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明怀：我的20年右派经历
我的20年右派经历
－－作者： 江明怀
出于幼年时期对航空业的向往爱好，更出于对新中国解放后祖国一派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保卫祖国，解放台湾的迫切需求（我双亲尚在台湾）。1950年1月，毅然投笔从戎报名参加人民空军，当时离高考已不足半年！1951年2月毕业于二航校，4月分配到空十三师三十九团一大队，执行飞越天险，空投康藏高原，支援十八军进藏部队的神圣任务，1953年升正排级干部，1955年底授予空军少尉军衔。
1956年2月部队开始肃反运动，我分在第二组，小组长是王捷程副团长，他一开口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你大叔（江闻道1928年入党的老党员，长期在沙文汉，刘晓、刘长胜领导下，从事地下工作，也是我的革命引路人），本身也有严重问题，你不要还觉得自己有靠山。于是大家都集中火力追查我的历史问题，硬说我一定参加过三青团。我本着对党的一片赤诚，如实汇报了自己的思想发展过程（对国民党、共产党的认识），入伍动机，师政委吕鸿大校也找过我谈过话：要端正态度，明确指出：组织上对于你大叔反映你的情况是认可的（可见王的所谓大叔的严重问题甚为夸张），你本身政治历史上没有问题，但是应着重克服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争取进步，对我的教育很大。不久运动结束，我被停飞、待查，无所事事，我至今仍同94岁的老政委通信，深受教益，他1984年从总参政治部主任岗位离休。
1956年全社会掀起向科学进军高潮，许多地方还动员干部参加高考，我入伍前在宁波著名的“效实中学”念高三，爱好数学，这种形势对我很大影响，觉得数学是科学之本，自己想成名成家也许为时已晚，但可以当好一名数学老师，培养出一批批科学人才，大队张逊敬政委有次善意向我透露：你历史清楚，已培养成职业军官，组织上是信任的，只是由于家庭情况，今后可能转入地勤。这在相当多飞行人员看来，往往是一种人格上的贬低，我也莫能例外。于是向组织上写报告，要求转业考大学，自己也开始废寝忘食地复习起来。许多同志很不理解，团参谋彭君敏说过：“江明怀真傻，已经是少尉军官了，还要离队去读大学……”（56年7月）但是空勤人员的转业报告必须由军委空司吴法宪副政委亲批，一直拖了三个多月，10月底才批下来，在此之前九月份干部科钟科长也曾邀我面谈肃反结论：认为经内查外调，实况与本人交待符合，历史清楚，但思想复杂，自述幼年时对蒋家这门亲戚（我大姨母是蒋介石哥哥蒋介卿的儿媳）感到光荣，深受反动思想熏染……（真是断章取义，在自我交待中接着就谈及受大叔、父亲崇尚共产党，揭发国民党的反动，思想上有了根本的转变）。结论中却一字不提。我据理直争要求修改结论，但他坚持不允。10月下旬一天午饭时，王洪智团长与我同桌，他说：“你要求离队考大学，不算个人主义（胶东口音说成‘GE YIN JU RI’）今年耽搁了，明年在地方上再考也可以。”（他是团领导中少数比较理解我的一个，后来胜任师长多年，9.13事件中因林立果的死党王辉的笔记本上有他的名字，突然被捕，劳动十分积极，因勉力扛重物，导致脑中风，神志不清，问题搞清了，不能再飞，十余年后病故。）不久我们一大队奉调去开封执行跳伞任务，三个中队十来架伊尔—12全部转场，战友们乘军卡去机场时，我和他们一一握手作别，记得最后一位是李金仲同志。
11月5日，师干部科通知离开部队到泰州军区转业学校报到，去团部领11月份的工资时，仍发给84元（基本工资60元，军龄补贴及空勤补贴各12元），火车票还是软铺，我问出纳王同志是否还享受空勤待遇，他笑着回答：“叫你拿你就拿，叫你坐你就坐，啷个那么死板呦？”（他是四川人）。同去干校的还有一位气象局赵某某同志，在镇江下车去扬州时，因车厢不同，几乎失散。
11月6日午饭后准备离队去火车站，师部李嵘琛主任特来看望、送别，令人十分感动，他是46年随刘善本B—24起义到延安的，如今还健在（郑州济空干休所），去年徐州聚会还见过他，84岁了还挺健康，只是双耳失聪了。
