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文俏：一个老五届的文革记忆
一个老五届的文革记忆
－－作者：林文俏
原题为：杨方凹“造神纪事”－－一个老五届的文革记忆
一
我是中国“老五届”的一员。所谓“老五届”，指文革年代毕业的五届大学生，他们在 1961-1965 年入学， 1966-1970 年毕业。他们大部分分配到边疆基层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经受了许多苦难。我是长沙铁道学院 1967 届毕业生，是“老五届”中的幸运者。因为 1968 年分配到昆明铁路局工作，到 1978 年考上研究生， 10 年间有 8 年在昆明铁路分局机关工作。
昆明铁路分局机关在“杨方凹”。杨方凹离昆明市中心约 7 公里，离昆明火车东站几百米，与昆 ( 明 ) 河 ( 口 ) 米轨铁路车站牛街庄隔着一条公路。原是铁道兵营房所在地。它是一个约一平方公里大的平缓土坡，铁路员工称它为“杨方凹山头”。山脚公路那边密集分布着昆明凉亭铁路货场、机务段、电务段、车辆段、水电段等铁路基层站段。山头上是铁道兵修建贵 ( 阳 ) 昆 ( 明 ) 铁路时留下的几十栋两层简易砖砌楼房，成为铁路部门办公和铁路员工住宿用房。楼房房间都为单间，标准的 12 平方米。每栋楼房只有楼下一个共用水龙头。厕所是公厕。楼房背后是旱地，种有玉米等作物。山上有铁路中学和铁路小学。
我的工作单位是昆明铁路分局宣传科。办公地点是杨方凹山头简易砖砌楼房中的一栋。这栋简易楼房， 1968 年 9 月是我报到的地方， 1970 年底是我上班的地方。分局搬到新大院后， 1972 年它成为我的单身宿舍， 1982 年 8 月又成为我的婚房。妻子在此怀上现在美国的儿子。我的人生有 8 年住在此楼。 1996 年我回昆明，重游“杨方凹山头”，看到：我住过 8 年的楼房依旧，我走过 10 年的道路依旧，我工作的分局大院依旧，我经常开会的礼堂依旧。不同的是：原住房前的水龙头由一个增至两排，一家一个，因为家庭用水得缴费了；曾走过的道路两边摆满各种百货地摊，服装、玩具、鞋子、发夹等，基本是广货；简易饮食店一个接一个，而且不要粮票了；路边过去只卖死鱼的菜市，活鱼一个比一个活蹦乱跳。
二
我在宣传科的工作是写先进典型材料和新闻报道。实际上就是“造神”－－宣传毛泽东思想，把毛推上“神坛”。当时，昆明铁路局年年都要开各级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 人称“学代会” ) ，需要写大量典型材料，既作为大会交流，又对外报道。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是文革期间中国政治生活的一道奇特风景。林彪在全军掀起的“学毛著”运动，其真实目的就是造神－－大搞“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学“毛著”主要学《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 ( 《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 ) 。当年在“学毛著”运动中，曾涌现过四位全党、全军、全国榜样性的“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人们称他们为四大标杆。他们是：廖初江、雷锋、丰福生、黄祖示。其中，尤以廖初江、雷锋最为著名。一段时期，学毛著已经规范为各行各业评选先进模范的代名词。最高等级叫“标兵”，次之为“先进”。“带着问题学”，“急用先学”，关键时刻，总有合适的语录被想起来，像西游记里神仙咒语一般灵验，令人化险为夷。记得一篇医治精神病人的报道， 医务人员百般方案不能奏效，结果学习了一段毛著，果然治好了，最后医务人员和病人一齐高呼万岁。想来滑稽，像赵本山的笑话：病人好了，大夫疯了。
