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星星：乡村风景（二题）
乡村风景（二题）
－－作者：毕星星
乡村的树
再没有树，更能见证乡村的变迁了。
土地归家户的时候，大田里没有树。地里长树，庄稼就歇住了，不好。路上也不种树，大路村里叫官路，官路上的树当然是官有，没人愿意在大路上植树。巷子里的树，栽在房前屋后。田野里的树，栽在井台边。牲口拉水车，蹄子踩出一个圆圈，树就围着井道，栽成一个圆圈。地是自家的，井台是自家的，树永远是自家的，树就长得高大。买了卖了，树可以随地走，就一直留着。井台一周的树，得水近，长得好。地主也不急着砍树，它就一直长。井台的大树，柳树，榆树，都一抱粗细。也栽点杏树，孩子淘气了，吃个新鲜。
树围着井台，田野上看，就是一点一点的绿。一点一丛树，没有直行，也没有连片。平原上没有河滩，没有滩地的林子。树就这样一点一点撒在原野，漫不经心的。
槐树榆树长得慢，柳树长得快，柳树就比槐树榆树高大。在一丛树里，柳树经常是最高的。不是城里公园里的垂柳，那太柔曼。就是一般的馒头柳，枝叶短，纷披着，倒像今天的披头士。
巷子里大树老树更多。老院子，几十年几百年传下来，树伴随着人，一辈一辈过来了。大巷里，一揽粗的大树多的是。民国时期教书的师傅门口，上马圪台边上一棵老槐树，树身早已空了，狗钻进钻出的，猫钻进空洞爬上去，枝杈上露出小猫头来。枝干都枯干了，每年零星抽几条细细的嫩枝新芽，一副老树着花样子，这树总有几百年了。
合作化土地财产归公，村里有人宰杀牲口，各地都严打过，当成刑事犯罪。其实同时，砍树也成风，好像没有处罚。在心里，人们还是惜命，驴马都是一条命么。没有人怜惜树。树难道不是命吗？
入社在树是一劫，从此村子难见大树。
农业社也栽树。土地大路都是社里的，社里就在大路两旁栽树。规划整齐，一行一行的。这个时候最大的变化，树成了行。沿着马路，延伸到远方，那是社会主义的林荫道。
栽什么树呢？最流行的是钻天杨。发木快，直溜溜往上长，三五年就成材。还有泡桐，七八年就能解板材。毕竟刚共了产，大家都在担心归公。谁能想那么长久，几年后还不知道是谁的，你还敢思谋几十年的大树？
从此田野成了钻天杨的一统天下。以前村头的楸树呢，池塘边的大杨树呢，烂园子里的构桃树呢，统统让位给新兴的统治者。白杨独霸天下，好像土地的新主人，榆树柳树这些流传了几千年的家常伙伴冷落了。更不用说桃杏树，那是经济林，有资本主义嫌疑，孩子们想偷嘴都没个地方了。
可树这个家伙和人一样，天生是杂居的。“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杨柳榆槐，各呈奇妙。大家一起，各长各的，才叫日子。天下要只留一种东西好过，这东西肯定活不成。没过几年，一场大规模的树种瘟疫，很快席卷了各地白杨树。杨树树身上头长出一个肿包，黑黢黢的虚松起来，仿佛脖子长出一个瘿，枝叶干死。过一段往下再串出一个瘿，树身就一节一节朝下死。没治，像癌变。杨树成片病死，村民连忙砍伐。不分青壮年少，田野躺满了杨树白森森的尸体，大多属于未成年。其实预防的办法简单得很，有几棵榆树槐树隔开，就像打了隔离带，传不过去了。一大二公规划的时候，只想到整齐划一，没想到一律好了也容易一律坏。
留下的泡桐，也不容它们长粗了。生产队穷得干打干，没钱分红了，队长就说：掘几棵树去！粮食低产， 口就不错了，分红就靠卖几棵树。谁上台当队长，都盯着，那树根本长不大。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分田分地，皆大欢喜。树，却是又迎来了一轮劫难。分地分牲口，树也要分。共产风心有余悸，凡到手的树，大多砍了改成板材，堆放在家里。大地白茫茫一片，好似坚壁清野，大家于是放心。
