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明：几段历史的回顾
几段历史的回顾 －－在社科所对党员青年的报告提纲
作者：林明
（前言）受党支部的安排，谈两段过去的经历，希望给大家增添一点儿感性的历史素材。列宁把历史形容为人类前进的‘跳板’，是为了让人们正确地明了现在和运筹将来，所谓‘温故而知新’。我们这里的党团员和青年同志，都是搞社会科学研究的，其中也有几位是专事历史研究的。但对历史的认识，大都是通过文献资料等等死材料，而且这方面的资料看得很多，很有研究，有的同志还写出了专著。不过，如果能听一听某些感性故事，或许更有利于对历史的了解和研究。比如战士们在战场上那种狂放的形象：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又比如，高尔基的《囚徒歌》：太阳出来又落山，监狱永远是黑暗。守望的狱卒站在我的窗前。高兴监视你就监视，我绝逃不出牢监。我虽然生来喜欢自由，挣不脱千斤铁链。对这首歌，若无亲身体会是不可能拎会的。
按照现今生物学的观点，认为每个细胞都是全息的。那末，如能解剖一个人，无疑会有助于了解整个社会－－它的过去和现在。从认识论的程序上说，也只能从个别到整体。至于我的两段小故事，假如能起到一点作用，就是我的最大希望了。
第一个小故事：第一次听国际歌。
我第一次听国际歌是 1935 年 8 月，但故事要从前一年即 1934 年说起。这年我 11 岁，在城里‘县立第一小学’读书，我的哥哥祺滋和宏滋都在文登县立第一中学读书。那年他俩即将毕业，为了跟一些进步同学活动方便，在城内西南角的一片菜地旁边，租了三间平房，他们常在那里聚会。这些热血青年在一起，大谈对现实的不满，对祖国末来的担心。我也常去参加，深受影响。当时的形势是：
‘九 . 一八’后，东北沦陷，次年成立了‘满洲国’。两年后 , 又进兵热河占领承德，并且继续进军察北冀北，华北告急，民族危亡威胁着每一个中国人。
可是，老百姓要求抗日却遭到镇压。如‘一 . 二八事变，十九路军上海抗战，全国支援，却被断绝供应。终于失败。
日本军舰炮轰南京下关和上海吴淞，不准中国海军还击。老百姓捐款捐物被扣留。 最后签订卖国的《淞沪停战协定》，准许日本屯兵，却不准中国军队驻扎。
1933 年冯玉祥在张家口成立‘察绥抗日同盟军’。全国支援。可是在蒋介石与日本军的夹攻下终於失败。最后签订了《塘沽协定》，把热河、察北、冀北又送给了日本人。
可是与此同时，‘蒋介石任剿共总司令’，集 63 万兵力，搞了‘四次围剿’。报纸上还大肆宣传‘剿共’的胜利。
胶东人去东北的很多，去朝鲜的也不少。从那里，时时传来亡国的悲惨生活，如拿人当‘上马石’当‘枪耙’等等。在胶东当地，外国传教士威风十足盛气凌人的样子，令人气忿，却又惹不起。在近海，日本渔船随意拉网捕鱼，欺人太甚渔民却无力反抗。而社会上，贫富悬殊，乞丐到处是，灾民一批又一批。地方上常常枪毙所谓的‘土匪’，实际上大多是些不甘心饥寒而死亡的贫民。
那时，关心祖国存亡的青年人喜欢读鲁迅先生的《呐喊》《旁徨》，对束缚青年人的孔孟之道及封建礼教，极其反对；喜欢读巴金的《家》《春》《秋》，向往自由的去创造新生活。但新生活是什么呢？却也讲不清楚。另外，还喜欢读苏联的文学作品，如高尔基的《母亲》，等等。但苏联是个什么样子，也是不甚了然。这些青年人在一起，因为对现实不满，有时骂大街；或因对未来困惑而酗酒，甚至吸烟。
1935 年春天，我家来了两个三十岁左右的人，一男一女，兄妹相称。我们就称呼为：程大哥和程大姐。后来才知道，他们并非兄妹，男名程伦，女名李英岚，是中共胶东特委派来，让父亲掩护做胶东 11.4 暴动准备工作的。父亲是 1934 年的党员。为掩护工作，在家门口开设了‘福寿堂药房’，在石岛开设‘民生药房’，作为党的联络站。
这年，我在城里上高小，住宿在学校，可也经常回家，和两位客人很熟。暑假时，我们兄弟姐妹都回来。可是父亲是地下共产党员，我们却都不知道。因为父亲平日对我们管教很严，家里雇伙计种地还开药铺，总以为他是剥削人的，是封建制度的代表人物。因此，我们对他总是敬而远之。很多思想问题也从来不和他谈。而程大哥和程大姐都健谈，而且，还介绍一些进步书刊给我们读，如班台莱叶夫的《表》，就是这个时候听程大姐讲的。在那时，我们觉得程大哥和程大姐很有学问，有问必答，几乎什么都知道。所以，和我们兄弟姊妹很合得来。
有一天傍晚，程大哥把我与哥哥叫到村边林中谈话。说父亲跟我们是一样的‘同志’并非‘外人’，所以和父亲什么都可以谈。当时我与哥哥都大吃一惊，但心中却十分高兴。程大哥为了让我们相信，还举了许多父亲的许多进步事例：
如，在村中办学校；卖地让我们上学；让我的姐妹上学，放足，力主她们自己找婆家；对家里的伙计平等相待－－后来得知，其实是以此为掩护而便利工作的地下党员。还有药铺的先生、伙计也都是共产党员。此外还有破产买枪准备暴动；‘民团’捕捉的‘土匪’（其实是饥寒交迫的农民）大都是父亲出面保释而获救的，等等。
