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雪：“街娃”的文革（上）
“街娃”的文革（上）
－－作者：林雪
黄振海，是一个生长在成都小街深巷中的“街娃”，现在已经是有些名气的画家。文革一开始，他就成了“反革命”， 和四个同学差点被送去“劳动教养”，后来成了成都市锦江中学八二六派《新锦中公社》的小头目。他几乎经历了成都文革中所有的大事件，他的经历成了成都中学生文革史的一部分。由于所处的地位和这些经历，他对文革的思考也和主流意识及上层人士迥然不同。算得上从另外一个侧面，对于成都“文革”真实面貌的补充。
这里整理出来的访谈录，仅仅是运动初期，以后的部分还会陆续与大家见面。下文中的我，简称林。黄振海则简称为黄。
林雪 2010年12月20日
第一章：我需要道歉吗？
林：现在关于文革的诸多论点中，有一个论点争论得比较激烈：到底有没有“平民的文革”。这个所谓的“平民的文革”，意指老百姓对于文革与上层中层完全不一样的意图，不一样的感受。你出身平民，后来成为锦江中学的“中八二六”小头目，几乎参加了成都文革的所有的大事件，不知道你对于这样的问题怎么怎么看。
黄：我认为文革的意义对于不同的人群是区别的。也许在有的阶层，文革的目的就是争权夺利，可是在我们平民眼里，特别是在我本人，是因为不得已被牵连其中。解放后的那么多次运动，与老百姓是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比如说“镇反”是镇压有钱人，“反右”是镇压文化人，平民们只不过是在一边喊喊口号，看看热闹，知道有那么一回事。可是文化大革命却不同：它一开始就整到了我们老百姓的头上。那时候我还是一个15岁的孩子。
整件事情恐怕要从对工作组的态度变化说起。我们学校的工作组，刚开始是来搞“四清”的，叫做四清工作组。住在学校里的一栋单独的房子里，不轻易与普通师生接触，很神秘。在我们的眼里，他们每个人都是代表党的，是很优秀的，全校的师生对于他们都是很尊敬的，敬而远之。到后来，四清工作组成了“社教工作团”，再后来教室的喇叭里宣布，他们成了“文革工作组”，开始领导学校的运动，这些成员才走出来和大家见面，在他们的周围，立即团聚了一批积极的“革命师生”。开始他们还只是照本宣科读报纸，动员写大字报，批判北京的“三家村”啊什么的，后来大字报的矛头就引向了学校内部的老师，特别是有一批60年代参加过“二师闹学潮”的老师。听说其中领头的被逮去坐牢了，剩下的留在学校“内控”，工资每个月只有十几元，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被重点监视。
我们和所有的人一样，从小都是绝对听党的话，党说谁好谁就好，说谁坏谁就坏。现在工作组就是党的代表，叫我们批判谁就批判谁。记得正是1966年的七八月，“六一社论”－－就是那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都已经发表了。各个学校的大字报都很多了，墙上贴不下就在树与树之间牵上绳子，把大字报挂在绳子上。因为社论上说要批判“专家”“学者”“反动权威”嘛，我们也写，都是批判老师的，不过也找不到什么“钢鞭”内容，不过是某老师讲“三角函数”的时候不严肃，扯到“韩包子”上去了之类的鸡毛蒜皮。这类事情写多了就会觉得没意思，于是就跑出去看别人怎么写的，尤其是九眼桥的四川大学，那里不但大字报多，而且还激烈辩论，很刺激，觉得有水平。看了几天回到学校，风气就变了：一直都很要好的四个同学，突然成了“反革命”。
林：四个什么样的同学？
黄：同学陈，和我是邻居，从幼儿园开始就同学，他的个性虽然有点“牛”，其实是个老好人，他爸是街上卖豆花饭的，做小生意，后来不知道怎么说成了“国民党的连长”，反动军官。同学康，他的父母解放前都是大学生，只是因为家庭出身是地主，解放后一直抬不起头，父亲只好去拉架架车，康本人有点野，喜欢打架，但是因为父母的成分不好，言谈也很谨慎，绝对不说过头话。同学谢，父亲好像在“伪军队”当过文秘之类的，写一手好字，虽然成分也不好，但是很听党的话，算起来是最老实的。还有同学许，他爸解放前与其他三个人合买了一辆汽车做生意，算起来只有一个轮子，却因此划成了“不法资本家”，但是许本人成绩好，不调皮，是个十足的好学生。他们之所以成为“反革命”，是因为蹭坏了一张大字报。
林：那大字报很重要吗？
