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桑榆：文革时期的乡村批斗会
文革时期的乡村批斗会
－－作者：梅桑榆
“ 文革 ” 运动开始后，学生大显身手，批斗校长老师、破 “ 四旧 ” 、抄家、烧书 …… 农民也积极投身运动，且斗争对象更多，批斗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以及地、富、反、坏等 “ 牛鬼蛇神 ” ，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乡镇村庄，到处都在开批斗会，狠抓阶级斗争。运动开始不久，农村便与城市一样。《文史天地》 2010 年 10 期，作者梅桑榆，原题《文革时期的乡村批斗会》。
文中所叙的种种批斗场面，对于 80 后、 90 后的年轻人来说，似乎是天方夜谭，然而，在我国历史上，却是真实的存在。以史为鉴，但愿这类丑恶的行为不再重演。
我几次看过那种令人发悚的场面：捆人者抬起脚，从背后照被捆者的腿弯上狠踹一腿，被捆者当即被踹得跪倒在地，捆人者双用一根麻绳，从他的颈后勒过，再从其手臂下绕过来，在他的胳膊上迅速缠绕几圈，然后将绳头交叉一系，用膝盖顶着他的脊背，猛力系紧绳索，被捆者的双臂，便被紧捆在背后。若是绳子绕得低于其肘部，且系得较松，被捆者尚能忍受，若绳子绕得高，再勒得紧，使其双臂几乎并拢在后背，被捆者就会痛得惨叫倒下。他一倒下，捆人者便狠踢他几脚，说他装佯，喝令他起来，或是抓着绳子将其提起。他一提绳子被捆者又是一声惨叫。被这样捆过的人，松绑后胳膊要痛上好多天，连端饭碗都困难。
“ 阶级敌人 ” 在被批斗时，仍要遭到种种折磨摧残。
通常是罚跪。若是仅跪在地上还好，遇上心肠歹毒的造反派，还要在地上撒些碎碗碴，令其跪在上面，使其膝如刀刺。有时，跪者的背后站着两个汉子，用手揪着他的头发，令其把头抬起，或是一只脚站在他的小腿上，用力踩踏，使其如受古代一种名为 “ 夹棍 ” 的酷刑。
有时是吊着斗。农村的草房，其人字形屋架下，有一道横木，这道横木，便成了吊打人的设施。主持批斗者令人用两根绳分别捆起被批斗者的手腕，把绳子从横木上甩过来，由两个汉子抓着，用力一拉，被批斗者便双脚悬空。有的人则是用细麻绳扎紧被批斗者的两个大拇指，吊于横木上，令被吊者痛不欲生。还有一种吊法，称之为 “ 坐飞机 ” 。说到 “ 坐飞机 ” ，人们通常认为是把被批斗者的两臂用力向后抬起，令其低下头去，呈飞机状。季羡林先生的回忆录中，说他为在挨批斗时适应坐飞机的姿势，且增强 “ 耐力 ” ，曾在阳台上练习 “ 坐飞机 ” ，其姿势也是如此。乡村的 “ 坐飞机 ” ，比城市更加形象：用两根绳把被批斗者双手分别捆起，再用一根绳将其双脚捆上，捆手的绳甩过屋架下的横木，捆脚的绳从一根屋梁上穿过来，行刑者喝着号子，抓捆手绳的人向两个方向斜拉，抓捆脚绳的人向下直拉，被批斗的人便两臂展开，双脚后翘，吊在半空，像一架正在飞行的飞机。
仅是罚跪、吊起，还算轻的，批斗时无不遭到殴打、侮辱，或是拳打脚踢，或是棍击棒捣，或是用鞋底扇耳光，或是用绳子抽打，或是往其脸上吐唾沫浓痰 …… 总之，怎么残酷狠毒都不过分，打死人也不用偿命。有的人别出心裁，将盛着屎尿的小桶，挂在被批斗者的脖子上，令其闻臭，光闻臭还不行，又往桶里扔石头，溅得他满脸屎尿。