从村边回来，程大哥在我和哥哥的房间里，又继续谈苏联，谈共产党。还第一次让我们看他膝盖下在国民党监狱中被烧红铁链烙成的伤疤。他说：中国只有走苏联的道路，把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才有出路。这之后，他又给我们唱《国际歌》。这的我第一次听这首歌。他的歌声并不好听，但十分庄严肃穆。其中有几个词句，印象极深，使我永生难忘：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旧社会打它个落花流水！
作一次最后的斗争！
英特尔耐希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就是这次谈话和听了《国际歌》之后，我和哥哥的心情真是豁然开朗，从此也就有了奋斗目标，那就是：打倒国民党蒋介石，建设象苏联那样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从此，我们和父亲的关系亲密无间，和哥哥姐姐除一奶同胞的骨肉情感之外，又是亲密的战友和同志。从此，周围的一切似乎都变了，是非善恶也都一目了然。
这之后，我参加了“ 11.4 暴动”的准备活动（跑交通和宣传）。
1936 年正式加入‘民先’，从事抗日救亡学生运动；‘七七事变’后又到东北军中搞士兵中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
939 年 4 月到陕北之前，一直是‘地下工作’。刚刚踏进陕甘宁边区，第一印象就是写在墙上的‘中国共产党万岁’大标语。我忍不住兴奋心情，激动地哭了，心里却默默的不住念着：‘我们可有了自己的根据地了’！
在根据地里，官兵平等，军民平等。人人都相互称呼‘同志。在‘陕公’的同学中有全国各地的青年和许多华侨，还有越南人和朝鲜人。根据地的生活很艰苦，但大家都很和睦团结，快乐而振奋。因为大家有共同的奋斗目标——抗日救国，将来建设社会主义。
这年的八、九月，我们从陕北又经 3000 余里的长途跋涉到了华北，建立华北联合大学（即今之中国人民大学）。原来的陕北公学学员，分成两个队，即社会科学部一队二队，我分在二队。有一天，我们队的政治指导员、也是党的支部书记刘星华同志找我谈话，问我愿不愿意参加共产党？我说：我早就是共产党了。于是我把怎样参加胶东的暴动，怎样加入‘民先’及怎样搞‘学运’‘兵运’等等经过跟他讲了。可是他说：那不算。我就说：既然那不算，就真的参加吧！就这样，马上办理入党手续－－填表，呈批，举行入党宣誓仪式。 1940 年 1 月 17 日，我正式成为党的成员之一。
从第一次听唱《国际歌》到此时，我从思想上进而又在组织上得到了归宿。和我同时代的很多年青人，尽管出身、历史、环境、条件不同 , 但是就因追求的是民族的、国家的整体前途利益，走着同一条路也就是必然的了。
第二个小故事：我尝试了死的滋味。
这是发生在东北军地下工作时期的一件事。《台儿庄大战》影片大家都看过，应该说影片的描绘是真实的。我到台儿庄时，就是影片结尾时的形势：火车站的硝烟还没有散去，日寇丢弃的坦克车触手还很热。这时，孙连仲的 26 路军正有往下撤，我们一到，就冲过去接了他们的防地。时间约在 1938 年 4 月 10 月左右。在这里，我们一直打了三个多月。以后，开始大撤退时，我所在的连队只剩下 18 个人。至 8 月份，到达河南南阳一带补充休整。休整后又参加保卫大武汉的外围战役。
大约在 38 年的 10 月初，我们在‘六安战斗’中尝到了日寇的毒瓦斯。以后败退到大别山区，我因患疟疾加痢疾，奄奄一息，住进了驻扎在湖北麻城的军部野战医院。这年 10 月 25 日，国民党弃守武汉三镇。这之前的 24 日下午约二时，日寇机械化部队在飞机掩护下，自东往西急速前进，机枪声、炮火声、飞机轰炸声响成一片。我所在的野战医院在城东临近马路之北，日寇军车的尖兵过去之后，我们这些病号就冲过马路向南山山区狂奔。因为我们都是一些重病号，没有一枪一弹，不能抵抗，只有逃命。当我进入一个小村子，追兵也追到村边，我赶紧藏在稻草垛中，敌人没有细搜，打了一通枪就撤走了。
我不敢停下来 , 就随同别的病号继续往山区深处撤。这时病情更重，肚里又饿，可是身上只有三角钱。第二天在一个小镇上买了三个雅片‘烟泡儿’，借以镇痛止痢。因为身着军装，不好意思要饭吃，只能假借讨碗米汤充饥。这时疟疾每天一次，每次长达四、五个小时；痢疾也愈来愈重，走几步就要拉一次。最后实在走不动了，只好爬行，这样连续了五天。就在这第五天的下午，我在一个小镇的一家小铺门旁厕所拉痢，刚蹲下就觉得天昏地转，眼前一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及至醒来，发现自己躺在这家小铺里的竹床上。原来是这家小铺的老板娘把我救回来的。她见我醒来就问我为什么年纪轻轻的就出来当兵？家住那里？家中都有什么人？我一一如实的告诉她。她好象懂得又似乎不甚懂得。可是她却泪眼盈盈地不仅给我米汤喝，还盛了一碗米饭让我吃。我含着眼泪吃了。这是我五天来第一次算是吃了饭了。