黄：大字报的标题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揭露喻春芳。喻春芳是学校里的一个党员老师，工人出身，平时穿着朴素，有些不苟言笑。或许就是她的“不苟言笑”让人不舒服，运动一来就成了攻击的目标。那时候虽然省委已经要求所有的大专院校一律“停课闹革命”，中学生也开始写大字报，可是课还是要上的，而且还上晚自习。“闹革命”也不耽误调皮捣蛋，那些天他们四个人发现班上一个刚刚转学来的男生，居然和一个漂亮女生好上了，每天晚上下了自习课都要去送她。几个家伙就躲在教学楼下的墙根里，准备“跟踪追击”，听听他们说了些什么。没想到挤来挤去的，就把贴在墙上的那张大字报蹭掉了一只角。第二天就被一个“阶级斗争觉悟高”的高中生发现了，认为这是“撕毁革命的大字报”，是个“反革命事件”，就去向工作组汇报，而且把场面形容得很刺激：昨天晚上，看见有几个黑影在墙角晃动，今天早上就发现大字报被撕毁了！
当时各个中学的形势已经很紧张。我们城南片区的锦江中学、盐道街学校、十六中、簧门街中学、南虹路等中学的工作组，属于同一个工作大队。其中十六中的工作组，搞得最红火，把一个叫钟兴泰的老师打成了“牛鬼”，钟老师虽然断了一只胳膊，但是很能写，不断写出大字报来反驳对他的攻击。十六中还揪出了三个“反革命”高中生。这三个人的名字我也记得很清楚：邹德义，吴久高，龚述仁。三个都是好学生，都是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物。他们此时写大字报，不过是学着清华附中的那些红卫兵，说工作组压制革命师生，转移斗争的大方向，学校的运动死气沉沉……而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是受到毛主席支持的，所以他们写的大字报理直气壮，被工作组认为“非常嚣张”。记得我们城南片区所有学校的学生，都到十六中去参加斗争这三个“反革命学生”的大会，把那个大操场塞得满满的。
林：在这样的气氛下，各个中学都会“攀比”着揪反革命，锦江中学这个“撕毁革命大字报”的事件，肯定就是“阶级斗争新动向”。
黄：就是。那天早上我一进教室，就有人悄悄告诉我：他们几个人去撕大字报，遭了！我一看，所有的同学都自觉地和他们“划清界限”，几个人孤零零的缩在角落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一看我来了，都来向我诉苦。我开口就问：工作组是什么态度？
林：工作组的态度很重要。
黄：当然。工作组代表党嘛。毛主席说了：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现在群众是没法相信了，就只有把希望寄托在党的身上了。工作组开始的确没有表态，只是和颜悦色地把他们找去谈话。几个人还没有想到大字报的事情有多么严重，只是想抵赖“跟踪”的事情，因为这事说出去很不光彩，甚至有些“低级趣味”，所以一口否认。没想到工作组很快翻了脸，拿出了“罪证”－－就是那块被蹭掉的大字报，紧接着号召全校的“革命师生”立即起来，背靠背地揭发，“狠狠打击他们的嚣张气焰”。我回学校的当天下午，就开他们的批判会。每个教室里都安了小喇叭，各个班都坐在教室里听，很多平时要好的同学都成了“革命群众”，在喇叭里揭发批判这几个人的“反革命言行”，把平时开玩笑的话都拿出来上纲上线。比如有人揭发，说一次他们几个去和建筑工人捣乱，扔石头，是“极端仇视工人阶级”，而且还有人出来“作证”，当证人。我觉得太无聊了，当时就说：证人是可以“培养”的嘛！
林：你为什么不怕？
黄：怕什么？在我们“街娃”中间，“义气”很重要，而且不知道天高地厚。我绝对不相信他们是什么“反革命”，所以也绝对不会和他们“划清界限”。再说了，我刚刚在外面看了两天大字报，马恩列斯的语录学了一大堆，还有很多“新名词”。他们向我诉苦，我根本就不听，用不着听，因为无论是中央发布的《五一六通知》，还是那个《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都说这次运动的重点，一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二是“盘踞在思想战线上的大量的牛鬼蛇神”，和我们中学生有什么关系？这明明是转移斗争大方向嘛。
林：你的“勇敢”管用吗？
