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唐书：大学堂
大学堂
－－作者：毕唐书
谨以此文呈献给我的父亲。他是我精神的导师，尽管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农民。
——题记
一
我的记忆是从大学堂开始的，而大学堂是与父亲密切相连的。
还是在上小学之前--大约四五岁的年龄吧，父亲便经常向我讲起大学堂。说起大学堂的时候，父亲总是沉浸在一种极为眷恋的情绪之中，一脸的庄重：
“大学堂是七七事变之前，沈鸿烈当青岛市长时盖建的，大概是民国二十二年吧。就建在咱村村西往埠落村去的路的南边。是一座三进的大四合院，六口大教室。大门是拱形的，顶上是旗杆，是挂国旗的地方。那时的国旗是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升旗的时候要唱国歌。老师告诉我们，中国的国号叫中华民国，国父是孙中山，国母是宋庆龄。（这一点对父亲影响至深，以至解放后他也一直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是一回事，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是孙中山的学生。）
“学校的外墙下面是石头的，上面是白灰抹的墙皮，屋顶铺红瓦。学校叫‘青岛市市立崂山郊区毕家村小学’。因为学校在咱村，盖得又排场，是村里最好的房子，村里人都感到很有脸面，所以都叫‘大学堂’。
“我是在大学堂里念得小学。教我的有一位周先生，对我特别好，常夸我天分好，会有出息。”说到这里的时候，父亲一向严肃的脸上便会浮现出难得一见的笑意，好像又回到了那一段对他来说很少有过的美好时光。“
“可惜，在那里我只上了4年，你爷爷便让下学了，从此便在家里干庄稼活。”这时父亲会长长地叹一口气，接着是一脸的凝重，并伴随着隐隐的哀伤，“唉，我这个人，一辈子就是一个下庄户地、出苦力的命。”
“后来大学堂被炸毁了。那是日本鬼子投降那一年，咱们这一带很乱，各种牌子的队伍互相打仗，不知哪支队伍在西山上架起大炮，几发炮弹打过来，大学堂便成了一片碎砖烂瓦。就这样，大学堂完了。”父亲满怀着遗憾，回忆着那个战争年代中惊心动魄的一幕。每当讲到这里，他便沉默下来，不再说话，只是一个劲地抽烟。
父亲的话让我记住了沈鸿烈。后来慢慢大起来以后，从许许多多青岛当地人的嘴里都会听到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在一代又一代青岛人的口中传了下去，从城里到农村，只要说到沈鸿烈，都会肃然起敬，都要忍不住地说上几句：“……沈鸿烈当市长那时候，办了多少学校！三几年山东闹灾，青岛涌进大批难民，沈鸿烈下令在水清沟一带建了一大片难民房，安置难民。许多难民便一代代住了下来，成了青岛市民。那一片难民房一直到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才拆除……说政绩，这才叫政绩啊！”
沈鸿烈的难民区，我没见过，但他建的学校后来不少我都见过。我的家乡在崂山区北宅镇（现在叫北宅街道办事处），北宅镇全部都是山区，人口现在也只有2万多人，沈鸿烈时期恐怕不到万人。但就在这个不到万人的区域，沈鸿烈一下子建了包括父亲提到的大学堂在内的5处国民小学，而且都是一个规格，标准之高，就是以现在的眼光看，也不过时。这些学校现在保留下来的还有一处，就是北九水小学。北九水在崂山深处，没有多少人家。那个时候便把学校建到这里，普及教育的良苦用心可想而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沈鸿烈主政青岛的那一段历史解放以后便被抹去，但他的名字却代代相传在了老百姓的心中。
