，什么都是全新的，很合张爱玲的心意，她看了之后，马上就搬进去了。在搬家之前，她特地关照我不要把她的行踪告诉别人，而我也听说有人曾去破坏她尽力维护的宁静生活，我当时义不容辞地满口答应要照她的意思办事。
我请 Lake St. 公寓经理石先生在她迁入之后，注意几件事：一是不要她出具 “ 申请房子的收入证件 ” ，二是不要告诉任何人有关她搬进来的事，另外万一她有什么需要或急事，也请尽快通知我。
就这样我做了张爱玲的房东。这公寓的地址是： 433 S. Lake St., Apt. #322, Los Angeles 。从此之后，我没有把她的住处，告诉过任何人。
我再三问搬家要不要人帮忙，张爱玲总是说不必，找计程车就可以了。起初以为她不欢迎别人去触动她的东西，后来才知道她丢东西的程度，远超乎我想象之外！她如此能看得破，做得彻底，除了有超脱的人生观外，还得要有相当坚定的意志和决心才行。
摔坏了肩骨－－日益弱化的健康
一九八九年初的一天，公寓经理石先生说张爱玲的手臂给摔坏了，用布包起来像个球！我大吃一惊，马上打电话去问怎么回事，她在电话里仍和往常一样用缓慢平和而沉着的口吻回答说： “ 坐公车不小心摔了一跤， ” 又说： “ 没有什么，多躺躺，再用水冲冲就好了，不必担心。 ”
同年七月中旬，她来信告诉我她的肩骨已经好了，不用开刀。信里也提到打算买医疗保险的事，要我代她物色适当的保险公司。
张爱玲这时说她的眼睛、牙齿、皮肤都有毛病，得要看医生，不过这些事，她照旧不要我帮忙。
石先生也曾告诉我说她变瘦了，气色也不好，我又打电话去问她要些什么，当下她又婉拒了，不过对我的善意，她倒是很感激的。
她在三楼住的那房间，离电梯太远，每次进出，她都用靠街的楼梯，这时她在信中表示提东西爬那楼梯已经不太方便了。
为了不打搅她，我除了在多年前吃罚单那天敲过她的房门外，以后从未上过门。虽然我为了公寓的事常去找石先生，但也很少见到她。有一次看到她的背影，浑身洋溢着中国文人特有的清秀气， …… 这次我注意到她在戴假发，而那双浴室拖鞋还是留在她的脚上！
她平常和不认识和不亲近的人交谈，都是用英语，石先生是北平人，大概是公事上来往要保持距离的缘故吧。对他她也用英语。可是我却一直没有听她说过英语，连英文词汇都不带一点。虽然她在上海待过，但她的口音却是近乎北方人的。
再搬家－－最后一次
张爱玲每次要我帮忙找地方住的时候，条件大同小异，我把它们列在下面，由这些要求可以揣测到她的生活环境的大致情况。
1. 单人房（小的最好）
2. 有浴室
3. 有冰箱（没有也行）
4. 没炉灶
5. 没家具（有也行）
6. 房子相当新，没虫
7. 除了海边（避虫蚁）之外，市区、郊区也行
8. 附近要有公车
9. 不怕吵（有噪音、车声、飞机声最好）
张爱玲告诉我说她搬家是为了避蚤子，她说她那里的蚤子产于南美，生命力奇强，什么地方都钻！还在冰箱里的保温层中藏着，因此她把头发理了，衣服也丢了，东西也甩了，还到处躲，只有住没家具的新房子才忍受得了。
我想她是一个极其敏感的人，而且心里充满幻想，不善也不喜去处理生活中的麻烦琐事，当初是不是因为汽车旅馆简便，没有厨房，不会联想到冰箱？而每天又有人进房打扫，比较干净，如此蚤子就待不住了？如今要搬回公寓住，当然是越新越好，蚤子来不及跑进去。
如果把皮肤敏感和蚤子不加联系，怕虫倒是张爱玲的天性，只是怕如此程度确实罕见。
张爱玲极其不喜家务，为了省事，住房越小越好。她不怎么烧饭，有没有炉灶，也无所谓。
她又有一个习惯，要在四周有声音的环境里住，什么汽车声、飞机声、机器声都可以，不仅如此，她说她在房间里，没事还把电视打开，而且声量调得很高， “ 把电话铃声都盖住了， ” （她没有收音机，也没有录影机）不过她在讲电话的时候，我从没有听到背后有电视机的声音。
一九九一年，因地点关系，我在 Lake St. 的那栋公寓住进了许多中美移民，素质较差，三年新的房子，已经被弄的很脏了，有人养了猫，引来许多蟑螂虫蚁。于是在那年四月，张爱玲来信要搬家。她愿意付九百块左右的房租，当时我住在加州大学附近，居民知识程度高些，环境好多了，于是建议在我家附近找房子。
非不得已她是不会麻烦我的，找公寓也不例外。我先在离家不远的公寓区兜了几转，抄了些地址给她，然后她坐计程车自己去勘察，满意了才决定。