“学代会”如同现在的各级运动会，出席会议的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要通过层层选拔，少数能在大会发言的就等于运动会的奖牌获得者了，最后评出的“标兵”就是金牌得主。个人要是能在大会发言或成为“标兵”，官运就来了。运气小者，当个基层站段革委会委员，运气大的，可升个革委会主任或科长、处长。 因此，宣传科的那支笔，有“造官”的功能。我所拟写的两个典型材料的主人公，被树作学毛著典型后，一个从医院院长 ( 科级 ) 晋升为铁路局卫生处处长，一个从普通保卫干事升格为大修队革委会副主任。把“学毛著运动”视作全面造假不符事实，绝大部分学毛著典型还是有一些先进事迹，有的的确感人。造假只是“思想拔高”，拼命往“学毛著”引，取得成绩都是毛主席教导的结果，犯错误则是没有听从毛主席教导。这是造神的需要。
我承担的第一次大型写作任务，就是为昆明铁路局“学代会”拟写广通铁路医院的典型材料。广通是成昆铁路一个大站。成昆铁路刚通车时，生活和生产用房大都是铁道兵留下的简易房屋，不少是工棚。广通铁路医院就是一个在油毛毡工棚里艰苦创业的医院。当时的广通医院，除几个老医生来自昆明铁路中心医院外，大部分医生都是和我一道在 1968 年分来的大学生。年轻的大学生都有一股进取心，争先进你追我赶，使广通医院呈现一派朝气勃勃的气象。云南日报 1971 年底以几乎一个版面发表了我写的长篇通讯《高原铁路的工棚医院》。这是云南日报第一次大型报道成昆铁路，也是我第一次在报刊发表文章。后人可能不知，作为战备铁路的成昆铁路虽在 1970 年 7 月 1 日通车，但出于保密需要，直到 1974 年 3 月 23 日，《人民日报》才在头版头条刊登《成昆铁路建成通车》的消息。 30 年后我成为南方日报专栏作家和人民日报等多家报刊特约作者，我与媒体的渊源应追溯到这篇长篇通讯。
三
“九一三”事件后，批陈 ( 伯达 ) 整风和批林 ( 彪 ) 整风运动是文革中心工作。批林批陈的思想武器自然是毛泽东思想。揪出林陈是毛主席的英明伟大，是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这又是一次“造神”。我的工作也由写典型材料改为到基层收集运动中的群众思想状态。一段时间，我一个人负责成昆铁路昆明铁路分局辖段 ( 昆明－攀枝花 ) 的运动信息收集。我是分局政治部而不是宣传科派出的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钦差大员”，不是党员且仅 20 多岁的我，竟可以参加各站段研究运动的党委会会议或革委会会议；听取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政工组组长关于运动情况的汇报；可以召开各种座谈会，指定需要的人参加。为了解收集群众思想动态，我要一个一个单位地召开各种座谈会：干部，知识分子，老工人，年轻工人。听他们发言谈对林彪、陈伯达反党罪行的看法，做好记录，然后回分局汇报。我真不知道为何上级需要哪些东西。因为所有人的发言，都是把中央文件的话重复一遍。什麽陈伯达是“假马克思主义”呀，林彪是“形左实右”呀，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打倒谁呀。当然，发言也各具特色：例如，老工人往往说林彪的阴谋就是要把中国拉回旧社会，让我们吃二遍苦。这些话听后总感到别扭。解放战争三大战役，林彪就指挥了两大战役，他要把中国拉回旧社会，当初为何还要参加红军，还要那么积极勇敢打蒋介石 ? 但是，那些工人大都只有初中、小学文化，还能说什麽。后来，看到各地报纸上登刊的群众如何和毛主席、党中央保持一致，声讨林彪、陈伯达反党罪行的言论，几乎就是我记录的那些发言的翻版。我才恍然大悟，全国有多少人在做和我一样的工作啊。我终于明白我收集的那些群众思想动态的政治价值。在那个造神的年代，先把某种思想形成文件，然后层层传达学习，用此对百姓的思想进行引导和改造，再通过群众的口表达出来，以体现全国思想统一一致。不这样做，如何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国全党的思想？
四
“毛泽东思想引领舞台”是文革重要口号，全国上下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是中国造神政治生活的另一道奇特风景。当时，中国大地上究竞有多少支“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几十万？几百万？实在无法统计。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农村，从机关到学校，大大小小的文艺宣传队无处不有。绝大部分文艺宣传队演的都是那些“对口词”、“枪杆诗”、“三句半”等简单街头节目。昆明铁路分局 2 万职工，几十个基层站段， 2/3 以上都有文艺宣传队。我常给昆明铁路分局各级宣传队拍照，自然熟悉他们的活动。