黄：我算老几啊。我眼睁睁地看着几个同学不断被政治老师找去“分别谈话”。这里要说明的是：运动一开始，政治老师就成了一个特别受到重用的群体，他们坚定地站在工作组的周围，随时都准备听从召唤，出手揪人，令其他老师都“退而远之”。找同学陈“谈话”的是一个姓马的政治老师，也年轻，平时还和我们一起开玩笑，可以说是真正和我们“打成了一片”，很受学生拥戴一个人。可是现在马老师把同学陈喊到一边去，正起一张脸不知道在说什么。突然，我们看到同学陈惊恐地嚎啕大哭，一边哭一边看着马老师往后退：呜呜呜……你狗日的才是反革命！后来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马老师层层推理，步步紧逼，三句话就把他装进了圈套，分明是想逼他自己把自己说成反革命。同学陈本来是个有些羞涩的男孩，他本来是很崇拜马老师的，此时突然放声的嚎哭，既是因为“冤枉”，更是因为突然发现自己被敬爱的人“骗”了，他所尊敬的那个“好马老师”没有了，他信仰大厦的“一只角”崩塌了。从此之后他是谁都不能相信了。直到现在，同学陈都会时不时都会突然地“嚎”几声，弄得大家莫名其妙。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起当时的情景。可见这件事情对他的影响之大。
我当时气坏了，说如果你们几个都成了反革命，那么天下所有的人都是反革命！他们乱整，我们去告他们！
几个人都已经被吓坏了，把我当成了大救星。我倒不是有什么“独立见解”，只是坚决地“相信党”，相信我们学校的工作组做错了，“上级党组织”肯定会来纠正的。但是，这个“上级党组织”到底是谁呢？不知道。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不能去找教育局，因为教育局就是工作组的顶头上司，相当于工作组的“爹”，当爹的肯定是要帮儿子说话的。得去找比教育局更“上级”的党组织。我突然想起人民南路的陕西街有个高教局。就这个“高”字，肯定比教育局的水平要高，离我们学校又近。第二天一大早，就带上他们四个人去了。
接待我们的是一个中年人，样子也是个处长之类的，态度很和蔼。我说得慷慨激昂，大道理一套一套的，说学校工作组和党中央的方针没有保持一致，转移斗争大方向，把矛头指向我们学生，目的是要保那些“牛鬼蛇神”过关。那干部认真做了记录，还让大家填了一张表格，把姓名、年龄、班级都写下来，说是要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我们得意啊，觉得自己成了大人物。谁写了错别字，大家还笑他。现在回想起来，有点像阿Q临死的时候画的那个圆，费了很大的力气还没有画好，觉得很遗憾。
林：完全没有想到实际上他们都是一伙的。
黄：岂止是一伙，厉害得多。我们还在回去的路上，高教局的那个干部就把电话打到学校去了，说我们几个去告了工作组的状，要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特别要注意那个名叫黄振海的学生，他背后肯定有人。结果是我们一进学校的大门，就被分别“请”到不同的教室，个别谈话，核心内容就是要交出“幕后黑手”，因为高教局的那个干部说，按照我们这几个中学生的水平，绝对说不出那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道理，肯定是背后有“黑手”在操纵。
林：（笑）他们不知道列宁说过的一句话吗：“革命时期群众在一天中学到的东西，比平时一年里学到的还要多。”何况你已经在外面看了好几天的大字报了。
黄：当时这句话满天飞，他们不可能不知道啊。他们是不相信。不相信几个“街娃”学生的“马列主义水平”比他们还要高。在以后的几天里，全校停课，“全体革命师生”集中火力批判我们，大字报铺天盖地。我们几个当然不甘心就这样“束手就擒”，不停地在争辩。就在这个时候，工作大队的张队长到我们学校来了。
张队长是个北方人，长得高大魁梧，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中气很足，每次来的时候都坐一辆小轿车，下来的时候很神气地抖抖肩上的军大衣，一看就是个大官，革命老干部，让人不由得肃然起敬。我们一看他来了，就觉得有希望了，因为他是上级党组织，领导着整个城南片区中学的运动，是有水平的，是公正的，绝对不会冤枉我们的——党怎么会冤枉好人呢。
我们被叫到了工作组的大办公室，全体工作组的成员都在，那些“紧紧团结在党周围”的老师和同学也涌进来，把一个大办公室挤得满满的，大约有四五十个人。工作组拿出了四个人蹭掉的那块大字报，“铁证如山”，告状同学拍着胸口出来“作证”……我们激烈争辩，表白我们的确不是“反党”，我们只是去向上级党组织反映工作组的错误做法，我们是坚决相信党的……
林：现在的关键人物是那个张队长，他怎么说？