十多年后，迎来了又一轮大植树。粮食越来越不值钱，种地无利可取，乡民开始把目光投向果树。邻村栽种了，卖了好价钱。不用发文件号召，坡地带头栽了果树。不几年，平川也跟着学。一展平的好地，都不种粮食了，一律换了梨树苹果树。百里沃野，连片果林。阡陌在树行里穿越。田野一片绿，五月花，十月果，好景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大规模的造林运动。绿了坡地，绿了平川。树的家族，迎来了历史上最辉煌的黄金时代。
树大约很骄傲。自以为招摇天下，十年百年永享厚祚，指望榛莽参天。树太天真。这是一轮经济林运动，人们栽树为了卖钱，怎样挣钱怎样来。果树不能长大，长大不好授粉，不好采摘。人们欢迎果树低矮化，大地上列队站满了树家族的侏儒。为了结果子，多结果子，果树像马戏团的动物一样，也得接收驯化。现代科技武装起来的果农全身披挂，七天喷一次农药，消灭了钻心虫，也顺带消灭了所有的蝴蝶蚂蚱蛐蛐儿。土壤施肥根本等不及，各种化工原料齐上阵，树上挂满了吊针瓶子。你要上颜色吗，挂这个液体。你要甜吗，你要脆吗?分别有液瓶等着。果皮很艳，果肉不过是各种化学试剂通过枝叶合成。从树林子经过，各种输液瓶叮叮当当挂满枝头，微风吹来如鸣佩环。一棵棵树，像蛋鸡，像肉牛，像填鸭，不过是换票子的机器。人瞪着血红的眼睛，胳膊粗细的小树就开始思谋牟利，那是觊觎乳猪上笼，残害未成年的童工。如此大规模的奴役压迫动植物，亘古未有。
果树冲着商品果子，更新换代在所难免。秦冠过时了，要换红星。红星过时了，嫁接了红富士。你刚换成最新的嘎啦，有人的冬枣暴利，呼啦啦掘了满地树根，一园子苹果换成枣树。今年山楂火得很，隔明年推广大个儿番石榴。农家的果树，十几年间轮回了一个遍。树根摆满大路，好似根雕艺术大展。挖树栽树，好像还没有休止的意思。
本来，田野里再折腾，村巷里是安宁的。官路上的大树没了，门前的树还在。谁也料不到近几年的新农村建设高潮来了。平地，扩巷子，迁移，铺上炉渣，抹上水泥。铺路整街，前任村长要取直，继任村长要拓宽，再换一任索性动迁。蓝图几番描绘，终于彻底消灭了最后的几棵老树大树。到乡村去，太阳底下白花花的，整个一个光芒万丈。这大概就是那个孤零零的崭新的新世界吧。
我的村子的老树，现在就留下我家院子里的那棵。六十来年树龄，因为长在院子里，没人管，也就没人命令砍倒，它得以幸存。这棵树，村里人叫“出”树，就是臭椿。查一查字典，这就是庄子所说的无用之“樗”，老乡亲至今保留着这个古老的发音。树以无用而保全，3000年前如此，至今如此。
公有化以来，是树逃不脱早殇的命运。人手握生杀大权，敛之常不待其熟。
大树是静物。大树在，好似老树精微笑着慈祥地告诉你，60年来，虽然不免风雪，毕竟没有刀斧，它的日子可说安然。
一个地方能长成大树，证明了此地起码享有几十年的请勿打扰。
那么一个折腾的时代呢?人折腾完人，当然还要折腾树。
树的历史就是人的历史。树不得安宁，是人不得安宁。人不折腾了，树也就安宁了。
乡野连自己的树都保不住，那肯定是受了欺负，他该有多委屈。
60年来，乡村风景最大的变化就是没了大树。
你家的大粪属于谁
我回村里发现了老档案，很意外。一个躺柜，塞了多少陈年古董。我伸手进去抓了一把，捞上来就有几张粪票。
粪票是干什么的？几十年的光阴过去，它可成了稀罕物件了。
“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大家都熟悉这个民谚。早年没有化肥，上粪只有牲口粪和人粪。想得牲口粪要到官路去捡，去拾。做农民地道不地道，拾粪是一个很要紧的标准。拾粪要起得早，天色黑蒙蒙的，背起粪筐就出了门。赶大车的要赶路，一般东方不亮就套车上路了。你起来晚，粪早就轮不上你拾了。白天土路上也有碰上马粪驴粪的，不多。谁遇上了，用脚踢推成一堆，顶尖踩上两脚，表示已经有人占定，后面拾粪的就不能动了。拾粪也有行业道德的。