1957年5月转业到龙泉，县领导根据我的级别（少尉转业相当21级）拟分配在文教局任科员，我坚持请求下基层到中学任数学教员，最后满足了我的愿望。到校后，夏志新校长（兼支书）表示热烈欢迎，立即分配到初二教数学平面几何。还常常征求对教师政治思想教育的意见。我则一头投入教学，并自学高等教学，很少过问。但在六月上旬某日，我难得地看了浙江日报，上面刊登了《人民日报》《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内容是号召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里面提到有人向国务院参赞齐燕铭写恐吓信等依据，我深感诧异不解：觉得全国性的整风运动是党中央发布的号召人民群众向党进言，反对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这体现了党中央开展批评自我批评的伟大气魄，现在刚开了头怎么又要对进言者反击批判了呢？担心这种出尔反尔的举动将会影响党在群众中的崇高威望。于是就立即向人民日报编辑部写信反映自己的担忧，还提出对写恐吓信这类行为可由公安部门处理，明枪对明枪，暗箭对暗箭。不要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九月份学校开展反右学习时，自己感到思想右了，主动向组织上反映了向人民日报写信这件事。寒假集中温州专区整风学习时，此事作为重点内容。我成为全校的主要批判对象。夏校长认为我写信时间上误报，还愤怒地当众出示了人民日报社退回的信件。他还批判说：“当时安排你在文教局当干部，你却非要到基层任教，充分说明对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前途丧失信心。”曲解到如此程度，真是令人痛心。在临近公布划右这段时期，夏校长还指出：我们到原部队去了解过，部队认为你的思想很反动。后来的简报里这样宣称：右派分子江明怀是蒋介石分子残渣余孽，解放初混入我空军部队……我不禁联想起钟科长不肯删除的肃反结论的那几句从我自身检查中断章取义的几句话的份量。其实我在空十三师近5年中执行任务积极肯干，政治理论学习很认真，各方面表现是比较好的，不然怎能授予空军少尉军衔？大概王捷程副团长（肃反小组长）觉得内查外调花了这么大精力还没有挖出暗藏敌人，心有不甘就根据我的自述，扣上个思想反动的帽子，可见极左思潮危害之大。
1958年3月整风高一段落，回到学校开始仍安排任教，留用察看，工资降到29.5元，但我思想上仍想不通，想起了小平是全国整风运动小组长，他曾说过对部队干部（包括转复人员）应慎重处理。就给他写信申诉，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反动，请求复查。此信显然没有寄出（邮寄），不久，夏校长找我谈话：你近来思想很不安定，决定让你去农村劳动锻炼改造，但不享受干部下放劳动的待遇。次日亲自送我去安仁镇项边村劳动。记得那天是1958年5月9号。
在农村真正实现了与农民三同，思想上教益是很深刻的，不怕累，不怕脏，远近都出了名。在项边村各项劳动中，最先过关的是挑重担、走长路，我是空十三师首届运动会举重冠军（1953年举行），从未受专门训练，就能挺举80公斤，西南空军体工队，认为潜力巨大，曾想抽调去体工队训练，但上级不准，空勤人员培养不易，不能随便调动。不到一个月就能挑150斤，翻山越岭，不输任何一个整劳力，当时常常要挑化肥、担炭、担铁砂，后来还要去借粮食。小队长沈犬儿，副队长项三犬对我都很关爱，大队长项某阶级斗争抓得紧，常常要派我连夜去外地送信（这是惯例，五类份子送信，白天仍要参加劳动），每次都被三犬拒绝（我宿他家），说我白天已经很累了，路又不熟，晚上掉下山坑多危险！后来项大队长就不再派我去了。沈队长对我也很知心，他是党员，庐山会议的情况是他先向我透露的，为人很务实，有次还暗地告诉我，某某村的现场会弄虚作假，所有展出的余粮，只表面薄薄的一层是谷，下面都是稻壳。我经常怀念这两位好领导。
我特地订了人民日报、阅读学习，对于大炼钢铁，我十分兴奋，这年国庆与农民兄弟一道拂晓即起，冒雨去瓯江支流大汘对面深山挑炭，回程由于汘水骤涨，不慎被炭筐带人都被冲倒，我奋不顾身去抢救回来，小腿被溪口刮了一个口子，仍坚持把炭担到了小高炉前，农民兄弟都很惊讶。当时下意识里仍觉得自己是以一个革命军人而不是带罪的右派分子身份去抢回两筐炭的。1959年4月大兴搞技术革新，展览会上摆着明矾加入粪便的样品，据说可以大大提高肥效，从简单化学原理分析，这是完全行不通的，我忍无可忍，还是斗胆给区委书记吴樟佑同志写信，指出其不科学性，建议不要继续搞下去，以免浪费人力、物力。