四类分子批斗过了，便开始批斗干部。于是许多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遭了殃。随着运动的深入，城市的斗争方式迅速普及到农村，除了捆吊、罚跪、打骂，又增加了挂牌子、戴高帽游街游乡等斗争手段。古代的死刑犯被押赴刑场时，背后都插着一个牌子，上书罪犯姓名，并打一红叉，这一方法也被学用，不过是直接将牌子的木柄插在衣领里，有的人脊背被木柄插烂，后脑勺头皮被木牌磨破，睡觉时只能侧着身。有的人用几十斤重的铁板，系上一根细铁丝，挂在被批斗者的脖子上，细铁丝直勒进肉里，痛如刀割，沉重的铁板，坠得他直不起腰，不用按头，他也要 “ 低头认罪 ” 。有的人令被批斗者扛一根百余斤重的大炉条，他稍一晃动，便要挨打。
四类分子、社队干部被斗过了，运动正值高潮，战斗正未有穷期，革命造反派岂能 “ 刀枪入库，马放南山 ” ？纷纷寻找批斗对象，以扩大战果，于是一些发过几句牢骚、说过一句错话、干过一件错事，或平时有对头的贫下中农，也遭了殃。
当时，我尚未到黄泥铺插队务农，一部分时间呆在学校，一部分时部呆在总铺家中。医院所在的街东街西两个生产队，几乎天天晚上开大会，生产队里开大会，可不是什么 “ 诉苦把冤升 ” ，而是在斗人。会场设在街边，靠墙并排摆着两张八仙桌，算是 “ 主席台 ” ，桌上放着两盏桅灯， “ 主席台 ” 后面坐着运动积极分子，或造反派头目，社员呈半月形，在 “ 主席台 ” 前或站或坐，主持人宣布批斗会开始，被批斗的人便被押了上来。不过这两个生产队还算文明，未对被批斗者捆绑打骂。
他们斗过了 “ 牛鬼蛇神 ” 、队干部，便开始斗普通社员。
社员芦某， 30 来岁，平时爱胡扯，在地里干活时他与妇女开玩笑说： “ 我跟你讲讲话心里都快活，我要是摸你一把，心里就像夏天吃了凉西瓜。 ” 被拉到会场批斗，罪状是 “ 一学《毛选》就打瞌睡，见到女人就来精神，大白天耍流氓，调戏侮辱妇女。 ” 又有人说他 “ 侮辱贫下中农 ” ，因为那妇女是贫农成分。其实生产队干农活时，男女在一起胡扯嬉闹、妇女几人联合把男人的裤子扒掉，乃是寻常事。芦某不过开开玩笑而已，当然不服辩道： “ 说我学《毛选》就打瞌睡，这我承认，我听不懂嘛。说我侮辱贫下中农，没有道理，我家也是贫农成分！ ” 批斗者便斥他狡辩，说他是 “ 贫下中农队伍里的败类 ” 。芦某脸上有麻子，批斗者又叫他 “ 撒泡尿照照镜子 ” ，说他 “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 。后来革命派又画了一些漫画，贴在街边墙上，漫画上画一人捧着毛著，做朗读状，芦某垂着头打呼噜，又画他见了女人，口水直淌，搞得芦某没脸见人。
社员陈某子女多，生活困难，一个儿子又有慢性病，他贩卖了几趟鸡鸭，挣了点钱，给儿子治病，于是被拉到会上批斗，罪状是 “ 走资本主义道路，搞投机倒把 ” 。陈某申辩说他卖鸡鸭不容易，天不亮就起身半夜才能到家，一天要跑几十里地，还要像做贼似的，偷偷摸摸，以防被人没收。批斗者说他： “ 得了便宜还卖乖，要是人人都像你这样，队里谁来搞生产？ ” 陈某说： “ 我工分也没少挣，不信你们看看我的工分本。 ” 批斗者又说他 “ 搞投机倒把玩命，干队里的活磨佯工。 ” 革委会成立后，陈某被戴上 “ 投机倒把分子 ” 帽子，管制劳动。
……
农村的造反派成员不像学生那么单纯，有的是好吃懒做的二流子（此类人被称之为 “ 高级社员 ” ），这些人多是干将、打手；有的是想借此出风头，想闹个干部当当；有的是运动以前挨过干部的整，运动一来，借机报复；有的与他人有矛盾，吃过别人的亏，借机泄私愤；有的则是宗族之间互斗多年，早有仇恨，借运动之机，以报宿仇 …… 总之，大多怀着个人目的，去整别人。有的人势大，整了别人，没人敢呲呲牙缝；有的人则整过别人，转眼之间又被人整。
《乡村三十年》一书，在《动乱中的农村》一节中，对我家乡文革时期的农村，有如下记载：