黄：他坐在那里，只是听，就是不表态，越是让我们充满了希望，一个劲地在他面前表白自己，希望他能够为我们“伸冤”。会议从下午一直开到黄昏，最后张队长做了总结性的发言，一句话就给我们定了性：撕了大字报，就是破坏文化大革命。还要去状告工作组，性质就更恶劣了。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你们去告工作组这件事，要从思想深处挖根子，找原因！
张队长的表态，无异于“法庭判决”，把我们几个完全震懵了，心想他是不是说错了，或者是我们听错了？可是他的确是这样说的，说得斩钉截铁，义无反顾。于是我们几个人开始反抗。我义正言辞，一口一个“你们完全是污蔑！”“你们和党中央背道而驰！”同学陈则破口大骂。张队长指着他说：你小子犯了这么大的错误，还有脸在这里胡闹？！同学陈气坏了，从桌子上抄起一个白瓷的茶壶朝着他喊道：日你的妈哟老子给你掟过来！当时就有人“挺身而出”，一下子就站到了张队长的前面，那阵仗好像要用胸口替他挡子弹。
林：你们居然敢威胁工作组的大队长！
黄：张队长脸都气黄了，站起来说今天就到这里，明天继续开会！第二天，会场转移到我们的教室。头天的事情已经成了学校里的特大新闻，除了我们班上的同学，那些“积极分子”都来了，教室里挤不下，就挤在走廊里。张队长气昂昂走进来，站上讲台开始讲话。他情绪激动地说：同学们，昨天有人还想用水壶来打我！为了革命，打我我可以忍受，但是，要杀我就不行！我就要自卫！当然了，打我也好杀我也罢，都算不了什么，但是，你们要反对毛主席，我就决不答应！！
他说到这里，声音发哽，泪花包在眼眶里。教室内外的人都被他的“激情”感动了，有人站起来带头高呼口号：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
谁要杀他了？谁要反对毛主席了？昨天的事情跟毛主席有什么关系啊？可是现场，已经完全没有我们辩解的余地了。就在这一瞬间，我们突然发现自己完全不是什么“祖国的花朵”，也不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们已经变成了电影《暴风骤雨》里被贫下中农斗争的地主分子“韩老六”，成了人民的敌人。
林：心里害怕吗？
黄：当然害怕了。我们再是调皮捣蛋，再是“费头子娃娃”，可是我们也是带着红领巾长大的啊。记得就在几个月前，我们全班参加学校举办的歌咏比赛，大家在棉袄外面套上白衬衣，打着红领巾，化了妆，上台去唱《永远不能忘，阶级仇恨深如海》，还得了个第一名，高兴得欢呼雀跃。可是现在，我们突然就变成了“地主韩老六”，成了老师和同学举起拳头要“打倒”的对象，这个“弯”也转得太大了。
林：通常在这样的情况下会出现两个极端。一个是精神上完全垮了，“认罪伏法”；另外是鱼死网破，拼死一搏。你们属于哪一种？
黄：我们也觉得自己“闯祸了”，很紧张，很沮丧，因为我们都从父母那里知道“犯错误”的后果是很严重的：就像那些“右派分子”，不但自己一辈子翻不了身，而且还会连累父母亲人。有同学端起碗就哭，我心里也是沉甸甸的，饭都吃不下，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可是究竟错在哪里，始终想不明白。是不应该去告工作组？是不应该去和张队长顶嘴？可是未必然就眼睁睁地让他们把我们打成反革命？就是杀只鸡也得扳两下嘛。再说此时的工作组拼命想要“扩大战果”，几个初三的学生靶子太小了，费这么大的劲不划算，得揪个大点的。他们认定“黑手”是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因为他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学校工作组的组长私下来做我们的工作，她很“同情”地对同学陈说：“我知道你是受蒙蔽的，受蒙蔽无罪嘛。明天开大会的时候，只要你出来揭发班主任，就说撕大字报是他指使的，就保证不再追究你们几个。”这样的做法分明就是无中生有，陷害忠良，未免也有点太“下作”了嘛。
林：那你们怎么办？
黄：同学陈当时心里害怕，也答应了。可是第二天开会的时候，工作组长点名要他发言，揭发幕后的黑手，他却始终不吱声。最后实在是逼急了，他小子一转身，居然指着组长本人大声说：就是她！就是她给了我一角五分钱，让我去撕大字报的！
林：“鱼死网破”了。不过点子有点“歪”，是不是你的主意？
黄：不是。是他自己的主意。不过对于这种诬陷的愤恨，却是我们共同的。班主任是个很老好的人，那时候我们一下课就泡在锦江河里打水仗，打了上课铃都不起来，班主任跑到河边急得直跳脚，对我们伤透了脑筋，一点办法都没有。这样的老师会指使我们去反党反社会主义？借给他二十四个胆子也不敢啊。栽赃陷害这样的好人，真是没良心。