七月初她由我介绍找到了位于 10911 Rochester Ave., #206, Los Angeles 的公寓，和伊朗房东签了约后，她就搬了进去。那时我万万没有想到这是她最后一次搬家，回想起来，不胜唏嘘！
像往常一样她拒绝了我的建议去帮她搬家，她也没有找别人。这家公寓她在世时我还没去过。
搬了家后两个星期，那伊朗房东打电话来告诉我说张爱玲忘了钥匙，有好几次把自己锁在门外，要房东帮忙开门，又抱怨浴室设备不好，找房东修理，事情多得很，问我张爱玲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有问题？我回答说以前我当她房东的时候一点问题也没有，按时交房租，安静得很，请放心。
张爱玲力气并不大，提不了太重的东西，虽然她搬的地方很多，如果同属一区，就相距不远，而且都近公共汽车路线。后来我循她的老地址去照相，用不了太多的时间，就都照完了。
她跑银行、买东西、上邮局，都是在沿公共汽车的路上，以前住 Hollywood 时，就沿 Sunset 大道而行，住 Westwood 时就多半按 Wilshire 大道而行了。
如果寄东西或电传信件，包括照相（就是那张带金日成去世新闻的），她都在离家附近走路可达的店里办妥的，要看医生买药，比较远，不得已，她就雇计程车。
她搬了这么多地方，为了通信，却只用了两个信箱号码，就是 P.O.Box #36467 和 #36D89 ，她每月才去取一次信，时间也不固定，大大的信箱，塞得满满的，有时候堆得太多了，又去得少，招来邮政当局的批评。
另外一个信箱，位在 1626 N. Wilcox, #645, Hollywood ，是个私人办的信箱店，张爱玲在汽车旅馆跳着住的时候，她就用这家信箱店，旁边紧邻着一家旅社。这信箱的地址，给我一个错觉，以为她有一阵子还在公寓里住呢。
在 Rochester Ave. 公寓内的信箱上，张爱玲用了一个越南名字 Phong ，她说同公寓的中国房客太多，怕被发现，引来无聊的麻烦。她向伊朗房东解释换名字的理由很妙： “ 因为有许多亲戚想找我借钱，谣言说我发了财。而 Phong 又是我祖母的名字，在中国很普遍，不会引起注意。 ”
第二次见面
和伊朗房东签约的当儿，是我开车陪张爱玲一起去的。
下午两点，她要我到 Lake St. 的公寓去接她，我本想在抵达后到办公室去打电话通知她，不料她早已在大门口等着，我车子还没全停，她已快步迎了上来。数年不见，她已苍老了许多。不过行动还很敏捷。
在车上我们交换了对洛杉矶的一般印象，我也问候了她的健康情况，她说她有些小毛病可以自己解决，最大的苦恼是牙齿，不管怎么医，总是不见好。言谈中我注意到她的牙齿真的有点走样了。连嘴唇都受了影响。
她提到三毛，说她怎么自杀了，言下甚不以为然。我没有表示什么意见，因为我没有看过三毛的作品。
多年来我们通了多次的电话，她又常来信，因此她对我的态度，非常自然，也说些家常话，她需要帮忙的地方，我就理所当然地承受下来。上面提到她在搬来搬去的时候，把一切证明文件都丢光了，现在要租房签约，没有财务证件是不行的，这回我不再是房东，这证明不能免掉，自然得用我的经济担保，来代她租房子。
那公寓经理，是伊朗房东的女儿，名叫 A NAZY EFRAIM ，长得很漂亮，张爱玲问我她的眉毛好不好看，我忸怩地没作正面的答复。那天张爱玲仍旧戴假发，黑里带白的，穿的是近黄色的衣服，不怎么显眼，唯一引人注目的，就是那双浴室拖鞋，还是拖着没丢。
前面提到张爱玲对我说话都是用中文，我从没有听她说过英语，唯有这次和那房东女儿签约时她得说英语，她的用词造句和我常用的很不一样，丰富而多姿，令我自叹弗如。真是天外有天，人上有人！
办理身份证
一九九一年五月，张爱玲为了多种原因要再申请她丢掉的美国公民身份证，她原来的身份证在旅馆被偷掉了，她在申请表上写着：
“Missing from luggage at Hotel Howard, 1738 Whitly St. after weekly cleaning, Next Day the maid unlocked my door for no reason & withdrew at once, seeing I was not out, evidently looking for more.”
