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弘谅：右派赵绵先生和吕彦杰先生
图：赵绵博士
右派赵绵先生和吕彦杰先生
－－作者：梁弘谅
我打算单独写一写我父亲的朋友们，以此纪念那些苦难深重的中国的老知识分子们。
在计划经济时代辽宁省那时叫辽老大，锦西则是是中国当时的化工和炼油基地，其中锦西化工厂是所谓“新中国三大化工厂”之一，其兄弟单位锦西化工研究院是化工部直属研究院。锦西那时有全国各地分（发）配来很多大学生，这些人对锦西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那段时间锦西可以够得上藏龙卧虎。其中在医学界先父梁定中医生是首屈一指的第一人，其他的化工界，我知道的有锦西化工研究院的赵绵先生。赵绵先生是我父亲的好友，赵先生是留美的生化博士，我父亲1952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父亲和赵绵先生他们的共同点是都有美国教育背景且精通英语，因此相互间很有共同语言。
上图：我父亲和赵绵伯伯
据化工研究院原副院长周世伟先生讲：“那个学校授予的学位，我记不清了。但是他告诉我说，他的博士伦文美国化学文摘（Chemical Abstract,缩写CA）上登过摘要。只要在CA十年索引里的Author Index里查找”Mian Zao”,就可以找到。在哪个学校读的博士也就知到了”。“赵绵在情报室，我们好几次一起在农场劳动，也是文化大革命中“渣滓队”里的难友，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 周世伟先生还介绍说：自从他来锦西，就一定要大家称他为赵先生，不称先生就不高兴。可那时不时兴称“先生”，只时兴叫同志。据我知道是因为协和医院要把他调到内蒙去，他不愿意，大概是就此得罪了领导，说了一些领导不入耳的话，赶上那个时代，抓右派是有指标的，所以被打成右派了，“发配”到了锦西。
我父亲的说法是：解放前赵伯伯的岳父把他送到美国，解放后，冲破美帝的阻挠，回到祖国。（概在1956年过回国的，所以他跟不上国内的形势，很长时间不习惯被称为同志）。他本来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57年因为报怨上级安排他去除草，说不如要他去做实验，就被打成右派，后被发配到锦西。后来在锦西受到残酷迫害，文革时有人用铁锹当头劈下，他用手一挡小臂被打断。我父亲对他充满了同情，我父亲本身就是个书呆子，他之所以没有被打成右派，我认为主要是两点，1是他是名医--“有用”，2是他政治上单纯，但我父亲还是被打成特务嫌疑和中右份子即内控右派，“中右份子”这个罪名到1983年才知道，在我父亲的眼中，赵伯伯比他还有书生气，所以他给我们讲的有关赵伯伯的事迹除了流露出深深的同情外，常常带有有调侃的意味。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父亲说过他的一件趣事，文革期间，有一次赵伯伯见到我父亲，他很高心地用英语说“Doctor Liang， Let’s speak English”。（梁大夫，要我们来讲英文）。我父亲则大惊失色，赶紧用中文回答，“你讲啥英文，我们讲英文给人汇报了，那还说得清吗？！”
父亲因此特为赵伯伯量身定做了一个东北幽默：困难时期赵伯伯下放农村，当时饥饿至极，有一次在羊粪里发现了一粒未消化完的玉米，就抠出来，吃掉了，然后说了句英文“very nice”（味道好极了），以此讽刺他的酷爱英语的书呆子气。赵伯伯后来去了中国科学院，据说他走后，研究院图书馆外文资料这块业务从此瘫痪。
文革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当时大树特树锦西化工研究院的的一个姓聂的工会主席，聂先生在文革中，赵伯伯被抄家后，把扔得满地的赵伯伯的外文书给捡回来，并保管好。首先我对聂先生表示敬意。但当时吹得太厉害，搞得像“灾难后的表彰大会”，好像赵伯伯一直处于无微不至的关怀之中似的。灾难是谁制造的？是谁抄的家也变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共产党里也有好人啊！”。我父亲对那种过头的宣传非常反感，很愤愤不平地说“我困难时期，给过他吃的，救过他的命！”。
