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文：60年代中后期北大历史系师长写真
60
年代中后期北大历史系师长写真
－－作者：欧阳文
20 世纪 60 年代，我有幸考上北大历史系，虽然两年后就邂逅了文革这场浩劫，众多师长们的风采还是令我终生难忘。
原来我以为，大学里的老师都是教授，一个个都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而且都西服革履，道貌岸然，出乎意料，他们绝大部分都很朴实，一身中山服，态度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在那个年代显得比较“各色”的，西服领带，衣冠楚楚，一副大家学者风范的，寥若晨星。
无论什么装扮的老师，都会透出不同程度的学者气质，都有着不同凡响的故事。
依然讲“猴变人”的老师孙淼
给我们上课的第一个教师是孙淼老师，这是一个相当朴实的中年汉子。他 1960 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司职于北大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中华文明的起源、先秦史是他的专业特长和研究方向。远古时代、中国猿人是他的课，也许是这段历史就缺乏感性魅力，也许是他的课讲得相对平淡，也许是我的专业思想还不那末牢固，也许是“猴变人”听过好几遍了，总之，让我感到索然无味。那些什么旧石器、新石器、陶器、铜器、铁器等等，虽然都是专业必修课，可我这样对此不太感兴趣的学生，实在打不起精神听。
后来，组织我们去周口店北京猿人展览馆去参观，倒是给大家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记。当时同去的还有考古专业的老师，讲了贾兰坡等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发掘周口店北京猿人的来龙去脉，以及北京猿人头盖骨如今仍然不知去向的历史之谜。这倒是让我们听得全神贯注，而且激发了我们学习历史的兴致。
这次参观还有一个插曲：结束参观的返途中，路过卢沟桥，孙淼老师应同学们的要求，停下来，让大家参观这座铭刻着中华民族优秀儿女浴血奋战反对侵略的历史名桥，由于时间紧迫，大家匆匆忙忙在桥上浏览了一圈，就按老师规定的时间上车出发了。可是回程走了一多半，考古专业的同学们忽然报告，说怎么没有看到王绵厚同学 ? 孙淼老师急忙让两辆大巴全部停下，查找这个同学，果然没有。有个同学说，上车前看到王绵厚正在仔细端详“芦沟晓月”的碑文，是不是过于专心致志，没有听到喊上车出发的声音 ? “王绵厚丢在卢沟桥了”的消息马上传遍了两个大巴。只见孙淼老师着急得脸红脖子粗，与另一个老师还有学生干部急促地商量着怎么办 ? 回去一辆车接，这辆车上几十个同学的晚饭就赶不上了，不回去，把他撂下怎么办 ? 后来还是家在北京的几个同学说：没事的，卢沟桥有通往市区的公共汽车，他肯定会乘坐公共回来的，只不过会晚一会。孙淼老师他们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与我们继续乘车返校，但是他一路心事重重，一脸忧虑。到学校分手时，孙淼老师一再叮嘱考古专业的同学，王绵厚同学一旦回来，请马上告诉他。果然不出家在北京同学所料，我们回校不久，王绵厚就也回来了。大家都虚惊了一场，我们也都看出，最担心的还是孙淼老师。
孙淼老师后来研究成果多多，因此担任了中国老教授协会社会科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夏商周断代工程评审专家等等学术研究机构的职务。
2004 年国庆长假期间，我们 64 级历史系学生为纪念入学 40 周年，到系里集中与当年的任课老师座谈时，孙淼老师也参加了，这时他已白发苍苍了。当同学们谈起他第一个给我们讲专业课还是“猴变人”和“卢沟桥丢了王绵厚”时，他和同学们不约而同地开心地笑了。
“道路以目”的张传玺
张传玺老师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比较深。他给我们讲的也是中国古代史先秦史这一段。这位老师为人谦和，幽默风趣，丝毫没有架子。他讲到西周周厉王暴虐，老百姓民不堪命，闲话蜂起，怨声载道，周厉王变本加厉，实行敢言者杀无赦的暴政，找来一个卫巫，让他“监谤者，以告，则杀之”，致使一国之内熟人相见，也不敢交谈，只能“道路以目”。讲到这里，他还学着当时的情景，在讲台上表演起来，逗得大家乐个不停。
他是山东日照人， 曾在山东大学中文系及历史系学习， 1956 年考到北京大学历史系攻读副博士研究生，师从著名历史学家历史系主任翦伯赞，主攻秦汉史。以后就留在北大历史系任教，并成为翦伯赞的助手。
1958 年到 1959 年，他曾参加全国少数民族社会调查，并担任云南潞西县遮放区傣族调查组组长和武定、禄县彝族调查组组长。讲课时，他曾给我们谈到他们当时调查的情况：不少少数民族还是过着非常原始的生活，实行的还是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还谈到国内历史学家们对要不要保留这些少数民族的原始生活方式，观点不一样。一派认为，为了便于研究，应当使这些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继续保持现状，否则就会给古代史的研究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一派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不能人为地阻挡，不能为了少数专家的研究，就让那么多的少数民族依然生活在几千年前的极端落后状态中，那样，太不符合马列主义的人道主义了。大概是他阅历比较丰富，和深厚的专业功底，所以他讲课非常放松，广证博引，妙语连珠，深入浅出，生动活泼，听他讲课的确是一种享受。
文革开始后，由于他是翦伯赞的助手，也是没完没了地写检查。好在他早年参加革命队伍，没有什么历史问题。后来他一度被放到我们中国史班参加文革活动，大家在一起无话不谈，相交甚深。有一段时间，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让我们给他们提意见，我们经过认真讨论，毫不客气地指出：关键是他们一定要相信群众，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并以此为主题，联名写成一篇东西，得到了他们的认可，称道我们一针见血，击中要害。
1970 年我回北京参加同学婚礼，曾去张传玺老师家里看望他，他与夫人热情地留我用了午餐，他还送了我一个当时流行却比较罕见的领袖纪念章。再见面就是 1998 年 5 月北大百年校庆了，我们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的庆祝北京大学成立一百周年盛典大会，邂逅相遇，相谈甚欢，抚今追昔，感慨万端，我们还在会堂外面合影留念。历史系的纪念大会，我们又相聚在二院古色古香的院落中，中国史专业的同学们都争相与他合影。
后来得知，文革后，张传玺老师做的头一件大事就是为著名历史学家、北大副校长、历史系主任翦伯赞平反。 1978 年，北大当局还要宣布学校关于翦伯赞的审查结论——仍然是“四人帮”时期做的结论，听说这个消息的翌日晚，张传玺老师去找北大主管落实政策的党委副书记，想阐明自己的观点，不想却碰了钉子，这位副书记翻出翦伯赞的档案材料，称他的结论是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张老师在极度失望之后，又下决心把这件事做到底。他联合了其他 7 名教师，又起草了给校党委的一封信，然后在一位老教授的率先支持下，找了其他人一一签名，又送到那个副书记手中。然而，一个星期之后，“八人上书”渺无音讯。张老师斗胆在北大三角地贴出 6000 字名为《翦伯赞同志革命的一生》的大字报，要求为这位历史学家公开恢复名誉。大字报轰动了整个燕园，其影响甚至波及到海外。北大党委正副三位副书记全部到现场观看，并于当天撤销了原“翦伯赞专案组”，成立了新的专案组，张传玺老师也在其中。他根据专案组的决定，起草了两份为翦伯赞平反的文件，送交校党委。他还把大字报底稿打印了 300 份，分送翦伯赞生前的同事、友人等，扩大影响。张传玺老师还采取了一个特别的行动，把大字报送到北大历史系学生、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胡德平哪里，想通过他向他的父亲、时任中组部部长的胡耀邦“告御状”。胡德平欣然答应，并很快就有了反馈：让张老师三天之内写出有关材料。两个月后，消息终于来了：时为党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同志批示：“我认为应当昭雪 ! ”北京市委、北大校党委迅速落实。张老师及其同事的努力终成正果，受到不公正待遇 12 年之久、含冤自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翦伯赞终于恢复了他应有的名誉。在这个过程中，给北大校党委上书的 8 个人特别是张老师功不可没。
年富力强的张传玺老师文革后在史学界大显身手，大展宏图，大放异彩。他先后担任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主讲老师，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顾问，国家教委 ( 教育部 ) 中学历史教材审定委员会委员，全国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学科命题委员会委员，全国各类成人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大纲审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历史学科组组长，撰写了一百多篇论文和多部有影响的专著：《秦汉问题研究》、《中国古代史纲》、《简明中国古代史》《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翦伯赞传》。他还多次到日本、韩国、新加坡和我国台湾讲学，是北京大学享受国务院津贴的专家之一。
