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明：强夺“锁钥重地”新保安 －－回忆一九四五年收复新保安之役
强夺“锁钥重地”新保安 －－回忆一九四五年收复新保安之役
作者：林明
（按：这篇回忆录，是 1982 年秋代段苏权撰写的，并以他的名字发表在多种军事、历史杂志上。本文录自《张家口文史资料》 1986 年 6 月《纪念张家口解放专辑》第 22 — 32 页。）
战前情势
在大反攻的号角声中，由于我军迅猛地收复了张家口，打乱了日、伪、蒋原先的如意算盘。但他们在一度震惊之后，又马上联合起来抢夺这块战略要地。一直躲在河套地区的傅作义军，在日军独立第四警备队和汉奸李守信的伪蒙军骑五师的配合下，抢归绥，占大同，侵占我从日、伪手中解放的武川、卓资山、陶林、丰镇、集宁，集结近三万大军沿平绥路东犯；与此同时，蒋介石还命令胡宗南的第三军、第十六军、第一军、第二十七军和孙连仲的四十军等日夜兼程向北急进。
刚刚回到人民手中的张家口，又处于反动派东西夹击的危机中。
八月三十日中央指示：“巩固张家口战略要点和已得的胜利，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日，军委还指示：“应设法夺取宣化、怀来，控制南口……”九月二日再次电令：“必须巩固张垣已得胜利”。并部署平汉线两侧部队破路和狙击胡宗南、孙连仲军，以延缓其北进速度；又命晋绥部队在集宁以西铁路两侧和大同以西广大地区，用侧击、伏击、尾击和破路翻车等手段，配合晋察冀部队反击东犯之傅作义、马占山军。
根据中央的指示和部署，晋察冀军区迅速改变原先大反攻时的部署，撤回向平、津、大同进军的主力，调两万大军到张家口附近集结，命令冀察部队扫清张家口周围所有拒降的顽伪，为集结主力创造战场，其他军区也都作了相应的部署。
西线傅作义、马占山军已分作十股进至兴和、柴沟堡一带时，平北四十团已于八月二十九日收复沙岭子（距张家口十五公里）；九月一日，与平西分区四十四团及察南分区宣化支队共同收复宣化（距张家口三十公里）；涿鹿城也被我平西分区四十四团与察南分区怀涿支队收复；郭天民司令员亦率领十个主力团（其中包括后来平北分区詹大南司令员带领的十团和四十团）转战西线，反击傅、马军之进犯。至此，张家口以东的局势已趋稳定，但拒降顽伪仍存。为肃清这些残敌顽伪，我平北军分区副司令员钟辉琨奉命首克新保安。
早在“八。一五”之后，为配合收复张家口的战役，钟辉琨同志就率领新编成的新四团、新六团活动在下花园以东铁路线，进行破路和追歼逃敌，并攻克康庄、怀来、西拔子车站；与此同时，龙延怀县委宣传部长郑英年，率领著名民兵英雄何金海游击队收复了下花园。九月五日，钟辉琨同志率领新四团、新六团围攻怀来县城的时候，未及攻克，又接到攻克新保安的命令。于是，再转战新保安，并于九月七日开始多次攻城，但终未取胜。
“锁钥重地”
新保安是张家口战略要地南大门的“锁钥”，要守住张家口这块战略要地，就必须把这“锁钥”牢握在手。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五日，距离中秋节只有五天，我奉命带领平北军分区直属机关、特务连并携带四门炮（三八野炮两门、五七战防炮与九二步兵炮各一门）、弹药、军衣等物资，从张家口乘火车向新保安奔驰。一路上我只嫌火车跑得太慢，因为塞外秋寒，野战露宿的战士急需增加衣服，而更使我焦急的是这座关系全局的军事重镇为什么久攻不克，急欲到实地去看个究竟。