昆明铁路分局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属于分局宣传科管，队长是我的同学黄镇海。黄镇海是广州人，长沙铁道学院机械系 1966 届毕业。他谙通文艺，在大学时就是院文工团骨干，创作和演出都内行。由于黄镇海不是党员，为了加强对宣传队的政治领导，分局还给宣传队派来一个“党代表”吴道高。
虽然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是为当时的政治服务，但黄镇海却把它当作自己的人生事业，十分认真地去做。黄镇海不仅抛弃那些演员“怒目叱咤、挥手跺脚、激昂挺胸”的“对口词、枪杆诗、三句半”等街头节目形式，还尽量使节目内容贴近现实生活。昆明铁路分局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演出的都是自己创作的充满铁路生活气息的小节目，内容现实，形式新颖。比如歌舞剧《红色检车员》，反映铁路车辆检车员确保军列安全正点的故事。实验小京剧《阿瓦人心意》，讲述少数民族姑娘到火车站托运货物到越南，支持“援越抗美”。诗歌舞《月夜哨兵》表现军民联防、守护桥梁的情景。创作歌曲《奕家姑娘开火车》、《小车站，可爱的家园》等都反映基层铁路工人现实生活。铁路小站，几根旧枕木上铺上木板就是舞台，点两个大汽灯照明，道具则临时就地灵活取材。如《红色检车员》，管乐队手持乐器列队斜向出场，圆号领先持过头比做汽笛，幕后用录音配合放汽笛声。形同一列火车开来。这些自己创作的节目，演出竟达 100 多场。有的还在省市文艺汇演获得一等奖，有的发表在音乐刊物上。但是，黄镇海也跳不出历史的局限，节目也无一不打上当时的政治烙印。其台词歌词少不了来自最高指示。比如，“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斗私批修”，“继续革命”等。成为造神运动的又一工具。黄镇海后来调回中科院广州分院，业余从事粤剧创作，成果累累，在市和区频频获奖。
昆明铁路分局文艺宣传队每到铁路小站和工区演出，除铁路职工外，沿线山寨农民都会打着火把来观看。一个寒风凛冽的冬夜，东川铁路支线某小站球场仍然挤满来看演出的职工和农民。因照明故障，演出结束已是深夜 11 点多。 10 几个来自几公里外山寨的 20 来岁的上海知青围着铜管乐器又摸又看不愿散去。说是从上海来云南后几年都没见过铜管乐，好想再听一次那久违的乐声。文革时期，有 10 多万上海知青奔赴云南边疆，他们遍布云南高原各个山寨。人生的巨大变异使他们普遍对自己的未来迷茫悲观。一个宣传队员问他们：“喜欢听什麽曲子？”看到那个队员拿着圆号，一个知青说：“来一曲《蓝色多瑙河》吧。”深山小站的夜晚是那么宁静，听得见寒风拍打树叶的沙沙声，熟悉的主旋律从圆号缓缓传出，知青们静静地听着忘记了寒冷，有人竟解开了大衣衣扣。突然有人轻轻哼起：“大地在欢笑，蜜蜂嗡嗡叫，风吹动树梢，啊春天来了……”。其他知青纷纷加入。哼着哼着，他们竟潸然泪下，有两个女知青的更是泣不成声。他们为何而哭 ? 是圆舞曲勾起他们对黄埔江畔学校生活的回忆 ? 是圆号里春风的温暖使他们想到了明日雪花的凛冽？还是悲观“冬天来了，春天为何还那么遥远 ? ”那时正是文革中期，厌卷了造反和批斗场面，生活又极度贫困的人们，就像在漫长黑夜里跋涉的行者，盼望着晨曦的到来。
宣传队员演奏完毕，见此状，十分愕然。收拾完行装，大家抬眼一望，在通向山寨的崎岖小路上，漫天雪花里，火把上闪跃的火苗，映照着一行知青的背影……
