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杨公社：我的吉林老乡
我的吉林老乡
－－作者：柳杨公社
一、“老猪”
几十年了，他的真实姓名我早已忘记，只记得大家伙儿管他叫“老朱”，从我来到吉林省中部怀德县柳杨公社小山大队第7生产队，一个贫穷的生产队插队落户的那天起。后来我知道，此“朱”乃猪八戒的“猪”。
那一段时间“老猪”是我们19人集体户的常客。只要他不外出，总要在工余饭后到我们中间转悠。脑袋上随随便便歪盖着一顶好几处露着光板的狗皮帽，穿一件油黑发亮皱巴巴的棉袄，一根高粱秆腰上一扎，两头一拧，往里一塞就是腰带。他双手拢在袖管里，脚上趿拉着一双开花的棉胶鞋，嘴里哼些含混不清的二人转小调，还要卡着喉咙，憋着气，尖声尖气学着娘们声音，到了得意处一定要拧拧腰扭扭屁股。
“老猪”欣赏上海的奶糖：“这才叫有味！”他说。也喜欢上海的香肠，虽然他说“就是太甜，我们吃不来。”尝过我们的炒年糕，他用袖口抹抹嘴，露出不屑一顾的神情：“哼，这叫啥玩意儿，和咱们的土豆干差不离。”他咂巴着嘴，品尝着太仓肉松，下着结论：“妈的，和棉花絮一样一样。”
他在炕沿边坐下，从怀里摸出半本破损的掉了皮的《语录》，撕下一张，再从油腻的布袋里抓一撮烟叶铺上，用手指细细捏碎，双手灵巧地一转，吐舌一舔，一支烟叼在嘴上了。随后一股浓烟伴着呛人的辣味弥漫开来。”老猪”深深吸上一口，也忘不了评论上海烟：“好看是好看，不中抽，一点劲儿没有，还是我的蛤蟆烟。”说着一口白沫从嘴里飞出，直落对面的墙根。
有时，他会突然用手捂住大腿，或者用手按住腰部，一声不吭，慢慢解开腰带，松开裤子。只见他神情专注，一只手在外面按着不动，另一只手小心翼翼伸进裤裆，或者翻开裤腰；外面的手缓缓松开，里面的手步步进逼，突然出击，手指一捏，一挤。“瞅瞅，”他得意洋洋：“一只虼蚤！”我们看傻了眼，佩服却也难受，浑身都不自在起来。
“老猪”老是来，东瞅瞅西拱拱，免不了弄得大家厌烦，况且我们的库存也日渐贫乏，后来，他终于很少光顾了。
杀猪的日子，对我们来说如孩提时代过年一般，集体户人人喜笑颜开，往日间的龃龉一扫而空，大家咽着口水拟定菜谱。但谁来操刀主宰，眼前这才是最主要的。”老猪”会看火候，晃晃悠悠闻风而来，代价吗？好说，按乡规一副下水。
马上，被我们喂养了许久却老不长个的小胖猪“噜噜”，哼哼哈哈呼呼嗤嗤极不情愿地被五花大绑在屋前的长板凳上。”老猪”挽起袖子，手臂上青筋暴凸，他往手心“呸呸”吐上两口，一把抄起禽刀掂了掂，大喝一声“着！”刀尖直往“噜噜”咽喉捅去，一声惨烈的尖叫，“噜噜”怒睁双眼拧身蹬腿挣扎，”老猪”也瞪大眼珠赶紧补上一刀，可怜的“噜噜”喘息哼哼，”老猪”咬咬牙，再添一刀！……整整捅了八刀之后，倔强的“噜噜”才安静下来。“妈巴的，这猪不老实。”“老猪”擦着额上的汗。
“老猪”吃了副猪下水，也有了新外号“猪八刀”，大伙越发瞧不起他了。
那年年成很糟，眼看分不了多少红了。打场的一天，”老猪”在场院见到我，把我拉到看场的仅一人多高的平顶小泥屋旁（后来，一个来自白城镇赉，外号叫“记不牢”的刑满释放的广东佬，在这里上吊结束了不幸的一生），带着讪笑，吞吞吐吐向我借钱，五元钱。我很吃惊，怎么就盯上了我？我犹豫着，最后答应只借两元，我不放心，何况我也得回老家过年啊。
第二年四月，我回到生产队。过了一个漫长的冬季，队里在家的劳力所剩无几，听说很多人是出去耍钱的，”老猪”也是，整个冬季很少在家。