火车顺洋河东行，出黄羊山与鸡鸣山峡谷，到达下花园车站就不往前开了。我带领分区直属机关和特务连离开下花园，向左沿鸡鸣山山麓东行不远，展现在眼前的就是著名的古战场涿鹿平原，也是我军纵横驰骋游击克敌的场所。从这里极目向东，是纵三十余里，横约二百余里的怀来川。四周崇山峻岭，平绥路自北平出居庸关，越八达岭，穿过这里，北上张家口，成为沟通塞外和大西北的必经之路。滔滔洋河、桑干河就在这里汇成永定河，奔向平津平原汇入渤海。河之两岸，土地肥沃，气候宜人，自古就是设防屯兵理想之处。新保安座落在洋河之滨，背靠绵延起伏包括鸡鸣山、八宝山、水口山在内的方园达数百里的山区，北控交通要隘，南与黄羊山下之涿鹿城相呼应，依山面水，居高临下，进可攻，退可守，所以为兵家必争之地。该城钟鼓楼上有块匾额，上书“锁钥重地”，的确是名不虚传的。
中午，我们在离新保安还有两里路的西水泉村，找到了钟辉琨同志和他的指挥所，并见到新六团团长刘义荣，政委王志廉，新四团团长白开和，政委邱阜等同志。供给处处长毛家庭等同志忙着分发军衣，我就和钟辉琨同志研究敌情。
守城顽伪的头子，是原伪蒙疆宣化省警务厅厅长宋万里。守城的主力部队是伪蒙疆宣化城警察四大队，大队长聂汝霖，共有四个连，六百多人，全部是骑兵。他们武器精良，装备齐全，原本是伪蒙疆军的主力部队，德国投降之后，日军驻蒙疆的独立第二混成旅团逐步集中在狼窝沟、春垦一线，另把伪蒙军九个师缩编为四个师（即五、六、七、九师），部署在日军的左翼，把抽下的人马，编成十个警察大队，代替日军驻守在各城镇和铁路沿线。伪警察四大队原来就是由一些土匪、兵痞、流氓等亡命之徒组成，一九三八年被日寇收编后，原封不动地并入伪军；这次又原封不动地改编为警察四大队，于六月调来新保安、沙城驻守。
早在七月初，德王、李守信就和傅作义的少将联络官刘大光取得联系。所以，当日本一宣布投降，德王、李守信就立即任命其内政部长丁其昌和宋万里分任正、副总指挥，张家口市伪警察局长周东义为参谋长，命令他们统一指挥所有警察部队，固守张家口及张家口至北平一线，等待傅作义军前来受降。
可是他们没有料到我军这么快地攻占了张家口。不得已，丁其昌、周东义跟随日军逃往北平，却命宋万里率领残部固守新保安。开始，宋万里一到沙城，就把沙城四周所有逃来的伪警察百余人组编成怀来县警察大队，委任范子信为大队长。这个范子信，本是当地的恶霸地主、日寇山下特务队的特务，有多年与我军作战的经验，很受宋万里的赏识。所以宋万里就与范子信等共谋策划合兵新保安，与大同之敌遥相呼应，以固守待援。碰巧，八月底我龙延怀县委书记刘全仁率宣怀支队及民兵共六百余人围攻沙城，于是他们就乘机抛掉沙城逃往新保安。紧接着，约在九月三日，国民党从北平派来一架飞机，扔下几张委任状和一些传单，委宋万里为先遣军十一师师长，范子信为先遣军教导团团长，并命其固守新保安，等待到“国军”接防。
早在大反攻一开始的时候，新保安就陷入我龙延怀县支队和民兵的包围之中。守伪军、伪警察最初慑于我军全面大反攻的声势，曾打算向我投降。可是自从宋万里到了这里，又经过国民党的封官加爵，更旗易帜，这伙汉奸顽匪的气焰就更加器张，他们依仗城高墙厚，欺我缺少攻城重武器，对我军发出令他们投降的通牒，非但不予理睬，反而在城头叫骂：“你们这些土八路，向我们投降吧！”甚至夜间出来偷袭，使我新四团在东门外警戒的一个排受到损失。
炮攻初试
根据敌情介绍，我们认为：敌人虽然顽固，但终究是乌合之众，不义之师；而我新四团、新六团虽然都是新组建的部队，缺乏军事训练和攻坚作战经验，却是正义之军、胜利之师；这座古城虽然坚固耐用，却是孤城；我军虽无攻打坚城的经验，但城之四周是我们的老根据地；老根据地的人民和我军休戚相关，并肩战斗了六年之久，军民协力，有着无比的勇敢拼搏精神；还有新增的大炮可以配合。因此，我们认为胜利在握，次日即可先试炮攻。
