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杨公社：桂家爸爸杜宣

1989-06-04 作者: 柳杨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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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家爸爸杜宣

----作者：柳杨公社

（一）

因为是桂未谷的爸爸，所以我就一直叫伊桂家爸爸。

桂未谷的爸爸是杜宣。

想不起来是什么时候第一次见到桂家爸爸的，不过知道杜宣的名字很早，还在上小学的时候。老师在课堂上读报纸，是什么报纸的头版，南京西路花鸟商店门口，作者陪着外国友人遇到了拾金不昧的小学生。作者就是杜宣。

上中学的时候， 1965 年，又在报上见到过毛泽东会见亚非作家的报道，中国作家杜宣在坐。

为了写作文，那时专门借来各种散文集，少不了杨朔的《东风第一枝》、峻青的《秋色赋》，当然还有杜宣的《五月鹃》、《西非日记》，韩北屏的《非洲夜会》等等，有觉得好的将来可以照搬的句子还抄下来。

1969 年，在伟大领袖发起的上山下乡运动中，我和桂未谷被运动到同一个公社——吉林省怀德县柳杨公社插队落户。我们在上海公平路码头被装上“战斗七号”货轮，船到大连，众人被拉到一个中学休息，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桂未谷，站在我所在的教室门口笑嘻嘻找人。

伊是杜宣的儿子！有人介绍说。

我插队的小山 7 队在公社最北面，桂未谷和他的妹妹桂未多插队在公社南面的高台子 5 队，桂未谷后来到过我的集体户为了什么公事。

桂未谷是交大附中的学生，是学校篮球队的，打篮球的特长使桂未谷很快成了当地的明星，很早就抽调进厂，和同样来自交大附中的郑修羽一起在怀德县篮球队、四平地区篮球队施展球技。郑后来还进了省队、省军区队。

（二）

1971 年 1 月我抽调到县城公主岭，进了桂未谷所在的怀德县气门芯厂，和我一同进厂的还有高台子 5 队的蔡家华。于是我听到更多关于桂家、关于桂家爸爸、桂家姆妈的故事。

我第一次知道中国还有一个中央调查部，知道了罗青长、熊向晖等；知道有这样一个单位，一个电话打过去，那里永远有人在等着你；也知道中国平民百姓的信件有可能被人拆开检查，你却完全不知情……

蔡家华告诉我，桂家兄妹曾经问过杜宣，关于杜宣是“特务”的大字报的真伪，从来对子女和颜悦色的杜宣奋力拍击了桌子，连玻璃台板都碎裂了。杜宣说，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有中央的结论，有的事情还不能说！

我从桂未谷那里看到了穿着军装的杜宣的照片，这使我吃惊，我只知道作家杜宣，不知道杜宣还是军人。后来知道，桂家爸爸早在 1932 年就加入中共，曾经在中央调查部的前身——中央军委联络局工作，知道杜宣受到过潘汉年案的牵连，受审降级后 1955 年转业到地方，回到文化界。

而桂家姆妈叶露茜也是名人，因为牵扯到更多的其他名人：赵丹、赵青甚至蓝苹、唐纳（唐纳后来居然也是中调部的）。

1972 年，桂未谷的三姐桂未明和嫂子仲婉，也分别从上海戏剧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毕业后发配到了长春。桂未明分在《吉林文艺》编辑部，仲婉去了吉林省歌舞团。听桂未谷说《吉林文艺》编辑部的头是鄂华。我知道鄂华，鄂华的作品常有“故弄玄虚”的本事，鄂华的《水晶洞》曾使还是小学生的我迷恋一时，到了中学，班里的同学也迷恋在《女皇王冠上的钻石》里。

通过桂未谷我看了不少从《吉林文艺》流出的名著，和一些“内部出版”的黄色封皮的苏联小说如《带星星的火车票》、《多雪的冬天》、《没有寄出的信》等等等等。桂未明也曾帮我在长春买“灵格风”英语教学唱片，仲婉也曾随团去朝鲜访问。桂未谷带着我们那帮兄弟去吉林省歌舞团，在省歌舞团宿舍里，仲婉有大米饭有香肠炒鸡蛋招待我们。我们在剧场看省歌舞团音乐会，台上仲婉飙起了花腔女高音：《千年的铁树开了花》。