我从此也牢牢地记住了大学堂，大学堂也成了我终生寻觅的一个玫瑰色的梦。听了父亲的讲述之后，我常常一个人沿着村西南往埠落村去的那条小路，来到大学堂的遗址处寻找什么。但那里只是一片断墙残垣，只有白色的墙皮和红色的瓦片堆在一起，似乎在诉说着什么。遗址旁有几颗梨树，好像还有几株桃树，还在呈现着片片绿色。我常常坐在那里发呆，想象着大学堂的样子，似乎那里有某种神秘的力量，是某种希望的所在。从那以后我便喜欢上了白色、红色和绿色，而且近乎执拗地认为，离开了这样几种颜色，便不是大学堂，不成其为学校。
二
一个人童年的经历往往是刻骨铭心、影响终生的。孩子时期的心中留下什么底色，会决定你一生的性格和命运。
我的故乡是青岛崂山里面的一个山村，村名叫毕家村。那里属崂山风景区。村北是白沙河；村西北紧傍崂山水库，夏天水库水满，会漫至村边；村西一公里处便是有名的华楼宫。但在我童年的印象里，故乡除了石头还是石头，石头垒起的房子，石头铺成的小路，石头垒成的梯田，石头一样没有表情的村民的脸，石头一样硬气的说出去便能打倒人的土话……此外，除了地瓜便是地瓜干――秋季冬季吃的是地瓜，春季夏季吃的是地瓜干，吃得胃里发烧，吃得嘴里淌酸水……总之，风景区的故乡并没有在我的记忆里留下多少美丽。一直到现在，我依然没有摆脱掉童年时的这种印象，念及故乡，所想到的仍然是那沉重的一幕幕，嘴角浮现出的仍然会是一丝丝从心底涌出的苦涩，心情很难轻松。
童年的印象里，我们家是一个有16口人的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里，祖父是绝对的权威。祖父瘦高个，清癯的面容，在家人面前，脸上从来不见笑容。祖父似乎从来不下地干活，常常一个人盘腿坐在炕上，泡上一壶茶，戴上眼镜，读着不知什么书。有时偶尔也会背着手，到地里转一圈。祖父是独子，而父亲一代是弟兄4人。祖父读过几年私塾，算是当时村里的知识分子；父亲、二叔、三叔都是小学毕业，祖父便不让再上，一律下学回家干活。父亲弟兄4人中，学历最高的是四叔，但也只是初中毕业。初中毕业时四叔考上了南京的一所军校，但祖父坚决不让去，于是四叔也回家种地。父亲和叔父们虽然都学历不高，但字都写得漂亮，无论是钢笔还是毛笔字。我的字一直写不好，从小学到中学，父亲一看到我写的字，便会气不打一处来，狠狠地盯着数落：字都写不好，学白上了。
据父亲讲，我们家到他这一代人丁开始兴旺，和祖父有很大的关系。祖父还不到40岁时，便为自己修好了阴宅。选墓地时，祖父专门请了风水先生。风水先生问祖父：要财还是要人？祖父的回答是：要人！对祖父的选择，父亲一直很敬佩，所以经常提起。
但对家庭的人丁兴旺，父亲也有另外的看法。从我记事之日起，父亲便经常在我面前喃喃自语：“咱家人多，但人不行，不出人。咱们毕家村也不出人。你看西边蓝家庄，明朝时出了个状元蓝田，解放后出了好几个将军；东边孙家村，出了个孙方锡，孙方锡可了不得，是七七事变前的留德博士……”
一说到这里，父亲的话会渐渐多了起来。
“其实，咱们村本来风水不错。周围是山，中间是平原。周围的山很像一只只蝎子，所以叫蝎子盆地。村南面对的那座小山像一个笔架，叫笔架山，所以咱们村其实该叫笔架村。朱洪武（朱元璋）的时候，咱们老祖宗从云南（山西南部）洪洞县移民到这里，后来来了南蛮子，看准这里风水好，将来会出人，所以使了坏，在西山顶上修了一座塔。那座塔就像一根钢针，正好在蝎子头上，把蝎子钉死了，坏了这里的风水。要不是坏了风水，大学堂也不会毁掉。所以，从那以后，咱们村就不出人了。咱们村的人从此都是打石头当石匠的命，下庄户地的命，吃地瓜、地瓜干的命。”
父亲说的那座塔叫福太庵，足有五六层楼高，究竟建于何时，我没有考查。但小时候我经常到那里玩。后来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才被村里的几个造反派破了“四旧”
－－
用炸药炸掉了。这塔究竟因何而建，不得而知，但小时候我对父亲的说法一直坚信不疑。
由于父亲的缘故，我幼小的心灵里开始有了一个又一个大大的问号：什么叫“人不行”“不出人”？什么叫“命”？什么叫“出人”？怎样才能“出人”？这些问题由开始的懵懵懂懂，到后来的似懂非懂，再到后来的逐渐明了，几乎伴随了我一生。
小孩子都有一种天然的逆反心理，听了父亲的话以后，我一直很不服气。冥冥之中似乎有一个声音在告诉我：你不能是打石头的命，你不能是下庄户地的命……而且，朦朦胧胧之中我似乎感到我的命运是和大学堂联系在一起的。