林：他们做梦都不会想到你们这样已经被“划入另册”的初中生，几个没有任何后台的“街娃”，居然敢在大会上当面造工作组组长的谣。斗争肯定会升级。你们怎么应付这个局面？
黄：头天下来我们就商量了：既然他们已经定了性，把我们当成了阶级敌人，就根本就没有我们说话的余地，怎么说都是不老实，说不好还被他们抓住把柄。干脆就不说。咱们好汉不吃眼前亏。现在最重要的，是把那些斗争我们最积极的人，都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全部都要记下来，以后才好报仇。包括那些 “揭发”我们的同学，那样的“罪行”在他们身上也能够找到一大堆，我们什么时候翻身了，也要起来揭发他们，还有那些斗争我们的老师，一个都不放过，让他们也尝尝当反革命的味道！我们最恨的就是那个最先去告发的高中生，商量着怎么去把他打一顿。当时当然是不可能的。这个仇到一年之后才报了。
林：怎么报的？
黄：那时候我已经成了锦江中学八二六的头头，那家伙也参加进来，成了我的兵。一次约好一起去和另外一派的打架，到时候他倒是去了，可是我们几个都不去，结果他光杆一个，孤立无援，被人家着实捶了一顿，挨惨了。可把我们乐坏了。真是君子报仇三年不晚。
林：听起来有点孩子式的恶作剧。话说远了，还是说第二天的斗争会吧。
黄：在第二天的会上，我们的原则就是不开腔，任随他们口号连天，就是不开腔。实在是躲不过去，就承认，什么罪名都承认。同学陈之所以要出来反咬一口，是因为实在是逼急了，忍不住了耍了一“横”。说完了又不开腔了。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这样会场上就很没劲啊，可是也拿我们没办法。
林：就这样逃过了一劫？
黄：不可能啊，革命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就在这个时候，有人站出来，指着我大声说：这个黄振海，昨天是何等的嚣张，今天怎么就像一只缩头的乌龟趴在那里，不吭声了呢？革命师生们，大家要擦亮眼睛，千万不要上他的当！他一定有更大的阴谋诡计！此言一出，宛如晴天霹雳。我抬头一看，大吃一惊：此人居然是我的数学老师。
林：既然那么多人都在揭发，为什么只对他大吃一惊？
黄：这个揭发的人姓魏，人称“魏铁嘴”，学者风度，知识渊博，教数学教得特别好，讲起课来妙趣横生，我和很多学生都崇拜他。因为我的数学成绩好，他还表扬过我。我现在都还记得大家在食堂吃饭，和他一起说说笑笑的情景，那时候我们这些学生能够和魏老师在一起吃饭说笑，简直就是值得炫耀的“荣幸”。再说我觉得只有那些热衷于政治、或者平时被人看不起，现在急于“挣表现”的人，才会这么积极地起来揭发别人，因为搞政治很容易啊，根本就用不着什么学问，就是揪反革命嘛，就像警察就是专门抓小偷的，屠夫就是专门杀猪的。可他一个专业课教得那么好的老师，怎么也搅合进来了？更要命的是因为他有智慧，目光就更加“犀利”，这话的准确度太高了，简直是一语中的，击中我的“命门”，因为我确实在暗中策划“秋后算账”，这确实是“更大的阴谋诡计”。要是他进一步顺藤摸瓜，真的摸出了“更大的阴谋”是什么，我们就都别想活了。我们毕竟只是十几岁的孩子，政治上还没那么老练，差点就沉不住气，觉得这太可怕了。事实上此言一出，会场上的情绪高涨，我们的境遇确实更糟了。
林：说起文革，很多人的印象都是学生对不起老师。因为那时候的学生太年轻，很容易受煽动打人。可是他一个老师，为什么对这些十几岁的、自己的学生如此下手？
黄：我也不明白，只是觉得他的“揭发”和别人不同。比如说工作组长，她在斗争会上的慷慨激昂，是理直气壮的，是真的认为自己是站在党的立场上，在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作斗争。可是这个姓魏的不同，当我抬头看他的时候，他马上避开了我的目光，这说明他是心虚的，他知道我们不是什么反革命，可是他却继续揭发批判，死追猛打。他到底是为什么要昧着良心说话？直到后来我当了学校八二六的头头，在学校后面的老城墙根逮住了他，他自己才说出了真话。
林：他说为什么？
黄：他说：是“他们”喊我这样做的。
林：这个“他们”是指的工作组吗？
黄：当然。他还承认他摇动“三寸不烂之舌”来陷害我们，是因为“有私心”。
林：那“私心”又是什么？
黄：往上爬呗。
林：你打他了吗？