傍晚，钟辉琨、刘义荣同志带我到城北高坡上、到近城处，借青纱帐 的掩护，仔细地察看了地形，我们一边察看，一边研究攻城部署。据志书和碑文记载：这座城城高三丈六尺，底部厚一丈六尺，长与宽都是二里十三步，是明万历四年至十七年（公元 1577 － 1590 ）间修筑的著名城堡。宋万里、范子信等据守这里后，在城上又加修了几十座碉堡、掩蔽部和四通八达的交通壕。北面墙高无门，外面是一片开阔地，难以接近。南门外有一条东西走向的导引洋河水的大水渠和一片水网稻田地。城之东关虽有住户数十家，可是敌人却构筑了许多明堡暗垒，设防甚严；而且从东关向东到火车站，是相距约三百余米的开阔地，也是易守难攻的地形。只有西门外偏北有座古庙，名水母庙，庙前有座戏楼，平绥铁路从戏楼北边通过处有座双孔涵洞（每孔高二点六米，长与宽各约四米）是唯一可利用接敌之“地物”。看罢地形之后，我们决定利用夜幕把两门三八野炮运到城南那道水坝后面，天一明就对准城门轰击，只要城门被轰开，部队就可以攻进城里，收复全城。
不想这一计划在部署时才发现：因为我们初次用炮，没有经验，把炮弹“引信”拿错了，炮轰城门的计划，只得再推迟一天。
十六日上午派汽车到张家口十三里营房仓库把合用的“引信”拉来，当夜又把两门三八野炮拉到城南的水渠坝后，费了好大的力气，可是十七日拂晓又发现城门门圈内，堆满了沙袋和砖石，我们的炮太小，根本无法轰开，这一攻城方案只得放弃。
十八日，改用炮火掩护、步兵搭梯攻城的方案。炮兵阵地设在城北高坡上。这天早晨，太阳刚一升起，四门大炮一齐朝城头阵地轰击，炮弹落处，城上的碉堡一座座削平炸塌。在大炮和机枪的密集火力掩护下，我新六团的战士抬着木制的笨重的云梯冲向前去，可是几次冲锋都被藏在暗堡里的敌人猛烈火力射击而失利，指战员伤亡三、四十人，团长刘义荣同志也负了伤。
近午时，步兵暂停攻城，我命令炮兵继续轰击 城上的碉堡工事，为再次强攻创造条件。下午，城上挑出白旗要求谈判投降，我军遂停止炮击。接着，从东门出来四个人，扛着大白旗，为首的是穿着军官军服的参谋官。钟副司令员将他们引到城西古庙中，我接见他们时除严词重申无条件投降的命令外，并宣讲我军对待投诚反正者的一贯政策；并严词指出：“你们已陷重围，除了投降别无生路”。来人唯唯是听，最后答称回去请示指挥官后，再作答复。实际上，这是敌人惧我炮火而探我虚实的缓兵之计，他们一面派人与我军谈判，一面却发电报给怀来转告北平蒋军，其大意说：新保安被共军包围，突围已不可能，现在正用谈判拖延时间，急请北平援救云云。所以，他们一去就毫无回音。
鏖战破城
西线，向我柴沟堡和万全进攻的傅作义、马占山十股敌军，经我冀察军区主力部队猛烈反击后，已败回集宁、丰镇压一线。这之后，郭天民司令员遵照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的指令，命詹大南率领十团、四十团转战东线，首先攻下新保安，然后扫清怀来延庆所有拒降的顽伪。
就在宋万里、范子信玩弄缓兵计的这天下午三时许，十团首先来到新保安。他们带来西线攻克天镇和第五旅并肩攻克兴和的胜利喜讯，给这里的指战员以莫大鼓舞。经与钟副司令员研究认为：眼前的敌人之所以玩弄缓兵之计，正是他们虚弱动摇的迹象，因此我们应当不失战机地乘虚而进。于是决定次日全力总攻，由十团担任主攻。
傍晚，我带领政治部副主任王启刚、十团团长李荣顺、政委吴迪看了地形，并对搭梯攀城及火力配备等作了具体部署。其它各团也都依照部署重新看了地形。
九月十九日晨三时半，各团、连趁夜幕未尽时进入各自的阵地。十团五个步兵连，在城之西与西北担任主攻任务；十团的七门迫击炮和我从张家口带来的四门炮，集中设置在城北高坡上，其任务是摧毁城头工事掩护步兵搭梯攀城；新六团三个连，在城之西与西南，新四团的三个连在城之南与东南，担任佯攻与警戒。