1959年9月底，分散在农村劳动的中小教、文化界错划人员集中到离县城14公里的乌梅垟县委畜牧场，由部分下放干部及十来名错划人员组成劳动大军，我身强力壮，分配运输饲料，用一辆高轮手拉车去（人力车型的）县城拉米糠，余绪推车，他会动脑子，充分利用空间，车装得好，二人配合默契，多装快跑，任务完成得很好。余绪家住龙泉城里，妻子玉芬还很年轻，白天要打工挣钱，余绪每月只发15元生活费，紧得很，儿子静波不到三岁，走路挺稳（叶瑛说此名是他所取，意在不再兴波作浪）幸亏有老外婆持家，对人十分和善，每到她家，总要用她亲手做的糖年糕，热情款待。须知当时粮食十分紧张，没有粮票，市面上根本买不到这类点心，用了粮票，你的口粮就要得扣下……老人家的美味点心，至今印象仍深。余绪年轻有为，聪敏绝顶，多么复杂的东西一学就会，分数的通分、加减法是请教我学会的，不久就能画出房屋设计图来，庆元许多部门都争相请他设计。后来自学成材，成为教授级的地方誌专家。57年他和叶瑛奉命去荷地底墅调查瞒产，他们据实以报，认为没有瞒产，仅此一条整风后期导致错划。我和他最后一次合作是1960年夏至，途经河村农场时已下午6点多了，夕阳依旧高挂，我们俩由近及远，聊到30年后的夏至之日，国家会是什么面貌？
静波是老大，兼具父母优秀的遗传基因，从小聪慧异常，学习勤奋，高中毕业参加工作后，又接受同济大学建筑系函授，毕业后转县建行就业，卓越勤恳，深受上级青睐重用，从基层干起直到省行领导岗位。静波从小就知道我这个“当过空军的江老师”，我家老大、老二，高校毕业后，想到银行界工作，曾托过他，他十分在心，还在晚上开车到我杭州表弟家会面，具体的安排上则循规蹈矩，不搞特殊，如不能到杭州银行等等，可谓尽心尽力，不忘故旧。虽然后来二人都未去建行，但他的这份诚挚情谊，我们深深怀念。
刚到农场不久，领导上似乎有意培养汪一平当我们的领导，可能他的问题比较简单，他为人平和率直，一起干活时常催促大家快、快，以后成了他的绰号。有次和他一起去河村农场拉菜，巧遇这家戒备森严的劳改农场的警卫排长，他原先也是地质队的，十分热枕，没有直呼其名叫他什么长来着？还盛情招待我俩个到长官食堂吃中灶，刚才还和我们交接过的犯人们大为惊讶，从此刮目相待，估计汪的确没有什么大问题，后来提前回地质队了。
另一次也是和他去河村拉番薯藤，这可是上好的青饲料，份量很轻，轻装快跑，一时兴起，一个下午拉了三个来回（河村到豫章约6~7公里），我在部队训练有素，1958年元旦龙泉县运动会上还得过400米冠军，一年多的农村锻炼，也垮不到哪儿去，而他毕竟比我大几岁，又长期坐机关，最后一车拉到，他因过度疲劳倒地一时起不来了。
当时正是反右倾时期，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尽管自觉劳动，积极性很高，还是被下放小组副组长陈岩兴同志抓了典型，召开大会专门批判，说我态度粗暴，不爱惜牲畜等等，再批下去可能要戴上破坏生产的帽子了……众人噤若寒蝉，这时，申晓闻发言了，她说江明怀个性粗鲁，看到猪逃出来吃菜，踹一脚是有的，但出发点也是好的，为保护好队里大批菜地不受猪糟蹋。下放干部大多也是识理的，华育同志接着指出：在我们场里，母猪就是皇后，老江你今后可要注意些！把问题引了开去，不了了之。10年后在龙泉偶遇陈副组长，他已被任命为某公社主任，态度十分热情，也许是有些致歉的意思。
1960年7月，场里又增添了二部低轮手拉车，比较实用好使，不需专门推车的，相比之下，陈勋个子最高，自然逃不了这种差事，于是这位文风清纯、才华横溢的秀才，曾任庆元日报编辑和余绪等三人，把报纸办得有声有色，只因刊登过沙文汉省长一篇反对以党代政的发言，就被错划了。我们二人二车，相互配合得很好，效率大为提高，从内心我们的确是从办好畜牧场，促进经济发展出发，没有考虑过戴罪立功、将功补过什么的，自觉性更高成效也大。