合作化了，土地归了公，牲口归了公，大圈里的牲口粪当然是集体的。那么牲口拉在土路上的粪呢？社员自己还有点自留地，也要施肥。路上的驴粪蛋还能不能捡拾？牲口是集体的，牲口拉下的是不是集体的？如果设坛辩论，我看也是个复杂的学术问题，难以辩清。当然也没有辩论过，大家约定俗成，大圈里的牲口粪是集体的，土路上零星拉下的就谁拾了归谁。工作队曾经表扬过一个老农，土路上拾了一堆粪，双手一掬，扬到路边大田里了。他当然也可以踢踏成一堆，回去拿了粪筐来收了，下到自留地里去。他没有这样，这是热爱集体。大会表扬他爱社如家，把个人的土粪让给了集体。不过既然这属于大公无私，说明在大伙心里，土路上的粪，还是谁拾了归谁。
既然土路上拾粪归自家，队里使唤牲口的把式，下地时就常带着粪筐。牲口要拉粪了，停下来，使筐接了。出工时放在地头，收工了提上，撒到自留地里去。这样一来，显得和集体很生分，账算得太精细了，一堆牲口粪都要争个你的我的。可就是那样。农民自家和生产队，界限清着哩。
土路上拾粪归自家，那么，大田里牲口拉粪能不能拾了归自家?牲口粪能拾，马尿驴尿能不能拾？要辩论清楚，这大概又是个十分复杂的学术问题。大田里牲口撅起尾巴要排粪了，也确实有过驾犁驾耙的把式拿起粪筐接粪，攒了提回去。甚至也有提了小罐等着接牲口尿尿的。不过道理大不过人情，很快大家觉得，这个算账算得太苛刻了，过了，也就不那样了。
农民也和集体争抢人粪，这就是粪票的来历。
集体化了，人是社里的人，人粪当然是社里的粪。你吃集体的，拉下的不是集体的？这好像挺合乎逻辑推理。可是农家都有自留地，农民靠那一小块地吃菜，还有点别的小自由出产，过日子离不了。这就是所谓“资本主义尾巴”。农民很钟爱这个尾巴，有粪总要给它留着。“自留地里拼命哩，集体地里养病哩。”这是当年干活的写照。自留地肯定比集体大田庄稼好，傻瓜都知道。原因明摆着，农民有粪总要留给自留地。
大马房的牲口粪既然不属于自己，农民只能在自家的茅粪动脑子。
生产队控制茅粪的办法，一开始只是按人头，一家几个人，年终记几份大粪工。
很快有人提意见，人口有大口小口，食量不同，排粪量当然不同。怎么能大口小口混算?应该按出粪量，一担茅粪记一个工。到谁家挑一担茅粪，发一张粪票。这就是粪票的来历。在一个票证制度系统严密的时代，动辄要发票证，收票证，人们的票证意识空前强烈。和大粪联系，粪票的地位比较卑下。可它也抵工分的，不能小视。粪票兑换工分，属于在一个小范围内流通的有价证券。粪票是哪个年代比较极端的票证。大粪发票，是集体化时代最丢人的景观。
粪票流行过一阵之后，很快出现了弊端。论担收粪，就有人不停地往粪缸里灌水。生产队大粪车上门，收下的尽是清水。你收赶不上他灌，粪缸老是满的，招呼粪车来拉。拉的都是典型的水货。
生产队一看这样不行，有人出了主意，每月放三天茅粪假，这三天，可以往自留地送茅粪，三天以后，茅粪归集体。这三天不定期，你不知道哪天放开，就不敢随意灌水了。
一声“放茅粪啦－－”，社员奔走相告，欢天喜地，家家出动给自留地送粪。三天过去了，知道一个月内不会再放茅粪了，他接着往粪缸里灌水。
这样不行。生产队下了禁令，茅粪统归集体，多会也不准往自留地送茅粪。
社员有的是办法。他们给院子里拉了一堆黄土，掏出茅粪，灌进土堆做成粪干。抬筐，胳膊挽着，送到自留地里去。我送脏土哩，你也不让?生产队拉去的，照样是粪水。
生产队严令宣布，禁止土粪出村。白天没有动静，一到晚上，小车推，人拉肩扛，粪干总要送到自家地里去。