六时三十分，天刚破晓，晨雾弥漫，正是掩护歼敌的好天气。于是我们发出信号，十余门火炮朝城头工事一齐轰击。担任主攻的十团三连，早已集中在城西北铁路双孔涵洞附近，听到总攻信号后，连长孙玉禄率领第一突击排冲出涵洞，两个班抬着木梯，一个班掩护，朝城之西北角冲去。不料，此时薄雾散尽，朝阳迎面，战士逆光看不清城上的敌人，而敌人背光却能看清我抬运木梯的战士。当突击排冲到距城五十米处，城上的机枪、步枪子弹和手榴弹一齐倾泻下来，我突击排伤亡了大半，连长孙玉禄也负了伤。于是退了下来，换上第二突击排再次冲上，结果和前一次一样，冲到距城五十米就伤亡大半，再次退下来。之后，又把剩下的战士组编第三次、第四次抬梯突击攀城，结果也都未得成功。
经过这两、三个小时的战斗，第一、第二突击排，只剩下不足一个班。不得已，放弃了竖木梯攀城的方案，改命三连一排到城跟前寻找有无被炮火轰开的豁口，然后，再重组突击队，从豁口攀城以占领城头阵地。十团三连一排在接到这项命令后，冒着敌人猛烈的火力往返寻觅，终于在北城偏左处，找到一个被我炮火轰开的豁口，但距地面太高，单兵攀不上，只得搭人梯试攀，可是试攀多次均未成功，且伤亡很重。在此情况下，遂命令立即撤下来，暂停进攻，清理伤员，整顿队伍待命。
下午，詹大南司令员率领四十团从西线赶来。经与詹、钟商量后决定：待夜幕降临时，再次发动攻城，主攻部队仍由十团担任，把原来在城西佯攻的四连改为主攻连，突破目标就是城北偏左那个豁口。新来的四十团接城东新四团阵地，总攻开始后占领东关，并相机攻城。为了继续摧毁城头工事，把四十团十余门炮也设置在城北的高坡上，新六团仍在城之西南，新四团仍在城之南与东佯攻和警戒。
当夜六点半，我们发出总攻信号后，二十余门炮和机、步枪一齐向城头轰击。这时，早就等在火车站的四十团一连支书宁福海，带领三排向东关守敌发起进攻。他们顺利地通过了一段开阔地，不料在接近敌兵前沿阵地时，七班战士竟掉进敌人暗设的陷坑内，坑深约四尺，一时难以爬出，伤亡三、四人。于是改变打法，由七班打正面，八、九班从两侧迂回到敌之背后，经半小时激战，俘敌十余人，其余逃回城里。四十团领了东关，遂向侧翼扩展阵地。
与此同时，在城北担任主攻部队的十团四连，在团长李荣顺、政委吴迪直接指挥下，连长张振华领队直奔北城偏左的豁口。但豁口虽被炮火一再轰击，距离地面仍然很高，需用人梯才能攀上。这时敌人集中火力拼命反抗，李荣顺团长头部中弹负伤，医生韩秉章和几个战士也随之倒下，但勇敢的战士在张振华连长的率领下，终于搭成了人梯登上了城头，消灭了城上的敌人，占领了城头阵地。随后他们又朝西门冲去，一路上没有遇到抵抗。于是，他们打开了城门，让城外的部队进入城内。
这时敌人已经全部垮了，他们打开南门逃命，却被警戒在那里的新六团、新四团挡住；四十团的一部分战士也从东关赶来狙击。此时敌人明知逃命无望却困兽犹斗，于是在南门外与我军展开了一场白刃鏖战。敌人左冲右突，总难逃脱，最后只好丢下数十具尸体分头逃命。他们没有料到，早在我新四团警戒东门时，为防敌骑突围，在东门外至车站以及城之东南构筑了数道“绊马索”（“绊马索”用粗铁丝，高至人的膝盖），此时，当敌人骑兵突围到这里时，就绊倒死伤了几十人。残敌一部分顺城根溜到城北跑掉，一部分转回城里的东北角，捅开了早已挖好的洞门钻洞而逃。这时我军已全部进入城内，消灭了所有顽抗之敌。至晚九时许，战斗胜利结束。是役毙伤俘顽伪共四百余名，缴获武器弹药甚多。
新保安－－这座被日寇侵占八年的军事“锁钥”重地，终于在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九日又掌握在中国人民手中。
乘胜追击
