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祝林：往事杂忆
江祝林：往事杂忆
－－作者：江祝林
二哥的回忆勾起了我对母亲与家人的思念，往事一件件浮现出来。
1940 年父母成婚于香港
1941 年，父亲受香港圣公会主教何明华委托前往云贵教区，身孕已重的母亲随父亲前往。先坐船到达越南海防，乘滇越铁路唯一连接内地的小火车到达昆明，再从昆明搭乘汽车前往贵阳。路途遥远，道路崎岖，十分辛劳。 3 月 8 日，大哥在贵阳出生。时值抗日战争进入艰难阶段，父母为大哥取名祝胜，期盼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最终取得胜利。
1944 年圣公会贵阳教区安排父母去贫瘠的安顺县拓展福音，于是从 1944 年至 1946 年父母在安顺县城建立教会。据母亲告诉我们，初到安顺时，租一栋民房，住进去后发现后门口有一摞碗，询问后发现这栋房子闹鬼，常有黄鼠狼精出现，原住户每天要供些好吃的东西给黄鼠狼精，否则家中就被闹得一塌糊涂。于是父亲奉耶稣基督的名洁净这栋房子，并清除一切与拜鬼有关的用品。当晚平安无事，黄鼠狼精被赶走了。但第二天隔壁邻居来投诉说，“你们家的黄鼠狼精跑到我家去了。”
有一天，妈妈的左腋下疼痛难忍，发现长了一个鸽子蛋大的肿瘤，肿瘤很快发展到鸡蛋般大，多次去医院治疗无效，医生说是恶性肿瘤，已无法治疗了。教友中有弟兄介绍妈妈去看一位草医，那医生给了母亲一些黑膏药贴在肿瘤上。看似小小的黑膏药效力却很强大，腋下的肿瘤渐渐缩小，最后竟完全消失了。
1947 年，父母离开安顺回到昆明，父亲在云南大学外语系教书，也兼任圣公会昆明约翰堂牧师和惠滇医院国语堂讲师。
1949 年，父亲联系了美国檀香山教会，对方愿意聘请父亲去檀香山教会牧会。于是父亲订了 12 月 12 号的飞机，准备和祖母带姐姐先去（因那时妈妈怀了我），却不料昆明于 12 月 9 日解放了，飞往国外的飞机全部取消，时间改变了父亲的一生。几乎同一时期， 1949 年 7 月份，大舅汤山英却从美国讲学归来，回到昆明，自此卷入政治漩涡。后来大舅说，当时思想上是超政治的，在美国演讲时听众问，如果红军占领了全中国，中国的将来会成为什么样子，我回答说中国永远是中国。足见父辈在政治上的幼雅。
大舅解放前是昆明惠滇医院院长， 1950 年政府接管后退出医院去教会办事处任执委主席。 1952 年，大舅被捕，被捕的罪名有三条：一、收听美国之音；二、与其他三人（江汉章、刘华翰、王齐兴）联名保释主教黄奎元（黄奎元出来后借口说要去西山修养一段时间，实则设法从边境逃往香港）；三、收藏枪支罪（其实是贾正卿在离开昆明前把一个箱子放在他家托管，后大舅发现里面是一箱枪支，就马上报告了政府，却仍然落下罪名）。 1955 年大舅被判刑 5 年，在海口磷肥厂服刑。刑满后继续留队没有自由，因他能力很强，在劳改队里成为犯人中的大队长协助管理。 1962 年，在挖矿时矿洞塌方，大舅的脚被砸伤，送医院时，发现黄疸，进一步检查，发现已到了肝癌晚期。据表姐纪霞回忆，当时她和舅妈接到通知后，从贵阳赶到昆明，坐在矿车的车顶上去看他。见到他时，大舅已经病危了。纪霞说，见到爸爸时，爸爸一直在说“工作证，工作证”，原来他还有一年就可以拿到工作证，不再是犯人的待遇。那种恢复人的权利、证明自己是正直之人的渴望，伴随着大舅度过了生命最后的时光。 1962 年 11 月，大舅安息在主怀里。 1952 年大舅被关押后，舅妈李清心带着四个孩子，没有工作，怎么办呢？