黄：没有。我身上确实带着枪，一把美国柯尔特手枪，而且当时我已经带人打过了工作组的张队长，打得他胃出血；还打过了市委宣传部的白部长，给了他一耳光。一听姓魏的说他整我们是为了他自己的“私心”，我禁不住就伸手去摸屁股后面的枪，可是我最终没有拔出来，我甚至都没有打他，还禁止了同伙们打他。他这样不惜践踏学生对自己的尊敬、同时也践踏对自己的“自尊”，不惜踩着学生的脊背去往上爬的人，太卑鄙了，仅仅用“打”的方式，未免太简单化，我得学着他当年斗争我们的口气，也来“挽救”他一回。于是就学着工作组训斥我们的样子，狠狠地训斥他，“教育”他，伤他的脸面和自尊心，看见他缩在老城墙的黄泥巴地上抖抖索索唯唯诺诺的怂样，我心里升起一股莫名的快意，觉得比打他还要痛快。最后我高高在上地说了一句下台阶的话：我看你是个才子，今天饶了你！说完带着我的那些同伙，走了。
林：这样的“秋后算账”，是不是带有“精神胜利”的意味？
黄：杀人不过头点地，只要他认了就行。何况他还曾经是我非常钦佩的老师，是一个才华横溢的老师。当然了，他并非真正认错了。他后来成了市里部长级的干部，我想直到今天，他也是恨我的，一直在恨我逼他“认错”丢面子的这一幕。其实我是很希望他能够看到这篇文章的，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林：不说他了。说你怎么打工作大队的张队长吧。你是什么时候知道工作组“犯错误”的？
黄：根本就没有“犯错误”这一说。就在斗争我们的热潮中，一天锦江中学的全体师生到临近的盐道街学校，听刘少奇邓小平的讲话录音。人太多，乱哄哄的，根本听不清楚，反正和工作组啊文化大革命啊有关系。
林：我当时就是盐道街中学的学生。记得那是8月3号，中共成都市委在全市分片召开中学师生员工大会，各个会场都播放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在北京高等和中等学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录音，之后宣布了成都市委的通知：立即撤销各大专院校的工作组，并尽快撤销中学工作组。
黄：这才知道工作组要撤了，原因是上面说的“派工作组的办法，已经不能适应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要求”。就这句话。根本就没说“犯错误”。又过了几天，看到一张传单，那传单有半张报纸大，而且就是用新闻纸印的，以至于在我的印象中它就是一张报纸。上面的标题是“毛主席《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我一看，特别是这几句：五十多天来，他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灭无产阶级的 威风，长资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这简直就是专门为我们几个人写的，写得太好了！
林：真是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毛主席是咱的大救星。这也是当时的很多造反派“誓死紧跟毛主席”的重要原因。至于发现上当，那是后来的事情。
黄：就是。我兴奋得一晚上没睡觉，第二天一大早就跑到学校，砰砰砰踢着工作组的寝室门，大喊大叫。吓得组长在广播里喊：全校革命师生们，大家要注意生命安全！我们冲进去，把传单拍在桌子上：看！毛主席为我们撑腰了！工作组长拿起那张传单，看过去看过来，半天才说：这是传单，我们要等正式的文件。还是不认账。我气坏了，抓起传单放在他眼皮子底下：你敢怀疑毛主席？
这张大字报一出来，世界就完全乱了。我们不上课了，到处去闹革命。记得是在“步行串联”之后，就是快年底吧，学校老师成立了《红教工》造反组织，开大会斗争工作组，都认为把我们几个学生打成“反革命”这件事情做得太黑了，让我们回去“控诉”。我们几个在台上声色俱厉，声嘶力竭，按理说应该是一报还一报，报仇雪恨了。可是无论怎么斗，总是有一个很奇怪的感觉：觉得他们把我们打成“反革命”，是“正式”的，能够给我们一辈子“定性”。而我们来斗争他们，是“非正式”的，不作数的。他们的背后好像有一根擎天大柱撑着，是打不倒的。
林：于是就想再去打他一顿？
黄：还是没有起这个念头。因为在此之后，周恩来总理有个讲话，意思是说工作组也是执行上级的指示，责任不完全在他们。于是斗工作组的浪潮就渐渐平息了。大家觉得周总理的话，还是应该听的。如果那个张队长后来不在我面前抖威风，特别是如果我们不知道他们打算要把我们送去“劳动教养”的事，我想事情也就到此为止。可是这两件事情，都发生了。