（* 聂荣本（1933－ ），内蒙古通辽人。1950年进辽宁锦西化工厂做工。196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锦西化工研究院试验车间工会主席、院工会主席。长期从事工会工作，勤勤恳恳，愿为职工办事。舍己为人，为职工排忧解难被誉为“职工的贴心人”。1984年被全国总工会授以优秀工会工作者与。1986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干部）
文人间送书，多是自己的著作，一般写上“XX兄雅正”。赵伯伯离开锦西是送了一本书给我父亲，上面写着“定中兄惠存”及他的签名。这是一本什么书呢？是一本《家常菜谱》－－也是一种东北幽默。
冯小刚导演说“中国现在没有大师，谁都别装”。我觉得形成大师至少要有2个必要条件，首要一点是衣食无忧，其次是自由发展，所以大师一般在生活上都比较弱智，因为那种世俗的东西他了解到的少，所以他们才能专注于自己感兴趣的学问。而现在的所谓大师都是人精，很会生活，会来事，现在的的大师有几个会安心做学问？
像赵伯伯这样的人他能当上副教授吗？能当上教授吗？能当上院士吗？
赵伯伯教子甚严，早在文革中就逼他的子女学英语，后来中国已开放，他的子女们都凭借优秀的英语技能找到了很好的工作，我记得他的儿子好像是在中国迅达电梯从事涉外工作，瑞士迅达电梯公司是中国最早的几家外国公司于1980年进入中国。
90年代以后，我们就没有了赵伯伯的消息，我希望他的子女能有人移民美国，赵伯伯能够在美国度过幸福的晚年。
上图：赵绵博士，吕彦杰先生，梁定中博士
右派吕彦杰先生
我对吕先生了解不多，但我父亲和我说过一件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大饥荒时期，吕先生在他家（好像是地窖里）藏了几箱炼乳，应该是很有远见的，那时靠“偷”吃炼乳才把命保住。 
右图：周世伟（1982-1983年间） 在青岛我家楼下
原锦西化工研究院副院长周世伟先生有关吕彦杰先生的描述：
“关于我自己的经历，的确在写回忆录，当然只是给自己的后代们看看而已。一代人的经历写下来总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我们这一代经历的是历史大变迁的时代有抗日战争中的逃亡流浪，有国共政权更迭，有50年代充满理想的浪漫，又有共产党搞的各种运动，更有荒唐至极的文化大革命，又经过“改革开放”和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不论哪一代人，都有起伏跌宕、值得回味的经历。
我算是万幸，反右运动中没有被打成右派，如果戴上那顶帽子，可就万劫不复了。回忆起来真可谓“如履薄冰”。
吕彦杰可就惨了，他是1956年从台湾回来的，台湾有个碱业公司，大家都叫“台碱”。他是的爱人是学钢琴的，在北京工作，为了爱情，他趁到香港的机会，放弃了在台湾比较优厚的生活，回到大陆。化工部见他是搞氯碱的，就把他分配到锦西来了，爱人没来，一直分居。57年反右就被戴上右派帽子，和当时厂里一批右派被遣送到不知什么地方（凌源？）的农场劳动。三年困难时期，全国都饿肚子，他那里就更不用说了，和他同去的一位叫赵善钧的工程师（那年头没有几个人能得到这个职称的）竟然活活饿死在哪里，听说吕彦杰是爬着回来的，总算捡回一条命。这样对待一位由台湾回大陆贡献自己力量的知识分子，实在太不公正了。大约到了70年代后期才调到北京化工部情报研究所，才能得以和爱人团聚，可是最好的青壮年时期已经过去了。我到北京出差总要去看他，见过多次面，90年代以后也没有联系过了。
反右运动是共产党向左转的开始，文化大革命走到了左的极端。如果你要写几位“大知识分子”，我建议你尽可能多地搜集些资料，多访问一些人。因为涉及这些人和事都应该有一个准确的表述，道听途说不够严肃。”
补充：
2012年3月，我有一个儿时伙伴小黎和我讲了一个故事：
有一个叫冯啸（音）的上海人，当年是跟赵伯伯学，是把羊粪用水来淘过，把里面的未消化的玉米淘出来用水煮或烤熟来吃救了自己一命。
当时的说法是“社会主义羊可以吃玉米，资产阶级的右派不能吃玉米”。
困难时期他找我父亲看病，当时我父亲不在家，他在楼下遇到黎叔就到他家小坐，我父亲回来后带了一捧米，黎叔来自浙江，家有火腿，用米和火腿煮了点粥给他吃了一餐。后来黎叔问我父亲冯得是什么么病，我父亲小声告诉他说是营养不良，不敢说是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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