不久，畜牧场要搬到水南张山头去，路程远了几乎一倍，我们每天冒着炎炎赤日从乌梅垟运送大量物件到张山头，又要从县里运饲料到两地，从不叫苦叫累。八月下旬我不幸染上肝炎，开始乌梅垟卫生员误诊为中暑，连续五天，服药无效，连过七月半难得发给的点心、菜肴一口也吃不下，何为松（他原是八都区小教导主任，因看不惯校长的虚夸、蛮横作风，横遭打击报复，硬是给戴上帽子的）觉得问题严重，主动提出愿意送我去县医院就诊，获批准后就冒着烈日用小车拉到龙泉，送到传染科住院，记得是9月1日。当时高烧近40℃，头痛欲裂（以前从未感受过）幸得石美晖主任医师及时准确作出诊治，确定为传染性肝炎，对症下药，当我醒后石医师泡了一杯KLING奶粉，这是离开部队后再未沾过口的美味，后来每餐后都要服用葡萄糖粉，非吃不可，还中西结合，同时看中医，服中药，我自己也没有灰心，而是积极配合，一个多月后，终于可以出院，出院证明里石医师特别强调，六个月内不得参加重体力劳动，场里也还配合，让我看护一头荷兰老牛，每天陪伴它去散步。对于保证完全康复，作用至大。没有何为松及时送医，没有石医师精心诊治，预后不堪设想。后来在庆元时，有位汪姓病友见我每天积极的爬山游泳，十分羡慕，据他说当年16位重症者，已有5位病故。
年底乌梅垟畜牧场并入县农料所，我们又集中到城里农场，这里农业工人较多，还有以张利民同志（原县府办公室主任）为首的文教界下放干部小组，各方面条件好了许多，开始分配干些杂活，我的身体康复很快，脸色也逐渐恢复红润，农工一组组长吴金培说他57年曾在县大会堂听过我关于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科普报告（当时还在龙一中任教）水平不错，现在看起来身体更好了。申大姐马上说：他患肝炎刚好呢！我事后对她说何必说这些？她说：当然应该讲清楚。不久61年3月初，场里就命我和陈勋带手拉车到离城40多公里的大梅口去装运木材，从产地拉到数公里外的瓯江上游码头，再由专人放排到龙泉，建设农科所大会堂。这时我才佩服申大姐的先见之明，这时离出院证明规定不得参加重体力劳动期限还差一个半月，但自我感觉良好，还是愉快地服从分配，和陈勋二人，二车整整一天赶到大梅口，在一个破庙里安身，自己做饭，虽然条件刻苦，劳动难度、强度更大，二人相互切磋琢磨，精神互相慰勉，自觉性依然很强，很快按时完成任务。小庙里还住着一些林业站工人，其中有位姓陆的复员军人（平阳籍）和我们相处很好。陈勋为人仔细严谨，有次他突然对我说：我们许多方面更应小心谨慎才好，有人已经指出你是飞行员出身，犯事了来劳改的。开始我不太理解，后来恍然大悟，为了劳动方便，而且布票紧缺，很少添新衣，我穿了一件夹克式布飞行衣，样式有严格规定，是空勤人员专用的，陆大概当过机械兵或机场警卫人员，被他识破了。此前还有个小插曲，我曾回过一次农科所办理粮票手续，那天晚上回大梅口时看到车站食堂难得地供应糖年糕，一斤粮票，4毛钱四块，队已排的老长，我也去凑热闹，当轮到我时，一摸口袋30斤粮票和钱（记不清数目了）早已不翼而飞，真是狼狈之极，好在车票已经买好，在上口袋没偷走，还能当夜赶回大梅口，几天内都懊恼郁闷不已!回到农科所后无奈只好向主管场务的阙秘书如实汇报，承他关照，次月总算没有饿肚子。
1961年下半年有段时期农科所领导分配我去上凉亭畜牧场劳动，场里有一批鸭蛋由一位雷师傅（畲族）养在20公里外的老家附近山坑里，吴场长要我每隔半月去他家取蛋担回畜牧场，有几次就在雷家住宿，大冬天了，他母亲还是赤着一双大脚，他们交谈时除了飞机、汽车这些现代名词外，一句话也听不懂。大约去了三、四次以后，有天叶珠莲（错划后在场喂猪）突然告诉我：“你可要注意了，老雷到处在说你担蛋途中把蛋私下卖掉。最好找领导上说明一下。” 我迅速向黄支书汇报情况得到领导上的理解。叶大姐是瑞安人，解放初卫校毕业后参加工作，她父亲抗日时期曾任龙泉县长，按理是国共合作时期不应计较，但她工作以来，历次运动都绕不开这件事，57年整风不久就打成了右派，他爱人陈某某是山东南下的，政治上本来过硬，但有时领导关系处理欠佳，说他抗上，不久也被打成了坏分子……膝下有一双年幼儿子，困苦艰辛，可见一斑。