林：详细说说。
黄：记得是“二月镇反”的时候，川大八二六和成的工人造反兵团的人，倒卷着旗帜去人民南路“向毛主席请罪”，跪倒一大片。我看了觉得很憋气，回来到走马街口子上，突然有一部华沙牌小轿车在我面前刹住，从车上走下来一个人，拦在我的面前，很神气地抖了抖肩膀上的军大衣，斜眼看着我哼了一声，然后又钻进小轿车，开走了。等我回过神来，才想起那个人就是张队长。后来“二月镇反”结束了，八二六和兵团的头头都从监狱里放出来，翻了身，成了中央肯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气焰越是有些嚣张。工作组已经撤了，我们就报复那些斗争过我们的老师，其中就有后来的“班主任”——她是个党员，完全按照工作组的意图，在班上可是把我们斗惨了。我们满心的仇恨，用叉头扫把打她，她一个劲地认错坦白，说出了一个秘密：当初工作组向上面打了很正式的报告，而且上面也正式下了批文，要把我们五个人，送去劳动教养。我们跑到档案室把档案翻出来，在几尺高的揭发材料里面，果然发现了很正式的红头文件，还有文号，一式五份，分别写着我们五个人的名字，由当时的市委宣传部部长白紫池亲笔签名，要把我们送去劳动教养。记得那签名还写得很潇洒－－白紫池的字写得不错。
林：这下子“恶从胆边生”了。
黄：你想想：就因为蹭掉了大字报的一只角，我们五个人就去要当劳教犯？劳教犯可是比“右派分子”还要恶劣啊－－因为在老百姓的印象中，“右派分子”起码人不坏嘛，而且还都是些有学问的上等人，“劳教犯”就是些社会渣滓，下三滥。我们都还是十几岁的孩子，这样一来不但我们这辈子完了，连爷爷奶奶父母兄弟前亲戚朋友都牵连其中，没脸见人了。我怒不可遏，带上兄弟伙直接去了张队长的单位，就在办公室把他暴打了一顿，打得他胃出血，临走的时候还扔下一句话：给老子写检讨！
我们一走，他就住进了医院，一个星期之后才把检讨交上来。那检讨写得很聪明，什么都承认了，又什么都没有承认。我们哪里肯罢休，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当初总是说我们不老实，现在我们还是说他不老实，追到他家里，命令他重新写。不但是他了，连他老婆都吓得发抖。
林：这件事情是不是对你的性格起了很大的影响？
黄：当然。在这之前，我从来都没有打过人，而在这之后，我心里满是仇恨，打了一些人。
林：那么后来呢？
黄：文革之后，我就再也不打人了。
林：这次要是再打，就要出事了。
黄：幸亏他那女儿。那女孩大约十来岁，看着我惊恐万分，吓坏了。我一看她那眼神，就手软了。于是就放了那姓张的一马，算了。
林：不管怎么说，打人不是件好事，周围的人怎么看？
黄：城南片区的老师们听说姓张的挨了打，奔走相告，因为工作组一进学校就在教师里面划出了大批“反革命”，我们总算是为老师们都出了一口气。特别是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当初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几个平时不听话的“费头子娃娃”，能够在那么关键的时候守住做人的“底线”，挺身而出为自己的老师“挡子弹”。这在当时是许多“大人物”都是办不到的。他到临死的时候都记得这件事情，对我们、特别是对同学陈充满了感慨。
林：把张玉龙打了，后来也逼着“魏铁嘴”认错了。还有白紫池白部长呢？
黄：也打了。我们去市委，费了很大的周折才找到他。他躲在市委隔壁的羊市巷的一间屋子里，手下还有几个人。我们一上去就捞拳扎袖，日妈倒娘地冲他直嚷嚷。他嘴上说着很文雅的官话，那表情有些莫名其妙。我一看更气了，觉得他干了这么大的坏事，差点断送了我们五个人的前途，还挺沉得住气的，这虾子！上去就给了他一耳光！
林：就打了“一耳光”？
黄：就打了一耳光。他和张队长不同的是：一是没有直接面对我们，斗争我们，激不起那么大的仇恨。再说此事毕竟没有成为现实。二是我们在心底还是有个说起来很“阿Q”的潜意识：我们打的毕竟是一个大官儿啊。要不是文化大革命，要不是造反派翻了身，我们敢打他这样的大官吗？给他一耳光，心里已经得到满足了。当然 还有一个原因：我们打姓张的已经把气出够了。打他的时候，心中的“气”已经是强弩之末。他当时有些莫名其妙的样子，显然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打他，现在想起来，他可能已经记不得他在这样的文件上签了名。他一天要签多少文件啊，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人家把材料送到他的手里，他就签，就像个签名的机器。