七月搬家前她在申请单上填我的地址作为她的永久通信处，我对此当然没有任何异议，自此以后，在她的心目中，我这里就算是可靠的联络站了。之后她如向政府申请什么，所需来往信件，也有些是经我转交的。
办好了公民身份证以后，她继续办理联邦医药保险、老人福利卡、图书馆借书证等等。
回想过去，张爱玲在汽车旅馆搬家流浪的时日里，她就感到在附近要有一个固定的联络人的需要，她在一九八四年还没有见到我之前给我的短信里说： “ 万一需要的话 ” ，就含有这个意思。
Los Angeles 的暴动和地震－－闲话家常
张爱玲以前住的那些汽车旅馆，包括我造的 Lake St. 公寓，区域、环境都不好，夹住着许多黑人及墨西哥人，治安常有问题，而她又经常要搭公共汽车，对一个单身女子来说，更不安全，这点顾虑，她一直不在乎，可是一九九二年洛杉矶发生的暴动，就蔓延到她以前住的区域附近，她因此特地打电话来谢谢我，说她现在住的地方很好，没有被波及，说我还选择得对，算是我的功劳。
每次通电话，我们常常顺便聊聊天，她思路清晰，反应敏捷，举一反三，和她谈天，有如行云流水，非常顺畅自然。
她说我讨了日本太太，一定 “ 罗曼蒂克得要命！ ” 对我住的玻璃房子，躺在床上，还可以看星星月亮太阳，大加赞赏。
有次打电话没有接通，收到她的信后才知道生了病，我和太太买了一张慰问卡寄去，没有回音，过了好一阵她才来信谢谢，措词很动人，当时我想，张爱玲是真懂感情的人，她不轻易表示，可是记得住。可惜我把那封信给丢了，想起来很后悔。
有一次她无意地提到她喜欢吃鸡饼（ chicken pie ），省事又好吃。隔些时我又提起这件事，她听了一怔，我解释着说她的话我都记得，她说她的记忆力也很好！后来我才晓得大概什么文章叙述过这个，她对我所说的消息来源有怀疑，因此感到意外。
她很喜欢睡觉， “ 没事总躺着 ” ，由此我说自己也常常睡懒觉，并且述及睡觉时飘飘欲仙的妙处，她听了连声称是。
在和我的言谈中，她很少提到她的过去，偶然谈到时也没带留恋的意思。有一次我要去上海，曾打电话告诉她，她似乎沉入回忆中地说了一句： “ 恍如隔世！ ” 之后她就没有再提上海了。
她从没有向我提过她的作品，如果不是张爱玲这名字和文学有关联外，在她的谈吐里我觉不出她是专门写文章的人，她有修养的气质和平易近人的态度，令我感到她是一位诚恳和蔼明智的朋友。
论及中国文化，张爱玲有她独特的看法，说中国文化受西藏影响很大，当时我曾表示我不清楚，在我受的传统教育里，还没听过有此一说。
我又提到旧小说里的才子都是娘娘腔，一点没有男人味，不知道为什么，能被大众接受。她同意我的批评，而且引用了欧洲一位文学家的批评话来做注解。
她常常看电视消遣，有次她问我有没有看 Simpson 案的审判，我说没有，她说那是社会上的电视连续剧，是侦探故事，很有趣，她一直在看。
她怕蚤子，我说完全是心理作用，她开始不同意，我又说我的皮肤也经常发痒，原因是皮下脂肪太少，抗菌力不够，加上洛杉矶的气候，少雨而近沙漠，很干燥，什么样的过敏症都有，她有些心动了，于是要我把我的皮肤科医生介绍给她，结果她也去找过这位医生。
她常常提到她的牙齿给她许多痛苦，我说我的牙齿也有毛病，但没有像她说的那么痛苦，原因是我舍得拔，毛病不能在我的嘴里留下来。她听了自言自语地道： “ 身外之物还丢得不够彻底！ ”
一九九四年大地震之后，我马上打电话给她，没有接通，又写了封信去，然后才接了电话，说地震对她影响不大，只掉了厨房里的灯罩。她经常不接电话，我有时打去，没人接，急了，先写封信去，再通电话。如果她要找我，则比较容易，打来就是了。如果她写信来，知道我会打电话去，她就在电话边等，白天半夜都可以打得通。她打电话给我的时间多半在晚上。
位于 10911 Rochester Ave.,Los Angeles 的公寓。张爱玲在此度过她的最后四年，直至 1995 年去世。
寄来遗书
在办理各种证件的期间，一九九二年二月十七日，张爱玲寄来了一封信，信中附着一份遗书，一看之下我心里觉得这人真怪，好好的给我遗书干什么！也不讲些忌讳。当时我从来没见过遗书的样子，因为我自己都还没立过遗书。
遗书中提到 Stephen. C. & Mae Soong( 宋淇 ) ，我并不认识，信中也没有说明他们夫妇的联络处，仅说如果我不肯当执行人，可以让她另请他人。我觉得这件事有点子虚乌有，张爱玲不是好好的么？我母亲比她大得多，一点事也没有，算了，这不能把它当回事看，因此我把这封信摆在一边，没有答复她。
可是在张爱玲来信说，我不回音，就等于是默认，后来我们从未再提这件事，我几乎把它忘了。
回想起来，如果我当时知道后来在执行遗嘱上有如此多的麻烦，至少会打电话和她讨论下。
顺便提一下，以前已写信都用 “ 式同先生 ” 称呼我，自此之后就直接称我 “ 式同 ” 了，在电话上，她早已叫我 “ 式同 ” 而不用 “ 林先生 ” 这样的称呼。
想搬到 Las Vegas －－最后的来信和电话