““老猪”哪来的钱呢？”我奇怪了，“挣呗，“老猪”这家伙手巧，那些破铁皮到他手里就成了壶啊，桶啊，勺啊的。烧火打铁他也在行。这家伙就懒得干地里活，好吃好赌，不务正业，他不在乎，只把家给操了，大小子还是哑巴。”
春播时”老猪”终于回来了，第二天就被公社“群专”喊去办了学习班。因为大忙缺劳力，队里将他保了回来。但仍未见他出工，政治队长“老废”说“老猪”趴窝了，在炕上躺着起不来呢，说是家里没粮，连土豆都不多了。我惦记着那两元钱，知道要不回来了，我心疼，两元钱够我在地里干上十多天了，去年一工才一角四分钱啊！
初夏的一天，我收工回户，“老猪”突然出现在集体户门前，招手喊我，我想起有好长时间没见到他了。他喊住我，要我去他家，我问有什么事，他嘻笑着不回答，拽着我就走。
这是我头一次去“老猪”家，在村中的最南头，一座孤零零的小平房，屋前屋后没有栅栏，泥墙皱纹纵横，班驳露出土坯。屋顶上那矮着半截的烟囱有气无力吐着残烟，蒙着塑料布的窗户翻着白眼，大门有点歪斜，咧着嘴。只有门前那棵杏树枝叶茂盛生机勃勃。
“老猪”把我让进屋，一条土炕占了小屋的一半，炕上铺着边缘稀拉的炕席，被烟熏黑的炕席中间放着一张炕桌。“上炕坐！”“老猪”招呼。我说不会盘腿，在有点倾斜、磨得光滑的炕沿坐下。我真怕上了炕，会把炕席踩得更坏。“老猪”转身从灶间端来一个豁口的灰黑泥盆，里面是刚起锅冒着热气的玉米面大饼子。他又端来半碗大酱，抓来把碧绿的大葱，最后竟然还有碗黄瓜拌干豆腐。
“今天在这里吃饭。”“老猪”笑嘻嘻说。
“我……”我脑袋飞转，是为了那两块钱？以饭代钱了结了？
“老猪”不容我分说，拿起双筷子，用他那粗黑的手撸了撸递过来，“吃！”
他的哑巴儿子正领着弟弟站在门口瞪眼看我，边咿咿呀呀用手比划着傻笑。
“出去！”“老猪”挥手将他们赶走。“今天就我哥俩，一来我还你钱，二来请你……没什么好的，表示表示。”
我微微红了脸。
他停了停，“你借钱给我，够意思，咱们交个朋友。我穷，我懒，大伙叫我“老猪”，“老猪”就“老猪”，猪八戒不也有36变不是。我也会，我有手艺。”
他压低了声音：“下地干活，我不乐意，我情愿出去。”他摇着头，声音有点哑，“这里一天挣多少钱，老婆孩子养不活……”
他唠唠叨叨，我没想到他会说这么多。我勉强拿起块大饼子咬了一口，松松的，焦黄的饼底带着香味，带着脆劲，只是面有点酸，有点涩。黄瓜拌干豆腐，我知道，这是老乡们常挂在嘴上，夏天难得吃上的佳肴。我夹了一筷，清凉爽口。
天黑了，“老猪”低头卷起了蛤蟆烟，我一直没说什么，也不知说什么。看不清他的脸，我只感到有点迷糊，我俩已尽融在黑暗中。
在冬天将过的时候，我上调走了。此后再也没有见到他。
二、老歪一家
中午，两辆堆着柴禾的大车一前一后摇摇摆摆穿过村中土道向东赶去。老杨老吕两个车老板持着长长的鞭竿默默走在车旁。老歪的父亲哭丧着脸，佝着背跟在颠簸的车后。那后一辆车的柴堆下躺着他的女儿，老歪的姐姐，她是今天一早死的。
老歪，你看了第一眼就决不会忘记。一条无形的垂直界线将他身体断成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一只炯炯有神的眼睛和一只眯缝无光的眸子，健壮突起的胸大肌与另一边干瘪平塌的胸脯，一只强劲有力的手与另一只僵曲细瘦的小手。处在分界线之间的嘴，不知如何安排才好，斗争妥协的结果，是另一边的胜利，嘴给硬扯了过去。