桂家爸爸给子女的信有些会先到长春，然后转到桂未谷的手里。桂未谷是一个坦率的人，他有时会把父亲的信给我们看，在那压抑环境中一些名人、领导的动向消息、批示诗作，甚至还有“小道消息”。桂家爸爸的信总写得很长，好几张纸。奇怪的是我们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不但看，有时还会抄下来。于是我也熟悉桂家爸爸的字了。

那时很多所谓的“政治谣言”都是从桂未谷那里听来的，每次桂未谷从上海探亲回厂，大家骑着脚踏车去火车站接人，然后围坐在宿舍里听桂未谷散步各种“小道消息”和“奇谈怪论”。

不过那时“口口相传”的很多“政治谣言”，后来都被证实所传非虚；而那些民间的“谣言”也多是宫廷的风声余韵。

1973 年夏，桂未谷探亲回厂“散布”说：毛主席招见老帅，毛自称“孤家寡人，众叛亲离”。这话听来很有点可怜样也颇有点可悲状，弄得我们这帮小青年很是困惑，看来斗争之烈也非我等小百姓所能搞明白。不过毛泽东早就说过，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这么一想也就释然了。

1973 间，写了《红日》的作家吴强在路上遇到已被解放的原上海市委副书记王一平，大麻子吴强一直未能解放，不免怨言，有“大哥，拉兄弟一把”的意思，不料王一平也是满腹苦水：“我是泥菩萨过河呀！”自身难保的王当时正担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一次桂未谷很高心告诉我们，总理问起了杜宣的情况。大家当然也都替他高心。尤其是 1973 年底，老也打不倒的邓小平起起落落又进入政治局，燃起了很多人的希望。不过桂家爸爸的解放一直等到将近两年之后。

还有一次，早前的文学青年后来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人称“徐老三”的徐景贤，在会场遇见桂家爸爸，“徐老三”一时不知如何开口，尴尬当场。当年口中念念的“杜老”现在只是自己管辖领地之下再之下的一个刚被解放者。脑袋快速运转中开口“杜老师”。和现在的那些贪官污吏比起来，徐景贤还真有点老实，尚存文人气息。

另一次江西的方志纯到上海，上门看望老朋友杜宣。那时方志纯刚被解放，总有“随员”陪同。杜宣将方志纯迎进门，也招呼“陪同”进屋。方志纯大怒：“我不认识他！那是特务！”不让他进来。从桂未谷口里我才知道方志纯的夫人竟然是大红大紫的毛远新的亲生母亲。只是到了毛远新这种级别，这种境界，什么亲情都可不计了。

桂未谷还说过，某天家里来了不速之客。原来那人在汪伪时期潜伏于汪精卫身边，抗战胜利后被关入国民党监狱， 1949 后又被中共关进监狱。此人出狱后多方申诉无果，不知怎么他找到杜宣，要求桂家爸爸证明自己的清白与忠诚。

结果不得而知。想来“负有特殊使命”者，生存环境的诡异险恶非常人也非其本人所能预料，夺下江山后又常为自己人所不容，命运结局大多令人唏嘘。

（三）

1974 年 4 月，我和桂未谷、顾隆勤还有长春拖拉机厂的邵耕新一同回沪探亲，沿途去了山海关、济南，最后上了泰山。 6 月，我和桂未谷还有他们集体户的抽调在通化工作的杨毅明，坐着安徽歙县消防大队新买的消防车一起从上海经歙县上了黄山，下山后途经宁国住了一晚。桂未谷的一个姓梅的朋友在那里的一个“小三线”军工厂工作，那军工厂其实只是生产装炮弹的木箱而已。我们睡在厂礼堂的台上，早晚去西津河边散步，两岸郁郁葱葱杳无人迹，我们在西津河桥上凭栏俯瞰，蓦地有飞鸟掠空，不时有木排顺流而下。

桂未谷是个摄影好手，我们沿途的摄影全有桂未谷一手包办。到了上海，我们又分头去桂家，桂未谷专门约时间为我们每人所摄的照片冲洗、放大、显影、定影。坐 15 路到“小剧场站”下车，不远就是桂家长乐路（常熟路 116 弄）寓所。在楼梯下的狭小马桶间内，桂未谷拧上红色灯泡，翻下马桶盖板坐稳，选择底片，移动镜头，掌握大局；我坐在小板凳上在一旁做小工，手持竹片镊子，在定影水里捏着照片的一角晃动，适时出水扔进水槽，一直忙到深夜。照片多，第二天再去。我们拍拍屁股走人了，桂未谷还要烘干、裁切、上光，工作量很大，我们也从不说声谢谢。