红色教授田余庆
教我们魏晋南北朝史的是田余庆教授。田先生祖籍湖南湘阴，生于重庆，读过湘雅医学院，曾在西南联合大学读政治学， 1950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史，专攻魏晋南北朝。他是我们所读主要课程的主要教材《中国史纲要》 ( 翦伯赞主编 ) 的编写人之一。印象中他当时身体状况不是很好，个子不低，总探着腰。他不苟言笑，不怒自威，表面上很严肃，但讲起课来声音里却透着和蔼。也许我对这一段历史不太感兴趣，所以他给我们上课的详细情景已经不太清楚了。但记得他在当时也算得上红色教授，是共产党员，对自己要求很严格。
毕业前夕，我们历史系到当时的房山县霞云岭搞“战备”和“教改”，他也去了。那时他已经四、五十岁的人了，身体又弱，竟然和我们这些 20 多岁的小伙子们一块参加劳动，这里下地就是上山，山路弯弯，崎岖难行，常常一边是峭壁，另一边就是悬崖，空人行走都让人胆战心惊。可田先生和同学们一样背着背篓运粪运棒子，经常汗流浃背。他的行为经常得到系里领导者工军宣队的表扬，可是我们却时常为他的身体为他的拼命而担心。
他教我们时间较短，文革肯定耽误了他许多学问。文革后，他的学问同样得到了发挥，曾任北京大学历史系系主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位委员会评议组成员，著有《论轮台诏》、《东晋门阀政治》 ( 最重要的代表作 ) 、《秦汉魏晋探微》等非常有影响的论文。近年来，有名人曰：有田余庆在，北大历史系就还在。话虽然过了些，也足见他在北大历史系的地位。
性情中人汪篯
汪篯教授是我终生难忘的一位先生。他与田余庆一样，是 1958 年以后北大历史系确定重点培养和使用的“又红又专”的教授之一。他教授我们隋唐史。汪先生高个子，白皙脸，戴一幅金丝眼镜，知识分子气质很浓。讲课时兴致盎然，滔滔不绝，口若悬河，洒脱不羁。据说 63 级有一次上唐史课，他的助教一位青年教师主讲，他本来是听课的，有同学提问，他见青年教师回答的不甚理想，自己就跳到讲台上，眉飞色舞越俎代庖地开讲起来，全然不顾那位助教尴尬的神色。还有一次，他讲唐代文学，由于他太热爱太熟悉了 ( 北大中文系著名古汉语专家王力教授自称汪篯会背诵的唐诗比他多 ) ，讲起来天马行空，信马由缰，规定的课时时间只讲了很少一部分，没办法，只好跟下面上课的同系教师顾文壁说好话，好在顾比他年轻，无可奈何，只好让步。结果一二再，再二三，唐代文学他整整讲了 6 个小时！他一边讲课，一边抽烟。他的烟瘾十分了得，常常是上课开讲时用火柴点上一颗香烟，然后就不停地讲，不停地抽，这颗未尽，那颗接上。整节课不知抽多少根烟，火柴只用开头一根。他抽的是“大前门”，当时已是高档的了。同学们叹息：一个月得抽掉多少钱啊！我的座位在前面，看得很清楚，他夹烟的食指和中指上半部分被烟熏得焦黄焦黄。在下面辅导我们功课结束闲聊时，我们说他身体瘦弱，弱不禁风，他却炫耀说在清华读书时，曾是清华大学篮球队的五虎上将之一，谈起此事眉飞色舞，津津乐道。
他所讲的史学观点，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是特别推崇武则天，认为这位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皇帝非常了不起，大唐盛世武则天功不可没。谈到史学界有人对武则天宠信男宠多有诟病，汪先生极为不满，他认为，这完全是男尊女卑陈旧思想在作怪。他曾在课堂上激愤地説：男性皇帝三宫六院七十二妃，理所应当天经地义，女性皇帝养几个男嬖怎么就大逆不道了呢 ? 为武则天打抱不平的忿然心态溢于言表；二是对农民起义的作用之一是推动封建皇帝实行让步政策从而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给以充分肯定；他对唐太宗也十分赞赏，称道他的文治武功，称道他的“贞观之治”，称道他的纳谏入流。他很得意地谈到，他曾给中央党校高级领导干部班讲过《论唐太宗》，后来形成一本小册子，还拿给我们看过。
他说过他是我国著名学者陈寅恪的得意门生，还常常介绍陈先生有关史学的学术观点。后来才知道，汪篯先生 1916 年生于扬州， 1931 年考入省立扬州中学， 1934 考进清华大学， 1938 年大学毕业时因成绩优异被推荐到西南联大跟随陈寅恪从事历史研究。两年多里，他一直住在陈家中，协助陈著述或修改书稿。有时，还提一些不同的见解，有的意见还被陈采纳。在陈的众多弟子中，汪篯是才华出众的一个，陈对他一生的影响最大，他的学术思想都打有陈的烙印。一年后，汪又考上北大文科研究所， 1947 年又回到清华陈的身边，直到陈南下中山大学。而汪先生 195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成了一个虔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正是由于此，解放初期，国务院周总理曾经派他拿着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和与陈寅恪关系不错的副院长李四光的两封信，到广州中山大学邀请陈老先生，担任毛泽东主席已经亲自委任的中国科学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陈老先生却提出两个条件：一是中古史全所人员不宗奉马列主义，不学习政治；二是请毛公 ( 毛泽东 ) 和刘公 ( 刘少奇 ) 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陈老先生提出如此惊世骇俗的条件，主要是对郭沫若先生有意见。不知汪先生对陈老先生交谈时讲了些什么，总之是话不投机，陈老先生对汪先生此行很不满意也很不客气，公然对汪先生说：你不是我的学生！这样，作为共产党员的汪笺此行当然只能铩羽而归。有知情人说，陈老先生这样做，是他对研究历史做学问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他认为，特别是研究历史，一定要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
1959 年汪篯先生由于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受到批判，为此他曾瘦了几十斤肉。 1962 年，他在中央党校作《唐太宗》的学术报告，，讲到唐太宗在贞观时期一开始注意听取不同意见，励精图治，创建了有名的贞观之治，但是后来，他躺在贞观盛世的功劳簿上，好大喜功，骄奢淫逸，所以諫臣魏征四次上疏，劝谏唐太宗幡然醒悟，居安思危。有人把这与当时的国内形势联系起来：由于毛泽东主席的一系列错误决策，反右，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赫鲁晓夫的投井下石，出现了 1959 － 1961 三年困难时期。言外之意是说汪先生影射现实，这给汪先生施加了不少政治压力。还有一点，有人批判他宣扬和坚持让步政策的史学观点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因为当时史学界有个孙达人，独树一帜，对史学界历来公认的让步政策的观点，提出异议，说封建统治者对农民起义从来就没有过让步，只有反攻倒算。这个观点被毛泽东所肯定。 1965 年 12 月 21 日，毛泽东在杭州对人说：“现在有个孙达人，写文章反对翦伯赞所谓对农民的‘让步政策’，在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哪有什么让步？”对此，我们记得汪篯先生认为，学术问题，应该实行百家争鸣的方针，都是一家之言，可以互相争论，也可以互相包容。总之是没有肯定毛泽东的说法是最高指示，可以盖棺定论。
文革一开始，就有人在汪先生的家门口贴出批判他的大字报，汪先生接受不了自己苦口婆心教诲的学生对自己的污辱，为时不久， 1966 年 6 月 7 日，身为北大历史系副主任、知名教授的汪篯先生就在家里服毒自 ( 喝敌敌畏 ) 了。送医院抢救无效， 3 天之后，这位史学界的隋唐史专家，才华横溢的学者，就与世永别了。当时还被定为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这是文革开始后北大历史系非正常死亡的第一人。现在想来，不禁令人唏嘘不止！如今人们只能读到先生的《隋唐史论稿》《汉唐史论稿》两部论文集，而不得见这位性情中人的音容笑貌了。
宋史泰斗邓广铭
讲授宋辽金史理所当然的是邓广铭教授了。这是所有给我们讲课的老师中职称最高、学问最大、年纪最长的先生，当时他是正教授，在宋史研究方面乃领军人物，已经近 6 旬的高龄了。
邓先生与著名诗人臧克家、李广田是山东第一师范的同学，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山东代表王烬美是他的学长。受影响闹学潮而被学校开出的邓先生， 1932 年考上北大史学系， 1936 年毕业，他 12 万字的毕业论文《陈龙川传》深得胡适先生赞赏，故而留校担任了中国文学研究所助理和史学系助教。在这个平台上，邓先生如鱼得水，收获颇丰。先后发表了《辛稼轩年谱》、《稼轩词编年笺注》、《宋史职官志考正》、《宋史刑法志考正》等当时颇有影响的著作。陈寅恪先生对他也很赏识，曾为他的《宋史职官志考正》作序。他也很受傅斯年先生青睐，从傅斯年哪里学到许多学问。他写的《 < 辛稼轩年谱 > 及 < 稼轩词疏证 > 总辩证》发表后，学术界为之瞩目，胡适、傅斯年、陈寅恪等大家都为之好评。夏承焘先生正在写《唐宋词人十家年谱》，其中涉及辛稼轩年谱，看了邓先生的这篇研究成果，给邓先生写信说：“看了此文，辛稼轩年谱我不能写了，只能由你来写，我收集了一些资料，可能你都看到了，如你需要，可寄给你。”