老乡们称他老歪，他不生气；喊他“尿鞋帮”，他则会暴跳如雷；叫他“歪歪哨”他就拔拳而上了。
老歪不老，也就二十来岁。称“老”体现了老乡对他的敬畏，他虽处于这样一种不平衡状态，却是天生神力，远近闻名，是生产队第一劳力。
每年打完场，粮食进仓，是老歪大显身手的时候，二百来斤的麻袋直立在肩上，他走起来还显得轻飘飘的，身子还要随着歪嘴里哼出的“咚咚锵”扭上几步给大伙瞅瞅。人们一夸他，他来劲儿了：“这算啥，我一边肩上扛一个，背后背一个，胸前挂一个，两手还各拎一个，妈的，脚上再踢一个，照样！”
仗着他的蛮力，他鄙视其他老乡，对生产队的党员政治队长都敢直呼“老废”。对和他挣同样工分的我们知青，老歪也毫不掩饰他的不满和蔑视：“瞅瞅这熊样！”老歪冷笑着撇着歪嘴。直到有一次，在摔倒了我们知青中几个号称学过摔跤术的花拳绣腿后遇上了我们另一个知青－－“小胖”，小胖把老歪扔到了墙根。从此老歪还算对我们客气。
老歪有如此神力，老乡们说应归功于他的母亲，一个额头上总盖着紫褐色火罐印记的女人，老歪吃奶直到8岁。这位妇人可是将心血都给了儿子，以至自己留下了虚弱的身子，老歪的姐姐更是重病在身，姐和弟也是强与弱的对比。
老歪的姐姐正躺在大车上。大车顺着车辙，歪歪斜斜出了村，绕过大坑向北赶去。在远离村落，两块望不到头的大田交界处，在一条不知从何处伸来，又不知伸向何方的宽宽的浅沟旁，有片荒芜的坟圈地，野草茂盛。老歪的姐姐将在这里接受火得洗礼。
老歪的姐姐是今天早晨死的。因为有病，她一直未能出嫁，听老乡说，原先是有对象的，只因做父母的不愿意，“黄了”。她终于相思成疾得了头痛病。从长春下放来大队，被乡亲叫做“张大瞎子”的张医生说的较为可靠，那是脑结核。
她几乎不在村中露面，昨天倒是例外，被知青和老乡们用木棍扎成的担架轮着抬到五十里外的范家屯镇医院去了。“妈呀－－疼死我了－－妈呀！”那喊声另人毛骨悚然。傍晚又被抬了回来，镇医院已无能为力。
她就躺在担架上，被搁在屋外的窗台下。时而有一两声尖叫：“疼死我了，妈呀，都是你不好……”直到天亮完全安静下来为止。她不能死在家里，因为她是到了出嫁年龄而未嫁出去的女子。她死了，同样不能埋在自家的坟圈地里，这样，她才被拉到村外去“炼”了。
老歪的父亲在坟圈地边缘找了块平地，车老板从大车上卸下柴禾，铺上谷草，老乡们相信谷草是消毒的。死者被抬下，放在柴堆上，纸一样白的脸，穿着新衣新裤，早准备好的，就是为了今天。车老板胖子老杨用手笼着擦着了火柴凑上前去，“呼”的一声，干燥的柴禾蹿起了火苗。另一个车老板瘦长的老吕提着油壶，拔下油黑的玉米棒塞子，倾着油壶对准火堆一下一下浇去。于是，一股股黑烟卷起，浓烟里通红的火苗喷得老高。
老歪的父亲背着火堆，蹲在那宽宽的浅沟里，用手捂着脸，用一种拖着长音的特定音调干嚎着：“我——那——可——怜——的——闺——女——啊——”然后直起身，走近火堆，细细观察着被火舌舔噬的女儿。突然，他用手指着死者的头部急急喊着“这里，快！这里不行，来油！”车老板提着油壶过来了，一股黑烟腾起，火势凶猛，一阵噼噼叭叭的爆裂声。老父亲又蹲回沟里伤心去了。
火舌正贪婪地吞噬着死者，崭新的衣服被火蚕食，变黑，断裂成小片升空而起。突如其来的旋风刮的碎片急速打转。死者的皮肤由白变黄变焦，发出吱吱的响声。脑袋烧得如黑糊糊的圆球，分不出五官，特别刺眼，烧焦的手脚收缩着如鸡爪一般，成了弓型。