文革中桂家原来 3 层的楼房被压缩至楼下一间，所以朋友们进屋就经常会遇见桂家爸爸和桂家姆妈。由于杜宣的名望，作为我来说一定只能用“敬仰”来表示我的尊敬，不过现在要我说对桂家爸爸的印象，我想了很久，只有简简单单的睿智和平易两个词。

桂家爸爸镜片后的睿智眼神是首先吸引我的，他的平易很快就打消我的拘谨。桂家爸爸没有丝毫的架子，在他面前没有年龄、工作、身份、阶层的差别，他略带笑意面对我们的“打扰”。或许桂家爸爸面对过太多太多各色人等，他的经历和智慧早已洞穿一切。很快，桂家爸爸书桌上异国人头造型的烟斗和家中被罩布覆盖的钢琴，还有窗台上上蹿下跳的波斯猫引起我的更多兴趣。当然还有那个活泼聪明的桂未谷的小侄子“斗斗”。

（四）

1976 年 3 月，利用探亲假我和桂未谷还有怀德县师范学校的体育教师许滇申（许是排球好手，是县、地区排球队的，当时的四平地区跳高纪录保持者）一起，在被固定在平板列车上的公主岭汽车改装厂生产的雷达车里，一路颠簸，长途跋涉到了成都。然后 3 人又辗转乐山、峨眉，到了昆明、桂林、贵阳，桂未谷的大姐就在贵阳的中科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工作。在贵阳火车站，刚出差归来的大姐和又要远离的的小弟桂未谷，姐弟俩在车站站台相见。 4 月，我们 3 人经南昌来到桂未谷的老家九江。当时桂家爸爸正在九江，大概是为建设中的九江长大桥文艺创作体验生活搜集素材。

桂家爸爸也是前一年， 1975 年，才刚刚解放，被安排在上海人民话剧院（团）。

因为历史有意无意地被割裂被缺失，现在的年轻人一定不明白这里的“解放”意味着什么。

桂家爸爸住在九江当时新盖的东风饭店，那是一个大套间，有会客室有卫生间，于是我们一行 3 人也住进了东风饭店 3 楼，一住就是 4 天。桂家爸爸身边有一个九江市委安排的“联络员”，听说是九江国棉几厂的一个青年工人，每天早晨来报到，一口一个“杜老”，汇报关于当天活动的安排之类。

我们跟着桂未谷探亲访友。桂未谷的奶奶还健在，穿过斑驳木门，在宽大幽暗的客厅里我和许滇申跟着一起晋见，跟着一起叫“婆婆”。

一早桂家爸爸带着我们去“九江汤团店”，雨丝中，江岸边，杜宣穿着米色风衣衔着烟斗走在前面，“九江的汤团还是可以吃吃的。”他对我们说。桂未谷、许滇申，还有正在江西农村插队的女知青小盛还有我，跟随在后。

到九江第 3 天的晚上，九江市委宣传组请客，在副组长一个宁波人的家里，临街的老式木板房子的二楼的两个房间摆了两桌，桂未谷、许滇申、小盛，我们 4 人一桌，桂家爸爸介绍桂未谷“这是我家老五”，介绍小盛“她的父亲是一位严肃的翻译家”。饭后大家坐在一起闲聊，多是主人们七嘴八舌的介绍，不免说起时政，江西的全国的，说起江西县与县宗族间的械斗，说起庐山不久前发生的翻车惨案，死伤八十余人。桂家爸爸持着烟斗静静地听，很少插话，我们就更只有听的份了。

那些天，桂家爸爸带着我们去甘堂湖，在“烟水亭”观看陈列着的古迹文物，听桂家爸爸讲周瑜点将，讲周瑜小乔，还有白居易的“琵琶行”。我们行走在南湖长堤（李公堤）上，遥望庐山。途中细密春雨洒来，我们躲进小路尽头动物园的门洞里，看门老人开了门，笑着让我们进园避雨。在那里，桂家爸爸和我们一起合影。