又是好久没有听到张爱玲的消息了。有年过节，庄信正在电话上问及张爱玲的近况，我说不知道，打了电话没人接，因为没有特别事情，我没有再写信，怕去打搅她。
另一个原因，自一九九二年初至一九九三年底，我为了事业常常不在洛杉矶，离开前我曾写信告诉她如有什么事可以找我太太，不过她从没有当我不在的时候找过她。
一九九五年五月十七日，她来了一封长信，并附来 The Arizona Republic 及 Las Vegas Review 的剪报，又要我替她找房子搬家了。信中说那伊朗房东在找她麻烦，要她雇人清扫房子，吵得她已吃不消了。
接到信时我又吃了一惊，什么？又要搬家？而且要搬到那么远的赌城 Las Vegas 去！太远了一点吧？这下子我可鞭长莫及了。张爱玲这人怎么老是翻出这些奇奇怪怪的念头来，跑到那些沙漠中间，光是一个人，日子怎么过？
我立即打电话去，问她在 Las Vegas 及 Phoenix 有没有熟人，她回答说没有，我说那不行，不能去，没人照应怎么可以，然后她说要找新房子，我告诉她近来美国不景气，尤其在洛杉矶，很少有人造新房子，会很难找，不过我得试试，过一些时再和她联络。反正她的租约要到七月底才到期，还有一段时间，可以慢慢地找，请她不必担心。
过了两个星期后，我列了一份公寓招租表，打电话请她像往常一样先自己去探探。她问是不是新的，我说不是，不过还干净，她说不行，一定要新的，我说我再试试。两天之后，我还没有来得及找，她打电话来说那伊朗房东又不赶她了，要她再住下去。
在这通电话里她说以前害得皮肤病又发作了，而且很厉害，衣服都不能穿，整天照紫外线医，要用太阳灯，因为如此，常常伤风，得了病拖了好久也不见好，我建议她去买墨西哥人穿的斗篷衣，一块布上只有一个洞，套在身上方便省事，她听了不置可否。她说话时语调一如往常平静，没有使我觉出有什么不对来。
我又谈及我在研究美工玻璃，叫她猜是什么样的，她说不知道，要我拿给她看，但不要我送，因为累赘没地方摆。她又说如果用玻璃做首饰一定很漂亮，我说已经有很多人在做了，而且技术一直在翻新，我们又谈了一些家常，她高高兴兴地挂了电话。
忽然我记起她在电话里说她忘了以前住的 Lake St. 的公寓门牌号码，她和伊朗房东再签约时要用，我当时一下记不起来，查到后马上打电话告诉她，她对我这么快就回了电话，颇觉突兀。
这居然是我们最后一次通话！余音袅袅，到现在还不敢相信。
噩耗传来
一九九五年九月八日，中午十二点多，我回家正想再看当天还没看完的报纸，十二点三十分，张爱玲的公寓经理，租房时见过的那位伊朗房东的女儿，突然打电话来说： “ 你是我知道的唯一认识张爱玲的人，所以我打电话给你，我想张爱玲已经去世了！ ”
“ 什么，我不信！不久前我才和她讲过话。 ” 我说。
“ 我已叫了急救车，他们快来了。 ” 她说。
“ 我马上过来。 ” 我说。
“ 不不！ …… 急救车 …… 我想他们已在大门口了。 ” 她说。
我突然记起遗书的事，马上喊了一声： “ 我有遗书！ ”
“ 好！ ” 她回答说。电话马上给挂断了。
我坐立不安，这怎么可能？她的音容，和十多年来的交往 …… 一下子统统跳了出来！
半点多钟后，电话又来了，一个男音说： “ 这是 L.A.P.D( 洛杉矶警察局 ) ，你是林先生吗？张女士已经去世了，我们在这儿调查一下，请你等二十分钟以后再打电话来，我们在她的房间里，你有这儿的电话号码。 ”
警察局要证实我与张爱玲是熟悉的，不然不会有她的电话号码。等我打回去的时候，那男警察要我在家等候他们的通知。
我千头万绪，心乱如麻，拼命地在家里找遗书，那遗书被我塞到哪里去了呢？还没有弄清楚，电话又来了，这回是个女音说： “ 请你今天通知殡仪馆和法医联络。 ” “ 今天？ ” 我茫然的问，为什么那样急？我正在捉摸， “ 是的，今天！ ” 她说，这时已经是星期五下午快两点了，我脑子还没转过来，她又丢给了我一个法医的电话号码。
我哪里认识什么殡仪馆，慌了，打电话问问朋友，中国人的或外国人的？意见反而多了 …… 突然想起为我弟弟安葬的殡仪馆，风景宜人，办事简洁，那不是很好么？马上拨了过去，把法医的电话号码告诉他们，回答是： “ 我们知道。 ” 原来他们之间早有职业上的来往，处理这类事物他们是熟悉的。我同时约好明天早上十一点半到他们的办公室去，商谈殡殓事宜。
快三点时，那女警察来电要我到张爱玲的住所去，她们在房间里等我。要我把遗书也一起带去。我马上出发，这时才庆幸我当初建议张爱玲搬到我家附近住。不到十分钟，我已到了张爱玲的公寓门外。
我一跨出电梯，迎面看到两位警察， “ 你就是林式同先生？ ” 那女警察问。
当我点头证实之后，那男警察（ Office C. Smith ）就迎了上来，先仔细看了遗书，然后查看我的驾驶执照，验明正身之后，我想跟警察到房间里去，那男警察就阻止了我。我就在走廊上等着。