傍晚，我离开这家小铺继续在路上爬行。正当我无力地躺在路旁草地上时，看见了我们营部的传令兵。看见他如见亲娘，我泣不成声，这才更深刻的体会到同志情谊的宝贵。
我回到营部不久，又随营部转移到汤家汇，最后回连队。连队驻在飞矶山上，这里的山峰终年积雪，而我们因为断了后方的供应，我们只穿着夏季的单衣度过寒冷的冬天，直到第二年（ 39 ）的春节前（约在二月初旬），部队奉命挺进敌后的苏鲁边区，才离开这里。
1939 年 3 月，我团在通过津浦铁路封锁线时被打散，我就和师部的党组织一起撤离该部队。一路上经新四军四支队司令部（驻竹沟）和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到达陕北。从此结束了我在东北军中的生活。
体会与感想：
东北军中大都是失去家乡的东三省人。‘九一八’后进入关内，他们希望借助国民党军队的力量，打回老家去，解救自己的父老兄弟姐妹。可是蒋介石却让他们打内战。所以才发生了‘西安事变’。我去的那个部队，就是曾经参加过‘西安事变’的‘抗日先锋队’的一部份。 1937 年 10 月 2 日我到那个部队之后，看到每天傍晚点名时的庄严场面－－全连立正高唱《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歌曲，令人激动不已。歌词唱道：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我们不给日寇作开路先锋，我们要作自己土地上的主人！
倭寇，屠杀我们东北父老，又进关来蹂躏我们四万万同胞。
听吧！爹妈兄弟在老家哭叫，英勇的抗日战士遍地怒号！
我们不要再自煎自，叫敌人笑哈哈地袖手取巧。
弟兄们！抗日军不打抗日军，
携起手来打回老家去，携起手来打回老家去！
许多战士都是流着泪吼出心里悲愤，真是慷慨悲歌。这些战士并没有多少政治文化水平，但他们想的是国家民族命运，当然也是形势所逼，所以只能是勇往直前，没有条件去哀伤旁徨。曾经流行一时的《流亡三部曲》就是当时形势的真实描绘：
泣别了白山黑水，走遍了黄河长江。
流浪逃亡，逃亡流浪。
流浪到那年，逃亡到何方。
我们的祖国已整个在动荡，我们已无处流浪已无处逃亡。
哪里是我们的家乡，哪里有我们的爹娘？
敌人杀来，炮火枪伤，到头来都是一样。
看！火光又起了，不知多少财产毁灭。
听！炮声又响了，不知多少生命死亡。
哪还有个人幸福，哪还有个人安康！？
……
1937 年 12 月 13 日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 34 万人，其中被集体枪杀的 19 万人，刀砍枪挑的 15 万，被强奸后又剖腹杀死的妇女 2.7 万。（当时《朝日新闻》曾报导：向井少尉与野田少尉举行杀人比赛先以 100 为目标，后加到 150 ）
1942 年冀中‘五一大扫荡’，区以上干部牺牲三分之一以上，被捕杀的群众五万多人。
从 42 年 1 月至 4 月 26 日 , 日寇在华北抓走劳工 42.17 万人。
1941.1.25. 潘家峪惨案中，全村被杀 1035 人，其中妇女儿童 658 人。在同年 9 月 12 日的温塘惨案中， 500 多人被集体枪杀，其中有几十名妇女被逼裸体跳舞后，再剖腹杀死。
抗日战争头五个月，中国损失军队 100 万人，日本损失 35 万人，是 3:1 之比。
平北地区斗争最残酷，每 6 个人就有 1 人牺牲，是 6:1 之比，仅次于南斯拉夫 5:1 之比。
所有这些都说明：因为形势所逼，命运相同，绝大多数人不得不走着同一条路。但也有人卖国当汉奸，发国难财；或者流亡海外……这中间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内在的人生观不同：是从整体的国家民族的人民的利益出发呢，还是为追求个人的幸福安乐！？
今天的条件变了，一代代人由少年、中年到老年，祖国也从殖民地半殖民地到独立解放和幸福美满的社会主义。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是成功的，但其中也有失误。如何对待这些成功和失误呢？我认为，还是上面所说的原则：从国家民族与人民的整体利益去出发，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问题只在于进一步完善；要搞资本主义，只是好了少数人。
（于 91.6.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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