“妈的，啥玩意儿，熟了，就烧不透。”车老板老吕嘀咕着。胖子老杨拿起油壶晃了晃，把整个油壶倒转过来，让最后的残油飚出。“没鸡巴油了。”他顺手操起随车带来的木棍扒拉着火，然后将木棒插进死者的身子下，膝关节被高高抬起，死劲一别。“瞅瞅，出油了！”火焰里，死者膝盖处撕裂，支出的骨头挂着的条块皮肉“哧哧”滴油……
几小时后，大车回到了村里，死者没烧透，挖个坑埋了。
在我离开生产队很久，还听到老歪一家的消息。说是一家人去了黑龙江，那里的日子好过一些，靠老歪就足够养活爹娘的了。
那么，老家土地上只留下老歪姐姐的了。
三、后悔与兔子
在昏黄的油灯下，老乡们拉拉扯扯轰他、逗他，笑着把他拉下炕推到人群中间。他躲闪着，缩着身子。惊恐的眼珠子四下乱转，嘟囔着：“别，别别，别闹。”
这样在我们这群知青到达生产队的第二天，1969年3月22日，在社员会上认识了他－－全村唯一的异己，一个富农的儿子，人们管他叫“后悔”。
一脸精明相的生产队会计笑着解答我们的疑问：“他哪能不后悔，谁叫他从富农娘们的肚里钻出来。”那位高小毕业，外号叫“兔子”的老乡告诉我们：“咱们这里风是吹草底见后悔，这小子招风，根黑呗。”
几个月后，这位根红苗壮的兔子的景况比后悔也好不了多少。
后悔投错了胎而成了队里的运动靶子。“我真后悔……”每次检查汇报，他或这样开头或这样结尾。他说话结结巴巴，蜷着原来就矮小的身子，缩着脑袋，那脑袋随时准备埋进那黑棉袄里去。靠着他老婆的能耐，后悔穿得却比一般的老乡要干净利索，穿着虽然也打着补丁，却是补得整整齐齐，规规矩距，似乎也在表白自己决不敢乱说乱动。只是他那不停眨巴的眼睛，滴溜溜乱转的眼珠，叫人看了有点不舒服。总觉得后悔像个鼠，胆小得像鼠，机灵得也像个鼠。
我特别愿意和后悔一起干活。那一次我跟他一起往地里送粪，驾辕拉车的是一头瘦骨粼粼的老牛。冬天刚过，风还挺硬，我们顺着有一里多长的垄沟，将大车上的所谓粪肥（老乡们扒炕时换下的被烟熏黑的土坯碎块）用铁锹洋叉一堆一堆卸下。我们的身后光秃秃的旷野上，一个个尖顶灰土堆在一条条垄沟里整齐地排列开来。后悔的眼神是极准的，每堆粪肥的大小多少几乎不差，而大车上剩下的总是正好卸完最后一堆。
几车下来，老牛显得力不从心了，眼角含着混浊的泪水，口角淌着黏糊的吐沫。“驾！”后悔举起洋叉（一种四齿工具），老牛喘着粗气，忽地带车朝前冲一下，又退回了原地。“驾！驾！”后悔用洋叉把朝两边高高耸起骨架的牛屁股打去。老牛甩了甩结着污秽而干硬的尾巴，抬了抬粘满牛屎的后腿，作为回答。“操！你也欺负人！”后悔大怒：“驾！”举叉对着瘪瘪的老牛屁股戳去，齿尖起了作用，牛车颠颠跑开了。
后悔如梦初醒。惊慌地斜了我一眼，追上前去。他用手摸着牛屁股：“没没事，没事，老牛皮厚。”
卸完车，他招呼我：“上车上车，坐着歇歇。”我心里暗笑。他一定又在后悔了。
如果说后悔劫数难逃是因为自己“先天不足”，那兔子就是自己“后天不良”了。兔子确实是自己“跳出来的”。这我可以作证。
兔子叫吕清林，和王姓的后悔一样是老杨家掌权的我们生产队里唯一的两个外姓（吕姓还有一户是兔子的哥，车老板老吕吕清山）。兔子念过几年书，会背“三字经”之类，因家境不好，二十五六的人了，还未娶上媳妇，成为乡亲们取笑的对象。至于为什么叫兔子（也有人管他叫“单耳立”），我至今没搞明白。