一会女警察拿出一个手提包交给我，里面装满了信封及文件，同时也交给我一串钥匙，说这些是张爱玲的随身重要东西，不要给房东收去。这些场合我就注意到美国警察训练有素，临事有条不紊。
当我在走廊上和警察们交谈时，电梯口出现了两位彪形大汉，说他们是殡仪馆来的人，来取遗体送给法医检验的。他们进房间去了一会出来拿一张纸要我签名，我问这是什么证明，他们说这是证明这遗体就是张爱玲本人的，我说我没有见过遗体怎么可以签，他们问我见过张爱玲本人没有，我说当然见过，于是警察就让我进了房间。
张爱玲是躺在房里唯一的一张靠墙的行军床上去世的，身下垫着一床蓝灰色的毯子，没有盖任何东西，头朝着房门，脸向外，眼和嘴都闭着，头发很短，手和腿都很自然地平放着。她的遗容很安详，只是出奇的瘦，保暖的日光灯在房东发现时还亮着。
我觉得世上的一切都停住了！
当男警察引导我出房门的时候，我还没有清醒过来！
殡仪馆的人说看情形张爱玲已去世三四天了，我茫然地签了名，拿着手提包就离开了。
我好久说不出话来。
把骨灰送到海上
第二天是星期六（九月九日），一早在台湾的朋友洪健益先生电传一份剪报，张爱玲去世的消息和遗书内容，赫然大幅地被登了出来。
十一日（星期一）晚和庄信正通过电话后，我们决定一切按遗嘱办理，不举行葬礼。 至此治丧小组的成员为：林式同、张错、张信生，及在纽约的庄信正。而以张错为对外新闻发言人。
遗嘱吩咐骨灰撒在空旷的地方，按加州法律只能撒到离岸三里外的海里，我向安排船只的 Borden 太太说最好把出海的日期定在星期六，大家都可以按时出席，她说九月三十日有船，于是我们定于该日举行海葬仪式，这天正巧是张爱玲的七十五岁冥诞，大家觉得很有意义。
九月三十日八点整，殡仪馆开门，我到办公室取到张爱玲的骨灰盒，这是一个一英尺高十英寸直径的木质圆桶，桶底扣着一片金属盖，用两个螺旋钉钉着，上面贴着张爱玲的名字，我恭恭敬敬地捧着，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十多年来常常写信、聊天的朋友，现在就在我手里了！心里混杂着似实似虚，亦哀亦怅的不安感。
当天（九月十三日）风和日丽，治丧小组除在纽约的庄信正因太远不能赶来外，其他三位成员：林式同、张错、张信生，都出席参加。除此之外，我们还请了三位朋友做摄影工作，把全部过程都记录下来。许媛翔照相，张绍迁和高全之录影。我们也准备了红白二色的玫瑰和康乃馨。张错、张信生分别撰写了祭文。
九点整，上船出发， 我们把张爱玲的骨灰盒放在船头正中预设的木架上，然后绕以鲜花，衬托着迎面而来的碧空，拂袖的微风，真有超世出尘之感。
此时晴天无云，波平浪静，海鸥阵阵，机声隆隆，大家心情哀肃，陪伴张爱玲走在她的最后一程路上。
半小时后到达目的地，船长把引擎关掉，船就静静地漂在水上，于是我们大家向盛张爱玲的骨灰盒行三鞠躬礼，念祭文，然后在船长示意下开始撒灰。
当我向船长要来螺丝起子，想打开骨灰盒的金属底盖时，船身摇晃得厉害，靠着张错的帮忙，我才打开骨灰包，又按船长的指示，走向左边下风处，在低于船舷的高度，开始慢慢地撒灰。当时汽笛长鸣，伴着隐隐的潮声，灰白色的骨灰，随风飘到深蓝的海上。
在专心撒灰的同时，其他同行各人，把带来的鲜花，也伴着撒向海里。此际海天一色，白浪飘飘，我的心情随张爱玲的骨灰，飞向遥远水天之间。
海葬任务完成后全体出席人员在船坞合影，自左至右：许媛翔、张错、林式同、张绍迁、张信生、高全之
收拾房间
在清理张爱玲的房间之前，我曾顾虑到那是女士的寝室，有些东西整理起来可能不太方便，于是我请了在台湾教过的女学生朱谜来帮忙，她在图书馆做事，心很细。
打电话给朱谜，她正好在星期三（九月十三日）那天有假，我们约定早上一齐去清理房间。
正对着电梯口，一条笔直的走道，四面没有窗，灰灰的日光灯，整天亮着。到了尽头，靠左边，就是张爱玲住的房间。
一打开门，房里弥漫着沉郁的空气，我很快的把所有的窗户打开，这时注意到对街没有窗，不会有人看得到这边的情形。
地上摆着许多纸袋，包着不同的东西，门旁靠墙放着那一张窄窄的行军床，上面还铺着张爱玲去世时躺的那床蓝灰色的毯子，床前地上放着电视机、落地灯、日光灯，唯一的一张折叠床倚在东墙靠近门的地方，厨房里搁着一把棕色的折叠椅，一具折叠梯，这就是全部的家具了。
这些东西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轻便好拿，包括电视，她原来有个小的，只有五六寸，大概太小了，看不清楚，搬家后买了一个新的，大一点，有十几寸，也不重。
张爱玲买了大量的灯泡，因为她怕黑怕冷清，电灯电视一天到晚开着，这习惯她曾经和我谈起过， “ 有时还借电视声音催眠。 ”
对门朝北的床前，堆着一叠纸盒，就是写字台，张爱玲坐在这堆纸盒前面的地毯上，做她的书写工作。她打稿不用一般的写字纸，在旧信封上、买菜单上、收据上、报纸上，都有她的字迹。
墙上没有挂任何东西，连一张日历也没有，真可算是家徒四壁了。
