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毅：我在右派专列上
我在右派专列上
－－作者：殷毅
1958 年 3 月，京城春寒料峭。这个月上旬的一天，我奉命到前门火车站集合，搭车去东北边陲的北大荒劳动改造。到得前门，见靠近城墙一侧的人行道上，已排列了长长的队伍，他们大都裹着严严实实的冬装，不少人脚登笨重的大头棉鞋，胳膊里挎着赶大车老乡用的那种老羊皮大衣；队伍中甚少有人言笑，大半神情严肃，目带忧伤。我揣摩，这可能就是中央各部委 “ 右派 ” 的候车队伍，一问果然。我在靠近队尾的地方找到了本报（注：《光明日报》）难友钱统纲等人，也排进了队伍。
在候车的间隙，我环视四周，发现这批远行者中没有一个人有亲友前来送行，只有各单位派来清点人数、监督上车的人员。本报派来的是一男一女－－郭某和周某。不知怎的，我忽然想起《水浒》中写林冲犯事发配沧州一段：林冲从牢房解出， “ 众邻舍并林冲的丈人张教头在（开封）府前接着 ” ，一起到 “ 桥下酒店 ” 为林冲送行。
从书上的描写看， “ 众邻舍 ” 和林冲的丈人 “ 张教头 ” ，似乎并没有感受到专横暴戾的 “ 高太尉 ” 对他们有什么有形或无形的压力。而今天这批 “ 犯事 ” 的 “ 右派 ” 的亲朋好友，却个个吓得裹足不前，没有一个人敢来送行。莫非这意味着时代的进步吗？心里不禁感到丝丝寒意。
上了火车，才知道这趟列车是为解送一千余名 “ 右派 ” 而开的专列，目的地是黑龙江省东部的密山车站。
车厢里，四顾皆 “ 右派 ” ，满目尽 “ 牛鬼 ” ，没有了谁孤立谁的问题，人们似乎一下子回过神来，恢复到反右前的那种精神状态。同单位的相互寒暄，不同单位的相互认识，一时人声喧嚣，热闹万分。经过攀谈，得知这趟专列上有文化部系统各个行当的人才，如电影演员张莹、郭永泰、李景波，漫画家丁聪，书法家黄苗子，《大公报》记者高汾、萧离，东北鲁迅美术学院院长杨角等。 “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 共同的遭遇，拉近了彼此间的距离，旧友新知，无不敞开襟怀，倾心交谈。
当时人们对 “ 右派 ” 这顶帽子的分量，以及它可能对自己和亲属带来的严重后果，普遍估计不足。虽然大家已亲身领教了出尔反尔的所谓 “ 阳谋 ” ，但是对毛泽东说的 “ 现在我们不把他们当作地主、反革命分子那么对待。 ” 改正了错误以后， “ 可以把右派分子帽子摘掉，归到人民的队伍。 ” 依然深信不疑。人们较为关心的话题是：此去北大荒，改造的期限可能有多长？多长时间才能摘掉这顶 “ 右派 ” 帽子？
说起改造期限，对于刑事犯，有期或无期徒刑，总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唯独对 “ 右派 ” ，不宣布改造期限，而是长短由之，让你心长系之而捉摸不透。
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善良的，甚至是天真的，即使遭到非理性的不公正对待，依然以理性的思考来领会来解读党的改造政策。有的人说，我国仅有 500 万知识分子，作为如此稀缺资源的一部分，以建设民主、富强的新中国为己任的党，怎么会抛弃我们呢？又有人说，只要我们认真改造世界观，自然会回到人民队伍。
—— 顺便提及，解放以后，经过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灌输，知识分子在工农大众面前那种自惭形秽，那种必须脱胎换骨改造方可新生的 “ 原罪感 ” ，自学界泰斗以至莘莘学子，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少难友对于被打成 “ 右派 ” 心存委屈，但对于改造世界观却认为是应该的。
许多人估计，劳动改造期限，少则一年，多则三年，即可重返京城，在各自的专业岗位上再显身手。那时谁都没有料到， “ 右派 ” 或 “ 摘帽右派 ” 这顶铁帽，会如影随形地陪伴自己的大半生。更可悲的是，在持乐观估计、自愿改造世界观的人群中，有一些人竟有去无回，最终埋骨于完达山下。
人们持乐观估计的另一个原因，是离京前听了文化部代部长钱俊瑞所作的充满人情味的动员报告。在动员大会上，钱在批判 “ 右派 ” 罪行后向大家指明出路： “ 你们将来改造好了，仍然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仍然可以回到各自的专业岗位上。 ”“ 下去劳动，不要丢了专业。一些专业用书，要带在身边学习。 ”“ 我已同中央乐团打了招呼，允许搞器乐的（ ‘ 右派 ’ ）将乐器带到北大荒。 ” 钱的这番讲话，说得大家心里热乎乎的，觉得尽管眼前受点委屈，前景还是美好的，大约过不了多长时间，又可以在北京的马路上骑着自行车上下班了。
钱俊瑞是位党内学者，我相信他不至于故意编造一套谎言来哄骗大家，他可能是按照自己的理解来解释改造政策的－－后来的实践证明，他的理解完全错误。
当时大家听信了钱的讲话，包括我自己在内，在行李之外携带了不少书籍。这些书籍后来在北大荒成了人们的累赘，在不断的徒步行军的转移途中，因不堪重负，都陆陆续续丢弃了。