三
父亲讲命，似乎也认命，但其实又不认命。
父亲15岁高小毕业后便回家种地，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成了“庄户孙”。他无可奈何地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很快成了庄稼地里的好把式，不仅锄镰锨镢各种农活样样精通，而且打石头、盖房子，各种石匠、泥瓦匠活也都无师自通。不管干什么，他都不容许自己凑合，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干什么就要像什么”，不能“磨洋工”，“糊弄洋鬼子”。即使后来实行了集体化，在生产队里干活，他也始终一丝不苟地坚守着自己作为农民的本分。
父亲屈从了命运对自己的安排，但他并不希望这样的命运落到自己的孩子们头上。或许是“大学堂”情结的缘故，父亲相信要让孩子们有另外一种命运，就要供孩子们上学。
父亲的这种想法在当时我们那个大家庭里引起了一声轩然大波，并最终导致了这个大家庭的解体。
那是1957年，大哥小学毕业，在父亲的支持下，报考了初中，并被录取。在当时大家庭里，父亲是长子，大哥是长孙，祖父是大家庭的家长。作为家长的祖父为了维护这个大家庭的稳定，自然要在父亲弟兄4人之间保持平衡，所以作出了一个决定：孙子一辈上学只能上到小学毕业。父亲在村里一直是有名的孝子，对祖父一向言听计从，他自己即使小学毕业心有不甘地回家种地，也从来没有对祖父表示过不满。但在大哥上学这个问题上，父亲第一次违背了祖父的意志，断然向祖父表示：“就是要饭吃，也要供孩子上学。”
父亲的态度打破了这个大家庭里的利益格局，而格局一旦打破，就会失去平衡，最后的结局只能是：分家。对此，祖父一直不谅解父亲，也不再和父亲说话，一直到去世。
但父亲对祖父却并不因此心存怨恨，一直对祖父孝心不改。在那些连饭都吃不饱的岁月里，父母亲总是想方设法让祖父吃好，即使有一点好吃的，也都让我们给祖父送去。有时外出干活，父亲回家之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到祖父那里问安。记得我在济南上大学时，父亲每次来信，总要叮嘱我往家里写信时一定要单独给祖父写一封；寒暑假前总要来信叮嘱回家时一定别忘了给祖父带上一斤点心……刚到家便赶着我去看祖父。祖父见到我，总会说：“你现在上学，又不挣钱，买东西干什么……以后不要再买了，看看我比什么都好。”回到家我把祖父的话转告父亲，父亲脸上就会露出难得一见的笑容，说：“你爷爷虽然这么说，但他心里是高兴的。”
父亲虽然十几年如一日 地努力改善和祖父的关系，但祖父始终回之以冷脸。祖父1969年去世，去世时父亲正在青岛为生产队打工搞副业，不在祖父跟前。祖父弥留之际，于昏迷中突然醒来，告诉眼前的叔父：“快去把你哥叫回来，我想见他一面……”但父亲终于没有见祖父最后一面，等他回来时，祖父已瞑目多时，他到底想对父亲说什么，也就成了永远的謎。而这，也成了父亲永远的痛。后来父亲每当说及此事，就会声音哽咽，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大哥是父亲第一个寄予厚望的人。从初中到高中，大哥学业一直很好，尤其是文科，简直是个天才。初中二年级时青岛市全市统考，大哥的语文得了97分，全市第一。而考题也决不是“应该教育”的。当时的试题中就有这样的题目：“要解读一篇作品，先要了解它的时代背景，为什么？”“试分析孔乙己形象的典型意义。”这样的问题，初中的课堂上是讲不到的，所以绝大多数学生都是一头雾水，而大哥居然都得了满分。当时语文组的老师见了大哥的答卷，都感到惊奇，众口一词地称赞：“决非一日之功！”大哥的字也写得流畅潇洒，文思也极为敏捷，一二千字的文章 ，常常是略加思索，便一挥而就。总之，从初中到高中，大哥在文科方面的天赋让所有老师都对他刮目相看，都一致认为是多年不遇的优秀学生。
但大哥高考时却落榜了。他的落榜一直是一个说不清的謎。据班主任老师讲，张榜之前从内部有关渠道得到的消息，大哥的高考成绩是在录取线之内的，初定的录取名单上是有他的名字的。但不管什么原因，大哥面对的残酷现实是：落榜了。