张爱玲的房内除了她自己的作品和定期杂志外没有书，和我想象中的一般作家不同，也没有任何参考书，有的英文报，是从报摊上买的。由台湾经航空每日寄来的联合报，是她每月一次到信箱去取来的，其中有许多都还留在封套里没有看。她喜欢看英文侦探小说，看完就丢，所剩的两三本翻得都破烂了，她还订侦探杂志。房里到处摆着许多赠阅的皇冠和联合文学。
房间里凌乱不堪，伊朗房东逼张爱玲雇人帮忙清扫厨房和浴室，打扫完了张爱玲还是不满意，说她不能忍受他们留下的那层清洁粉，她要自己来做，一动手就 “ 掉了一层皮 ” ，结果房里还是没清理，确实不干净，尤其是浴室，白的浴缸都变成灰黑的了。她生前一再抱怨她的浴室设备不好。现在亲眼看到，果然很差！张爱玲用了无数的纸巾，也无济于事。
洗脸盆旁，以及盆旁的药柜里，摆着牙膏牙刷、化妆品、药瓶之类。有一个特点，我没有看到洗脸用的毛巾！大概她怕毛巾用了脏，不好洗，浴用的大毛巾在去世后还留在地下室里的洗衣房架上，可能是体力弱了拿不动，或者是不想多和其他房客和洗衣机打交道，结果她的浴室里堆满了用过丢弃的纸巾。
在这浴室里可以看到既爱干净又嫌家事繁琐的张爱玲，多年来挣扎奋斗的结果。
贮衣室是东西摆得最多的地方，除挂着的衣服外，地上堆满了各色各样的纸袋，衣服大半是搬家以后买的，快四年了，看起来都非常新。有一点与众不同的，就是她从来不用箱子，什么都是临时现货，一搬家能丢的就丢了。
在房间里，包括去世那天警察给我的手提包内，我没有看到任何首饰，她用的东西都不贵，这和她在《对照记》里的照片很不符合。
她不用普通的女鞋；凉鞋、皮鞋、高跟鞋都没有，唯一常用的是胶底浴用拖鞋，买了好几大包，全是新的，用脏了就丢。
张爱玲不用通常的碗筷，厨房里堆了许多纸碗纸碟及塑胶刀叉，吃剩的电视餐，连盒带刀叉统统塞进纸袋里丢掉，有些买来的金属刀叉也逃不了被丢的命运。她不常煮东西吃，锅子都很干净，不怎么用，还留下些全新的。用得最多的算是那小烤箱了，又破又脏。她也喝浓咖啡、茶，有咖啡壶。
她买了许多罐头食品，也有一大桶冰淇淋，最显眼的，莫过于那四五大包 ENSURE 营养炼奶了。
她长期服用一种草药，名叫 Senna Pods ，去世前还煮了一锅，这药是从墨西哥进口的，据说是为了医眼病的。
自从她身体不好之后，常常叫附近超级市场派人送食品。因此订单一大堆，纸袋到处随地摆。凡是她喜欢的东西，她就老是用，怕用完，一买就买一大堆，所有的纸碟、纸巾、拖鞋、假发、营养奶等等，都是如此。
幸亏朱谜来帮忙，而且带了她的父亲来照相，我们用了两天的时间，把房间打扫一净，在九月十八日交还房东。
临终前
张爱玲是因心血管病去世的，按古语可以说是无疾而终。
这诊断是法医说的。从我认识她开始，她就说她的皮肤被跳蚤叮得发痒，好了以后，才开始安定下来住公寓。后来她又看了许多医生，大多是皮肤病科的，长期涂用各种药膏，也不见好，最后还用太阳灯紫外线疗法，直到去世。
至于牙齿，她定期看医生，也用假牙，不晓得为什么，还是经常喊痛。她也花钱配眼镜，还吃补眼神的药。每次在电话上，她经常抱怨染上感冒，和得了这样那样的小毛病，说用了各种的药，总不见好。不过她讲的这些都不是大病，没有引起我特别警觉的地方。
我没有料到她会有心脏病！
最后几个月，看样子她的身体情况突然恶化，可能是好久没有吃东西了，或者是吃不下东西，她去世后的遗体，瘦得真是皮包骨了。
她极其不喜欢烧饭煮菜，也不出外上馆子，在家尽吃些罐头或现煮食品，又为了补充营养，她买了不计其数的 ENSURE 营养奶，喝奶喝坏了肚子，又去看医生，这样生活，身体弱了，没有人照拂，是不能维持的。张爱玲的个性，和她的健康，是有因果关系的。
今年七月底当租约满期时她可能没有料到自己会走得这么快，因此她又多签了两年的续约，为了这订约那伊朗房东还动脑筋想多要些钱，闹得我找律师几乎和那伊朗房东打官司。
去世前她大概也知道自己不行了，就把各种重要证件全部放在手提包内，摆在靠门口的那张折叠桌上，因此警察很容易地发现它而把它交给了我。而我也因此很顺利地办完她所交代的事，不必东翻西翻地找。
就在这个时候，她还是不要人帮忙，一个人就这么泠泠清清地走了！
遗物处理
张爱玲生前，为了避免搬家累赘，在韩国城租了一个三英尺见方的小仓库，里面放着她以前的英文著作、打字手稿之类的东西，没有任何一点所谓 “ 值钱 ” 的。和她的家居一样，她仍旧不用箱子、盒子，为了她自己提携方便，她把所有的物件用许多手提纸袋装着。在和仓库老板订约签名的时候，她就把我的名字也填了上去。这件事她从未向我提过，直到去世后，我才在那女警察交给我的手提包里，发现那份仓库合同。不然我是进不了那仓库的。
我把所有的东西，仓库里的和房间里的，稍事分类，装进纸箱里，以海运寄给在香港的宋淇夫妇。在整理遗物的过程中，除清理房间时请朱谜帮忙外，其余我都没有假手他人，在法律问题上和财务处理上则借重了律师的帮忙。