痛苦中的兔子因我们中一位能歌善舞，会唱上几句二人转的，什么“雪白的墙，墙上挂着毛主席的像”的女知青活泼的笑靥而灵感勃发，思绪万千后写了一封大胆表露心迹的情书。惊慌失措已是公社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小分队的女知青，知道笑错了地方，情急之下把信交到了大队革委会，寻求帮助。
大队的那些头儿脑儿一定很高兴，有这么一个“破坏上山下乡”的典型送上门来，于是兔子良缘未结，等来的却是大队的传讯。
那时，正是传达中央26号文件（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北京、上海等地女知青被各级领导“宠幸”事件），传达“江青同志讲话”的当口吧。“江青同志”说，听到女知青的遭遇自己流了泪，于人印象深刻。
于是兔子也有幸变成了罪魁与祸首，而那信的内容也从那兴致勃勃的革委会成员口中传遍整个大队，最后是全公社。那信的开头两句“千里有缘来相会，无缘相识不相逢”，被老乡们传诵一时，甚至被人（后经多方查证，是政治队长“老废”的弟弟）用粉笔歪歪扭扭写在生产队队部的门板上，也真不枉费了兔子的一片心计。反正，这个结果是兔子与女知青始料未及的。
兔子的崛起使后悔相形见绌，毕竟后悔是死老鼠（后悔怎么也没资格当死老虎啊，连落水狗也没资格），托兔子的福，后悔的日子才好过一些。
乡亲们有言：寒露不算冷，霜降变了天。西北风一刮，和动物一样人也准备着窝冬，挖地窖，藏白菜，贮土豆，那是为了肚子；还得扯布穿线做棉袄，那是为了身子。翻做棉裤就很费了我一番脑子，知青中有手巧的自己动手，有和老乡关系好的托了人，我思前想后想到了后悔，他准好说话，娘们又能耐。
我偷偷对后悔一提。果然一口答应，显得还很高兴，晚饭后就来取我那很不合身的草绿色棉裤。那棉裤，是伟大领袖挥巨手，我们离开城市下乡时当局凭票卖给我们的，又宽又大又不保暖。才隔了一天，后悔来告诉我棉裤好了，要我去试试，看看合适不。我真惊讶他娘们的速度。
傍晚时分，我用旧报纸包了两条从家中带来的“固本肥皂”，也没忘带上一小团黑棉纱线，这都是当年按人头凭票供应的紧张物资，去后悔家。我怎么也不肯进他家门，也不试穿，只在门前谢着接过棉裤，赶紧塞上纸包。后悔睁大眼睛，有点愕然“这这，这不好。”我赶紧解释“我有，那线做棉裤要用的。”后悔眨巴眼睛寻思着说：“好，以后有事尽管吱声。”
我就是穿着这条棉裤离开生产队的。
当时正开展着“一打三反运动”，公社革委会派来的以“张大眼睛”为首的工作组也已经开进了生产队，在全体社员大会上，范家屯来的“张大眼睛”对阶级敌人发出了“丑媳妇总得见公婆”，“过了初一，过不了十五”的警告。
兔子的言论再次被人们挖掘。大家想起在打场那天兔子曾“放毒”说：今天是西风压倒东风。他也曾说：“大鼻子体格真棒”，并以我为例，说我“干不拉瞎的”，肯定打不过“大鼻子”。
后悔与兔子这两个老杨家掌权的生产队唯一的外姓，虽出身于不同的阶级，终究被拴在了一起。
四、八路
我到吉林农村插队干的第一件活好像是压地，用一米多长的圆柱体“木滚子”，把播完种子的土地压实。
乍暖还寒，北国的春风不似江南，不是裁剪柳叶的多情“剪刀”，裁出婀娜多姿，却是横扫大地的无情“扫帚”，扬起尘土漫天。播下了种子，也就播下了农人一年的期盼，压地，是为了春风无情，是为了期盼有望。
一个人牵头小叫驴，毛驴拉着受尽磨难满目沧桑的“木滚子”在长长的垅间从这一头又滚压到那一头，总有走也走不完无穷无尽的感觉。这是农村的轻活，虽然走个来回是两里地，一天要走个几十里。