长塘大队赵街小队赵得柱讲： “ 王崇仁在县里揭县委的盖子时还是小组长、积极分子，回到临淮就戴高帽子游街。姚弯大队的周为闲讲： ” 表叔从红心公社来， 7 个干部戴高帽子游街，插牌子，头皮都插烂掉了。 ” （《县委常委会议记录》， 1966 年 9 月 23 日）
官塘公社光华大队绑打了不少群众，有的遭到审讯逼供，有的被抄家封门，有的被迫外出 “ 跑反 ” 。陈西生产队贫下中农被绑打罚跪的有 4 户 5 人，抄家的 2 户，先后出外 “ 跑反 ” 的有 8 户 11 人，占总户数的 60% 。（工作情况《第十一期》， 1967 年 1 月）
关、押、打干部一直没有解决，批斗要 “ 坐飞机 ” 、 “ 闻屎 ” 。（《四干会议记录》 1967 年 2 月 22 日）
总铺区共有：公社书记 9 人，走掉的 6 人；区委书记 2 人，走掉的 2 人；社长 5 人，走掉的 4 人；区干 4 人，走掉的 3 人；一般干部 2 人，走掉的 1 人；共计 22 人，走掉的 16 人。（《四干会议记录》， 1967 年 2 月 25 日）
乱揪乱斗大队、生产队干部。据明陵公社不完全统计，新提任的大队和生产队一级的干部 118 人，有 23 人被斗并游街示众。刘府公社郭大巷大队新担任的 4 个大队一级干部，全部被斗、罚跪、戴高帽子游街。（《 “ 四清 ” 地区反攻倒算简报》， 1967 年 3 月 15 日）
当时的县委，把运动引起的混乱归罪于 “ 走资派 ” 和地富反坏右分子，乡村干部为了不挨批斗，躲避他乡，是为了破坏运动；农民因怕挨斗，或因庄稼受灾而逃荒处出，则是受五类分子的煽动，也是要破坏运动。《乡村三十年》记载： “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决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垂死的挣扎， …… 他们为了对农村文化大革命施加压力，竟在备耕生产的紧张时刻，撒手不管，躺倒不干。加之去年旱灾严重，留种不足，生活存在暂时的困难，农村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为了达到破坏生产，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目的，竟然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大批外流。（《县委文件》， 1967 年 2 月 26 日） ”
总之， “ 走资派 ” 是 “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 上的人，五类分子是 “ 阶级敌人 ” ，无论是农业欠收，百姓饥馑，还是社会混乱，人人自危，其根源，都是因为他们在 “ 搞破坏 ” 。其实，真正搞破坏的人究竟是谁？谁也不知道，也不敢深想，即使知道了，也没人敢说。
我到黄泥铺插队务农时 “ 文革 ” 运动正值高潮，当时县及公社、大队革委会已经成立，开批判大会，是革委会的重要工作之一。一些头目几天不斗人，便觉革命工作没有干好，便觉冷清寂寞，所谓 “ 与人斗，其乐无穷 ” ，开批判会，对他们来说不但是革命任务，也是莫大的享受。