邓老先生给我们讲课时不紧不慢，不温不火，语调平缓，偶尔也激昂或幽默一回。他对宋代历史人物的研究，首推民族英雄岳飞。他是 1943 年到 1946 年在复旦大学史地系任教时就出版了《岳飞》一书。后多次增补，并改名为《岳飞传》。在史学界，岳飞是不是爱国民族英雄，历来争议很大，反对派主要说金国现在都是中国的组成部分，把岳飞抗金说成是爱国，岂非是说金国不是中国的了。邓先生是肯定派的力挺者，他认为，这些问题应该历史地看，两宋时期，金国与我们就不是一个国家。不能因为现在是一个国家了，就否认岳飞抗金的爱国本质。开始学习宋史不久，我就在图书馆借了邓先生《岳飞传》这本书，原来以为是历史小说，翻开一看，是一本学术著作。但它还是有一定文学性，不像一般的历史学术书籍那么书卷气，让人觉得枯燥难读。读了一遍，受益匪浅。邓先生的这本书把传记写作提高到学术水平，正是他的重要贡献。辛弃疾是他着力研究的另一个重要人物。他推崇辛弃疾的文学成就，更称道这位山东老乡的豪爽性情，爱国情怀。他的《辛弃疾传》是我们学宋史时必读书。他指导我们学习和研究历史，一定要掌握四把钥匙，一是职官制度，二是历史地理，三是年代学，四是目录学。在学校时体会不那么深刻，毕业后在党政部门工作之余，搞点有关历史方面的研究，还真觉得受益匪浅。
这位身材魁梧、颇有学者风度的教授，始终遵循“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治学原则，不论是什么人对他的著述有不同看法，他都欣然接受，没有一点大家的架子。他经常到我们学生宿舍，解疑释惑，甚至还征求我们这些学生的意见。当我们谈到他的《辛弃疾传》一书里，写到对辛弃疾曾经镇压过农民起义仍然持赞赏态度不很合适时，他虚心接受，表示再版时一定会改正。他写的《略论有关 < 涑水记闻 > 的几个问题》，浙江大学教授徐规曾有一些不同意见，邓先生回信说：“待再版时－－一一遵命改正”。与他的交谈中，他经常得意地谈起他的高足漆侠，他在河北大学历史系任教，后来我到河北工作，得知在漆侠教授主持下，河北大学成立了宋史研究中心，在全国史学界具有一定影响，方知邓先生当年此言不虚。言谈时，邓先生还颇为自得地谈起他主持的《光明日报》“史学”专刊，原来这个专刊由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和北大历史系共同主办，然而其它两家不积极，最后范文澜先生决定由北大历史系独负其责，组成四人编辑小组，邓先生担当组长。这个专刊在引领我国的历史研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邓先生特别谈到，“史学”专刊在 1958 年到 1959 年讨论为曹操翻案的问题时最为红火，那个时期，来稿多如雪片，一时洛阳纸贵。我读了有关书籍，感到此事论战的挑起者郭沫若先生在争鸣中不免有些霸道，有违“百家争鸣”，当面谈给邓先生，他一笑置之，予以默认。
文革中，邓先生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受到冲击。对于邓先生，我感到难过的有两件事，一件是学校两派武斗我无处存身到我们系半工半读的北太平庄“避难”时，适逢邓先生与系里的 10 多位老师即当时所谓的黑帮在这里劳改，个别负责监管的人对邓先生他们很不客气，我没有挺身而出给以保护；另一件是工军宣队进校一段时间后，对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有个政策，可以到革命群众中征求意见，如果得到谅解，就可以获得“解放”，与大家一起参加运动。邓先生一天诚惶诚恐诚心诚意地来到我们宿舍，由于当时我们几个同学也正因曾经怀疑文革挨整而心情沮丧，就拒绝了他的请求。两件事至今让我后悔莫及。略感欣慰的就是我后来在新闻出版部门工作，曾为邓先生全集的出版工作出过一点小力。
后来了解到，文革后，邓先生的满腹学问焕发了青春，能力得到了释放。他临危受命，担任了文革后第一任系主任，他的执政理念和措施，即本系年轻教师不上讲台，多读书多补课，而聘请其他单位的专家学者给学生讲课，虽然当时不被人们理解，事实证明这是地地道道的远见卓识。他还牵头发起成立了北大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并担任主任，先后担任的其他职务有中国史学会主席团成员，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名誉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成员，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委员。其撰写的学术专著除以上谈及外，还有《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中国史纲要 . 宋辽金纲要》、《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邓广铭治史丛稿》、《邓广铭全集》等等。他毕生致力于中国古代史尤其是唐宋辽金史的研究，在宋史研究方面有着超越他人的成就，在 2007 年北京大学纪念邓广铭教授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大家充分肯定了他在中国史学界“一代宗师，宋史泰斗”的地位。
谦和良师许大齢
许大齢先生是教我们明史的任课老师。当时他四十多岁，正值中年，讲起课来精神矍铄，口齿清晰，虽然声音不高，但铿锵有力，而且深入浅出，言简意赅，条理分明，逻辑性强，一句一句娓娓道来，引人入胜。许先生教学方法也比较新颖，有些问题史学界有争议，他就鼓励我们多多查阅史书，从史料中得出自己的结论，不要人云亦云，也不要强求一致。比如对朱元璋，他究竟是农民出身，坐了天下，背叛了原来的阶级，还是他原本就是流氓无产者，当了皇帝，原形毕露，还统治阶级本质面目，还是其他情况 ? 记得他还特别安排了一节课，让不同意见的同学在课堂上开展争论，以达到互相交流、互相启发的作用。平心而论，由于时间较短，我们还有其它课程，不可能查阅许多史书和参考书，特别是原始资料，得出科学的结论，但许先生教给我们了正确的做学问的方法。许先生为人谦和，诲人不倦，我们向他求教，他总是耐心答复，从来不嫌麻烦。其实据说他曾是老燕京大学年轻教师的四大才子之一。
文革开始后，许先生和其他教师一样，受到这场狂风暴雨的袭击。我们从昌平回学校本部后，工作队号召我们踊跃参加文化大革命，积极揭发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罪恶。我琢磨了半天，觉得没什么好写的。忽然想起许先生手里还有一篇我写的一篇文章没有给我，就写了一张名为《许大齢，还我的文章来》的大字报，批评他缺乏阶级感情，不重视工农子弟的学习。原来讨论朱元璋的出身与他当皇帝统治农民的关系时，我写了一篇东西，说朱元璋是流氓无产者出身，世界观的形成都是在这个时期，所以做皇帝统治人民乃是其本性决定云云。这篇东西我交给许先生征求意见，不知什么原因，他一直没有退给我。我没有调查，不了解真实情况，便在文革开始，给先生写大字报，还上纲上线，给先生扣上“缺乏阶级感情”的帽子，地地道道的“左派幼稚病”！虽然大家看了这篇大字报都觉得我很好笑，大字报也没有给许先生带来太大的灾难，但自己却留下了终生的懊悔！
许先生原来就是一个规规矩矩谨小慎微的人，文革的冲击肯定给他留下了永久的阴影：后来，一些听过他的课的学生见了他，他一个劲说他是给学生“放毒”，改革开放很久了，他给学生解答问题后，竟然说自己是“一家之言”“属胡说八道”。好在历史是公正的。 2007 年 12 月，北京大学历史系和北京大学明清史研究中心为许大齢教授举办了诞辰 85 周年纪念会，大会高度评价和缅怀了许先生的高贵品格：爱国进步，淡泊名利，深厚的学术成就，全身性投入教学，满腔热情地培养人才，甘为人梯，提携后学，谦和，身处困境却始终乐观。
清史专家张寄谦
我们的清史是在 1966 年春到昌平北太平庄分校半工半读时，由张寄谦老师讲授的。那时候，教学已很不正规，没有教室，就在简陋的宿舍里。关键是我们当时已经觉得政治气候已是“风雨欲来风满楼”，对学习历史、将来干什么都不知所措，听课自然也心不在焉。张老师那时是个中年女性，衣着朴素，甚至有些过分，达到了没有一点女人“风韵”的地步。听得出来，她讲课也显得十分不自信，唯恐出错，就是简单说了说，印象不深。记得当时反修防修口号喊得很响，“修”老大自然是苏联，所以张老师讲清史讲沙皇侵略我们讲的多一些，还有就是点了点农民起义。
后来，文革中毕业前一个时期，她曾与其他教师和我们一起参加文革的活动，接触多了，方知张老师是一个人独自生活，她的丈夫 1957 年被划为右派自杀了，就她自己拉扯着两个女儿，挺不容易的。那时，我的一件蓝色青年制服已经穿了 5 年，显得太小，买新的又囊中羞涩。张老师主动提出帮我改一改，加了一截，虽然颜色不一，很不雅观，我还是十分感激。
若干年后，我忽然发现，张老师原来也是一个功底深厚、满腹才学的历史学教授。她 1949 年就获得了清华大学历史学学士学位， 1952 年就被评委讲师，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27 年后才被评为副教授， 7 年后评为教授。她的专业特长是晚清政治史、中外关系史、近代台湾史。她同北大历史系其他老师一样，热爱痴迷自己的专业且颇有造诣。在她的心目中只有历史研究，钻研学问，没有心思没有时间去修饰打扮自己，以至外人误认为她不修边幅。《光明日报》“史学”专刊北大历史系四人编辑小组，她是其中一个，专刊的盛誉，她功不可没。 1993 年她就获得了国务院特殊津贴。她的著述有《中国通史讲稿 . 近代部分》、《西南联大大事记》等等，她还撰写了数十篇有影响的论文，其中《严复与北京大学》等多篇文章都获过奖。