表哥纪覆告诉我，艰难时刻，在贵州师范大学工作的二姨，为舅妈联系了贵州商学院去教化学（舅妈毕业于贵阳大夏大学化学系）。于是 1953 年，舅妈带着三个妹妹去了贵阳，留下大表哥纪覆在昆明农校读园艺专业。表哥周日常来文林堂，母亲很疼爱他，常将各种咸菜装瓶让他带去学校。有时表哥会带同学来家在礼堂的马牙石地面滑旱冰，或带上我们去国防体育馆治周游泳池游泳。我问表哥为什么选择农校？表哥说当时在农校读书不用交学费，每月还补贴 12 元生活费。读了三年，学校说这套体系是苏联的，要全部改过，学生可以留下来读其它专业，也可以选择读普通高中。纪覆留下来选择了畜牧兽医专业。 1958 年毕业后被分到临沧地区镇康县畜牧兽医站工作。镇康县后来分为镇康和永德两县，原来的镇康县城变为永德县，纪复被留在永德。一次回昆探亲，表哥买了十多本小人书给我们，我高兴极了，兴奋了好长一段日子。因为他父亲在监里，表哥也成为内部监控人员，每次到边境 13 乡开展防疫工作，村里会按上头指示派个民兵，背着支铜炮枪跟着，防止他外逃。虽然很不爽，表哥的心态却很好，不管那么多，只想做好工作，保住饭碗。事实上，表哥是很有责任心的人。 1979 年，昆明小哨畜牧兽医学校恢复招生，校长是表哥的同学，来信请表哥去学校教书。当时表哥正在永德搞一个佤族医药项目，还未完成，权衡之后，表哥还是回信婉言回绝了同学的盛情邀请，放弃了回昆工作的机会。表哥最终是退休后随女儿回到昆明的。表哥与他祖父和父亲一样，为人干练，能力超强，成为当地有名的兽医。
62 年大舅去世时，舅妈一家从贵阳来昆明时的合影，舅妈李清心、表哥纪覆、表姐纪霞和表妹纪美。
纪覆的父亲母亲
在永德成家的表哥纪覆、表嫂朱丽、女儿林虹与林芸。
1959 年后是一段艰难的时期，妈妈靠主刚强，抚养我们长大。记得 1962 年我小学五年级时，学校布置的作文题目是“清除来自家庭的资产阶级影响”，我想了很久不知道怎么写？左思右想，突然想起 58 年我二年级时，得了支气管结核，休学一年在家养病。妈妈特别为我訂了半磅牛奶，每天给我喝。我就把这件事写进作文里，因为那时能够喝牛奶是很奢侈的事，无疑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几天后，我看到妈妈在看我写的作文，边看边流泪。妈妈见我过来，就对我说：“我并不是要用资产阶级思想来影响你，我給你喝牛奶，是因为你得了支气管结核，需要补钙。”妈妈的爱是极其宽厚的，她甘心地付出，默默地承受。一天晚上，不知为了什么，我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就在床上一直哭。大家都睡了，只有妈妈开着台灯在看书。哭了很久的我突然意识到自己错了，就说：“妈妈，我错了。”妈妈把我叫到跟前，说：“爸爸被关进去了，我要照顾婆婆，又要照顾你们，还要教琴，你要体会妈妈的辛苦。”多年后，这个情景仍在眼前。妈妈的爱是忍耐、是等待，而不是斥责。妈妈承担了家中全部的重担：上有爷爷婆婆，下有我们兄弟姐妹四人。妈妈每天 6 点钟就起床， 7 点前到师院附小教琴， 8 点回来； 11 点半又去学校， 2 点半回来；下午 4 点又去学校， 7 点回来，晚上还有学生来学琴，要教到晚上 9 点左右。在妈妈的生活里，永远都是那么乐观，神采奕奕，没有疲倦。虽然很忙，妈妈对婆婆的照顾却是尽心尽力的。妈妈和婆婆的关系极好，我们很少见到她们红脸吵架。有时意见不一致，妈妈也尽量做出退让。记得有一次我不听话，婆婆很生气，要妈妈教训我，妈妈违心地打了我几下。事后妈妈说，我实在不愿意打你，你要听婆婆的话。