批判大会的地点大多设在小学操场。由公社革委会召开的批判大会，被批斗的人较多，都从各大队押来，有时重点批斗一二人，也要令一帮 “ 牛鬼蛇神 ” 陪斗。操场的东面有一个土石砌起的大台子，供开会或演出之用。开批判大会时台上立起几根毛竹，扯着大幅会标，上有 “ 批判某某某大会 ” 的大字。广播站的人事先在台侧装好播音设备，在毛竹上挂起高音喇叭。台上靠后摆着一排桌子，公社干部端坐其后。台后墙上，挂着大幅毛主席像。会场上红旗招展，可容纳上千人的操场，挤满了革命群众。与学生们召开的批判会不同的是，会场上周围，站着不少持枪的民兵，比那些只能挥拳头、耍皮带的学生威武得多，这些持枪民兵，为批判大会增添了腾腾杀气。
批判会开始，由主持人高喝： “ 把某某分子押上来！ ” 那些 “ 某某分子 ” ，便被民兵用枪押上台来（有时是由群专队员用红棍子押上台）。他们有时是被绳捆索绑，有时是胸前挂着牌子，牌子上写着其人的姓名，照例要打上红叉。主持人先是喝令 “ 某某分子 ” 们 “ 向毛主席请罪 ” ， “ 某某分子 ” 们刚转过身，他们身后的民兵，便照他们的腿弯狠踹一脚，他们便咕嗵跪下。等他们口中念念有词地请完了罪，主持人便喝令他们面向会场跪下。随后是运动积极分子宣读批判稿，声音高亢，咄咄逼人，说的虽是家乡土话，但其气势、其韵味，却颇似广播里的大批判腔。积极分子读上一段，便有嗓音宏亮的人带领群众喊口号，先是喊 “ 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 、 “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 ，然后是喊 “ 打倒某某分子某某 ” 、 “ 某某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 ，会场上的群众，跟着振臂高呼，吼声如雷。
有的人被批斗，心中不服，虽被强迫跪倒仍腰杆挺直，昂首挺胸，主持人便喝道： “ 某某还不老老实实低头认罪！ ” 民兵便以枪托往他的脊梁上猛砸，令其弯腰低头。有的人被枪托砸倒在地爬不起来，又被民兵抓着双臂拎起来，喝令其跪好。批斗期间主持人又喝令他们交待自己的罪行，谁若说话声音低了点，或 “ 避重就轻 ” ，交待得不如革命派的意，也要惨遭毒打。
大队召开的批判大会，声势虽没那么浩大，也有数百人参加，与会者都是各生产队的党团员、运动积极分子，其中青壮年居多。运动时期，一些大队的民兵营长，称王称霸，势炎最炽，因为他们手里有枪，枪杆子里面，不仅可以出政权，而且可以出威信、出威风。我们大队的民兵营长马某，长相不恶，说话常带微笑，对同志 “ 像春天般的温暖 ” ，但他却是个运动健将，整起人来 “ 像冬天般冷酷无情 ” 。他爱开批判会，隔三岔五要找几个人斗斗，会场也设在小学操场。
每年入冬，农民稍闲，大队要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而开批判会的次数，也随之增多。马营长召开批判会，命宣传队的人事先写好批判稿，选几个嗓音好的男女演员，在会上宣读，又命女演员带领群众高呼口号。程式固定，颇似演戏。批判会结束后，又要押着被批斗的人游街，与会者排成队伍，尾随其后。我当时也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混工分，不得不跟着游行。运动开展两年余，我父亲屡遭批斗，我看着那些被批斗者遭到侮辱毒打，便想到父亲，参加游行，也觉得不是滋味，因此我总是落在队伍的后面，别人举手喊口号时，我也跟着举手，但我的嘴却保持沉默，那乱七八糟的口号，令我深感厌恶。
转自《西单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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