高考落榜对大哥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从此一蹶不振。落榜后，他当然只能回到农村，成了农民。但由于念了十几年书，干农活自然笨手笨脚，无大力可出，在思想感情上也和普通农民有了很大的距离，所以作为农民，始终不入流。他也曾经尝试走别的路，但只要一遇到挫折，便灰心丧气，最终一事无成，以致对干什么都丧失了信心，终生只能在生活和精神的双重煎熬中耗费了自己曾经有过的天赋。
大哥的落榜对父亲的打击更为沉重。舆论的冷嘲，希望的破灭，再加上大哥回家后带来的一系列生活压力，让父亲充满了怒气。特别是对大哥的一事无成，父亲更是难以容忍。父亲对大哥的看法就是一句话：“没志气！”只要一提起大哥，就气不打一处来：“人就怕没志气，我最恨的就是没志气。我不求他有什么大出息，哪怕是过年写写对子（对联），写出点名气，让附近都知道，毕家村有个ⅹⅹⅹ，字写得好，也算没白上了十几年的学！”父亲的话不能说错，但大哥自有他的苦处，所以每当听到父亲说到这些，我只能无语。
而父亲确实是有志气的，尽管对大哥一肚子的怨气，但他仍然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了作为父亲的责任。他接受了大哥回乡务农这个残酷的现实，开始按农村的规矩作出了规划。仅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几乎靠了他一个人的力量，很快地为大哥盖了房子；接下来便是为大哥说亲成家……
大哥的落榜让我也开始感到了压力。尽管父亲从来对我没说过什么，但我知道，改变这个家庭命运的担子已经落到了我的肩上。我在心里暗暗祈祷：千万千万不能像大哥，不，绝对不能！
四
我是1952年开始上小学的。但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父亲好像没有对我抱有多大期望。在我的印象里，父亲对我从来就没有哪怕是一丁点的“赏识”，从来就没有对我拿起过哪怕是一次“表扬的武器”。除了给了我一个“大学堂”的美丽的梦境，我一直是在父亲的训斥声中长大的。
父亲从来不给我好脸色，是缘于我的“懒”和“笨”。我从记事起就身体弱，多病，不好动，自然也就懒得干农活。在父亲的逼迫下，即使假期和星期天不得不下地干活，也出不了大力气，而且拿起锄镰锨镢，也都拙得没个样子，气得父亲常常大发脾气：“笨死了！像你这个样子，下庄户地也挣不了吃！”
父亲的话让我受到极大的刺激，使我从小便对农村和我所生活的这个农村之家产生了疏离感。我总感到我不属于这里，越来越强烈地想尽快离开这里。面对父亲的训斥，尽管不敢顶嘴，但其实很不服气 ，常在心里发狠说：“我就不是下庄户地的命！不是说咱们家不出人吗，不是说毕家村不出人吗，走着瞧吧，我非出息成个人物不可！”
父亲是个农民，当然不懂得教育学，但对我来说，他的这种情绪化的“教育方式”却是歪打正着。所以到现在我对所谓的“赏识教育”一直不太认同。教育是复杂的，很难说哪一种教育方法更好，更有效。把某一种教育方法推崇到极致，视为灵丹妙药，是极为浅薄的。
我的童年时代唯一“温馨”的回忆来自母亲，但也不是母亲对我有过什么“赏识”。说起来有些可笑，但对我当时的影响却是实实在在的。那个时候农村孩子是不照照片的，所以我从来不知道自己小时候的样子。只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我的脸上开始长了一些雀斑，母亲便开始在我面前 不断地唠唠叨叨：“唉，长丑了，长瞎了，可比不上从前了。从前啊，你长得可俊气了，皮肤又白，人见人夸，说这孩子就不该出生在庄户人家。那时候我带你住华阴集你姥娘（外祖母）家，华阴集不管哪一家，见了你就往家领，回来时不是擎着个糖火烧（烧饼），就是揣个大包子。特别是那些新媳妇，常常把你藏起来。有一次村西王家的新媳妇把你藏了起来，说，看俺大姑（她叫母亲大姑）找不找，我就不找。结果藏了好几天，拿着个糖包子回来了……唉，怎么就长丑了呢？”