从文林堂搬到北门街以后，我和二哥经常结伴去上学，从北门街穿过双眼井巷就可下到青云街，再从翠湖北路转上文林街约半小时就可到达学校。一路上特别是小巷中常碰到“劫道”的顽童，仗着人多要收缴我们的弹弓，有时和二哥一起拼命打架才能冲出重围。回家后怕母亲担心都绝口不提。那段时间养成了早起锻炼的习惯，在二哥影响下，我也开始冷水浴，一起绕翠湖晨跑。增强了体质，很少生病了。
在那个艰难的年代，最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姐姐祝安。姐姐大我们几岁，却是妈妈最好的帮手。每次放学回来，我和二哥基本都是在看小说：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说唐演义、说岳全传，姐姐却忙着淘米煮饭，捡菜洗菜炒菜。家中的衣服也大多是她洗的，忙不过来的时候，就叫：“大弟，小弟，过来帮忙！”“大弟，小弟，洗你们的衣服！”我们看书看迷了，在姐姐的催促下，也只能放下书去做事，心里还很不高兴。姐姐的催促，后来使我们具有了作家务事的技能和责任心。不但能生火做饭洗衣被，还能缝缝补补。这些基本的生活技能无疑为以后的知青生活打下了基础。
北门街时期的哥哥姐姐和我
1960 年前后是三年困难时期，因为营养缺乏，妈妈写信给香港的叔叔，请他们寄来维生素 B12 针水，又请一位私人诊所的龙医生来家里为奶奶打针，有时也给孩子注射。龙医生人很和气，看上去令人放心。但后来就不见龙医生再来。多年之后我们才知道，妈妈有一次发现，龙医生竟然用生理盐水调换了维生素 B12 ，打进去的针水是生理盐水。妈妈很生气，当即辞退了龙医生，但并未与龙医生争吵，也没有向旁人提起此事，为龙医生保全了面子。后来只淡淡地说，那个时候大家都很困难。
自爸爸和叔叔被关进去后，母亲每个月还要分别去劳教所探望他们，送去一些日用品和食品。很惭愧的是，当时我们弟兄都不理解妈妈，为了和家庭划清界限没有一次陪她去看望爸爸和叔叔。
说起我的二叔江涛，解放后也经历了很大的不幸。二叔解放初期在一家银行工作，解放后每天有政治学习，他受不了这种政治上的要求，又因常常胃痛，就辞职回家，住到文林堂来。但是回家也逃不过政治学习，居委会的人三天两头来叫他去参加居委会的政治学习和义务劳动，二叔胃痛不去，结果居委会一纸决定，认定二叔抗拒社会主义改造，定性为“坏分子”直接送去劳教。几年后解除了劳教留队生产仍不能返家。
1966 年，房管所干部找到妈妈，要我们搬到新的地方。当时我们在北门街住的是一个三间联通的大房间，但是新安排的只有 16 平方的一间小房。妈妈坚决拒绝了，说我们人多，住不下。房管局的干部见压服不了，只有退让一步，再给我们一间房，于是我们搬到了大富春街通济巷 1 号。那时祝安姐在安宁大桃花插队落户已经两年，农忙时艰苦的劳作让姐姐十分疲备，也让母亲十分心疼。记得每次她回昆探亲，母亲就专门安排一间房子拉上窗帘让她睡觉，并嘱咐我们不要大声说话。姐姐一睡就是一个白天，母亲还要特意做些好吃的让姐姐补充体力。母亲上了年纪之后，姐姐对母亲也关怀备至，母亲常对我们讲“祝安良心最好！”
1967 年父亲离开这世界，母亲最终从悲伤中恢复过来，放下了心里的重担。她感谢主带爸爸回到了天家，歇了世上的劳苦。她引述圣经说：“神要亲自与他们同住，作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圣经 . 启示录二十一章 4 节）。爸爸走后，妈妈继续看顾二叔江涛。 1975 年，二叔年纪老迈已无关押价值，管教所来信问我妈妈，是否同意接他回家？妈妈当然同意。于是， 1975 年的某一天，我和二哥到安宁劳教农场把二叔接回了家。那时我婆婆还在，一家人就住在通济巷 16 平方米的一间小房里，另一间房因当年的疏散被别人占去。婆婆的床横在最里面，叔叔的小床接着婆婆的床头，妈妈的床又接着叔叔的床脚，中间用一个布帘隔开。二哥读书住校，我没有住的位置，只能到同学家借宿。虽然如此，但能够生活在一起，婆婆开心多了。