朱学诚是龙中同事，58年夏整风补课时补划的，比我晚几个月到安仁劳动，1959年9月同调县委畜牧场，62年1月同时毕业上调，我们共命运，同锻炼，可谓相互关心、莫逆之交。1960年长途拉车，是强体力劳动，食量特别大，往往当我再想吃第二钵饭时，他总是好心劝阻，再忍一下、再忍一下，怕我粮食超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许多地方即开始右派改正工作，龙泉一带大概始于1979年春，我在荷地偏僻山区，比较闭塞，一无所知。5月份他突然来信询问我的情况：说他们龙泉一批错划过的同志均获改正，一风吹，政治上、经济上都获优厚款待，还说你过去是在龙泉错划的，但名单上没有你，甚感忧虑，望速查询。我即去龙泉文教局询问，张利民局长暗示问题出在庆元（此时龙庆已分县）并立即写信给庆元刘玉兰局长，刘局长阅后说：这些事要你们自己去关心上访，我们无能为力。经分析主要是庆元文教界一些派性严重的人为打击报复所为，而我的关系复杂，虽然文革后不再清阶了，但这根辫子还可以抓。7月暑假，一家人经上海返奉化老家，大叔问起此事，甚感不悦，他解放后不久，随老上级沙文汉省长调杭州教育厅，整风中因沙案牵连被错划，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立即上诉中央，由跃邦亲批是浙江省第一批获得改正的，督促我及时写文上诉，还让他的亲家陈老先生为我修改（他在福州教育厅长年任秘书，文笔极佳），秋天返校途径丽水时就去地委统战部上访，接待的叶锡元同志极为热枕、同情，一查笔记本说你的确尚未得到改正，这种情况是不允许的。你先回去安心工作。回庆元后去县统战部查询、负责的是刚从舟山部队转业的董玉桂同志，他笑着说你人未到庆元，地委的催促电话先打来了，我们一定尽力而办，但难免尚有阻力，不要急躁，问题一定会解决的。12月下旬，接到组织部信件，宣布改正平反，恢复行政21级及相应工资待遇。皆大欢喜，立即发电报给上海大叔报喜。总算没有拖到1980年。我的改正平反，晓玲同志也很关心同情，获得解决后，曾来信致贺，并询问在庆元还有什么麻烦问题，他可以疏通，关切之情可见一班。
老朱毕业于湘吾师范，解放前夕参加了地下党，解放后与同学林昌梅结缡，同在小学任教，叶的父亲曾任过福建寿宁县县长，早已病故。但仅此一条，一家人也够受的了。54年统购统销开始，听说很快要用布票了，林去买了些布，被说是抢购物资，破坏政策，立即开除公职，老朱的党员也无声无息地消除了，既不宣布取消，也不宣布开除，直到25年后获得改正，得以恢复党籍。而昌梅女士遭此厄运后，身心倍受煎熬，已落下病根，十年前因高血压过世。老朱在县师范任教，“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领导、同事间有“老黄牛”的美称，离休后过着幸福愉快的晚年。
申晓闻：平阳人，1949年参军入伍，后又参加过抗美援朝，1952年返国后入卫校学习后，复员到龙泉县医院任护士，爱人尤文贵曾任县文化馆员，后调外地。57年返龙看到县府对面修了一条纯用古砖铺出的大路（我们几个战友刚转业至龙时，对这条马路也甚感新奇，接待我们县领导说这是废物利用，倒塌的古塔上的砖头铺成的），仔细观察还发现是古塔上的砖块，而水南有座金沙古塔则已消失，进一步在市场上还发现古塔内藏的一些文物在销售，确认县里有人故意拆去这座完好的古塔，出卖文物，诳称此塔倾斜将倒，废物利用什么的……当时正值整风初期，以老尤为首的志士仁人，鸣放之后还曾上告……，号召反击右派猖狂进攻之后，迅即戴帽划右，申大姐鸣放期间没有讲过一句话，反倒比老尤先宣布，按一般右派处理，老尤处理极为严峻：极右分子，送河村劳改农场劳动教养，不得自由。一双年幼儿女由申随身带着，当小右派。艰苦出人才，也是父母教育有方，1977年后先后考取高校，老大佳木斯医学院毕业后赴国外读研、硕士、博士，成为一位颇有造诣的医学专家。
叶瑛，温州市人，1961年与他开始相处，他与余绪1957年因讲了实话被错划，但心态积极，常常以做党的驯服工具自勉，与我比较投机，并能坚持原则，批评制止有些“同仁”的错误言行，他弟弟叶永烈当时在北大，能看到参考消息，常常信上互相交流，如蒙哥马利受毛泽东接见等。他对我棉军帽上的军徽极感兴趣，几次要求以新呢帽交换，但我也实在难以割爱。改革开放后，曾在庆元县金融界任要职，退休后幸福愉快，有一女在美国，伉俪曾前去探望，但2002年不幸突发脑溢血，神智清醒，但行动不便，幸得老伴精心照应，相濡以沫，得以安度晚年。