各显其长众先生
我们中国史专业的副课有俄语、世界史、古代汉语、中共党史等等，一段时间还有作文。
世界史是我们系世界史教研室的魏杞文给我们授课。这位 40 岁左右的男教师操着一口南方人的口音，很是讲了一段时间。原来听别人说，魏老师讲课，有一大优点，不压课。果不其然，只要他上课，不论讲到哪里，一旦响起下课铃声，立马停下，下课走人。印象中，魏老师还是比较幽默的，只不过他是冷幽默。我曾跟另一个同学到他家里去过一次，只见他的一间比较大的房间里摆满了书架，每个书架上还都摆满了书籍。一个人能有这么多书籍，像个小图书馆似的，一方面让我叹为观止，一方面让我顿生敬意，真不愧是大学的老师！他在专业方面也很有成就，其专著《荷马史诗》改革开放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文革中，他也进了“黑帮劳改队”。我记得很清楚，他掂着凳子，走在“黑帮大队”里，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他与北大许多老师一样，不少精力都耗费到学校的所谓阶级斗争的是非中，虚度了许多宝贵的年华，浪费了不少聪明才智。后来听说，他早早就因为身患癌症，英年早逝了。
我们的古代汉语课是与中文系的古代汉语专业班一起上的，教师是中文系一位个头不高的陈姓老师。课本用的是王力教授主编的《古代汉语》。陈先生好像是四川人，一口川味普通话但口齿清楚。这位老师文质彬彬，衣冠整齐。有一次，他当堂提问林彪的女儿林立衡，印象中，这位由于身体不好从清华转学到北大中文系的高干子女，回答问题时不卑不亢，简明扼要，轻松自如。我们知道这位陈先生才华最突出的显示，便是文革中他给反聂 ( 元梓 ) 派井冈山编写的《牛山丑史》。牛，是指井冈山的头头法律系的学生牛辉林，拥聂派“新北大公社”诬称“井冈山”为“牛头山”，简称“牛山”。这个所谓《牛山丑史》是用章回小说的形式写的，开头把井冈山的头头一个一个作了详细“介绍”。让我至今难忘的是小说中写井冈山的首任主要负责人北大副校长周培源先生的婚恋史：说他年轻读大学时，与北大化学系教授、化学家傅鹰先生在一所大学，他们俩同时喜欢上了学校的校花，当然是一位才貌双全的女同学。面对两位同样出色青年才俊的爱慕，这位“校花”举棋不定，后来她心生一计，宣布：谁先考上美国哈佛大学留学生，她就嫁给谁。不想他们俩经过一番努力，同时考中，这可让那位“校花”又犯了难。一阵思量过后，这位“校花”表示：谁先考上硕士研究生，就嫁给谁。她万万没想到，这两位追求者，一通拼搏之后，又双双同时考上。两个回合都没有分出胜负，无可奈何，这位“校花”又出了第三招：谁先考上博士研究生，我就做谁的夫人。两年多之后，终于分出了输赢，周培源捷足先登，第一个考上博士，而付鹰先生晚了一年。这位“校花”终于名花有主，周培源终于如愿以偿，“校花”与周培源终于结成秦晋之好。当然，陈先生对这个故事的描述不像我这么正面，但也不是那么负面。后来从另一个地方看到，说与周培源先生竞争追求校花的是经济系的陈岱孙，而且陈还像金岳霖一样，痴心于追求的女性，没有成功，便终生不娶。也有对此否认的。真实详情，尚待考证。不管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谁，真实性如何，在我的脑海里，这永远都是一个鼓励人们积极向上奋力拼搏追求美好追求爱情的故事。记得我还把这位陈先生写的这部章回小说油印本保存了下来，只是后来几经搬迁，年代久远，不知存放的哪里了。
那时，我们的政治课就是中共党史，没有课本，也没有讲义，授课老师是一个姓黄的女老师。我们这门课是公共大课，好几个系的同学，除我们系以外，还有中文、哲学、图书馆学系共 200 多人，课堂总是在哲学楼西边的阶梯教室里。巧的是，这位黄老师胖胖的，中气很足，嗓音嘹亮，不然这么大教室，这么多学生，后面的听得见才怪呢。黄老师不但嗓门大，而且悦耳动听。大家都说她该当一个歌唱家。这门课也发过一本教材，是《中国革命史讲义》，根本没用过。到后来，讲课干脆就讲毛泽东著作了，好像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等，学生们也都很同情这位女政治教师，这课怎么备啊！好像也考试过，都是开卷，这个同学们倒都很拥护。考试结果一直没有公布过，问她，只说都不错。
还有我们系的陈仲夫先生，给我们上过阅读《资治通鉴》课。好像这个课本来没有，考虑到有些同学的古代汉语程度差一些，就由陈先生给补一补。每人发一本用劣质纸印的《资治通鉴》第 13 册，课堂上让同学直接看，有疑问就找陈先生解答。《资治通鉴》相对来说比较易懂，不知为什么用此作为教材，也不知为什么让陈先生辅导此课。有时候，陈先生也会就一些难点专门给我们讲讲，比如魏晋时期实行的选官制度九品中正制，陈先生讲的就比较详细，留下了深刻印象，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后来方知，陈先生是这方面的专家。他为中华书局点校的《唐六典》、《法定义疏》，至今是从事此类专业研究的必读典籍。陈先生还有两点我们印象颇深，一是一次我们一起到蔚秀园参加劳动，休息时，我们几个乒乓球爱好者就在园里的一张水泥抹的乒乓球台上厮杀起来。这时，陈先生也饶有兴趣地凑了过来，我们把球拍让给他，他偌大年纪，打起球来居然有板有眼，速度虽然慢些，使人感到他训练有素。后来他说，他年轻时乒乓球打得极有水平，主要是落点好，对方球台上不同位置摆放 21 个花生米，他一盘 21 个球下来，能打掉 18 个。他这么一说，我们肃然起敬，问他为什么不专门从事乒乓球事业，现在我们的兵兵球国手庄则栋、徐寅生、李富荣等等多么显赫有名啊！他说，旧社会，以此为职业有地位的人是瞧不起的，不像现在。尽管自己十分喜欢，家里坚决不同意，不得已还是上大学做起学问来。我们当时倒也知道，陈先生出身名门，他的兄长是被蒋介石杀害的国民党台湾省省主席陈仪。文革中学校“清理阶级队伍”时，系里一些人为了显示自己工作有成绩，总把陈先生当作“假想敌”，因为其兄是国民党高官，就怀疑他是潜伏下来的特务。其实陈仪是解放前夕看清时局准备起义让学生汤恩伯出卖才被蒋杀害的。系里一些人让我们组成小组，到陈先生家里游说，劝他“竹筒倒豆子”干净利索彻底向工军宣队交代，还说什么“革命不分先后”，闹得陈先生哭笑不得。现在想来，真是荒唐之极！
“毕竟是书生”的周一良
还有一些老师没有直接给我们授课，但是也有所接触和了解。
这些老师中，首推周一良先生。我们入学时，周先生是历史系副主任，世界史教研室的教授。他没有给我们上过专业课，但是教授中第一个给我们讲课的就是周先生。那是系里搞入学教育，他作为专家型的领导给我们讲了一课。主持人给我们介绍了他的职务，还特别讲到，他是共产党员，是知识分子无产阶级革命化的代表。讲课内容大部分记不清了，好像主要是灌输专业思想，讲历史系的学生就要热爱历史学习历史，不禁要热爱学习中国历史，还要热爱学习世界历史，学习历史具有的重要意义；还讲到考上了北大，千万不要骄傲等等。刻骨铭心的是周先生那种学者风度和气质，中等个，白净脸，不太浓密的白发梳理的有条不紊，穿着得体，衣料高档，裤缝笔直。尤其是他的举手投足，都显示高级知识分子的儒雅气度，让我们心仪不止。当时令我们惊讶和不解的是，他手上竟然带着一只金戒指，以至有些思想比较“左”的同学，觉得他不像共产党员，而像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实，这是周一良先生与夫人结婚时的定亲信物，已经带了 20 多年。据周先生在《毕竟是书生》一书里讲， 1966 年文革一开始，周先生为了怕找麻烦，就想摘下来，由于年深日久，自己已经取不下来，还是到海淀找行家锯断才拿掉的。
后来得知，周先生祖籍安徽东至，生于山东青岛。民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他的父亲就是天津市副市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周叔弢，周叔弢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藏书家、文物鉴赏家。文革中批判刘少奇讲的“剥削有功论”，就出自刘少奇在天津与他的谈话。
周一良先生出身世家，家学渊源，自幼聪明好学的他 1931 年就考入北平辅仁大学历史系，翌年转入燕京大学历史系。 1935 年毕业。与杨联升同是陈寅恪的弟子。他才华过人，连杨联升都承认，在当时的青年学者中，周一良是最有希望继承陈老先生衣钵的。后来他到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学习，获博士学位， 1945 年，傅斯年向为北京大学延揽人才的胡适推荐人选，周一良排名第一。 1946 年，陈寅恪老先生到美国去，见了赵元任，还特别打听周一良的消息，对他的状况极为关注。 1946 年，周先生怀着“漫卷诗书喜欲狂”的心情回国，任燕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一年后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 1949 年转任历史系教授，并曾兼系主任。 1952 年以后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亚洲史 ( 后改亚非史 ) 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主任。还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的《人类科学文化史》第三卷编委会编委、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日本史学会名誉会长。 1952 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195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周一良先生通晓数种外语，甚笃汉学，学贯中西，学术成果颇丰。 论著已结集者有《魏晋南北朝史论集》 (1963) 及《魏晋南北朝史札记》 (1985) 。此外，他对中国佛教史及敦煌文献也有不少重要的研究成果。他对日本史和亚洲史造诣尤深，培养了一批亚洲史及日本史的教学和研究人才。这个领域的著述代表作是高校教材《亚洲各国古代史》。 60 年代周先生主持过世界现代史教材的编写，又与武汉大学教授吴于廑共同主编了四卷本《世界通史》 ( 他负责东方及中外关系部分 ) 。我们在学校学习世界史上课用的就是这本教材。该书 1988 年获得国家教委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 1981 年，周一良以近古稀之年应聘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编辑委员会委员，后任常务副主任，并兼任分支学科三国两晋南北朝史主编。周一良先生于 2001 年 10 月 23 日逝世，他在中国史学界特别是在世界史研究方面是举足轻重的人物。