桂家爸爸常去九江各处参观，我们也常常跟着桂家爸爸和桂未谷去婆婆那里吃饭，吃了中饭吃晚饭。饭后我们围着杜宣，听他讲我们刚刚去过的云南贵州的地里人文，尤其是昆明、桂林曾经是杜宣 40 年代工作过的地方。他说你们行得匆忙，很多好地方没去。他说在昆明仰望，天特别高，因为昆明的地势高海拔高；他说起苍山洱海之美，说起石林奇观之奇，说起金殿与吴三桂，说起大观楼与对联。桂家爸爸说毛主席到云南，问省委书记阎红彦，你们那幅全国最长的对联怎么样了，而阎并不知道此事。后来大观楼成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时的云南省委宣传部长和桂家爸爸也是相识相熟的老朋友，若事先打个招呼，多了解情况再去就更好了。

1975 年九十月间，上海人艺组织一批作者去大寨参观体验生活，桂家爸爸也在其中。到大寨有三不：一不准找人谈话，二不准串门，三不准占用劳动时间。直到离开之前给大寨党支部写了信，郭凤莲才在晚上 10 点与上海来人开了座谈会。陈永贵每年有 4 个月在大寨劳动，陈在地里干活，两个警卫员则在地头树荫下休息。大寨社员家里都有积蓄，但生活简朴，吃得还很苦；住房每人有 30 平方米，有了自来水有了电灯，却不见澡堂，问了，说是没有这个习惯。

桂未谷的同学在九江地区歌舞团，是个男中音。我们也去歌舞团，在宿舍里用煤油炉炒菜煮饭，喝酒畅谈，说起清明的“天安门广场事件”，大家压抑而悲愤。

桂家爸爸为我们联系了吉普车，我们上了庐山；桂家爸爸帮我买好了船票，下庐山的当晚我和大家告别，坐长江轮返回上海。

桂未谷留在九江陪着父亲，许滇申则去了江西乐平。许滇申的哥哥从上海内迁来到乐平东风制药厂，多少年后熬成了上市公司东风制药的总经理。

（五）

1977 年我离开东北，调到基地设在江苏徐州的石化部管道局第二工程公司，并被分配到在江苏贾汪建设输油泵站的野外第三工程队工作。桂未谷则已在 1976 年底调离公主岭。我们在上海相遇，那时桂家已搬到泰安路 115 弄，与周谷城、贺绿汀等为邻。

在桂家爸爸的书房里，杜宣听着我的叙述，在一旁的蔡家华说，我所在的单位是流动性的，不稳定，还有可能去新疆铺设输油管线。桂家爸爸擎着烟斗注视着我：年轻人不要局限在一个地方，应该要各处闯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

桂家泰安路新居也显得拥挤， 3 层的西班牙式别墅桂家住在一层，有一个大花园， 3 层住着一个美国老太太，大门西侧的车库里还住着一户人家。杜宣书房的书一直堆到天花板，书桌背后的墙上有李一氓写给杜宣的字。我对着郭沫若书写的长长条幅产生疑问，这是一个错别字呀，桂未谷说我问了爸爸，可以这样写的。

也还是在泰安路桂家，桂未谷说起父亲正在创作的话剧《彼岸》快要公演。当我离开桂家时，我向坐在露台上面对着花园的桂家爸爸告别，说希望不久就能看到桂家爸爸的新作。杜宣笑着说，但愿如此！

那正是个好季节，头顶上的风铃正发出悦耳的叮当声。

1978 年秋天，因二哥要赴京求学我又回到上海。去桂家，桂未谷不在。桂家姆妈问了我的情况，还问了我哥要去哪所大学什么专业，我说他老想搞明白共产党的历史，不好，要杀头的！桂家姆妈摇头，哦，现在不会了！

桂家姆妈有着华南人特有的脸庞，丰润温和，说起话来也是柔柔的。

据作曲家叶小纲 1998 年在《我的父亲叶纯之》一文中说，“ 一直觉得大姑叶露茜和杜宣与父亲的命运有重大关系。”叶小纲写道：父亲叶纯之“ 是 1946 年去香港的，但他从未解释过原因”，叶纯之“ 在香港的邵氏、凤凰等多家电影公司任作曲，可他同时还是香港南国酒店的总管”。“当年他接触的人是潘汉年、华克之等人，而潘汉年是叶露茜的入党介绍人”。据后来的公开资料，杜宣当时正是南国大酒店的董事长，而叶露茜是港九妇联主席。叶纯之 1987 年离开上海又去了香港，出任香港音乐专科学校校长，直到去世。“我不知道父亲为什么在国内事业十分顺心的时候又去了香港。”叶小纲叹道， “父亲留下了太多的谜，我恐怕一生都解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