神也不只是毛泽东一个人，文革样板戏三突出塑造的“高大全”英雄，宣传江青的旗手形象，也是在呼唤个人崇拜，蕴涵着文革的精神基因。文革期间全国上下大演样板戏，形成当年造神政治生活的第 3 道奇特风景。昆明铁路分局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为演出全套样板京剧《智取威虎山》，从 10 几个人的文艺小分队发展到 38 人的文工团。 演出《智取威虎山》要比那些小节目困难多了。场景、道具和服装要逼真，舞台要像样，演员要求也高。否则，不仅是演出水平问题，弄得不好还会落得丑化样板戏的罪名。前者好办，分局有钱。演员就难办了。铁路职工中找个跳个舞唱个歌的人不难，可哪里去找会唱京剧的人 ? 好在当时演出样板戏是政治任务，有文件要求从中央、省市到基层都要大力支持。光一个昆明铁路局就演出了 8 个样板戏中的 3 个－－《智取威虎山》、《红灯记》和《沙家浜》。为此，昆明铁路局给昆明铁路分局特批了 20 个招工名额，专用来从铁路外招聘样板戏演员。那时铁路是人人羡慕的“铁饭碗”，平时是很难进的。演出样板戏有何等重要，由此可见一斑。演员主要从中学生中的文艺积极分子中招收， 10 多人为此而改变了人生道路，逃过了上山下乡一劫。后来靠自己努力，在各个领域做出不同成绩。如现铁道部信息中心副总工程师、 2006 年全国三八红旗手胡雅岚当初就是因为手风琴拉的不错，被招进分局文工团的。毕竟是业余演员演出大型京剧，差错还是发生。一次，在某小站演到杨子荣在威虎山匪巢大厅一枪打灭两盏高吊油灯时，演员甩手枪响，灯却没灭。台下观众轰然。机灵的演员立即随机应变，临时加了一句台词，大喊一声：枪卡壳了。甩手再一枪，灯才灭。另一次，演到“打虎上山”时，匪参谋长竟然把“把虎搭着，牵着马！” 错说成“把马搭着，牵着虎！” 可观众居然没听出来，也许他们真认为匪参谋长终年在山上与虎为伴，是能牵虎的。
样板戏在铁路沿线所受的欢迎和重视远超过那些小节目。剧组每次到小站演出都会引起轰动，那种热闹情景，如同盛大节日。有一次，还发生一件啼笑皆非的事。小站员工不少是支援昆明铁路局的北方职工，离家数千里，每年 12 天探亲假，夫妻长期分居，小站生活又极度贫乏。难以压抑的身体需求便常引发一些偷鸡摸狗的性事。云南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铁路沿线农村女性的性观念比较开放。再加上穷，一次交易也就区区几元。可有的铁路职工连这几元钱也赖帐。于是，不时有受欺负的路外农村妇女到小站吵闹“讨债”，或把铁路职工养的鸡拿走“抵债”。一次，分局《智取威虎山》剧组来到一个小站，听说分局干部来了，一个妇女便来“讨债”。剧组莫名其妙。
五
尽管当时公开演出的是样板戏和各种“革命文艺节目”，可是暗地里我怀念的仍是“封资修”的歌曲。宣传科有一个那时最先进的录放机，有小行李箱大。磁带是碗大的一盘。因工作需要，我常把它搬回宿舍。晚上，我把窗户遮的严严，如同特务发报。其实是几个人偷听当时的禁曲。如《梁祝》，《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山楂树》，《五朵金花》，《草原之夜》，《花儿为什麽这样红》，等等。后来，我托人从上海买回一个唱机。白天高唱“语录歌”，晚上偷听“封资修”，这就是那个年代我和朋友们的两面人生。
我是个没有音乐细胞的人，但从中学起就保持对音乐的爱好。我上大学的头两年，即 1962-1963 ，中国的文化环境还是比较宽松的。上述乐曲在大学非常流行，它们寄托着那个年代的大学生的青春梦幻。 10 年后在一个只有样板戏声音的文化沙漠里听到它们，就像再次触摸一件 10 年前自己使用过的心爱的物品，在心里荡漾起的层层涟漪丝毫不亚于投石于湖。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音乐元素，一批又一批的流行歌曲变成经典老歌。从《草原之夜》、《花儿为什麽这样红》到《乡恋》、《小白杨》，再到《绿岛之夜》、《橄榄树》、《雁儿在林梢》 、《 Nobody 》 ……。音乐载体也从唱片到 CD 碟，再到 MP3 ，千千静听， qq 音乐。但我更留恋当年把窗户遮的严严，从宽宽的磁带，沙沙的留声机流出的老歌。它们来自儿时看过的黑白电影，徜徉无名的小巷，独处的幽冥深夜。它们泛着往日情怀的光泽，滋生几许对生命的追忆，对岁月的唏嘘 ，对灵魂的慨叹。循着歌声寻去，我们能找到童年的天真，青春的辛酸，恋情的苦涩，命运的无奈，以及文革的记忆。
( 本文摘自作者自传《人生如溪－－一个人与一个家族的历史记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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