有些遗物我没有保存下来；譬如厨房用具及食品，房间里的清洁用品，牙膏牙刷等没有纪念性的东西，我就把它丢了。还有在坊间可以买到的，而且从图书馆也借得到的报纸、定期杂志，和通俗侦探小说等等，如果上面没有张爱玲的笔迹，我也没有留下来。
去世时用过的毯子及行军床，因为不干净，也在被丢之列。家具并不多，也不方便寄，就没有打包。
朝东窗前的一堆纸盒，就是张爱玲的写字台，一具折叠梯，可以拿到冰箱上面柜子里的东西。太阳灯是为了医皮肤病新买的，盒子还在。左下边可以看到联合报的一角。
遗书内容的诠释
在遗书中，她所交代的那几点，充分显示了她对人生看法的一贯性。
她要马上火葬，不要人看到遗体。自她去世火化，除了房东、警察、我和殡仪馆的执行人员外，没有任何人看过她的遗容，也没有照过相。
她不要葬礼。我们就依她的意思，不管是在火化时或海葬时，都没有举行公开的仪式。
她又要把她的骨灰，撒向空旷无人之处。这遗愿我们也都为她做到了。
最后她要我把她的遗物，包括银行的存款，全部寄给宋淇夫妇。这差事我也由律师协助，顺利完成。
她在遗书上写的几点，我都替她办到了，她如在天有灵，想来也会满意点头称许了。
我所认识的张爱玲
回顾十多年的相识和来往的原因，我一直从未深思过，在这里我想对张爱玲的为人，以我的了解，做一个小小的总结，也可以做为一个自我的反省和交代吧。
l 高度敏感 ——“ 感受 ” 和 “ 接触 ” 的冲突
当我第一次和张爱玲见面的时候，从头到尾她一直在避免那旅馆经理的目光，这个动作一直困惑着我，那两位旅馆经理是东方人，可能就是中国人也说不定，不过看起来普普通通，没有什么显眼的地方，那为什么她要躲避他们呢？她是那旅馆的客人，旅馆经理是不会得罪她的。
接触多了，发现她对人性的感受力，超乎常人，不然不可能写出那么深刻的文章来。既然如此，那么她对日常来往的对象，一定有她的选择，她极力避免那旅馆经理的目光，我想就是不愿和他们寒暄、来往。可是她的个性又是善良的，很怕得罪人，欠人情债，如果见面不理，岂不是不礼貌？所以她就尽量避免那旅馆经理的眼光了。
由这些小动作，可以推断张爱玲对人的态度，在一般情况下是如何的了。
2 怕麻烦 —— 离群索居
张爱玲的离群索居，是她出自内心的自然要求，在她的心目中，人和人之间的交往，以及带来的繁文缛节，就是麻烦，而她为解脱麻烦所持的态度，就出自她的不予不欠的自主人生观。
有一回她延误了付钱的时限，有一封催钱的信，数目很小，由我转交给她，她说： “ 那没有什么，他们就是要钱。 ” 言下颇有不屑之意。她不是有意拖欠的人，只是讨厌处理付账这类日常生活里的琐事，所以总是拖拖拉拉，不想去碰。除此之外，她也不太喜欢和那些 “ 唯利是图 ” 的人打交道。她在信中常述及应该做的事，不是没有开始，就是没有做完，什么事情都是非不得已，不会动手。
在她遗物里的信件中，如果她不喜欢的人写信给她，或是她预感信中会提到有什么不值一看的事，她收到信后连拆都不会拆。稍不如意，轻而易举的拆信动作都不做，那就更不用想要她花精神去应酬听电话了。
按她的个性，她不想装电话，她那电话只是为了怕病倒要人帮忙才装的，在住汽车旅馆的时候，如果她不想找人，就没有人用电话可以联络到她。
由此推想一般要去接触她的人，不管是自认为出自如何的善意，对她来说，大概都是可有可无的，总是要她花精力去应付的，有些甚至是给她添麻烦的，遇到这种情况，她就不应门，不接电话，尽量躲，结果和人群拉开了距离。也激起别人的好奇心，她越是躲，大家的兴趣就愈高。她的传说，是一个谜，大家都想一窥究竟。
可是对我来说，她的避世，是她为了保持安静生活很自然的表现。我很尊重她的决定，因此在我们整个交往过程中，我从来没有主动登门去找过她。我每次问她要什么样的协助，总是被婉拒掉了，这非但没有将我对她的热忱泼了冷水，反而使我对这位不欠不求卓立坚决的女士，倍加崇敬。
3 自得其乐 —— 不受缚于外加的约束
张爱玲和我在电话里闲聊时，她对所谈到的每件事都有浓厚的兴趣，都加上联想，也发表她自己独特的看法，和她说话有时海阔天空，有时微妙细致，大大地增强了我的联想力。有这样生动活泼的想法的人，对生活中各种美好的趣味，是很有鉴赏力的。而这种自我欣赏的境界，用文字表达就足够了，不必借重其他的传达媒介。
张爱玲自己说过，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她很能自得其乐，而且这些喜悦，又都是随时皆在，顺手拈来的。在纯粹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上，如果没有她所不喜欢的，在很自然的情绪下，她倒是非常乐意交谈的。
有一天和我在电话上谈着谈着，她说了一声： “ 我很喜欢和你聊天， ” 我无意地用我在商场上习惯的思维方式回答了一声 “ 为什么？ ” 谈话不久就中断了。我为这句在当时不适当的回答，至今耿耿于心。
虽然张爱玲的作品能叙述大众的感受，但她自己，却不受那七情六欲所束缚。譬如她不太留恋过去的上海。在言谈上，也从不不表示对什么失误有憎恨的意思。对她喜欢的东西，也只是看看而已，没有占有和保留的欲望。她的叙事，总是点到即止，从没有把自己陷在里面。