这趟列车是在正常的运行图之外加开的一趟专列，有时接连数站不停，有时一停大半天；从北京到密山终点站，足足走了三天三夜。车上有足够的时间聊天，那 “ 改造期限 ” 的话题，人们议论了一阵也就放下了，因为它毕竟是一个虚幻的未知数。对于多数人来说，眼下摆脱不了的倒是离别亲人的哀愁，仰事俯畜的愧疚，以及由这场政治灾难而引发的种种生活中的不幸。
本报记者许子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当年满怀革命热情投奔解放区。反右派运动前，编辑部有人提议，请毛主席为本报题写报头（原报头为沈钧儒先生题写），他在旁边随口冒了一句： “ 沈老写的就很好，何必都要 ‘ 毛记 ’ 呢？ ” 被人以对领袖 “ 大不敬 ” 的罪名汇报了上去，运动中被划为 “ 右派 ” 。封建社会对皇上 “ 大不敬 ” 是要砍头的，现在只把他划为 “ 右派 ” ，显然宽大得多了。他与妻子高瑞兰婚后育有二女一子。平日因婆媳矛盾引发夫妻感情不和，现在他沦为 “ 右派 ” ，其妻名正言顺地提出了离婚的诉求。令他烦心的是，依靠他生活的老母亲和年幼的妹妹，离婚后将栖身何处？生活怎么办？他和我谈起这些揪心的事，一阵苦笑之后，眼圈红红的。
女记者徐颖，鸣放时怀孕在身，挺着个大肚子到人民大学采访。按常规，座谈会上人家谈什么问题，记者在稿件中就应反映什么问题。她参加的那次座谈会，有一位教授说 “ 人民大学是教条主义的大蜂窝 ” ，她如实地写在稿件里。她的上司把这一 “ 警句 ” 标在标题上，反右时此稿被认为是对党一手创办的新型大学的最恶毒的攻击，于是她莫名其妙地被划为 “ 右派 ” 。她分娩后不久，就被打发去北大荒改造。
在丧失理性的阶级斗争的氛围中， “ 人道 ” 、 “ 人性 ” 这些作为人类基本属性的东西荡然无存，没有一个人敢于代无辜的婴儿为其母亲的流放请求豁免权。更糟的是，她在新华社工作的丈夫也被划为 “ 右派 ” ，且先后被流放，刚生下来的婴儿只得交给年迈的母亲抚养。作为年轻的母亲，此时她斜靠在车窗前，呆呆地望着窗外向后飞驰的田野，眼眶里分明噙着泪水。
记者钱统纲，而立之年尚未成家。他奉命采写过一些鸣放报道，之后又奉命采写过一些反击右派的报道， “ 功 ” 不抵 “ 罪 ” ，被划为 “ 右派 ” （具体罪名是 “ 同情、支持右派分子向党进攻 ” ）。他孑然一身，似乎心无牵挂，但戴上了这顶帽子，事实上被剥夺了求偶的权利，内心的苦闷不言而喻。
车过山海关，渐渐驶入关东平原，窗外的景色与关内迥然不同：冬雪依然覆盖原野，一片银白世界。他伤感地对我说，儿时曾背诵过一首古人的出关诗，其中两句： “ 马后桃花马前雪，教人怎能不回头？ ” 他说他现在才真正体会到这首诗的苍凉、哀伤的感情。
只有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刚分配到报社不久就被划为 “ 右派 ” 的小范，身受灾难而未意识到这场灾难的严重性。他好像把 “ 组织处理 ” 当作在校时淘气受到老师训斥一样，以为只要自己努力改正，就可以再当一名好学生。出于这样天真幼稚的心态，他一本正经地对我说： “ 老殷，你是党员，我是团员。到了北大荒，建议你将党团员组成一个学习小组，一起学习马列主义。 ”
我只好严肃地告诫他： “ 首先要弄清咱们现在的身份，是 ‘ 右派 ’ 而不是什么党团员。更应明白，上面最忌讳非法的小组织。一旦被发现，你说不明，道不白，吃不了就兜着走。 ” 听了我这番忠告，他才恍然有所悟。
把小范这样纯洁可爱的青年打成 “ 右派 ” ，其理由很难理解。储安平过去曾在复旦新闻系讲过课，与他有师生之谊。储出任本报总编后，范难免同老师多有接触，他还向储提交过一份改进报纸工作的建议书。只因储后来成了 “ 大右派 ” ，在搜查储的办公室时发现了他的这份建议书，不管建议书内容如何，便殃及了无辜的他。当然，他同储 “ 时相过从 ” ，也就有了 “ 同气共类 ” 的罪名。
人在得意的时候常常目视前方，而失意的时候多半会回首既往。此时我正坠入对自己短暂一生的省视、沉思之中：如果没有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我这个穷学生不可能有机会在自己热爱的专业岗位上发挥光和热；而我发自内心爱戴的党，她又不问青红皂白地将我推入万丈深渊。这真是： “ 不得春风花不开，花开又被风吹落。 ”
我将以怎样的观点来审视和解释眼前所发生的一切？凭我浅薄的学识和有限的阅历，我无法解开这道难解的谜，只有一种驱之不去的忧思和愁苦在啃啮着心灵。
列车越往北驶离家越远，对妻子和幼小子女的思念却愈来愈深，我很难想像，妻子一个人带着两个幼儿将怎样生活？何年何月，我才能克尽为夫为父之责？想着想着，不觉在单调的隆隆车轮声中沉入了梦乡。
列车驶出沈阳站，夜色浓重，它呼啸着向无边的黑暗驶去 ……
转自《愚夫微言》
转自《民间历史》网（ www.mjlsh.usc.cuhk.edu.hk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