母亲说我长丑了，我自然很不高兴，但夸我小时候长得出众，我却牢牢地记在心底。从那时起，我就开始有了这样一种意识：“我从小就是与众不同的，我将来也要与众不同……”特别是那些藏过我的新媳妇，更成了我终生不忘的美好而又温馨的回忆。我确信，我的爱心和情愫，就是发端于此的。恍恍惚惚中还记得她们的样子：大而明亮的眼睛，高挑而又丰硕的形体，耸起的发髻，垂额的刘海，文静地坐在窗前绣着花，远远地便能闻到淡淡的脂粉香气……而这，影响了我后来的审美情趣。
姥娘家所在的华阴集是一个集镇，后来修崂山水库，便埋没于水库之中。因为有这样一种情结，后来从外地回家探亲时，我常常会独自一人来到水库边，望着湖面的水光，静静地沉思，这时我的心头便会涌出《洛神赋》中所描写的画面：“云髻峨峨，修眉联娟。丹唇外朗，皓齿内鲜。明眸善睐，靥辅承权。瑰姿艳逸，仪静体闲。柔情绰态，媚于语言……”这画面和恍惚中我对那些新媳妇的记忆融为了一体，成了我心中的“洛神”。
华阴集在有名的华楼山的山阴。华楼山有一座石头崮，四面垂直陡峭，人迹难至，名叫聚仙台，当地叫梳洗楼，意谓神仙梳洗之处。上个世纪60年代，在文革的混乱中思想极为苦闷，其时大学尚未毕业，我曾写过一首题为《聚仙台》的旧体诗。诗写成后从未示人。记得开头几句是这样写的：“瑶池仙子踏云来，装扮梳洗聚仙台。玉鉴十里投倩影，春波万岭施粉黛。”其中的诗意是我在沉闷之中所寻找到的一抹灵光，正是这一抹灵光，给了我心灵的慰藉。而这灵光，也来自对那些曾给予过爱的新媳妇的模模糊糊的记忆。
五
没有经历过农村生活的人，是不会懂得生活的苦与难的。
小学时期是一个人的童年、少年时期，童年、少年应当是玩耍的年龄。而我，在这个年龄段，不但没有玩的时间，而且放学后也基本上没有多少读书的时间。所以也就记不得什么“童年趣事”，似乎也没有多少“童心”。那时，下午三四点钟下学回家，便要拿起镰刀上山割草，晚上要帮助母亲糊火柴盒，早晨天刚亮就要背起粪筐拾粪。唯一的一点看书的时间是在母亲做晚饭的时候，但也不能点煤油灯，只能爬到院子里的梯子上，借着天黑前的一点余光，读一会儿书。晚饭之后便开始帮母亲糊火柴盒，常常要到10点多。糊火柴盒时经常会有一种奢望：“要是晚上不糊火柴盒，光读书，该有多好！”但这只能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梦想。糊火柴盒的钱是当时家里唯一的现金收入，每糊1000个火柴盒，可以挣到5角钱，一个季度下来，母亲可以领回几元钱。这时，母亲往往会奖励我5分到1角钱。但这钱是舍不得花的，都小心翼翼地攒了起来，两年时间，攒了大约7角钱，买了3册中国少儿出版社出版的《诸葛亮》。当时钱不够，还差5分钱，我的一位同学添了5分钱，和我约好书买回来后，一定要让他先看，并说好连同他的一本《大闹天宫》，由两个人共同保管。小学时我从来没有到过离家乡3公里之外的地方。记得5年级时学校组织到离家30公里的青岛市区旅游，让每人交5角钱，我回家向父亲要，父亲没有给，所以终于没有参加，整个小学6年我也就没有一次去过青岛。
上小学时学杂费我基本上是靠早晨捡大粪挣出来的。学杂费每学期1元5角，一年3元钱。捡到的大粪交到合作社（当时农村已经集体化，建立了农业合作社），每斤1分钱，但不给钱，只给开单据，然后拿到学校里抵学费。到高小时已经知道爱面子，总感到让同学知道自己拾大粪是很不光彩的，所以有一次就没有交。不交，学校会让村里从父亲的工分里扣。从父亲工分里扣，同学自然不会知道，这样就保住了面子。这件事父亲知道后把我狠狠地刺了一顿：“知道要脸了！知道要脸就好好念书，离开毕家村，越远越好！”