我们与周先生再次直接接触已经是文革开始以后了。记得是 1966 年 6 月初，我们从半工半读的昌平分校奉命回本校参加文革，最初住在东操场第一体育馆。不久，工作组进校进系，就开始组织学生揭发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一天晚上，疯狂了的学生首先把系里行政领导拉上台上批斗，然后就是大牌教授们。记得周先生参加会议时还是衣着光鲜，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突然被几个“革命”得出奇的学生吼叫着点名押上主席台，，让他与其他 10 几个党政领导一起低头认罪，接受批判。当时好像还有人要动手打他，被一个还懂一些政策、头脑尚比较冷静的人拦住了。但却没有也不可能阻止住周先生从此走向文革厄运和政治恶斗的漩涡。他的家被抄，人被打，还戴上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美国特务”、“反共老手”、“老保翻天急先锋”五顶大帽子。第一个是指副系主任、总支委员，第二个是指知名教授，第三个是指在美国待过，第四个是指他在燕京大学当研究生演讲时的照片上有国民党旗，第五个是指他文革中反对过聂元梓，总之都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让周先生更加知名和富有争议的就是他文革后期参加“梁效”写作组了。他是这个写作组的“四老”之一，文革后倍受知识界的诟病。据说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曾以“一个老朋友”的名义给周先生修书一封，内容只有四个字：无耻之尤。难能可贵的是，周先生对这些事的态度，淡然处之，付之一笑，还一度把这四个字压在玻璃板下，以资警惕。当然，后来人们逐步了解到事实真相，都有所表示。启功老先生与周先生在后人的调解下，也虽未相逢一笑，却抿了以前恩仇，并且互相赠书，以复往日情谊。
1980 年，北大校党委曾宣布：周一良等同志参加“梁效”工作，是由组织派去的，他们在“梁效”期间犯有错误，写过错误文章，应以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待，进行解释，他们个人是没有责任的。虽然如此，周一良先生在政治上人格上还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尽管后来不少人都理解了，毕竟还有早逝而未得了解真相没有释怀的，陈寅恪老先生就是这样，他的全集中，就把所有涉及周一良的内容都删去了。须知，周先生当年可是他当年最器重的门生啊！
周先生的儿子在文章中写到：解放前夕，周先生同情共产党，在家里曾掩护过朱镕基、艾知生等共产党员，后来却落到这个下场，为此表示愤愤不平。然而周先生不同意他的看法，父子俩由于经历不同，一些政见不一，曾多次辩论，一次周先生甚至摔下筷子拂袖而去。读到这里，不禁感慨万端。
为情而殇秦文炯
秦文炯老师是 1957 年毕业的师长，他当时是汪笺先生的助教，在课下给我们当过辅导老师。他个子很高，白净略长的脸，讲起话来也是川音普通话还有些口吃。文革中工军宣队特别是 8341 部队进校以后，学校师生都按军事编制，我们都是中国史一个排的，跟我们接触较多。主要是他的毛笔字写的很有特色，字如其人，清秀俊雅，一笔一划，一丝不苟。我当时负责排里大批判专栏，经常找他抄写大字报，尤其是重要位置的文章。
我们毕业后不久，忽然听说这位四川才子已经死于非命，原因是老婆在青海，调不到北大，只好舍弃母校，调回青海与老婆团聚。没想到发现老婆早已红杏出墙，一气之下，投河身亡。听了此讯，我们一是为这位青年老师英才早逝不胜痛伤，二也叹息他太没出息，为了一个不贞的女人竟如此奢费自己的生命，堂堂北京大学一教师，找个女人做老婆岂非易事，干嘛非一棵树上吊死！近 40 年后，才知道她娶的这个老婆是四川军阀王陵基的外孙女，是秦苦苦追求的女方，自然一往情深，投入甚多。文革中才在北大结的婚， 1970 年就为她“殉情”。大概是满怀希望而又失望之极。给我的印象，秦老师的脾气特别好，不像一个彪悍的男子汉，倒似一个贤淑的女子。没想到这位“淑女”式的老师，居然还这样敢于面对死亡！
无论如何，这也是不值得的。
从助教到专家的吴宗国
吴宗国是辅导过我们的另一个青年教师，他身材魁梧，性格内敛。也是从事隋唐史的研究。文革前接触不多，因为辅导是到学生宿舍，预先若不通知，去图书馆学习的同学们不一定都能见得到。接触多是文革中工军宣队进校以后，吴宗国老师与张传玺老师一块在我们班，算是“一条战壕的战友”。他们上班就到我们宿舍，一块讨论问题，一块开展所谓“大批判”。记忆中吴老师的毛笔字写的也是端端正正，像他的面目表情一样，“不苟言笑”。那时候一个系几个“大批判专栏”，一个专业一个排，一排一个。稿子一般由学生撰写，抄写大字报则大部分由教师们特别是年轻教师完成，因为他们这个年纪，从小都练过毛笔字，有一定功底，写起来又都很认真。老师们没有了师道尊严，和我们关系处的像同事一样。记得我们一起议论工军宣队的一些做法，与张传玺一样，很有共同语言，就是他们不相信群众，尤其不相信知识分子。为此，我们还一起编辑了一份马恩列斯与毛泽东论知识分子的语录，呈给工军宣队的师傅与领导，也得到了他们的认可。毕业后，与吴老师再无联系。
2007 年下半年看 80 集电视连续剧《贞观长歌》，忽然发现该剧片头字幕里数位顾问的首席便是“吴宗国”，很为自己有这样的老师而自豪。可随着剧情发展的荒诞，我不禁又琢磨起来：吴老师这顾问是怎么当的？让编剧这么如此蹂躏历史？比如把魏征描写得那么格调低下，还有唐太宗很赏识准备立储的一个太子，极具才华和胆略，可却骗奸了政敌的妻子，十分下作等等。再后来，见一家媒体披露：《贞观长歌》剧组只是让“顾问”们给电视剧提提意见，况且只让看了两集，并没有说当顾问一事。电视剧播出后，他们还莫名其妙呢。
最近，从网上查了一些资料，发现吴老师后来在隋唐史方面研究成就斐然。从政治制度到社会变迁，从科举取士到治国方略，从文化思想到人物评点，都有他耕耘过的痕迹。他撰写了不少有一定影响的著作，如《唐太宗与贞观之治》、《唐玄宗》、《唐代科举制度研究》、《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隋唐五代史》等等，俨然为北大历史系隋唐史研究的领军人物。
默默无闻张注洪
张注洪先生，中等个， 50 多岁的小老头，貌不惊人。我们印象中，文革前是历史系资料室的资料员。当时他年纪已经不小了，问他的情况，介绍说好像历史上有问题，所以不让讲课，在资料室做些工作。文革前，我们到系资料室查资料的时候很少，因而接触不多。
文革期间，一度搞所谓史学革命，我有所参与，查有关资料，经人指点，必须找他，与他有所接触。他话很少，一副谨小慎微唯唯诺诺的模样，可能还是对言多语失被划成右派分子心有余悸 ( 当然，文革中摘帽右派也是被人歧视的对象 ) 。但问起索要的资料，他了然于胸，一翻就能找着，说明他肚子里很有些东西。
文革后，他的历史问题可能也不算什么问题了 ( 其实后来听说，他解放后还是十分要求进步的，是系团总支书记， 1957 年妻子首先被划为右派，组织上要求他与妻子划清界限，甚至提出是要妻子还是要政治生命，他毅然选择了要妻子，结果也就与妻子殊途同归，成了右派 ) 其专长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原来张先生 1946 年考入清华大学，先在外文系，后转入历史系，又调整到北大历史系， 1952 年毕业留校工作。曾在世界史教研室，又到近代史教研室。 1957 年被错划为右派以后，近 30 年默默无闻，文革后终于“大器晚成”，著有《中国现代革命史史料史》，《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述略》，《中国现代史论稿》，成为北大历史系硕士研究生和外国进修生导师、教授，还担任了中国近代史史料学会名誉会长，中国现代史学会名誉理事，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会理事，中国工人运动史研究所顾问等等职务。他的成就说明，坚守在北大，不怕坎坷与曲折，自己又耐得住寂寞，卧薪尝胆，发愤图强，就会有丰厚的回报。
独辟蹊径张广达