最无措是春天发情的小叫驴的骚动，那个犟劲，那个一往情深，那个声嘶力竭，城里来的小子哪见过这架式，这个茫然，这个无助，这个着急，浑身冒汗。
压地的另一种形式是“踩格子”，那是女生的活。播种者在垄沟前行，三四个女生一溜儿跟着，手握撑地、用于平衡的木棍，在铁犁划过翻起的松软垅尖，迈着T形舞台上的猫步糅合东方女性矜持的碎步，相互前后交叉着脚步，密密实实将垅尖踩平。望着由自己灌满泥土的熊掌般臃肿的黑色棉胶鞋踩出的歪扭脚印，一条条伸向远方，有好事者诗兴勃发：“啊！在祖国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用双脚，画出了最新最美的图画……”
十多年后，这种扭臀摆胯的夸张成了城市的时尚风景线，脸面已经刻上印痕，心里已经装满沧桑，身后已经拖儿拽女，已经不再是女生的女生对着小头宽肩平胸长腿的模特恍然而不屑：“哦，这种猫步，我们早就走过了的！”
只是，舞台不同了。
比较累的是“刨茬子”。手持“小镐”，弯腰蹶臀，把上年秋收割后留在地里的手掌般高的苞米、高粱茬子，从泥土里连跟刨出。干这活除了蛮劲，还得有点巧劲，除了手腕小臂的力量，还得眼神瞅准了，一镐下去一个准。刨下的茬子还要顺手把根部的泥土磕干净了，春天烧火煮饭，须得靠这茬子维持。
一年四季是个圆圆的轮子周而复始，那农活也就随着日脚，滚动不歇。耕地、送粪、施肥、播种、间苗、铲地、看青、收割、打场、进仓，刨茬子、薅麦子、扛麻袋、送公粮、清猪圈、刨大粪，猪马配种、遛马养膘、扒炕捣粪、水坑沤麻、和泥脱坯、垒墙抹泥……
也有和老乡搭档干活的时候。
比如出车，我们就跟车，除了做小工做下手，出车前得套马架辕，歇工了还要卸马喂水，最羡慕的是车老板甩鞭时鞭梢发出的炸响。
耕地时，老乡后面扶犁，我们就在前面牵着牲口。若原来就是有垄有沟的地，那省事儿，你闭眼牵着牛马往前走就是，到了地头喊喊口令掉头；如果趟平地，要紧的是领着牲口走直线，要走歪斜了，那垄距就有宽有窄了。讨厌的是不知什么时候，那牲口冷不丁蹿稀撒尿，春风一刮，星星点点尝那骚味不算，说不定还亲密接触滋润你一身，正接受再教育呢，你还得乐呵呵地，不敢有不悦表示。
经常和我一起干活的老乡，除了“老猪”、“后悔”还有就是“八路”了吧。
“八路”当过兵，因为林彪统率的东北野战军大多是从山东过来的八路军，所以东北老乡和国民党军队仍以“八路”称呼解放军。这是一段“八路”引以为豪的历史。
当年的“八路”想来也就三四十左右吧，体弱多病，细脖子细胳膊细腿细身材，大嘴大牙大眼大脑袋，张嘴门牙缺位，额上青筋凸现，头顶细软的毛发耷拉。“八路”体格差，瞅人看物眼珠却发亮有神，很是奇怪。
“八路”曾短时间做过一次“打头”，领着我们知青铲地。而我和“八路”有好长一段时间是在一起铡草，在马棚边上堆草料的小房里，“八路”喂草，我摁铡刀。
“八路”坐在铡刀的一侧，手臂包上一块磨得发亮的光板羊皮。左手在下托着，右手在上，小臂紧压着谷草，一点一点往刀口送；我则面对“八路”站着，双腿叉开，两手紧握横穿钢刀的把柄，一下一下死命往下摁。
我那讨厌的淋巴结肿大，就在那时留下的，几十年过去了，还和当初一般大，凝固在时空的长河中了。只是时不时的异样，提示我岁月的疤痕。
那折磨我几十年，经常“火山喷发、大河决堤”的过敏性鼻炎也从此开始了。
“八路”真的很愿意和我一起干活，因为我是一个好听众。很多时候，“八路”给我讲他的光荣历史，给我看用布小心裹着的复员军人证，给我唱“我们是林彪的战士”。