收复新保安的第二天（九月二十日），正是旧历中秋节。虽然经过数日的苦战和通宵达旦地打扫战场，战士们还是带着胜利的喜悦迎接这个传统的佳节。若在平时，应该让指战员休息，欢度节日。可是此刻任务紧急，战机转瞬即逝，所以第二天一早就着手组建一个骑兵侦察排，一个警卫连和一个迫击炮连，作为先行部队，由钟辉琨同志率领立即出发，跟踪追击残敌，收复怀来、延庆和永宁城。其它部队 ，除十团卫生队长陈世华与五连留在新保安处理伤员和俘虏等善后工作外，均由詹大南和我率领，作为后续部队于当日下午出发。 不想刚刚部署完毕，我接到了中央二十日命令的电报：调任我为热河军区司令员；于是，这率领后续部队的任务，只好由詹大南去完成。
我军力拔新保安，使顽伪固守平绥东段的图谋土崩瓦解，当我东去行至沙城时，从延安和晋察冀首批去热河、东北工作的陈郁、孔原、胡锡奎、韩光、钟子云、刘达等四十余位同志，都也到达这里。此时获悉，怀来敌人弃城东逃，我军于二十一日晨七时收复了该城。于是，我带领这些干部，紧跟钟辉琨同志率领的追击部队，继续东行。
二十一日傍晚，我先头部队又追到延庆城西郊，着手清扫外围之敌。夜半时分，詹大南同志也率领后续部队赶来。我军正在部署围歼时，守城顽伪又仓皇弃城朝北平方向逃窜，刚从怀来逃来的残敌约二百余人，喘息未定即向我投降。
延庆城东三十余里的永宁城，是延庆川东端的重要据点，驻有伪警察二百余人，见我军连克三城，吓得一枪未打就弃城南逃。却不料，他们逃到延庆东南十八里的二道河子时，又碰上护送我们东去干部的分区特务连。连长王宁帮同志亲率一个排英勇堵击，枪一打，毙一人，吓得这股敌人调头北窜。后来，这股警察经我分区参谋长张华亭、延庆县委书记曹震的劝说，向我军投降，接受改编。
就这样，我军从九月十九日攻克新保安到二十二日晨五点收复永宁城，总共不到两天半的时间，以锐不可当势如破竹之力，歼灭了敌人，解放了整个怀来川和延庆川的四座城镇。后来，龙关城也是在这种有利的形势下，通过军事压力，里应外合解放的。
一点感想
许多往事常常在过去很多年后，才从回忆中明了其中的奥妙。列宁把历史科学形容为人类进步的“跳板”，其含义是很深刻的。
回想三十七年前新保安之役，假如当时延缓时日，错过战机而不能取胜，张家口战略要地就难以保住，晋察冀解放区就有可能被分割，被夹击。然而，由于我军迅猛攻下新保安，基本上解放了察哈尔，反而创造了分割、夹击敌人的有利形势。这就是说，要么一棋失着，满盘皆输；要么一子得力，全局皆活。新保安的确是“锁钥重地”。当年，遵照军委的命令，晋察冀聂荣臻司令员兼政委布署扫清平绥路东段顽伪的时候，命令首先攻下新保安，的确是很英明的。
由于新保安战役的胜利，使战线推到南口一线，确保了从大西北通往东北四省的咽喉要道，并且南控华北，西控晋绥，为保卫张家口战略要地做出了重大贡献，也为后来的晋察冀野战军创造了消灭蒋军的广阔战场。
一九四五年新保安战役，是平北人民子弟兵第一次尝试攻破坚城。由于当时我们还不善于土工作业，不善于用雷管炸药搞爆破，对步炮协同作战尚缺乏经验。那时，我们只靠无畏勇敢、不怕牺牲、前仆后继、不怕艰苦、连续作战，所以在攻城之际，伤亡二百余人，其中有两位团长负伤，代价是很大的；但部队得到了锻炼，取得了攻坚城的胜利和经验，这是很有历史意义的胜利。
（ 1982 秋于北京）
“历史是人民的历史，是存在的客观事实，谁也不能改变它，谁也无权改变它。自然界可以改造，长江、黄河可以改造，沙漠可以变成绿洲；社会也可以改造，资本主义社会可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人的思想意识更可以改造，只有历史不能改造，它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
（录自刘澜涛同志一九八零年六月十日在全国政协机关的一段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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