70 年代二叔江涛回家后与母亲、祝林明珠一家在通济巷的家中合影
江文是母亲的大孙子，从小就很得母亲喜爱，父母忙时，都是母亲帮着带。母亲说，小文很可爱，两三岁时，每次一到体育馆，他就把家中所有的好东西都搜出来放在桌上让奶奶吃。长大之后仍是十分豪爽，对奶奶体贴入微，每次来看奶奶都带上一堆市面上少见的紧俏货，滿口奶奶长奶奶短，哄得母亲心花怒放。小文的陪伴使晚年的母亲十分宽慰，母亲常说，小文有良心。
1987 年 6 月，应美国圣公会 Mary Parke 的邀请，我陪 70 多岁的母亲前往香港，从罗湖口岸出境。那时出境真不容易，开闸时，人群涌动，妈妈差点被汹涌的人群撞倒，等候签证的时间很长，经过 4 个半小时才通过罗湖海关。 6 月的天气十分闷热，妈妈和我住在我姐夫汉霖的姐姐家，那是靠近钻石山的一处木屋棚区，房子不大，汉霖姐姐家人已经够多，还要接待我们二人，真不容易。在汉霖的姐姐家住了几天，太闷热，晚上只能用风扇驱热。有一天，妈妈突然头晕心慌，我发现是中暑了，马上给妈妈吃藿香正气水，使病情得到缓解。妈妈稍好后，联系上香港的山涛舅，去他家作客。山涛住在富人区，家中十分宽敞，有两个保姆。吃过午饭，离开了舅舅家。回家的路上，我说，他们家那么宽敞，为什么不能住在他家？就是住在客厅，打个地铺也比在木屋好很多。母亲说，山涛说了，他可以在外面旅社安排住宿，但被妈妈婉拒了。妈妈说，他们有他们的生活方式，她不想麻烦别人，哪怕是自己的亲弟弟。母亲又说，山涛其实很有良心，三舅山明早年在青岛病逝，三舅妈陈正寿带着两个儿子景光和景荣赴香港九龙定居，一直得到山涛资助。儿子长大后又出銭让他们出国留学，並对正寿说，我对他们说这钱是借你们的，如果今后孩子对你确实好，这钱可以不用赔还。在香港还见到和霭可亲的正寿舅妈和表弟，表弟悄悄跟我说：“想不到几十年过去，你妈妈的英语还说得这么好！”几天后，我送妈妈去机场，她虽七十多岁高龄，还带着一个大箱子，要从香港经日本转机飞往美国。看着妈妈年迈而又坚定的身躯消失在安检门后面，我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半年后，当母亲从美国返回时，山涛舅特意安排母亲住进了酒店，虽不用自己花线，昂贵的费用还是让母亲心疼不已。
母亲赴香港时曾借住姐夫汉霖大姐当时居住的木屋区
在母亲的代祷中，我于 1990 年进入教会，参与省基督教两会、神学院与教会的事工。 1995 年我被推选为云南省基督教三自爱国会的秘书长。此时妈妈已经八十多岁，仍然担任云南神学院副董事长，一直关注教会发生的事情。这个时期云南神学院和教会经历了很大的震荡，在沉重的压力下，我心力交瘁，回家后什么话都不想讲；又觉得妈妈年纪大了，不用管太多发生的事情，很少与妈妈分享神学院和教会发生的事情，忽略了妈妈的感受。我的自以为是和淡漠，无意间严重伤害了妈妈。我和妈妈住在同一层楼的两对面，有一天早晨，妈妈敲开了我的房间，递给我一张纸条，说：“我们断绝母子关系！” 我呆住了，瞬间泪流满面，马上向妈妈道歉，请求原谅。妈妈毕竟是妈妈，平静下来，原谅了我。这是妈妈最后的重锤：不要骄傲，不要自以为是，不要忽略任何人，要谦卑，要谨慎！