林：文革前，他是成都市委宣传部长，文革初期，他当了很长时间的成都市文革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尽管签发的文件多，或者是形势所逼，不得不签，可是因为蹭破一张大字报就把五个初中生送去劳教的事情，应该是有记忆的。
黄：他自己到底是怎么想的，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林：你最基本的心理，还是“有仇不报非君子”。
黄：就是。打了工作组的头头，还要报复那些“团结在党的周围”来批斗我们的“革命师生”。所有得罪过我们的人，揭发过我们的人，逼迫我们的人，特别是那些跳得高的，“左”得厉害的，几乎都遭到了报复，包括那个马老师。有些女的，不好动手，也得吓唬吓唬。不过很多人不是我们动手去报复的，根本就用不着。不久就闹“红五类”“黑五类”，我们班上五十四个同学，有三十七个成了“黑五类”。三十七个啊，还不包括我这样出生于小手工业者家庭的“麻五类”。当初揭发斗争过我们的那些同学，几乎全军覆没，都成了黑五类的“狗崽子”，尝到了人下人的滋味。这个时候，我又站出来，和那些“红五类”辩论，当时我反击的“名言”非常蛮横：那些说别人是狗崽子的人，自己就是狗崽子！！没有想到一语成谶，这话很快就兑现了：紧接着那些干部子弟的父母纷纷被批斗，他们果真成了“狗崽子”。
林：这么多年过去了，你现在也是六十岁的人，怎么看当初的这段历史？
黄：这个事件是我人生的一条分界线。在此之前，我和我的那些同学们，都是绝对听党的话，我们已经是党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搬，已经是党的刀枪，党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可是没有想到，我们最后还是被变成了党的敌人。工作组派出那些“积极争取进步”的同学，还有学校的党团员，到处去收集我们的“材料”。他们找到居委会的党组织，还有家长工作单位的党组织，然后再通过党组织去发动群众，让我觉得所有的“党组织”联起了一张网，网起了所有的“革命群众”，完全将我们置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不但收集我们的材料，还要收集我们家长的材料，因为家长肯定也是“黑后台”之一。别说是那几个本身就“有问题”的家长了，就连我妈也有人乘机举报，说她“污蔑税务机关”。
于是，从张队长宣布我们是“反革命”的那个下午开始，经过十几年的教育建立起来的信仰，就完全崩溃了，从此再也不相信他们。从虔诚的“信徒”，变成了“自由人”。
林：现在很多当年红卫兵都站出来，向被自己伤害过的人道歉，你呢？
黄：我在三十多年前就已经道歉了。大约1973年的9月吧，我插队回来读了个进修班，就去六中教书，发现当年锦江中学一个姓汪的“右派老师”也在六中。在我们的印象中，汪老师长得一表人才，穿一身干净的中山服，可是从来都没上过课，学校给他安排了一间小屋，既是寝室也是“办公室”，不知道他成天在干什么。文革一来，他就被揪出来，后来我们造反，自然也把他当成了“专政对象”，虽然我自己没有动手打他，可是心底还是把他看成“阶级敌人”的，同伙们对他“无情斗争”，我是没有阻止的。当时看到他，我的心里非常矛盾，想了一个晚上，决定去给他道歉。第二天我找到他，他很快想起我是谁，很高兴地给了我一拳：你这个黄振海！我嗫嗫地说汪老师，那些年我们不懂事，做了些很对不起你的事，请你原谅啊！汪老师急忙摆摆手，说不怪你们！我从来都没有怪过你们！后来汪老师还给我介绍对象，可惜我已经结婚了。
我是一个好人，却在那样的年月里，也伤害过很多的好人，为此我真诚地向他们道歉。可是打了刚才说的这几个人，我从来都没有后悔过。中国的老百姓，已经活得很不容易，还动不动就要因为一点点小事情送监狱，劳改劳教，连十几岁的孩子都不放过。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连一丁点向我们道歉的意思都没有，反而依然在记恨着我们。你说到底应该谁向谁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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