“八路”看不起“老猪”，说“老猪”懒，“瞅瞅我喂的草，多细！”因为我也曾和“老猪”一起铡过草。
“八路”有一个女儿，当时还很小。
大伙儿都说女儿不是他的。
“八路”的老婆不出门。
大伙儿都说“八路”的老婆是破鞋。
我们都相信了。
“八路”还在的话，也该是“享受科级医疗待遇”的离休老干部了。
五、“记不牢”之死
“记不牢”死了，上吊死的。30多年了，我总觉得这事和我有那么点儿关系，那种隐隐约约的思绪挥之不去。
“记不牢”是广东佬。1969年冬，战备最紧张的时候，吉林白城镇赉劳改农场的释放留场人员大疏散。当时的战备传达令人窒息、紧迫：“苏修亡我之心不死”，如果苏军机械化部队从蒙古国开进内蒙，其中一路必将直插白城、长春、四平，拦腰截断东三省。于是，“记不牢”和外号“麻痹症”、瘸着腿的“流氓犯”那个原北京林学院学生一起发配到我们小山7队。
“记不牢”精瘦个，秃顶眍眼。可能常年习惯于牢狱农场的集体作息，发配到生产队单身独居后，这老广出门便分不清东南西北，上大队部“群专”（还记得这名词吗）报到训话结束后，经常迷路。大队部不远，离我们生产队也就二三里路，可他常稀里糊涂晕头转向摸上半天，找到地头才知还是其他生产队。老乡们问他，他总是摇头，一口广东腔：“我记不牢啦－－”。不知谁开的头，全村男女老幼全喊他“记不牢”了。
生产队把场院边才2米多高的看场小平房整巴整巴，抹抹泥，顶上再铺些苞米杆，按上一扇旧门板，就给 “记不牢”住了。约四五平方米的地儿，一铺炕一口锅一占，也没多少余地了，好在“记不牢”也实在没东西。
他是杀人犯，建国初，农村家族械斗误伤人命，从南国服刑到了北国。在劳改农场，这个“南蛮子”练就了一手垒炕砌灶修烟筒的手艺。在北方农村有了这手绝活儿，还怕没饭吃？ 刚开始，老乡碍着劳教释放人员的帽子，少有开口要老“记”帮忙的，后来一起出工干活。一起闲着唠唠嗑，一起扯扯鸡巴淡，厮混得熟了，大伙儿倒也不见外了。老乡是讲实惠的，“记不佬”有用得着的地方，又俯首低头、唯唯诺诺惯了的，你和他说什么，他也习惯立正回答“是”、“好”。那态度，你和他说话，真觉得爽，也觉得自己高人一等，虽然你不一定有“记不牢”的个儿高，而且老“记”那广式口音实在是有趣儿，从他嘴里吐出的东北土话，常有意想不到的效果，逗人发笑。
那时节，运动就像刮风，一阵阵的，要不，要干部干什么，大队的、公社的、县里工作组的，斗了“后悔”再揪“兔子”（见老乡之二《后悔与兔子》）。运动要出成果，最好还有阶级斗争新动向，那总得有事有人，干部们琢磨琢磨寻思寻思合计合计，该抓“记不牢”了！因为“麻痹症”到生产队没几天就溜回了北京，以后再也没出现过（传说其老子是什么什么，我也记不牢了）。“记不牢”的罪状？一拍脑袋就有－－“拉拢腐蚀贫下中农”。说自己“记不牢”，完全是迷惑贫下中农嘛，给老乡修个烟囱修个灶，火炕冒烟呛人的整顺畅了，那灶台费柴禾的整火旺了，老乡还不给送碗面，送口汤的？这不，阶级阵线混淆了，敌我不分了，那还了得。什么“记不牢”，破坏贫下中农队伍，时时刻刻记得很牢啊！
大队革委会的头儿们来集体户告诉我们，大队决定要斗“记不牢”了，生产队长也鬼啊，说就在集体户斗吧，老乡都有牵连。
上午大家伙儿还在和“记不牢”一起出工，给队里盖仓库，知青和泥、搬坯，他拉线砌墙，中午一歇，老“记”就被叫到集体户来挨斗了。大队“群专”的头儿、生产队长，加上我们十来个知青，要“记不牢”交代，和哪些老乡有来往，去哪家干了活，吃了谁家的饽饽，喝了哪家的汤。很有顺藤摸瓜的意思。