2000 年 8 月 21 日，我下班回到家，见饭菜已经上桌，就没有先去和妈妈打招呼。饭后，再去房间看妈妈，妈妈已经走了。妈妈就这样离去了，没有预兆，没有告别，像多年前一样，独自前往天堂与爸爸团聚。在我心中留下的是深深的遗憾和责备。多年后，当我渐渐对基督信仰有深入一点的了解时，才明白这正是母亲的信仰：她不能继续保护我们，带领我们。在最后卧床一年半的时间里，她已不能讲话，只能默默地为我们祷告，将我们交在神的手里。妈妈完全明白人始终是有限的，全能的上帝才是人永远的依靠。赐下救恩的是主耶稣，能与儿女继续同在的是圣灵。
从 2000 年 8 月至今，十七个年头过去了。生活中再也见不到妈妈的影子，血液里却流淌着妈妈的爱和提醒。唯一确信的是，我们若能认罪悔改归向主，将来在天堂的乐园里，我们还能见到亲爱的妈妈、爸爸、爷爷和婆婆！
母亲和三叔江达章晚年与在昆明的儿孙在一起。包括子辈祝胜、祝安和祝林各家和孙辈江文一家。孙辈之中，母亲曾帮助带大过小文、小东、小玲和楠楠
附录一
江祝安：永远也抹不去的记忆
爷爷婆婆爸爸妈妈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们的音容笑貌仍在脑海中浮現，是我永远也抹不去的记忆。
小时在文林堂，父母对我们的管教是严厉而又和蔼可亲的。使我们养成从小爱劳动的习惯。除了个人，家里的卫生也分工负责并定期检查，使我们学会了洗衣服、刷皮鞋等等。父母工作很忙，在 53 年请了一个保姆阿婆，阿婆带着小孙女阿萍住进了我家。 8 岁的阿萍大我半岁，我俩从小一起玩耍长大亲如姐妹。妈妈也喜欢阿萍，一次亲手做了两件兰底起花的连衣裙给我们，穿上后外人还以为我们是一对双胞胎。我和阿萍放学后就帮忙在前门卖鞋油和雪花膏，吃飯都是大人送耒给我们。妈妈除了教我钢琴外也教阿萍，可惜我只弹了 6 年，到 58 年初中大战钢铁忙得不可开交就没有时间弹了。 59 年搬出文林堂后阿萍还到北门亍跟我们住了一段时间，后因实在太挤就搬到学校去住校。还不时来家串门，直到现在和我都有联系。
记得小时候由婆婆领我们，每晚都给我们讲圣经里的故事然后祷告。平安夜是我们最开心的时侯，睡前放双袜子在床尾，天亮就能收到令人心动的圣诞礼物。婆婆的刺绣很厉害，能绣出各种漂亮的花，可惜我没有学到手。 76 年 8 月婆婆因病去世，当时母亲在苏卅照顾摔坏了脚的外婆，我们料理了婆婆的后事。母亲一直为最后一刻不在婆婆身边而遗憾。
父亲为人忠厚老实解放后曾三次当选人民代表并任市政协委员。不幸被人诬告一夜之间竟成了历史反革命分子。 58 年 8 月父亲被带到五华区集训队学习交待，同父亲一起进集训队的孙 XX 什么都往父亲身上推，父亲一紧张头脑一片空白，有时还要回来问母亲有没有这事？母亲说你没有做的事不要乱答应。记得有一次我和母亲去珠玑亍看父亲，他用英语说了一句想吃糖，母亲拿他真没办法，别人听不懂还以为他在说什么见不得人的事。集训 8 个月因问题交待不清于 59 年 4 月送劳动教养，而孙某则因举报有功又会说活被释放。在教养期间父亲一直在诚心通过劳动锻炼接受改造， 50 岁时能够挑起 40 公斤重担并带领年轻人每天挖 1 亩地。 62 年父亲解除教养，只要教会出具证明原是可以回昆安置的，母亲曾去找当时的教会负责人孙某，提出只要教会出一证明，一切生活问题不需教会负担。但孙某心中有鬼，就是咬死不出证明。解除教养后父亲曾回家探亲并为年前病逝的爷爷做祷告，不知被谁告状，说还继续宣傳什么什么，从此父亲就再没有回过家。