还有一位也很说明问题，那就是张广达先生。我认识他也是在文革中，也是办大批判专栏抄墙报稿。张先生是主力，他的毛笔字写的又快又清楚，他本人的态度更是没说的。给多少抄多少，说什么时候完成就什么时候完成，从没说过“不”字。听人介绍说，他曾被划过右派，后来虽然摘了帽，但“摘帽右派”仍然是悬在他头顶上的一把剑。文革一来，他心有余悸，唯恐再出问题，所以一直是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不敢越雷池一步。现在想起来都非常愧疚，竟然把人家当劳动力使用。
其实，张先生是解放后北京院校调整后北大历史系 1953 年首批毕业生，外语功底扎实，又有幸接受了众多名家的浸润，学问底子已经比较厚实。反右以前，已经崭露头角，尤其是几部译作已很有影响。但是右派帽子让他 1978 年才走上讲台。中间有 10 年大多是体力劳动，与历史和学问绝缘。但是坎坷的遭遇，用他的话说，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他没有历史的漩涡中沉沦，而是艰难地坚守，终于在文革后喷薄而出。他先后担任北大历史系教授，北大中古史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秘书长，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主持的《中亚文明史》中国编委，法国亚洲学会会员，《中国大百科全书 . 中国历史》编委会委员，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他的专业特长是唐史、西域史、敦煌吐鲁番出土官府文书、中外文化交流史。他还通晓各种外语，治史注意借鉴中外历史学家的经验，重视利用出土文书资料考证中外文化记载。他的研究重点是：西域史地，特别重视唐代典章制度和中原文明对西域绿色国家的影响，唐代以来多民族在西域的活动，多种文化在西域汇聚和汇合的过程。他的论著十分可观，书籍有《大唐西域记校注》，《海舶来天方，丝路通大食－－中国与阿拉伯世界历史联系的回顾》，《天涯若比邻－－中外文化交流史略》等等。他撰写的有价值有影响的论文和翻译的译著，汇集一起，让人叹为观止。由于他较强的外语能力， 1981-2004 年间，曾应邀到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高校和研究单位访问和讲学，比如到荷兰莱顿汉学院、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做研究员，到法国巴黎高等实验学院与高等师范学院、法兰西学院做讲师、教授，到瑞士日内瓦大学、美国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访问学者、研究员和全时教授。可以这样说，在这方面张广达先生在北大历史系的教师中是独树一帜。
背负半生恶名的尚鸿逵
商鸿逵先生则是另一种类型。他没给我们任过课，但我们认识他却较早－－原因却是他背负半生的“恶名”。
原来商先生 1932 年就考上北京大学文科研究院研究生，从师中国当时的著名文学家、新文化运动干将刘半农。期间，刘半农曾带他 3 次去见当时的名妓赛金花，并在一起吃饭交谈，当然主要是赛金花述说。商先生根据老师刘半农的意旨，把赛金花的口述的内容，整理撰写成一本书，这就是遗传后世的著名的《赛金花本事》。然而，当时的北大文科研究院院长胡适知道后，认为商鸿逵作为北京大学文科研究院的研究生，屈驾为一个妓女作传，“不成体统”，“有辱斯文”，非要开除他，商先生只好写一份检查了事。但是商鸿逵先生却落下了“黄色文人”的不佳名声。解放后，不少人的看法并未发生本质的变化，北大历史系同样如此。
我们认识商先生，源于这样一个背景。当时，由于时代观念的局限，我们也总是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商先生。十年浩劫中更不用说了。老是觉得这个个子不高的老头不怎么地道，而且他还满不在乎，依然故我，瞪着两只大眼睛，眼珠还滴流滴流地转，显得流里流气的，没有多少大学教授的气质。其实，后来我才知道，商先生原本就是一个宽宏大度永远达观的人，什么情况他都敢于面对，不论别人如何看他。他还特别热情，乐于助人，喜欢发表自己的看法。在学术事业上，他一开始跟着刘半农治文，途中刘半农病逝，胡适劝他师从孟心史治史，最后成为一个文史兼治的大家。解放前在中法大学就被聘为教授。文革后，这位老先生也迸发出无限的活力，在明清史的研究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首先为他的两位先师整理著述，刘半农逝世第二年，他就编辑出版了《半农杂文二集》；后来，又为孟心史先生整理出《明清史论著集刊》、《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明清史讲义》、《满洲开国史讲义》等多部著作，使两位著名学者的学术成果得以传承。在明清史的研究方面，他有着多方面的突破，比如对康熙的充分肯定，对清孝庄文皇后的正名，对清初内地人民反清斗争的科学评价，对清初经济恢复与发展的客观论述等等，都在史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专著《明清史论著合集》与《赛金花本事》，负有盛名。
商先生晚年为了挽回以前 20 年被耽误的时间，拼命工作，终于在 76 岁时，因劳累过度，患脑溢血逝世。 2007 年 1 月 6 日，北大历史系和北京大学明清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商鸿逵教授百年诞辰纪念会”，给商先生以很高评价
考古名师吕遵谔
吕遵谔老师就是在我们参观考察周口店中国猿人旧址时作讲解的哪一位。他中等身材，白净微胖的面孔，他的讲解让我永远记住了他，尽管他以后很少给我们上课。他渊博的考古知识，生动活泼的解说语言，拉近了我与历史学科尤其是考古学的感情。遗憾的是，作为中国史专业的学生，无缘得到他更多的授业。再见面就是十年浩劫中了，不知为什么他会被打成“特务”，而且被打得够呛。
他是 1949 年 20 岁时考上北大历史系， 1952 年作为考古专业设立时选中的 5 名学生之一，于 1953 年首届毕业，从此留校任教，哪有机会当什么“特务”呢？那个疯狂的年代，荒唐的令人不可思议！大难不死，这位一入学就从师著名科学家裴文中先生而且学习成绩优异考古专业的老师，也同其他文革中受迫害的老师一样，文革后焕发了学术青春，一发而不可收，成了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后来独立的考古文博学院的顶梁柱。他不但担负起繁重的培养我国高端考古人才的教学任务，而且多年活跃在全国各地考古第一线，为我国考古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被评委博士生导师。
“劝降教授“杨人鞭
杨人鞭先生只见过面，没有直接接触过。我们看到的先生是一个小痩老头，身体单薄而赢弱。那时候，他是所谓“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没有太多的了解。后来翻了一些资料，才知道他们都十分了得，早就是学有专长的史学专家。杨先生早年就是爱国进步的知识分子，北京解放前夕，解放军提出和平解放的八项主张，傅作义将军举棋不定，在一次民主人士座谈会上，杨先生作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和著名艺术家徐悲鸿力劝傅作义接受解放军的主张。杨先生还说，如果傅先生实现北平问题和平解决，我将在修史时为你大书一笔！庆祝建国 60 周年的 50 集电视剧《解放》中写到北平解放时还记述了杨先生的这个闪光点，我以为这才是共产党人对待爱国知识分子的正确态度。杨先生的学术特长是世界史，尤其是非洲史，代表作有编译的《法国革命史》，专著《非洲通史简编》，在史学界都享有盛名。后来，北大历史系还专门设立了杨人鞭青年世界史论文奖。
文革中，我曾经被选调到一个红卫兵总部当“秘书”，接接电话，給外出串联的红卫兵开开介绍信扣扣戳 ( 当时外出串联红卫兵组织的介绍信就管事 ) ，取取通知等等，总部办公室有一辆旧坤车，我经常用它代步。后来一个知道底细的同学告诉我，这是杨人鞭教授家的车子，不久我们被聂元梓所谓的“红色恐怖”打散了，车子不知所终。如今想到我与杨先生的机缘竟是如此巧合，惭愧之至！
近代史专家邵循正
邵循正先生也是个个子不高的小老头，貌不惊人。这位 1909 年出生的清末进士的后人，虽家道中落，却聪慧异常，酷爱读书。他与哥哥邵循恪一起考上清华政治系，毕业后又考进清华研究院，成为清华第一届硕士研究生，只不过为了避免在同一领域兄弟相争，邵循正改学历史专业。他致力中国近代史的研究， 20 万字的硕士毕业论文《中越法关系始末》成为他的成名作，并奠定了他一生的学业基础。由于他成绩优异，著名学者陈寅恪尽管不是他的导师，却破例推荐他到法国留学，在法兰西学院东方语言学院攻蒙古史，后转入德国柏林大学进修。学成归来，先后在清华、西南联大历史系任教，并担任讲师、教授，并成为蒙古史研究的泰斗式人物。
他博闻强记，满腹学问，他在西南联大做过一次演讲，时间是在晚上，学生们慕名而来，听者如云，座无虚席，他的老师其中包括吴宓都到了。刚要开始，却停电了，等了一会，仍然没有，邵先生便抛下提纲，摸黑讲了起来。依然是旁征博引，有声有色，听者无不为他的渊博学识、高超见解和非凡的记忆力所折服。“黑暗之中，鸦雀无声，无敢哗者”。演讲结束，掌声雷动，无不称叹。