父亲给予我的另外一次让我刻骨铭心的训斥是在高中。上高中的时候，班里非农业人口的学生多了起来，即使来自其他地方农村的学生，他们各方面的生活条件也都好于我这个来自山沟里的穷小子。在他们面前，我显得寒酸，自然会有一种自惭形秽的感觉。更难于忍受的是巨大的政治上的压力，在那个讲“阶级路线”的年月，这种巨大的压力会让你失去做人的尊严和自信。我的家庭出身虽然不是地主、富农（这主要要感谢祖父，祖父土改前些年卖了几亩地，否则划地主是跑不了的），但也不是贫下中农，而是上中农。上中农离地主、富农这样的阶级敌人只有一步之遥，就凭这一条，想入团都是不可能的，何况祖父还有所谓“历史问题”。所以，当时最怕的就是填学生登记表，因为每填一次，都要把这一笔政治账清理一遍，都是对自尊和自信的一次打击。一次星期天回家，我实在憋不住内心的委曲，向父亲发牢骚说：“出去家门看一看，谁都比咱们强！谁像咱们这样子，要什么没什么！”谁知父亲勃然大怒，两眼喷火，一通训斥像石头一样朝我砸了过来：“……就怕自己没志气！真有志气，靠自己混出个人样来，那才叫有本事！别人的肉长不到自己身上，光想吃现成的，那叫没出息，谁都瞧不起！”我愕然，一句话也说不出，只能把泪水咽到肚子里。从此，这样的牢骚话我再也不说，一切只能咬着牙自己承受。
读高中时我去过一次青岛，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接触大城市。那是1963年的冬季，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之后，有一个“战斗英雄报告团”到青岛市作报告，学校分得一个听报告的名额。可能是我在学校搞宣传经常写稿的缘故，作为奖励，学校安排我参加，来回可以坐火车，8角钱的路费由学校报销。于是，我用一块手绢包了一块凉地瓜便上了路。听完报告后已到中午，拿出凉地瓜吃午饭，冷得难以下咽。一眼瞥见附近有一个饭店，里面有一个热水桶，我便溜了进去，想凑过去喝点热水。谁知刚拿起水碗，便让穿白衣服的服务员夺了过去。服务员鄙夷地瞪了我一眼，便把我推了出去。来到大街上，望着两边林立的高楼大厦，穿着呢子外套昂首挺胸来来往往洋里洋气的城里人，屈辱的泪水差一点流了出来。但我突然想到父亲那两眼喷火的样子，想起了父亲砸给我的那些像石头一样坚硬的话，终于将泪水强咽了下去。泪眼模糊中，我咬紧了牙关，狠狠地发下了誓愿：“总有一天我会属于城市的。而且，我要头抬得更高，胸挺得更直，走得要更远……”在后来的岁月里，每当遇到挫折，陷入危局，我都会想起父亲的话，于是便会自己用鞭子抽打自己，始终不让自己倒下。
但父亲似乎又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希望我们能够脱离农村，恨不得走得越远越好，但另一方面，他又容不得对农村和农民哪怕是一丝一毫的轻视。就是我后来上了大学，最终脱离了农村，只要回到家里，他也会用农村的规矩要求我。例如，说话不能撇洋腔（说普通话）；见了村里人，该喊大爷喊大爷，该喊叔喊叔；近亲都要一一走到……诸如此类的基本礼数，都要一一做到，否则他就要生气，说“学白上了”，“忘本了”。还要补充上几句：“……你们两个老爷爷，一个叫毕正规，一个叫毕正矩。咱们可是讲规矩的人家。”
正是由于这种种影响，使我永远割不断对中国农村――农民的情感。我就像是一只飘在天空里的风筝，虽然与农村渐行渐远，但始终有一根绳子，把我牢牢地拴住，而这根绳子就攒在父亲那一双粗糙的大手里。
六
大学堂给了我一个玫瑰色的梦，而父亲给了我一种不屈服于命运的心气和志气，这种心气使我从小就滋长了一种不想流于平俗、总想一鸣惊人的冲动，虽然从表面看来，我一直是一个老实、羞涩的人。
从小学到中学，我总感到我所接受的教育不是我所想象的大学堂的样子，尽管大学堂的教育到底是什么样子，当时自己也说不清楚。于是，开始超脱课堂，把目光投向了课外。
小学时的课外阅读始于读四叔的初中历史课本，并因此喜欢上了历史，开始有了某种历史感。由对历史的兴趣，又陆陆续续读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隋唐演义》、《七侠五义》，等等。小孩子记忆力好，不但能大致记住中国历史纪元表，而且《三国演义》120回的回目和《水浒传》108条好汉的姓名和绰号也都记得清楚。这种记忆力的锻炼让我受益终生。并且由此开始崇拜一诺千金、打抱不平的江湖英雄，以顶天立地的“大丈夫”自居，虽然自己终其一生也只是一个“百无一用”的文弱书生。
