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明： 艳骨献中华 英魂垂青史－－怀念姐姐林向英
艳骨献中华
英魂垂青史
－－怀念姐姐林向英
作者：林明
每当我思念向英姐姐的时候，脑际总是萦绕着这样的诗句：
艳骨土掩何处觅，
英魂九天思神州。
一九三七年底，我在青岛与姐姐分别后，再也没有听到她的消息。抗战胜利后，几经探寻，才得知她已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献身了。
姐姐虽然只度过二十个春秋，但生命里却闪烁着战斗的火花，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姐姐原名丛祝滋，一九二○年生于文登县下徐村。父亲是早期的共产党员，曾任我胶东东海区参议长。在父亲的教育影响下，姐姐从小好学向上，聪明颖慧，性格又很刚强。记得她七、八岁时，妈妈要给她缠脚，说：“闺女脚大不好看，长大了找不到婆家。”姐姐哭闹着不肯缠，她质问妈妈：“为什么不给小子（男孩子）缠，只给闺女缠？”妈妈回答不上来，硬是给她缠上。可姐姐却趁着领我出去玩时候，把缠脚布扯下来，回家时再马马虎虎地缠上。几天后，这个秘密被妈妈发现了，让姐姐把脚缠上。姐姐只得找父亲求援，在父亲的支持下，姐姐取得了胜利，她高兴得又蹦又跳。
在我们那个偏僻的山村里，女孩子上学也罕见。一九三一年春天，姐姐第一个带头踏进本村的小学。入学后，她勤奋努力，四年就读完了初小和高小的全部课程，而且成绩名列前茅。她不仅功课好，而且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口琴、笛子她会吹，胡琴她能拉，还会书法，爱好体育，是学校有名的好学生。
一九三五年春天，我们家来了两位客人，一男一女，男名程伦（即程祥云）女名程均英（即李英岚），二十出头。两人都操外地口音，彼此兄妹相称。父亲说他俩是林江哥（原名丛祺滋，曾任我胶东区党委青委书记）的同学，从远地投奔而来。我们之间也以兄妹相称。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们是从外地秘密来胶东工作的同志。程伦还是中共胶东特委的领导成员。因为他懂得中医学，父亲就在家筹办了“福寿堂药房”，在石岛筹办了“民生药房”，以掩护他在农民和渔民中进行革命活动。父亲还介绍程大姐当了本村小学教师，便于她在知识分子中开展党的工作。因为程大哥、程大姐和我们一起生活，家中非常热闹。一到晚上，程大姐和向英姐一块读书、唱歌，给我们讲革命先驱李大钊英勇就义、苏联十月革命等故事，教我们唱《国际歌》。姐姐尤其爱听妇女参加革命斗争的故事，并且爱提问题。当她听到江西苏区的女红军打白匪军、农村妇女斗地主恶霸的故事时，瞪大眼睛追问道：“江西妇女是怎样才得解放的？我们这里的妇女什么时候能得到解放？……”她表示要向江西的妇女学习，去打日寇汉奸。
当时，胶东正孕育着一场革命风暴。父亲、林江哥正在紧张地协助程大哥、程大姐进行暴动的准备工作。胶东也和全国一样，处在白色恐怖之中，县城里时常传出枪杀共产党人的消息，向英姐没有半点胆怯，相反更增添了她对敌人的仇恨，她照常与程大姐朝夕相伴，在家里一起食宿、读书，有时还陪程大姐到贫苦农民家里进行访问、宣传革命道理，因程大姐是南方口音，姐姐常给她作翻译。
这年农历十一月四日，中共胶东特委领导农民举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武装暴动。可是这次暴动却遭到了国民党军阀韩复渠的残酷镇压，监狱里关满了无辜的老百姓。程大姐不幸被捕，程大哥壮烈牺牲，头被敌人割下来挂在牟平城东门外电线杆上。消息传来，全家悲痛，向英姐和妈妈更是痛哭失声……
反动派的残酷镇压并没有吓倒我们。父亲、哥哥不怕受连累，不怕杀头，四处托人，想方设法营救程大姐。姐姐也一声不响地从多方面支持父亲、哥哥的营救活动。
一九三六年秋，哥哥在父亲的安排下，冒着生命危险把程大姐从狱中保出来。当时，我和姐姐、哥哥都在烟台中学读书，程大姐就到烟台找我们。姐姐见到程大姐时，眼里闪动着兴奋的泪花，她急忙拿自己的衣服给程大姐换上，又陪她洗澡理发，她多么想和程大姐亲热一会儿啊！可是，为了保证程大姐的安全，组织决定让她去上海。就这样，姐姐恋恋不舍地送别了程大姐。但是，程大哥、程大姐的英雄行为却深深地感染着姐姐，激励她勇敢地走上革命的道路。
一九三六年日寇进攻绥远时，林江哥在校内发起组织了“大路歌咏队”，宣传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扩大党的影响。“大路歌咏队”很快发展到三十多人，我和姐姐都参加了。我们练唱的歌曲有《大路歌》、《开路先锋》、《毕业歌》等。姐姐还单独领着女同学唱《新女性》，姐姐特别喜欢《新女性》中的这几句：
新的女性要和男子们一同，
翻卷起时代的暴风！
……
不做奴隶，天下为公，
不分男女，世界大同。
新的女性勇敢向前冲！