张松龄，1962年1月我们这批刚回到人民队伍来的人集中上凉亭学习，一位新同学来到一班，年纪很轻，约二十四五岁，中等身材，飘逸俊朗，是那种一见面就容易推心置腹的人。他原在商业局任秘书，虽只初中毕业程度，却文笔流利，写得一手好文章，家庭出身也很够硬，他为什么也被错划？大家都觉得很离奇。原来他的顶头上司杨经理是南下干部，已四十出头，家有糟糠之妻，来龙泉任职有年后，看上了一位年轻的江南女子，后来硬是弃旧喜新，离弃了原配夫人，与这位姑娘成婚，大家都很看不惯，出于正义感，小张的话最多，不意闯下大祸，划右后，杨经理有次还找他谈话：小张，别人还情有可原，你年纪轻轻，已家有娇妻，婚姻美满，何必也来说三道四，看来松龄的确没有其他问题，就是说了这几句话。杨经理也许只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威望，趁整风运动之际，薄施小惩而已，但不知道右派这顶帽子有多重，小张从此一蹶不振，一度还回家务农七至八年，全家几乎陷入绝境，幸好改革开放以后，广泛需要人才，他在从事一家国营的小力胶厂时，显露了自己的聪明才智，把这家小厂办得十分出色，后来自己又开办了一家三力胶厂，亲自随班劳动，多有创造发明，为国家急需的工矿、交通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可谓大器晚成，金子永远是要闪光的！
1962年摘帽上调庆中，1963年又转城小以后，有次因事去龙泉县文教局，县委大门门卫管石根同志突然叫住我说：老江，你今后做事，可要速手些（龙泉方言：努力、勤快的意思）你不知道，根据你的家庭情况，1962年实行八字方针（调整充实、巩固、提高）期间，波来（本来）要让你腾可的（回家去）。短短数语，体现了一片诚意，我不禁回想起当时情景：我们脱帽集中学习初期，学习班主任张利民同志热情很高，宣布许多参观访问计划，然后大家愉快走上新的岗位，可后来形势突变，不仅一次没有出去过，而是经常上山劳动砍柴，临分配时，许多人都改为回乡务农，他和我本来共同语言很多，比较理解，常常表示惋惜关爱，但这些天却很沉默，不久又豁然开朗，宣布我上调庆中，详情不得而知。改革开放初期，张主任调任县文教局长，给我来过信，还以普希金那首《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就在眼前……》著名的诗相鼓励，信中还透露今后工作将有调动，后来得悉他荣任龙泉县县长，真为他高兴，不久噩耗传来，张县长因操劳过度，突发脑溢血去世，使人很感意外。
1968年春，龙泉、庆元一代，两派斗争十分激烈，4月17日午后，我偶而经过后田镇的经水堂，忽然被对方一批携械的武斗人员挟持，关进祠堂绑在柱上，我校一位对立面的教师也在场，事后听说他曾建议立即打断我的双腿，以绝后患，因为此人身强力壮，逃出去很危险，但我在后田镇5年来，多次奋力救火，救起溺水儿童，群众印象都很好，即使对立派的人员大多是心地善良的农民群众，都不肯做这样残酷的事，得以保全，不久这批人因大桥下武斗失败，匆匆逃离祠堂，留下我一人，经呼喊，一位学生家长吴章邦迅速赶来把我解救出来。这天晚上，我与吴金良涉水赶到周墩总部，以突围经新村绕道云和，再去龙泉，午夜，在五大堡突被一辆车灯照得睁不开眼，下来一大批对方武装人员，见人就抓，我迅即窜入路边山林，向上爬去，直到日出，已经到了深山区，闭目养神休息一会，饿时吃水果糖加松针（松针维生素丰富，幸好我买了一些小糖），也试喝自己的尿液，以养成习惯，备不时之需，躺在树下睡了半天，晚上整夜向东方爬去，鬼火、兽声不时相逢……黎明时发觉已爬到一个高山顶（后来知道叫香炉顶），看到山谷里有屡屡炊烟，往下走去到村头，被一位中年男子拦下到他家，询问来历，是什么派别？碰巧他家有位篾匠，是后田人，认识我，忙说：“江老师是响当当的造反派，县联司！”那位中年人马上和颜悦色，还说：“你要是‘坚联总’（对立派），我就要把你拿下了。”原来他是该村县联司头头，于是热情地嘘寒问暖，招待饮食，正吃饭时，又跑来一位英气逼人的年轻人，原来是庆中劲松腊梅兵团头头张荣魁，真是喜出望外，他前晚在五大堡格斗中被对方优势兵力抓去，今晨押送庆元，在路上趁人不备跳山逃到这里来的，不像我是瞎猫碰死鼠，他事先了解这个据点大致方向。