小学六年级时，正在读初中的大哥回家说，他们学校有一个学生很了不起，能背过《唐诗三百首》，而且会写诗，出口成章；老师说，“背熟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吟……”我因此跑到5里之外的书店，买回了一本《唐诗三百首详析》，开始囫囵吞枣地背了起来。其中篇章尽管大都似懂非懂，但却大致背了下来。头脑里有了这些营养，慢慢发酵，最终生成了我对诗意的敏感和对诗性生活的热情，生成了一种对文学艺术的悟性。而这样的诗情和悟性，错过了童年和少年期，是很难养成的。
由于从小有了那样一种总想超凡脱俗的冲动，所以我的阅读目光从一开始就瞄准了中国和世界的一流作家和一流作品。中学阶段开始读鲁迅的《呐喊》、郭沫若的《女神》、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春》《秋》、曹禺的《雷雨》……开始读普希金、莱蒙托夫、肖洛霍夫，读拜伦、雪莱、海涅、惠特曼……并特别喜欢鲁迅、巴金和拜伦作品中的那种沉郁悲怆的味道，以及惠特曼的《草叶集》所展现的那样一种大气磅礴、粗犷苍茫的意境。《斧头之歌》《大路之歌》《我歌唱带电的肉体》……一看题目就让我有一种触电的感觉，立即联想到故乡天塌地陷般轰鸣而至的山洪，千奇百怪的巨石峰峦，震耳欲聋的开山的炮声，铁鎚打击岩石迸发的火花，野马奔腾般奔涌而至的海啸……
中学时期最崇拜的诗人是苏联的马雅可夫斯基。由于家庭成分的原因，我一直加入不了共青团，却又很不服气，这自然和一直以党外布尔什维克自居的马雅可夫斯基产生了 情感上的共鸣。在那个革命化政治化的年代，政治抒情诗大行其道，所以我一直幻想自己能写出《列宁》《好》那样的长篇政治抒情诗。对马雅可夫斯基的崇拜使我对当时中国的诗人和作家们一直心怀不恭，他们好象总是唯唯诺诺，缺少底气。即使对被吹捧为“大诗人”的一位政治诗人的作品，也冷眼相看，总感到矫饰做作，小家子气。这当然会被人视为狂妄。记得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了一所县城中学教书，有一次去拜访一位县委宣传部的副部长，谈起了那位大诗人，副部长称许该诗人是“中国的马雅可夫斯基”，我不以为然，说了一句“他只配当学生”。副部长愕然。不久，小县城便有了“狂妄之极，连大诗人×××都瞧不起”的传言。我只有苦笑。
大学我读的是英语系。1964年入校，半年社教，学了一年多，便开始了文革，所以英语是个半瓶子醋。这期间的最大收获是听过美国黑人歌唱家罗伯逊演唱的黑人歌曲《老人河》。这是我听过的最具震撼力的英语歌曲，在之后的岁月里，它那低沉苍凉的旋律一直不绝于耳，那声音仿佛来自父亲和中国的农民，常使我欲哭无泪。
学生时代这种天马行空取法乎上率性而为的阅读，导致的结果是眼高手低、志大才疏。这不能说全是坏事。“手低”、“才疏”固然不好，但“眼高”、“志大”终归是个长处。我至今自信于我看问题的眼界和眼光，从来不人云亦云，趋时媚俗，恐怕与此有关。而且，这使我在任何庞然大物面前都能挺起胸，昂起头，从不跪伏、仰视，即使在那个“山呼万岁”的年代，这种渗透在骨子里的傲气也没有消解。虽然我自始至终都是个小人物。
父亲给予我的最深刻的影响，是他用其特有的方式给我提出了一个关于“人”和“命运”的课题。他用自己的一生在做这个课题，我也在用自己的一生思考这个课题，做这个课题。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从当老师当校长当记者、编辑，一切都以此展开。无论是写长篇教育通讯《永恒的风景》《走进教育的本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一所中学的精神高度》，还是写文化评论《人的现代化――一个世纪话题》《当我仰望星空――一个民族的精神历程》，乃至《都为＜红楼＞痴，谁解其中味――也谈＜红楼梦＞》……有意无意间，都始终没有离开这一主线。这是一个永恒的课题。于政治、于教育、于文化、于人生、于历史、于现实、于未来……只有落脚于此，才能把握本质，做到是处。也正是由于这一课题的引领，我的一生才没有步入迷途，方方面面多多少少才有了些光彩。