“记不牢”吱吱呜呜满腹委屈，说的又是广腔粤式东北话，能老实得了吗。不过队长积极性不高，自己屁股也不干净，也和“记不牢”粘粘乎乎的，“拉拉扯扯”过；我们知青则见好就收，再说平时也乐意和“记不牢”开个玩笑的，乐意听他的“鸟语”，下午还得接着出工挣工分呢；“旗帜鲜明”的大队干部也没了趣，要“记不牢”回头写一份交代，批斗会也就草草收了场。
有谁想到这闷头干活不爱吱声的广东佬竟是这么个犟脾气呢。
下午出工不见了“记不牢”，还等着他砌墙呢。左等右等不来，“打头”的派人去喊，回来说小泥屋反锁着门呢。有点不对劲了，大伙儿着了急，大家到场院小屋敲门的，爬窗往里瞅的，没点儿动静，屋里黢黑一片也瞅不明白。砸门了！知青小付仗着身强体壮，抬腿就踢，“咔嚓”一声，旧门板下一个大洞，趴在窗前的“阿木林”一声尖叫，一道光亮看清了屋内：“记不牢”低头垂身悬在梁上。大家冲进屋内，户长张刚抱起“记不牢”的双腿往上提，其他人赶紧回集体户找剪子，剪绳放下“记不牢”。那时，老乡们全不知跑那儿去了。
“记不牢”没救了，裤腰带勒得脖子上一条深紫色的印记狠狠嵌进皮肉里，哪里还有气。
派人上报大队，大队手摇电话机“唧唧吱吱”摇上半天，再上报公社，最后传来的回音是：先撂着，明儿个，公社派卫生院大夫来验尸。
已是8月夏末，晚上还真凉快，“记不牢”躺在小泥屋的地上，小小房间，人一横下别提有多局促。大队说要保护现场，又是我们知青守夜。
天黑时，集体户里的阿德跟车回来，听说“记不牢”死了，非得去看看。乌天黑地的，走到小平房前，阿德一打手电，吓得后退一步，惊出一身冷汗，“记不牢”的脑袋正斜在门口地上，就在他的脚边，那束光就照在他死不瞑目的脸上。
那几天，我正在守夜“看青”，那是大队组织的。深夜，一人拿着把镰刀，在6队7队的田埂里土道上巡查，万籁俱静，两边是长得一人多高的苞米地和高粱地，风一过，那庄稼叶“窸窸窣窣”只响。我想着“记不牢”正躺在小屋里，有些心惊，有点肉跳。走着走着，就觉得后面有人，把镰刀握紧，把喉咙绷紧，“嗬嗬”咳嗽一声，再哼几声小曲，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儿，猛一回头，除了月光下泛白的土路，黑黝黝的摇曳得有点妖异的庄稼，啥也没有呀。
直到第二天中午，卫生院的大夫才来验尸。“记不牢”紫色的脖子肿得老粗，身上全是一块块褐色的尸斑。不知道从哪儿飞来这么多泛着金色的绿头苍蝇，在“记不牢”精瘦的灰白色脸上舞动，在死白的唇边叮吻着，在没气的鼻孔里钻进钻出。
“记不牢”就这样死了，上吊死的，离他到生产队还不到一年时间。
后来我看到过“记不牢”的遗物，有《毛主席语录》；有从练习本上撕下的，写满着相思情愁的文字；也有一些发黄的照片，一个女子相片的背后写有“佳人”字样，有人说是他女儿，有人说是他老婆。见到一张“记不牢”年轻时的照片，一个老太太坐在红木太师椅上，尚未风霜雕刻，少了褶子的 “记不牢”正正经经地站在边上。老太太一定是他的母亲了。
他不多的衣物，被老乡们分了。
感谢作者来稿，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转自《民间历史》网（ www.mjlsh.usc.cuhk.edu.hk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