歌咏活动在广大同学中迅速引起了反响，许多进步同学把它看成是我们党的地下活动，都以惊喜的目光注视着它。但是，这一活动也引起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注意。十多天后，国民党市党部通过学校训育处，以不许唱聂耳的歌曲为由，勒令解散了“大路歌咏队”。姐姐对此非常气愤。
这年冬天，姐姐又勇敢地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她在女同学中积极进行活动。“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此时，姐姐心中燃烧着抗日的怒火。暑假回家时，她天天抄收抗战新闻，编写传单到附近村里张贴，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回去到学校又参加了“救亡歌咏队”。姐姐参加演唱的《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和《九一八小调》等，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给观众以极大的鼓舞。老年人看后高兴地说：“有了这样的青年人，中国就有希望了。”
随着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哥哥、姐姐和一些同志愈感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急需提高，他们要求去延安抗大学习，党组织研究决定，同意他们的要求。于是，姐姐和哥哥同迟敬溪、迟英蔚等同志一起，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离开烟台去延安。
当时，哥哥也准备带我一起去延安，父亲也慨然应允。但是，家中没有现款可出，四处借贷，好容易才凑足两个人的路费。不得已，父亲要我留下来帮他工作，我不肯。这样我便到了青岛（原抗日先锋队的部分部队驻地）。姐姐他们去延安之前又专程到青岛看望我，我们彼此交换了对当时形势的看法，姐姐勉励我做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宁可战死，决不当俘虏！因时间关系，我们很快就分手了。谁知这次分别竟成了永诀！
一九三九年八月，我到延安后，曾到“抗大”、“华北民先总队部”等单位去打听姐姐、哥哥的消息，得知他们在几个月前就调回山东了。十月，我随华北联合大学到达敌后的晋察冀边区。在祖国大地炮火连天、硝烟弥漫的日子里，为了民族的自由和解放，每个革命战士都准备随时献出自己的生命，哪有心思去顾及亲人！何况日寇对解放区实行封锁，各解放区之间音讯隔绝，又哪里能打听到亲人的消息呢？
一九七七年，我们姐妹有幸访问了罗青长、苏毅然同志，才了解到了姐姐牺牲时的情况。
原来，姐姐到达延安后，先在陕北公学学习，后转到中央党校十九班党支部工作，苏毅然同志在党校总支工作，对姐姐很熟悉。一九三八年，姐姐在中央党校毕业后，曾在陕西渭南县女中工作过。一九三九年二月，她参加了“西战团”（即西北青年救国会华北战地工作团），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到艰苦危险的环境中做群众工作。一九四○年冬天，国民党反动派阎锡山的部下白志沂，配合日寇“大扫荡”，带领队伍大举侵犯我抗日根据地。这时，姐姐正在山西繁峙县带领群众坚持反“扫荡”，不幸被白匪包围在一个山沟里，她同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终因寡不敌众，壮烈牺牲在敌人的刺刀下。她虽然牺牲了，但她那勇敢坚定、刚正无私的高尚品质，在领导和战友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苏毅然同志在回忆姐姐时说：“向英同志性格活泼，又很深沉，她意志坚强，好学上进。在艰苦的环境中，从没向组织提过个人要求。本来她爱人在后方，她却毅然地到抗日前线做艰苦的群众工作。她在西战团时，我多次去看她，问她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要求，她总是乐观地说‘没有什么，和群众并肩战斗非常幸福’。她一直积极乐观地工作着，直到牺牲。这是我们永远难忘的。”
今天，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正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我们要发扬烈士的光荣传统，奋发努力，完成烈士们未竟的事业，实现人类最美好的理想－－共产主义！
（ 1981 年冬写于青岛。 本文刊于山东省妇女联合会于 1982 年编印的〈山东女烈士传记〉 151 － 157 页；烟台市妇女联合会编 1986 年出版〈胶东巾帼〉第 25 －－ 3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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