1952 年，他成为清华历史系系主任，合并到北大历史系后，担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主任，兼任中国社科院第三研究所 ( 即现在的近代史研究所 ) 研究员。他在蒙古史研究方面有突出成就，利用他通晓英、法、德、日、波斯、蒙、满等多种语言的优势，把蒙文资料、波斯文资料、汉文资料、满文资料和西欧诸国学者的研究成果糅合参证，互纠讹误，做了很多史实订正工作。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有很深的造诣，被史学界称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奠基人。 1949 年后，他利用对中外关系的了解，开拓对中国国内政治的研究，特别是对中国资产阶级问题的研究。他是全国政协第二、三届委员，并担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他的著述代表作有：与翦伯赞、胡华合著的《中国历史概要》，与陈庆华合著的《中国史纲要》第四册，《邵循正历史论文集》、《素馨记－－纪念邵循正先生论文集》。
先生如此有才学，由于“左”的原因，曾受到不公正待遇，文革中更是变本加厉，所以在我的印象中，他总是一副畏畏缩缩的样子。文革后期，周总理提出要组织一批专家学者标点二十四史，邵先生名列其中。结果由于劳累过度， 1972 年 4 月，这位著名历史学家，没有等到十年浩劫结束，便带着满腹惆怅，溘然长逝。之前，哈佛大学教授中的中国通费正清访华，要求见他，身体与处境都处于非常状态的邵循正，注射了一支抑制哮喘的针剂之后去见老友，费正清邀他去哈佛，邵答道，在中美两国正式实现邦交化之前，不可能考虑此事。还对费正清说，你还可以做研究，将中美关系继续写……邵先生去世时年方 64 岁，比费正清整整少了 20 年。
“梁效”主笔范达人
范达人老师，熟悉文革的人，特别是熟悉文革后期“梁效”大批判组的人大都知道他。他的经历富有戏剧性，让人叹息时代对一个人命运的捉弄，哪怕这个人才华横溢。范老师文革前在我们系就小有名气，年轻，富有才气，担任过系里团组织的负责人，业务好，是系里重点培养的对象，发展空间很大。文革前，我作为一般的学生，很少有机会与带官衔的老师接触，但是范达人这个年轻老师潇洒舒展的身影，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往往文革前的“红人”，文革一开始便会受到更严厉的冲击。范老师也不例外，被当成“修正主义苗子”，被斗得稀里哗啦。后来就不太注意他了。没想到他的一生从小到老，会有如此“丰富”的阅历。
他原籍浙江绍兴两溪，生于上海，出身官僚地主家庭，但他 1956 年就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然后上军校，表现一直很好。后来考上北大，原来在东语系，又转入历史系学习， 1962 年毕业，留系工作。一开始搞政工，后自己坚决坚持搞业务到世界史教研室当了教师。文革前曾负责历史系的学术批判工作。文革一开始，他也不理解，写了一张大字报批评聂元梓的那张大字报，结果可想而知，惨遭批斗。特别是工军宣队进校以后，他成了地地道道的革命对象。在这种情况下，他老老实实接受批判，下乡时表现极好，整天背着药箱给贫下中农看病 ( 他在部队时当过卫生员 ) ，又被系里当权派认可，让他参加了系革命大批判组。“士为知己者死”，重获重用，更加积极。他参与起草的 4 篇文章在《红旗》杂志发表，为此获得两项荣誉：一是被推荐为中国科学院考古小组成员出国到秘鲁、墨西哥考察美洲古代文明，一是被定为全国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加了会议。这在当时都是了不起的荣誉。 1973 年 10 月，他受命参加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并担任写作组组长。知道这个大批判组是毛泽东主席掌控的底细后，受宠若惊，拼命工作。这个大批判组改名“梁效”，就是他的提议，而且获得了江青的赞同。当时这个名为“梁效”的大批判组，威风凛凛，名闻遐迩，在两报一刊 (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 ) 经常发表重量级的文章，担当着引导中国文化大革命舆论的重任。“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是那个时期舆论走向的真实写照。公平地说，“梁效”在文革期间曾被“四人帮”利用，制造了不少反动舆论。它总共发表了 181 篇文章，范老师执笔和参与的就有 28 篇。他领导的写作组被称为“尖刀班”，他是主笔，乃“尖刀班班长”。所以文革结束，“梁效”被封，范老师与其他人一样，被隔离审查了好长时间，还在半步桥监狱关了一年多。释放后，结论是“没有问题”，但是被规定“三不”：不准上讲台讲课，不准发表文章，不准出头露面。 1980 年以后得以“解套”， 1987 年在中国文化书院被评为教授。后赴美，任哈佛大学访问学者。著作有《当代比较史学》、《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
“硬骨头”郝斌
历史系文革中挨斗厉害的要算郝斌老师了。我的记忆中，文革前郝斌老师没有什么名气，加上他又带队下乡搞“四清”，对他不太熟悉。他曾给同学们讲过党史，可能是现代史教研室的教师。据说郝斌老师根红苗正，是烈士子弟。我们相识就在文革中批斗他的时候。罪名是“反对毛主席”，自然是罪莫大焉。原来郝斌老师带队参加“四清”，学生里有毛泽东主席的女儿李讷 ( 音 ne 而非人们惯叫的 na ，我们系 1959 级的学生 ) ，可能她也是一个负责人，因为对“四清”所在大队干部私分的玉米棒子究竟是红色的还是白色的，他们之间的意见发生了分歧，彼此之间有些矛盾，结果就被一些人上纲上线成“反对毛主席”，那时候反对毛主席，那还了得？把郝斌老师往死里斗。每次都是“坐飞机” ( 即把被斗者的两只胳膊反绑起来，监押者使劲把反绑的胳膊向上掀，使被斗者弯腰 90 度甚至更多，极其难受 ) 。
但是令人佩服的是，怎么斗，郝斌老师都坚决不承认自己有反对毛主席的罪行。我的心目中，文革时历史系的老师们，凡受过冲击的，郝斌老师的骨头是最硬的，虽然他身材痩弱，体单力薄。他挨斗不服气的样子留在我脑海的印象太深了，太震撼了：“坐飞机”时，两边的人把他的头按下去，他又倔强地抬起来，再摁下去，再抬起来。问他为什么反对毛主席，从来都是否定的回答。其实，斗他的人们，也不一定认为他就是反对毛主席，这是按“与毛主席女儿的意见不同就是反对毛主席的女儿，就是反对毛主席”的逻辑推理出来的。可当时“左”得要死，谁敢说“与毛主女儿的意见不同”不是“反对毛主席的女儿不是反对毛主席”！？幸亏郝斌老师出身好，不然岂不更是顺理成章了。
8341 部队进校后，也许看这个案子实在是证据不足，太过勉强，才把郝斌老师解放出来。不然按文革中制订的五条，他早就没命了。后来郝斌老师先后担任了历史系党总支书记，北大党委副书记，北大校友会常务副会长。
最近两年，由于校友会，我与郝老师有些接触，郝老师来石家庄参加河北北大校友会成立大会时，我去火车站接他，他竟然认出了我，我大惑不解，在校时我们没有接触过啊。后来我专门拜访了他，畅谈中，才知道我躲避学校武斗在太平庄时，他也在那些被劳改的“黑帮”中。我也向他表示了歉意——那时我虽非监管“命官”，有时也“帮帮闲”，分活甚至训话。好在郝老师大度，不肯计较。当我问及文革受到严重迫害时，他感慨地摇摇头：都过去了，不提了！
平易朴实的马林彪
我们二年级的辅导员是马林彪老师。大高个，邯郸人。他也是 1964 年北大历史系毕业的。他本人是个艰苦朴素的模范，下面经常是一条旧军裤，上面是一件中式的对襟褂子，冬天经常披一件军大衣，十分朴实。他平易近人，不摆官腔教训人，有时候还挺幽默。
记得他给我们讲过一个笑话：有一个汉学家，中国话没学地道，说话常常辞不达意。有一次，他和同伴一起到中国一个村子搞调查，一只狗突然向他的膝盖扑来，他赶忙向他的中国同伴呼喊求救：快，快，狗到我的膝盖上吃饭哪！原来他不会说中国的“咬”字。
文革开始毛主席 8 月 18 日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并给清华附中的宋彬彬改名为宋要武以后，改名风日盛。有人突然给马林彪老师贴大字报，说他竟然敢起一个辱骂林副主席的名字，勒令他立即改名，他赶紧把名字改为马东彪。
马老师对同学们要求很严格，而他对自己要求也很严格。文革中，有一个时期，我在半工半读的北太平庄躲避学校武斗，他在哪里负责管理“黑帮”劳动。系里从农场里接收了大片苹果园，正是苹果即将成熟的时候，他从不容许任何人擅自摘苹果吃。总是他去苹果园子里巡视时，发现有自己落下的苹果，就捡起来拿给我们解馋，他自己从来不吃。在他的影响下，大家也都很自觉，我在哪里呆了几个月，也有自己一个人到苹果园巡视的时候，从没有违反过纪律。要知道，那是个非常时期，况且哪里也没有几个师生。成百亩的大果园，我们尽情吃，也不显山露水。可我们那时还真有点解放军过临汾不摘苹果的精神。
80 年代中末期，在邯郸召开的河北省历史学会的一次年会上，我突然见到了马林彪老师，原来他为了解决夫妇分居，从北大调到邯郸市文物局。在考古方面俨然是邯郸的专家。记得他当时叹息现在的年轻人，害怕艰苦，不愿在野外做考古的发掘工作，远没有原先搞考古的人事业心强。原来他偌大年纪，还经常到文物出土现场，带领人们做具体的发掘工作。在农村住，自己搞饭吃，异常艰苦。我感慨不已：一个人长期养成的秉性和精神，想改都难。
一代史家翦伯赞
上北大历史系念书以前，孤陋寡闻的并我不知道翦伯赞的大名，不像其他一些有志于历史研究的同学是慕其名而来。只是到学校以后，才零零碎碎地听到一些关于他的介绍。知道他是仅次于名闻遐迩的郭沫若、范文澜的历史学家，是历史系系主任、北大副校长。说心里话，当时对自己能到翦伯赞担任系主任的历史系学习，并不感到有多么荣幸，反而觉得北大历史系怎么没让范文澜来当系主任。原来还心想，不知翦伯赞什么时候能给我们讲课，后来才知道自己的这些想法是多么浅薄无知而又可笑的。
入学几个月以后，在历史系欢送 1960 级毕业欢迎我们 1964 级入校两会合一的全系师生大会上，才得以目睹这位身材瘦小神情严肃老人的丰采。再见面恐怕就是 1966 年寒春我们到昌平半工半读的开学典礼上了。