我家住在巷口，晚上总有踢踢踏踏的人声脚步声。父母都能分辨出哪一家在偷粪。脚步快了，母亲说，这是你三婶。支扭扭的声音，母亲说，这是犬娃的小推车。女人们携带得少，脚步轻。男人大筐，脚步腾腾的。施肥季节，一个晚上，偷粪的队伍悄悄摸摸欢腾到黎明。日头红了，新的一天来了，打着哈欠，拖着疲惫的身子，到大田混工分去。
大队看这个样子还不行，派了民兵严加看管，白天黑夜把住巷口，不让送粪的出村。
这下子就把社员制住啦？
秋天，我和五叔在一片大田锄草。五叔突然把锄把子一推，一阵风似的奔向另一块田地。我不知为啥，身旁的都笑。有人说，哈，送粪去了。我才知道，自从生产队限死了茅粪，好些人家从此不在家里拉屎尿尿了，有粪便，他们干脆到自留地去排泄。自留地里挖一个坑，几捆秫秸一斜靠，就是一个田间厕所。村里为了方便，社员自留地都分在靠村的近地，送粪很方便的。在大田干活，略为远一些，像五叔这样远远地赶过去，实在不容易。可像五叔这样宁愿跑路拉到自己地里的，大有人在。
我家的邻居红眼子庆和，自从茅粪归了公，他家立了规矩，谁也不准在家里大小便，一律到自家自留地去解决。他家自留地挨着庄外，夏天一片玉米地，一家大小都在玉米地上粪，那一排一排干粪横竖成行，整齐排列，如棋盘落子。国民经济要有计划按比例发展，他们不懂。玉米地里施肥，他家那可叫有计划按比例有次序的样板。一块地，上工下工路过，乡里乡亲的经常打趣，他家也不在乎。那会儿谁家不是穷得顾不上颜面，有闲心笑话别人。
我说这些故事，也有人听了嘲笑我的乡亲。我讲到这里却只有愤怒。是谁把老百姓逼成这个样子？个人屎尿也有人管着，这是人过的日子吗？集体化这30年，是农民遭受最严格管制的30年，也是农民人权遭受严重侵害的30年。从种什么收什么到吃喝拉撒，公家统统要管着。“新社会的农民”连一泡屎尿都由不得自己，还有什么自由幸福可言？
日子过成这样，该取笑谁？可笑的应该是这个制度的设计人。他们把土地收归了公家，自以为施舍了人间天堂。集体化没有收成，制造的只能是人间灾难。如果没有自留地调剂，日子实难过下去。依照当时的收入，又不可能解决肥料问题。一场大粪争夺战，在所难免。把农民逼到这个程度，该控诉谁？
“严重的问题在教育农民。”我看60年历史，严重的问题倒是农民教育了我们。什么叫自私?农民关心个人权益，保护个人权益叫自私吗?你使用权力剥夺农民土地，剥夺农民自由，强令农民集体生产，大锅吃饭，还要教育农民俯首帖耳顺从听命，哪有这样不讲理的。倒是农民几十年的顽强抵抗或者离心离德教育了我们，人保护自己利益的本性是永远不可改造不可教育革除的。
违背农民意愿的政策不是好政策。我敢说，集体化30年的大粪争夺战，生产队没有打赢过一个回合，社员们总有办法把好肥使到自家的地里。小块自留地里的庄稼，多会儿也比大田长得好。绿油油的自留地，黄萎病弱的大田，你总能看出社员的偏爱。这一场争夺战清清楚楚地显示出农民的选择，土地私有，归了家户，他们才有积极性。你的强制，你的教育，都不过枉费心机。
集体和农户争战到1980年代初，终于联产承包，分田到户，农民总算种上了自家的地。尽管还不算私有，几十年的经营权也算吃了定心丸。从此以后，你愿意施肥尽管施肥吧，愿意开垦，愿意改种，尽由你，你在你的地上打滚撒欢，没人干涉。农民焕发了空前热情，土地也释放出空前的能量。几十年没有解决吃饱肚子问题，一旦分地迎刃而解。我们总算明白了，人为地制造公有制多么不得人心，这个和农民憋着劲的土地制度，终于一朝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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