文化革命中。村里的知青大多也出去串联了。一天母亲突然出现在我的门前，手里提着三公斤香肠。我慌忙将母亲让到屋里，坐了一会，母亲说，婆婆在家我还得赶回去。我陪母亲走到车站，直到她上了火车，车身掠过车站。当我回到村里，发现香肠却不翼而飞。后来听社员说，有人看见一个社会青年拿了上水库工地去了。我虽没吃到母亲送来的香肠，但母亲的关爱之情却深深刻在了心里。
69 年底母亲和 80 高龄的婆婆落户到我下乡的安宁大桃花村。生产队对我们很好，将我们住的四合院正堂屋楼上仓库房腾出耒，并搭建了楼梯。又帮我们在楼下打了新灶。我们原隔壁做厨房及睡觉的小房加上楼上仓库房的另一小间分给另一位知青的母亲住，她也是因为家庭问题下的乡。两位老人平时也可以在一起聊天。母亲为人很好和蔼可亲，生产队的乡亲们都喜欢她。
母亲、婆婆和我们当年在安宁大桃花村居住的老房子（摄于 2008 年， 2013 年已拆除）
说起来母亲来到农村还真帮了我们的大忙。那时村里的劳动十分辛苦，农忙季节早上 7 点就已在田里干活， 10 点回耒吃早飯，接着又下地直到昆钢大烟囱 4 点响起才回耒吃晚饭。稍事休息又接着干到天黑。冬天砍柴季节天不亮就上山，砍完柴揹下山已到中午，吃完飯又出工。割茅草季节 5 点上山 8 点就要割好揹下山否则起风就揹不下耒了。我有一次揹下山秤重时竟达 82 公斤。母亲見我们农活很忙就帮我们煮飯，到自留地摘菜，帮我们煮猪食喂猪。使我们下工后轻松不少。
母亲对其他知青朋友也十分关心，余贤珠刚生下孩子，母亲就帮孩子做小衣服。贤珠对我说，你妈妈太好了。她现已移居香港，还经常打电话过来，说起母亲就赞不绝口。
母亲在当地老乡中的人缘也极好， 70 年 2 月我与汉霖旅行结婚到广西看望他的家人。隔壁队长儿子阿甫就十分照顾母亲，每天帮着去村外的山泉大井挑水。阿甫喜欢摸鱼拿蝦，经常送些给母亲。我们去广西时，大哥大嫂带儿子来村看望母亲和婆婆，特地为楼梯装上扶手使婆婆也能方便下楼。
71 年 9 月知青调回昆明分配工作，母亲婆婆和不滿周岁的小东仍留在村里。母亲砍柴不便，就改用风炉烧煤。我每周周日都要回去探望，炸三公斤豆腐，背一萝筐煤炭。也多亏隔壁阿甫的关照。大哥找人帮忙落实城市户口直到 72 年 3 月母亲和婆婆才得以返回昆明。回想母亲的一生，真是吃尽甘苦，可是脸上总有灿烂的笑容。
83 年母亲与家人在翠湖公园合影：（从左到右）周汉霖、子周全东、女周小玲、母亲和我
附录二
金秋：文林堂轶事
1949 年之后，全家随父亲从石桥铺搬迁到文林堂。刚解放时，国外美差会的援助已经断绝，因此教会处于自养阶段。文林堂开设了文林服务社，祖父江顺德利用自己技能和资金制成化工产品鞋油、雪花膏等销售。并利用天井学习饲养外国种鸡和混种鸡，在其过程中曾遭鸡瘟损失不小，由于祖父的坚持，最多时达 100 多只。这一传统就此延续了很多年。记得白天将鸡圈在院子里，晚上关进楼梯下用木板和铁条拦起的鸡房。一天傍晚正是关鸡的时候，年仅四岁的小弟想钻进鸡圈看有没有蛋。突然一只凶悍的浑身披彩的大公鸡扑腾起来，啄在小弟靠太阳穴的眼角旁。小弟当即跌倒在地失去知觉，啄口是那样深，以至黑眼珠都露了出来。当然那是不可能的，应该是我的一个幻象。但这幻象一直清晰地保留至今。