饭后由这位头头带我们到新村区总部，当晚翻山越岭，来到云和县的毛垟，脱离险境，又沿小溪步行整一天到达沙湾，这里是云和两派集中地，云革总力量强大是支持对立面坚联总的，而且风闻龙泉县已被保守派占领，县联司总部数百人都乘卡车撤往丽水，其他战友多是这一带人，纷纷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投亲靠友，只有我和张荣魁举目无亲，而且都是一旦被抓立杀无赦之辈（我的社会关系特别复杂，已被夸大为蒋介石的外甥，张在4·17武斗中刺伤对方一个武斗人员，此人又被我方一位不不懂政策，杀红了眼的农民，不顾张的遏阻，上去一棍打死，庆元坚联总一派正在狂叫要活捉张荣魁，为死难烈士复仇），我的确感到走投无路，一筹莫展，但年轻人就是有闯劲，小张多方问询、打听，得悉从沙湾顺瓯江支流小溪直通温州的船队（全靠人力、风力）老大都是青田人，他们都是青革总的支持县联司。快半夜了，我们找到码头，张荣魁凭着三寸不烂之舌，说我们都是省联总下属造反派，应相互支持，好说歹说，还把我也扯了进去，说我是空军飞行员转业的……终于感动了两位老大，我们各上一只小船过夜，老大说，现在久旱水浅，不能通航，要看你俩的运气了，如果下雨涨水，明早就可开航，真是老天不负有心人，次日早晨醒来，发现正下着大雨，小船已顺溪向温州方向迅速驶去，这种轻松愉快的心情，应该作为人生快事之一才对。船行六天，晚宿老大们青田老家，从一张报纸上看到我空军飞行员陈继贤在苏联阿拉木图机场接机时与苏方哨兵发生争执，坚决斗争被遣返的事迹，陈一时成为反修英雄，他是我七校同班同学，后来又在同一部队，人称“黑皮”，个性急躁，有次不慎把墨水瓶打翻，染污了施焕南的毛毯，急得用嘴去吸墨水的情景，不禁突然浮现眼前，现在他成为反修斗争上的战士，而我却在逃难……很有些悲喜交加的味道，久久不能入眠。后来，据李长蕴说：当时黑皮要抽烟，用袖子盖住脸，苏方哨兵误认为是拍照，所以发生争执。第三天天明，船靠温州码头，而我身无分文，只好把一支钢笔做押（试问与七天八夜航程加食宿的费用，怎能相称），永远惦记着这位忠厚善良、助人为乐的王老大。从此也和张荣魁结下深厚的友谊，他后来因冤案坐过牢，有次路上曾遇王丽芬（他恋人）为他送棉被去监狱，平反后被县委领导看中，担任一家有色金属冶炼厂厂长，经营出色，充分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我1969年秋，清阶运动即将开始，我在校突发高烧，有时昏睡不醒，同事们很少过问，有些则避之唯恐不及，临近有位学生家长看不下去，亲自用手拉车送我上医院，验出是疟疾发作，服药后病愈。不久粮管所突发火灾，奋力救火时因搬巨石伤腰，1970年发展到十分严重地步，起初还在劳动，实在难以支持时，去县医院诊治，贾医师（曾在国民党部队任军医）一见是我，为了表示立场坚定，硬说只是一般腰劳损，坚决不许住院，后来还是老中医吴院长拍板决定，并亲自用中医中药治疗，开了许多名贵的田三七等贵重药物，还打针灸，最后无济于事，右腿肌肉萎缩，小腿只手臂般大小，终日剧痛不已，十分痛苦不便，有位同姓的江护士说你尽管大声呼喊，痛感会减轻些。一向倔强的我只得照办，略好一些，同事中只有汤春生、张美玉两位老师来看望，体现了真挚友谊，区校吴校长也不闻不问……住院期间，同室来了一位病友，也是转业军人，我行动不便，洗脸打饭等全由他照料，50年初他在23军教导队，我到杭州预总，常在同一个操场练兵，互不相识，说起来许多人和事都还熟知，2001年曾托焦区长打听过这位热忱的徐汝端同志下落，不幸已经过世。我们商议后得知福州军区医院因战备迁址闽北山区政和，水平很高，远近闻名，离庆元不到100公里，我向吴校长提出去该医院就医，他在电话中一口拒绝，声音大得吓人，旁边的女护士也摇头不已。当时正值运动期间，我的社会关系复杂程度全县居首，有些人怕扣上立场不坚定的帽子，情有可原，但我打破沙锅问到底的本性难改，就直接向区委焦区长打报告，次日吴校长首次来院探望，还带来了焦区长的批示：根据病情，须要到哪级医院就允许到那里去就医，我去了政和，该院张教授确诊为椎间盘突出症，而该院有些设备如造影还在福州，浙江二院骨科很著名，何不到那里进一步诊治？于是又转到杭州，终于得到很好治疗，没有落下残疾。在当时政治气候下，焦区长这样做要冒很大风险的，两派斗争还很激烈，对立面时时在找岔子。多年来许多同事总爱说：老江你这条腿可是全靠焦区长给保下的。