后来听说翦老是湖南桃源人，羡慕他能有这样人间仙境般的美妙祖籍地，又听说他是维吾尔族，便惊讶他的相貌怎么与新疆的维族人相去甚远，而且居住在距新疆如此之远的地方。后来得知，他的祖先哈勒八士是西域高昌畏吾儿哈勒将军后裔，公元 14 世纪中叶，元亡明兴时，明太祖朱元璋为巩固其统治地位，仍起用部分元朝官员，因哈勒八士擅长武功，屡立战功，遂将义女吐叶公主赐给八士为妻，并赐姓“翦”。但同时，他也很担心哈勒八士重新投向蒙古族统治者，为断绝他与蒙古人的历史关系，贯彻其以夷制夷的怀柔政策，遂于 1373 年 ( 洪武五年 ) 将他调往南方，封他为荆襄都督，晋封为镇南定国将军，加太子太保衔，镇守湖广辰常一带。翦氏至第七代因故失其官爵，子孙或农或商或仕，定居于湖南桃源，至今已有 26 代、 600 多年历史、近万余后裔。
文革前，听到关于他的信息自然都是正面的，比如他早就是共产党员，曾担任过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商震的秘书，是我国为数不多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对历史研究有着重要贡献等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他的负面信息逐渐风言风语地多了起来。比如他的“让步政策”史学观点受到了毛泽东的点名批评，“历史主义”也遭到当时理论界一些“左派”的诟病，系里也有人议论说他埋头学术研究而不关心政治，当时中国农村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 简称“四清” ) 中央制订的“前十条”、“后十条”都分不清。
文革开始不久，翦老作为“反共老手”、 “反动学术权威’” 常常被揪出来批斗。当时他已年近 7 旬，还身患重病，仍然是批斗传审，天天不断，有时还遭到拳打脚踢，坐飞机，每天被斗十几小时。在 1966 年 6 、 7 、 8 三个月中，被斗一百多次。他有一次被从厕所揪出，有人将粪纸篓扣在他的头上，几乎被打死。林彪、“四人帮”的黑干将聂元梓、孙蓬一几次开万人大会斗翦老，翦老卧床不起，就让用平板车将翦老拖到会场，不许坐下。翦老站立不稳，就让双手扶着竖起的长凳腿站着，一斗就是几个小时。老人的身心受到了极其严重的摧残。
加上后来人们只顾打派仗了，一两年都没有听到翦老的消息。直到 1968 年下半年，才从主政的工军宣队那里听到毛泽东关于对翦伯赞、冯友兰这样的知识分子要“给出路”的政策精神。令人吃惊的是，时间不长，就听到翦老夫妇双双服药自尽的消息，还听说，为此事周恩来总理气坏了，把“肇事者”那个中将叫来，让人一把把他的领章帽徽拽了下来。以前关于翦老，就知道这些。
回来，从有关资料上查出了准确的信息：翦伯赞 ，中国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他的确是湖南桃源的维吾尔族人。 1898 年 4 月 14 日出生于此。 1924 年夏去美国，入加利福尼亚大学专攻经济学。 1926 年 1 月回到北京，从事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历史的研究。从 1930 年开始，积极参加有关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问题论战。 1937 年 5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七七事变后，任南迁的北平民国大学教授，出版名著《历史哲学教程》一书。抗战期间，发表 60 余篇历史论文，还著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内容翔实的《中国史纲》 l 、 2 两卷。 1946 年 5 月到上海，与张志让、周谷城等组织并领导“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兼任大夏大学教授。 1947 年 10 月到香港，任达德学院教授。 1949 年 2 月 1 日到达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并被选为第一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和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等职。
从 50 年代初开始，翦老即致力于史学建设。首先发起编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共 11 个专题，约 2000 多万字。他亲自主编其中《戊戌政变》和《义和团》两个专题。从 1961 年春开始，兼任全国高等学校历史教材编审组组长，主编通用教材《中国史纲要》和《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资料》。他发表论文，批评史学界从 50 年代后期开始出现的极左思潮。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他被划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1968 年 12 月 18 日夜，与夫人同时在北京大学含冤弃世。 1978 年 9 月 1 日，中共北京大学党委为翦老平反昭雪。
翦老最大的贡献在史学方面。无论解放前出版的《历史哲学教程》，还是解放后面世的《中国史论集》、《历史问题论丛》、《中国史纲要》 ( 主编 ) 等著作，都对中国史学界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在对待历史的态度上，翦老主张：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严格按照历史实际来分析和研究历史，史论结合，言之有物。他重视史料的整理和应用，抵制唯心史观及虚夸学风。他敢于说真话，坚持自己的良知，勇于顶住恶势力的进攻，声张正义。因此，在黑白颠倒的年代，就无法避免一场悲剧性的结局。
关于翦老，从章诒和的《心坎里别是一般疼痛－－记父亲与翦伯赞的交往》了解到翦老解放后心路历程的另一面。解放初期，他也曾“左”过，但是对于 50 年代后期越来越左的政治氛围，也是越来越不适应，而且越来越反感。在学术界，自从陈伯达发表了历史研究要“以论带史”的谬论遭到翦老的强烈反对后，翦老就陷入到万劫不复之中。随着文革的所谓不断深入，翦老终于带着相濡以沫一辈子的夫人，用极端的方法，离开了他自己越来越不理解的这个世界。
翦老夫妇自杀离世，早就真相大白。原来毛泽东发出对像翦伯赞、冯友兰这样的知识分子要实行“给出路政策”的指示后，他们的待遇还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从被关押的地方搬回到北大校园内风景优美的燕南园。翦老夫妇甚至还欣喜地参加了有关方面的落实毛泽东关于“给出路政策”的会议。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为时不久，更大的厄运又来到他们的面前。原来，当时中央的“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的人员在副组长巫中的带领下，来找翦老，让给刘少奇的一条所谓罪状作证，翦老实事求是地说明自己不清楚这件事，无法作证，然而极“左”到顶点的这位部队出身的副组长，蛮横到了穷凶极恶的程度，面对这位心有余悸而又坚持操守的老人，威胁、恫赫等等无所不用其极，甚至掏出了手枪。翦老仍然不为所动。气急败坏的巫中再次恶言相逼。对喝着文革动乱的狼奶长大的这匹恶狼及其后面的恶势力，翦老最终选择了夫妇二人服下 10 多天攒下的安眠药，以死抗争。毛泽东知道此事后，大动肝火，和周总理把谢富治叫去狠狠骂了一顿。谢富治又如法炮制，把负责北京军管的一位副军长骂了一气。最后只给这个巫中了一个“严重警告”的处分，虽然后来还让他回北大检讨了一年，但是无论如何，翦老这样一位誉满天下的一代史家，毕竟是死于非命了。
2008 年 4 月 14 日，翦老诞辰 110 周年纪念会暨《翦伯赞全集》首发大会在北京大学勺园七号楼举行。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彭佩云与北大前党委书记王学珍一起为翦伯赞铜像揭幕。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司马义·铁力瓦尔地，全国政协常委、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胡德平，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及史学界代表、翦伯赞亲属等在大会上致词。许智宏说：“翦伯赞的革命经历、学术成就和思想品德，不仅是北京大学的宝贵财富，也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产。我们要继承他的遗志，学习他的精神，为早日把北京大学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而奋斗。”司马义·铁力瓦尔地指出：“翦伯赞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者之一，也是我国唯物史观的开创者之一。”胡德平则回忆了他与翦伯赞交往的点点滴滴。《翦伯赞全集》是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共 600 余万字，不仅收录了翦伯赞的学术论文，还收录了翦伯赞与友人往来诗文等。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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