文林堂位于文林街 115 号，两条窄窄的小巷分隔开两边的民宅。为两层楼灰砖西式建筑，大门右手边是两排整齐的长方形窗子，一楼窗外还嵌有绿色的铁护栏。三角形屋顶竖有一灰色的十字架。拱形的大门上部为半园形彩色玻璃天窗，下部是两扇宽敞的雕花木门。进门左边设有一个小柜台，出售鞋油、雪花膏等日用品。正对的小礼堂是基督徒主日崇拜的场所，向右则是通往琴房和天井的走廊，接近走廊尽头的左边是一个园形的月亮门，再向里则是通向楼上住房的楼梯。一上楼左手是一间宽大的客厅兼书房，右边的阳台可俯瞰下面的天井。天井左边是小礼堂的外墙和窗户，对面是饭厅和厨房。右边是与金鸡巷相隔的围墙，有侧门与巷外相通。围墙朝南的尽头是走到尽是一间木头搭建的厕所。天井内还有一口水井，我和小弟常比赛谁能够最少轮换双手最快地将水提上来。楼上住房充裕，祖父母住在最靠里的一间，我和姐弟尚年幼与父母同住一间大房，大哥独住一小房。剩下一间是保姆阿婆和她孙女阿萍的住房。
家里有一只金絲猫大黄，捉老鼠很厉害。一天大黄不见了，我们心里都不舒服。大概过了一个礼拜，阿婆在辅涌道菜市场看见一个人抱着一只猫在卖，阿婆一看，说这是我家的猫！那人说，凭什么说是你家的？阿婆让那人把猫放在地下，二人之间，阿婆叫唤大黄，大黄就跑到阿婆怀里，那人见状，只好把猫交还阿婆。阿婆把猫带回来的那天，我们都开心极了。
每到礼拜天，在教会中互称弟兄姐妹的同工络绎而来，我们特别期盼一个叫王德福的教友，他常常骑着后面带箱子的自行车前来，箱子一打开，里面各色面包香气扑鼻。原来他是个体面包师，到文林堂敬拜时，顺便推销产品，也方便大家。后来我们搬到北门街，他家竟住在我们楼上。教堂中的另一工友老牛，经常到教堂帮助打扫卫生，特别是礼拜之前，所有的窗子、椅子和讲台都会擦得锃亮。这可是一个乐呵呵的人，尤喜逗弄孩子，抓住了就要掏小雀雀。我一见他就赶忙躲得远远的。
进入布道的小礼堂，右边角落处一张绿色的乒乓球桌是放学后最喜欢的地方，常与学校的小伙伴一起打球。小礼堂中有 50 来张可折叠的靠背铁椅，椅子 8 张一排，两头和中间都留有通道，以方便信众做礼拜时自选座位。小礼堂左侧靠南有一小门与外面窄窄的巷子相通，可以方便大家出入。石板铺成的小巷南端不通，有两道门通往一进院子，院里住着庆云和庆华兄弟俩，庆华与我同岁，是我从小的玩伴，他们母亲特别忙，我常见他们吃一种特别的“快歺”，在热腾腾的米饭上放一勺猪油再淋上酱油，伴匀之后特别可口，或者以红糖末代替酱油也很不错。庆华脾气特别好，总是笑咪咪的，刚送幼儿园时，我总要哭闹一番，是庆华耐心劝慰带我进去。进小学时，却听说因他身高不够，未被附小录取而进了莲华小学。后来庆华成了昆一中足球队长和市少年足球队主力前卫。以后同在昆明理工大学任教，见面时他仍是笑咪咪的。
文林室小礼堂南端的圣台高约一米，由原木地板搭建而成，两边有阶梯上下。台前悬挂紫红色的絲绒幕布，布道时向两边拉开。台面很宽敞，左边有一个栗色佈道台，右边靠后常用的是一架风琴，只是在举行钢琴音乐会时才换上钢琴。台后壁正中挂着一个硕大的栗色十字架木雕，受难的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幼时我喜欢在台上翻跟头，常将膝盖摔得生疼。这时躺在地上的我就会注视木雕那被钉子钉在十字架上的手脚，觉得那是一种想象不到的残酷。长大之后才知道，这人类世界一直就上演着类似的悲剧。
还有一件印象较深的事，解放初期常有反革命和刑事犯被押往小红山执行枪决。文林街是一条必经之道，每当高音喇叭响起，我和姐弟就会争先恐后地奔向二楼，爬在窗台上看那军车一辆辆缓缓开过，伴随“镇压反革命，大家一条心”的乐声，荷枪实弹的军警推搡着沿卡车栏杆低头站立的犯人，犯人后颈插有一道白色的“招子”，招子上写着罪状和用红墨水圈过的名字，整个过程就象是盛大节日里的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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