父亲还有一点对我也影响至深，这就是只做不说。他从来不会说漂亮话，也不相信漂亮话，而只相信事实。也从来不怨天尤人。他经常挂在口头的一句话是“使出去才算本事”。意思是说，不管干什么，不能光想，光说大话，只有做到了，才能证明你自己；即使有千条理由，只要做不到，也只能说明你自己不行，没能耐。这句话我始终铭记在心。这使我即使在承受到巨大的压力，失意的时候，也从来不把责任推给他人，强调客观，而总是想，归根结底还是自己不行。而每当这样想的时候，就会有了动力，有了勇气，就能硬着头皮走下去。这让我受益无穷，使我的一生充满了“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曲折性。说来荒唐，我对政治的兴趣竟然也由此而来。上高中的时候，开始我在班级团支部眼里是一个自视清高、不关心政治、不靠拢团组织的所谓“问题学生”，并因此在《学生手册》上落下了一条“对班团支部有对立情结”的操行评语。在那个年代，落下这样一条评语是很危险的，可能会因此断送掉自己的前途。我感到了压力。在一种强烈的逆反心理的作用下，我异乎寻常地对政治发生了兴趣，并因此阅读了不少政治和哲学方面的书籍。结果，首先我的政治课的学习成绩很快拿到了班级第一名，并受到了政治课任课老师的特别赏识。到了高三，教政治的熊定明老师当了我们班的班主任，立即对我加以重用，让我抓学校的宣传工作。熊老师是党员，转业军人，在学校有很高的政治地位，我的政治状况自然也因此大为改观，否则，政治关过不了，考大学也是个问题。熊老师后来和我谈起过这个问题，说：“有些情况学生不清楚，像你，要不是我当班主任，高考档案上脱不了给你写上‘不宜录取’的结论，那就惨了。”
从那以后，我对政治的兴趣一直持续至今。虽然没有因此而步入仕途，但却使我在看任何问题时有了一个理性的态度，避免了学究气和书生气。
七
在走过了84个年头的人生历程之后，父亲于去年离去。
离去的前一年，父亲做了他一生最后一件大事
－－
拿出了他从养老保险中攒下的1万多块钱，不容分说地分给在家的大哥、三弟和四弟。
“我赶上了好时候，没想到咱们农村户口也能吃上养老金。这点钱放着也没有用处，分给你们，也了却了我的一件心事。”
我猜想父亲的心理，就是在失去生活能力的情况下，也不想一味为子女增加负担，欠下子女什么。否则，他就会于心不安。
了却了他视为大事的这一心事后，父亲的身体明显地越来越差，后来连站立都很困难，说话也模糊不清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想站起来。他常常一个人支撑着，竭力想立起身子，一边用力，一边自语：“我不信会站不起来，怎么会站不起来呢……”
父亲终于没有站起来。去年10月，父亲又一次病倒了，昏迷中被送进了医院。醒来后，他的气色竟然好了起来，说话也清晰流畅了。父亲告诉当时侍奉在身边的四弟，说他想回家，不想呆在医院里，并与四弟说好 ，明天就回家。说完，便平静地睡去了，从此，再也没有醒来。
父亲去世的当天，我从省城赶回了老家。路上，回想着各种往事，真想在父亲灵前放声大哭一场。但当我跪倒在父亲灵前的时候，却哭不出声，只有泪水从心里流了出来。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一想到父亲，便会有一种欲哭无泪的感觉压在心头，使我心潮涌动，难以自已。
我一直认为，作为老师，如果能给予学生哪怕一次心灵的震撼，就应当是一位了不起的老师；做过哪怕一件让学生刻骨铭心的事，就应当是一位杰出的老师；说过哪怕一句影响学生终生的话，就应当是一位伟大的老师。父亲不是老师，但这些，他都做到了。在我的大学堂里，他是一位真正的老师。
作为一位普通的中国农民，父亲提出了一个重大的课题，并且做了他能够做的一切；作为农民的儿子，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公民，对于父亲提出的那个人生课题，我还应当继续做我应该做的事情，即使做得不会圆满，我也要不停止地做下去。
这，是父亲的宿命，似乎也已经成了我的宿命。
（本文写于2008年7月）
转自《共识网》
转自《民间历史》网（ www.mjlsh.usc.cuhk.edu.hk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