1973年我奉调到离百山祖不远的班岱后村小任教，寒假前大叔来信：你父远在他乡，我以叔代父，命你一定要回奉化家乡相亲成婚。同时也叫三叔他们在当地物色，但公社保卫干事老管多方为难，说清阶对象不能外出，再向区秘书吴晓玲同志请示，他批准了，嘱咐不要参予派性活动。春节期间由小妹介绍与上秀相识，彼此印象不错，在此期间，县银行的张大姐（她和爱人老赵都是转业军人，胶东老乡）一向对我这个大龄的未婚中年甚为关心，听说有了眉目，就一再提醒，老江：有了对象要抓紧时间办婚事，夜长梦多啊！1976年有一次在街上遇见她和贾大娘（贾书记夫人）我们抱着快周岁的江涵，已经十分活泼，（看病时常常会劈手夺下医生的听筒）也许是她俩均未生育过，对她特别喜欢关爱，大娘还特地去买玩具送给小家伙，大概也有对当年贾书记执意调我去高海拔的班岱后村小一事表示歉意的意思。半年后作出决定，计划9月1日来校成婚，愿意同甘共苦在山区任教，但我暑假期间忙于做家具，没有及时向上汇报，8月突然传来消息，区里程某某同志的女儿刚从中学毕业，要来班岱后小学任民办教师，我只得向区里说明实情，经晓玲同志多方周旋安排，我们的计划才得以实现。在这个海拔1000米的小村校安家立业，2个孩子生于斯、长于斯，实属不易！这个四口之家是在班岱后办村校打下基础的，五十来个学生，四个班级，教得认真，学得努力，淳朴的家长、乡亲们并不嫌出身差，关系复杂什么的，常有家长送些时兴蔬菜，下半年每家杀猪时，都要请我们去吃“猪顿”，款待优厚，我们一生感激。77年初，上秀怀上老二，当时家境十分窘困，曾不拟留下，但产科主任邵赛娣女士（宁波人）反不同意，说你们年纪都不小了，二个孩子也不为过，老中医吴院长也提醒上秀体质衰弱，不宜做手术，所以我们有时对老二说：你是两位好心的医师保下来的。她听了直跺脚。还有儿科顾医师对我们的孩子也特别关爱，诊治十分尽心，我们有什么事下山来城里（多为看病）美玉老汤等都很关心常常提供食宿方便。
1977年暑假庆元县委举行大规模的揭批查运动，事实上是一派仗势整另一派，我的辫子长，更成为目标和对象，小组整，大会批，不一而足，印象最深的是罪及妻孥，上秀临产，行动不便，我就近服侍，大字报批为作风不端……胡某某教师有个儿子比江涵略大，有次他儿子拿着扫把说长大要当解放军，江涵学着说：我也要当解放军（用庆元土话）！胡老师瞪着江涵斥责：你也想当解放军？那副充满蔑视讥讽甚至有些恶毒的目光，我一辈子也难以忘怀……当然许多知心同事如金良、元白、美玉、惠明等都很关心，一再提示要小心行事，以防落入圈套。
1964年在玉田小学任教，隔江对岸是高山，我每早要爬到五角仙庙才下山，下午游泳（冬天则进行冬泳）粮食消耗很大，远远超出每月30斤，陷于困境，汤春生老师在会议上提出各位老师量力捐助，当即有鄒郦芬、王林英、郑美芬、姚英霞、周文卿等几位女老师慷慨解囊，捐助了近一个月的口粮，解决了很大的困难，感激之情至今难忘。
庆元地区一向男多女少，加上我政治、社会关系复杂，找对象的难度很大，张美玉老师的母亲（我们叫她外婆）甚为关心，几次相帮，没有成功。1973年初在星光公社小学任教时，与一位大龄女生建立了恋爱关系，但区里决定调我到高山地区的班岱后村小，我提出了上述关系，希望组织上给予照顾，但贾书记坚持不允，这时老外婆征得女方本人同意后，竟亲自赶赴她家说亲，家长嫌我年龄太大，坚决拒绝，态度甚为不恭，至今仍为她老人家受到的委屈深感不安，也衷心感谢老外婆的一片真诚，2001年回庆元走娘家时，在张美玉老师家，有幸最后见了一面。
1981年初上秀她们已回奉化老家，有天晚上县人武部张政委来电，要我到荷地区招待所相见（他是来此检查兵役工作的），见面后对我已获改正表示祝贺，勉励更好地为庆元教育事业作出贡献。还表示自己是县委常委，可以为上秀的工作安排向有关方面协商。但我们已经决定回家乡任教，且有些眉目，没有接受他的建议，对于组织上的一片好意，永远怀着感激之情。我还了解到1962年他就对我有所接触，（那时我刚上调庆元中学，曾去信人武部询问57年划右后是否保留军籍？这要从1958年错划时说起，龙中王宗文老师，解放前曾是从事地下工作的老党员，批判发言火力特别猛烈，你已经不配做转业军人了，军籍也要开除，我错划后常常拿出有彭老总具名的转业证，怔怔发呆。）今后能否以预备役少尉身份参予可能发生的反登陆作战？他那时任参谋，由他代表组织回信表示肯定，数年后升任庆元县人武部政委。
1958年错划以后近22年的艰难困境中，尽管是极左占统治地位，还是有这么多好人关怀着我、帮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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