她的生活方式，是她内在个性的表现，不受外来的规范所左右。一般人被牢牢套住而不自觉的习惯，不管是属于社会上的或道德上的，她都觉得和她的个性格格不入，就认为是打搅她的麻烦，对于这些，她所采取的态度，就是退避三舍，敬而远之。
她甚至要把她自己的骨灰，撒在远离尘世、无人空旷的地方！如此才能自由自在，平静安乐。
4 成名早 —— 不和人来往的客观条件
从头到尾，在和我的交往中，张爱玲从来不提银钱的事，租房时她只说一个总数就是了。直到处理她身后账务时，我才了解到一些收支情况。
她没有借钱、欠钱，不用信用卡，充分显示她的量入为出不借不欠的独立生活观，只有她住的公寓，因为她不能在签约时预期有什么意外的结果，所以在今年（一九九五）七月底和房东续订了两年的期约，按法律规定要付的房租，也由她少量的银行存款中付掉了。
又由于她成名得早，有固定的收入，可以维持她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换了一个人，要顾及生活，想要隐居，不和人接触，恐怕就不太容易办到。话虽如此说，以她的收入，手头还是很拮据的。
5 看得破 —— 身外之物，不足道也
张爱玲没有家具，没有珠宝，不置产，不置业，对身外之物，确是看得透、看得薄，也舍得丢，一般注重精神生活的艺术家都有这种倾向，不过就是不及她丢得彻底。看她身后遗物的萧条情形，真是把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
她不执着，不攀缘，无是非，无贪瞋，这种生活境界，不是看透看破了世事的人，是办不到的。
6 爱美 —— 入世的态度
张爱玲很会调配自己而自得其乐，譬如在一九九三年五月，她做了一次整容手术，又觉得戴眼镜不适合她的脸型，因此配了隐形眼镜。她也买了好些化妆品，多半是保护皮肤的。
她又喜欢买衣服，各色各样的都有，她花了很多钱去吃药看医生，去掉房租，她所剩的钱就不多了，不然我想她可能会买更多的衣服。
因为怕蚤子钻到头发里，她把头发剪了，以后一直戴假发，最早的假发是全黑的，可能她觉得和年龄不合，后来用的都是黑中带白的了。
她穿的拖鞋是胶底的，可以上街，但是那毛松松的鞋帮，很好看，但不能防雨，又容易脏。她这两样习惯，很特殊，给我的印象最鲜明。
审美观 —— 讨论建筑
当张爱玲向我提到她认为洛杉矶城里只有两栋建筑物够美，其他的就不怎么样；一栋是城中心的煤气大楼（ Gas Building ），这和我的许多同行看法居然一致，令我惊异不已。
那是一栋玻璃高楼，它的美是以材料搭配和比例感来取胜的，的确具有某种独一无二的吸引力。如果没有一定程度的专业训练，不太可能在洛杉矶地区那么多的建筑物中，单挑这栋煤气大楼为抽象的建筑美的代表。张爱玲对这楼的评语，显示她对形象美的感受力，出自天赋，与众不同。
另外一栋在 Beverly Hills ，她说不清地址，我也没有印象。
不过她在文章里常用的对颜色的感受，则带有大量的联想作用，她说她对我在 Lake St. 造的那栋公寓所采用的蓝色特别喜欢，如果不用联想，单一色彩是不怎么会吸引人的。
书本上的叙述
《今生今世》是张爱玲的第一任丈夫 —— 胡兰成写的自传，他们结婚时张爱玲才二十三岁，那时她的作品已经走红了。在那本书里有一篇名叫《民国女子》的，专门写作者和张爱玲结识的经过。
张爱玲的自述《天才梦》，发表在《张看》里，写这篇文章时她只有十九岁。
我看了这两篇叙述张爱玲年轻时性格的文章后，好像今年在我眼前的这位年逾古稀的女士，和在纸上浮现的那位妙龄少女，样子和脾气完全没有改变！她这始终如一、外柔内刚、独来独往的个性，是很少有的。
胡兰成说他在五十多年前第一次去见张爱玲时吃了闭门羹，这和我的经历没有两样。
胡兰成又说： “ 她（张爱玲）的人太大，坐在那里，又幼稚可怜相， …… 我甚至怕她贫寒， …… 但她又不能使我当她是作家。 ” 这段形容和我第二次见张爱玲面的时候，她坐在那伊朗房东经理面前的景象，完全一致，真是神来之笔！
五十多年前张爱玲在《天才梦》里说她自己 “ 怕见客，怕上理发店，怕给裁缝试衣裳。 ” 又说她 “ 不会削苹果，不会织绒线。 ” 到今年我也不觉得她对这些家常事物的处理能力，有多大的改进。
今天的张爱玲又早就认为人和人接触时所带来的麻烦，是 “ 咬嚼性的小烦恼 ” ，是跳来跳去的 “ 蚤子 ” 。不可思议的事是：在她十年前第一次给我的电话里，说要搬家的原因，和去世前给我的最后一通电话里，说她旧病复发，都提到蚤子，都和蚤子扯上了关系。
她为这讨厌的小东西，躲了一辈子。
转自《吾庐道场》
转自《民间历史》网（ www.mjlsh.usc.cuhk.edu.hk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